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湖南少年歌》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有着独特精神气质的湖南人起到了决定历史走向的作用，如果说是湖南人造就了现代中国，也并不为过。

　　

　　

　　

　　他们都是湖南人！

　　

　　单从军事方面看，中央军委在1989年和1994年正式确定的36名中国当代军事家中（大将资格以上），湖南籍军事家就有15位，占41%。其中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3位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6位开国大将——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在战争年代牺牲的有5位——段德昌、曾中生、蔡申熙、左权、黄公略。

　　

　　在1614位开国将帅中，湖南籍有202位，3名元帅，6名大将，19名上将，45名中将，中将以下129名，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之首。在抗战时期中国最为精锐的远征军中，出身于湖南的军官和士兵是骨干力量，人数要占到一半左右。

　　

　　

　　

　　如再前推50到100年，就会发现奠定近代中国历史基本格局的，仍以湖南人为最。“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湖南人材半国中”，湖南籍人士及其幕僚成为晚清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位至总督者15人，巡抚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多不胜数，还产生了一批卓越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李善兰、徐寿、容闳等）。

　　

　　晚清的“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湖南就有两个（如果按“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说法，湖南人就要占三个）。在之后的民国时期，湖南也盛产革命志士、文化名人和军人——“黄埔三杰”蒋先云、陈赓、贺衷寒，全部来自湖南；黄埔军校一至五期共毕业7399名学员，其中有2189名湖南人，占30％……。可以说，湖南人是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要动力。

　　

　　为什么会是湖南人？简单的讲，近代的中国需要“霸蛮”的湖南人，或者是湖南人的“霸蛮”，才能闯出一条生路来。

　　

　　

　　

　　历史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交而成的洪流，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可以追溯本源，关于湖南人的故事，还得从湖南这个地方说起。

　　

　　湖南，因大部分土地都在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地处长江中游，北靠长江，东南西三面环山——西北有武陵山脉，西南有雪峰山脉，南部为五岭山脉，东面在湘赣交界处有罗霄山脉，中北部地势较低，属丘陵型盆地。境内有湘江、资江、沅水和澧水四条大河，构成了湖南的主要水系，其中湘江是水量最大，经济价值最高的河流，所以湖南的简称就是“湘”。

　　

　　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出，整个湖南基本上是山水相交的地貌，仅有北部的一小片土地相对平坦。崎岖的地势不利于耕作和交通，会引发各种地质灾害，潮热多雨的气候也容易使疫疾流行——老天爷并没有给予湖南人优厚的自然条件，从一开始，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类就必须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在艰苦之中寻求生存之道。

　　

　　

　　

　　要在上天造就的逆境中生存下去，就得有那么一股坚韧不拔、不畏艰难，乃至蔑视死亡的品性才行。上古时期的“湖南人”基本都是悍勇尚武、不惧凶险的苗裔，春秋战国时期的“湖南人”甚至还以自己是“蛮夷”为荣，《史记•楚世家》中记载：“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老子就是蛮夷，就打你了，咋滴？那个周什么天子听好了，要是不老实，你就给我小心点……

　　

　　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拥有独特文化的湖南实际上处于与中原文明分庭抗礼的状态。战国时期的楚国一度是面积最大、也是唯一有资格和秦国争夺天下的国家。就算被秦国所灭，也留下了令秦国君臣恐惧的谶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一谶成真，秦国果然为楚所灭。两百多年后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领军攻打“五溪蛮”和“武陵蛮”，均告失败，可见那时“湖南人”的强蛮，中央政府的精兵强将也莫能奈何。

　　

　　

　　

　　如果就这么发展下去，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各省，说不定就变成南方的匈奴了。但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最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深刻影响了湖南——从西晋灭亡后的五胡乱华，到安史之乱和宋室南渡，为了躲避战乱而大批南下中原汉人在一千年的时间里陆续涌入，将中原文化“夹带”到了湖南，通过与原住民的融合，最终以非战争的方式将湖南“汉化”了。

　　

　　不过，“汉化”只能说是给湖南输入了一些“忠孝节义”之类的价值观，而实际生活层面上的品性却没什么变化，湖南人性格倔强、尚武好勇的特征一直保留了下来。在司马迁的记述中，衡山、长沙等地“俗剽轻，易发怒”，《隋书》也以“劲悍决烈”来概括湖南民风，南宋词人李曾伯曾在长沙做官，对当地人民的评价是“民最喜讼，号难治”，民国时期的地理学家白眉初在《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中总结各省人的民性，“……广东激烈，云南质朴，至于湖南则多刚正”。

　　

　　这一方面是由于湖南远离王朝的统治中心，礼教束缚相对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这样不行——地理气候，山川江河，可是不会大变的，要是不“霸蛮”和“实用”一点，咋能活的下去呢？经常用来形容湖南人的“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就是一方水土和上千年历史共同雕刻出来的“湖南性格”。

　　

　　

　　

　　所以，今天的湖南人是中原汉人与苗人在历史上融合形成的，是既有中原之礼与智，又有苗民之蛮与勇的独特人群。不过，执拗的性格可能更加适于做学问而非做官，在盛行“官本位”的古代中国，湖南更多的是出大学问家而非大官，比如唐代书法家欧阳询、怀素，宋代的周敦颐和明代的王夫之，始于北宋、闻名天下的岳麓书院经历千年，至今仍然在运行（湖南大学的一部分）。

　　

　　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19世纪后半叶，属于湖南人的时代终于来了。

　　

　　当是时也，外有列强入侵，割地赔款，内有重重矛盾，尖锐复杂。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内一外，在时间上重叠的两场战争不仅要了咸丰皇帝的命，也几乎要了清王朝的命。那时的中国，同时面临着民族独立、国家体制和社会变革，以及救亡图存的任务，任何一个向前走的动作，都得顾及三方面，但又容不得慢慢来，这就需要有魄力、有担当，有韧劲的人站出来，而湖南人的“霸蛮”性格，正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气质。

　　

　　所谓“霸蛮”，并不是外在的凶狠，而是内里的执着与坚守。湖南地处长江之滨，英法列强逆流而上，在中国内陆划分势力范围的行为，使湖南人得以较早的接触到先进事物和新思想。蔡元培曾在《论湖南的人才》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天生的闯劲，加上外来的刺激和影响，湖南人率先踏出了变革的步伐，引领风气之先——我们所熟知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出自魏源（湖南邵阳人）。再后来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以及他们所创制的湘军，就更是近代湖南人的典型代表。

　　

　　

　　

　　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湖南人，都是时运相激的人物。从历史记载看，被后世捧上神坛的曾国藩，天赋其实不佳，甚至可以说是很笨，读书做事全靠湖南人那种倔劲硬啃。当太平天国汹汹而来时，曾国藩正在家乡为母亲守孝，面对时局变异，曾国藩迅速做出决策，要以一己之力，编练武装，消灭太平天国。

　　

　　为什么他要选择“扶清”呢？

　　

　　要知道当时也有不少士绅由于对清廷的失望，以及对新王朝的投机心理，加入了太平军，就连后来促成幼童留美的容闳，也一度投过太平天国。但曾国藩不这么想，他看出太平天国是一个更加野蛮落后的势力，相比之下清朝可能还有进步的空间——知道该支持谁反对谁，这是识大局。

　　

　　

　　

　　清朝的八旗和绿营皆腐弱不堪用，要“扶清灭洪”，就不能只会读书、做学问和混官场，必须出来做事，当务之急是建立新式武装——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是有决断。

　　

　　编练武装这事不好干，没有国家财政支持，就得自己筹款、募兵、购械、操练、领军，从衣食住行到作战技巧，事无巨细全要一力承担，还得应对朝廷猜忌和同僚掣肘，时时要随机应变，但曾国藩仍然不辞辛苦地办到了——这是“耐得烦”。

　　

　　以保卫家乡，拯救文化为号召，以血亲、乡邻为纽带，解决了湘军“为什么打仗”的思想问题——这是接地气的智慧。

　　

　　作战不求机巧，只求有把握的胜利，“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扎硬寨，打死仗”——这是“吃得苦，不怕死”。

　　

　　曾国藩在创建湘军过程中吸收了很多西式操典、装备和战法——这是不守旧。

　　

　　

　　

　　引得春风度玉关　　

　　湖湘子弟满天山

　　

　　“左公柳”是小学生都知道的故事

　　

　　由此可见，举办团练这种事，还就得有湖南人的脾性才行。曾国藩最终凭借湘军消灭了太平天国，这支私军虽然并非列强那样职业化的先进军队，但也大大优于八旗和绿营，是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是曾国藩这个湖南人在那个时代独自闯出的一条新路。湘军的历史功绩还不止于此，在曾国藩之后，左宗棠又率领湘军收复了新疆——没这两个湖南人，中国西北也许真会缺少一大块领土，这后果不敢想象……。曾国藩和湘军挽救了大清，接下来干什么呢？曾国藩之后的湖南人，先是搞洋务运动，再搞君主立宪，实在不行，就搞革命！

　　

　　

　　

　　曾国藩首先规划了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在出任陕甘总督期间也创立了兰州制造局，如果说是湖南人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也并不为过。另外，还有约两万湘军被派遣到台湾，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投身反日斗争。曾国藩、左宗棠和湘军，是湖南人在近代全面崛起的标志，之后的很多维新志士、革命者、文化名人，将帅都出自湖南，有些干脆就是直接来自湘军。

　　

　　

　　

　　有了曾左二位的榜样，更多的湖南人才接踵而来，不断投身于变革大潮之中——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黄兴、宋教仁、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蔡和森、何叔衡、齐白石、贺绿汀（《游击队歌》作者）、沈从文、田汉……，遍及军政科教各方面。每当需要创新求变之时，必定是湖南人冲锋在前。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来自湖南的有20人，占1/4，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是主将。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16%，是入会人数最多的省份——“湖南人流血不流泪……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

　　

　　

　　

　　孙中山发给湖南起义军的奖牌

　　

　　“湖南人流血”并不夸张，武昌起义大家都很熟悉了，而在此之前，发生在1906年的萍浏醴大起义可谓是武昌起义的预演。1906年，同盟会派遣成员刘道一（湖南衡山人）、蔡绍南（湖南萍乡人）和龚春台（湖南浏阳人）筹划起义，12月4日，起义爆发，龚春台并发布檄文，历数清王朝十大罪恶，打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的旗号，人数多达三万，清政府调动了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最大规模的部队，交战二十余次才将起义扑灭。刘道一被捕遇害，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个烈士。

　　

　　我们都知道武昌起义的直接诱因是保路运动，而保路运动最早其实发端于湖南，然后蔓延到四川，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在武昌起义后的1911年10月22日，同盟会湖南分会策动长沙新军发动起义，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和参议院，是全国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壮举，终结了清朝在湖南的统治。袁世凯称帝后，蔡锷（湖南邵阳人）在云南举兵护国，以劣势兵力大败北洋军，击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是“修文演武又能手，护国倒袁一伟人”。

　　

　　

　　

　　在民国时期，湖南人依然占据着军政领域的主角，扮演着推动历史前进的角色。黄埔军校前五期中，湖南籍学员占三分之一，仅在黄埔一期的635名毕业生中，就有湖南籍学员197人，其中湖南籍共产党员占黄埔一期共产党员的半数以上，其中有陈赓、左权、宋时轮、段德昌、黄公略等后来的名将。在国民党一方，湖南籍的著名将领有贺衷寒、陈明仁、黄杰、霍揆彰、郑洞国、宋希濂等人，12名一级上将中，有两位湖南将领——唐生智和程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早的女兵，基本上也是来自于湖南，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宣布招收女学员后，仅长沙一地就上千人报名，录取比例为100:1，其中录取了曾宪植（曾国荃的玄孙女）、谢冰莹、胡筠、黄静汶、陶恒馥、彭援华等数十人，多数来自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她们有的参加了北伐，有的参加了南昌起义，有的成为文武双全的女游击队长。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霸蛮”二字，在湖南也是可以用来形容妹陀的！

　　

　　湖南妹陀都如此了得，湖南伢子就更有血性了。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南成为主战场，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进行的22次大会战中，有6次发生在湖南境内——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和湘西会战，侵华日军将35%的兵力用于湖南战场，国军正面战场总兵力四分之一也集中在湖南抵抗。战斗之惨烈、伤亡之重大、影响之广泛，都是其他省份和战役难以比拟的。

　　

　　

　　

　　常德保卫战被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国军队以一师的兵力，浴血奋战16昼夜，歼敌5000余人，守军8000多官兵仅剩500余人。“阵亡第一将”彭士量是湖南浏阳人，牺牲前拼力高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焉！”

　　

　　

　　

　　衡阳保卫战后收敛的部分

　　

　　中国军人骸骨

　　

　　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湖湘子弟

　　

　　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中，守城官兵抗击着数倍于己日军，以伤亡15000余人的代价，歼敌2万余人，杀伤近6万余人，坚守孤城47天，创造了抗战期间城市坚守时间最长的奇迹，也是日军伤亡高于中国军队的罕见战例。日军中将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联队长和尔基隆、大桥彦四郎，均被击毙于衡阳。正因战绩显著，牺牲壮烈，衡阳在1946年被国民政府命名为全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

　　

　　

　　

　　因“焦土抗战”的失误

　　

　　长沙发生“文夕大火”

　　

　　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

　　

　　八年抗战中，湖南每年供应军粮1000万石、军布300万匹、军棉7万担；以3000万的人口基数，输送了210万兵员，平均每15人中就有1人参军，比例居全国之首。东南沿海内迁的工厂约有三分之一落户湖南，湖南境内丰富的有色金属（钨、铋、锑、钒等）和非金属矿藏（石墨、重晶石等）成为重要的军事工业原料和出口换汇的战略物资。这些在古代世界不大能用上的资源，以及发源于湖南人的现代工业，最终成了中国抵抗日寇的重要支柱。

　　

　　

　　

　　远征军中的湖南人要占一半左右

　　

　　是当之无愧的主力

　　

　　廖耀湘、郑洞国、霍揆章、

　　

　　陈明仁、阙汉骞、黄杰等

　　

　　将领亦占据主要指挥岗位

　　

　　为支援抗日前线，湖南人民修通了全省的主要公路干线，完成了粤汉、湘黔、湘桂铁路在湖南的接轨，相继建成了衡阳、芷江机场，这些空军基地的存在，持续给予日军重大杀伤，令日军如鲠在喉。在正面战场的国军中，少将以上军官在抗战中共牺牲115人，其中湖南籍将领占三分之一。湖南人民亦为抗战牺牲累累，全省共伤亡262万多人，其中死亡92万余人，重伤170余万人，毁房94万多栋，毁粮4000多万担，损失耕牛64万多头，牺牲人数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大大超过各省平均数，也应了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的那句话——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八年烽火起卢沟，受降之日落芷江。日本宣布投降后，受降地最初选在江西玉山，但鉴于国民政府许多高层人士的异议，以及中国战区的美军参谋长魏德迈的建议，蒋介石临时将受降地点改在湖南芷江，这是对抗战期间付出重大牺牲，做出重大贡献的湖南的一种肯定。

　　

　　

　　

　　杨昌济将湖湘文化传承给了毛泽东

　　

　　要说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湖南人，自然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从小就受深湖湘文化的熏陶，他的父亲毛贻昌就曾经是一名湘军，他的老师杨昌济是一个典型的湖南知识分子，非常推崇曾国藩和王夫之，极大的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在毛泽东的许多治军施政的举措中，都不难发现曾国藩或者是湘军的影子——蔡锷编有一本《曾胡治兵语录》，毛泽东认真研读过这本军事理论书，汲取了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等精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很难让人不联想想到曾国藩的《爱民歌》。

　　

　　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独服曾文正”的阶段，而是以湖南人的“霸蛮”之气继续开拓新路，最终打败国民党，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其实，毛泽东所面临的困难和环境，大致与曾国藩草创湘军时类似，都要白手起家，都要面对强敌，还有己方的掣肘甚至是暗箭，没点湖南人那种不信邪的蛮劲，还真是坚持不下来。有趣的是，他的对手蒋介石也非常崇拜曾国藩，不仅尽心模仿，还广为宣传，最终仍然失败了——手握一把好牌还能打输，大概就因为他不是湖南人吧……

　　

　　新中国建立以后，除了朝鲜战争以外，少有大战，尤其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主流，刚硬的湖南人似乎不再吃香。不过，每当有硬骨头要啃的时候，还是需要湖南人出来扛事。1998年，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湖南长沙人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这样一番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做出这种仿佛抬棺上阵一般的表态，是因为当时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必须要硬碰硬，而且没多少回旋余地。

　　

　　这同样是一个高难度的活，还不能思前想后犹豫不决。与当年的曾国藩一样，朱镕基几乎以一已之力，推动了中国金融改革、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国家机关精简，还主持查处了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贪污案及远华集团走私案等大案——

　　

　　“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这就是湖南人，中国的斯巴达，中国的普鲁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