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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异家庭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结构模型研究
作者：余欣欣 郑 雪
模型2 外生潜变量应激生活事件，内生潜变量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直接影响症状总分，外生潜变量应激生活事件对内生潜变量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无影响，内生潜变量之间无交互作用。
3.2.2离异家庭初中生心理健康与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关系的假设模型估计在模型拟合中我们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两个模型的拟合结果见表2。
表2的结果表明，模型1的各项指数拟合得最好。不过，检视模型1中各变量间的关系，发现应激生活事件到积极应对的路径系数为0.036（t= 0.322），未达到显著水平，为简约模型，删除应激生活事件到积极应对这一路径，得到如下模型:
经简化后的中介模型各项指标为：x2/df为1.44, RMSEA为0.062，NFI为0.908， NNFI 为0.962，CFI为0.969，GFI为0.904，模型拟合得比较理想。
进一步分解各变量对症状总分的效应，发现应激生活事件对症状总分具有最强的正效应（总体效应为0.85,其中直接效应为0.45，通过消极应对、积极应对、社会支持的间接效应为0.40）。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具有正的预测力（总体效应为0.42，其中直接效应为0.78，通过积极应对的间接效应为-0.36）。积极应对对症状总分具有最强的负效应（直接效应或总效应为-0.48）。社会支持对症状总分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总体效应为-0.36,其中直接效应为-0.21，通过消极应对、积极应对的间接效应为-0.15）。
为了比较离异家庭学生与正常家庭学生上述中介模型是否一致，我们选取等量的来自正常家庭的学生，按上述模型1的假设，建立了正常家庭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症状总分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到的模型如下：
经检验，正常家庭学生上述中介模型拟合良好，说明对于离异家庭和正常家庭的初中生来说，应激生活事件、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社会支持与症状总分的关系模型是相同的。
为了检验离异家庭学生（M1）和正常家庭学生(M2)上述中介模型中的路径系数是否有差异，我们将两个模型整合成多组模型，并依次增加参数相等的设定，增加的顺序参见侯杰泰、温忠麟和成子娟（2004）［13］。多组模型中路径系数等同检验表明，离异家庭学生和正常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P＜0.01），离异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的影响比正常家庭学生的更大，离异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的作用分别是-0.48和0.78，正常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的作用分别是-0.14和0.35；离异家庭学生的应激生活事件对社会支持的影响显著大于正常家庭学生（P＜0.05），离异家庭学生的应激生活事件对社会支持的作用是-0.49，正常家庭学生的应激生活事件对社会支持的作用是-0.28；离异家庭学生的社会支持对症状总分的影响显著大于正常家庭学生（P＜0.05），正常家庭学生的社会支持对症状总分的作用是-0.11，离异家庭学生的社会支持对症状总分的作用是-0.21。
4讨论
4.1关于离异家庭初中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
离异家庭初中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表明，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都对症状总分有直接效应，其中，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具有最强的直接正效应，其次是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对症状总分具有直接的负效应，其中积极应对的效应大于社会支持的效应。应激生活事件还通过社会支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症状总分，社会支持也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症状总分。本研究发现，应激生活事件对离异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对消极应对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一结论与钟霞等人对正常家庭学生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14］。本研究支持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是心理应激过程的中介因素［15］。本研究揭示，心理应激是各应激有关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应激生活事件是影响离异家庭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对离异家庭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最直接的重要影响。个体的应对包括两个过程,即认知评价过程和应对过程。认知评价过程指的是个体对应激事件中特定的冲突是否与其生存状况有关的评价过程,如果评价有关,那么,采取何种方式解决这种冲突。应对过程指的是个体在认知评价过程后所采取的具体的应对措施,如重新认知评价、求助等。由于初中生的认知发展还不够成熟，尚不能很理智地看待父母离异这一事件，对父母离异这一事件产生的后果评价比较消极，同时，由于他们的人生阅历比较浅，应对方式还不是很成熟，因此较容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增强应激的不良后果。本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既可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又在应激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影响应对方式发挥中介作用，这证实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16］和缓冲器模型［17］。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大于对消极应对方式的影响，良好的社会支持更有助于个体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因此，要维护离异家庭初中生的心理健康，一方面，应尽可能减少或减轻应激生活事件的影响，避免他们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应为离异家庭学生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促进其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
4.2关于离异家庭学生与正常家庭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比较
离异家庭学生与正常家庭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比较发现，两组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一致性，但是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不同。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于离异家庭学生的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对症状总分的影响比正常家庭学生的更大；离异家庭学生的应激生活事件对社会支持的影响比正常家庭学生的更大；离异家庭学生的社会支持对症状总分的影响比正常家庭学生的更大。作为重要个体资源的应对方式，决定了个体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和行为应对压力。对离异家庭学生来说，父母离异会使他们经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面对压力，若个体采用诸如问题解决、求助等积极应对方式，压力就容易被化解；若采用诸如幻想、逃避、发泄、忍耐等消极应对方式，负性生活事件得不到有效解决而使个体陷入不良情绪状态，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本研究表明，避免离异家庭学生过多使用消极应对方式，促进其多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增进他们的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作为个体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环境资源，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行为模式。良好的社会支持一方面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对维持个体的良好情绪体验也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18］。已有研究表明，离异家庭子女大多有自卑封闭心理,被人理解和支持的主观体验差;社会支持度普遍低下,尤其是家庭支持薄弱,不良亲子关系和偏差性的养育方式突出,在适应不良和适应良好的离异家庭青少年间,社会支持状况差异显著［19］。离异家庭学生经历了父母离异及随后产生的一系列负性生活事件，使得他们的社会支持水平下降，更容易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因此，社会、学校、家庭应多关心离异家庭的学生，为他们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给予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同时，要帮助他们澄清因生活创伤导致的负性认知，改善他们的不良情绪和自我封闭、自暴自弃的消极应对态度，使他们主观上更多地体会到来自父母、亲戚、老师、同学的支持，提高他们的支持利用度，从而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