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汉族的姓氏往往已经混合为一，如史书常见“姓某氏”，使我们看了不知是姓呢还是氏呢。少数民族常常出现有名而无姓的现象，或者所谓”母姓父名”以部落酋长的名为姓，也有以部落之名为酋长的姓等现象。我们认为这不是他们没有姓，而是由于居住迁徙不定，时间久了，遂出现“无姓”的现象。史载匈奴“母姓父名”，那就更能证明它也经过母系社会。

　　但是史前时代姓必定不会太多，而名字来源要复杂得多、如取义于吉样、长寿或者以亲近的动植物为名。自秦汉以后至隋唐时，汉族的姓与名字已经基本上成为固定的形式；姓—名—字（先名后字），在名字中往往包含“伯、仲、叔、季”及幼、长等字以表示行第。唐代文人学士喜欢以数字表示行第，西南少数民族中出现父子连名制及母女连名制等，但是汉族中始终没有使用父子连名制。春秋时鲁国执政大臣的祖父是公子展，父亲是公孙夷伯。他请求鲁隐公赐予他一个氏号，经过研究，给他以祖父的字号（公子展）为氏，即叫做“展氏”。这只是氏号，以后名字中却没有这种现象。

　　唐宋以后，汉族社会中以父家长为首的宗族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起初以门第取士，曹魏以后，提倡“惟才是举”，实行科举考试。显然比讲究出身血统的方法要进步一点，但仍然有许多真才实学的人没有得到重用。因此，他们宁愿在深山幽林之间过着隐居的生括，等待有一天真命天子一旦发现了他，亲自下驾或由地方长官聘到朝廷做官，有的就真的出来做官了，有的却坚持不仕而过一辈子隐居生活。隐士，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和高雅的人物呀！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伪君子、假隐士，他之隐居只是待价而沽的手段，而出仕做官才是目的。

　　唐代孔稚圭有一篇《北山移文》就是讽刺那些伪君子、假隐士的。稍后刘禹锡写过一篇《陋室铭》，立意与孔稚圭不同，认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意思是真正有学问德行的人不必一定到深山幽林中去做隐士，就是在普通家庭里也同样可以高洁其志，讲究学问德行，如孔子就是这样。刘禹锡的文章，未必就是针对孔雅圭的文章而发，不过反映了唐宋之际文人学士们的思想学风的过渡和转变。

　　试举几个名人的名字、别号为例，就可以说明：朱熹是北宋理学家的创始人之一，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晦翁、豚翁、沧州病臾。徽州魏源人。他除了名和字以外，号晦庵、晦翁、豚翁、枪州病臾等。号、别号是唐宋以前所没有或者少有的现象。可以说别号是唐宋以后的产物。抗战前后开明书店曾经有过陈乃乾着《别号索引》一书。我当时年轻，心想作者积数十年之力，而作《别号索引》一书，实在太不值得了。现在我却认为别号的流行，正如唐人行第一样是表示一种思想学风的转变。现在我很想一查却不可得。如上引朱熹名熹字元晦，熹指晨光熹微，晦是未明犹暗，但已有微弱的晨光在天际出现，意义上是相应的，这是多么令人高兴和希望的时刻呀！但是朱熹虽是一代理学大师，他的遭遇并不完全顺利，这里自无详述的必要，请读者一看他的别号就可以知道。翁，当然已经老年了，庵者陋室也。豚翁，实际就是隐居思想，逃避现实的思想。我投有料到一代大师晚年竟是如此消沉、悲观！

　　周教颐，字茂叔。原名敦实，后避英宗讳改茂叔，遭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邵雍字尧夫，河北范阳人。张载字子厚，侨居凤翔眉县人。程颢、程颐兄弟，程颢字伯厚，程颐字正叔，洛阳人。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以上诸人都是北宋时的思想家，除朱熹外都只有名字，但他们的学生尊称为某某先生，有如别号。

　　南宋以后，称别号者已逐渐增加，尤其是明代以后，在文学家、诗词家和艺术家中，都普遍使用别号或称某某先生，表示学派。如明陈献章字公甫，别号石常，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称白沙先生。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吉州泰和人。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州，又号平崖，河南仪封人王良，原名根，字汝止。刘宗周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晚年为僧号无可，又称愚者。

　　宋明以后文人学士除了正规的名字以外，更流行别号，可以略见社会风气的改变。但是它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可注意的是下层平民绰号之流行。下面我们举《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为例：呼宝义（一名及时雨）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神机军师朱武、小旋风柴进、扑天雕李应、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小李广花荣、金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急先锋索超、没羽箭张清、美髯公朱仝、九纹龙史进、没遮拦穆弘、镇三山黄信、病尉迟孙立、丑郡马宣赞、井木犴郝思文、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玘、圣水将单廷珪、神火将魏定国、摩云金翅欧鹏、火神狻犹邓飞、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麟、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病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八臂哪吒项充、飞天大圣李衮、病大虫薛永、金眼彪施恩、小遮拦穆春、打虎将李忠、白面郎君郑天寿、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吕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没面目焦挺、石将军石勇、混江龙李俊、船火儿张横、浪里白跳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女）、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女）、旱地忽律朱贵、鬼脸儿杜兴、催命判官李立、活闪婆王定六、神行太保戴宗、铁叫子乐和、鼓上蚤时迁、金毛犬段景住、白日鼠白胜、独火星孔亮、铁臂膊蔡福、一枝花蔡庆、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圣手书生萧让、铁面孔目裴宣、神算子蒋敬、玉幡竿孟康、玉臂匠金大坚、通臂猿候建、紫髯伯皇甫端、神医安道全、金钱豹子汤隆、轰天雷凌震、青眼狐狸龙、操刀鬼曹正、铁扇子宋清、笑面虎朱富、九尾龟陶宗旺、险道神郁保四应该注意，这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的绰号（亦称浑名）并不尽是“贬辞”，而是比他们的正名更能表现其才能个性及其职务特。

　　其次是宋代社会虽有民族矛盾又有阶级矛盾，但是并不反对真命天子，而希望一旦真命天子出现，能够富国强兵，外抗异族统治，内除贪官污吏、地主恶霸，恢复“法治”。所以他们在与官军作战时，从不隐瞒其真姓名，所谓“坐不改姓，行不更名”，敢作敢为，敢负责任。如果依法处死，他们一定勇敢地走向刑场，毫不畏惧。

　　秦汉以后，随着君主专制政治的加强，官廷里充斥着数以千百成群的男女奴脾以及后妃妻妾，社会上有男尊女卑的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后汉书·列女传》说：“《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

　　据此可知，东汉以后载入《列女传》的，除皇后妃妾助国君之政者以外，都是依靠父亲、丈夫以及儿子而着名的，因此她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姓名，如“渤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至此我们尚不知鲍宣妻姓甚名谁，但字“少君”，这是因为她服侍丈夫甚贤惠，故留其字。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已见《逸人传》，妻亦美志行。”这王霸妻姓甚名谁，传中始终没说，而甚夸她事夫之贤。

　　又“广汉姜诗妻者，同郡庞盛之女也。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由庞盛之女，可知她姓庞，至于名字传中始终未见。

　　又“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这是因为她的父亲为名臣蔡邕，故传留其姓名和字。她初“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于。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蔡瑛初嫁夫死，被匈奴所获，便嫁给南匈奴左贤王，在匈奴十二年，已生二子，曹操赎归后，又改嫁董祀。这说明东汉的“烈女”并不像宋明时期的“烈女一样，必须守节不嫁，不是如宋明理学所提倡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女不事二夫”般的节妇烈女，而是可以再嫁的。至于姓名，一般来说还是被忽视的。

　　但是宋明城市经济的发展，沿着长江流域和运河沿线，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里，不但有各行各业的商店，而且出现了许多为商人、官吏服务的行业，如旅馆、茶馆、酒馆，卖技艺的、卖唱的、卖淫的以及卜卦的、算命的，他们或她们也都有公开的名字或者浑号。如掸刀蛮董十五、没困驼、凤僧亭；河北子帛遂、达眼五重明、乔驼驼儿李敦，杜二十娘、李师师等，从他们或她们的名字可知其职业及籍贯。一般女子仍称为娘、姐、娥等。

　　由秦汉至宋明，妇女的姓名有显着的不同：秦汉以后宗法封建社会，妇女家居为主，女于从父或从丈夫、子女为姓，因此史称“烈女”，自己的姓名往往不见，但是妇女不妨再嫁三嫁。宋明以后城市经济发达，妇女有各种各样的技艺借以谋生，因此与男子一样有姓名也有浑名绰号。另一方面，宋明儒学发达，重视妇女贞洁守寡，反而出现烈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