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帕梅拉》与十八世纪中产阶级的政治理想
作者：刘 戈
在这种极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帕梅拉唯一能用以对抗B先生的武器就是宗教和道德，因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他(她)们才是平等的。每逢被B先生逼入困境，帕梅拉(如果没有昏过去的话)就宛若受难的圣徒，向上天祈祷，表白自己的坚贞，期待上帝的拯救，而她坚定的态度和虔诚的泪水虽然不时招致B先生的嘲弄，但每每也总能唤醒他的良知，令他悬崖勒马。这类场景其实很值得玩味，因为就是在这种危机时刻，不平衡的权力关系遭到了逆转，财富和权势不再是区分人贵贱的标准，心灵的高洁才是唯一的准绳。也只有在这种时候，帕梅拉才敢抛开等级观念，严厉地斥责迷途的主人：“您无疑应当更加害怕万能的上帝才是，因为我们全都站在他的面前，不论是最伟大的人，还是最渺小的人，不管他们爱怎么想，但全都要向上帝负责。”世俗阶级间的斗争转化成了宗教层面上卫道士和渎神者之间的对抗，这虽有简化矛盾之嫌，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思维的体现。
对生活糜烂的上层社会进行宗教道德意义上的抨击，可以说是当时的中产阶级最乐意做的事情之一。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经济飞速发展，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士绅阶层是“工业化和自由贸易的最初受益者”[14]。然而，不同于对工作和勤劳节俭怀有清教徒特有之狂热的工商业资本家，贵族和士绅们并没有将增加的财富用于投资和再创造，而是无所事事，沉迷于挥霍享受。生活的糜烂带来精神上的堕落。理查逊曾在《帕梅拉》中提到，放纵淫欲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普遍现象(B先生本人就有一个私生女)，而他们所起的榜样作用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对这种状况，中产阶级感到深恶痛绝。在他们看来，高贵的出身和门第并不值得夸耀，“那些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人，在道德上却比他们低下”[15]。这种想法使他们能够在金钱以外的精神领域傲视高雅社会，找回失落的自尊。有基于此，中产阶级成为十八世纪英国宗教复兴运动最主要的推动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道德上完美无缺的帕梅拉就是这场宗教复兴运动的产物。当她最终同地位高出她许多的B先生结婚时，这既是女性对男性“史无前例的胜利”[16]，也是以理查逊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在精神上对高雅社会“史无前例的胜利”。
二、妥协与融合
不过，对抗和冲突并不会导致中产阶级同上层阶级间的决裂，一切斗争都将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这就是典型的英国政治。具体到理查逊身上，情况更是如此。身为坚定的托利党人和富裕的实业商人，理查逊根本无意提倡政治革命，颠覆现有的阶级秩序。他所有的抗议都是“以宗教和道德的名义进行的”[17]，而且发牢骚并不妨碍他对高雅社会的向往。如果说《帕梅拉》的确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的话，帕梅拉和B先生最终的联姻说明这种理想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阶级间的妥协与融合。
一方面，理查逊希望通过提高本阶级的文化修养使其有资格跻身高雅社会。传统的英国社会等级制度严格，但也谈不上绝对的壁垒分明。同法国等大陆封建国家相比，英国各阶级(尤其中、上阶级)之间的流动性相对较大。长期以来，长子世袭制剥夺了贵族和绅士阶层的小儿子们的土地继承权，有限的财产收入远远不能满足这部分纨绔子弟的需要。迫于“生计”，他们要么纡尊降贵，同富裕的中产阶级联姻，换取高额的嫁妆；要么进入社会，自力更生，或从军，或经商，身上的贵族特征逐渐也就不明显了。同时，许多拥有土地的贵族也由于挥霍无度，家财散尽，最终也不得不放弃土地，或者通过“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来兜售世袭的爵位和贵族身份。不管怎样，结果只有一个，即上、中阶层之间的流动一直存在，而且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靠工商业起家的人凭借骄人的财富跻身上流社会，成为地道的“暴发户”。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理查逊当然对这种变化感到欣慰，但对于本阶级在文化修养上的缺陷，他还是非常担忧的，认为“既然实业界不断地为我们的贵族和绅士阶层增加新人，那么实业界人士的心智教养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18]。这也是他为什么塑造出帕梅拉这样一个“不是女仆的女仆”形象的原因。
在普通仆人佣妇中，帕梅拉无异于鹤立鸡群。美丽的容貌固然是她惹人瞩目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却是，她具有她这种身份的人本不会有的优雅举止。理查逊尤其强调帕梅拉是被B先生的母亲像调教大家闺秀一样培养成人的，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唱歌、跳舞、刺绣、吟诗等才能一样都不缺。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帕梅拉还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上流社会妇女的行为规范，举首投足，无不中规中矩。女管家杰维斯太太称赞她的话非常有代表性：“她不跟人来往，处世又谨慎，所以他们都尊重她，对她表示很大的尊敬，仿佛她生下来就是个贵妇人一样。”这类溢美之词，书中屡见不鲜。理查逊的目的无外乎两点：第一点，为B先生爱上帕梅拉并最终向她求婚作铺垫。因为若非如此，即便帕梅拉长得再美，恐怕B先生也不敢娶来做太太，让她在一众贵妇人面前出丑。第二点，理查逊想说明风度修养并非与生俱来，出身低贱的人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提高自己。这第二点无疑更为重要，因为它肯定了新兴中产阶级“绅士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当婚后的B先生不厌其烦地对帕梅拉进行礼仪举止等方面的教诲时，不难想象，理查逊心目中的听众并非只有帕梅拉一个人。
另一方面，理查逊认为，上流社会也应向道德上高于他们的中产阶级学习，进行自我改造。这一点在B先生的转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小说刚开始时的B先生是一个地道的花花公子形象。他举止放荡，对帕梅拉百般调戏，连称呼都是一些诸如“小傻瓜”、“小东西”、“小妖精”等侮辱性的词语，完全忘记了自己做主人的尊严，实在有失身份。此外，他对待宗教的态度也不很严肃。每当帕梅拉用上帝的惩罚告诫他时，他要么嬉皮笑脸地进行嘲弄：“你的劝告很好，我漂亮的老师!当我林肯郡的牧师死去时，我将让你穿上教士服和黑袍法衣，由你来担任他的职务，让你大显身手!”要么就嗤之以鼻：“别向我数你的念珠了，帕梅拉，我看你是个十足虔诚的修女。”
但是，当他为帕梅拉高尚的心灵所感动，渐渐爱上她时，他的形象也就发生了变化。在帕梅拉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不仅真心地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措就是他听从帕梅拉的劝告，把林肯郡庄园里废弃多年的小教堂恢复使用。更为可喜的是，他的谈吐也越来越像一个虔诚的清教徒，甚至严肃地规劝前来兴师问罪的姐姐戴弗斯夫人放弃门第观念，因为“上帝将不考虑人们在世上的贫富贵贱”，气得后者大骂帕梅拉“不仅让一个浪荡公子成了一位丈夫，而且还让一个浪荡公子成了一位传教士”。因此，可以这么说，虽然B先生的社会、经济地位都远远高过帕梅拉，但后者却是他精神上的导师；而他追求帕梅拉的过程，也是被帕梅拉教化，重归正道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