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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七九一年间，拉盖尔小姐回来察看她的土地的时候，接受了苏朗日前法官的儿子做她的总管，那人名叫戈贝坦。苏朗日这个小城现在不过是一个县政府所在地，当年在勃艮第家族和法兰西家族争斗的年代却曾经是相当大的伯爵领地的首邑。现在是专区首府的法耶市，当时不过是一小块领地，和艾格庄、龙克罗尔、塞尔诺、库什以及另外十五个村子一样，都附属于苏朗日。苏朗日家族一直是伯爵，而龙克罗尔家族却上升为侯爵，这都是玩弄权势的结果，这权势便叫做“宫廷”，它曾把普莱西尔上尉的儿子封为公爵①，居于曾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几大家族之上。此事足以说明，城市和家族一样，是盛衰无常的。
①普莱西尔上尉的儿子，指法国历史上著名的黎塞留红衣主教（１５８５—１６４２），其父弗朗索瓦·杜·普莱西尔·德·黎塞留（１５４８—１５９０）因作战勇敢，死前被亨利四世擢升为王家卫队的上尉。
一个法官的儿子，一个分文不名的光棍，接替了总管的位子。原来的总管任职三十年，发了大财，现在宁愿放弃管理艾格庄的职务，而去担任有名的米诺莱公司①的第三把手。
这位未来的粮食商人从自己利益着想，推荐弗朗索瓦·戈贝坦当大管家。戈贝坦已长大成人，并且已给他当了五年会计，这时负责掩护他撤退，为了感谢上司教他管理庄园的栽培之恩，答应为他向显然已经让大革命吓坏了的拉盖尔小姐要一张离职证明书。前法官现在是本市的检察官，是那胆战心惊的女歌唱家的保护人。这个外省的富基埃－丹维尔②导演了一出反对这位戏剧皇后的假造反，（她因为与贵族有瓜葛显然在政治上受到怀疑，）以便使他的儿子能假装出来挽救局势，凭这功劳为他的前任弄到一张离职证书。这样，女公民拉盖尔就任命弗朗索瓦·戈贝坦为她的总理了，既是出自政治考虑，也是出自感激。
①米诺莱公司是法国大革命时创办的粮食公司。巴尔扎克的小说《于絮尔·弥罗埃》中的米诺莱为该公司创办人米诺莱的后裔。
②富基埃－丹维尔（１７４６—１７９５），法国大革命时代革命法庭的检察官，以残酷无情闻名。此处指戈贝坦总管的父亲，当时布朗吉的检察官。
未来的共和国筹粮官没有把小姐宠坏。他一年大约往巴黎给她寄三万利勿尔，尽管艾格庄那时年收入至少有四万。当戈贝坦给她寄三万六千的时候，这个无知的歌剧院女郎就已喜出望外了。
为了在廉洁的法庭面前为艾格庄的总管当前的财产辩护，需要解释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年轻的戈贝坦在他父亲的庇护下，当上了布朗吉市长。于是他就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用恐吓手段（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逼迫人家用银币交租，那些债务人可以自行选择：如果不照他的做，就要接受共和国极其苛刻的征调制度，从而倾家荡产。但是这个总管把银币拿到手之后，付给他的女财主的却是共和国的指券①，在这种纸币流通期间他一直这样做，这种纸币也许没有给国家增加财产，但至少使许多人发了财。从一七九二到一七九五的三年间，年轻的戈贝坦在艾格庄赚了十五万利勿尔，并且立即拿这笔钱到巴黎金融市场去做生意。拉盖尔小姐口袋里塞满了指券，只好拿她从此没有用的首饰去换钱用；她把首饰交给戈贝坦，他卖掉之后老老实实如数把钱交给她。小姐为他的清廉深受感动，从此对他倍加信任，就象她信任皮契尼②一样。
①指券，法国大革命之后发行的一种以国家财产作担保的证券，于１７８９—１７９７年流通，曾一度作为纸币。
②皮契尼（ＮｉｃｃｏｌｏＰｉｃｃｉｎｉ，１７２８—１８００），意大利作曲家，于一七七六年到巴黎，创作多种歌剧。拉盖尔小姐曾主演过他的歌剧。
戈贝坦于一七九六年同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前国民公会议员的女儿，伊索尔·穆雄女公民结了婚。那时他手里已经有三十五万法郎的银币；由于他认为当时的督政府是会持久的，他就想在结婚之前，借口一个新生活阶段的开始，要小姐对他五年的管理业绩予以肯定。
“我就要做一家之长了，”他说，“您知道管家的名声是不好的。我岳父是共和党人，象罗马人一样廉洁奉公，而且是一个颇有声望的人，我要证明我是配做他的女婿的。”
拉盖尔小姐审查了戈贝坦的帐目，给予高度评价。
总管为了取得德·艾格夫人的信任，在开始时对农民采取严厉惩罚的手段，因为他担心那点出息经不起他们糟蹋，下一次卖木材的外快就会减少，这也是不无道理的。而那时处于至高无上的人民到处都以主人自居，夫人对那些近在咫尺的皇帝们非常害怕，于是向她的黎塞留主教①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安地死去。这位过去的歌剧明星收入大大高于她的花销，因此她听任人家树立了后患无穷的先例。为了避免打官司，人家在她家附近的土地上为所欲为，她都容忍下来。她看到她的花园围墙坚固，外人闯不进来，就不再担心自己当前的安乐受到干扰。象一个真正的哲人那样，只求安宁，别无他愿。这个当年一掷千金，漫不经心的唱歌剧的姑娘，十万利勿尔的收入不过供她一乐，不久前六万法郎的年收入扣除三分之二，②她也毫无怨言，在她眼里，几千利勿尔的出入，木材商人由于林木被农民损害而要求一点儿损耗费，又算得了什么？
①黎塞留红衣主教为路易十三时大权独揽的总理大臣，这里喻指戈贝坦总管。
②指一七九七年法国督政府由于财政困难而颁布一项法令，扣留原发行的公债的三分之二，只发还本人三分之一。
“咳！”她以旧制度下的荡妇那种满不在乎的口吻说，“得让大家都活下去呗，就是共和国也得活下去！”
那位既是她的贴身女仆，又是她的女宰相的厉害的珂歇小姐，见戈贝坦这样把夫人攥在手心里——尽管革命的法律讲平等，她还是称她为夫人——原想要提醒提醒她；但是戈贝坦反而提醒珂歇小姐，说是有一封给他父亲的揭发信，强烈指控她同皮特和科布尔①有通信关系。从那时起，这两大势力就利益均沾了，不过是蒙哥马利式的。②珂歇在拉盖尔小姐面前吹捧戈贝坦，戈贝坦也向她吹捧珂歇。再说，这个贴身女仆已经可以高枕无忧，她可以安安稳稳地等着享用夫人遗嘱里给她的六万法郎。夫人已经让她侍候得服服帖帖，再也离不了她了。这个姑娘掌握了她亲爱的女主人梳妆的全部诀窍，她有本事每天晚上用千百个故事哄亲爱的女主人入睡，第二天又以一连串讨人欢心的甜言蜜语唤醒她，直到她亲爱的女主人死的那一天，她从来没有发现她容貌有什么改变。不过，在她亲爱的女主人躺进棺材时，她一定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好看！
戈贝坦和珂歇小姐两人的年收入，包括工资和利息，实在太优厚了，所以他们两人对这个了不起的宝贝比任何慈爱的父母还要亲。骗子是怎样花言巧语哄受骗上当的人，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一个母亲对她的爱女也不会象答尔丢夫③式的商人对他的奶牛那样抚爱备至，那样设想周到。关起门来上演的《答尔丢夫》真是无往而不成功，堪当真的友情，可惜莫里哀死得太早，否则，他会给我们描写奥尔恭④不堪其家人、儿女之扰，在悲观绝望之余，如何怀念答尔丢夫的甜言蜜语，并且叹道：“那真是美好的时光啊！”
①皮特（１７５９—１８６０），英国首相；科布尔（１７３９—１８１５），奥地利元帅，二人都是法国的敌人。此处指珂歇有通敌之嫌。
②法国古谚语云：“蒙哥马利式的平分，一边全得，一边全无。”
③答尔丢夫，莫里哀同名喜剧中的主人公，伪君子的典型。
④奥尔恭，答尔丢夫欺骗的对象，受骗上当者的典型。
拉盖尔小姐在世的最后八年里，她每年只得到三万法郎，而艾格庄实际的收入是五万。可以看出，戈贝坦经营的结果和他的前任达到同一水平，尽管从一七九一到一八一五年间地租和地里的出息已大大增加，还不算拉盖尔小姐不断买进的土地。但是由于戈贝坦有一个计划：认为夫人不久就会过世，然后由他占有艾格庄，他只得在公开的收入方面把这块沃土压低成色。珂歇对这一手法是知情人，因此当然也会分得一杯羹。昔日的歌后到迟暮之年拿到两万法郎的“长期公债”①（政治家真会想出名词来开玩笑！），连这笔钱她都花不完。她的管家每年都能用余钱买进土地，使她大为惊讶，因为过去她总是寅吃卯粮的！实际上是因为上了年纪花销不了，她却把这当作是戈贝坦和珂歇小姐清正廉洁的结果。
①法国督政府决定将发行的公债扣去三分之二，剩下发还的部分称“长期公债”，拉盖尔小姐原有六万法郎公债，故得到两万。
“真是两颗珍珠啊！”她向来探望她的人说。
戈贝坦在帐面上也的确是清廉的。他把所有地租都丝毫不差地列在收入项下。凡是这位女歌星在算术上微弱的智力所能理会得到的，都一清二楚、准确无误。管家赚的钱是从各项开支中抠出来的：开发费用、买卖中的讨价还价、工资开销、他编造出来的官司、修理费，等等。这些细节夫人是从来不去核对的，有时向她报的帐比实际高出一倍多，这是用优惠的价格买通了承包商，他们就三缄其口。戈贝坦以他的随和大方赢得了人望，大家对夫人更是交口称赞，因为她除了在酬工方面广施恩泽之外，还用现金进行大量的施舍。
“愿上帝保佑她，亲爱的夫人！”这是大家的口头禅。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从她手里得到过好处，不论是直接的馈赠还是间接的。作为她青年时代生活的报应，这位演员到老来实际上遭到了不折不扣的抢劫。但是抢劫得极为巧妙，每一个人都有所节制，不做得太过分，以免她睁开眼睛，或者卖掉艾格庄，跑到巴黎去。
这种从小偷小摸中得到的利益，不幸就是保尔－路易·库里埃遭杀害的原因①。他错就错在不该宣布要把地卖掉，而且要把他的妻子带走，而都兰地区这么多通萨尔之流都是靠他妻子为生的。艾格庄的盗匪们正因为怕这一着，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砍伐幼树，只在缚在竹竿上的镰刀已经够不着树枝的时候才这么做。就是为盗窃着想，也要尽量少犯错误。尽管如此，在拉盖尔小姐的最后几年里，乱伐林木已经到了猖獗的地步。在有些月白风清之夜，可以一气捆走不下二百根木柴。至于捡麦穗和葡萄，正如西比莱指出的，艾格庄由此而遭受的损失要占出产的四分之一。
①保尔－路易·库里埃（１７７２—１８２５），法国作家，写过一系列反对王朝复辟的小册子。他在都兰地区拥有土地森林，一八二五年为其守林人所谋害。他的情况对巴尔扎克有很大影响。本书蒙柯奈的事迹有很多取材于库里埃的生平。
拉盖尔小姐禁止珂歇在她生前结婚，这是出于女主人对女仆的自私的考虑，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有，其荒唐不亚于那些发财成癖的人，硬要把对自己的物质享受毫无用处的财产保留到最后一口气，不惜让那等得不耐烦的继承人把自己毒死。于是，拉盖尔小姐安葬后二十天，珂歇小姐就和苏朗日的宪兵队长，一个姓苏德里的人结婚了。此人四十二岁，仪表堂堂，从一八○○年建立宪兵队起几乎每天都到艾格庄来看她，一星期内至少有四顿晚饭是同她和戈贝坦一起吃的。
夫人有一张专用的餐桌，只供她一人，或陪她进餐的客人使用，终身如此。珂歇和戈贝坦同她不论多亲近，从来没有获准上过这位皇家音乐舞蹈学院首席明星的餐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一直保留着当年的礼节、梳妆的习惯、用惯的胭脂、骡子、车子、跟班，以及她的女神的威仪。她在舞台上是女神，在城里是女神，到了这穷乡僻壤还是女神。至今人们对她还十分怀念，在苏朗日“最上层”人的心目中，大约是把她同路易十六的宫廷等同起来的。
苏德里一到这地方，就开始追求珂歇。他有一所苏朗日最漂亮的房子，大约六千法郎的财产，到离职时可望得到四百法郎的退休金。珂歇变成苏德里太太之后在苏朗日赢得了很高的尊敬。她同戈贝坦一样，把钱放在巴黎一个本省葡萄酒经纪人那里，此人名叫勒克莱克，是本地人，得过管家的资助。尽管她对自己的财产数字绝对保密，在这一千二百人的小镇上，一般人都认为这个过去的女仆是当地的首富。
出乎全镇人意料的是，苏德里先生和太太根据婚姻法，把宪兵队长的一个私生子确认为合法子嗣。这样，苏德里太太的财产以后就该归他了。这个儿子得到一个正式的母亲那天，刚刚在巴黎念完法律系，并且要在巴黎实习，准备日后当法官。
不消说，戈贝坦和苏德里二十年来互知底细，已经结成牢固的友谊。这两家人一直到死都到处互相吹捧为全法国最正直的人。这种以互相知晓对方良心上隐秘的污点为基础的利害关系是人世间最难拆散的交情。您往下读这部社会剧时，对这一点可以得到确证，因此见到某种使您的自私之心为之汗颜的那种忠诚时，您就会解释说：“这两个人一定是一起犯过什么罪的！”
管家在任职二十五年之后，已是拥有六十万法郎现金的财主，珂歇则大约有二十五万。这笔钱存放在巴黎圣路易岛贝蒂讷码头的勒克莱克公司里，那是著名的葛朗台公司的对手。由于资金周转灵活，那个葡萄酒经纪人和戈贝坦都因此发了不小的财。拉盖尔小姐一去世，贝蒂讷码头公司的老板勒克莱克就向戈贝坦的长女珍妮求婚。当时戈贝坦正在策划当艾格庄的主人而沾沾自喜，这个阴谋是在他十一年前一手扶植起来的苏朗日的公证人吕潘的书房里策划的。
吕潘是苏朗日家族前任管家的儿子，他专会出假鉴定书：压低百分之五十的估价、张贴假布告等等。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如谚语所说，大笔产业就此私相受授。不幸在法国各地的基层，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据说最近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公司，其目的就是以提高价钱相威胁，对搞这种阴谋的人进行敲诈勒索。但是一八一六年的时候，法国还不象今天这样事事公开，宣传搞得热火朝天。所以珂歇、公证人和戈贝坦等几个人还能合谋秘密瓜分艾格庄。戈贝坦ｉｎｐｅｔｔｏ①打算一旦土地归入他的名下，就给他们两人一大笔钱，让他们放弃他们分得的那部分地。受吕潘委托在法庭上进行拍卖的那个诉讼代理人曾经口头上同戈贝坦说好，把自己的职务卖给他的儿子，因此他赞同这场掠夺——假如那十一个庇卡底的农民把一笔财产自天而降看作是受到掠夺的话。
①意大利文：暗中、秘密地。
正当所有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认为自己的财产即将翻一翻的时候，就在最后拍卖的前一天，从巴黎来了一个诉讼代理人，找到了法耶市一个从前在他手下当过雇员的诉讼代理人，委托他把艾格庄买下来，出价是一百一十万零五十法郎。
到了一百一十万法郎的数字，这场阴谋里的人谁也不敢再抬价了。戈贝坦认为是苏德里出卖了他，吕潘和苏德里认为自己让戈贝坦给耍了。但是买主的名字一宣布，大家又言归于好了。省里的诉讼代理人尽管怀疑戈贝坦、吕潘和苏德里有鬼，也决不向他原来的上司告发此事。理由如下：如果新庄主口不紧，传了出去，他这个官府小吏就得罪人太多，没法再在当地立足。这种善于沉默是外省人特有的本事，而且这篇研究也将证明是有道理的。外省人的阴险是逼出来的，是他们险恶的处境使然，有谚语为证：“与狼相处就要作狼嗥”，这是菲兰特的处世之道。①蒙柯奈将军占有艾格庄之后，戈贝坦觉得自己钱还不够多，不想离职。为了把长女嫁给经理国家专卖商品的阔银行家，他不得不给了她二十万法郎嫁妆；他还得为给儿子买的那个职务付三万法郎；这样他就只剩下三十七万法郎，迟早还要从中拿出一笔钱给他小女儿爱丽丝作嫁妆，他一直吹嘘，要给小女儿找一门至少和大女儿一样好的亲事。这个大管家想研究研究蒙柯奈伯爵，看看能否让他厌弃艾格庄，这样就可以实现他那流产的计划。
①菲兰特，莫里哀喜剧《恨世者》中的人物，老于世故的典型。
戈贝坦以靠狡诈为生的人的特有的精细，断定这老军人同那老歌星性格有相似之处。这也是很可能的，一个歌剧明星和一个拿破仑手下的将军，不都是挥霍无度而又漫不经心的吗？姑娘和军人的财产不都是聚散无常，在火线上得来的吗？要碰上一个诡计多端，有政治头脑的军人难道不是例外吗？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军人，特别是象蒙柯奈那样饶勇善战的，大都简单、轻信、对经营产业是新手，对管理一片地产的种种细节很少在行。戈贝坦想要把将军套进那张拉盖尔小姐在其中度过余年的罗网。可是（拿破仑）皇帝恰好当年经过深思熟虑曾经让蒙柯奈在波美拉尼担任过和戈贝坦在艾格庄一样的职务，所以将军从管理粮草中学会了管家的工作。
这位老骑兵团长解甲归田——用比隆公爵的话来说，是“回家种白菜”①——就是要自己管理庄园，以排遣官场的失意。尽管他带领军团向波旁王朝投降，（许多将军都这样做了，此一役称作卢瓦尔军队的遣散）还不足以赎还他追随百日王朝那个人②到最后一个阵地的罪状。在这些外来者③面前，一八一五年的贵族院议员不可能继续在军队中任职，更不可能坐在卢森堡宫里④。于是蒙柯奈就听从一位被贬黜的元帅的劝告，回到大自然去种胡萝卜了。将军不乏老哨兵特有的精明；他开始视察他的产业没几天，就发现戈贝坦地地道道是喜剧里所讽刺的那种管家，是在人民大众中土生土长的拿破仑和他的公爵们几乎都遇到过的那种无赖。
①这句话是比隆子爵（１５２４—１５９２）对他的儿子，第一任比隆公爵（１５６２—１６０２）说的。原话是：“战争结束以后，我建议你回家种白菜，免得在沙滩广场掉脑袋。”
②指拿破仑。
③路易－菲力浦在拿破仑执政时长期流亡国外，拿破仑失败后回国继王位，故称外来者。
④卢森堡宫是法国贵族院所在地。
老谋深算的骑兵团长见戈贝坦有着管理农村事务的深刻经验，感到把他留下来十分有用，可以帮自己熟悉农业上的各种犯罪行为。于是他就装作和拉盖尔小姐一样，以伪装的漫不经心把戈贝坦骗过了。在整个熟悉情况所需要的时期内，将军一直这样装傻，直到他对艾格庄的优缺点、地租的详细情况、征收租税的方式、人家是从哪里、如何偷他的、应进行哪些改进和节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有一天，用一句术语来说，他出其不意把戈贝坦人赃俱获。将军于是大发雷霆，这是那种攻关斩将的人特有的火气。这样，他就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足以使一个没有他这么大家业，或者没有他的韧性的人一生都不得安宁，事实上，充斥于本故事中大大小小的不幸事件也是由此而来的。蒙柯奈是帝国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习惯于用刺刀解决问题，对穿便衣的极端蔑视，他没有觉得把这混蛋管家赶出去需要留点面子。这位自己因为失意而性情乖戾的将军对平民生活中需要倍加小心的种种细节都一无所知。因此他使戈贝坦受到了刻骨铭心的羞辱。戈贝坦也是自取其辱，他的一句恬不知耻的答话更加引得蒙柯奈怒不可遏。
“您倒是靠我的地生活的？”伯爵曾经以一种严厉的嘲讽口吻对他说。
“您以为我能靠天生活吗？”戈贝坦笑着回答。
“滚蛋，猪猡，我把你赶出去！”将军一边说一边用马鞭子抽他。后来管家一直否认他挨过鞭子，因为那是关起门来打的。
“没有离职证书我是不走的，”戈贝坦远远躲开那盛怒的骑兵团长之后，冷冷地说道。
“让我们看警察局怎么说吧！”
戈贝坦一听将军拿警察局吓唬他，就望着他微笑，这个微笑起的作用是使将军的两臂陡然松弛下来，象是筋给切断了一样。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微笑是怎么回事：
戈贝坦的一个连襟，姓冉德兰的，在法耶市的初审法庭里当了很多年法官，两年前在苏朗日伯爵的庇护下当上了审判长。苏朗日伯爵于一八一四年当上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在百日政变时忠于波旁王朝，这项任命是他向掌玺大臣请求来的。戈贝坦由于有这么一门亲戚，在当地就有了某种地位。再说，一个小市镇的法庭审判长在当地就是个大人物，相对说来比王家法庭的首席庭长在首都的地位还要重要。因为在首都还有将军、主教、省长、总税务长，都是和首席法官并列的，而一个小地方的法庭庭长却没有这些同他平起平坐的人物，地方的王家检察官和区长却是可以撤换或免职的。苏德里的儿子在艾格庄和巴黎都是戈贝坦的儿子的同伴，他刚被指派来接任省城的王家检察官。老苏德里在当上宪兵队长之前在炮兵队当司务长，曾经为救苏朗日先生受过伤，那时苏朗日是军士长。在建立宪兵队时，苏朗日伯爵已是上校，他为他的救命恩人请得了苏朗日的队长的职务；不久他又为苏德里的儿子谋得了上述职务，让他从这里发迹。最后，戈贝坦小姐在贝蒂讷码头的婚事定下之后，这个不可靠的账房先生自己就感到在当地的地位比一个预备役将军还要巩固。
如果读了以上的故事使人从将军和他的管家之间的龃龉得到应有的教训，单凭这一点，就已经对很多人的处世之道大有帮助，终身受用不尽了。而对于会读马基雅弗利的著作，能从中获益的人说来，这个故事还向他们指出，为人谨慎应包括在敌人退却时决不要逼人太甚，——做可以，别说出来——如谚语所说，不要踩着蛇尾巴，要象避免犯谋杀罪一样，避免伤害一个比自己卑微的人的自尊心。不论在实际利益上受到多大损失，时间长了，事情本身会得到原谅，可以用千种方式解释开；但是自尊心受了伤害，伤口会永远流血不止，想起来就恨恨然，永远不会原谅。精神的人格比肉体的人格要敏感、有生气得多。心脏和血液不如神经容易受影响。总之，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受内部的存在所支配。在内战中曾经兵戎相见的两个家族可以言归于好，例如在布列塔尼和在旺代；但是掠夺者和被掠夺者，同毁谤者和被毁谤者一样，是无法和解的。先对骂一通，然后拼一个你死我活，这只有史诗里的人才这样做。野蛮人，还有和野蛮人很相似的农民，除非为了给敌人布下陷阱，是从来不说话的。从一七八九年以来，法国就想方设法，不顾一切反面的证据，使人们相信他们是平等的。如果你向一个人说：“你是个无赖！”这只不过是一句毫无作用的玩笑活；但是用事实和鞭子来向他证明这一点，以到警察局起诉相威胁而又不真的实行，那就是把他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既然群众决不能原谅任何人高踞他们之上，一个无赖又如何能原谅一个正直的人呢？
蒙柯奈完全可以借口还一个旧人情，用一个过去的军人来替换他。当然，戈贝坦和将军都心里有数，他们是互相了解的；但只要照顾了对方的自尊心，给他开一扇门，有个退路，这样戈贝坦就不会再来打扰这位大地主，就会忘掉他在拍卖地产中的失败；也许他会到巴黎去设法把他的资金派用场了。可是现在这个管家是极不体面地给赶出去的，他由此对他的主人怀恨在心，而这种怨恨就是外省的一种生活要素，其持久性、坚韧性和产生的阴谋，足以使对怪事已司空见惯的外交家也惊异不置。他心中燃烧着强烈的复仇愿望，因此决心退居法耶市，在那里找到一个可以加害于蒙柯奈的地位，搅得他不得安宁，最后逼得他只好再卖掉艾格庄。
将军一直蒙在鼓里，因为戈贝坦的外表不是那种使人警惕或害怕的人。这个总管从来会装，不是装穷，而是装手头拮据。这一行动准则是从他的前任那里继承来的。因此，十二年来，他动不动就抬出他的三个孩子和他的妻子来，说他家人口多，开销大。戈贝坦自称付不起他在巴黎的儿子的学费，拉盖尔小姐就负担了全部费用，她一年给她亲爱的干儿子一百个金路易，——因为她是克洛德·戈贝坦的教母。
第二天，戈贝坦由一个名叫库特居斯的守林人陪着，态度傲慢地向将军要他的离职证明书，并且向他出示小姐给他的高度赞扬的离职书，还以讽刺的口吻请他自己去找他的房产和土地在哪里。他说他就算拿了木材商的酬金，还有农民在重新订租约时给他的好处费，也都是拉盖尔小姐批准的。她允许他拿这些好处，不但自己也得利，而且还获得安宁。村里人为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将军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早晚要自找麻烦。
戈贝坦自以为是诚实无欺的，凡是会用法律所预见不到的方式据他人财物为己有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再说，当年他用恐吓手段从拉盖尔小姐的佃户那里勒索来的现金在他手里存了这么长时间，他已经认为是正当取得的了。他付给小姐指券，只不过是货币兑换罢了。时间长了，他甚至认为自己接受埃居是冒了风险的。按说，根据法律，拉盖尔小姐本来就是只应该收指券。根据法律实在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副词，它支撑住了多少产业！总之，自从有大地主和他们的管家以来，也就是说，自从有社会以来，管家们制定了一套供他们自用的道理，这套道理也是今天的厨娘们所实践的，不过简化了就是了。
“要是我的女主人自己上市场买菜，”每一个厨娘都会这样想，“也许她买这点东西付的钱比我算她的还要多；她还是赚了。现在让我得到的好处放在我的口袋里比放在那些商人口袋里更合适。”
“要是小姐自己经营艾格庄，她三万法郎也收不到，那点差额全都让农民、商人和工人们明抢暗偷了去，倒不如留在我手上，我还可以省得她操心。”戈贝坦这样想。
只有天主教能有力量阻止这种良心的堕落；但是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宗教在法国三分之二的人民中间已经失去威力。这样，智力已经相当觉醒的农民，又因贫穷而见样就学，其道德败坏就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们星期日还去望弥撒，但是呆在教堂外面——他们已养成习惯，总是在教堂外面聚会，做买卖或者谈各种事情。
往日王家音乐学院这位首席歌手的漫不经心和放任自流所造成的一切危害，现在大体上可以衡量出来了。拉盖尔小姐出于自私，背叛了所有为无产者所痛恨的有产者。自从一七九二年以来，法国所有的地主都团结起来了。唉！如果说比市民家族数目少得多的封建家族在一四○○年的路易十一和一六○○年的黎塞留治下都没有懂得团结的道理，难道能相信市民阶级有了十九世纪的进步意愿，就会比贵族更团结吗？由十万豪富之家组成的专政集团具备民主制度的一切弊病而无其利。“各为其家”，“人人为己”，这种一家一户的利己主义将会扼杀专政集团的利己主义，而后者是现代社会十分必要的，英国已经实行了三个世纪，成绩斐然。不论怎样，地主就是不懂纪律的必要性，而教会却是靠这纪律成为治国的模范的。等到地主一旦感觉到大祸临门时，那就太迟了。共产主义，这个民主主义的富有生气而活跃的推理逻辑，大胆地从精神秩序方面去攻击社会。这件事宣告，从今以后，人民大众的参孙①变得谨慎起来，他不再到宴会厅里去摇社会大厦的柱子，而是在地窖里挖社会的墙角。
①参孙，传说中的以色列大力士。非利士人收买了他的情妇大利拉，探得他力大无穷的秘密，趁他沉睡时剃去他的头发，于是参孙被缚并被剜去双眼，受尽戏侮。但参孙头发渐渐长出，正当非利士人在神殿欢宴之际，参孙双手各抱一柱，尽力摇撼，神殿倒坍，参孙与敌人同归于尽。——见《旧约·士师记》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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