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从文学现象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看梁陈宫体诗的酝酿和形成

作者：樊　荣

　　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于《中国文学研究》（胡行之译）中指出：“文之功德，为守成的、恒久的；武之功用，为创业的、一时的。有创业然后有守成，武为一时的扫荡群雄，文为恒久的经纶天下。毕竟文武相成王业的终始，而以武开始，以文底成的。”梁武帝萧衍在扫荡群雄之后，正是从守成的、恒久的经天纬地观点出发，把推行宫体诗的形成作为改造梁初时代精神和世人心态的工具之一来予以运用的。由此可见，自刘宋以来门阀世族地位衰落、寒门新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萧梁皇室对文学的爱好和积极提倡并逐步在梁初意识形态领域取门阀世族而代之的现象，既为了解梁代社会背景之关键，亦为探究宫体诗形成原因之枢纽。除此之外，宫体诗之形成时间亦颇有辨正之必要。宫体诗从其孕育期即一直与文学传统沿革和政治背景变化密切相关，实际上把宫体诗定为何人创建于何时恐怕不尽合理。在大文化背景下，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成熟之后所形成的宫体诗，实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产物，而后人人为地依据史书中某条材料而把某人定为宫体诗创始人的作法实有舍本逐末之弊，大可不必苟同。学术界目前所推论的宫体诗兴起主要以“萧纲说”和“徐袬说”两种可为代表。先前，学术界多认为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於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梁书•简文帝本纪》），为萧纲创建宫体诗之“铁证”，实际上《梁书》所载“时号曰‘宫体’”应根据历史情况视之为因其诗有“轻艳”之风故才有“宫体”诗之评，宫体诗之形成明显要早于萧纲赋诗之日，而不能视为萧纲早年即创建宫体诗。而萧纲七岁之时，正值天监八年（五〇九）梁朝草创之日。
　　近年来，又有人据“（徐袬）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始”（《南史•徐袬传》）一语，认为徐袬创立了宫体诗。其实，徐袬流传下来的诗作仅有五首，在流传较多的梁诗中仅用散佚、战乱是难以解释其诗作太少的原因的。其二，在徐陵《玉台新咏》中，根本没有一首徐袬诗作，此举一直或认为是“为尊者讳”，或认为是“千古之谜”。笔者认为徐陵所录之诗多是从文学影响角度考虑的，徐袬诗之题材范围实在有限，不录其诗亦正事出有因。在梁初至徐袬随晋安王萧纲赴雍州刺史上任二十余年之间，徐袬亦的确不负“文学俱长兼有行者”（《南史•徐袬传》）之名，萧纲“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之习又恰与徐袬天监八年受周舍推荐入王府为侍读之时相符，然而这些仍不能充分说明徐袬于梁中大通三年（公元五三一年）即创立宫体诗。
　　一种诗体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它并不因其称号如何而影响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只要它
　　本身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即可，而称呼只是一个能反映其内在特征和（下转第２７页）
　　外在表现特色的符号而已。同时假如我们承认宫体诗于梁中期才始形成，那么主要宫体诗人沈约卒年于公元五一三年，王僧孺卒于五二二年，柳恽卒于公元五一七年，吴均卒于公元五二〇年等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实际上，宫体诗自形成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发展，只是徐袬于文体上对宫体诗之发展有“既别”之力，萧纲则以其王子之尊、藩王之重积极参与创作并大力推动宫体诗发展——这些因素，均对宫体诗影响甚著。因此，笔者才认为假如说萧衍、沈约、王僧孺、吴均、柳恽、张卒等人于梁初在一定范围内为一定目的致力于宫体诗创作的话，那么给予宫体诗以重要地位并颇具推动宫体诗发展之功的当首推梁武帝萧衍，晋安王、雍州刺史萧纲及其谘议参军徐袬三人；又因萧纲普通四年（公元五二三年）赴雍州刺史之任，笔者才把宫体诗形成期下限定于梁普通四年之前。
　　总而言之，宫体诗于梁初形成须借助由齐入梁诸多著名诗人的积极创作、拟作体的鼎盛作为问世的前提条件。宫体诗作的出现，从意识形态角度极大地影响了世人传统心态的转变，萧梁父子从政治上大力扶植、积极提倡亦为宫体诗的形成提供了可靠保证。由上可见，宫体诗之形成既与当时文学规律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变化之需要有关，亦与王室成员积极推动、文学侍臣努力创作关系紧密。
　　
　　作者简介：樊荣（１９５６－ ），河南淇县人，硕士研究生，河南省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