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从文学现象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看梁陈宫体诗的酝酿和形成
作者：樊 荣
姓名生 卒 时 间当时年龄卒时年龄
萧衍公元４６４年——公元５４９年４２岁８６岁
沈约公元４４１年——公元５１３年６５岁７３岁
丘迟公元４６４年——公元５０８年４２岁４５岁
王僧孺公元４６５年——公元５２２年４１岁５８岁
柳恽公元４６５年——公元５１７年４１岁５３岁
吴均公元４６９年——公元５２０年３７岁５２岁
到洽公元４４７年——公元５２７年５９岁７１岁
到溉公元４７４年——公元５４８年３２岁７５岁
陆倕公元４７０年——公元５２６年３６岁５７岁
张率公元４７５年——公元５２７年３１岁５３岁
何逊 ?——公元５２０年左右
此外，虞羲、江洪等人亦为由齐入梁之文士。如此众多的著名诗人由齐入梁，正处于年富力强、一生创作之黄金时期，且正遇到梁武帝提倡以文易俗劲风之鼓吹和身体力行之推动，宫体诗问世才真正具备了水到渠成的条件。
宫体诗人之创作早期是从咏物诗和拟乐府角度重点突破的。在俞琰《历朝咏物诗选》中沈又彭后序曾引其师俞氏之言曰：“诗之有咏物，犹时艺之有小题。作诗者以咏物为先，犹作时艺以小题为始……（咏物诗）诚诗学之津梁也。……世有从事於诗者乎，请先咏物。”梁初诗人们即承齐末余绪，并对咏物诗大力发展。打开全梁诗集，即可发现在诗歌部分五咏、八咏、十咏之类诗作琳琅满目，颇有是物皆可被咏、万物皆能入诗之势。在咏物过程中，由咏客观外物到咏美女本体，既是一种艺术追求上的自然发展，同时从另一侧面亦反映出当时诗人对文学批评理论消化不足和时代文学观念之局限。
拟作体在梁初势头最盛，且与咏物诗相得益彰，成为宫体诗的主要创作手段之一。其中拟乐府、拟古诗在宫体中所占篇幅亦最多。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曰：“至梁，一方因音乐力量，一方又因对民歌自身之爱好，模拟乃成为极普遍之现象。形式内容皆与民歌无大差异。浸假而影响于当时之全诗坛，而有所谓‘宫体诗’之产生。”宫体诗人对古乐府、古诗之自觉摹拟，予文人形成自觉的创作意识以极大帮助。同时，在大量拟作的基础上，宫体诗人亦吸取古人精华，借鉴大量古诗、古赋等优秀文学遗产，不仅创作出如《上山采蘼芜》《艳歌行》《有所思》《三妇艳》《七夕》《闺怨》之类的拟乐府，而且还写了大量的如《白纻歌》《昭君辞》《昭君叹》《昭君怨》《湘夫人》等拟古诗。从艺术角度上来看，正因为大量拟乐府、拟古诗的强化训练，才能为时人和后人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创作经验和教训，促使宫体诗创作高潮的到来。
胡应麟《诗薮》曰：“古诗乐府，似易拟而实难，犹画家之画狗马人物也。”朱光潜《谈美》曰：“诗和其它艺术一样，须从模仿入手，所以不能不似古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但是它必须归于创造，所以又不能全似古人，全似古人则失其所以为我。创造不能无模仿，但是只有模仿也不能算是创造。”深而论之，拟作诗学古之风实是从好古之心发出的，拟古之情亦是从尊古之愿兴起的，而这些好古之心和尊古之愿所产生的根本原因，又与梁代社会尊儒之风兴起关联密切。（见李泽厚、刘纲纪著《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下册）因拟作较多地涉及妇女题材，为宫体诗在艺术风格上奠定了颇具轻艳色彩的创作基调，同时也成为被后人诟病的主要原因。
要而言之，众多年富力强的由齐入梁的著名宫体诗人，在咏物、拟作题材上的重点突破使宫体诗在此十余年间蓬勃兴起，并迅速风靡朝野，而以往学术界所称宫体诗形成于梁中期之说恐系对早期宫体代表诗人沈约、丘迟、王僧孺、柳恽、吴均、何逊等人卒年缺乏深刻比较所致。事实上，宫体诗若无上述主将之作将会大为逊色，并且以往在批判宫体诗时亦多举其诗作为佐证，可见欲正本清源，确有仔细推敲、恢复其本来面目之必要。
宫体诗于梁初之际形成，与其时意识形态大变化、世人内心世界大动荡关系密切，社会大背景的广泛影响为宫体诗的形成亦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规律中，任何一个朝代更替时，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最稳定、最保守、最不容易变迁，内心世界是很难紧随着朝代的更替而马上发生变化的。自东汉以来所形成的门阀世族，尽管正在趋于没落，北府军将领刘裕建立宋代之后亦曾多次对士族势力的桀骜不驯予以镇压，但仍未能彻底移动门阀世族在世人意识中的统治地位，士族阶层丰厚的经济基础、优越的社会地位、坐致公卿的从政方式直至南齐末年仍没有大的改变。其巨大影响轻则可以制造思想混乱，挑拨皇族内讧，重则可以兴兵造反，一呼百应，对皇权造成致命威胁。因此，梁武帝于开国之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制造礼乐、敦崇儒雅”（《南史•梁本纪》），“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萧衍《审古乐诏》），把“经俗以文”（《南史•徐勉传》）的理论付诸实践行动。同时，萧衍于实行设置谤木函广采言路、置五经博士、大兴国子学、博采英异、尊奉儒学等一系列变革措施的同时，还借助诗歌“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巨大作用，利用文学为其统治方针服务，以图彻底改变世人之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宫体诗随之兴起，作为梁初皇权统治的神经器官、改变思想意识的前哨组成部分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乎此，萧衍父子对文学的爱好、提倡和积极写作的态度在南朝皇室中是无人能够比拟的。首先，萧衍父子对文学之爱好逾于往时。《南史•文学传序》曰：“自中原鼎沸，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於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亦曰：“帝王之家，文章瑰伟，前有曹魏，后有萧梁。”萧衍本身即集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于一身。其登基之后，不仅自制有《襄阳蹋铜蹄歌》《东飞伯劳歌》《河中之水歌》《江南弄》等新曲，并且还有大量拟乐府如《子夜歌》《欢闻歌》《子夜四时歌》等作问世。昭明太子萧统集文人学士于东宫，讨论篇籍，商榷古今，编辑《文选》，已成文坛千古佳话。萧纲自云其“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南史•梁本纪》），即使其被侯景幽禁于永福省、危在旦夕之际，仍咏吟不辍。王僧辩曾称颂梁元帝“博学则大哉无所与名，深言则晔乎昭章可观”（《梁书•元帝本纪》），其说虽有溢美之嫌，但亦足可见其时萧绎文学造诣之深。
其次，宫体诗的形成与梁初皇室对诗歌之积极倡导亦有直接联系。“于是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南史•文学传序》）。文学侍臣中刘孝绰因“诗工，即日起为西中郎将湘东王谘议参军”（《南史•刘孝绰传》）；武帝因赞赏褚翔所作之二十韵诗奇异敏捷，“即日补宣成王文学”（《南史•褚裕之传》）。在皇室提倡下，能诗善咏已成为升迁最直接最便宜的手段，无怪乎李延寿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南史•王僧孺传论》）因此，梁初钟嵘所著之《诗品•序》中评当时之人“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致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也就情有可原了。
在皇室之尊奖下，寒庶诗人亦乘机崛起。其中吴均之诗“文体清拔，有古气”（《南史•文学•吴均传》）；费昶之诗“才意新拔，有足嘉异”（《南史•文学•费昶传》引梁武帝语）。似此别具一格之诗风，为宫体诗的内容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亦体现出随着梁初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变革，寒庶阶层地位的提高，客观环境才容许其参与文学竞争并一展才华；也正是因为宫体诗作为易俗措施之一被大力推行，才使文学这片过去几乎为门阀世族所独占的地盘为士庶阶层所共有，才使皇权寒庶以往与门阀世族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交锋时或溃不成军，或惟士族马首是瞻的状况至此有所改观，并最终使那些士族文人亦不得不随风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