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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梅拉》与十八世纪中产阶级的政治理想

作者:刘 戈




  用世俗的眼光看,B先生最终正式娶帕梅拉为妻,对帕梅拉而言非常合算,但在B先生却是蚀本生意,因为帕梅拉既不能提高他的地位,也不能为他带来任何财富,而且他还得克服舆论的压力,甚至面临跟姐姐决裂的危险。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他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帕梅拉挽救了他的灵魂。因此,在理查逊的心目中,这桩有益双方的婚姻——以及它所象征的阶级融合——无疑是最完美的结局。
  
  三、理想的绅士
  
  有意思的是,《帕梅拉》的故事并没有以王子和灰姑娘的婚礼而告终。理查逊还费了不少笔墨,描写两人结婚的全过程及婚后的幸福生活,这些内容构成了小说的第二卷,分量并不比第一卷轻。也难怪,小说本来就是写给中下阶层的妇女看的,多些笔墨描述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无疑更能吸引读者。不过,对于像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这样的“缺乏好奇心”的评论家来说,这部分冗长的描述就有些难以忍受了,况且帕梅拉“对B先生百依百顺、毫无独立人格的表现让人生厌",而“B先生浪子回头式的转变也不可信”[19]。此话倒是一针见血。不过,理查逊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帕梅拉由卑贱的女仆摇身变作贵夫人,B先生给予她的可是份天大的恩情。帕梅拉感恩戴德,小心谨慎地履行妻子的职责,这同她一贯的淑女形象倒也没有什么冲突之处。我们总不能指望她会像简·爱那样,要求同丈夫平起平坐吧?关键问题出在B先生身上。
  B先生的转变的确非常大,在道德问题上的“浪子回头”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他的阶级意识的改变。在整部小说中,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人不止帕梅拉一个,还有这位不安分的主人。事实上,他很早就意识到帕梅拉不是一个可以任他轻薄的姑娘,不由对她产生了敬意:“你使我清醒过来,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种品质,它比我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女人身上所看到的更为高尚。”这句话出现在第一卷的第三十封信里,但直到第二卷的开端处,他才彻底放下架子,正式向帕梅拉求婚。这之间的种种斗争冲突,与其说是帕梅拉竭力反抗主人淫威的过程,倒不如说是痴情的主人放弃阶级偏见,向爱情低头的过程。由于小说是以帕梅拉的信件形式写成的,对B先生的内心世界没有太多的揭示,但从帕梅拉的叙述中我们还是能够推断出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并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因为B先生很清楚,“由于我愚蠢可笑的爱恋,很可能要让我付出很大的代价”。所谓代价,当然包括放弃高贵的出身与巨大的财产带给他的骄傲,同时还要忍受来自本阶级的嘲笑与挖苦。值得庆幸的是,B先生最终还是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司各特觉得B先生的转变过于突然,这是因为他没有充分体会到理查逊在这个人物身上寄予的政治理想。表面上看,B先生是个出身豪门的花花公子,上流社会的恶习,除了酗酒外,他样样不缺。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我们跟随帕梅拉的目光,渐渐发现他身上其实有许多优点。比如,他本性慷慨大方,对仆人很好(帕梅拉的事只是一个例外),佃户们也都很敬重他。能够做到这些的土地主应当是个开明的绅士。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物具有挑战传统的勇气和魄力。他曾说过,“如果我什么时候要做出什么不同凡响的事情,我喜欢被人认为是个能独出心裁的人”。事实证明,他的确是个能独出心裁的人,做出了一件在他本阶级的人看来是最不同凡响的事情。正如沃特所言,B先生娶帕梅拉为妻,这是一个“蔑视家族及阶级传统”的选择,一个“最重大的个人选择”[20]。关键正在于此。如果不是B先生作出了这么一个选择,即便帕梅拉再完美,再具有贵妇人气质,她也根本没希望提高自己的阶级身份,过她应当过的高雅生活。理查逊非常清楚这个残酷的现实,因此B先生的转变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上层阶级都能像B先生这样,不再把已经不合时宜的家族及阶级传统看得重于一切,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将更具有开放性,阶级间的流通与融合也将不再是梦想。
  把理查逊最著名的两部小说——《帕梅拉》和《克拉丽莎》(Clarissa,1747-1748)进行比较,会发现两者虽然都是宣扬宗教、道德的作品,但前者的世俗气要浓得多。克拉丽莎的死亡悲剧性带有为有信仰献身的意义,这无疑为该小说增添了更为浓厚的宗教说教色彩;况且克拉丽莎出身上层富裕家庭,她同男主人公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存在阶级矛盾的问题。相比之下,《帕梅拉》就更像是份政治宣言。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写作《帕梅拉》时,理查逊只不过是个印刷商人,默默无名,借小说抒发一下政治理想,也不足为奇。不过,渐渐地他的身份、地位就发生了变化。《帕梅拉》的巨大成功使他名利双收,成功地打进时髦社会,成为许多太太、小姐的朋友,还有许多社会名流也开始光顾他在伦敦的别墅。这时的理查逊已经成为了受人瞩目的文学家,再也不是昔时的“灰姑娘”了,因此他在随后的作品中回避政治,专注于道德劝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刘 戈,在读博士,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①⑩ 苏耕欣:《意识形态的诱惑——评理查逊与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描写》,《国外文学》,2002年第4期,第71页,第73页。
  ②③⑧[15][16][20]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Hamondsworth: Penguine Books,1957, p.152, p.53, p.168, p.188, p.162.
  ④[18] 吕大年:《理查逊和帕梅拉的隐私》,《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94页,第94页。
  ⑤ 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前,理查逊就经常写一些手册之类的指导性读物,教育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徒、工人等如何待人处世,提高修养。
  ⑥ 殷企平,高奋,童燕萍:《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
  ⑦ 刘秉善:《英国文学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1页。
  ⑨ 李维屏:《评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艺术》,《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95页。
  [11][14] 程巍:《伦敦蝴蝶与帝国鹰:从达西到罗切斯特》,《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第17页,第18页。
  [12] 小说这种新兴文学形式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同以往的各种贵族化的文学形式都有所不同,因此非常适合中产阶级。
  [13] 书中所有《帕梅拉》的引文,均引自吴辉译本,1997年,南京译林出版社,不再一一注明。
  [17] Walter Allen. The English Novel, Harmondsworth: Penjuin Books, 1954, p.45.
  [19] 韩加明:《司各特论英国小说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第76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