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构建”与“颠覆”
作者：朱卫兵
《故事新编》中的错位将反讽的矛头指向人物性格的单面性、完整性和统一性，通过人物的心理与动作、动机与效果、言语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暴露出现代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和分裂性；指向小说文体的单一性、固定性和自闭性，通过文本内容的随机偶发、情节错置、意义的龃龉驳诘和形式上的故意打破文体界限，开辟了现代故事文体的多样性、模糊性和开放性；指向人的自我中心观念和由此引发的人类对自身的神化，让一切英雄神仙圣贤哲人回归凡俗真切的现实人间，从而在体现出现代小说的反英雄世俗化倾向的同时，揭示出人在现实中荒诞乖谬的生存状况；指向中国文化中把神话传说历史化、把历史记载固着化神圣化的痼疾，通过对史料的破译、剪辑、拼贴和增删，提示了历史的虚构性本质和文化的可塑性方略。而作为一般喜剧性技巧的错位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结构性意义。
三、反转：故事结尾的颠覆性作用
结尾是小说结构的重要环节，它不仅是故事情节和文本内容的收束，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建立或改变作品所描述的过去的事件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时间秩序，显示出“我们在不同的生存压力下是如何构思出不同的世界末日来的”，而作品的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读者由它的结尾向开头进行回顾的过程中。对于结尾的研究，则有助于我们认识作者理解和感受生活的方式。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给每一篇作品都安排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对前文所叙事件和人物进行不同程度的弯折、反转或回环，由此体现出作者对待历史、现实和世界的态度。
在《补天》里，当女娲在“造人”和“补天”的创造性活动中耗尽了自己全身的力量，终于“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于是，“上下四方是死灭以上的寂静”。这时，女娲的故事似乎已经结束了，但是且慢，鲁迅又为其添加了后话：其一是在女娲死后的某日，禁军躲躲闪闪地攻到了女娲死尸的旁边，不仅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而且声称唯有他们才是女娲的嫡派，“同时也就改换了大纛旗上的科斗子，写道‘女娲氏之肠’”；其二是有关于“仙山”的“要闻”，由老道士传给了徒子徒孙，秦皇汉武都教去寻，却杳无踪影。学者黄子平对此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从中可以读出两层意思，首先是创造者、作者的悲剧命运(‘我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未见阐释，只见阐释权的争夺，即便有阐释，当时的‘要闻’便已非真实，多讹错。更深一层的意思却使作者的悲剧命运得到喜剧性的补偿：一旦故事的阐释行为被事先编入故事时，后世的故事阐释者便无法逃脱故事对他的永恒嘲讽。作者已死，作者死后已失去对作品的控制，作品却代替他向‘谬托知己’而争正统的阐释者实施报复。盗墓者将冒被墓道中的暗箭射杀的危险。”[15]女娲先前的辉煌壮举，先是遭遇到被“拉大旗作虎皮”，充当统治者合法性包装的厄运，后又以创造物的存在对其实施报复，女娲故事的结尾经过了两次弯折，作者在天堂里的笑容隐然可见。通过对创造过程之前因后果的完整展现，既肯定了创造的成果又避免了对创造者的神化，在确定了神话的精神性想象性价值的同时又嘲讽了将其历史化的虚妄，并且揭示出神化历史者的真正目的其实就在于确立和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结尾的弯折强化了作品的意义并使之增值，从而起到了颠覆“正史”的作用。
与阐释有关的结尾，更有力的则是在《采薇》当中。在伯夷和叔齐拒食周黍，饿死于首阳山之后，“有几个多事的人，就地用黄土把他们埋起来，还商量立一块石碑，刻上几个字，给后来好做古迹”。但当他们去找“首阳山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求他写字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小丙君对诗的批评，暴露出在专制社会中高喊“为艺术而艺术”，其实就是统治者的“良民”和奴才，同时也揭示出伯夷叔齐性格中的矛盾和迂腐。而对于他们的死因，“曾经上山去奚落了他们几句”的鸦头阿金则说出了一番妙语：
“老天爷的心肠是顶好的，”她说。“他看见他们在撒赖，快要饿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您瞧，这不是顶好的福气吗?用不着种地，用不着砍柴，只要坐着，就天天有鹿奶自己送到你嘴里来。可是贱骨头不识抬举，那老三，他叫什么呀，得步进步，喝鹿奶还不够了。他喝着鹿奶，心里想，‘这鹿有这么胖，杀它来吃，味道一定是不坏的。’一面就慢慢的伸开臂膊，要去拿石片。可不知道鹿是通灵的东西，它已经知道了人的心思，立刻一溜烟逃走了。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嘴，叫母鹿从此不要去。您瞧，他们还不只好饿死吗?哪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嘴呵!……”
这番话使前文的意义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反转，所谓的“政治气节”、“千秋忠烈”在阐释的过程中一变而为“贪心”、“贪嘴”的“贱骨头”，正统文化中的节义观念在民间视野下被彻底颠覆，一个俗人在不经意间道出了人性的真实侧影，被正史大肆渲染的英雄壮举其实也有难以启齿的一面。然而这番话自身也充满了虚构性，显而易见是阿金为使自己撇清干系而随口杜撰出来的，于是言说的本质被暴露出来，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历史其实就是传说，阐释的过程其实就是个人基于自身的需要以意为之的过程，而绝大多数的史家和阐释者对此却浑然不觉。这样的结尾也同时颠覆了文本自身的确定性，小说的虚构性本质得到了彻底的还原。
《故事新编》中更多故事的结尾表现为对人物形象的反转。像《理水》的结尾，舜爷治服了洪水，但回京以后，与他先前粗手大脚、“乞丐似的”样子相比，“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个性终于被共性所消融，英雄终于被环境所同化；《奔月》的结尾，作者刚刚让后羿对着月亮连放三箭，“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却又让他吩咐王升量四升白豆喂马，英雄已然被世俗化了，言谈举止之间不可避免地就流露出日常凡俗生活的惯性，偶尔的英姿不过如焰火一般地瞬间即逝；《非攻》里的墨子在归途中厄运连连；《铸剑》中的复仇最终成为看客的资料，都体现出了对史料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同时又去掉了英雄头上的光环，颠覆了英雄史观，并显示出人与现实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为现代性思想中盲目肤浅的乐观主义态度注入了一副清醒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