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重新审视可靠性：《孔乙己》叙事艺术解读

作者：张晓勇

　　叙述者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伙计，他对所经历的事件不能准确排列在时间的轴线上，记忆和叙述似乎失去了时间序列，几乎所有的时间概念都是不明确的，简言之，叙事是模糊的、不准确的。限于叙述者的具体情况，作者有意创设了人物从自我感觉出发的时间序列。因而故事初始的时间是“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这是一种完全私人化的时间概念，叙述者并没有理性的常规时间概念，而是采用一种形象化、感觉性的事件与时间结合的方式（类似于人类童年时期的结绳记事）。这种方式在下文应用相当广泛，如：“有一回”，“有几回”，“有一天”，“中秋之后”“一天的下半天”，“到了年关”，“到第二年的端午”，“到中秋”，“再到年关”，“到现在”……这样的时间线索对读者来说显然是不充分的。与其说这是一条时间线索，毋宁说这是一条事件线索，“中秋”、“端午”、“年关”之类仍然是叙述者对事件的感觉。其实这种事件与时间结合的私人化的时间概念在小说中还有一些变形，如“孔乙己一到店……”“孔乙己喝过半碗酒……”这样的叙述时间是独特而有个性的，如果我们稍作探讨，我们会发现它是很有意思的。其实对时间概念的接受往往受制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时间。在今天这种表达时间的方式里我们已经习惯了所谓明确可靠的时间概念，简单说那就是一张日历（主要是提供了公历标记）提供的方式，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但是在这张日历出现之前人类是如何表达时间的，我们已经完全忽略了。其实在这张日历出现以后，也还存在着不同的表达时间的方式，比如农民、老人、儿童、弱智甚至精神病患者，他们更习惯于用事件说明时间。鲁迅正是悉心选择了小伙计的时间叙述方式，在遮蔽与模糊中以一种“伪现在时”进行叙述，同时也把读者置于不可知的时空状态，正是理性时间的渐次退席使事件凸现超越时空的意义。鲁迅难道在有意创造这种叙事的永恒？从叙事的技巧层面分析，这种叙述时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可靠性，故事的魅力由此不断显现。
　　
　　（四）谁在发出声音？
　　叙事学的理论已经明确了叙述者和作者的关系。自从韦恩·Ｃ·布斯提出“隐含作者”的概念，叙述者与作者与声音的关系就显得更复杂， 更有意义。把叙述者的声音与作者的声音区别开来，把“隐含作者”的声音与伦理、意识形态和作为修辞的叙事声音区别开来，这是对叙事更技术化的解剖。詹姆斯·费伦是这样解释“声音”的：“说话者的风格、语气和价值的综合。”简单说，叙述者、作者与人物各有他自己的叙述口气、态度、风格等，这些都体现在作品里面。
　　就声音的特点来看，《孔乙己》这篇小说既有叙述者的声音，也有作者的声音。小说第一段就具有鲜明的作者声音的特点，应该是一个明显的独立部分（现在仍然有很多语文教参将第一和第二段合在一起作为小说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试把这一段的叙述语气、说话风格和后面的叙述相比较，可以发现鲜明的差异。首先，就言语表达风格来看，节俭、紧凑，很有理性逻辑。叙述“鲁镇酒店的格局”，“格局”是一个书面化程度很高的词语，这种遣词风格和叙述者小伙计在故事本事部分的言语风格完全不同；对酒客喝酒的动作神态描述也极为传神，一个“靠”字，一个“踱”字，在对照中刻画出短衣帮、长衫客的动作习惯，简明中透着功力；“傍午傍晚”的类仿用法也极为经济，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戏谑反讽，犀利如刀，逻辑规整，精简老到。这种声音特点是叙述者小伙计不能望其项背的。其次，声音的态度和价值观念也暗示出这种差异。声音在某种情况下恰恰是内在倾向的表露。对短衣帮的真诚描述和对长衫客的反感模仿均是发出声音者的态度和内在价值的体现，这种倾向性表现为“隐含作者”有意识的选择。按照以上推理，发出本段言语声音的人不可能是叙述者“我”，而是作者（或隐含作者），他的叙述具有真实可靠的权威。作者有对短衣帮倾向的情感与价值判断，这种声音左右了他的叙述。反过来说，叙述者“我”的声音却不是这样。单从他对短衣客人“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不耐烦和骨子里的等级观念，他声音里所表现的价值和态度显然不是这种倾向。
　　作者要努力使叙述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把这种声音置于前台，置于读者显而易“听”的地方。但作者并没有有意让叙述者代替自己。确切讲，《孔乙己》这篇小说的第一段应该是故事外叙述者即“隐含作者”的声音，是某种意识“选择”的结果。詹姆斯·费伦关于“隐含作者”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叙述文本之所以‘以这种顺序排列这些词’，并能嵌入他的价值，是由于一些选择造成的，而进行这些选择的那个意识就是隐含作者”。
　　叙述者的声音表现了内在的不统一，这种自我分裂造成叙事的断裂。在这样一篇小故事里，由于叙事的断裂使故事走向开放，这大概是鲁迅的独特话语创造。
　　
　　三、叙述者的矛盾
　　
　　叙述者由于种种局限表现了其在事实报道上的不可靠和在伦理评价方面的不可靠，这些迹象表明我们已经找到了不可靠叙述者的种种证据。但我们还是无法解释叙述者的矛盾叙事。
　　如果说《孔乙己》这篇小说给我们提供的孔乙己的故事是显性的、是意义分析与关注的焦点的话，那么我们往往忽视了叙述者，有时也不过给他一个简单评价，诸如用迟钝、麻木、冷漠之类的词来概念。这样的词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读者简单屏蔽了叙述者所应有的感知与认知，读者自以为是地把叙述者归入某一位置，想当然地用规范化的意识形态做出阶级的、社会伦理的批判，这就是读者观念中的叙述者。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出叙述者和人物的区别，通俗地讲，此叙述者非彼“小伙计”，此“我”非彼“我”。过去的“我”是作为现在的“我”的描述、观照、叙述的对象，两者并不能完全重合。“同故事叙述允许人物角色与叙述者角色不完全一致，这有助于更大的叙事目的，也可以展示不一致运作本身的魅力。”那么，如果继续这样的推断，过去“我”的知识、感知是否就是现在“我”的知识、感知？或者说当年“我”对孔乙己的感知是否就是现在我对他的感知？显然这是有区别的。据叙述者告诉我们的情况，因为“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记得”，（所以）他才讲述了孔乙己的故事，叙述者的目的果真如此耶？叙述者是否还有其他动机？提出这样的质疑必须要求我们谨慎从事。如果说我们对叙述者的个人目的或动机进行某种程度的推断，这大概是他没有意识到或者至少是不能接受的。孔乙己的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时隔二十年以后的叙事意义何在？我们能否相信叙述者一成不变的感知与认知，认为叙述者仍在“可以笑几声”的肤浅层面讲述孔乙己，从而把他的意识归之于“冷漠”？
　　根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和叙述者的表现，可以推知叙述者对自己动机的报道和读解都是很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读解表现在叙述中所恪守的所谓“冷漠”准则。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最后一次见到孔乙己的场景：
　　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了。
　　如果说以往见到孔乙己，我还可以附和着笑几声的话，那么这一次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了。叙述者近距离感知这个可怜的人：“不成样子”，打断的双腿，泥污的手，尤其触目惊心的是叙述者盯着孔乙己的那双手，目送他走远。叙述者下意识地把自己区别于“旁人”，在瞬息之间超越庸俗，靠近到叙述对象的手感经验。但令人惊讶的是叙述者似乎以恪守“冷漠”的准则而抵制了自己的情感，使自己无法意识到那些情感。或者说叙述者借助于超乎寻常的“冷漠”语言将叙述时进入意识的东西排除出去。这种“冷漠”几乎把读者推向愤怒的极致，读者所期盼的更多的事实与判断破灭了，剩下的只是若有所思式的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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