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构建”与“颠覆”

作者:朱卫兵




  《出关》和《起死》则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回环式结尾。当老子被关官劫持到函谷关上,不得已作了一次对牛弹琴的学术演讲,又被迫交上了讲义之后,他终于被允许过关了。而在他走后,关尹喜冷冷地说:“看他走得到。外面没有盐,面,连水也难得。肚子饿起来,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这样的结尾赋予了整个故事以一个回环往复的结构。那种深奥得令人难以理解的演讲,费力而又敷衍的写作,与被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等同等价值的讲义……将来还要重蹈覆辙。社会在发展,时间在流逝,但人们的观念、行为和生存状态却依然故我,周而复始,文化人在进行自我嘲讽的同时也嘲讽了社会和历史。历史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悲剧,第二次出现时是喜剧,第三次乃至无穷次出现时就成为荒诞了。这种荒诞在《起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庄子被复活的乡下汉子纠缠得无计可施,只好“一面支撑着,一面赶紧从道袍的袖子里摸出警笛来,狂吹了三声”,跑上来的巡士帮助庄子得到了解脱。而庄子走后,汉子却又扯住了巡士,仍然索要自己的衣物,巡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无法摆脱,于是又只好一面“挣扎着”,“一面摸出警笛,狂吹起来”。这种行为和语言的重复又使得作品的情节产生了平面循环感,也因此赋予了故事文本以象征意义。文化与人类本身将永远在这种由于自我异化所构成的尴尬处境中荒诞地生存,万劫不复。
  如果我们把《故事新编》全书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么,它从“女娲忽然醒来了”开头,到《起死》后的循环往复结束,首尾呼应,有意外却又前后一致,形成一个和谐的结构。时间在进展,时代在变换,而故事却在不断地弯折、反转、回环,从而为我们构建了一段不同于物理时间的历史时间,不同于客观时间的主观时间,一种复杂的、非直线型的时间秩序。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时间范式和历史故事型,使得我们“既能发现纯粹的连续性,又不使自己变得连续”。它没有为我们设想世界末日,却揭示出了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现实处境,体现出鲁迅对于历史、现实和世界的反讽态度。
  
  当代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过:“如果说,小说有某种功能,那就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他认为,“小说家的才智在于确定性的缺乏,他们萦绕于脑际的念头,就是把一切肯定变换成疑问。小说家应该描绘世界的本来面目,即谜和悖论。”[16]鲁迅的《故事新编》,突破了传统乃至绝大多数现代小说的模式,它重复自己,分裂自己,修改自己,反对自己,它质疑了历史,颠覆了现实,也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它给予读者的不是舒适和满足,不是对自我的肯定性和确定性意识,而是点亮了无数个问号,令人对历史产生怀疑,对现实怀抱不满,催人参与文化创造的挑战。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朱卫兵,文学博士,广东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 见《鲁迅全集·坟·摩罗诗力说》。
  ② 见《鲁迅全集·热风·论睁了眼看》。
  ③④ 见[美]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13页。
  ⑤ 米克:《论反讽》,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⑥ “特别是在1934年-1935年,金融萧条处于低谷,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据中央研究院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农业专家测算,1934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作物。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亿元(时价)。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73页—第174页。
  ⑦ 见《鲁迅全集·伪自由书》。
  ⑧ 见《鲁迅全集·坟·文化偏至论》。
  ⑨ 见《鲁迅全集·伪自由书·前记》。
  ⑩ 见《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1] 见《鲁迅全集·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12] 正如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所指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确立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条件,而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科学的影响下,从生物学到宇宙论,人是宇宙的中心这一观念愈来愈难以自圆其说,以致终于站不住脚,甚至变得荒唐可笑了。”见杜威·佛克马:《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载[荷兰]佛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96页。
  [13] 李欧梵、钱理群等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仅仅注意到鲁迅这篇作品的“复仇主题”,而没有看到《铸剑》中对“复仇”的消解意义。然而从这篇小说将复仇仪式化的过程当中分明潜藏着鲁迅对复仇和杀戮行为的另一种态度。其实在鲁迅的性格中,既有“一个也不宽恕”的“横眉冷对”、“上下求索”的一面,也有看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因而觉得无聊和厌倦的一面。
  [14] [英]弗兰克·克默德著,刘建华译:《结尾的意义》,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4页。
  [15] 黄子平著:《“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19页-第120页。
  [16] [英]乔·艾略特等著,张玲等译:《小说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76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