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听杨绛谈往事

作者:吴学昭



教感到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此事,何从举报?再者当年编辑中的中文版《毛选》前三卷与英译系同步进行,尚未最后定稿的主席著作根本不准许带出办公室,这也正是钱锺书等必须在城里坐班办公的一个重要原因。谁人有胆敢叫他拿回家去翻译?
  至于《材料》所列举钱锺书对党的政策和揭批胡风的那些所谓“反动言论”,钱先生的清华同事和熟悉他的人,听着都觉得好笑。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如解攻前,钱先生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从学术角度提出过批评。解放后,对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将探春丫鬟的名宇由侍书改为待书等等,也有意见,但在1954年那场競烈烈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虽经组织领导再三动员,钱先生未置一辞。
  钱先生有自己的处世原则,他说过:If we don't have fireedomofspeech,atleast we have freedomofsili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
  不可理喻的是上述“参考资料”以及其他一些内部材料前些年不知怎的流入社会,散落到了旧书店和废品回收站。有人淘得一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如获至宝,津津乐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国各报刊撰文宣扬,引用发表。尤其是关于钱锺书的所谓“反动言论”,明明是些无中生有、强加于人的诬告,竟被作者当做实事广为传播,反复介绍,并把这些曾使钱先生深受陷害的诬告,说成是“钱锺书的内心世界”,“钱锺书的直言的一面”,甚至“是关于钱先生人格和思想的一个重要材料”。
  
  《管锥篇》
  
  1977年7月24日、何其芳去世。他是文研所所长——钱杨的领导,由领导而成为要好朋友的。他俩同去为他送行。在告别仪式上,他们见到胡乔木、周扬、夏衍等老同志全部到会了,感到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了。
  胡乔木知道钱锺书病喘,在他们蜗居办公室期间,寄过几次治喘的药方。他们不知他的通讯处,也就没有致谢。胡乔木和钱锺书虽是清华同学。在校时互相并不认识,不过锺书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胡是上层领导,对他并无好感,还不点名批评他身穿长袍,服装守旧。
  胡乔木第一次来访,是向钱锤书请教一个问题: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究竟是怎么说的。锤书搬出他刚修订完毕的一部《管锥编》手稿,找到某册某页,指出问题的答案。
  胡乔木一见这部手稿,大有兴趣。他翻阅了部分手稿,就着急说:“这么多外文,不及早出版,将来谁能校对呀!”锺书忙说,“还没有誊清呢。”胡乔木究竟先进,慎得新事物,他说可用xerox,钱杨二人闻所未闻。1979年11月,《管锥编》全部手稿,在胡乔木指示下,交中华书局用繁体字出版,并指令中华书局从上海调来编辑人员,由傅璇琮主持排印出版。钱锺书交出了全部手稿,如释重负,因为偌大一份手稿,誊清一过,煞费精力,他还没想到出版呢。
  1979年8月,《管锥编》出版,共四册。
  “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锤书比较冷漠,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锤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他猜想,一个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受了委屈,吃了苦头,会心胸宽厚。
  胡乔木也关心杨绛在干些什么,杨绛说,从西班牙文重译的《小癞子》已定稿。胡乔木一向称赞杨绛文笔优美,曾说他是杨绛的忠实读者,读杨的作品是一种享受。他愿做杨绛任何一部新作的“第一读者”。胡乔木对杨绛说:“你有部分读者”。大概指知识分子,特别是中老年知识分子吧。胡乔木往往从杨绛的谈话里,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
  
  《干校六记》
  
  我请问杨先生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杨先生说:“我没有满意的作品。较好的是《干校六记》和《洗澡》。锺书认为《“大笑话”》最好。我总认为小说应写出活脱脱的人物,而故事必须自然逼真,感情动人,格调勿庸俗。”
  我又请杨先生谈谈《干校六记》创作的经过。
  杨先生说:“干校回来,我很感慨,想记下点干校的事。《干校六记》是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才写的,是读了《浮生六记》才决心写的。我的题目和六记都照《浮生六记》的样。我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写成的,自信这部《六记》,超出我以前的作品,所以,我动笔前告诉锤书,我要写一篇《干校六记》,他泼冷水说:‘写什么《六记》!’他说没用,我还是把我想好的写了出来。我写完后给他过目,他不声不响,立即为我写了一篇‘小引’,我就知道他这回是真的觉得好,不是敷衍。平时他矢口否认敷衍,我总不大相信,因为他经常敷衍人,我对他的称赞都不相信了。他对我请看文章,总很为难。他若说我好,我不信;如果文章不好,他批评不好,又怕伤我。”
  这部《六记》当时在大陆不好出,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他自己又不敢用。后来香港《广角镜》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你再不寄,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范用只好寄出稿子,李国强亲自下印厂,一星期内就出版了。
  “《干校六记》,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不会出版的。他不知怎么看到了,就叫邓绍基传话给文学研究所许觉民,说这本书大陆上也该出。同时,在领导人宴请赵元任的会上,又对赴宴的锺书如此说,并说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剛,句句真话。’虽然如此,书出版后,只在柜台底下卖。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这些事今天听来会觉得可笑,当时却确实这样,“伤痕文学”还被斥为“缺德文学”呐。然而读者毕竟有自己的鉴赏眼光,这部书在许许多多人的心里蓦然唤起对干校生活的回忆,把人们感到而不能说出的感想充分而深切地表现出来。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了此书向作协提出要见杨绛,杨绛见了他们夫妇。以后美使馆请茶会、请看电影、请吃饭,不断拉拢。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末后这位夫人又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杨绛婉言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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