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重新审视可靠性：《孔乙己》叙事艺术解读
作者：张晓勇
摘要：《孔乙己》故事的叙述者小伙计“我”既是叙述主体，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人物，由于叙述者处于多重关系与多重身份之下，其叙述的可靠性问题长期困扰读者，本文重新梳理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事实，寻绎曾经被忽略了的叙述者的意义功能，探讨不可靠性所激发的作者与读者活动，体会作者鲁迅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
《孔乙己》作为一篇“同故事叙述”（叙述者与人物存在于同一个故事层面的叙述）文本，鲁迅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叙述者“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由于叙述者的这种独特性，其叙述的可靠性问题长期困扰读者，随着叙事理论的发展，读者对叙述者越来越关注。可靠性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有人不禁要问：以往对这部作品的读解是否精确到位？本文借引进叙述的可靠性理论重读经典，探讨这部作品的叙事艺术特点，寻绎一些被误解和忽略的叙事技巧，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对《孔乙己》作一解读。
一、可靠和不可靠叙述的理论背景
传统小说叙事学注意到不值得信赖的叙述者的现象，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靠叙述，它的最大兴趣往往落在“叙述者参与”叙述观点或称“同故事叙述”作品上。在这些表现为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的作品中，叙述者不仅仅是故事的讲述者，他还是事件的参与者、经历者，他既担纲叙述者的诸多职能，还表现出人物角色的功能。叙述者的叙述出于种种原因引起人们对其可靠性的质疑。在多重关系与多重身份之下，其叙述能否做到完全真实可靠，这个问题引起叙事学的极大兴趣。韦恩· Ｃ ·布斯（《小说修辞学》，19６1 年）是较早的相对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文论家，他把“是否共用隐含作者之标准”进行叙述作为检验可靠性的试金石，“言语或行动与作品常规（指隐含作者的常规）相一致的叙述者是可靠的叙述者，否则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在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里，詹姆斯·费伦对布思关于可靠性的理论进行了发展与增进，费伦尤其指出“不可靠性不仅发生在事实／ 事件和价值／ 判断轴上，而且发生在知识／ 感知轴上”，对叙述的不可靠性研究深入到阅读伦理的互动关系。马克·柯里更进一步指出，由于叙述者复杂的身份与角色代表性，自我叙述有时会转换成第三人称，即同一个叙述者有可能在第一和第三人称之间转换。显然，由于叙述者直接参与故事，“可靠性”问题挥之不去，它的意义值得我们不断以作品分析与理论证明的这种循环关系体验其叙事学上的价值。正如詹姆斯·费伦的感叹，“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有一个人物──叙述者，不管这个人物是主人公、目击者、或与行动相隔甚远的转述者，可靠性的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孔乙己》正是这样一篇“叙述者参与”型的作品，叙述的可靠性成为读者所有理解与认知的出发点。
二、叙述者的不可靠性表现
《孔乙己》故事的叙述者是小伙计“我”，这已经是一种共识。叙述者“我”既是叙述主体，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人物。在大部分情况下，“我”的人物功能表现相对微弱，几乎被读者忽略，更主要的是发挥叙述的职能，即讲述“我”所经验的“孔乙己的故事”。但叙述者的叙述功能和人物功能显然不可分割，忽略其中任一方面都会使叙事的意义和价值大打折扣。下面对不可靠性的分析是把这两者统一在人物角色身上。叙述者的不可靠性表现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身份的制造掩藏着不可靠性
正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我们的身份地位一样，叙述者也有他的身份。身份并不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面。马克·柯里说：“个人身份并不在我们本身之内。”他指出两种关于身份的观点：第一种认为身份是关系，是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是由差别构成；第二种认为身份不在身内，而在叙事之中：“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选择能表现我们自己的事件，并按叙事的形式原则将它们组织起来，以仿佛在跟他人说话的方式将我们自己外化，从而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我们要学会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马克·柯里显然更重视第二种观点，即身份存在于叙事之中。《孔乙己》故事中，叙述者的身份有两大可疑之处：一是叙述者掩藏了自己的故事，在叙事中失去了应有的身份感；二是叙述者在故事世界里和人物孔乙己形成身份上的对照，不但没有产生身份的确立，相反带来了荒诞的反讽效果。《孔乙己》显性的故事应该分作两个层次，即叙述者“我”的故事和孔乙己的故事。在“我”的故事里除了包含孔乙己的大段故事之外，有关叙述者自己的故事相当贫乏，这样的叙事虚化了人物的身份。在仅有的一点叙事中，“我”的身份更趋向于边缘化，那就是“掌柜说，样子太傻”，在酒里“羼水”干不了，就专管温酒。显然当叙事无法确立人物的身份之后，叙述就变得不可靠。叙述者在仅有的一点卑微和虚化的身份之下，还鄙视孔乙己（“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形成主观上的对照，企图建立身份的关系形式，不料在客观上制造了荒诞，使叙事显示出反讽的意义。
在鲁迅的小说中这种身份上的对照比比皆是，往往是这种虚化的、边缘的、主观的身份对照产生了微妙的富有意味的叙事效果。在《孔乙己》的故事中，小伙计“我”与孔乙己的身份对照产生了反讽与荒诞的感觉；而在《阿Ｑ正传》中，阿Ｑ和小Ｄ的比赛与优胜更是可怜而荒唐；在《风波》中农村的“知识分子”赵七爷与“出场人物”七斤、与群盲如七嫂者的较量都揭穿了人物虚假的身份。卑微可怜的下层人的一较短长使我们理解到他们认为身份就是关系，是个人与他人的差异，身份是由差别构成。但这种差别是多么的可笑啊！鲁迅通过文学叙事，展示这种细微的拙劣的差别较量，在这些细节中鲁迅深刻批判民族的缺陷。
（二）叙事视点的游移不定蕴藏着不可靠性
叙述者可以转换观察点，但在由内而外形成的叙事视点上不能轻易游移，否则就会使叙事分裂，人为制造矛盾与不可靠。《孔乙己》故事中，叙述者本来有其相对确定的位置，他对孔乙己的叙述表现为亲眼所见的证明、边缘化的旁观、转述或近距离观照。但叙述者形成了矛盾的叙事：就其主观的自发的价值判断出发，孔乙己“身材高大”、“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叙事出于一种敬仰、亲近的感情，这样的叙事带有自我的直观成分；一旦从现实的社会伦理价值判断出发，叙事就完全是另一面孔。亲眼所见孔乙己的故事素材，往往都在酒店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合，孔乙己是一个被取笑的角色，人们取笑他偷窃，取笑他没有中秀才，取笑他的斯文，“所有喝酒的人都看着他笑”，“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往往会身不由己地为环境所同化，从而失去他的个性立场，从众、附和。尤其当孔乙己向“我”走近，并愿意教“我”“茴”字的四样写法时，“我”毅然放弃了自发的价值判断（“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选择了社会伦理价值判断，拒绝走近孔乙己。由此可以推断，叙述的不可靠性出自两种叙事视点的矛盾转换，社会伦理价值判断意识对叙述者的左右使他放弃了叙事的初衷，这一痕迹被完整保留下来，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叙述者的不可靠。当“我”最后看到孔乙己时，叙述表现为冷静、克制，虽然是超近距离的观照，“我”对孔乙己的“手”和他的整个生存状态感到吃惊，但冷漠与隔膜并存，“我”再一次以人物角色的身份与孔乙己完成互不理解的对视。
（三）“伪现在时”所遮蔽与模糊了的隐喻
《孔乙己》的叙述时间很有特点。许多研究者认为这篇小说是散文化的叙述结构，小说没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事件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情节淡化，富有探索性。其实这种说法是完全感受性的，并没有指明小说真正的时间特点。据西方传统故事结构准则来检验这篇小说的叙述时间，似乎上述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如果用在检验故事上，则显然已经是捉襟见肘。由于我们已经多少解读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那么和他的叙述密切相关的时间观念也必然在实践着这种不可靠性。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小说的叙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