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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现象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看梁陈宫体诗的酝酿和形成
作者：樊 荣
关键词：文学传统社会环境拟作体形成
一、梁陈宫体诗的酝酿过程
从文学的发展规律来看，梁代天监初年之前的时间均可以称之为宫体诗酝酿期。其时，文学传统之影响、社会环境之孕育与宫体诗关系密切。
首先，在文学传统影响上，宫体诗与《诗经》之寄托、《楚辞》之意境一脉相承。拟作体的兴起则为宫体诗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创作基础。宫体诗与《诗经》相似，本身即兼具悲剧与喜剧的双重色彩。在《诗经》的《卫风•伯兮》中，“首如飞蓬”之怨妇为思念丈夫而痛心疾首；在《秦风•蒹葭》中，主人公为思念意中人而苦苦等候；在《秦风•黄鸟》中，弃妇为求得与丈夫重叙温情而“忧心靡乐”；在《小雅•沔水》中，主人公对“讹言”“谗言”忧心忡忡而渴望似鹰隼般振翅翱翔。与之相似，在宫体诗中，沈约《送别》借“未尽樽前酒，妾泪已千行”倾诉心中块垒，何逊借“寸心君不见，拭泪坐调弦”（《为人妾怨诗》）巧诉怅然情怀；吴均“岁暮竟无成，忧来坐默默”（《赠任黄门诗》二首其一）渴望能为人见知；江洪的“犹冀凌云志，万里共翩翩”（《和新浦侯咏鹤诗》）则既悲叹自己生不逢时，又渴望能一展抱负。相反，在《卫风•木瓜》中，青年男女互赠信物，寄兴隽永；《郑风》之《溱洧》《有女同车》等状男欢女爱，缠绵缱绻，甘美如饴。此类情爱之篇，在宫体诗中亦多有表现。其中徐悱《赠内诗》“聊因一书札，以代九回肠”深沉缠绵；萧纲《咏内人昼眠》诗中“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生机盎然，寄兴深远，既写出了“夫婿”的绵绵深意，又使全诗充满了喜剧色彩。宫体诗与《诗经》诸作之间亦多有不同之处：《诗经》表达思想感情较为直接质朴，而宫体诗则因梁陈之际社会背景更趋复杂、价值观念之特殊变化而呈现出较为委婉含蓄的时代特征。
《楚辞》之意境亦为宫体诗所承继。在宋玉《招魂》中，女乐形象之“娭光眇视，目曾波些”、景差《大招》中之“嫮目宜笑，蛾眉曼只”等描绘为萧衍《白纻辞》、沈约《夏白纻》、张率《白纻歌》所借鉴，其中“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转私自怜”（萧衍《白纻辞》）、“朱光灼烁照佳人，含情送意遥相亲”（沈约《夏白纻》）、“依弦度曲婉盈盈，扬蛾为态谁目成”（张率《白纻歌》）等含情脉脉之意态，亦深得《楚辞》塑造人物形象与渲染意境之精髓。此外，《招魂》中“蛾眉曼，目腾光些”予吴均《小垂手》中“蛾眉与曼脸，见此空愁人”影响甚著；沈约“扬蛾一含睇，绢好且修”（《湘夫人》）、王僧孺“桂栋承薜帷，渺涉川之湄”（《湘夫人》）等诗句则直承《九歌•湘夫人》意旨，而其意蕴又更加丰富。宫体诗与《楚辞》在塑造意境、突出形象上，表达目的是相通的，然而因时代之局限，《楚辞》中的有些内容较为晦涩难懂，意境相对较为单纯；而宫体诗则更接近生活，更为雅俗共赏，在意境塑造上亦更加丰富多彩。
拟作诗于南朝初期呈鼎盛之势。纵览拟作诗之发展脉络，即可发现其与宫体诗关系密不可分，贡献非小。在拟作诗之发展过程中，拟古诗与拟乐府并驾齐驱，相得益彰。早在西晋，陆士衡《拟古诗》即“名重当世”（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南齐时江文通亦“诗体总杂，善于模拟”（钟嵘《诗品》），其《杂体诗》三十首，分拟诸家，风格酷肖，堪称宫体诗酝酿期拟作诗之杰出代表与承前启后之过渡桥梁。拟乐府之风自东汉以来即相沿不衰。曹丕的乐府诗“如引人於张乐之野，伶风善月”（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曹植之乐府诗“意厚词赡，气格浑雄”（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陆机之拟乐府，曾有“令读者惊心动魄”之功（刘熙载《艺概•诗概》）；鲍照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一）。现代学者萧涤非先生之《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亦曾指出：“溯至东晋开国，下迄齐亡，百几十余年时间，民间乐府已达最高潮。”拟作体于齐末梁初之蓬勃发展，为宫体诗的问世在内容、题材上积累了丰富的艺术营养，终有所谓“宫体”之诞生。然而，《诗经》之寄托与《楚辞》之意境影响，拟作体之推波助澜只不过为宫体诗的出现提供了创作上的必要条件，而南朝社会的政治背景才为宫体诗的形成提供了肥沃土壤。
其次，南朝初年的社会背景为宫体诗的萌芽提供了孕育的温床，宋齐时代部分帝王自身爱好文学并积极提倡，对宫体诗的形成亦影响非小。在刘宋先后在位的八位皇帝中，就有武帝、文帝、孝武帝、前废帝、明帝爱好文学。刘勰之《文心雕龙•时序篇》曾评价曰：“自（宋）武帝爱文，文帝彬雅，孝武多才，英才云构。”南齐尽管短命，但颇具“文思广被，才秀英发”、“跨周轹汉”之势，其中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八友”中萧衍、沈约、范云、陆倕等人后来即为宫体诗之主将，对宫体诗的问世颇有创建之功。
宋齐统治者不仅自身爱好文学并积极提倡，而且以帝王重臣之尊贵广交文人，奖掖才士，为此后宫体诗人地位的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史载宋临川王刘义庆“招聚才学人士，远近必至”（《南史•刘义庆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亦“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之才学皆游集焉”（《南齐书•萧子良传》）。宋齐统治者奖掖文士从以文授职或因文免罪即可略见一斑。宋时汤惠休善于属文，被世祖命之还俗，官位扬州刺史；少时孤贫之江文通因文为齐代重臣萧道成赏识，被召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此外，出为永嘉太守之丘迟，因“在郡不称职，为有司所纠。帝爱其才，寝其奏”（《南史•文学•丘迟传》）。以上可见，因宋、齐帝王重臣之大力提倡，南朝初期文学的地位与以往的确不同，其中除了士族文人谢灵运、王融、谢脁等人因与皇权作对而被处以极刑之外，文学对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已成为一种扩大家族影响和较为直接便宜的进身阶梯。对于统治者来说，它已成为“取士”的一项重要标准，成为对门阀世族子弟“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传》）特权的一种抵消。
综上所述，南朝初期君主重臣对文学的爱好和积极提倡，使当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南史•王承传》），“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南史•宗悫传》）。如此时代风气和悠久的文学传统，对梁陈宫体诗在多方面的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宋、齐两代，皇族内讧频频发生，且有变本加厉之势，甚至连文人鲍照、范晔等也在所难免。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使其时文学发展迭遭挫折，诗歌创作也因多局限于贵公子之间而使其发展受到诸多束缚。因此，较为混乱的宋、齐社会不具备产生影响深广的宫体诗潮的条件。
二、梁陈宫体诗的形成条件
宫体诗形成于梁立国之初至梁普通四年（公元五二三年）萧纲镇守雍州之前。其时由齐入梁的诸多诗人、拟作体的鼎盛为宫体诗的成熟提供了前提条件和文学滋养，梁武帝萧衍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以文易俗”的新举措为宫体诗的形成提供了可靠保证。
宫体诗于梁初的成熟可以诸多齐代诗人入梁和拟作的鼎盛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诸多由齐入梁的著名诗人构成了宫体诗创作的强大阵容，为宫体诗成熟提供了永明体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丰富经验，亦为宫体诗问世提供了非常必要的前提条件。
以梁天监四年（公元五〇五年）为界，请看下列由齐入梁后当时主要宫体诗人的年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