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听杨绛谈往事
作者：吴学昭
“经历了运动，谁都怕教书了。1952年春我已设法少讲文学而注意语法，发现文句中可发挥处，我称‘捉虱’，细讲语法，学生有兴趣。”
“运动后期，锺书留在城内工作。我一人随众开会。同事都灰溜溜，只觉清华解散了，我们部破逐出清华了。这年夏天，被召参加文学研究所筹备会，周扬主持。听周扬说，要精选部分教授专门研究文学。入秋，我们已知夫妻俩皆将调入文学研究所。”
1953年2月22日，文学研究所假座燕园临湖轩开会成立。
成立会由郑振铎主持，周扬、茅盾、曾昭抡分别代表有关部门来致贺辞，北大教授杨业治、图书馆长梁思庄、外文系副系主任吴兴华等也到会祝贺。
周扬要杨绛坐他旁边，杨绛辞谢不敢，他就和杨谈天，聊起了中国小说，周扬说唯独《三国演义》不谈恋爱。杨绛说，“吕布和貂蝉呢?”周扬没想到杨反应那么快，说，“那是‘政治’。”他很想谈下去，但是开会了。
会后大家由走廊去餐室赴宴，周扬放慢脚步回头等杨绛。杨只作没见，缓缓走到赴宴处，许多人聚谈，她就和梁思庄并立说话。
席设三桌，周扬坐第一桌，锤书、余冠英亦同席，郑振铎主持此桌。杨绛负责招待第三桌，都是清华、燕京教授。来宾就帘，她走过第一桌时，郑振铎做主席正致辞，他的座位在周扬旁边，空着。周向杨绛点点头并用手拍拍空座，招她坐。杨绛觉得不理无礼，就侧身暂坐。与周闲聊。
杨绛在第一桌侧坐着不安，直想找个借口抽身，听见主持第二桌的何其芳说：“这边桌上还缺一人!”知道是唤她回第三桌，但余冠英见周扬在和杨绛谈话，杨不及起身，他就去第三桌占了她的座位。杨绛回也回不去了，只好一身冷汗，坐在周扬和郑所长之间，尴尬之至!
第二天，周扬来文研所与研究员谈话，何其芳独不招杨绛参加；杨绛以后读到《简报》才知此事。周扬接见文研所部分研究员的《简报》，逐一写明了研究员的姓名，所谓“部分”，不过是除了杨绛一人之外的全体(钱別书次日已进城工作)!杨绛明白这是何其芳因昨天入席的事怒她。“我入所就犯了一个说不明白的错误，成了个媚首长的资产阶级女性!”杨先生自嘲说。
“何其芳一直把您和钱先生当外人吗?”我问。
杨先生答：“没有。或许经过一段共事，也了解了我们的为人，后来就不见外了。彼此尊重，相处融洽。何其芳曾托我去问毛选英译委员会徐永烘讨还钱锺书，徐笑说‘与虎谋皮’。”
钱锺书的“历史问题”
党组织通过思想改造和忠诚老实运动考察，也考虑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入党。传闻周扬就曾问过何其芳：“为什么不发展钱锺书入党?”钱杨夫妇初闻此说惴惴然，思想不无负担。虽然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书上看到的苏联共产党大不相同，而且亲身体会到新中国的种种进步，感到党的巨大作用，但他们是free thinker，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不愿过问政治，解放前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解放后也绝不入党。两人正暗暗发愁如何应对党组织召谈；突然，发展钱锤书入党的传说消失得全无影踪，上上下下无人再提此事。
钱杨夫妇私下庆幸锤书这回得以“逃脱”，免予不识抬举，却始终没有弄清此事急煞车的缘由。两人虽极尽“格物致知”之能，未能解开谜团。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示意文研所发展钱锺书入党后不久，正在有关方面酝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提名之时，不早不迟，一份反映钱锺书“思想反动”、“政治历史复杂”的黑材料，摆上了文研所党政领导的案头，材料未与本人见面，举报未经查证核实，就不明不白地装进了钱锤书的人事档案口袋。不仅如此，钱锤书还被当成北大反动教授的典型，写进《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由高等教育部报送中央。1956年1月1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将北大这份典型调查材料收入“会议参考资料”，印发与会者参考。钱锺书的反动名声，亦由此而越传越广。
编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的《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当时是具有一定密级的内部资料；改革开放后，却在北京潘家园的旧货摊上也能淘见。请看该(调查材料)是如何认定钱锺书是反动教授的。原文如下：
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1952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摘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
李克和沈学潜(《材料》居然连名字都搞错了)，钱锺书在臟孜前并不认识。李克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管子》，钱于解放后在清华任教时，李克曾由锺书的清华同事周一良先生的介绍，来请教关于《管子》的问题，如此而已。
至于“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纯属无中生有。清华大学师生中并无沈学泉其人。
钱锺书于抗战胜利后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期间，仍居上海，每月到南京汇报工作。有一次，蒋介石要接见政府文化部门有关人员，锤书得知晚宴将会见“极峰”，他不愿见，饿着肚子不赴晚宴就溜回上海寓所。
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见过蒋介石的知识分子不知有多少。如果按照《材料》的观点，凡见过蒋介石者即属“思想反动”或“政治历史复杂”，那可真要打击一大片了。
英文版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书上明明写着AuthorizedttansladonbYWangChong-hui(王宠惠受权翻译)，与钱锺爷何干?
“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钱锺书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美军俱乐部用英文演讲《谈中国诗》，本人从未讳言其事。倒是举报者似不知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军此时称谓盟军。为盟军介绍本国文化，何罪之有?
钱锺书对毛选的“污蔑”，据说是出自北大西语系一名助教的举报，但当调查者询问时，这位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