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福斯特意大利小说中文化身份的嬗变

作者：岳　峰

　　
　　二、福斯特意大利小说中的婚姻
　　
　　“发育不良的心”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隔阂、背离、分歧”促使福斯特发出改变“逻辑”的“联结”的呼吁，这种“联结”表现为福斯特在意大利小说中寻求人际关系的沟通途径，追求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英国诺丁汉大学著名学者卡特教授在《英语文学史》（１９９７）中将“只有联结”作为福斯特章节的副标题，并对福氏“联结”观进行这样的阐述：如果这些不同文化、不同人生态度、互为排斥的价值观念能够沟通，那么，个人与社会就可能形成完美而健康的一体，人间之爱就可大放光彩^⑨。这正是贯穿福斯特整个创作的主题思想，也是作家终生追求的理想。对联结的理解，福斯特往往是借助于隐匿在人际关系中的婚姻母题来阐述的，所以福斯特笔下的婚姻已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换言之，小说中的“婚姻”已经成为福斯特“联结”观的载体。文学评论家安妮•赖特明确指出，福斯特在某些小说中所描写的婚姻已经不再停留在其表层意义上了，婚姻已经成为一种富有象征意味的度量衡，“借以衡量小说中的‘联结’成功与否”^⑩。在对福斯特小说婚恋情节描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作家对婚姻的质疑和对婚姻之外的人际关系的重视以及为建立这种融洽友好的人际关系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两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小说中，作者借助爱情描写，讴歌了冲破世俗偏见和传统道德的束缚，勇敢追求纯洁爱情的恋爱观。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信使得赫里顿夫人大为惊讶，寡居的儿媳妇莉丽亚到意大利旅行中竟然想与当地人吉诺结婚，借着婚姻这一话题，一部讽刺传统社会风俗的悲喜剧才得以上演，尽管莉丽亚最终因难产死去，但莉丽亚渴望通过婚姻的形式向一贯具有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势利、傲慢的婆婆——赫里顿夫人表明自己不愿再受其束缚。英国中产阶级的势利的道德观和宗教观在象征人的自然本性的婚姻面前成了束缚，成为福斯特的抨击对象，这一主题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再次出现，意大利自主自然的价值观唤醒了露西心中的爱情，但受到英国中产阶级关于体面和尊严的传统观念束缚的露西起初不敢正视乔治的求爱，回到萨默街后，露西和一个典型的按中产阶级道德观塑成的青年塞西尔订了婚，这种冷漠虚假的关系与真实、自然的感情是格格不入的。露西最终在乔治父亲的帮助下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这一壮举被象征性地写成露西承认自己内心对乔治的爱，并响应内心的呼唤与乔治结婚，重返意大利。
　　罗丝•麦考雷一直认为婚姻描写在福斯特的小说中扮演了“不尽人意的角色”，但她也认为，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婚姻却是“更深层次，更重要意义的象征”⁽¹¹⁾。
　　露西的母亲霍尼彻奇太太非常渴望找一个乘龙快婿，但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又使得她的择婿标准只能是塞西尔这一类人，因为“他有很多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事实上，这种喜欢显然并非出自内心真实想法，当她向塞西尔这位“准女婿”表示祝贺时，她“假笑着说，接着意识到她这样很做作”⁽¹²⁾。最终高傲的塞西尔让她也无法容忍，“塞西尔从伦敦回来后，好像对什么都不满意。只要我一开口，他就皱眉头。”⁽¹³⁾即便塞西尔这样的虚伪、高傲，但霍尼彻奇太太绝不会喜欢像乔治这样的热情、真诚的青年。中产阶级的准则和标准非但没有使她们的初衷与结果相符，反而使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露西和乔治婚姻路程的不平坦告诉我们：获得幸福婚姻的前提是坦然面对真实、自然的感情，虚假、陈腐的观念只能换来一段痛苦的婚姻。然而这种“有情人终成眷属”式的传统小说常见的大团圆结局也常常让福斯特感到不满意⁽¹⁴⁾，正如他在大学的一篇题为《关于文学的悲观主义》（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ｍ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０６）的讲演稿中指出：“把婚姻作为小说最终的愉快结尾是真相的敌人。分离，应该是最令现代小说家或剧作家满意的结尾。”⁽¹⁵⁾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二十世纪初小说家的矛盾心态、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过渡时期作家的复杂思想和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反映在福斯特意大利小说中，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福斯特对美满婚姻的怀疑以及婚姻之外的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
　　
　　三、文化身份的嬗变
　　
　　福斯特式的“批判”和“联结”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下提出的，福斯特小说所处的“文化语境”是在“爱德华时代”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具体是由三个层面组成的：体现英国本土传承的文化语境；与意大利文化接触而引发在抗衡中容纳变异的文化语境；体现人类共同思维的文化语境。每一层面的“文化语境”又包含多元文化的因素。福斯特的一生也正处于不同文化间冲突的漩涡之中，在不同文化包围中，福斯特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也处于渐变中，其文化身份也随之嬗变。正如荷兰理论家莱恩•Ｔ•塞格尔斯所说，“文化身份”永远无法界定，因为“它会依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¹⁶⁾。英国文化思想家霍尔（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也说：“文化身份既是‘自在’的，也是‘自为’的，它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它并非是个超越地点、时间、历史和文化的已经存在着的东西。文化认同来自某处，有其历史，但它同任何历史性事物一样，经历着不断的变革。文化身份远非被永久地固定在一个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受制于历史、文化、权力的持续‘作用力’。”⁽¹⁷⁾福斯特的这种在双重文化氛围交错生活的独特经历，使得他在游离于异质文化之间的同时，也显露了他的双重文化身份和意识。福斯特一度寄希望于“意大利文化之风”疗救英国人“发育不良的心”，他极力推崇“文化”，希望人类在艺术以及其他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这些不带功利性质的精神活动来制约并平衡人类的物质需求。但在工业文明冲击下的英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受到日益膨胀的物欲的挑战，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关心超过了对精神生活的渴求，福斯特式的“联结”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其结果与愿望背道而驰。从本质上说，由于福斯特文化身份的嬗变注定了福氏的“批判”和“联结”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者对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不“和谐”进行补救的方法。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迷惘和隔膜，看到的是这种启示录式“联结”的尴尬。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的莉丽亚原本指望通过婚姻的形式能够表达自己对“居高临下”的“蠢人”——赫里顿夫人的不满，但她很快发现她与意大利生活的格格不入，加之与吉诺的性格上的诸多差异，婚后郁郁寡欢，最终因难产而死，成为一个使人遗憾的结局，更令人扼腕痛惜的是象征英国文化希望的婴儿也在一次意外翻车中悲惨离世。在赫里顿夫人那里，福斯特很难指望这位坚定的英国文化沙文主义者有多大的改变。同样，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露西真的能放弃萨默街吗？真的能放弃中产阶级生活吗？为什么在远离萨默街的意大利她才能下定决心爱上乔治？为什么她对自己爱上乔治感到“有些困惑”⁽¹⁸⁾福斯特希冀通过艺术的魅力投射到菲利普身上所带来的变化来宣扬他的道德主张，希冀烂漫的异域风情涤荡去乔治和露西爱情的阴霾，但这只能“反映了福斯特的良好愿望”⁽¹⁹⁾。事实上，莉丽亚、菲利普以及哈里特像“蠢人”一样闯进了意大利，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失败的方式有所不同；福斯特原本希望把乔治的父亲爱默生先生塑造成一个能够拯救在他看来已经腐朽的中产阶级价值的智者，遗憾的是福斯特显然缺少足够的生活基础将这一角色塑造得完满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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