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思捷而才俊 诗丽而表逸”
作者：梁祖萍
“声律”是诗文表达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刘勰看来，文章的声律是从自然的音节中来的，刘勰《声律》篇中对曹植作品的声律调和给予肯定：“ 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籥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对此解释得很有道理：“此谓陈思、潘岳吐音雅正，故无往而不和。士衡语杂楚声，须翻回以求正韵，故有时乖贰也。左思齐人，后乃移家京师，或思文用韵，有杂齐人语者，故彦和云然。”⑨范文澜先生认为，刘勰在此以吹籥喻陈思、潘岳之文，称其为“宫商大和”，是说陈思、潘岳用的是正声，故作文如吹籥，宫商调和，合于自然之律；以调瑟譬陆机、左思之作，称其为“翻回取均”，是说陆机、左思用的是方音，所以作文要如同调瑟，需要取韵，不能自然合节。由此可知，刘勰扬曹潘而抑左陆的用意很明显。在刘勰看来，方言入韵，会导致“失黄钟之正响”（《声律》）。刘勰在当时提出的声律和谐的原则，论及曹植的作品具有音律谐调、自然合节的特点，标准是比较宽的，与沈约的四声八病说的要求和唐人的格律诗都是不同的。如果以沈约的声律说来要求曹植的作品，曹植的有些作品也是不合律的。
钟嵘的《诗品》（上）称赞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曹植的作品，大多艺术技巧圆熟，辞藻绚丽。曹植吸取了汉乐府民歌朴实流畅的手法，而又继承了汉代文人诗的典雅、凝练，正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所赞：“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⑩刘勰《才略》誉曹植“诗丽而表逸”，说明其诗歌华丽而章表超逸，表现了曹植驾驭语言的综合才力，尽管刘勰没有具体指出曹植诗歌语言典雅而华丽的表现形式，无疑，就语言的运用来说，除以上所论之外，诗文的对偶工整及练字等艺术技巧无疑是语言藻绘的具体表现。
曹植的诗歌如《吁嗟篇》“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当南而更北，谓东反而西”，《赠丁仪》“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美女篇》“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送应氏》“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等，对偶工整自然而又绮丽清新，后人在追溯五言格律诗的起源时往往要提到曹植诗歌的创作之功。曹植的表语言华丽，骈偶之句比比皆是，《求自试表》：“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全文用了七十多个偶句。曹植为文较多地使用骈俪对偶之句，对骈文的形成和盛行有着一定的影响。
刘勰的《练字》篇：“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练字》篇引用曹植的话从用字方面说明了扬雄之作“趣幽旨深”的特点，足见曹植对文学作品用字的体会之深。在《练字》篇中，刘勰提出练字也要避免“重出”，“重出者，两字相犯也”（《练字》），诗歌和骈文的对偶要尽量避免用重复的字。曹植的诗歌很注重用字之精练，如著名的《白马篇》“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同样是射中目标，却分别以“破”“摧”“接”“散”来形象地表现，其炼字之匠心，对杜甫等诗人有很大的影响。
三、对曹植的全面评论
在《文心雕龙》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勰是本着“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知音》）的原则，主观上着力对作家能够按照实际的文学成就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掌握了所论作家的大量作品和相关的作家评论的言论，藉此提出新的见解。
刘勰看到“近代之论文者多矣”（《序志》），他列举了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裧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指出以上诸文各有其不足，“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序志》），并没有能够“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和“述先哲之诰”（《序志》）；为补以往论文之不足而进行全面的论述，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目的之一。他评论作家，也旨在全面地分析和阐释作家的特点，措辞极有分寸；他非常熟悉历代的作品，所涉及的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宋九代的作品，浩如烟海，刘勰对其语言文采，都能概括地加以说明，即“辞令华采”，“略而言也”（《才略》）。
刘勰论作家，对于那些一向为世人所称许的作家，并不盲目推崇，也不一味赞美，而是更为严格地分析其优缺点。刘勰在评论曹植时，既称赞了他的大才，也没有放过他的小疵。毫无疑问，刘勰非常重视作家的禀赋，而才思敏捷的作家一般来说其创作“文洁而体清”（《体性》），即文辞利落而语言清新流畅，很少有文辞繁缛堆砌之弊，但在措辞方面容易疏于细密，《指瑕》篇说：“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在创作过程中，不论是才思敏捷的还是思虑绵密的在运思上都极难于做到周密，以至于很少没有瑕疵。紧接着，刘勰对曹植的有些作品进行了批评。曹植的文章，是“群才之俊也”（《指瑕》），“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指瑕》）。曹植曾为其父曹操作《武帝诔》：“幽闼一扃，尊灵永蛰。”又写给魏明帝曹睿《冬至献袜颂》：“翱翔万域，圣体浮轻。”刘勰认为用颇似形容蝴蝶的“浮轻”一词和有点像写昆虫的“永蛰”来指尊贵的帝王，太不恰当了，对曹植的批评细微到作品的用词上。
刘勰认为，值得称赞的诔文应该：“辨褀相参”，“序事如传，辞靡律调”（《诔碑》）。《诔碑》篇，批评曹植诔文：“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他指出，尽管曹植的诔文很负盛名，但文辞冗长繁缛，在《文帝诔》的结尾，大段地陈述自己，违背了诔文的体例。汉末的儒学衰微、思想解放与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密切相关，曹植和建安许多作家一样，为文能够自由而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曹植《赠丁仪》：“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士儒”，所言可说是自身性格的真实写照，置传统观念于不顾，这对于本着宗经思想的刘勰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曹植在《文帝诔》的末尾，情不能已，以百言表白自己，突破了传统诔文的格式，刘勰自然会批评有加。对此，刘师培的评论很有见地：“陈思王《魏文帝诔》于篇末略陈哀思，于体未为大违，而刘彦和《文心雕龙》犹讥其乖甚。唐以后之作诔者，尽弃事实，专叙自己，甚至作墓志铭，亦但叙自己之友谊而不及死者之生平，其违体之甚，彦和将谓之何耶?”(11)刘勰当时所指责的，今天看来，未必是曹植的缺点，但刘勰所论全面乃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