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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拒绝这一份爱去体验这一份爱，这事是多么奇特啊！刘易斯的来信让我心碎。他在信中给我写道：“我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对您一往情深吗？”还有一次，他写道：“您对我玩弄的这一招可真怪啊。我再也不想把女人领进家中过夜，对那些我本可以赋予一丁点儿爱心的女人，如今我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奉献了。”每当我读着这些话语，总恨不得扑进他的怀抱！既然我不能这样做，那就应该对他明说：“忘了我吧！”但是，我不愿明言相告，我希望他爱我，我需要给他造成的这一切痛苦，在内疚之中承受他的忧伤。我也是为自己在经受痛苦。时间过得多么缓慢，又流逝得多么迅速啊！刘易斯离我仍然那么遥远，可我却一天天走近我的垂暮之年，我们的爱情在渐渐衰老，他终将离开人世而没有真正享受到这份爱。这一念头令人难以忍受。我庆幸离开了圣马丁，回到巴黎重又和病人、朋友相聚，重又听到昔日的声音，重又忙忙碌碌，迫使自己再也不去想自己。
自6月来，我一直没有见到波尔。克洛蒂缠上了她，邀请她到她家在勃艮第的城堡去度夏：波尔竟然接受了邀请，令我极为惊诧。我一回到巴黎，便给波尔打了电话，对她话声中那种轻快而又冷淡的客气劲儿，我实在困惑不解。
“当然，我很高兴见到你。明天有时间一起去参加马尔加迪埃画展的开幕式吗？”
“我更乐意找个更安静的地方和你见一面。你没有别的空暇吗？”
“我很忙。等等。你能在明天午饭后来一下吗？”
“没问题。一言为定。”
多少年来，波尔第一次一身城市人的打扮给我开门。她身着一套灰色交织呢新潮西服，里边是一件黑色的衬衫，头发高高地挽起，额前留着刘海，眉毛修得细溜溜的，脸上变得臃肿起来，还有点轻微的酒糟鼻。
“你好吗？”她满怀深情地问：“你假期愉快吗？”
“很好。你呢？你高兴吗？”
“十分高兴。”她答道。听她口气，好像带着深长的弦外之音。她一副既尴尬又挑衅的神态细细打量着我，“你不觉得我变了吗？”
“你好像气色很好。”我说，“你还有一套十分漂亮的西装。”
“是克洛蒂送给我的礼物，是巴尔芝时装店制作的。”
她衣服裁剪考究，鞋子式样雅致，确实无可挑剔。可是比起她以前为自己创造的那种过时的装束来，我觉得她现在这身打扮反倒显得更加奇怪了；也许只是因为我对她这种新的风度还不习惯吧。她坐下来，叉起双腿，点燃了一支香烟。“你知道，”她微笑着说，“我是一个新派女郎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傻乎乎地说道：
“是克洛蒂的影响吧？”
“克洛蒂只不过是个托词而已，尽管她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女人。”她说道，接着思索了片刻：“人呀，比我想象的要有意思得多。一旦不再与他们疏远，他们便一心跟你亲近。”她用挑剔的神态打量着我：“你应该多出门走走。”
“也许。”我怯懦地答道：“那边都有些什么人？”
“噢！什么人都有。”她兴高采烈地说。
“你难道也要搞一个沙龙？”
她答道：“你以为我没有这个能耐？”
“恰恰相反。”
她一抬眉毛：“恰恰相反？”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她接着冷冷地说：“反正眼下要顾其他的事。”
“什么事？”
“我在写作。”
“那好！”我满怀热情地说。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才女。”她笑眯眯地说，“可那边的人都说白白浪费如此的天赋，岂不是罪孽。”
“你写什么呢？”我问。
“叫什么都行：短篇小说或者诗。难以归类。”
“你把自己写的给亨利看过吗？”
“当然没有。我告诉他我在写作，可我什么也没给他看过。”她一耸肩膀：“我肯定他看了准会困惑不解。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创造新的形式。再说，我眼下进行的试验，该独自去搞。”她正面看了我一眼，接着庄重地说：“我发现了寂寞。”
“你不再爱亨利了？”
“当然爱。可把他当作一个自由人来爱。”她把香烟往空壁炉里一扔。“他的反应真奇怪。”
“他意识到你变了吗？”
“显然知道。他又不傻。”
“说来也是。”
可我却感到自己真傻。我用目光询问着波尔。
“首先，他回巴黎后，我对他没有任何表示。”她得意洋洋地说，“我等着他先来电话，他果然很快就打了电话。”她静思片刻，接着说：“我穿上了漂亮的西服，样子十分安宁地给他开了门，他脸色骤变，我感觉到他慌乱不堪。他转过身去，把额头倚在窗台上，以便遮着自己的脸，我呢，却从容不迫地跟他讲述我们俩和我自己的事。后来，他神态十分古怪地看了看我。我马上明白了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考验我。”
“为什么要考验你？”
“他一时憋不住想建议我重新一起生活，可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他想对我有十分把握，他有权表示怀疑。这两年来我对他可不怎么顺。”
“后来呢？”
“他严肃地向我解释他爱上了小若赛特。”她纵声大笑道：“你想象得到吧？”
我吞吞吐吐：“他真的跟她有事，不会吧？”
“当然不会。可他根本用不着跟我说爱她。若爱她，他决不会告诉我的。他是要观察观察我，你明白吧。可是我先赢了，既然我自己得到了满足。”
“我明白。”我说道，尽力扮出一个信赖的笑脸。
“最有趣的，”她快活地说，“是他同时又大献殷勤，真难以想象：他只是不愿意我影响他，可一旦我不再爱他，我想他准能把我给杀了。好了，他跟我谈起了格雷万博物馆。”
“怎么谈起的？”
“就像这样，随便谈起的。传说有一个院士，好像是莫里亚克或者杜阿梅尔，马上就要在格雷万博物馆有自己的塑像，你知道亨利对此是不在乎的。实际上，他是在暗示他恋上我的那个美妙的下午。他希望我回想起过去。”
“真复杂。”我说。
“不。”她说，“真幼稚。再说，最容易做的事只有一件。四天后就是彩排，我找若赛特说去。”
“为什么事要找她谈去？”我不安地问。
“噢！什么都为，也什么都不为。我想制服她。”波尔轻佻地一笑，站起身来问道：“你真不愿意参观那个画展？”
“我没有时间。”
她在自己头上搭了一顶黑色的贝雷帽，戴上了手套。
“说真心话，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再也不是从心底，而是从她脸上寻找答案。我认认真真地答道：
“你美极了！”
“星期四看彩排时见。”她说，“你参加夜宵招待会吗？”
“当然。”
我和她一起下楼。她连走路的姿态也变了。她从容不迫地径自走去，可这是一般夜游者的从容劲头。
彩排前的三天，我和罗贝尔看了《幸存者》的排演。我们俩的心全被抓住了。我喜爱亨利所有的作品，就我个人而言，这些书无不打动我的心；可我不得不承认他写的东西再也没有比这部剧更好的了。这种语言表达的激烈程度，这种集诙谐与忧伤为一体的抒情手法，在他作品中都是首次出现。此外，在此作品中，剧情与思想之间没有任何距离：只要你注意剧情的发展，自然而然就会了解其意义。正因为这一意义与那一奇特但却令人信服的故事紧紧结合在一起，所以便具有了丰富的现实性。“这才是真正的戏剧！”罗贝尔这样评价道。我希望所有观众的反应都会像我们一样。只是这一集闹剧与悲剧为一体的剧作有股生肉的味道，很可能会吓了观众。彩排那天晚上，启幕时，我真感到忐忑不安。小若赛特明显缺乏表演才能，可当一些观众开始起哄时，她表现不凡。第一幕后，掌声大起。终场时更是掌声雷动，取得了真正的巨大成功。当然，在一个命运不算太差的作家的生涯中，肯定有过名副其实的欢乐时刻，可当他像这样一下子得知大获成功时，该是多么激动。
走进餐厅时，我突然一阵冲动，内心腾起对亨利的好感。真正的纯朴感情是多么难得啊！在他的周围，一切都显得虚假，无论是微笑，还是话语，而他呢，却仍然是他自己。他一副幸福的神态，略显局促不安。我多么想对他说一些赞扬的话，可是我不该等待。五分钟后，我的喉咙便像打了结似的。应该说我是自找悲伤。我偶然看见吕茜·贝洛拇指着两个年轻的犹太女演员对伏朗热说：“德国人搞的不是焚尸炉，而是孵化场！”这种玩笑的分量我是知道的，可从来没有亲耳听过。我既为吕茜·贝洛姆，也为我自己感到恐怖。我暗自责怪起亨利来。他在剧中对人们的遗忘说了许多漂亮话，可更确切地说，他自己也忘了过去。樊尚说贝洛姆被剃过头，而且是罪有应得，那伏朗热呢，他在这儿干什么？我再也不想对亨利表示祝贺；我相信他已经感觉出我不舒心。因为碍于波尔的面子，我留下呆了一会儿，可感到十分不自由，只得无节制地多喝酒；然而这也帮不了我的忙。我回想起了朗贝尔对纳迪娜说的那番话：“我有什么权利非要固执地记住过去吗？”我们扪心自问，“我做的不如别人多，受的苦也比别人少，若他们都忘记了，那就是应该忘记，我跟着他们忘记就是了。”但是，纵然我痛饮暴食也无济于事。我憋不住想骂人，想大哭一场。重归于好，宽恕他人！这是些多么虚伪的字眼。大家全都忘记了，这才是实质。忘记死去的人们这还不够，如今，我们还要忘记遭受的残杀，忘记杀人凶手。算了，我没有任何权利：如果说我眼中涌出泪水，那这只与我个人相关。
那天晚上，波尔和若赛特谈了许久，可对她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继后的几个星期里，我觉得波尔似乎在回避我。她经常出门做客，或在家写作，一副忙碌的样子，神气活现。我对她很少顾及：我太忙了，要忙的事太多了。一天下午我回到家中，发现罗贝尔气得脸色发白。我生来第一次看见罗贝尔气得这个样子。原来他刚刚与亨利闹翻了。他三言两语、声音断断续续地向我诉说了事情的经过，接着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
“别想法子原谅他。他不可宽恕。”
我当时哪能立即为他辩解呢，我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十五年的友情竟在一个小时中抹去了！亨利再也不会坐在这把扶手椅上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欢快的话语了。罗贝尔将是多么孤独！而对亨利来说，他生活中将是多么空虚！不，这不可能彻底崩了。我终于又说出了声。
“荒唐。”我说道，“你们俩都气疯了。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在政治上宣布亨利的错误，而不要断了您的友情。我肯定他是诚心诚意的。要明鉴是非谈何容易。应该说如果要我负责作出决定，我定会乱了方寸。”
“看你的样子，好像以为我拳打脚踢赶走亨利似的。”罗贝尔说，“我巴不得能和和气气地解决问题。是他咣当一声关门而去的。”
“您肯定没有逼得他无路可走，要么您屈服，要么断绝友情吗？”我说道：“当初您要求《希望报》成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报纸时，他肯定知道一旦拒绝就会失去您的友谊。这一次，既然他不愿屈服，无疑希望就此了结。”
“你没有看见当时的场面。”罗贝尔说，“他一开始就明显怀着恶意。我不认为重归于好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至少可以想办法避免大吵一场。他没有这样去做，反而对我们的理由全盘否认，拒绝与委员会一起讨论，他甚至含沙射影，说我暗中参加了共产党。你还用我对你明说：这次断交是他自找的吗？”
“瞧您想到哪里去了！”我说。
亨利无疑对罗贝尔心存积恨，可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为何现在闹崩呢？
罗贝尔神色严厉地凝望着远处。“我妨碍了他，你明白吧？”
“不，我不明白。”我说。
“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可真古怪。”罗贝尔说，“你看见他都跟哪些人交往吧？我们都是他的一块心病，巴不得早日摆脱。”
“您冤枉人！”我说，“那天晚上我也感到反感，可您自己亲口对我说过，如今要上演一部剧本，那就非得妥协不可。亨利做得也并不过火。他跟那些人只勉强来往。他是跟若赛特睡觉，可人们尽可放心，她影响不了他。”
“那次夜宵招待会本身并不严重，这我同意。”罗贝尔说，“可这是一个信号。亨利这个人就看重自己，他恨不得能随心所欲，只顾自己，用不着对任何人负责。”
“他只顾自己？”我问道：“他整天都在干那些让他烦恼的事情。您自己也经常承认他是多么忠心耿耿。”
“当他感兴趣时，是这样。但是事实是他讨厌政治，他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罗贝尔不耐烦地一挥手，挡住了我的话：“我最责怪他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件事上，他一心只考虑别人会议论他什么。”
“别跟我说什么他会对集中营的存在无动于衷吧。”我说。
“可我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问题不在这里。”罗贝尔说，接着耸耸肩膀：“亨利不愿意别人说他被吓唬住了，反倒心甘情愿投入反共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与我闹翻便解决了他的难题。他可以无拘无束地为自己塑造一个胸怀宽广的漂亮的知识分子形象，整个右派都将为之拍手称道。”
“对讨好右派亨利可不感兴趣。”我说。
“他本意是为了自己，可这轻而易举就会把他投向右派，因为在左派，漂亮的形象可得不到多少人喜欢。”罗贝尔举手伸向电话机：“我马上召集委员会明天上午开会。”
整个晚上，罗贝尔都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处心积虑地琢磨着欲提交给委员会的公开信。第二天早上，当我打开《希望报》，看见上面印着亨利和他相互攻击侮骂的两封公开信时，我的心里万分悲痛。纳迪娜也感到十分难过，她对亨利抱有深厚的友情，可她也不容忍别人公开攻击她父亲。
“是朗贝尔怂恿他干的。”她怒不可遏地对我说。
我多么想了解亨利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罗贝尔的解释怀有过分的敌意。最让他气愤的，是亨利跟他谈话时对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儿信任。可不管怎么说，我心里想，对罗贝尔的所作所为，亨利确实有理由存有戒心。他可能会对我说亨利应该既往不咎吧？可说得好听，过去的事哪能随随便便就忘掉呢！我凭自己的经历知道一点，那就是对待那些不习惯对其进行评判的人，人们总是很容易不公道。我也一样，仅仅因为罗贝尔在小事上变得有些陈腐，我有时便对他表示怀疑。如今我才意识到如果他下决心避而不谈集中营的事，那也肯定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可我却误认为是出于怯懦。我也理解亨利，他盲目钦佩过罗贝尔，尽管他了解罗贝尔十分专横，可还是处处跟着他走，哪怕有时不得不违心地生活下去。特拉利奥事件很可能伤了他的心，正是因为这样，亨利才认为罗贝尔会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罗贝尔不是已经深深失望过一次嘛。
说到底，对此再多言也无济于事，已经过去的事谁也不可能挽回。如今的问题是革命解放联合会走向何处。它已经四分五裂，组织混乱，又失去了报纸，必定很快土崩瓦解。通过勒诺瓦，拉福利建议该会与共产党近邻组织合并。罗贝尔的回答是在选举结束之前暂不作出任何决定。可我心里清楚，他是不会走这一步的。确实，发现集中营存在，他没有无动于衷；可他也绝没有半点想要与共产党人靠拢的意思。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成员有其加入共产党的自由，可该联合会作为一个运动干脆不再存在算了。
勒诺瓦第一个加入了共产党。他庆幸解放联合会的分裂擦亮了他的眼睛。许多人纷纷效法于他：在11月份，自从共产党取胜之后，擦亮了眼睛的人多着呢。小玛丽·昂热找上门来，请罗贝尔接受她为《铁钻》周报搞的一次采访。
“您是什么时候成了共产党员的？”我问道。
“从我明白了必须表明态度开始。”她以一副倦怠、高人一等的神态打量着我说。
罗贝尔拒绝接受她采访。有关他的种种议论令他大为气恼。尽管他对亨利怀恨在心，可他对拉舒姆的文章十分反感。当勒诺瓦也来帮着凑热闹时，罗贝尔听得很不耐烦了。
“选举获胜，这是共产党人对那次卑鄙行动的最后反击。”勒诺瓦声音热烈地说，“佩隆及其一小撮的阴谋未能得逞，没有拉走一票。”他以蛊惑的神态看了看罗贝尔：“眼下，如果您向革命解放联合会提出我们那一天谈过的合并问题，它准会团结得像一个人，跟着您走。”
“算了吧。”勒诺瓦说，接着微微一笑：“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成员都还活着呢，只要您一声令下，就可把他们召集过来。”
“我没有心思下这个令。”罗贝尔说，“在集中营事件之前，我都不同意与共产党人联合，用不着现在投入他们的怀抱。”
“集中营。可是，您不是拒绝参加那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嘛。”
“我拒绝谈集中营的事，但并不是拒绝相信集中营的存在。”罗贝尔说，“首先，什么时候都应该考虑最糟糕的结局，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勒诺瓦眉头一皱：“必须善于考虑最坏的结果，而不被其吓倒，这我同意。”他说，“但是，随您怎么责怪共产党人，这总不该妨碍您与他们共同行动吧。”
“不行，”罗贝尔重复道，“政治和我，已经完蛋了，我得回到自己的小窝去。”
我完全清楚革命解放联合会已经不复存在，罗贝尔也没有任何新的打算，可听他宣告他要彻底回到自己的小窝去，我心里不由得一惊。勒诺瓦一走，我便问道：
“您真的永远不搞政治了？”
罗贝尔微微一笑：“我倒觉得是政治和我了结了。我能有什么法子呢？”
“我肯定，如果您寻找，定能找到办法的。”我说。
“不。”他说，“我已经开始坚信一点：如今少数派再也没有任何机遇了。”他耸了耸肩：“我既不愿与共产党人共事，也不愿反对他们。怎么样？”
“噢，那就潜心搞文学吧。”我快活地说。
“对。”罗贝尔毫无热情地说。
“您尽可在《警觉》上写文章。”
“我需要时一定写。可写什么都无足轻重。勒诺瓦言之有理，亨利的文章对选举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勒诺瓦好像以为亨利会对此感到遗憾似的。”我说，“这是很冤枉人的，据您自己对我说的，亨利并不希望产生那种结果。”
“我不知道他的愿望。”罗贝尔声调傲慢地说，“可我也不肯定他自己心里清楚。”
“反正，”我急忙说，“您承认《希望报》没有投入反共派一边。”
“至今还没有。”罗贝尔说，“以后嘛，还要等着瞧。”
一想到罗贝尔和亨利为一件不甚了了的事情闹翻了，我心里真感到气恼。他们不可能再重归于好，可显而易见，罗贝尔深感孤独。这可不是一个欢快的冬天。我从刘易斯那儿收到的信是欢跃的，可它们并不给我以慰藉。芝加哥下了雪，人们在湖上滑冰，刘易斯一连好几天闭门不出，默默地给自己讲述故事：他说我们在5月乘船下了密西西比河显得并不那么遥远。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每天醒来时重又开始的这种寒冷、昏暗的日子将永无尽头地周而复始。“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再相会。”我心里想，再也没有春天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毫无出路的夜晚，我从电话中听到了波尔的声音。她急切地说：
“安娜！是你吧？赶快来，我急需跟你谈谈，是急事。”
“我感到遗憾。”我说，“我家里有人吃饭。我明天早上去吧。”
“你不明白，我遇到一件可怕的事情，只有你才能帮上我的忙。”
“你不能来我这儿一趟？”
出现了一阵沉默：“谁在你家吃晚饭？”
“佩勒迪埃和康热夫妇。”
“亨利不在那儿吧？”
“不在。”
“肯走不在？”
“当然肯定。”
“那我来。千万不要跟他们说什么。”
半小时后她敲响了我的家门，我让她进了我的卧室。一条灰色的头巾遮住了她的头发，她脸上虽然抹了粉，可还是盖不住她那只发肿的鼻子。她的呼气中散发出浓重的薄荷和劣质酒味。昔日的波尔是那么美丽，我绝对想象不到她的姿色突然会荡然无存：她的脸上有着某种抗拒一切的东西，刹那间被人看得一清二楚。原来这张脸和别人的没有任何差别，都是由海绵质肌肉所组成，内含百分之八十几的水分。她摘下头巾，瘫坐在长条沙发上：“瞧我刚刚收到了什么。”
这是一封亨利的信。一小张白色信笺上写着几行字迹清晰的小字：“波尔，我们给对方造成的只是痛苦，还不如就此为止，永远不再相见。尽量再也不要想我。我希望我们哪一天能成为朋友。亨利。”
“你明白什么意思吧？”她问道。
“他没有勇气跟你面谈，”我说，“所以宁愿给你写信。”
“可这封信是什么意思？”
“在我看来十分清楚。”
“你真幸运，”
她以困惑不解的神色盯着我，终于低声说道。
“这是一封绝交信。”
“绝交？你见过这种写法的绝交信？”
“这封信没有什么特别的。”
她耸了耸肩膀：“算了！首先，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交可断。既然他已经接受友谊这种想法，我别无指望。”
“你肯定没有跟他说过你爱他吗？”
“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我那么爱他，可这怎么会妨碍我们的友情呢？再说，他要求得到这份爱。”她说道，其声音之激烈，不禁使我想起了纳迪娜说话的声音。“这封信虚伪得令人作呕！再读读：尽量再也不要想我。他为何不干脆说：别再想我了？他暴露了他的心机，他想要我尽量不想他而遭受折磨，而不是要我真的能不再想他。同时，他不是庸俗地称呼我‘亲爱的波尔’，而是只写‘波尔’。”当她说到自己名字时，她的声音软了下来。
“他担心‘亲爱的’这几个字你看了会觉得虚伪。”
“绝对不会。你完全清楚在交欢时，每到最令人销魂的时刻，人们只是呼唤对方的名字。他想让我听到做爱时的呼唤声，你懂吗？”
“为什么？”我问。
“正是我刚刚问你的问题。”她以斥责的神态盯着我说，接着移开了双眼：“我们给对方造成的只是痛苦。天大的笑话！他硬说我在折磨他！”
“我猜想是他为让你经受痛苦而感到痛苦。”
“那他以为这封信会让我感到愉快？算了吧！算了！他不会这么蠢！”
出现了一阵沉默。我问道：“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弄不明白。”她说，“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不认为他会是这样一个虐待狂。”她神情倦怠地用手摸了摸双颊。“我觉得我差不多已经胜利了，他重又变得给人以信赖，和蔼可亲，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他时刻准备告诉我考验已经结束。可前不久有一天，我错走了一着。”
“怎么回事？”
“记者们报道了他与若赛特结婚的消息。我自然一点儿也不信。既然我是他的妻子，他怎能娶若赛特呢？这是考验的组成部分，我马上明白了这一点。后来他果然来告诉我这是个谣言。”
“是嘛？”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难道你也怀疑我？”
“我说‘是嘛，’这又不是什么问题。”
“你是说‘是嘛？’噢，算了。他回到家里，我尽可能向他说明理由，他可以结束这场闹剧了，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他不管发生什么事，从此再也与我无关。我爱他，但这是一种彻底忘我的爱。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笨嘴拙舌还是因为他疯了。从我嘴里说出的是一个字，到他耳朵里便变成了另一个字。真可怕……”
出现了一阵沉寂。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可你觉得他要的就是你吗？”
她满腹狐疑地打量着我，问道：
“你到底在耍什么游戏？”
“我什么游戏也不耍。”
“你给我提的却是些蠢问题。”
又出现了一阵沉默，她接着说道：“你完全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要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他而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就这样。我惟独不明白一点，那就是他写这封信到底是因为他认为我还会要求得到他的爱，还是因为他担心我拒绝把我的爱献给他。如属于第一种情况，那说明这场闹剧还在继续演。如属第二种……”
“如属第二种情况呢？”
“那就是报复。”她阴郁地说。她的目光又落到我的身上，显得犹豫、多疑，但很急切。“你必须帮助我。”
“怎么帮？”
“你得跟亨利谈谈，说服他。”
“可是波尔，你十分清楚罗贝尔和我刚刚与亨利闹翻了。”
“我知道。”她茫然地说，“可你还会见到他的。”
“绝对不可能。”
她犹豫了一下。“就算这样吧。可不管怎么说，你可以见见他，他决不会把你往楼下推的。”
“他准会认为是你派我来的，这样我说什么都没有分量。”
“你是我的朋友吗？”
“当然！”
她朝我投来一束战败者的目光。突然，她的面孔松弛了下来，顷刻间泪如泉涌。“我对什么都不相信。”她说道。
“波尔，我是你的朋友。”我说。
“那你就去找他谈谈。”她说，“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再也受不了了。我可能是有过错，可他折磨我的时间也太长了，让他别再折磨我了！”
“假设我是这么去做了，”我说，“当我回来把亨利说的话告诉你，你会相信吗？”
她站起身，揩了揩泪水，又披上了头巾。
“要是你跟我说实话，我一定会相信你。”她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我知道找亨利去谈纯属枉然。至于波尔，从今之后，与她进行任何友好的交谈也都无济于事。该把她安顿到我的长沙发上，向她提问。幸好对我们认识的知己朋友，不允许采取这种医治方式，如果这样做了，我会觉得犯下了背信罪。我给她打电话，她一概拒绝去摘电话机；我又给她写了两封信，她只简短地回了几个字：“原谅我。我需要清静。需要时我哪天会给你个信儿的。”这样一来，我反而卑怯地感到从此了却了一块心病。
寒冬还在继续拖延。自从与朗贝尔闹崩之后，纳迪娜情绪极不稳定。除樊尚之外，她什么人也不见。她不再搞通讯报道，只是管她的《警觉》杂志。罗贝尔阅读大量的东西，经常领我上电影院，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听音乐。他开始发疯似的买起唱片来。每当他像这样又染上一个新的怪癖，就说明他的工作很不顺利。
一天早上，我们正在一边吃早饭一边浏览报纸，无意中我看到了勒诺瓦的一篇文章，这是他第一次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文章写得很不客气，对以前的朋友，他都一一照例加以谴责，对罗贝尔算是最客气的，可对亨利是疯狂地大加攻击。
“看看这。”我说。
罗贝尔读后把报纸一扔：“亨利没有变成反共分子，应该承认他能这样做真值得钦佩。”
“我跟您说过他会挺得住的！”
“报社里该有不少麻烦。”罗贝尔说，“据萨玛泽尔的文章看，人们完全可以感觉得出他巴不得向右派跑，特拉利奥显然也如此，朗贝尔嘛，远远不只是让人怀疑啰。”
“噢！亨利的处境可不妙！”我说道，接着微微一笑：“实际上，他的处境和你差不多：你们俩跟大家都不和。”
“这对他来说比我可能要更艰难些。”罗贝尔说。
他的话声中几乎隐含着关切。我感觉到他对亨利的积恨已经开始消除了。
“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跟你闹翻。”我说，“我保证他如今肯定后悔不已。”
“我经常反省这件事。”罗贝尔说，“开始时，我责备他在这件事上太顾及自己了。如今我在想他并不怎么有错。实际上，我们俩都应该明确今日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应该担任怎样的角色。保持沉默，无疑是选择极为悲观主义的解决方法。像他那个年纪，表示不满是自然而然的。”
“矛盾的是亨利远不如您那么非要起到政治作用。”我说。
“他也许认识到事关其他事情。”罗贝尔说。
“什么事情呢？”
罗贝尔犹豫片刻：“你要听我的心里话？”
“当然。”
“一个知识分子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怎么会呢？他总可以写作吧，不是吗？”
“噢！人们尽可以闹着串字玩，就像串珍珠那样，可要加倍小心，什么都不要说。即使这样做，也有危险。”
“哎哟，”我说，“您在您的书中不是捍卫文学的嘛。”
“我希望我有关文学的论断哪一天重又变成真理。”罗贝尔说，“可眼下，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让别人忘掉我们。”
“总不至于停止写作吧？”我问道。
“当然要停止。等我写完这部论着，我就再也不写了。”
“为什么？”
“我为什么非要写作？”罗贝尔说道，“因为人活着不仅仅只吃面包，因为我相信这项多余的工作是有必要的。我写作是为了拯救被行动所忽视的一切：现实的真实，个人和即时。我迄今为止一直认为这一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可是不，它妨碍了革命工作。目前，任何文学，只要它致力于把面包之外的食粮提供给人们，别人都会利用它来表明人们完全可以不用吃面包。”
“您一直在避免这种误会。”我说。
“可情况发生了变化。”罗贝尔说，“你明白，如今革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只在他们手中。我们所捍卫的价值观念再也没有位置。也许哪一天会重新获得这些价值观念，但愿如此。可是如果我们在眼下极力维护它们，那就是为反革命效劳。”
“不，我不愿相信。”我说，“对真理的追求，对个人的尊重，绝对没有害处。”
“当我拒绝说集中营的事时，就是因为我看到说真话是有害的。”罗贝尔说。
“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类似的特殊情况有千百个。不。”他说道，“要么就说真话，要么就干脆不说。如果没有横下一条心，永远都说真话，那就不要掺和进去，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我打量着罗贝尔：“您知道我有什么看法吗？您还继续认为应该对苏联的集中营保持沉默，可您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您和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都不喜欢牺牲什么，这只会造成我们悔恨。可正是为了惩罚您自己，您才放弃写作。”
罗贝尔微微一笑：“应该说通过牺牲某些东西——大体上，就是你说的我的知识分子职责——我才意识到这些东西纯粹是虚的。你还记得1944年的圣诞节前夜吗？”他问道，“当时就有人说也许将出现文学丧失其权利的时刻。那么，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时刻！不是因为缺少读者，而是我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书要么有害，要么毫无意义。”
我犹豫不决地说：“这里面有一点站不住脚。”
“什么？”
“如果在您看来古老的价值观念真的那么毫无用处，那您就会跟共产党人一起走。”
罗贝尔点点头：“你言之有理，是有一点站不住脚。我这就跟你说为什么：我太老了。”
“您的年纪与这又有什么相干？”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所珍惜的许多东西都已不合时宜，我不得不去接受一个与我所想象的迥然不同的未来，只是我已经无法改变自己。于是在这个未来之中我便看不到自己的位置。”
“换言之，您希望共产主义获胜，而同时心里又清楚您无法在共产主义的世界中生活？”
“差不多是这样。我以后再跟你细谈。”他又补充一句，“我在这一方面要写一写，将作为我这部书的结论。”
“那等这部书写完之后，您准备干什么？”我问道。
“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二十五亿的人不写作呢。”
我不愿过分担惊受怕。罗贝尔不得不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失败承担责任，他眼下正处于危机之中，以后还会转变的。但是，我承认我不喜欢他这种想法：大家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是为了活着而吃饭，还是为了吃饭而活着，这个噩梦始终缠绕着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如果不得已到了这个地步，那还不如立即打开煤气死了算了。但是我猜想大家也都想过这种事：立即打开煤气死了算了，可谁也没有去开。
我感到相当沮丧，继后的日子里没有一点儿心思去见任何人。一天早晨，有个送货员忽然给我送来了一大束红玫瑰，我感到十分惊奇。玫瑰花包着透明纸，别着别针，上面夹着波尔的一封短信：
“好了！误会消除了！我感到幸福，给你送上玫瑰花。今天下午来我家。”
我对罗贝尔说道：“情况并没有好转。”
“没有任何误会吧？”
“没有。”
他又重复了一遍跟我说过多次的话：
“你该送她去马德吕斯诊所看看。”
“要让她下决心去可不容易。”
我不是她的医生，可我再也不是她的朋友。我唇边挂着谎言，一步步登上她家的楼梯，双眼中潜藏着职业的目光。敲门时，我扮出一个笑脸，可在我看来，这种笑脸像是一种背叛。没想到波尔迎接我时竟出乎意料地亲热，她亲了我，为此我为自己的举动感到更加惭愧。她穿着一件式样已经过时的长裙，在挽起的头发和胸口上分别别着一朵玫瑰。整个房间都摆满了鲜花。
“你来了真好！”波尔说，“你始终都这么好，我可真担当不起。我待你很不客气，我当时是实在控制不了自己。”她以抱歉的口吻补充道。
“我应该感激你，你给我送去了那么华美的玫瑰花。”
“啊！这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波尔说，“我要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她神情幸福地朝我微微一笑：“我在等着亨利，他立刻就到。一切都已重新开始了。”
一切都重新开始了？我表示怀疑。我想亨利恐怕是出于怜悯才下决心来看看。不管怎么说，我不愿遇到他。我朝门口迈了一步：
“我跟你说过我们和亨利闹翻了。他见到我在这儿会气愤的。我明天再来。”
“我求求你！”她说道。
她两眼惊恐万状，我只得把包和手套扔在沙发上。活该，我就呆在这儿吧。波尔步履轻盈地大步向厨房走去，出来时端着一只托盘，上面放着两只酒杯和一瓶香槟。“我们为未来干杯。”
瓶塞打开了，我们一起碰杯。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要不，我真是蠢。”波尔快活地说，“我手中早就掌握了各种迹象。可在昨天夜里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我当时没有睡着，可当我一闭上眼睛，我突然间看得清清楚楚，就像明信片上贝尔琼斯城堡的大水池那般清晰。天一亮我就给亨利发了一封快信。”
我忐忑不安地看着她。对，我留下来是对的，情况并没有好转，没有一点儿好转。
“你还不明白吧？这场戏简直像滑稽歌舞剧那么可笑！”波尔说，“亨利是吃醋了！”她真的开心地大笑：“这似乎不可想象，是吧？”
“确实。”
“可这是实际情况。他那么残忍地以折磨我为乐，如今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她把头发上的红玫瑰插稳，说道，“当他突然向我提出我们俩以后再也不在一起睡时，我还以为是因为他情操高尚呢，可我彻底错了。实际上他误以为我变得冷漠了，这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我没有很认真地为自己辩解，这就更让他生气了。后来，我开始经常外出，注意穿着打扮，他恼羞成怒。我快活地跟他说再见，说得太轻巧了，他实在受不了。有一次在勃民第，我做了许多不合时宜的大蠢事。我向你发誓我并不是存心干的。”
这时，有人轻轻敲门。波尔脸色异常地看着我，我起身前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提着篮子的女人。
“对不起，请原谅，”她说，“我找不着女门房。我是来阉猫的。”
“诊所在楼下，门的左侧。”我说。
我关上门，看见波尔那茫然的目光，我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住了。
“怎么回事？”她问道。
“女门房不在，经常不在吧。”我快活地说。
“可为什么到这儿来敲门？”
“随便找的呗，总要敲哪家的门问问吧。”
“随便找的？”波尔问道。
我以鼓动的神态微微一笑：“你刚才跟我谈起了你度假的情况。你到底做了什么伤害亨利的事？”
“啊！对了。”她的话声中没有丝毫的热情。“呃，我先给他发了一张明信片，跟他谈起我正忙些什么，最后写上了这么一句不该说的话：我在这儿经常长时间地漫步，有人说这地方与我很相似。显而易见，他很快想到了我有了一个情夫。”
“我不明白。”
“‘有人’”，她不耐烦地说，“这个‘有人’就值得疑心。当有人把一个女人比作某种风光，一般来说这人就是她的情夫。后来，我在威尼斯又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贝尔琼斯公园，正中是一个水池。”
“那又怎么了？”
“是你自己告诉我的，泉井、喷泉的承水盘、水池等都是一种精神分析象征。亨利马上明白了我是故意侮辱他：我找了一个情夫！他大概知道路易·伏朗热当时也在那里。你没有发现在彩排夜宵招待会上，我跟伏朗热说话时，他是用怎样的目光瞪着我？这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明白。这样一切都连接起来了。”
“你在快信中跟他说的就是这事？”
“对。如今他什么都明白了。”
“他给你回信了？”
“为什么要回信？他马上就会来的，他完全清楚我在等着他。”
我缄默不语。波尔心底明明知道他不会来的，正是为此她才求我留下，她最终将不得不承认他没有来，等到了那一刻，她准会昏死过去。我惟一的希望就是亨利已经明白她正在变疯，出于怜悯之心来看看她。此间，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说。她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房门，我实在难以忍受，我觉得，这儿的玫瑰芬芳像是一股停尸房的气味。
“你一直在写吗？”我问道。
“是的。”
“你答应过我要把你写的东西给我看看的。”我灵机一动说道，“可你还没有给我看。”
“你真的感兴趣吗？”
“当然。”
她向工作间走去，拿出了一大叠蓝色的稿纸，上面写满了浑圆的字迹。她把稿子放在我的膝上，她向来就爱犯拼写错误，可从来没有这么多过。我匆匆浏览了一页，以掩饰自己的窘态，而波尔则继续盯着房门。
“我看你的字很困难。”我说，“麻烦你给大声念念？”
“随你。”波尔说。
我点燃了一支香烟。至少当她朗读时，我知道她嗓子里发出的是什么音。我并不指望什么东西，可我还是感到十分惊诧：那声音可真让人震惊。有个句子刚念到一半，楼下响起了门铃声。波尔应声而起：“你瞧！”她揿了揿控制大门的开关。她站立在我的面前，脸上洋溢着狂喜的神色。
“快信。”
“谢谢。”
来人关门离去了。她递给我一页蓝纸：“打开。给我念念。”她坐在长沙发上，双颧和双唇全都发紫。
“波尔。从来就没有任何误会。一旦你接受了我们的爱情已经死亡这一点，我们就会是朋友。在此之前，再也不要给我写信。后会有期。”
她整个儿猛地扑倒在沙发上，震得壁炉上的一朵玫瑰花落下了花瓣。“我不明白，”她呻吟道，“我什么也不明白了。”她呜咽着，面孔埋在靠垫里。我语无伦次地劝她，说出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仅仅是为了能听到我发出的嗡嗡声而已。“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应该会好的。爱情并不是一切……”我自己心里也完全清楚，若处在她的位置，我也决不愿意亲手医治和埋葬我自己的爱。
我在圣马丁度了周末，刚刚回到家里便收到了她的快信：“明晚8点晚餐见。”我拿起电话。我觉得波尔的声音冰冷冰冷的。
“啊！是你！什么事？”
“我只是想告诉你明晚的事，一言为定。”
“当然。一言为定。”她说道，然后便挂了电话。
我料想这是一个艰难的夜晚，可当波尔给我开门时，我心里不禁一震。我从未见过她这副样子，她脸上未加任何修饰，身着一件旧裙和一件灰不溜秋的旧套衫，头发全都向后挽成一个很不讨人喜欢的发髻。房子里，经她用活动桌面加长的餐桌从这头一直顶到墙那头，桌上放着十二只盘子和同样数量的酒杯。她向我伸过手来，一边撅着嘴巴对我说道：
“你是来向我表示慰问还是表示庆贺的？”
“为什么事？”
“为我与我爱人分道扬镳。”
我没有答腔，她的目光越过我的肩头，望着空荡荡的走道问道：
“他们在哪儿？”
“谁？”
“其他人？”
“什么其他人？”
“啊！我以为你们来的人多着呢。”她边关门边迟疑不决地说。接着她朝餐桌瞥了一眼，“你要吃点儿什么？”
“随便。你有什么就吃什么。”
“可我什么也没有。”她说道，“也许还有点儿面条。”
“反正我又不饿。”我连忙说。
“我可以给你吃点儿面条，这又不会把谁吃穷了。”她含沙射影地说。
“这倒是，我可是经常不吃晚饭。”
我坐下来，两只眼睛怎么也离不开这张像是要摆筵席的餐桌。波尔也坐下来，默默地盯着我看。我从她双眼中早就见到过责备、怀疑和不耐烦的目光，可今日决不可能看错：这愤怒、冰冷、恶狠狠的样子，分明是仇恨。我尽量逼自己说话：
“你在等谁呀？”我问道。
“我在等你们大家！”她一耸肩膀：“我可能忘了发请柬。”
“大家？你指哪些人？”我问。
“你完全清楚。”她说，“指你、亨利、伏朗热、克洛蒂、吕茜、罗贝尔、纳迪娜，整个一伙儿。”
“一伙儿？”
“别假装清白了。”她声音冷酷地说，“你们全都结成了一伙。我今晚想提一个问题，这就是：你们这样行动是为了何种目的？如果是为了我好，我感谢你们，马上就奔赴非洲去医治麻风病人。如果不是，那我只有报仇雪恨了。”她直勾勾地瞪着我：“我首先要报复那些以前对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必须横下一条心，做到万无一失。”她的话声中充满如此阴郁的激愤。我不禁偷偷瞟了她放在膝头的小包一眼，她正在烦躁不安地拉扯着小包的拉链。突然间，一切都变得有可能发生。这间红色的公寓，是一个多么绝妙的仇杀的环境啊！我下决心进行反击：
“听我说，波尔，这些天来，你显得非常倦怠。你举行晚宴，可忘了邀请客人，忘了准备晚餐。现在你又开始胡言乱语，硬说受了迫害。你无论如何要马上去找个医生看看。我这就去给你与马德吕斯约个时间。”
她一时显得窘迫：“我有时头疼。”她说道，“可这是次要的。我首先必须把问题弄清楚。”她思虑片刻：“我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像是个判断错误症患者。可是事实终归是事实。”
“事实在哪儿呢？”
“为什么克洛蒂最近一封信从‘猴相’街发出？为什么对面房子有一只猴子朝我扮怪相？为什么当我说我不会搞沙龙时你回答我‘恰恰相反’？你们责备我企图搞写作是模仿亨利，责备我像猴子似地学克洛蒂的样子，学她的衣着打扮，学她的时髦生活。你们还怪我接受亨利的钱，怪我瞧不起穷人。你们全部串通一气，想让我承认我自己贱。”她再次露出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我：“这到底是为了救我还是为了毁我？”
“你所说的这些事实纯属毫无意义的偶然巧合。”我讲。
“噢，算了吧，这可不是相碰的云彩——纯属偶然！别否认了。”她不耐烦地说，“干干脆脆地回答我，不然我们就没个完。”
“谁都从来没有想过要毁你。”我说，“听着，我为什么会想让你落难呢？我们是朋友。”
“我过去也是这么想的。”波尔说，“我一见到你们的面，我便不再相信自己的那些疑虑了，像是入了魔似的。”她突然站起身子，声音也变了：“我待你太差了。我什么地方可能还放着波尔图葡萄酒。”她去找来了葡萄酒，斟了两杯，苦苦一笑：“纳迪娜情况如何？”
“勉勉强强。自她和朗贝尔闹崩后，就一直提不起精神来。”
“她现在跟谁要好呢？”
“我想眼下她跟谁都不要好。”
“纳迪娜？得承认这挺怪的。”波尔说。
“不那么怪。”
“她经常和亨利出门吧？”
“我跟你说过，我们都闹翻了。”我说。
“啊！我忘了闹翻的那码子事了。”波尔怪笑道。接着，怪笑声戛然而止：“我可不是傻瓜，你知道。”
“哎哟，你读过亨利和罗贝尔在《希望报》上的公开信吧？”
“我在我负责的那期《希望报》上确实读过。”
我打量着她：“你是想说那一期报纸是蓄意策划的？”
“显而易见！”波尔说道。接着她一耸肩膀：“对亨利来说，那不过是场儿戏。”
我保持了沉默，争辩下去毫无意义。她重又说道：
“照你说来，纳迪娜再也不见亨利的面了？”
“对。”
“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对吗？”
“从来就没有。”
“可她为何与他一起去葡萄牙？”
“你完全清楚，跟他玩玩，她觉得挺有意思，特别是她渴望旅游。”
我仿佛感到在接受警察的审讯，他们时刻就会向我扑来，对我施以酷刑。
“你就这样让她走了。”波尔说。
“自迪埃戈死后，我一直都给她自由。”
“你真是个怪女人。”波尔说，“对我的议论太多了，可却很少有对你的议论。”她又给我斟了一杯酒：“把这瓶波尔图酒喝光。”
“谢谢。”
我不明白她到底想要干什么，可我已经愈来愈感到不自在。她到底恨我什么？
“你已经很久不跟罗贝尔睡了，对吗？”她问道。
“很久了。”
“你从来就没有过情夫？”
“也有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无关紧要的事。”波尔慢吞吞地重复道。“这种无关紧要的事，你眼下就有一桩吧？”
我实在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感觉到非回答不可，仿佛我希望实话会产生力量消除她的精神混乱：“眼下我在美利坚有一桩举足轻重的风流事。”我回答道，“是跟一个作家，他叫刘易斯·布洛甘……”
我正准备一五一十全说给她听，可她打断了我：“噢！美利坚，太远了。”她说道，“我是说在法国。”
“我爱那位美国人。”我说，“我5月份又要去看他。决不可能还有其他风流事。”
“亨利对此事怎么说？”波尔问。
“亨利跟这又有什么关系？”
波尔站了起来：“算了！别耍把戏了。”她说道，“你心里十分清楚我知道你和亨利睡觉的事。我想了解的，是什么时刻开始的。”
“哎哟。”我说，“是纳迪娜跟亨利睡过觉。不是我。”
“你把她投入亨利的怀抱，目的是为了控制住他。这事我早就看出名堂了。”波尔说，“你这人很有手腕，可也有出错的时候。”
波尔拿起小包，又摆弄起拉链，我的双眼再也无法离开她的两只手。我也站起身来。
“如你这么想，那我最好还是走。”我说。
“1945年5月那天夜里，你们俩硬说是给卷到人流中去的，我那天夜里就猜到了其中的实际名堂。”波尔说道，“后来我一直在想也许是我自己胡思乱想：我是多么蠢啊！”
“你是在胡思乱想。”我说，“是胡思乱想。”
波尔倚在门框上，“说个清楚吧。”她说道，“你策划了这场闹剧到底是为了摆脱我还是真的为我好？”
“去找个医生看看吧。”我说，“马德吕斯或别的医生，哪一个都行。可你得去看看，把一切都讲给医生听听，他会告诉你是在胡思乱想的。”
“你拒绝帮我的忙？”波尔说，“噢！我早就料到了。没什么关系。我不用你帮忙最终也能弄个水落石出的。”
“我无法帮助你，你硬是不愿相信我。”
她一时紧逼着我的眼睛，我觉得这一时刻像是茫无尽头。她接着问道：“你想走？他们在等着你吧？”
“没有人等着我。可我留在这儿也没有用。”
她从门口闪开：“走吧。你可以把一切都讲给他们听，我没有什么可掩盖的。”
“请相信我，波尔。”我向她伸过手去说道，“你病了，必须去看看。”
她把手也伸给了我：“谢谢你的来访。再见。”
“再见。”我说。
我尽可能快速地跑下楼梯。
第二天吃罢了午饭，我们正在喝咖啡，这时响起了门铃声。是克洛蒂。
“请原谅，我这样随便来打扰太没有礼貌了。”她声音慌乱但神气活现，“我是为波尔的事来看你的，我感到事情不妙。”
“出了什么事？”
“她本该上我家吃午饭的，到了下午一点半钟她还没有来。我打了电话，她冲着我一个劲地哈哈大笑，我告诉她说我们就要进餐，可她大嚷大叫说，‘你们进餐去吧！进餐去呀！’笑得像是患了歇斯底里症。”
克洛蒂的两只大眼睛闪现出又惊又笑的光芒。我站了起来：“必须上她家去。”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不敢一个人去。”克洛蒂说。
“咱们一块儿去！”我说。
我们坐着克洛蒂的车子，两分钟后便到了波尔家的公寓门口。“房间备有家具出租”，今天，这一熟悉的招牌在我眼里显得充满不祥的意义。我揿了门铃，门没有开，我又按门铃，整整按了很久，方砖地面上传来嗒嗒的脚步声，波尔出现了：她的头发用一块紫色的头巾裹得严严实实。她哈哈大笑说：“你们就来了两个人？”她扶着微开的房门，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谢谢。”
她猛地关上门，我只见她高声嚷叫着离去：“好一场闹剧！”
我们呆呆地站立在走廊上。
“我觉得应该告诉她家里人。”克洛蒂说，她两只眼睛里再也不见闪烁的光芒。“遇到这种事，最好还是通知她家里人。”
“对，她有个妹妹。”我犹豫不决。“我怎么都得想办法跟她谈谈。”
这一次，我按了第一个开关，门自动打开了，女门房挡住了我。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瘦弱、办事审慎的女人，她很久时间以来一直给波尔家整理卫生：“你要上马勒伊小姐家？”
“对。她看来情况不好。”
“正是，我也在烦呢。”女门房说，“她至少有五天一点东西也没有吃了，楼下的住户告诉我她彻夜不停地来回踱步。我给她家搞卫生时，她总是在那儿高声地独自说些什么事情，我可真不习惯，可这些日子来，她变得更加古怪了。”
“我尽量想办法带她去休息休息。”
我登上楼梯，克洛蒂跟着我。最后一级楼台上昏暗一片，昏暗之中有什么东西在闪着亮光。原来是用图钉按在门上的一大张白纸。纸上用印刷体写着：“时髦之猴。”我敲门，可白费气力。
“多可怕哟！”克洛蒂说，“她准会自杀的！”
我眼睛紧贴着锁眼，波尔正蹲在壁炉前，周围摆着一扎扎纸片，正往火里扔。我再次猛烈地击门。
“开门，不然我就硬冲了！”
她站了起来，开了门，把手背在身后。
“你们想把我怎么样？”
她又蹲在炉前，她脸上泪水汪汪，鼻涕直流。她把手稿和一些信件扔入火中。我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她恐怖地拼命摇晃。
“松开我。”
“波尔，你跟我马上一起去找个医生。你在变疯了。”
“走吧，我知道你恨我。我也恨你。滚吧。”
她站了起来，开始嚷叫道：“你们滚。”
她看样子又要乱喊乱叫。我连忙向门口走去，和克洛蒂出了门。
克洛蒂给波尔的妹妹发了电报，我给马德吕斯打了电话，请他出出主意，然后我又给亨利发了一封短信。晚上，我们正在吃晚餐，忽然响起了一阵门铃声，我们惊了一跳。纳迪娜向大门奔去。只见一个年轻小伙子，给我递过一张纸片。“是马勒伊小姐的信。我是女门房的侄子。”他自我介绍着。我高声地念了起来：“我不恨你，我等着你，我等着，赶快来吧。”
“你不会去吧？”纳迪娜说。
“当然要去。”
“去也无济于事。”
“谁知道。”
“可她很危险。”纳迪娜说，“行。”她补充道：“如果你要去，我陪你。”
“还是我陪着去。”罗贝尔说，“纳迪娜言之有理，最好还是两个人去。”
我表示反对，可有气无力。
“要两个人去，波尔准会觉得很怪。”
“她觉得怪的事情多着呢。”
实际上，当我重又来到这个疯狂的人的家门前，重又登上铺着满是窟窿的地毯的楼梯时，我为罗贝尔跟我在一起感到无比幸福。门上的那张纸不见了。波尔没有把手伸给我们，可她的神情是清醒的，她客气地一招手。
“请进吧。”
我憋不住险些喊出声来：所有镜子全都砸碎了，地毯上满是玻璃碎片，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焦布味。“是这么回事儿，”波尔声音庄重地说，“我想感谢你们。”她给我们指了指座椅：“我想感谢你们大家，因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她声音显得诚挚，可她送给我们的微笑却扭曲了她的双唇，仿佛她那两片嘴唇再也不听她的使唤似的。
“你不用感谢我。”我说，“我什么也没有做。”
“别撒谎了。”她说，“你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我好，我承认。可不该对我撒谎。”她细细打量着我：“是对我好，对吗？”
“对。”我说。
“对，我也知道。我活该受这种折磨，你们让我受折磨是对的。我感谢你们使我终于正视自己。可现在，必须给我出个主意：我该吃颗氢氰酸还是应该尽量赎罪？”
“不要吃氢氰酸。”罗贝尔说。
“行。那我该怎么生活下去？”
“你首先吃颗镇静药，好好睡觉。”我说，“你已经挺不住了。”
“我再也不愿顾及自己了。”她口气激烈地说，“我过去考虑自己太多了，别给我出这种馊主意。”
她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她时刻就会昏厥过去。只有先等着，然后再设法把她安顿到床上去，给她吃两片药。我环顾四周。她手边真的有氢氰酸吗？我想起了1940年她给我看过一小瓶灰蓝色的东西，说是“偶然”搞到的毒药。那只小瓶也许就在她的包里。我不敢去碰那只包。我的目光又投到波尔身上。她的下颌耷拉着，脸上的线条全都已经下垂，这样的面孔我见的多了。可波尔，她不是病人，她是我的好友，见她这副样子，让我心里好不难受。她强打起精神：
“我要工作。”她说，“我要还亨利的债。我不愿意连流浪汉都侮辱我。”
“我们一定给您找到工作。”罗贝尔说。
“我本来想过干佣人。”她说，“可这会引起不公平的竞争。有哪些职业不用跟任何人竞争？”
“一定能找到的。”罗贝尔说。
波尔用手摸了摸额头：“一切都那么难！刚才我开始烧起我的那些裙子来。可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她看了看我：“要是我把那些裙子卖给捡破烂的，你觉得他们会因此而不再恨我吗？”
“他们并不恨你。”
她突然站了起来，向壁炉走去，捡起一包衣服：闪光丝裙、灰色交织呢西服全部成了皱巴巴的破布。
“我马上分掉这些衣服。”她说，“我们一起下楼去。”
“太迟了。”罗贝尔说。
“流浪汉咖啡店很晚才关门。”
她朝肩头披上外套。怎么阻止她下楼呢？我与罗贝尔交换了一下眼色，她无疑使罗贝尔大为吃惊。“对，是场闹剧。”她声音疲惫地说，“如今我自己模仿起自己来了。”她脱掉大衣，放在一把椅子上：“这也是一场闹剧：我刚才看见我脱大衣的样子了。”她紧捏拳头，直打自己的双眼：“我总是不断看见自己！”
我去倒了一杯水，往水里溶解了一片药：“喝了吧。”我说，“好好睡一觉！”
波尔的目光在摇晃，她瘫倒在我的怀里：“我病了！我病得太重了！”
“对。可你得去看病，你会好的。”我说。
“给我看看病吧，必须给我看看。”
她浑身战栗，泪流满面，全身热得厉害，汗涔涔的，我仿佛觉得她时刻就会整个儿化成一摊黑得像她两只黑眼珠似的黑油。
“明天我带你上一家医院去。”我说，“现在先喝水。”
她接过杯子：
“喝了能睡着吗？”
“肯定。”
她一口饮尽。
“现在上楼睡觉去吧。”
“我上楼去。”她顺从地说。
我陪她一起上楼，趁她去卫生间的当儿，我打开了那只拉链小包，包底里果然有那只灰蓝色的小瓶子，我把它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第二天早上，波尔乖乖地跟着我上了诊所，马德吕斯向我保证她一定会康复：只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情。她定会康复的；可我一到了街头，我便焦虑不安地自问：他们到底会医治好她什么呢？她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噢！一般说来，这很容易想象。如会像我，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一个等待着死亡，再也不知道为何而活着的女人。
5月终于来到了。等到了芝加哥那边，我就会变成一位既有人爱，又处在热恋中的女子；可在我看来，这并不怎么现实。当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对这一切仍然还不相信。我乘坐的是一架从雅典起飞的旧飞机，飞得很低，机上挤满了企图去美国发财的希腊商贩。我不知自己此行寻觅的是什么，我的心间没有一个活的形象，我的体内没有一丝欲望，刘易斯等待的决不是这么一位戴手套的冷冰冰的女游客。没有谁在等我。“我早就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了。”当飞机在大西洋上空调头时，我心里暗暗在想。一只发动机出了故障，我们重又返回香农机场。我在峡湾的一个度假村呆了两天，度假村徒有虚名，房子简陋矮小。晚上我一个劲地饮爱尔兰威士忌，白天独自漫步乡野，野外灰绿一片，凄凉无比。当飞机在亚速尔降落时，一只轮子又爆炸了，我们全被塞进了一座饰着提花装饰布的大厅，等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过了甘德，飞机又碰上了暴风雨，为了摆脱雷雨，飞机朝新苏格兰方向飞去。我自感到将吃着冰冷的鸡肉，永远围着地球旋转了却自己的残生。我们越过了一个灰暗的水潭，水潭被灯塔的灯光一扫而过，飞机又降落了；又是机场，大厅。对，我脑中充斥着轰鸣声，脚下拖着一只蓝箱子，注定要从一个机场辗转到另一个机场，永无休止地流浪下去。
突然，我一眼瞥见了他，刘易斯。我们说好他在家里等我的，可他站在那儿，挤在两眼盯着海关出口的人群之中；他衬着硬领，戴着金丝眼镜，一副古怪的模样；可最为奇怪的是我明明看见了他，却毫无感觉。整整一年的等待，深深的思念和悔恨，还有这次漫长的旅行：莫非到头来我将要明白我再也不爱他。他呢？他还爱我吗？我恨不得向他扑去。可海关人员没完没了，希腊的小商贩们箱子里装的尽是花边，他们一个一个地仔细检查，还一边开着玩笑。当他们终于给我放行后，刘易斯已经不在了。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想把他的地址告诉司机，可我再也想不起门牌号码。我两只耳朵嗡嗡直响，脑子里的轰鸣声响个不停。我终于想起来了：1211号。出租汽车启动了，越过一条条大街，驶过一个个霓虹灯招牌。我虽然从来就记不清这座城市的位置，可觉得路程不该这么远。也许司机要把我拖进一个死胡同，把我击毙。处于当时的心境，这在我看来要比再与刘易斯相见还更正常。司机转过头来：
“1211号，没有。”
“有的，我认识那座房子。”
“也许他们改了门牌号码。”司机说，“我们再从大街的那一头开过来看看。”
他沿着人行道慢慢地开着车。我好像认出了那一个个十字路口，那一块块空地和那一条条铁轨，可是，铁轨和空地总是相似的呀。一个水池，一座高架桥显得很眼熟，仿佛东西尚在，只是变了位置。“多么荒唐啊！”我暗自思忖。离别时说了声“我一定再来”，这仅仅是因为彻底分离实在太痛苦了。实际上，只不过相互欺骗：决不会再来。一年过去了，发生了不少事情，时过境迁，一切都与以前不一样了。今天，刘易斯衬着硬领，我看见他时心里并不激动，他的住房也消失了。我突然打起了精神，心里想：“给他打电话就是了。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也忘记了。蓦然，我瞥见了一个红字招牌：斯希尔茨，以及一张广告画上那些幼稚的笑脸。我喊道：
“停下！停下！在这儿。”
“是1112号。”司机说。
“1112号，就是这里。”
我跳下出租汽车，在一扇窗户的灯影中，看见了一个弓着的身影。他在等待着，他是在等着我，他向前奔来，就是他。他没有衬着硬领，也没有带金丝眼镜，可他的头上顶着一顶棒球帽，两只胳膊抱得我透不过气来：“安娜！”
“刘易斯！”
“终于见面了！我等待了多久啊！多么漫长啊！”
“是呀，是长，多么漫长啊！”
我知道他并没有抱着我上楼，我也不记得上楼时挪动过自己那两条发麻似的腿，可是我们此刻都在黄色的厨房中间紧紧拥抱：火炉、漆布、墨西哥毯，所有东西都在原位。我嗫嚅道：
“您戴着这顶帽子干什么？”
“我不知道。它反正就戴在了头上。”他摘下帽子，往桌上一扔。
“我在机场看见了一个人和您像极了：他戴着眼镜，衬着硬领。他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就是您，可却没有一点儿感觉。”
“我也害怕了。一个小时前，一些男人从窗下走过，他们抬着一个死去或昏迷过去的女人，我以为是您。”
“现在好了，您、我都在了。”我说。
刘易斯紧紧地拥抱着我，接着松开双手：“您累了吧？您渴吗？您饿吗？”
“不。”
我重又紧贴着他。我的双唇是如此沉重、麻木，以致说不出半个字来。我把嘴唇贴在他的嘴上，他把我抱到了床上：“安娜！我每天夜里都在等待着您！”
我闭上双眼。一个男子的身躯重又压到了我的身上，带着它的全部信赖和一切欲望。是刘易斯，他没有变，我没有变，我们的爱情也没有变。我离去了，可我又回来了。我重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彻底摆脱了我自身。
第二天白天，我们忙着整理行装，沉湎于交欢：这缠绵的时光一直持续到翌日清晨。在列车上我们脸贴脸睡在一起。我突然惊醒，瞥见了刘易斯在信中跟我说过的俄亥俄码头上那艘带有底托的大船。多少次，我曾梦见过这艘船，可总是不相信它的存在，以致此时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这艘船确实是真的，我登上了船，满怀柔情地察看着我们的船舱。在芝加哥，我住在刘易斯的家中；这里，是我们共同的船舱，是属于我们俩人的。看来我们确实是真正的一对儿。对。如今我明白了：是可以再来的，我一定每年都来。每年，我们的爱情都将度过一个比北极之夜还更漫长的黑夜。可总有一天，幸福将会出现，一连三四个月中再也不用睡眠。我们在深深的黑夜里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共同期待着，离别将再也无法将我们分离：我们已经永远结合在一起。
“我们出发了，快来！”刘易斯说。
他奔跑着登上船梯，我紧跟着他；他凭倚在舷墙上，脑袋四处乱转。
“瞧，多么美啊！天地交融在水中。”
辽阔的星空下，辛辛那提灯光闪烁，我们在灯火上滑行。我们静静地坐着，久久地凝望着霓虹灯招牌渐渐暗淡、消失。刘易斯紧紧地把我搂在他的怀里。
“别提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一切。”他说道。
“哪一切？”
“爱与被爱。”
“那您相信什么？”
“一间固定的卧室，按时的三餐饭和一夜共枕的女人：平平安安。我总以为不应过分要求，以为所有人永远都是孤独的。可出现了您！”
我们的头上方一只高音喇叭在播着数字：原来游客们在玩“宾戈牌”①。他们一个个年纪都那么大，我不禁感到自己年轻了一半。我芳龄二十，正在享爱着我的初恋，这次旅行也是我平生的第一次旅行。刘易斯吻着我的头发、眼睛和嘴巴：
①原文为bingo，一种用纸牌搭成方块的赌博。
“下去吧，您乐意吗？”
“您完全知道我从不说不字。”
“可我多么喜欢听到您说一声‘好’。您说得是那么亲切！”
“好。”我说，“好。”
只消说声“好”，这是多么快乐啊。我用自己那已经衰竭的生命，用自己那已经不再鲜艳的身体，为我所钟爱的男子创造幸福。这是多么幸福啊！
我们度过六天的时间，沿着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每次中途停靠，我们便避开其他船客，在闷热、昏暗的城中一直走得直喘粗气。其他时间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书，或迎着太阳躺在甲板上抽烟，什么事儿都不做。每天是同一的水色、草色，每天是同一的水声、机器声。可我们喜欢这一个清晨复生出一个又一个清晨，一个夜晚复生出一个又一个夜晚。
一切对我们都那么完美，这就是幸福。我们欢欢喜喜地离船上岸。新奥尔良，我们俩都熟悉，可它对刘易斯和对我并不是一座同样的城市。他向我展示了十五年前他沿街叫卖过香皂的拥挤不堪的城市，躺在里面用偷来的香蕉填肚子的码头仓库和心脏怦怦直跳、欲火中烧而两手空空经过的烟花柳巷。有时，他仿佛叹息那一身贫穷、愤世嫉俗的岁月，留恋那欲壑难填的亢奋时刻。可是，当我领他光顾法国高级船员餐厅，当他作为游客趾高气扬地出没在那些酒吧和内院时，他喜气洋洋，仿佛在与命运作游戏。他从未乘过飞机，整个旅途中，他一直鼻子贴着舷窗，对着云彩微笑。
我也同样欣喜。多么令人愉快的新鲜环境啊！当恒星开始在太空旋转，当大地焕然一新，此时此刻，仿佛人也换了新颜。过去对我来说，尤卡坦只不过是用蝇头小字印在地图集上的一个并无实体的地名而已；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与它联系在一起，哪怕是一种欲望、一个形象，可如今我亲眼发现了它。飞机骤然变得沉重起来，向地面俯冲下去，我发现一块灰绿色的毛茸茸的荒原从苍穹的一端一直伸向另一端，云彩的阴影处形成了数个黑沉沉的大湖。我在一条凸凹不平的公路上行驶，路边的田野遍地都是蓝色的龙舌兰。遥远处，田野的上方不时呈现出平顶金凤花那刺眼的火红色。我们沿着一条小街向前，街边是土墙茅草房，阳光灼热。我们把行李全都留在了旅社的大厅，那儿就像是一座繁茂而腐败的暖房，许多玫瑰色的火烈鸟挺着一只腿在里面歇息。我们遂又出发。白花花的广场上，一些身着白衣的男人顶着草帽在油光闪亮的树阴下做着梦。我重又看到了多莱多和阿维拉的天际和岑寂；在大西洋的这一端与西班牙重逢，此时的心情比暗自惊叹“我来到了尤卡坦”时还更加令人惊愕。
“咱们乘一辆那种式样的小马车吧。”刘易斯说。
广场的一角停着一排靠背硬邦邦的黑色马车。刘易斯唤醒了一位车夫，我们坐上了狭窄的长条凳。刘易斯哈哈大笑：“我们现在去哪儿？您，您知道吗？”
“告诉车夫，让他带着我们兜风，然后再去邮局，我等着信呢。”
刘易斯在加利福尼亚学了几个西班牙词。他对车夫咕噜了几句，马儿遂小步疾行起来。我们越过了一条条豪华而又破败的大街；风雨和贫困侵蚀了卡斯蒂利亚永久性建筑风格的别墅；花园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后，一尊尊雕塑在渐渐剥落，红、紫、蓝色纷呈的繁花在半裸的树底下挣扎；墙头上，一排巨大的黑鸟在窥伺着。到处都感到死亡的气息。我高兴地又来到了印第安人集市边，骄阳炙烤的遮篷下挤满了生机勃勃的人群。
“等我五分钟。”我对刘易斯说。
他坐在一级石阶上，我走进了邮局。有一封罗贝尔的来信；我连忙拆开。他正在修订那部书的最后校样，并为《警觉》撰写一篇文章，那是一篇政论文。对。我是对的，用不着多担心。他尽管怀疑政治与写作，可还没有到彻底放弃的地步。他说巴黎天气阴暗。我把信放进了小包，走出邮局。巴黎是多么遥远！这里的天空是多么湛蓝！我挽起刘易斯的胳膊：“一切都很好。”
我们挤着穿过遮篷下的人群。这儿有卖水果的，卖鱼的，卖凉鞋的，也有卖棉织品的。女人们穿着绣花长裙，我喜欢她们那油光闪亮的发辫和没有丝毫表情的脸庞，印第安孩童们经常咧着嘴儿大笑，露出两排牙齿。我们坐进了一家弥漫着海鲜味的小酒店，侍者用啤酒桶给我们送上了一种冒着泡沫的黑啤酒。小酒店里尽是男人，而且全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说笑个不停。
“他们看样子很幸福，这些印第安人。”我说。
刘易斯一耸肩膀：“谈何容易。那个小意大利国也一样，当你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去散步，那儿的人们一个个也都显得幸福。”
“确实如此。”我说，“必须贴近去看。”
“我在等待着您的那段时间也是这么想的。”刘易斯说，“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洋溢着节日的欢快气氛，因为旅游本来就是欢快的事情。可我肯定他们并不欢快。”他吐出了一粒橄榄核：“当人们作为游客四处走马观花时，那就什么都看不真切。”
我朝刘易斯莞尔一笑：“咱们买一幢小房子吧。我们俩都睡吊床，我给您做硬玉米饼，咱们一起学着说印第安话。”
“我十分乐意。”刘易斯说。
“啊！”我叹息道，“可一个人得拥有多少个生命呀。”
刘易斯看了看我：“您应付得并不那么糟糕。”他微笑着说。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似乎觉得您设法拥有了两个生命。”
热血涌上我的双颊。刘易斯的话对我并不抱有敌意，可也不那么饱含深情。是因为巴黎的那封来信？我猛然感觉到并非就我一人挂念着我们这段私情：他也在挂念，只不过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而已。我暗自在说：我回来了，我总会回来的。可他也许在心底说道：她总又要离去的。如何回答他？我无言以答，忐忑不安地说道：
“刘易斯，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敌人的，对吗？”
“敌人？谁可能会是您的敌人？”
他一副明显的惊愕神色。我随口说出的这几个字确实笨拙。他朝我微微一笑，我也朝他微微一笑。突然我感到恐惧：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因为胆敢去爱却又不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而受到惩罚呢？
我们在旅馆用晚餐时，我们身边一侧挺立着一只玫瑰色的火烈鸟。梅里达旅行社给我们派了一位矮个子墨西哥人，刘易斯听他说话很不耐烦。我更是无心去听，一个劲地在心底自问：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们从不谈论未来，刘易斯也从不向我提出什么问题。我也许应该向他提问。可不管怎么说，早在一年前我就把自己要说的心里话向他全部倾吐了，再也没有新的话要补充。再说，言语是危险的，有可能搅乱一切。必须享受这份爱；当这份爱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时光之后，再谈也不太迟。
“夫人不能乘公共汽车去奇琴伊察。”矮个子墨西哥人说道，接着朝我咧嘴一笑：“小车全天都供你们使用，可送你们参观遗迹，汽车司机可为你们导游。”
“我们讨厌导游，喜欢随意徒步行走。”刘易斯说。
“玛雅旅馆可为旅行社的顾客提供优惠服务。”
“我们下榻维多利亚旅馆。”我说。
“不行，维多利亚是一家土著人旅店。”他说道，可他自己就是土著人。
看我们不答腔，他恶心地微笑着弓了弓腰：“你们这一天准会过得十分难受！”
实际上，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第二天晚上就抵达了奇琴伊察，车上十分舒适。当我们路过充斥着美国人嘈杂声的玛雅旅馆花园时，我们不禁为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感到自豪。“您听听他们！”刘易斯对我说，“我到墨西哥来总不是为了见美国人吧！”
他手提一只小旅行包，我们沿着一条泥路信步走去。一棵棵大树遮天蔽日，树上流下滴滴清水。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一股强烈的腐殖土、烂树叶和枯花味熏得我透不过气来。昏暗之中一只只闪动着大眼睛的猫在奔跑，可却看不见它们的身躯。我指着那一只只不见躯体的眼睛：“这是些什么东西？”
“是黄萤。在伊利诺伊也有。只要在玻璃灯罩里放进五只，就相当亮，可以照明读书。”
“那倒挺有用的！”我说，“我什么也看不见。您肯定还有一家旅馆吗？”
“当然肯定！”
我开始起了疑心。看不见一座房屋，听不到一点声息。我们终于听到了西班牙人的讲话声，朦胧间隐约可见一堵墙壁，没有一点儿亮光。刘易斯推开一道栅栏，可我们不敢向前迈步。猪在嗷嗷乱叫，鸡在咕哒咕哒鸣个不停，不知什么地方还响着一片蛤蟆的齐奏声。我喃喃地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
刘易斯喊叫道：“这里是家旅社吗？”
一阵话声过后，一支蜡烛忽闪忽闪的，接着出现了亮光。我们走进了客栈的院子，一位男子彬彬有礼地对我们微笑。他用西班牙语说了一阵。“他请求原谅，出现了供电故障。”刘易斯说道，“客房是有的。”
房间的一侧朝着院子，另一侧对着丛林。整个房间没有一点儿装饰，可铺着洁白的床单，挂着白白的蚊帐。午餐时给我们送上了硬玉米饼，吃了直沾牙齿，另加紫色的小豆，一只瘦巴巴的鸡，调味汁呛得喉咙眼直冒火。餐厅里装饰着从集市买来的瓷器和彩色石印画片。一张年历画上，一些半裸的印第安人身上插着羽毛，正在古竞技场上玩篮球。一位墨西哥人坐在院子的板凳上，身边围着猪和鸡，正在弹奏吉他。
“芝加哥多么遥远啊！”我说道，“还有巴黎。一切都是多么遥远啊！”
“对，现在我们真的开始旅行了。”刘易斯声音激动地说。
我紧握他的手。此时此刻，我十分清楚他脑子里装着什么：吉他声，蛤蟆声，还有我。我谛听着蛤蟆的鸣叫，谛听着吉他的弹奏，整个儿完全属于了他。对他，对我，对我们俩来说，除了我们俩，世间的一切全都不复存在。
整个夜里，蛤蟆的歌声不断潜入我们的房间；清晨，千万只小鸟在啁啾鸣唱。当我们步入古城墙时，惟见我们俩人。刘易斯向神殿跑去，我小步跟随着他。此时，我的心里比初到尤卡坦时还更慌乱。至此，对我来说，古代一直与地中海相混淆。在古卫城上，在古广场上，我曾毫不惊诧地凝视着我自己的历史，可这儿的一切无法将奇琴伊察与我的历史联系起来。八天前，这座用鲜血染红的石块筑成的巨大几何形神殿，我连它的名字都不知道。可现在，它就高高地耸立在这里，默默无声，以其整齐的建筑和狂热的雕塑沉重地压迫着大地。一座座神殿，一座座祭坛，印在年历画上的竞技场，千柱集市场，接着又是一座座神殿，殿角整饬分明，浮雕神奇荒唐。我用目光搜索着刘易斯，瞥见他高高地挺立在大金字塔尖。他挥着手，显得很小很小。石阶陡峭，我瞧也不瞧自己的双脚一眼，两只眼睛直盯着刘易斯，一步步拾阶而上。
“我们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我也在自问呢。”
越过古城墙，可见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丛林，丛林间点缀着金凤花的火红色。没有一块农田。我问道：“可他们在哪里种玉米呀？”
“学校到底教您什么了？”刘易斯以自负的口吻说道：“播种季节，他们烧掉一块丛林；收获后，树木很快便又长起，再也看不到被烧的痕迹。”
“您从哪儿得知的？”
“噢！我生来就知道。”
我哈哈大笑起来。“您撒谎！您是从哪本书上学来的，肯定是昨晚趁我睡着时读的书。不然，您昨天在车上就会对我说的。”
他一副笨拙的神态：“可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哪怕一些琐碎小事，您总能揭穿我。对，我昨天晚上在旅店找到一本书，我想对您炫耀炫耀。”
“那就对我炫耀吧。您还知道些什么？”
“玉米自己生长。农民一年用不了劳动几个星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时间建造了这么多的神殿。”他突然口气激烈地补充道：“您设想一下那种生活！啃着玉米饼，搬运大石块，头顶着这种太阳！日复一日地吃饭、流汗，流汗、吃饭！人类作出的牺牲，不仅仅如此，这还不算是最悲惨的。想想那千百万不幸的人们，军阀和教士把他们当作牛马来使唤！这是为什么？是出于愚蠢的虚荣！”
他充满敌意地凝视着这些金字塔。过去，它们一座座全都伸向苍穹，如今在我们眼里却好似重压着大地。我并没有因为他愤怒而愤怒，也许是因为我从来就不屑为了填饱肚子而去流血流汗，也许是因为这所有的灾难已经早已属于过去。但是，我已经不能像十年前那样毫无感慨地陷入对这一死灭的美的静观之中。这一为了其建筑而牺牲了多少人性命的文明并没有留下什么；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残酷，更令我愤慨的是它的贫乏。如今只有一小撮考古学家和美学家对这些遗迹感兴趣，游客们也是不由自主地一个学着一个将它们摄入自己的照相机镜头。
“我们下去怎么样？”我问道。
“怎么下去？”
支撑着平台的基墙仿佛是四条垂直的线，其中一堵墙饰着光与影，谁也想不到可在上面落脚。刘易斯哈哈笑了起来：“我从来没有跟您说过只要离开地面两米高我就晕得可怕吧？我不知不觉地登上了顶部，可再也没办法下去了。”
“怎么也得下！”
刘易斯朝平台中央退去：
“不行。”
他重又微微一笑：“十年前在洛杉矶我饿得要死，我找到了一份工作，给一家工厂烟囱的顶部抹灰泥。别人用一只筐子把我吊了上去，我在上面整整呆了三个小时，怎么也没有勇气从里面爬出来。他们只得再把我放下来，我又两手空空走了。后来两天，我可一点儿东西也没有吃到。您相信吧！”
“您会眩晕，真怪！”我说，“您见识那么广，什么都经历过，我以为您胆子大着呢！”我向石阶走去：“有一家子美国人正准备上来，我们下去吧！”
“您不害怕。”
“我害怕。”
“那就让我在您前面走。”刘易斯说。
我们手牵着手，侧着身子往下走，当我们来到底部时，浑身尽是冷汗。一位导游正在给一组游客介绍玛雅精魂之奥秘。我喃喃地说：“旅游多有意思啊！”
“对，是很有意思！”刘易斯说道。他拉着我：“咱们回去喝一杯。”
下午天气酷热，我们在客房门前的吊床上打了个盹。过了一会儿，像是条件反射似的，我突然好奇心十足，朝森林扭过头去。
“我多么想到那林中去转一圈。”我说道。
“为什么就不行呢？”刘易斯说。
我们突然置身于丛林湿漉漉的岑寂之中，没有一个游客；一些红蚂蚁驮着尖尖的草根成群结队地朝着无形的大本营行进；一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一群群蝴蝶马上四处飞开，有粉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还有黄色的；藤中的积水一滴滴落到我们身上。遥远处，在小径的尽头，不时可见一座座神秘的荒冢，无论是神殿，还是宫殿，早已成为废墟，无不葬身于乱石之中；有的被掘了一半，可荒草已把它们整个儿淹没。
“好似谁也没有来过这儿。”我说。
“对。”刘易斯毫无热情地说。
“瞧那小径的尽头，是一座大神殿。”
“对。”刘易斯又哼了一声。
这是一座十分宏伟的神殿。金色的蜥蜴在碎石中暖着身子；雕塑已经面目全非，惟有一条巨龙露着狰狞的面目。我指着龙对刘易斯说：
“您看见了？”
“我看见了。”刘易斯说道，脸上仍然死气沉沉。
他突然飞起一脚，朝龙头踢去。
“您在干什么呀？”
“踢了它一脚。”刘易斯说。
“为什么？”
“我讨厌它瞧着我的那副样子。”刘易斯在一块崖石上坐了下来，我问道：“您不愿围着神殿转转？”
“您自个儿去吧。”
我围着神殿转了一圈，可我心不在焉，只见到一块石头垒着一块石头，没有任何意义。我回到刘易斯身边，他一动不动，脸上那般茫然，仿佛已经脱离了自己。
“您看够了吗？”他问道。
“您想回去了？”
“如果您已经看够了的话。”
“看够了。”我说，“咱们回去吧。”
夜幕降临了。最早飞出的黄萤已经隐约可见。我焦虑不安地暗自在想，总的说来我对刘易斯还很不了解。他是多么憨直、诚挚，以致我觉得他有点儿傻！可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当他飞起那一脚时，样子并不善良。他眩晕，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默默地行走着，他在想谁呢？
“您在想谁呢？”我问道。
“我在想芝加哥的家。我离家时灯没有关，路人准会以为里面有人，可根本就没有人。”
他声音中隐含着凄楚。
“您为在这儿呆着感到遗憾吗？”我问道。
他淡淡一笑：“我真在这儿吗？真有意思，您就像是个孩子，一切在您看来都是真实的，可这一切我觉得像是一个梦：一个被另一个人梦见的梦。”
“可这明明是您，是我。”我说道。
刘易斯没有答腔。我们走出了丛林，天已全黑。天上，古老的星座乱七八糟地横陈在散乱的新星之间。一瞥见客栈的灯光，刘易斯微微一笑：“终于到了！我刚才感到自己失落了！”
“失落了？”
“那些遗迹是多么古老！太古老了！”
“我倒十分喜欢失落的感觉。”我说。
“我可不喜欢。我过去失落的时间太久了，以为再也无法寻回失去的自我。而今我无论如何再也不能重蹈覆辙。”
他声音中充满着挑衅，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威胁。“有时要善于失去自己，”我说，“如果不冒险，就一无所获。”
“我宁愿一无所有也不愿去冒风险。”刘易斯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道。
我理解他，他历尽了多少艰难才获取了这一点安宁，自然要不惜一切地加以维护。然而，他却是多么不顾一切地爱我。难道他会因此而感到后悔吗？
“您刚才踢那一脚，是因为您感到失落的缘故吗？”我问道。
“不是。我不喜欢那种动物。”
“您当时显得可真像个凶神恶煞。”
“我就是这副样子。”刘易斯说。
“跟我可不这样。”
他莞尔一笑：“跟您很难那样。去年我试过一次，您马上哭了。”
我们走进了属于我们俩的房间，我问道：“刘易斯，您不责怪我吧？”
“责怪什么？”他问道。
“我不知道。什么都责怪，也什么都不责怪。责怪我拥有两个生命。”
“要是您只拥有一个，那就不会在这儿了。”刘易斯说。
我不安地看着他：
“您责怪我？”
“不。”刘易斯答道，“我不责怪您。”他把我紧紧地贴在他身上：“我要您。”
他猛地掀起蚊帐，把我扔到床上。当我们一丝不挂紧贴着身子时，他声音快活地说道：
“这是我们最美妙的旅行！”
他神色一亮，再也不感到失落了。只要在我的身上，他怎么都舒服。我内心的不安也荡然无存。我们在对方的怀抱里所获得的安宁与欢乐会比任何一切都要强大。
四处闲逛，周游世界，以亲眼目睹不复存在的和与您无关的一切，这是一种十分不光彩的行动。对此我与刘易斯都持同样看法，但尽管如此，旅行仍然给了我们莫大的乐趣。在乌斯马尔，正值星期天，印第安人在神殿的阴影处打开了野餐用的食品篓子；我们跟着一帮身着长裙的女人，手扶着铁索登上早已被损坏的石阶。两天后，我们飞越了饱饮雨水的丛林；飞机高高地升上天空，再也没有下降；是腾起的地面前来迎接我们，它献给了我们一个静卧于绿色丛中的蓝色大湖和一座平整四方如小学生作业本的都市：危地马拉。城中，贫困破旧的街道，两边尽是低矮的长条房屋，集市场上倒是一片欢腾，农妇们赤裸着双脚，衣衫褴褛，头顶着一篓篓鲜花和水果。安提瓜旅店的花园里，一簇簇红花、紫花和蓝花垂挂在树枝上，遮没了墙壁。大雨疯狂地倾泻，雨点又密又热，一只被缚的鹦鹉啼叫着在架子上上蹦下跳。在阿蒂特兰湖畔，我们睡在一座带有游廊的平房里，四周生长着高高的石竹；一艘游轮把我们送到了圣地亚哥，缠着红色头巾妇人摇晃着怀里的婴儿，婴儿们全都用圆圆的兜帽从头到肩罩得严严实实。在一个星期四，我们闯进了奇奇斯特南戈①集市场。广场上到处支着遮篷，摆着货摊；身着绣花紧身上衣和闪色花裙的妇人们在卖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有粮食、面粉、面包、干果、肉禽，也有陶器、提兜、腰带、凉鞋，还有数公里长的面料，那呈彩绘玻璃和陶瓷色彩的颜色是多么漂亮，连刘易斯也兴高采烈地动手去摸。
①游览胜地，位于危地马拉城西北部，因其殖民时期的建筑与丰富多彩的印第安人集市场而著称。
“买下这块红面料吧！”他说，“要么这种有小鸟图案的绿面料。”
“等等。”我说道，“什么都得看一看。”
这种种神奇的珍品中最令人赞叹的，要算有些农妇身上穿着的那种古色古香的“绘绣衫”②。刘易斯指着一件这种古式绣花衫让我看，只见淡蓝色、红色、淡金色柔和地融为一体。我说：“要是卖的话，这我倒想买一件。”
②原文为“huipils”，此处为试译。
刘易斯打量着这位拖着长发辫的印第安老太婆：
“她说不定真卖。”
“我不敢开口问她，再说讲什么语？”
我们继续溜达。一些妇人用手揉着玉米面团，一只只锅里装着一种黄色的荤杂烩，正在火上慢慢地煮着；有几家人正在吃饭。广场的两侧，一边一座白色的教堂，两条石阶直通教堂的入口处。石阶上，一些打扮得像轻歌剧中斗牛士似的汉子在摇晃着香炉。我们透过烟雾向大教堂走去，浓浓的焚香使我回想起我那虔诚的童年时代。
“我们有权进去吗？”我问道。
“他们能对我们怎么样？”刘易斯反问道。
我们进了教堂，我马上被一股馥郁的香味熏得喘不过气来。里边没有椅子，也没有跪凳，不见任何座位。一块石板地面设着烛坛，闪烁着红红的烛光；印第安人相互传递着玉米粒，一边叽哩咕噜地祈祷着。祭坛上陈放着一具木乃伊，上面覆盖着锦缎和鲜花；正对面，是一个高大的耶稣，浑身是血，一脸痛楚的样子，身上挂满了沉甸甸的织品和首饰。
“要能听懂他们说什么就好了！”刘易斯说道。
他看着一位跛脚老人在为一些跪着的妇人祝福。我拉了拉他的胳膊：“出去。这焚香味熏得我头疼。”
当我们走出教堂，刘易斯对我说：
“瞧，我并不认为这些印第安人都很幸福。他们衣着欢快，可他们本身并不快活。”
我们买了腰带、凉鞋和面料。那位身着令人赞叹的绘绣衫的老太婆还呆在原地，可我不敢开口问她。在广场的咖啡一食品杂货店里，几个印第安汉子正围着一张桌子在喝酒，他们的妻子都坐在各自丈夫的脚下。我们要了一些玉米饼，跑堂的给我们送上了食盐和绿色的小柠檬。两个印第安小伙子跌跌撞撞地在他们中间又蹦又跳。他们好像一点也不会玩乐，这样子叫我看了心碎。外面，商贩已开始收拾货摊。他们把陶器垒成构造复杂的一摞摞，背在身后；还有的额头上缠着一根皮带用以固定头上顶着的东西，一溜小跑地离去。
“看看这种样子！”刘易斯说，“他们全把自己当作了牛马。”
“我猜想他们太穷了，买不起驴子。”
“我想也是。可他们如此贫穷，却显得那么心平气和。他们最气人的就是这点。我们回去怎么样？”他接着问道。
“回去吧。”
我们回到旅馆，可他在大门口便离开了我：“我忘了买香烟。马上就来。”
我们房间的壁炉火烧得旺旺的。这座小太阳城所处的地势比法国海拔最高的村镇的地势还更高，夜里很可能变凉。我躺在火苗前，火苗子发出一股喷香的树脂味。这间房子很让我喜欢：粉红色的泥灰墙和色彩纷呈的地毯。我想起了刘易斯，我为能独处五分钟感到高兴，因为这可以使我有机会思念他。显而易见，秀丽的风光不合刘易斯的口味。让他看一看神殿、风景、集市场，他总是很快就看错了对象。他看到的是人。怎样才应该算是一个人，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一个人，他首先应该不安于天命，要具有自己的愿望，并要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斗争。他本人十分知足，可他激烈反对被别人剥夺一切。他的小说中隐含着某种交织着柔情与残酷的古怪情感，因为他既痛恨压迫者，几乎又同样憎恨过分安于天命的受压迫者。对所有那些至少企图从文学、艺术、毒品，甚至罪恶中寻找个人出路的人们，他都抱有同情，尤其是对那些企图从幸福之中寻求个人慰藉的人。他真正钦佩的是伟大的革命者。他并不比我更有政治头脑；可他深深地爱戴斯大林、毛泽东、铁托。美国的共产党人在他眼里都是糊涂虫和胆小鬼，可我猜想若在法国，他准成了共产党员，至少会去争取。我朝房门扭过头去。他为何还不回来？我渐渐焦虑不安起来。最后，他终于回来了，胳膊里夹着一包东西。
“您到底干什么去了？”我问道。
“我负有一项特殊使命。”
“谁赋予的？”
“我自己。”
“您完成了吗？”
“当然。”
他把那包东西扔给了我，我撕开包装纸，一片青蓝呈现在我的眼前：是一件令人赞叹的绘绣衫。
“这相当脏！”刘易斯说。
我心醉神迷地用手抚摸着那熟巧、多变的绣花图案：“美极了。您怎么弄到手的？”
“我把旅馆的看门人一起叫去了，是他给谈成的。开始要她卖那一件破绣衫，那老太婆怎么也听不进，可后来提出用一件新的换，她便答应了。看她那神气，好像觉得我是个傻瓜。只是弄到手后，我不得不请看门人喝一杯，他马上缠着我再也不松手，一定要去纽约找生财之道。”
我勾着刘易斯的脖子：“您对我为什么这么好？”
“我跟您说过我不好。我这人十分自私。原因嘛，是因为您是我的一小部分。”他把我抱得更紧了。“您是多么温柔可爱。”
啊！在这激动得透不过气来的温柔时刻，我们的躯体可真帮了我们的大忙。我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他的肉体为何会这么熟悉而又如此销魂呢？突然间，他的温柔灼烫着我的皮肤和骨骼。我们滚落在地毯上，躺在噼啪作响的火苗前。
“安娜！您知道我多么爱您吗？尽管我很少跟您说，可您也知道吧？”
“我知道。您也知道，对吗？”
“我知道。”
我们的衣服在房间里丢得到处都是。
“我为什么对您欲望这么强烈？”刘易斯问道。
“因为我也那么强烈地需要您。”
他就在地毯上占有了我，接着又在床上与我再次做爱。我久久地躺在他的胳肢窝里。
“我多么喜欢贴在您身上？”
“我多么喜欢您贴着我。”
过了片刻，刘易斯支着一只胳膊抬起身子：
“我喉咙发干。您不是吗？”
“我很想喝一杯。”
他拿起电话，要了两杯威士忌。我穿上了晨衣，他套上了那件白色的旧浴衣。
“这破衣服您早该扔了。”我说。
他紧紧地裹着浴衣：
“决不扔！我等待着它离开我呢。”
他毫不吝啬，可他就恨扔东西，尤其是他的那些旧衣烂裳。来人给我们送上了威士忌。我们坐在炉旁。外面，天开始下起雨来。这里每天夜里都下着雨。
“我多快活！”我说。
“我也是。”刘易斯说。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安娜！留在我身边吧。”
我激动得喉咙眼里突然喘不过气来：“刘易斯！您知道我多么愿意留下！我多么愿意啊！可是我不能！”
“为什么？”
“去年就跟您解释过了。”
我一口气喝光了杯中的酒，昔日的种种恐惧与害怕突然间朝我袭来。无论在德丽莎俱乐部，还是在梅里达、奇琴伊察，或在其他地方，我都有过这般恐惧，可都很快抑制住了。我早就预感到这一点。他总有一天会对我说：留下吧。而我却不得不说：不行。到那时将会怎样呢？去年，若我失去刘易斯，我还能从中解脱出来，可如今要失去他，那就等于被活活埋葬。
“您结过婚。”他说，“可您可以离婚。我们也可以不结婚，但可以生活在一起。”他朝我俯过身子：“您是我的妻子，我独一无二的妻子。”
泪水涌上我的眼眶，“我爱您。”我说，“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可像我这般年纪不可能把过去的整个生活随便抛弃：为时太晚了。我们相见恨晚啊。”
“对我来说可不晚。”他说。
“您真这么认为？”我问道，“若我请您来巴黎定居，您会来吗？”
“我不会说法语。”刘易斯连忙说。
我莞尔一笑：“这可以学。巴黎的生活不会比芝加哥昂贵，再说就一架打字机，也太容易带走了。您来吗？”
刘易斯的脸色阴沉了下来：“我在巴黎无法写作。”
“我想不会吧。”我说道，接着一耸肩膀：“哎哟，如此说来，您到了外国就再也无法写作，您的生活也就失却了意义。我不搞写作，可事物于我来说好像书对您一样重要。”
刘易斯一时缄默不语。“可是您爱我吗？”
“爱。”我说，“我对您的爱至死不渝。”我握住他的双手：“刘易斯，我每年都可以来。如果我们肯定每年都可相见，那就再也没有分离可言，那只是等待。当人们相爱甚深时，可以在幸福中等待。”
“如果您像我爱您那样爱我，那为什么要虚掷我们四分之三的生命去等待？”刘易斯问道。
我犹豫不决。“因为爱情并不是一切。”我说道，“您应该理解我，对您来说也是这样，爱情不是一切。”
我的声音在颤抖，我的目光在苦苦祈求刘易斯：但愿他理解我！但愿他对我保持这份爱，它虽然并非一切，但失去它我将不复存在。
“对，爱情并非一切。”刘易斯说。
他神色犹豫不定地凝望着我。我热烈地说：
“我并不会因为珍惜其他东西就会减少对您的爱。不要责备我。您不要因此而不再那么爱我。”
刘易斯摩挲着我的头发：“我认为要是爱情对您来说就是一切的话，我就不会那么深深地爱您：因为那样的话就不再是您了。”
我的双眼噙着泪花。他接受了我的一切，连同我的过去、我的生活以及我们彼此分开的一切，我们的幸福得救了。我扑进他的怀里：
“刘易斯！要是您不理解我，那我该多么痛心啊！可您理解了我，多么幸福啊！”
“您为什么哭呀？”刘易斯问道。
“因为我害怕：要是失去您，我就再也不能活下去了。”
他碾碎了我面颊上的一颗泪珠：“别哭。当您哭泣时，害怕的是我。”
“现在我哭是因为幸福。”我说，“因为我们一定会幸福。当我们相会之时，我们可以为全年储备幸福。是不是，刘易斯？”
“是，我的高卢小丫头。”他满怀深情地说道。他吻着我湿漉漉的面颊：“真怪，有时您在我眼里是一个十分聪慧的女人，可有时您十足就是个孩子。”
“我想我是个蠢女人。”我说，“可要是您爱我，这无所谓。”
“我爱您，愚蠢的小丫头。”刘易斯说道。
翌日清晨，坐在驶往克萨尔特南戈的车上，我心里喜气洋洋。我再也不恐惧未来、恐惧刘易斯、恐惧言语，我一无所惧。我平生第一次敢于大声谈论计划：来年，刘易斯将在密歇根湖畔租一幢房子，我们一起在那儿消夏；再过两年，他来巴黎，我领他看看法国和意大利……我把他的手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他微笑着点头表示赞同。我们穿过密林，天下着雨，那般温暖、那般芬芳，我垂下了窗玻璃，让自己的脸庞尽情感受。一些牧人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经过，他们身上都穿着草衣，背上仿佛驮着茅草屋顶似的。
“我们真的处在海拔四千米高度？”刘易斯问道。
“据说是。”
他摇摇头：“我不相信。不然我准眩晕了。”
远处，那高原如同冰川一般高峻，树木郁郁葱葱。从前我总觉得这像奇迹一般令人难以置信，而今我亲眼目睹了，它们变得如同法国的牧场一样自然。确实，这危地马拉高原，连同它那沉睡的火山、湖泊、牧场和那迷信的农夫，与奥弗涅山区颇为相似。我对这一切渐渐开始感到倦怠，可两天后我又很高兴地下山前往海滨。多么美妙的下山旅行啊！拂晓时分，我们抖抖索索地行进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路边是空气清新的牧场。渐渐地，早落性植物不见了，出现了一片片灰蒙蒙的植物，似海浪般高低起伏，那叶子硬邦邦的，如同上了釉一般。高山牧场披挂着晶莹的白色露珠，山脚下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安达卢西亚人村寨，村前村后长满了木槿属植物，盛开着叶子花。转了几道急弯之后，我们又穿过了几条并行的山道，最后置身于一片片香蕉种植场中。只见到处散落着一座座茅草小屋，一些印第安女人裸露着乳房在周围溜达。莫扎特南戈车站是一片集市，一些妇女坐在铁轨上，身边摆着裙子、小包和家禽。远处敲响了钟声，一些雇员开始又喊又叫，随着一阵古老的蒸气声和铁轨声，一列小火车出现了。
我们整整花了十小时才走完了与危地马拉相隔的一百二十公里路程。次日，一架飞机飞越了昏暗的山区和一条灯光闪烁的海岸线，用了五个小时把我们送到了墨西哥城。
“终于见到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一座新鲜事不断涌现的城市！”刘易斯在出租车上说道，“我就喜欢城市！”他补充道。
“我也是。”
我们预定了旅馆，旅馆里已经有信件在等着我们。我在房间里坐在刘易斯身边读着来信。如今我已经可以思念巴黎的生活而不至于产生某种行窃的感觉；如今我与他分享着一切，哪怕那些将我们彼此分离的东西。罗贝尔好像心绪颇佳，他说纳迪娜虽然忧伤但却平静，波尔差不多也已痊愈。一切都很好。我对刘易斯微微一笑：
“谁给您写的信？”
“我的出版商。”
“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想要我生活的详细经历。为了推出那本书，他们打算隆重宣传一番。”刘易斯声音阴郁。我用目光询问着他。
“这就是说您可以赚到大笔钱，是吗？”
“但愿如此！”刘易斯说。他把来信放进口袋：“我得马上给他们回信。”
“为什么要马上回？”我问道。“我们先去看看墨西哥城吧。”
刘易斯哈哈笑了起来：“一只那么小的脑袋！却有两只永远看不厌的眼睛！”
他在笑着，可他那声调中隐含的某种东西令我感到慌乱不安。“要是您讨厌出门，那我们就留下。”我说道。
“那您岂不太遗憾了！”刘易斯说。
我们沿着阿拉梅达大街走去。人行道上，一些妇女在编着巨大的花圈，还有一些女人在悠闲漫步；一家殡仪馆的门楣上欢快地闪烁着“阿尔卡扎尔”几个字；我们走过了一条宽阔的大街，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接着我们又进了几条杂乱不堪的小街小巷。初步看去，墨西哥城很惹我喜欢。可刘易斯忧心忡忡。我对此并不感到大惊小怪。有些事情往往一时冲动就突然决定，可面对一只要收拾的旅行箱或一封信，他常犹豫不决，一愣就是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我任他独自苦苦思索。一回到房间，他便坐了下来，面前铺着一张白纸。他微张着嘴巴，目光呆滞，酷似一条鱼。还不等他写出半个字来，我便昏昏入睡了。
“您的信写好了？”第二天早晨我问他。
“写好了。”
“您怎么那么讨厌写信？”
“我并不讨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啊！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是您的一个病人似的。去散散步吧。”
这个星期里，我们经常漫步。我们登上了高高的大金字塔，乘着饰满鲜花的小船游览，又在哈利斯科大街溜达，参观了可怜巴巴的集市场、舞厅、音乐厅，还在郊区游逛，在一些声名狼藉的酒吧里喝特甚拉白酒。我们还打算在墨西哥呆一段时日，用个把月时间参观一下这个国家，然后再回芝加哥住几天。可是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房间午休，刘易斯突然对我说：
“我星期四必须抵达纽约。”
我诧异地看了看他：“到纽约？为什么？”
“我的出版商要我去。”
“您又收到信了？”
“对，他们邀请我去半个月。”
“可您不一定非得接受邀请。”我说。
“问题正是我不得不接受。”刘易斯说，“在法国也许情况不一样。”他补充了一句，“可这里，一部书就是一桩买卖，如果想要赚钱，那就非得去管。我不得不去见一些人，参加一些集会，接受答记者问。这很没有意思，可情况就是这样。”
“您没有预先告诉他们您在7月份之前没有空吗？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推到7月份以后吗？”
“7月份是个不吉利的月份，要等得等到10月才好：可太迟了。”刘易斯烦躁地补充道：“我吊在那些出版商的钩子上过日子已经四年了。要是他们一心想要捞回本钱，我可没有法子阻拦他们。我也一样，如果想继续写我喜欢的东西，我也需要钱。”
“我理解。”我说。
我理解，然而我心里却感到一片空虚，真奇怪。刘易斯又笑了起来：
“可怜的高卢小丫头！只要不遂她的心愿，她就这么一副可怜样！”
我脸霍地红了。确实，刘易斯从来就是想让我高兴。他就这一次关心一下自身的利益，我不该有被耍弄的感觉。他无疑觉得我自私自利，所以他的话声才有点儿咄咄逼人。
“这是您的过错。”我说，“您太宠我了。”我嫣然一笑：“噢！在纽约城一起散散步挺美的。”我说道，“只是一想到要改变我们的计划，我精神上有点儿受不了，况且您事先都没有打声招呼。”
“那要怎么对您说呢？”
“我一点儿也不埋怨您。”我乐哈哈地说，用目光询问着刘易斯：“他们在第一次来信中就对您发出邀请了吗？”
“对。”刘易斯说。
“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知道您听了会扫兴的。”刘易斯答道。
他那笨拙的神态使我心里发软，现在我方明白他当时回信为何那般艰难，他是想尽量使我们的墨西哥之行能善始善终，而且打定主意，非要达到目的，从而认为没有必要引起我的不安。可惜他失败了。于是他现在便又尽力显出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我的惋惜感有点儿惹他生气。他这人宁愿气呼呼的，也不愿愁眉苦脸，我理解这一点。
“您完全可以告诉我，我并不那么脆弱。”我满怀柔情地对他微微一笑：“我瞧您太宠我了。”
“也许。”刘易斯说。
我心里又一次感到慌乱。“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我说，“等到了纽约，由我来满足您的一切心愿。”
他笑着看了看我。
“真的？”
“对，真的。轮流嘛。”
“那好，别等到去纽约了，现在就开始。”他抓住我的肩膀：“来遂遂我的心愿吧。”他有点儿挑衅地说。
我第一次在把嘴送给他的同时心里在想：“不行。”可是我向来没有说“不”的习惯，我不会说。要不费力气就改变这种习惯为时已晚。当然，也有过那么两三次，我嘴里说“好”，可心里并没有真正产生欲望。尽管如此，一般来说，我的心总是默认的。可今天情况迥然不同。刘易斯话中有着一股子蛮横的味道，我听了感到气恼。过去，他的言谈举止从来没有引起我的不快，因为那就像他的欲望、情趣与他的爱一般自然；今天，当我投入这番普普通通的亲昵行动时，心里别别扭扭的，觉得古怪、浅薄、失礼。我同时也注意到了刘易斯没有对我说：“我爱您。”他上一次可是什么时候说的？
继后的日子，他一直没有说过这句话，嘴里只挂着纽约。他在1943年去欧洲前在那儿呆过一天，如今迫不及待要故地重游。他希望能在那儿见到几位芝加哥的旧友；还指望许许多多其他东西。未来与过去在刘易斯的眼里比现在要重要得多；我就在他的身边，而纽约远隔千里，然而却是纽约城牵挂着他的心。对此我并不太痛苦，可他那副快乐的劲头不禁使我黯然神伤。难道他一点儿也不留恋我们耳鬓厮磨的时光？往事历历在目，类似的情况经历得太多了，我真担心他已经对我感到厌倦；也有可能他对这种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
纽约天气炎热。滂沱的夜雨结束了。一大早，天就开始燃烧。刘易斯早早离开了旅馆，我独自在排风扇的轰鸣声中昏睡。我读了点东西，洗了几次淋浴，写了几封信。到了6时，我稍事打扮，便等待着刘易斯。他在7点半钟回到旅馆，一副兴奋的样子。
“我又遇见了费尔顿！”他对我说。
这个费尔顿，他跟我谈了不少，此人夜里当击鼓手，白天开出租汽车，整天整夜吸毒；他妻子干街头拉客的营生，和他一起吸毒。由于严重的健康原因，他们夫妇俩离开了芝加哥，刘易斯不知道他们的确切地址。跟他的经纪人和出版商谈毕后，他便开始寻找他们的踪迹，几经周折，终于在电话里与费尔顿接上了头。
“他在等着我们。”刘易斯说，“他要领我们去看看纽约城。”
我更喜欢与刘易斯独自消受夜晚，可还是激动地说：“见识见识纽约城，我挺高兴的。”
“以后他还会带我们去许多没有他便无法发现的地方。那些地方，您的那些精神分析专家朋友肯定没有给您展现过！”刘易斯快活地说。
外面，天气潮湿闷热。在费尔顿的那间小顶楼上就热上加热了。费尔顿身材高大，但脸色苍白，他使劲摇晃着刘易斯的双手，笑得很开心。实际上，他并没有让我们领略纽约城的多少东西。他妻子把两个小伙子领到了家中，还带了许多罐啤酒。他们一罐接着一罐地喝着酒，一边议论着一些我素不相识的人物，这些人有的刚刚被投入监狱，有的不久就要出狱，有的正在四处寻找上下打点的办法，有的已经找到后门。他们还谈论贩卖毒品以及在本地警察身上需要花多少钱等一些事情。刘易斯听得十分开心。接着我们去第三大道的一家小酒店吃了猪排，然后他们又继续长时间地谈天说地。我实在厌倦，感到十分沮丧。
后来几天，我的心境一直不好。有一点我绝没有看错，一到纽约城，刘易斯便感到了几分失望。他不喜欢这儿的人们强迫他接受的生活方式，讨厌那些时髦的社交活动和宣传广告。他毫无兴趣地去参加午宴、晚会、鸡尾酒会，回来时更是闷闷不乐。我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刘易斯有气无力地建议我陪他参加活动，可今年，毫无结果的相聚我并不感兴趣，甚至连与旧友重逢也不乐意。我独自漫步街头，心里很不踏实；天气酷热，脚下的柏油在融化，我不一会儿便浑身是汗，为刘易斯而感到烦闷。最糟糕的是当我们相聚时，也提不起快乐劲来。刘易斯讨厌说那些令人厌倦的聚会活动，而我又没有任何东西可谈。于是俩人便去影院，还看了一场拳击比赛和一场棒球比赛，而且费尔顿也经常陪我们一起前往。
“您对费尔顿没有多少好感，是吗？”有一天刘易斯问我。
“主要是我对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对我也一样。”我说道，两只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刘易斯：“您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不是扒手就是吸毒者，要么就是拉皮条的？”
刘易斯一耸肩膀：“我觉得他们一个比一个有趣。”
“您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吸毒的欲望？”
“噢！没有！”他匆忙说，“您很清楚，对所有危险的东西我都喜欢，可敬而远之。”
他是在打趣，可说的是实话。凡是有危险的、无节制的或不合乎常理的东西都让他着迷；可他却打定主意不冒险、有节制、合情合理地生活。正是这一矛盾常常使他焦虑不安、犹犹豫豫。他对我的态度中莫非也有这种矛盾的表现？我忐忑不安地暗暗自问。刘易斯曾经无所顾忌、狂热地爱过我。他现在是否追悔莫及？反正我再也不能欺骗自己，近段时间来他变了。
这天晚上，他进房间时显得格外高兴。下午他为一家电台录了答记者问，我担心情况再糟不过了，没料到他乐呵呵地亲了我：
“赶快修饰一下！我要与杰克·默里共进晚餐，您跟我一道去。他渴望与您结识，我也希望您与他认识一下。”
我没有掩饰失望的心情：“今天晚上？刘易斯，难道再也不能就您我俩人在一起度个夜晚？”
“我们早早就与他告辞！”刘易斯说道。他掏出皮夹克口袋中的东西，放在桌上，从衣橱中拿出那套新的衣服。“对一个作家产生好感，这事可不常有。”他说，“如果我说默里准能惹您喜欢，您可以相信我。”
“我相信您。”我说。
我坐在梳妆台前，又打扮起来。
“我们是去中央公园的露天餐厅吃晚饭。”刘易斯说，“据说那地方十分美丽，吃得也极好。您觉得怎么样？”
我微微一笑：“我说呀，要是我们俩能早点腾出身来，那就再好不过了。”
刘易斯一副迟疑不决的神态望着我：“我多么想让默里惹您喜欢。”
“为什么？”
“啊！我们确实已经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刘易斯声音快活地说，“可无论如何得让他惹您喜欢，不然就不行了！”
我目光不解地询问着刘易斯。
“他在一个小村寨有一幢房子，离波士顿很近。”刘易斯说，“他邀我们上那儿去玩儿，我们愿意玩儿多久就玩儿多久。这要比回芝加哥有意思多了，在芝加哥，天气该比这里还热。”
我心底重又感到一片巨大的空虚：“他是不是住在那幢房子里？”
“他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那儿。可别担心。”刘易斯以略显挪揄的口吻补充道，“有一间房子留给我们俩用。”
“可是，刘易斯，这最后一个月的时光我不愿与外人一起度过！”我说，“只要单独与您在一起，在芝加哥再热也心甘。”
“我不明白为什么以相爱为借口两个人就非得日日夜夜厮守在一起！”刘易斯声音粗暴地说。
还不及我答话，他便进了浴室，并关上了门。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跟我在一起真的呆烦了吗？”我焦灼不安地问自己。我穿上一件紧腰宽下摆花边女衫和在墨西哥买的一件窸窣作响的裙子，接着又穿上了金色的凉鞋，一动不动地呆立在房间中央，不知如何是好。他厌倦了？或是什么原因？我抚摸着他丢在桌子上的钥匙、钱包和骆驼牌香烟。我那么爱，可对他为何会如此不了解呢！在散乱的纸片中，我发现了一封带有出版社笺头的信。我打开信笺：亲爱的刘易斯·布洛甘。既然您希望立即来纽约，那好。我们马上着手做好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周四中午见。我像蒙着一层雾，稀里糊涂地读完了全信。可后面写的没有任何意义。您希望立即来纽约，您希望，您……在波尔举行那次幻觉性宴会的晚上，我曾感觉到大地在我脚下旋转。今天感觉更为糟糕。刘易斯并不疯；发疯的是我自己！我瘫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写这封信的时间距离奇奇卡斯特南戈之夜仅仅一周，那天夜里他还说：“我爱你，愚蠢的高卢小丫头。”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炉火、地毯，他那件旧浴衣，击打着窗玻璃的雨水。他说：“我爱你。”这是在我们抵达墨西哥城的前一星期。这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快。那他为什么忽然决定缩短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光？他为何对我撒谎！到底为什么？
“噢！别这副样子了！”刘易斯走出了浴室，说道。
他以为我是在为默里邀请之事赌气呢，我没有把他戳穿，我实在无法挤出一个字来。乘出租车出发后的整个路途中，我们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中央公园的露天餐厅空气清新，至少那青葱翠绿的草木、锦缎花纹桌布、装满冰块的酒桶和女人裸露的肩膀给人一股清凉的感觉。我一口接着一口连饮了两杯马提尼酒，多亏这酒，当默里来时，我终于开口说了几句不失体统的话。若在我热衷于毫无结果的相会的那段时间，我肯定会很高兴与他相见。他浑身滚圆，脑袋是圆的，面孔是圆的，连身子也圆圆滚滚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才会有兴趣死死抓住他，把他当作一个海上遇难时用的救生圈。而且他的声音是多么亲切！当我听到他的话声，我更意识到了刘易斯的声音已经变得有多生硬。他跟我侃侃谈起了罗贝尔、亨利的书，好像无所不知似的，跟他交谈确实轻松。然而，铁锤在我脑中继续一下下敲击：“您希望来纽约，您希望来纽约。”但是这是一个与我无关的噩梦，它在继续烦扰，而我则在吃着开胃虾，饮着白葡萄酒。默里问我法国人对马歇尔的建议有何想法，然后又与刘易斯讨论起苏联有可能采取何种态度。他认为苏联会对马歇尔不屑一顾，如果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话。在政治方面，他似乎比刘易斯更在行；就总体而言，他的思维更富有逻辑，文化知识更为牢固；自己想的与一个如此善于维护自己观点的人不谋而合，刘易斯感到十分幸福。对，在许多方面，默里可以赋予他的远远要超过我。我理解刘易斯为何如此渴望与他交朋友；他希望能与他度过这一个月，对此我也勉强能够理解。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向我解释他在墨西哥撒的谎话，主要问题还是弄不明白。
“我能用车顺路送你们到什么地方吗？”默里一边向停车场走去，一边问道。
“不，我想走走。”我连忙说。
“如果您喜欢走走，那您无论如何要去罗克波尔特一趟。”默里爽朗地笑着说，“去那儿走走确实迷人。我肯定那地方准能让您喜欢。若能在那儿与你们俩相遇，我会多高兴！”
“那敢情好！”我热情地说。
“下周一开始，你们要来尽管来好了。”默里说，“也用不着事先打招呼。”
他上了自己的小车，我们信步向公园中走去。
“我觉得默里很想与我们度过夜晚。”刘易斯说，话中带有几分责备的口气。
“也许。”我说道，“可我不想。”
“可是您好像与他意气十分相投似的，对吗？”刘易斯问道。
“我觉得他十分好客。”我说，“可我有事要对您说。”
刘易斯脸上布满了阴云：“不至于那么重要吧！”
“重要。”我指了指草坪间一块平平的岩石：“我们坐下。”
灰色的松鼠在草中奔跑，远处，高耸的大楼闪闪发光。我以平静的口吻说道：“刚才您洗淋浴时，把信件都丢在了桌上。”我用目光搜索着刘易斯：“您的出版商根本就没有要求您去纽约。是您自己提出来的。您为什么跟我说了相反的话。”
“啊！您在背后偷看我的信！”刘易斯气呼呼地说。
“为什么不行？您，您都对我撒谎。”
“我对您撒了谎，您偷翻了我的信件：我们清了。”刘易斯带着敌意说。
突然间，我的一切力量弃我而去，我恐惧地望着他；确实是他，是我；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刘易斯，我什么都不明白了。您爱我，我爱您。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茫然地问道。
“没什么事。”刘易斯说。
“我不明白！”我重复道，“给我解释解释。我们在墨西哥是多么幸福。您为什么决定要求来纽约？您十分清楚我们几乎再也难以相逢了。”
“看不尽的印第安人，看不尽的废墟，我都开始受不了了。”刘易斯说。他一耸肩膀：“我渴望换换空气，我不明白这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
这不是解答，可我决定暂时罢休：“可您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您厌烦墨西哥？为什么要耍那些心眼儿？”我问道。
“不然您不会让我来这儿，您会逼我留在那边。”刘易斯说。
我惊愕不已，就像被他打了一个耳光：他的话中充满如此的积恨。
“您考虑过您说的什么话吗？”
“考虑过。”刘易斯答道。
“可刘易斯，我到底什么时候阻挡过您干您想干的事情？对，您总是想方设法让我高兴，可好像这样做也尽了您的兴。我从来没有感觉出我在虐待您。”
我把我们的过去在脑海中细细回顾了一遍。一切都是爱情与默契，我们为相互赋予幸福而幸福。一想到刘易斯的亲热背后隐藏着怨恨，是多么痛苦啊！
“您那么固执，到了连您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固执地步。”刘易斯说，“您脑中一旦定下什么事情，就死抓不放，非得按您的意愿行事不可。”
“可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事？给我举几个例子。”我说。
刘易斯犹豫不决：
“我渴望去默里家度过这个月，可您拒绝去。”
我打断了他的话：
“您言不由衷。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是在去墨西哥城之前吗？”
“我心里十分清楚，如果不来一手硬的，那我们就会留在墨西哥。”刘易斯说道，“按照您的计划，还得再在那儿呆一个月，您还会向我证明为什么非得那样做。”
“首先，那是我们俩的计划。”我说道，接着思索了片刻，“我想当时是可能争辩一番，可既然您那么渴望来纽约，我最后肯定会让步的。”
“谈何容易。”刘易斯说。他一个手势挡住了我，“反正要说服您非得下一番苦力。我为了争取时间，撒了一个小谎，这并非那么严重。”
“我觉得很严重。”我说，“我本来想您决不会对我撒谎的。”
刘易斯有点儿尴尬，笑笑：
“实际也是如此，这是第一次。可您不该自己折磨自己。相互之间不管是不是撒谎，反正事实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我困惑不解地打量着他。他脑袋里肯定有过不少怪念头，他心情是沉重的。可到底是因为什么？我摇摇头。
“我不相信。”我说，“人们相互之间是可以交谈的，人也可以相互了解。只需有几分诚意。”
“我知道这是您的想法。”刘易斯说，“可这正是弥天大谎，硬说人们相互会说实话。”
他站了起来：
“反正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跟您谈过了，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也许可以到此为止，走吧。”
“走。”
我们默默无语地穿过了公园。他的这一解释丝毫没有解开我心中的疑团。惟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刘易斯抱有敌意。可这股敌意源自何处？他的敌意太强烈了，不会给我以解答，再问他也无济于事。
“我们去哪儿？”刘易斯问。
“随您。”
“我不知道。”
“我也是。”
“您对今晚似乎已经有了计划嘛。”刘易斯说。
“没有特别的计划。”我说，“我想咱们可以去一个安安静静的小酒吧，好好谈谈。”
“如此强求，怎么谈得起来呢。”他气恼地说。
“那就去‘联谊咖啡店’听爵士乐。”我说。
“您这一辈子听爵士乐还没有听够？”
我气得面红耳赤。
“行，那就回去睡觉。”我说。
“我不困。”刘易斯一副无辜的神态说道。
他闹着对我尽情逗弄，但毫无友好的表示。“他是存心扫今晚的兴，他是故意把一切都搞砸！”我愤恨地在想。于是我开口冷冷说道：
“那就去‘联谊咖啡店’，既然我想去，而您什么都不想。”
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回想起了一年前刘易斯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因为他自己的过错，他跟谁都合不到一块儿。确实如此！他与泰迪、费尔顿和默里处得好，这是因为他很少与他们见面的缘故。可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他无法容忍很久。他曾经疯狂地爱过我，可如今爱情在他看来已经是一种束缚。我再次气得喉咙发干：这反倒成了一种慰藉。“他可能早就顶见到现在发生的一切。”我暗暗思忖，“他不该让我从精神到肉体整个儿陷入到这桩荒唐事中去。他没有权利像现在这样行事。如果我对他是个累赘，那该明说。我可以回到巴黎去，我时刻准备回去。”
乐队正在演奏杜克·埃灵顿的一支曲子，我们要了威士忌。刘易斯有些忐忑不安地打量着我：
“您伤心？”
“不。”我说，“不伤心。我生气。”
“生气？您生气时显得可真平心静气啊。”
“您别看错了。”
“您在想什么？”
“我想如果这事成了您的负担，您只要明说一声。我明天就可以乘飞机回巴黎去。”
刘易斯淡然一笑：
“你提出的事可严重了。”
“我们俩每次出门，好像您都受不了似的。”我说道，“我猜想您这种态度的关键在于：您跟我在一起呆烦了。那我还不如走。”
刘易斯摇摇头：
“我跟您在一起不烦。”他声音严肃地说道。
我内心的愤怒来得快去得急，我重又感到毫无勇气。
“那是怎么回事？”我问道，“总有什么事吧，到底是什么？”
出现了片刻沉寂，刘易斯说道：
“就算是您时不时惹我生点儿气的缘故吧。”
“我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说，“可我想知道为什么。”
“您跟我解释过爱情对您来说并不是一切。”刘易斯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就算是这样，可您为什么非要强求爱情对我就是一切呢？我想来纽约，来看看朋友，就使您生气。看来只有您自己一个人才重要，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难道非得我把我的整个生命都献给您，而您的生命不用作出任何牺牲！这不公平！”
我缄默不语。这番责备充满多少恶意，多少矛盾！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在这个夜晚我第一次瞥见了一丝亮光，可它丝毫不给人以慰藉。
“您错了。”我喃喃地说道，“我没有强求任何东西。”
“噢！不对！您高兴走就走，高兴来就来。可只要您在这儿，我就得保证您幸福美满……”
“不公平的是您。”我说道，声音气得卡在喉咙眼里。突然间，我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刘易斯之所以怨恨我，是因为我拒绝与他永远呆在一起。来纽约逗留，与默里的种种计划，全都是报复行为！
“您怨恨我！”我说，“为什么？根本就不是我的过错，您心里完全清楚。”
“我并不怨恨您。我只是想要求得到的不应该多于付出的。”
“您怨恨我！”我又说了一遍，两只眼睛绝望地看着刘易斯：“可是，当我们在奇奇卡斯特南戈谈那个问题时，我们意见是一致的，您对我表示理解。后来怎么又变了？”
“没变。”刘易斯说道。
“那是怎么了？您说过如果我不是那样的话，您还不会那么爱我。您说我们俩都幸福……”
刘易斯一耸肩膀：
“我说的都是您想让我说的。”
我重又感觉到迎面被人搧了一记耳光。我含糊不清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有许许多多别的事情想对您说，可您当时高兴得流出了热泪，这马上就封住了我的嘴。”
对，我想起来了。炉火劈啪作响，我双眼噙着泪花。确实，我当时迫不及待地倚在刘易斯的肩头落下了欢乐的泪水，是我逼他的，这不假。
“我当时多么害怕！”我说，“我多么害怕失去您的爱！”
“我知道，您当时一副惊魂落魄的样子，这也堵住了我的话。”刘易斯说，接着忌恨地补充了一句：“可当您明白了我会按照您的意愿行事时，您是多么轻松！至于其他，您根本就无所谓！”
我咬着嘴唇。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不能哭。然而，落到我身上的事情是多么可怕。炉火，地毯，击打着窗玻璃的雨点，身着洁白浴衣的刘易斯。所有这些记忆都是虚假的。我重又看见了自己依偎在他肩头哭泣，我们永远结合在一起，可结合的只有我自己。他说得对，我应该关心关心他心里想些什么，而不该只是满足于从他嘴中掏出的空话。我是个胆小鬼，自私而怯懦。我受到了惩罚。我鼓起了身上的全部勇气，现在我再也不能回避了。
“要是我当时不哭，您会说些什么？”我问道。
“我会告诉您对一个完全属于您与一个不完全属于您的人来说，不可能采取同一的爱的方式。”
我心里一硬，尽可能为自己辩解：“可您当时说的是反话，说要是我不那样的话，您就不会那么爱我。”
“我并不矛盾。”刘易斯说道。他耸耸肩膀：“要么就是情感可能会自相矛盾。”
再争再辩也无济于事，在这儿，逻辑毫无用武之地。也许因为刘易斯的情感打一开始就是混乱的。为了争取时间，他给我说了许多令人宽慰的话语，或许他是事后才开始怨恨我，这无关紧要。如今，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爱我了，我怎能甘心情愿忍受这一切？我绝望得透不过气来。我继续说话，以阻止自己去思考：
“您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爱我了？”
刘易斯吞吞吐吐：“我想爱情不如我以前想象的那么重要。”
“我明白了。”我说道，“既然我不得不走，那我现在是不是在这儿，也没有多少差别。”
“是有这么点儿意思。”刘易斯说。他看了看我，骤然变了一副声音：“可是我等您等得好苦啊！”他激动地说，“整整一年里，我别的什么也没有去想。我是多么需要您！”
“是的。”我伤心地说，“可如今……”
刘易斯用手臂搂着我的肩膀：“如今我仍然需要您。”
“噢！以这种方式。”我说。
“并不仅仅以这种方式。”他的手在我胳膊上摩挲：“我现在就恨不得娶您。”
我垂下脑袋。我回忆起湖上空的那颗流星。他许下了一个愿，但此愿未能了却。我曾暗暗发誓决不使他失望，可已经无可挽回地彻底使他失望了。我是惟一的有罪之人。我再也不能责怪他什么。
我们没有再说下去，听了一会儿爵士乐，便回去了。我彻夜未眠，心里焦虑地自问最终能否成功地挽救我们的爱，他还可以战胜分离、等待和一切，但条件是我们要挽救我们之间的爱。刘易斯愿意吗？“眼下，他犹豫不决。”我暗自思忖，“他极力避免悔恨、痛苦和精神的空虚。他连一件旧浴衣也不情愿丢掉，那我们的过去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就抛弃，他的宽容多于傲气。”我还这么去想，以鼓起自己的勇气，“他的渴求胜于谨慎，他希望人生中能遇到点儿风风雨雨。”只是我也知道他是多么看重自己的安全与独立，多么执着于平平稳稳、合情合理的生活。要穿越海洋在大风大浪中去爱，这也许显得不理智。对，在我看来，刘易斯身上最为可怕的就是一点：他变化不定，时而疯狂，时而理智。我要与之斗争。必须让刘易斯看清楚在我们这桩事中他的得大于失。吃早饭时，我开口道：
“刘易斯！我整整想了我们俩一夜。”
“您还不如睡觉。”
他声音和蔼，神态松弛。把堵在心口的东西全都对我倾吐之后，无疑使他感到了轻松。
“您昨天跟我说，我让您生气，是因为我要求得到的多了，付出的少了。”我说道，“对，这是不该，我以后决不再犯。我今后只接受您所赋予我的，决不提任何要求。”
刘易斯想打断我，可我继续往下说。首先，我们一起去默里家住，这事就这么定了。其次，我不愿意他强迫自己做到忠诚，并自认为要受其约束。我不在时，他应该感到自由，就当作我根本就不存在。假如他真的爱上了哪个女人，那算我倒霉，我决不抱怨。既然我们之间的事没有给他带来他希望得到的一切，那至少不该因为我们的事而使他失去什么。
“那您再也不要认为我给您设了一个陷阱。”我说，“再也不要为了一时的怨恨就毁了过去的事情！”
刘易斯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听着我说，然后他摇摇头：
“并不这么简单！”
“我知道。”我说，“一旦爱上了，就不自由了。不过，爱一个自认为有权支配您的人和爱一个认为没有这种权利的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噢！要是一个女人自认为有权支配我，而我不承认她有这种权利，那我也就无所谓了。”刘易斯说道。接着他补充说：“以后再也别谈这种事了。越谈事情越糊涂。”
“要是闭口不谈，事情照样糊涂。”我说道。我朝他俯去身子：“我有件事要问问您，您遇见我后悔不后悔？”
“不。”他答道，“放心吧，我决不感到后悔。”
他的口气给了我一点勇气：
“刘易斯，我们一定会再相见的，是这样吗？”
他微微一笑：
“这是世上最笃定无疑的事了。”
我心中陡然升起希望。我知道自己这番话只不过说服了他一半，实际上，跟他奢谈自由，而同时又要求他不要把我从他心中驱除，纯属虚伪。“可是，”我暗暗在想，“只要他不再固执地心存积怨，我就可以向他证明我们之间的爱会幸福美满的。”我无疑已经触及了他身上的一个敏感点，要不然就是一经发泄，他的那些积怨就全都烟消云散了。下午，他带我去了康纳岛，而且像处于最美好的时光那样开心、亲切。突然，他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对我倾诉：纽约啦，文学啦，生活啦，人啦，书啦，等等。他尽情地说呀说，仿佛我们刚刚相逢不久。只要他再说一声“我爱您”，我这天夜里也许会认为一切依然如故。
“去默里家，您真不讨厌吗？”到了星期一，他吞吞吐吐地问我。
“一点儿也不，相反感到高兴。”
“那就今晚去。”
我惊诧地看了看他：
“我想您在这儿还有许多事要做吧？”
他笑道：
“不做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便和默里一家坐在一间玻璃门窗都很宽敞的房间里一块儿喝咖啡。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外的一块山嘴石岩上，天空的蔚蓝和大海的喧嚣全都透过窗户渗入屋内。刘易斯一边大口吃着抹了黄油的烤面包片，一边说着话，上气不接下气。看他那欢乐的神采，仿佛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最宝贵的梦幻。必须承认一切都无可挑剔，无论是景色、气候，还是这早餐，以及我们主人的微笑，可我却感到很不自在。尽管和蔼可亲，但埃伦还是让我害怕。她那洒脱风雅的外表，富有魅力的内心世界和两个健康迷人的孩子，无不证明她是一位完美无瑕的年轻主妇。凡是如此幸福美满地照顾到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女人总是让我感到有点儿恐惧。我马上就要陷进这个紧密的生活圈了，但其中却没有我的位置。我感觉到被紧紧地缚住了手脚，同时又无依无靠，四处漂浮。
小男孩八岁，名叫迪克，很快对刘易斯十分友好。他领我们顺着一条陡峭的羊肠小道来到崖石下的一个小水湾。整个上午，刘易斯都在水上或沙滩上与孩子玩球。我游泳、读书，并不感到厌烦，可心底仍然自问：“我在这儿干什么呢？”下午，默里开车领着我们沿海岸游览，埃伦没有陪我们一块儿玩。回去后，我们俩单独在那间吃饭的屋子里对着斟满威士忌酒的杯子呆了很久。我猛然意识到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还是相当多的。默里每天白天的时间都是按计划在打字机前度过；至于埃伦，她显然没有一分钟空暇属于自己支配。我喝了一口威士忌，感觉渐渐好了起来。
“这地方多么美丽！”我说，“默里多么客气！我感到满意。”
“对，在这儿确实好。”刘易斯说。
收音机正播放一支古老的小曲，我们默默地倾听了一会儿。冰块在杯中叮当作响，耳边传来了孩子的笑闹声，一股香喷喷的点心味与大海的气息混合在一起。
“就该这么生活！”刘易斯说道，“一幢自家的房子，一个爱妻，既不过分又不欠缺地爱着她，再有几个孩子。”
“您认为由于这种缘故默里才爱恋着埃伦吗？是因为爱她爱得既不过分又不欠缺吗？”我好奇地问道。
“显然是。”刘易斯答道。
“那她呢？她怎么爱他呢？”
刘易斯微微一笑：
“既过分又欠缺，我猜想跟所有女人都一样呗。”
“他又在怨恨我。”我有点伤心地想。无疑是那个家庭幸福之美梦刚刚掠过了他的脑海。我问道：
“您觉得像这样幸福吗？”
“至少不会不幸。”
“不一定。有些人因为感觉不到自己幸福便觉得不幸。我认为您就是这种人。”
刘易斯淡淡一笑：“也许。”他说道，接着思虑片刻。
“不过，我还是羡慕默里有儿有女。总是孤灯只影地只为自己一人而活着，这太令人倦怠了，最终便显得活在世上纯属枉然。我爱孩子。”
“呃，那您哪一天结婚，肯定会有孩子的。”我说。
刘易斯一副迟疑不决的神态看了看我：“这可不是明天或后天的事。”他说道，“以后吧，再过几年，为什么就不行呢？”
我对他微微一笑：
“对，为什么就不行呢？再过几年……”
这正是我所企求的：再过几年。我住得遥不可及，年岁也不饶人，要山盟海誓永不分离是不可能了。但愿我们的爱情能存在足够长的时间，最后能在甜蜜中慢慢消失，在我们的心田留下无瑕的记忆和永存的友情。
晚餐十分丰盛，默里又那么友好，我终于被感化了。喝咖啡时来了不少人，我心里挺舒畅的。眼下尚属季初，来罗克波特消夏的游人还寥寥无几，他们相互间都是熟人，渴望见到新的面孔，他们对我们十分热情。刘易斯很快退出交谈的行列，帮助埃伦做三明治，调鸡尾酒。我尽量一一回答他们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默里引起了一场有关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在这一方面我知道的不比其他人更多，可由于他一再催促，我讲了许多。当我们俩重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刘易斯一副惊讶的神态打量着我。
“我最终看来得相信这只小脑瓜里又长了一个大脑！”他对我说。
“一只人造大脑，对吧？”我说。
“不，您有一只真正的大脑。”刘易斯说道。他继续打量着我，眼中含着几分责备：“真怪，我从来没有想过您是一位有头脑的女人。对我来说，您完全是另一种人！”
“跟您在一起，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另一种人！”我扑进他的怀抱，说道。
他是多么使劲地抱着我！啊！突然间，再也没有任何疑问。只要他在这儿，也就满足了。他的大腿和我的大腿紧紧地缠在一起，我身上感觉到他的呼吸、他的气息和他那两只狂暴的大手。他用过去的那种声音呼唤着我：“安娜！”他的微笑也如同往昔把他那颗心连同他的肉体全都献给了我。
我们一觉醒来，天上海上金光闪烁。我们借用默里夫妇的自行车，骑到了村庄里。人们在桥头漫步，久久地观望着小船、渔夫、渔网和鱼儿。我呼吸着新鲜的海鲜味，阳光抚摸着我，刘易斯挽着我的胳膊，脸上笑盈盈的。
我激动地说：“多么美丽的清晨！”
“可怜的高卢小丫头。”刘易斯声音温柔地说。“只要有了一点儿满足，她就会自认为身处天堂！”
“蓝天，大海，还有我心爱的人，这一切并不那么微不足道。”
他紧搂着我的胳膊：“哎！您的要求并不太高！”
“我只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我说。
“您说得对。”刘易斯说，“应该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天空越来越蓝，太阳越来越暖，我听到心中响起一阵欢乐而响亮的声音。“我胜利了！”我自言自语道。我同意来这儿是对的。刘易斯感到自由，明白了我的爱不会使他失去什么。下午，他在海滩上又和迪克玩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欣赏他的耐心。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这么松弛。默里领我们去朋友家，吃罢晚饭，刘易斯这一次没有设法躲到一旁去，而是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确实，他总是少不了让我吃惊，若非亲眼所见，我不相信聚会时他会这般闪光。可他确实引人注目。他巧舌如簧，寥寥数语就把我们的旅行吹得天花乱坠，以致从他嘴中说出的危地马拉城比真正的危地马拉城还更逼真，说得大家都动心要去那儿看看。当他模仿印第安儿童背着沉重的东西一溜烟小跑时，一些女人赞叹道：
“您可是一位非凡的演员！”
“他说得多么有声有色！”
刘易斯突然打住话头：“你们多么耐心啊！”他笑眯眯地说道，接着又说了一句：“我就讨厌听旅行见闻。”
“噢，继续讲吧。”一位金发女郎说道。
“不，我的节目结束了。”他边说边朝酒菜台子走去。他一口气喝了一大杯曼哈顿酒，与此同时，漂亮的金发女郎和姿色不那么动人的女人纷纷簇拥到他的身边。见他如此惹女人喜欢，我不禁有点气恼。我一直认为是他缺少魅力而突然迷住了我，如今我发现他不乏魅力。反正，我心目中的他不属于任何人。“只有对我，他才是独一无二的。”我带着某种自豪感暗暗在想。
我也喝酒、跳舞，还和一位思想过激，不久前被电台开除的吉他手以及一些音乐家、画家、知识分子、文学家等等交谈。夏日的罗克波特，就像是又一个格林威治村，在那儿艺术家云集。突然，我发现刘易斯不见了，连忙问默里：
“刘易斯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默里声音平静地答道。
我心中有点焦灼不安，他是不是与崇拜他的哪个漂亮女郎上花园里转悠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见我突然出现，他准会很不高兴。活该！我朝大门、厨房瞥了一眼，走出屋子。耳边只听得蝈蝈不绝的鸣唱声。我走了几步，瞥见了一支香烟的火光，刘易斯坐在花园的一把椅子上，孤零零一人。
“您在这儿干什么？”我问道。
“我在休息。”
我微微一笑：“我以为那些女人要把您给活活吃了呢。”
“您知道该怎么办吧？”刘易斯以复仇似的口吻说道，“把她们统统装到一艘船上去，全都扔到大海里，然后从原地拉回一船可爱的印第安女人。您还记得奇奇卡斯特南戈的印第安妇女吧，她们全都乖乖地就地坐在丈夫的脚下，多么安静啊，面孔动也不动一下。”
“我记得。”
“她们都有一副漂亮的脸蛋，拖着乌黑的发辫，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们了。”刘易斯说，接着叹息一声：“这一切是多么遥远啊！”
声音中充满如此的思恋之情，就好似在奇琴伊察的丛林中跟我讲起芝加哥的家。“若我成为他心中的一个记忆，那他一定会带着这样的柔情思念我。”我思忖。但是，我不愿意成为一个记忆。
“也许我们哪一天还会再见见那些可爱的印第安妇女。”
“我想不会了。”刘易斯说道。他站起身来：“来散散步。黑夜是多么温馨。”
“该回到那些人中间去了，刘易斯。他们会发现我们不在的。”
“可去了又怎么办呢？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们对我也一样。”
“可那都是默里的朋友，这样不辞而别太不礼貌了。”
刘易斯叹息道：“我多么想有一位可爱的印第安妻子，从不表示反对，乖乖地跟随我到天涯海角！”
我们回到屋子里。刘易斯的快乐劲儿荡然无存。他喝了许多，别人问一句，他才叽叽咕咕地答一句。他坐在我的身边，脸色苍白地听着旁人交谈。我告诉默里，在法国有许多作家都在思考如今写作到底还有何种意义这一问题。于是，在场的人们马上开始热烈争论起来。刘易斯脸色越来越阴沉。他讨厌理论啦，系统啦，归纳啦。我十分清楚这是为什么。对他来说，一种思想并不是词的组合，而是某种活生生的东西。不管他接受什么思想，它们总是在他脑中蠢蠢而动，干扰着一切，他不得不苦费一番神思把它们进行整理，让它们在他脑中变得秩序井然，可这总使他有点儿恐惧。在这一领域，他也追求安稳，讨厌产生失落的感觉。为此，他经常禁锢自己的头脑。此时他显然处于这种禁锢的状态。可有一会儿，他突然开了腔：
“为何而写作？为谁而写作？要是开始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那就再也不会写了！写作就是写作，然后才有别人读您的东西。自然是为了读您东西的人而写作。只有那些谁也不读他们作品的作家才会给自己提出这种问题！”
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更何况这儿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作家，谁也不读他们的作品，现在没有人读，将来也决没有人读。幸亏默里打了个圆场。刘易斯又缩了回去，缄默不语。一刻钟后，我们告辞离去。
第二天，刘易斯一直闷闷不乐。当迪克举着手枪，一路呼喊跑到沙滩来时，刘易斯狠狠瞪了他一眼，心里气呼呼地教他打了一会儿拳，然后便让他自个儿游泳去了。晚上，我和埃伦、默里一起闲聊时，他只顾自己看报纸。我知道默里不会为这么一点小事大惊小怪，可碍于埃伦的情面，我感到有点不安。“他是昨晚喝得太多了，明天就会提起精神来的。”我满怀希望自言自语，渐渐地入睡了。
我想错了。第二天早晨，刘易斯没有给我一个笑脸。他从埃伦手中夺过吸尘器，从楼上到楼下整个房子扫了个遍。为此埃伦很受感动。可是这疯一般地清扫屋子，举动实在可疑。他是在心底保持缄默，他到底在回避什么呢？吃午饭的时候，相比较而言，他显得稍稍和蔼了些，可跟我一到海滩，便声音激烈地对我说：
“要是那个小讨厌鬼再来烦我，我就拧歪他的脖子。”
“完全是您自己的错！”我气恼地说，“您只要第一天对他不那么客气就行了。”
“第一天，我总是爱受骗上当。”刘易斯说道，声音中充满积怨。
“对，可其他人也一样。”我连忙说，“您必须明白这一点。”
一些碎石从我们头顶滚落下来，迪克正飞快地从小道上跑来。他穿着一条黑白相间的格子裤和一件洁白的衬衣，扎着一条牛仔腰带，他朝刘易斯跑来。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了？我在上面等着你呢。你昨天说过吃过午饭一起骑自行车去玩儿的。”
“我不想去玩儿了。”刘易斯说。
迪克责怪地看着他：“昨天你说的，明天一定去。明天，就是今天呀。”
“要是今天，就不是明天。”刘易斯说，“学校里是怎么教你的？明天就是明天。”
迪克一副伤心的样子张开嘴，抓住刘易斯的胳膊喊叫道：“咱们走呀！来呀！”
刘易斯猛地一下挣开胳膊，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差不多就像那天飞起一脚踢向石龙时的模样。我把手搭在迪克的肩头：
“听我说，我带你骑自行车玩儿去。咱们上村子去，一起去看船，去买冰激凌吃。”
迪克一点儿也不高兴地打量着我：“他答应过去的。”他指着刘易斯说。
“他累了。”
迪克朝刘易斯转去身子：“你就呆在这儿？你下海去吗？”
“不知道。”刘易斯说。
“我跟你在一起，咱们先打拳。”迪克说，“然后再游泳……”
他重又向刘易斯抬起充满依赖的小脸蛋。
“不行！”刘易斯说。
我用手按了按迪克的肩膀：“来。”我说，“要让他一人呆一会儿。他脑子里有许多事情要考虑。我得去罗克波特，一个人去太没有意思了，陪我去吧。你给我讲故事，我给你买小人书，你要买什么，我都给你买！”我绝望地打起精神说道。
迪克转开了身子，背朝刘易斯开始爬上羊肠小道。我真生刘易斯的气，对孩子不该这样！再说，把迪克丢给我，我也不开心。幸好出于职业习惯，我知道怎么让孩子依赖我。他很快眉开眼笑。我们骑自行车兜了一圈，一路上我基本是勉强跟着骑。接着，我给迪克买了黑茶冰激凌，让他吃个够。然后我们又登上一条渔船去玩儿。我带着他玩儿的地方那么多，那么开心，乐得他直到吃晚饭时还缠着我不放。
“呃，您可以对我说声谢谢了。”回到房间，我冲着刘易斯说道，“我帮您摆脱了那个孩子。”接着补充一句：“您对他太恶劣了。”
“他可以对你表示感谢。”刘易斯说，“要是再闹一分钟，我就会砸碎他的骨头。”
他穿着那件旧布裤子和一件短袖衬衣躺在床上，两只眼睛盯着天花板，一边抽着烟。我忿忿不平地想，他本来确实应该感谢我的。我脱下海滩上穿的裙子，开始拾掇打扮起来：“您该穿上衣服了。”
“我穿了。”刘易斯说，“您看不见我身上穿着衣服？我看样子像是赤身裸体？”
“您总不打算就这副样子下楼吧，嗯？”
“我就这么打算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借口太阳下山就该换套衣服。”
“默里和埃伦都换，您是在他们家。”我说，“再说还有客人一起用晚餐。”
“又来人！”刘易斯嚷道：“我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再过纽约的那种蠢日子。”
“您来这儿可不是让大家扫兴的！”我说道，“昨天晚上埃伦就已经开始以一副古怪的神态打量着您。”我猛地打住话头：“噢！反正我不在乎！您愿意怎样，随您的便！”
刘易斯最后还是换了衣服，一边还发着牢骚。“是他逼着我来这儿住的，可现在他又故意搅得住不下去。”我愤愤地想。我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可他什么都扫兴。我狠了狠心，决定今晚不再管他。总是要不断看他的脸色行事，这实在太折腾人了。
我说到做到，跟谁都说话，惟独不理睬刘易斯。整个儿看来，我觉得默里的朋友都挺让人喜欢，整个儿晚上过得十分愉快。临近子夜时，几乎所有客人都走了，埃伦和刘易斯也离开了。我与默里、吉他手和另两位客人继续呆着，一直聊到清晨3时。当我走进房间时，刘易斯打开灯，从床上坐了起来：
“怎么样？您那张嘴巴终于叽喳够了？我想不到一个女人能这么叽叽喳喳，也许除了罗斯福夫人。”
“我很爱和默里交谈。”我边脱衣服边说。
“我要责怪您的就是这一点！”刘易斯说道，嗓门高了起来：“理论，总是空谈理论！靠理论写不出好书！有的人解释怎么写书，有的人自己动手写书！这决不是一种人。”
“默里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小说家，那是一个评论家，一个优秀的评论家，您自己也承认嘛。”
“那是一个伟大的空谈家！您在那儿听着他吹，脸上还挂着默契的微笑！真恨不得把您的脑袋往墙上砸。让您清醒清醒！”
我钻进自己的被窝，说了声“晚安”。
他没有吭声熄了灯。
我睁着眼睛，甚至连火气也没有了。我真的什么都弄不明白了！这一次次聚会让刘易斯讨厌。就算这样吧，可说到底，白天里他们可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过呀，再说，默里确实没有一点儿书呆子气。在这之前，刘易斯与他一起交谈也挺开心，可为什么突然变得充满敌意呢？毫无疑问，当刘易斯决定扫我们这次逗留的兴时，他是冲着我来的，他内心的积恨还是没有熄灭，可他应该只冲着我一个人耍脾气呀。看来他非得自己心里窝着一肚子火才会这么对待大家。过去，他好像满怀柔情都端给了我，也许他现在正在责备自己呢。想到这里，我实在忍受不了，禁不住想叫他，想跟他说说。可牙关紧紧的，声音挤碎了。我听到了他均匀的呼吸声，他正在熟睡，我不忍心唤醒他。一个睡着的男人总让人心动，他是多么无辜。一切都还有可能，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可以有个崭新的开端。他也许会睁开眼睛，说：“我爱您，我的高卢小丫头。”可问题是他不可能这样说，他的这种清白无辜纯粹是一种假象：明天将和今天一模一样。“难道就没有办法摆脱了？”我绝望地自问，气得身子一惊。“他到底要什么？他要干什么？他在想什么？”我在这儿一个劲地向自己发问，折磨自己，而他却什么都不去想，安安静静地在睡大觉。太不公平了！我尽量想让自己心头安静下来，可无济于事，还是不能入睡。我悄然无声地起了床。迪克下午缠着我，我未能下海游泳。此时，我突然渴望海水的清凉。我穿上游泳衣，又套上海滩裙，拿起刘易斯的那件旧浴衣，赤脚走下楼，穿过沉睡的屋子。黑夜是多么辽阔！我穿上草底帆布鞋，一口气跑到海滩，躺在沙粒上。天气温暖，我面对星星阖上眼睛，海水击打声把我送入梦乡。当我一觉醒来，一轮硕大的红彤彤的太阳从水中冉冉升起，这是创世的第四天：太阳刚刚诞生，人与兽的痛苦还没有创造出来。我投入大海的怀抱，迎着蓝天，浮躺在水面，再也没有一点儿分量。
“安娜。”
我朝海岸望去：一块人类居住的土地，一个男人出现了，那是刘易斯，他穿着睡裤，光着上身。我重又获得了自身的力量，向他游去：“我在这儿呢！”
他向我奔来，等他一把把我抱到怀里，水已经淹没到了他的双膝。
“安娜！安娜！”他连声呼唤。
“您要把身上全弄湿了！让我把身子擦干。”我边说边把他往海滩方向推。
他死死抱着不松手：“安娜！我害怕极了！”
“我让您害怕了？该轮着我了！”
“我一睁开眼，发觉床空空的，您也不见了。我下了楼，屋子里到处也找不到您。我便跑到这儿来了，开始没有发现您……”
“您总不至于认为我淹死了吧？”我说。
“我不知道我会怎么认为。真像是个噩梦！”刘易斯说。
我捡起白色浴衣：“给我搓搓，您也擦擦。”
他乖乖服从了。我穿上海滩裙，他也套上了浴衣。“靠我身边坐下！”他说道。
我坐了下来，他又拥抱着我：“您在这儿，我没有失去您。”
我激动地说：“您永远不会因为我的过错失去我。”
他默默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过了久久一阵，他突然说道：“安娜！回芝加哥去！”
一轮太阳在我心中升起，比升在空中的那一轮还更加金光灿烂。
“我多么愿意！”
“回去。”他说，“我多么渴望单独和您在一起！我们抵达这儿的那天晚上，我就明白了自己做了一件多大的蠢事！”
“刘易斯！我多么喜欢单独和您在一起啊！”我说道，朝他微微一笑：“是因为这事您才那么不高兴吧。您后悔来这儿？”
刘易斯点点头：“我感到陷入了一个陷阱似的！找不到任何办法挣脱出来，太可怕了！”
“现在您找到办法了？”我问道。
刘易斯以突然醒悟似的神情看着我：“他们在睡觉，咱们去整理行李，马上走。”
我莞尔一笑：“还是尽量对默里解释解释吧，他会理解的。”
“若他不理解，活该。”刘易斯说。
我有点儿不安地看着他：“刘易斯！您真的肯定想回去？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您不后悔吗？”
刘易斯淡淡一笑：“我完全知道我什么时候是一时心血来潮。”他说道，“我用我的脑袋发誓这一次绝对不是。”
我重又搜索着他的双眼：“当我们回到自己家中，您觉得我们可以挽回其他的一切吗？一切都会完全像去年一样吗？或者差不多一个样？”
“完全像去年一样。”刘易斯声音严肃地说。他把我的脑袋捧在手中，久久地凝望着我：“我曾试图减少对您的爱，可我怎么也做不到。”
“啊！再也别那么做了。”我说。
“我再也不那么做了。”
我不知刘易斯跟他说了些什么，可第二天晚上默里送我们去机场时，一路上总是笑盈盈的。刘易斯没有撒谎：一到芝加哥，一切全都又献给了我。当我们在大街拐角分别时，他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说道：“我从来没有这么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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