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尔到克洛蒂·德·贝尔琼斯家度夏去了，若塞特也在她母亲的陪同下去戛纳晒太阳了。亨利驾着一辆旧的小轿车前往意大利。他多么喜爱这个国度，竟把《希望报》、革命解放联合会和种种问题全抛到了脑后。回到巴黎，他在信件中发现了朗贝尔从德国给他寄来的一份报告和斯克利亚西纳搜集的一捆材料。他认真地研究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清晨，意大利便变得十分遥远了。对从帝国档案中获取的材料人们尽可怀疑，据这些材料透露，共有九百八十万犯人。有关1941年解放的波兰在押犯人的情况报告，也可以认为靠不住。但是要想一概否认那些在集中营中幸免于难的男男女女的证词，那非得横下一条心堵上耳朵遮住眼睛。再说，除了亨利所了解的法规条文之外，还有这份于1935年在莫斯科印发的报告，该报告列举了由奥库埃佩乌集中营负责完成的巨大工程，此外还有1941年的五年计划，该计划将基建工程任务的百分之十四交给了劳动改造局。科雷马金矿、诺里列克煤矿、沃尔库塔煤矿、斯塔洛贝尔斯克铁矿、科米渔场：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生活境况到底怎样？到底有多少数量的苦役犯？这一点上下误差很大。但可以肯定的，就是集中营确实以制度化的形式大规模存在。“必须公布于众，”亨利作出了结论，“不然，我就是同谋犯；不仅是同谋犯，而且还会对我的读者犯下背信罪。”他和衣扑倒在床上，心里在想：“这就热闹了！”他就要和共产党人闹翻，这样一来，《希望报》的位置就不好处了。他叹了口气。每日清晨，当他看见工人们在街角的报亭买《希望报》时，心里是多么高兴，可他们就要再也不买了。但是，怎么保持沉默呢？他可以表白对情况不甚了解、不便多言：那些集中营真实性质如何，取决于整个制度，而对此大家都了解甚微！但是，他情况了解不多，也难以保持沉默呀。不能以不了解情况为托词，对这一点他早就已经明白。即使自己有什么疑问，但既然已经承诺将真实情况告诉读者，他也应该将自己所了解的公布于众。要下决心向读者掩盖事实真相，那非得有积极的理由才行，至于他不愿和共产党人闹翻，这不成其为理由，因为这只与他个人有关。
幸好客观情况给他留下了一点喘息的机会。迪布勒伊、朗贝尔和斯克利亚西纳都不在巴黎，萨玛泽尔只是含含糊糊地提及此事。亨利尽量不去想它，再说他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这些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却都迫在眉睫。他那部戏排练情况十分糟糕，萨莱夫可真是个没有分寸的斯拉夫人，他虽然反复无常惯了，但一闹起来还那么可怕，若赛特不得不含泪忍受着这一切；维尔侬已经开始担心引起大的争议，建议进行删改，但实在不能接受；他把服装制作交给了阿玛丽莉服装店，而吕茜·贝洛姆对戏中若赛特不是从一家时装沙龙，而是从一座着火的教堂里跑出来硬是不理解。亨利不得不在戏院里花费很多时间。
“我怎么也得给波尔去个电话。”一天早晨亨利突然这样想。她只给他寄来过很少几张看不懂是什么玩艺的明信片。她回到巴黎已经几天了，可没有给他任何消息，不过，她显然在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电话，她如此谨小慎微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若过分滥用，那就太狠心了。亨利还是给她打了电话，她与他约定了见面时间，说话的口气是那么平静，以致亨利上楼时心中萌发出一线希望：也许她真的已经与他疏远了。波尔笑微微地给他打开了门，他不禁惊恐不安地自问，“她到底是怎么了？”她高挽着头发，露出丰腴的颈背，眉毛也拔去了，身上紧紧裹着一件套头衫，几乎显得俗里俗气。她继续微笑着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他也勉强一笑：“看你打扮的这副古怪样子……”
“我让你吃惊了？”她从提包拿出一只长长的烟嘴，叼在嘴里：“我希望让你大吃一惊。”她说道，两只眼睛闪烁着快活的光芒，直盯着他：“首先我给你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我在写作。”
“你在写作？”他说，“你在写什么？”
“你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她说。
她一副神秘的样子叼着烟嘴，他向窗口走去。过去，波尔常对他耍弄悲剧的场面，可眼下这类闹剧对她实在不合适。若他不是担心事情会搞复杂的话，准会夺过她的这只烟嘴，毁了她这身打扮，痛骂她一顿。他朝她转过身子：
“假期愉快吗？”
“十分愉快。你呢？情况如何？”她带着某种宽容的口吻问道。
“噢，我呀，每天都在剧院，眼下还没有起色。萨莱夫是个优秀导演，可他动不动就发火。”
“那位姑娘演得合适吗？”波尔问。
“我坚信她一定十分出色。”
波尔抽了一口烟，呛了一下，轻轻咳了起来：“你和她之间的事还在继续？”
“是的。”
她带着几分关切的模样打量着他：
“真奇怪。”
“为什么？”他反问道，犹豫了一下，最后坚定地说道，“这不是什么心血来潮，我爱着她。”
波尔莞尔一笑：
“你真这么觉得？”
“我肯定。我爱若赛特。”他语气坚定地说。
“你为什么用这副口气跟我说？”她神态惊诧地问。
“什么口气？”
“古怪的口气。”
他不耐烦地一挥手：“还是谈谈你度假的情况吧，你很少给我写信。”
“我太忙了。”
“那是个漂亮的国家吧？”
“我热爱她。”波尔答道。
不断地向她提问，而她却只简短地回答几个字，话中充满着神秘的弦外之音，这可真折腾人。亨利感到精疲力竭，只呆了十分钟便走了。她根本没有挽留的表示，也没有要求下次再见面。
在彩排前的一个星期，朗贝尔从德国回来了。自他父亲去世后，他与以前判若两人，总是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没想到他一见面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他这次调查的情况及搜集的证词，末了一副神奇的神态看着亨利：
“你是不是被说服了？”
“在主要方面，是的。”
“这就行了！”朗贝尔说，“迪布勒伊呢？他持何看法？”
“我没有见到他。他总呆在圣马丁不出门，我没有空儿去。”
“可付诸行动已经刻不容缓。”朗贝尔说，接着一皱眉头：“但愿他有足够的诚意，承认这一次事实已经得到查证。”
“肯定。”亨利说。
朗贝尔又怀疑地打量着亨利：
“就个人而言，你始终决定公开事实真相吗？”
“就个人而言，是的。”
“要是那个老家伙反对呢？”
“那就看委员会的意见。”
朗贝尔脸上遂布满阴云。亨利补充道：
“听我说，再给我八天时间。眼下，我忙得晕头转向，等彩排后马上就找他去说，这个问题一定要彻底了结。”他声音和蔼地继续说，“我这就去剧院，你乐意陪我去一趟吗？”
“你那部戏我读过了，我不喜欢。”朗贝尔说。
“这是你的权利。”亨利乐呵呵地说，“可观看一次彩排也许能让你开开心。”
“我有工作，我得把记录整理出来。”朗贝尔说。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朗贝尔似乎打定了主意：“我八月间见了伏朗热。”他以平淡的口吻说道，“他正在筹办一份大型文学周刊，建议我出任主编。”
“我听人说过这个计划。”亨利说，“《美妙的时光》，是这刊名吧？我猜想他没有胆量公开登场。”
“你是想说他有心想利用我？确实，他希望我们俩共同负责，但并不会因为这一点，他给的这个位置就没有意思。”
“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同时在《希望报》和一家右派刊物做事。”亨利冷冷地说。
“那是一份纯文学周刊。”
“说是这么说。可那些自我标榜不过问政治的家伙，都是些反动家伙，必定无疑。”亨利耸了耸肩膀：“说到底，你怎能指望调和我们的思想和伏朗热的思想呀？”
“我并不觉得距离他那么远，我常对你说我赞同他鄙视政治的态度。”
“你不明白在伏朗热那里，这种鄙视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态度：这是他目前惟一可取的态度。”
亨利打住话头，朗贝尔显出一副固执的神态。伏朗热无疑很善于吹他，再说，也是他给朗贝尔提供了混淆善恶的可能性，使他得以坚信他父亲无罪，自己道路坎坷也是命中注定。“我必须设法经常跟他见面，跟他好好谈谈。”亨利暗自在想。可是他眼下无暇顾及。“这些事以后再谈吧。”他紧握着朗贝尔的手说道。
提到他那部剧时，朗贝尔是多么冷淡，这使亨利有点儿伤心。无疑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朗贝尔才对别人勾起往事感到不快，可为何表现出这般敌意？“遗憾！”亨利暗暗在想。他多么希望圈外人能看一次最后阶段的排练，跟他谈谈有何想法；确实，亨利再也判断不清情况到底如何。萨莱夫和若赛特总是闹得哭哭啼啼，吕茜·贝洛姆拼命拒绝撕破若赛特的裙子，维尔侬顽固坚持彩排后要举行一次夜宵招待会。无论亨利怎么反对，怎么坐立不安，谁也不听他一句话，他仿佛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次灾难。“不管怎么说，一部戏成功还是失败，并不这么严重。”他尽量这么安慰自己。问题是他自己失败了不要紧，可若赛特需要成功。他决定给刚刚回到巴黎城的迪布勒伊夫妇打电话。他们明天能去剧院吧？他们自始至终一直关心着这部戏。他迫不及待地要知道他们的看法。
“一言为定。”安娜说，“我们一定会很感兴趣。再说，这也可以迫使罗贝尔休息休息：他像个疯子似的在做事。”
亨利不免有几分担心，害怕迪布勒伊马上把集中营的事情再提到桌面上来，可他也许并不急于作出决定：此事他一直闭口不谈。彩排开始了，亨利感到十分恐惧。当他无意中发觉某个读者在阅读他的小说，他心里就已经局促不安；如今却坐在迪布勒伊的身边，看着他们听他的剧本，这可真有几分害臊。安娜似乎心情激动，迪布勒伊也显得兴趣十足。可是他对什么不感兴趣呢？亨利不敢去问。最后一句台词在冰一般的冷寂中结束了，迪布勒伊这才朝亨利转过身子：
“您可以满意了！”他热烈地说，“这出戏在台上的演出效果比阅读时好多了。我当时看完就已经跟您说过：这是您最成功的作品。”
“噢！那当然！”安娜冲动地说。
人们继续对他备加赞扬，他们的溢美之词都是亨利渴望听到的，他听了心里确实舒畅，可也使他感到有点儿害怕。整整三个星期里，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以便使这部剧获得成功，至于这出戏价值如何，他没有心思去考虑。他力戒自己存有希望，产生恐惧。如今，他感到自己的这片戒心融化了。这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写得是好吗？观众会觉得好吗？最后彩排的那天晚上，他紧张得心脏跳动过速，躲在舞台布景的撑架后，偷偷地窥望着无形的剧院大厅里响起巨大的、嘈杂不清的喝彩声。虚荣、幻想，多少年来他一直戒备这种畸形心理，可是他没有忘却年轻时的梦想：荣耀。他坚信自己定能得到它，曾暗暗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紧紧地拥抱着它，就像拥抱着自己的恋人。然而，他难以捕捉，它没有面容。“可它至少是一种声音，”他暗自在想。这种声音，他这一生中已经听到过一次：他登上主席台，下台时怀里抱着一大摞书，只听得他的名字在如雷的掌声中回响。也许他又要获得这儿时的殊荣。谁都不可能谦逊整整一辈子，谁也不可能总是盛气凌人，对什么都表现出不屑一顾。人之所以把最美好的时光用来设法与别人交流，那是希望自己真正能够在别人的眼里有点分量，而且有时也很渴望了解能否真的如愿以偿。人都需要欢乐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中，现在可捕捉住整个过去，并可战胜未来……亨利的静思突然中断，响起“笃笃笃”三声。幕布启开了，出现了一个黑暗的深潭，人们默默无声地坐着，目光一动不动。启幕前半小时那如在动物园的喧闹声和眼下悄然无声的场面似乎没有多少联系，人们不禁自问这些人到底是从何处冒出来的，他们仿佛不完全是真正的人。惟一实实在在的，是这座在大火中化为废墟的村庄，是太阳、是呼喊声，是德国人的吼叫声以及恐惧等。有人在大厅里咳嗽了一声，亨利这才意识到迪布勒伊夫妇、波尔、吕茜·贝洛姆、朗贝尔、伏朗热夫妇以及许许多多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在这儿到底在干什么？他回想起那个被太阳、葡萄和流血的往事红透了的下午；他曾想把它从8月的时光、从流逝的时间中争夺过来，让它在梦幻中延续，从中便生发出一个故事以及种种思想，最终又铸成了话语。他希望这话语、思想获得生命：难道这悄然无声的观众在此是为了赋予它们以生命？响起了机枪扫射声，若赛特身着那件印有阿玛丽莉字样的漂亮过分的裙子，穿过空荡荡的广场、瘫倒在前台，与此同时，后台发出嘶哑的叫喊和口令声。大厅里也响起了喊叫声，最高层的黄色楼座上，一位戴着头饰的妇女咣当一声离开座椅：“这恐惧的场面，受够了！”在一片嘘声和掌声中，若赛特朝亨利投去惊恐的一瞥，亨利神态安然地朝她微微一笑；她马上又开口说了起来。亨利脸上挂着微笑，可心里恨不得奔上前台，给她提示新的台词，提示令人信服、震撼人心的台词；他只需一伸手，就可以触及她的胳膊，可舞台那成排的脚灯的灯光不容他闯入这个天地，只得任凭那悲剧的时刻无情地继续发展。这时，亨利才明白他们为何被召集在此：是为了作判决。这决不是什么殊荣，而是一场审判。他这才体会到当初在自己卧室那宽容的沉寂中满怀希望斟酌的句子，今夜里，它们无不带着罪恶的意味。有罪，有罪，有罪。他感觉到自己就像站在被告席上的被告那般孤单，正在默默地倾听着律师的辩护。他承认有罪，但同时又在为他的要求辩护，他仅仅要求陪审团宽大处置。又有人在怒吼：“可耻。”他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为自己辩护。当幕布在夹杂着偶尔几声嘘嘘声的掌声中落下时，他发现自己两只手湿乎乎的。他离开舞台，躲进了维尔侬的办公室。数分钟后，门开了。
“有人告诉我，你什么人物也不愿见。”波尔说，“可我想我不是什么人物。”她话中带着几分故意装出来的放肆。只见她身着一条黑色的裙子，这朴素而又优雅的装束使她再一次显得与众不同。“你应该感到庆幸！”她补充道，“这是一次成功的轰动。”
“对，我也有同感。”他说。
“你知道，那个高声抗议的女人是个瑞士人，整个战争期间，她都是在日内瓦过的。正门前座的观众席上还发生了一阵精彩的骚乱：于盖特、伏朗热假装昏了过去。”
亨利微微一笑：“于盖特昏过去了？”
“昏得极为雅致。可还得看看他那副模样，可怜的路易！他嗅出了成功的气味，脸色苍白无血。”
“有趣的成功。”亨利说，“你到时候看吧，到了第二幕，所有那些刚刚鼓掌的人们马上就会嘘嘘地喝倒彩。”
“那才精彩呢！”波尔傲慢地说，接着补充了一句：“迪布勒伊夫妇非常高兴。”
当然，所有朋友都会为这欢快的轰动场面感到高兴。对知识分子来说，只要轰动是别人挑起来的，那再轰动也无关紧要。惟有亨利自己感到被他那刚刚激起的愤怒和仇恨所触动。一些男子在教堂里活活被烧死了，若赛特又背叛了她心爱的丈夫，观众的激愤与仇恨使这些虚构的罪恶真的存在了，而他就是罪魁祸首。他再次在昏暗中凭倚着舞台布景的撑架，细细打量着判官们，心中不禁恐惧地暗忖：“瞧瞧我干了些什么！这就是我干的！”一年过去了，8月的骄阳仍然沉重地压迫着那座早成废墟的村庄，但坟茔上面已竖起了一个个十字架，后人纷纷发表演讲，以示纪念。空中响彻军乐团演奏的法国国歌声，身披黑纱的寡妇们抱着鲜花在游行。黑夜中重又爆发出阵阵充满敌意的嘈杂声。
“我讽刺的是尸体贩子，可人们却要谴责我嘲弄死难者。”他暗自思忖。此时，他的双手干干的，可喉咙里感到一股硫磺味。“我会这样脆弱吗？”他厌恶地自问道。当人们在后台向他们握手致意时，那些人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洒脱模样：他们莫非深谙这些无谓的折磨？人与人怎么能比较呢？不管怎么说，他们总是乐于自我表白，毫不犹豫地向众人公开自己形形色色的恶癖，甚至各自阴茎的确切尺寸。但是，不管作家们多么傲慢或多么卑微，没有一个会把自己的勃勃雄心和种种失意展露无遗。“我们的真诚也许和孩童们的一样令人愤慨。”亨利心里想，“我们像孩子们那样撒谎，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也像孩子们那样害怕成为魔鬼。”幕布又一次落下，亨利显出漫不经心的洒脱模样，向好奇的观众们伸过手去。好一个仪式行列：可这是一次婚礼还是一次葬礼？
“这是一次出色的成功？”当他步入满堂香水扑鼻的宾客中和充斥着叽叽喳喳的大餐厅时，吕茜·贝洛姆赞叹着向他扑来，把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搭在亨利的胳膊上，她摇晃着脑袋上那只忧伤的黑色巨鸟：“得承认若赛特穿着那件红裙登台时气度确实不凡。”
“明天晚上，我要把那件红裙子在灰尘中拖一拖，然后再好好剪几刀。”
“您没有权利，那件红裙子印有阿玛丽莉字样。”吕茜冷冷地说，“再说，大家都觉得这条裙子很漂亮。”
“他们是觉得若赛特漂亮！”亨利说道。他朝若赛特微微一笑，若赛特满脸忧伤地也对他一笑，一束镁光照得他俩眼睛发花。他一抬手，可吕茜用手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
“您客气点儿，若赛特需要做广告。”
又亮起一束镁光，紧接着又是一闪。波尔细细观望着这个场面，那神色俨然一位遭受凌辱的贞女。“好一个制造麻烦的女人！”他气恼地想。他不知道自己这场诉讼是赢还是输。颁奖时那份庄重而又笃定的荣耀，只有童心才能领受，可他突然渴望快乐。他刚刚实现了某种东西，这是他十五年前在细细辨读巴黎海报柱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广告启事时，隐隐约约所梦想的东西之一。他的第一部剧本终于演出了，而且不少人觉得很好。他远远地朝迪布勒伊夫妇一笑，向他们走去，可没走几步，路易在路上拦住了他，只见路易手里躺着一杯马提尼酒，目光带有几分混乱。
“嗬！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巴黎式的巨大成功！”
“于盖特怎么样？”亨利问，“据说她身体不适，是真的吗？”
“啊，是因为你把观念的神经置于严峻的考验之中！”路易说，“要知道，我不是那种动辄气愤的人，为何就要先验地拒绝使用格朗—吉尼奥尔的情节剧手法，哪怕对那些诽谤你的人？可于盖特神经过敏，她受不了，看了第一幕她就走了。”
“我感到遗憾！”亨利说，“你不该觉得非留下不可。”
“我是要来对您表示祝贺。”路易朗声笑道，“不管怎么说，我是你最老的朋友。”他环视了一下四周：“这儿肯定只有我认识屠耳的那位刻苦学习的小中学生。如果说有人应该获得成功的话，那一定就是你。”
亨利欲言又止。不，他对路易不能以虚伪还其虚伪，只要想一想这只眼红的脑袋里此刻正在算计着什么，就足已让人不快了，必须避免挑起新的不安。他突然说道：
“谢谢你来，请转达我对于盖特的歉意。”他微微一笑，边说边离他而去。
真的，这天晚上，少年和儿童时代的记忆不断掠过他的脑海，惟有路易可与他共同回忆这些往事：亨利蓦然对此感到厌恶。他对自己的过去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他常常觉得那一个个已经消逝的日子永远供他支配，犹如一部刚刚合上的书本一样完好无损，随时都可以重新打开。他暗自发誓，在对自己的一生作出回顾之前决不让自己的生命结束，但是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这种种尝试总是流于失败。不管怎么说，要想方设法让自己集中注意力，眼下可不是一个好时机，他要握的手太多，在那些模棱两可的溢美之词的冲击下，他双脚难以站稳。
“嗬，成功了！”迪布勒伊说，“一半儿人气愤，一半儿人高兴，可他们都说保证可连演三百场。”
“若赛特表演出色，对吧？”亨利问。
“十分出色，她是多么漂亮。”安娜有点急促地说，接着忌恨地补充道：“可她母亲，是个多么卑鄙的泼妇！我刚才亲耳听见她在和维尔侬说风凉话……她可不知廉耻。”
“她说些什么？”
“以后再告诉您。”安娜说，接着朝四周瞥了一眼：“她的朋友可真可怕！”
“这些不是她的朋友，也不是任何人的朋友。”迪布勒伊说，“这是整个巴黎的头面人物：再也没有比这些人更可憎的了。”他抱歉地一笑：“我走了。”
“我再呆一会儿，看看波尔。”安娜说。
迪布勒伊握了握亨利的手，“您明后天到我家走走吧？”
“好，我们必须作出决定。”亨利说，“这已经刻不容缓。”
“来时打电话吧。”迪布勒伊说。
他匆匆向门口走去，为离开这儿感到高兴，而且还毫不掩饰。显而易见，安娜留下来只是出于礼貌，她心里肯定也不舒服：吕茜到底说了些什么？“原来是由于这个原因拉舒姆和樊尚才没有来吃夜宵。”亨利思忖。“他们全部谴责我与这些人同流合污。”他偷偷瞟了波尔一眼，她神情凝固，犹如一尊非难的雕像。他一边向维尔侬介绍的那些男女宾客致意，一边暗暗自问：“真是我错了吗？还是事情发生了变化？”过去曾有过一段时光，敌友泾渭分明，对朋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敌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可如今，友情之中渗入了种种保留和忌恨，仇恨也慢慢地淡化，谁也不再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或去杀人。
“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剧。”勒诺瓦声音夸张地说，“一部很复杂的剧。”他犹豫了一下：“我只是对您没有再等等便演出了这部剧表示遗憾。”
“等什么？等公民投票？”朱利安问。
“正是。眼下可不是暴露左派政党可能带有的缺陷的时候……”
“管它呢！幸好佩隆终于拿定了主意去冲击一下陈规陋习；因循守旧，哪怕这给染成红色，他也受不了。”朱利安冷冷一笑：“你准会被那帮共党分子折腾得大伤元气，再也没有欲望跟他们一唱一和。”
“我不认为佩隆会把别人的怨恨放在心上。”勒诺瓦不安而冲动地说，“天知道我个人是否也受到了共产党的非礼对待，可我决不会因此而气馁。他们尽可以侮辱我，诽谤我，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我陷入反共的泥潭。”
“换言之，他们踢我这半屁股一脚，我就把另一半撅过去。”朱利安哈哈大笑道。
勒诺瓦面红耳赤：“无政府主义也是一种因循守旧。”他说，“你迟早会去给《费加罗报》写文章。”
他不失尊严地离开了。朱利安用手搭着亨利的肩膀：“你知道，你的剧不错，可你要是写成一部滑稽喜剧，那就更有意思了。”他茫然地一挥手，打量着周围的人们：“年底要是出一期介绍这些上流人物的杂志，那肯定很畅销。”
“那就好好写写吧！”亨利气恼地说。他朝若赛特微微一笑，若赛特正在一圈崇拜者当中炫耀着她那两只金色的臂膀。他向她走去，恰在这时，他与玛丽·昂热那惊恐的目光相遇了，只见她被路易逼得靠在酒菜台子边。路易一边呷着马提尼酒，一边冲着她的两只眼睛说话。男人们一般都承认路易富有精神魅力，可他从来就不善取悦女人。他奉献给玛丽·昂热的微笑带着某种吝啬和焦躁，仿佛刚一露出笑容，就迫不及待要收敛起来。他那副样子好像在说：“我想要您，您赶快让步吧，因为我没有空暇时间。”离他俩几步远的地方，朗贝尔满脸忧郁地在独自苦思冥想。亨利在他身边停住了脚步：
“好一个闹市！”亨利对他微笑着说道。他企图从朗贝尔的目光中寻找默契，可是未能如愿以偿。“对，多么滑稽的闹市场！”朗贝尔说，“来这儿的人之中有一半恨不得杀掉另一半，这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你作出了两面不得罪的选择。”
“你把这就叫作两面都不得罪？我可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
“所有的人，得了吧。”朗贝尔说，“这会相互抵消的。这类轰动，只不过是做做广告而已。”
“我知道这部剧你不喜欢，可也没有理由让你心里不高兴呀。”亨利以和解的口吻说道。
“啊！因为事情严重！”朗贝尔说。
“什么事情？即使认为这部剧失败了，也没有那么严重。”
“严重的是你竟然掉价到去追求这种成功！”朗贝尔克制住自己的声音说道，“你选择的主题，你使用的手法，无不是为刺激观众最低下的本能。人们有权利期待从你那儿得到别的东西。”
“你们这就让我觉得可笑了！”亨利说，“你们大家都期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东西：期望我加入共产党，期望我反对共产党，期望我放弃政治，也期望我一心一意去搞政治。可你们大家全都失望了，全部带着谴责使劲摇头。”
“你是不是希望大家都力戒对你作出评价？”
“我只是希望大家根据我的行动对我作出评价，而不是凭空作出评价。”亨利说，“奇怪的是：开始时，人总是受到善意的欢迎，读者们会感谢您给他们带来积极的东西，可后来，您负下的只是债，没有一分信誉。”
“别担心，这次评论肯定很棒。”朗贝尔以不甚友好的口吻说道。
亨利一耸肩膀。他来到路易身边，路易正在声音激昂地对着玛丽·昂热大发议论。他像是完全醉了，他这人受不了烈性酒，这是对他节制饮酒的惩罚。
“瞧瞧这东西。”他指着玛丽·昂热嚷叫道，“跟谁都睡觉，抹着脸蛋，露着大腿，把乳房填得高高的，硬是去接触男人、去刺激他们，可突然间，又开始装起圣母来了……”
“我总有权利跟我喜欢的男人睡觉吧。”玛丽·昂热哀怨地说。
“权利？什么权利？谁给了她这种权利？”路易吼叫道，“毫无思想，毫无感觉，连心脏都几乎不跳一下，还要求什么权利！这就是民主！真稀奇……”
“惹大家讨厌的权利，您可是从哪儿得到的？”安娜问道，“瞧瞧这个家伙，他在谩骂一个女人，就自以为成了尼采！”
“一个女人，就该拜倒在她面前了？”路易嚷叫道，“您是在说一个女神吧！她们都自以为是神仙，可她们免不了都跟大家一样要拉屎撒尿。”
“你喝得太多了，出言粗俗，还是去睡觉为好。”亨利说。
“那当然，你总为她们辩护！女人嘛，是你人道主义的一部分。”路易声音笨拙地说，“你跟那另一个人一样，跟她们睡觉，让她们趴下腰来，骑到她们的身上去，还说尊重她们。真可笑，这些太太们很乐意叉开她们的大腿，可她们还想要受到尊重，是这么回事吧，嗯？请尊重尊重我，我就叉开大腿。”
“当一个粗俗的小人，这就是你神秘主义的一部分？”亨利道，“要是你不马上闭嘴，我就撵你走……”
“你是欺我喝了酒。”路易神色阴郁地说着走开了。
“他经常这副样子？”玛丽·昂热问道。
“始终如此，只是他很少剥去面具。”安娜说，“今天晚上，他是嫉妒疯了。”
“您想喝一杯静静心吗？”亨利问道。
“我很想。可我不敢喝。”
亨利给玛丽·昂热递去一杯酒，一眼瞥见了若赛特，她正站在波尔面前，听她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她那两只眸子分明在求救。他上前站在了两个女人的中间。
“你们看去神情十分严肃，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这是女人之间的谈话。”波尔神色有些紧张地说。
“她对我说她并不恨我，我可从来就没有想过您会恨我。”若赛特悲叹道。
“算了吧，波尔！别那么悲怆动人了。”亨利说。
“我可不是悲怆动人，我只是要说说清楚。”波尔傲慢地说，“我讨厌模棱两可、含含糊糊。”
“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
“那就好。”说罢，她迈着懒洋洋的步子朝门口走去。
“她让我害怕。”若赛特说，“我直朝你看，想让你来救救我，可你却忙着向那位黑发棕皮肤的矮个子女郎献殷勤……”
“我向玛丽·昂热献殷勤？我？可我亲爱的，你瞧瞧她，再瞧瞧我吧。”
“男人的口味可怪了。”若赛特的声音在颤抖，“那个老胖女人跟我说你永远属于她，可你却又在和那个大腿畸形的姑娘调情！”
“若赛特，我的小农牧神！你完全知道我只爱你。”
“我知道什么？”她说，“谁知道呀？有了我之后，还会有别的女人，她也许就在这里。”她环视了一下四周说道。
“我似乎觉得该抱怨的也许是我。”他快活地说，“今天晚上，人们向你可是大献殷勤。”
她身子一抖：“你以为我喜欢这些东西？”
“别伤心，你演得很出色，我向你发誓。”
“作为一位漂亮姑娘来说，我确实不算太差。可有的时候我真想当丑姑娘。”她忧伤地说。
他莞尔一笑：“但愿上天没有听到。”
“噢！别害怕，上天什么也听不到。”
“我向你发誓，你让他们全都大吃一惊。”他指了指在场的宾客说道。
“才不会呢！他们对什么都不会吃惊，他们太坏了。”
“走，回去，你得休息休息。”他说道。
“你已经想回去了？”
“你不想？”
“噢！我呀，想，我疲惫极了。请等我五分钟。”
亨利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向四座告辞，心里在想：“确实如此，他们对什么都不会吃惊，谁也无法让他们激动或气愤，在他们脑中发生的一切并不比他们嘴里说的更有分量。”只要他们置身于遥远的远景或者剧院大厅的昏暗之中，他们便显得不可捉摸；可只要面对面一看到他们，马上就明白对他们不该有什么指望，也用不着害怕他们什么。对，最令人失望的莫过于此：并非因为判决本身让人难以捉摸，而是因为判决是由这些人作出的。最终，这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再也无足轻重，他年轻时的梦想再也毫无意义。亨利尽量对自己说：“这并不是真正的观众。”话虽这么说，可大厅里总有几个值得跟他们谈谈的男女吧，但是这些男女将永远都被孤立。心中掌握着您的真情的、亲如手足的观众，他将永远无法相遇，因为这样的观众并不存在，至少在这个上流社会中并不存在。
“别伤心。”亨利边说边上车坐在若赛特身边。
她没有答腔，头倚在座椅的靠背上，闭着眼睛，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观众对她的欢迎难道真的有所保留？不管怎么说，她是这么认为的。而他是多么希望她感到获得了巨大成功，哪怕只有短暂的一个夜晚！他们默默地在小街上行驶，越过了一个大步行走的女人。亨利认出是安娜，放慢了车速：
“您上车吗？我送您。”
“谢谢。我想走走。”她说。
她向他作了一个友好的表示，他一踩加速器：他看见了她眼中的泪水。“因为什么呢？无疑不因为任何东西，也因为所有一切。”他暗暗思忖。他也因为这个夜晚、因为别人、因为自己而疲惫不堪。“这并不是我所希冀的！”他突然忧伤地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想到了安娜的泪水、朗贝尔阴郁的神情、若赛特的失望，还是想到了朋友、敌人、未到场的人们，或是想到了这个晚上、这两个年头，抑或想到了他整个的一生。
“一场混乱的争夺！”亨利思忖道。如果把一部小说扔给评论家们，他们会一个接着一个去啃去咬；可一部剧本，你脸上一下子就会挨一把沾满鲜花和唾沫的污泥。维尔侬十分欣喜：哪怕是贬责的文章，也可为此剧的成功服务。但是，亨利看着摊在办公桌上的剪报，心里感到厌恶，而这种厌恶很像是一种耻辱的感觉。他回想起了若赛特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心中不由得暗忖：“扬名也是一种侮辱。”表现自己，总是意味着出卖自己，贬低自己。谁都有权利踢你一脚或奖给你一个微笑。他学会了自卫，具有自己的对策。那些对他进行诽谤的小人，他一一清晰地勾勒出他们的面容：野心家、乖戾的家伙、碌碌无为者、大笨蛋。那些对他大加颂扬的人们也并不比这些家伙更有价值，只是他们的好感可被误认为明鉴是非，由此而获得相当的身价，使别人对他们的吹捧予以重视。“做到诚心诚意是多么难呀！”亨利心里这样想。事实上，无论是辱骂还是颂扬都不证明任何东西，它们的伤人之处就在于把亨利无情地囚禁在他自己的天地里。倘若他的这部剧确实已经一败涂地，那他可以把它视为一次纯粹的意外事变，会产生新的希望，给自己以安慰；可如今他却从这部剧中认识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限度。“这是您最成功的作品”，迪布勒伊的这句话如今仍在折磨着他。当他听到别人评论他的第一部作品将永远为最优秀之作时，他心里并不高兴；可一想到这部质量优劣难以判断的剧作超越了他的一切作品，他心里也不好受。有一天，他曾对纳迪娜表白过自己总是避免进行自我比较，可有的时候自己却不得不这样去做，有的时候别人也强迫着你这样去做。于是他便又开始给自己提出那些无益的问题：“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到底有何价值？”这样自问往往惶恐不安，也无济于事：尽管从不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意味着怯懦。亨利忽然听到了走廊地板的咯吱声，心里感到了一阵轻松。
“可以进来吗？”萨玛泽尔问道，身后跟着吕克、朗贝尔和斯克利亚西纳。
“我正等着你们呢。”
除了吕克一副无精打采拖着两只犯痛风的大脚外，他们全像是来找他算账似的，围着了的办公桌坐了一圈。
“我承认我实在不明白这次会议的意义何在。”亨利接着说，“我等会儿就要去迪布勒伊家……”
“问题正在这里。在您与他会面之前，必须作出一项决定。”萨玛泽尔说，“当我跟他谈及此事时，他好像是最为保守的一个。我坚信他肯定又会要求再缓一缓。然而佩尔托夫和斯克利亚西纳都要求从速行动，我也完全赞同。我希望作出决定，一旦迪布勒伊反对，我们报纸就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分道扬镳，自行保障这些资料的宣传工作。”
“不管迪布勒伊是同意还是反对，我们都要把问题提交委员会全体委员讨论，我们将服从整个委员会的决定。”亨利冷冷地说。
“委员会准会跟着迪布勒伊跑。”
“我也会跟着他跑的。再说，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之前，我不知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来讨论。”
“因为他的答复再也清楚不过了。”萨玛泽尔说，“他总是以公民投票和选举为借口进行回避。”
“我尽力去说服他，可我决不会与革命解放联合会闹独立。”亨利说。
“革命解放联合会还存在吗？它已经沉睡了三个月。”萨玛泽尔说。
“三个月来，革命解放联合会对共产党的进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限制。”斯克利亚西纳说，“三个月来，迪布勒伊再也没有受到共党报刊的任何攻击。个中的原因定能有助于澄清眼下的状况。”他做作地停顿了一下：“迪布勒伊于6月底加入了共产党。”
“算了吧！”亨利说。
“我有证据。”斯克利亚西纳说。
“什么证据？”
“有人看到了他的党证和登记表。”斯克利亚西纳得意地一笑。“自1944年以来，党内有不少小伙子，他们实际上并不比我们更拥护斯大林，只不过是寻找一个挽回名誉的办法而已。这种人我认识不止一个，他们私下都巴不得能交谈交谈。我早就怀疑迪布勒伊，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一一都给我作了解答。”
“你的那些探子搞错了，要不就是撒了谎。”亨利说道，“要是迪布勒伊想加入共产党，他首先就会离开革命解放联合会，并作出解释。”
“他从来就试图不让革命解放联合会成为一个政党。”萨玛泽尔说，“从原则上讲，一个共产党员仍可以属于某个运动的成员。反言之，一个运动的成员也可以认为自己有权利加入共产党。”
“可不管怎么说，他都会通告一声。”亨利道，“共产党又不是地下组织。”
“你对他们不了解！”斯克利亚西纳说，“共产党需要它的某些成员被视作独立人士，这对它有利，证据是如果我不擦亮你的眼睛，你便会陷入其圈套。”
“我不相信你。”亨利说。
“我可以让你见见给我提供情况的一个人。”斯克利亚西纳说道，接着把手伸向电话机。
“我会问迪布勒伊的，只问他自己。”亨利说。
“你以为他会老老实实地回答？你这样做太幼稚了。要么你确有必要自己去澄清事实。”斯克利亚西纳说。
“我以为这一新的事实破坏了我们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关系。”萨玛泽尔说。
“这不是一个事实。”亨利说。
“迪布勒伊为何会耍这样的手段呢？”吕克问。
“因为共产党让他这样做，也因为他野心勃勃。”斯克利亚西纳说。
“他也许人老了，稀里糊涂地认为人类的幸福掌握在斯大林的手中。”萨玛泽尔说。
“这是一只老狐狸，他以为共产党人已经获胜，最好还是站到他们一边去。”斯克利亚西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有其道理。你非得甘心受虐待，才会保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却不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他们上台。等他们一旦上了台，你就瞧瞧你那种轻率的态度会落个何等下场。”
“这些个人成见与我无关。”亨利说道。
“那劳改营与你相干不相干？”朗贝尔问道。
“我拒绝公开事实真相了吗？我只是说要和迪布勒伊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公开。这是我最后的意见。这场争论毫无意义，两三天后就会提交委员会讨论，我将把委员会的答复通知给你。”亨利朝斯克利亚西纳转过身子说道。
“《希望报》的领导也许会作出不同的决定。”萨玛泽尔起身道。
“我们到时再看吧。”
他们向门口走去，可朗贝尔仍然站在亨利的办公桌前。
“你该同意见见给斯克利亚西纳提供情况的那个人。”他说道，“迪布勒伊是你的朋友，可他也是你那个党派的主要负责人。你名为对他表示信任，实际上辜负了别人对你的信任。”
“可那件事是天方夜谭！”亨利说。
实际上，他也没有这分把握。即使迪布勒伊最终决定参加共产党，也不会征求亨利的意见。他从来就是走自己的路，从不询问他人意见，也从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对此，亨利并不存在任何幻想。若被逼到墙根，要他去撒谎，他也许还会犹豫；可眼下别人还没有向他提出任何问题，他的良心无疑会安于意中保留①。
①精神分析语，指说话人在思想上保留的意见和嘴里说出来的意思不同。
“你准会上他诡辩术的当。”朗贝尔伤心地说，“至于我嘛，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不立即而且彻底揭露事实真相，那就是犯罪。我早在6月份就告诫过你：如果你不公开这些材料，我就把我的那一股再卖掉，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参加报社工作时，是带着希望进来的，希望你很快就中断与共产党的任何形式的合作。如果你还继续这样下去，那我只得走了。”
“我从来没有和共产党合作。”
“我把这种态度就叫做合作。如果事关西班牙、希腊、巴勒斯坦、印度支那，你早就拒绝保持沉默了。说到底，你自己心里明白！不经过任何审判，就把一个人从家中抓走，剥夺他的生活，把他扔到牢中，让他没命地干活，可只勉强让他填饱肚子，要是得了病，就让他活活饿死。你容忍这一切吗？无论是工人还是负责干部，他们全都知道这种命运时刻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生活中总是带着这种恐怖感，惶惶不可终日！你容忍吗？”朗贝尔再次问道。
“不能！”亨利说。
“那你就赶快反对吧。在被占领时期，对那些不起来斗争的人你可不客气！”
“我一定反对，一言为定。”亨利焦急不安地说。
“你说你一定会跟迪布勒伊走。”朗贝尔说，“可迪布勒伊准会反对这场运动。”
“你错了。”亨利说，“他决不会反对的。”
“那就算我错了？”
“啊！首先得让我跟他谈谈，然后再看。”亨利说。
“好，到时再看！”朗贝尔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亨利听着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消失，他仿佛觉得是他自己的年轻时代刚刚前来召唤他。如果他二十岁时亲眼看到了囚禁在铁丝网后的千百万被奴役的人们，那他一秒钟也不会去考虑保持沉默。朗贝尔对他的内心看得一清二楚：他犹豫不决。为什么呢？他担心成为共产党人眼中的敌人形象。在他的心灵更深处，他是多么希望不承认在苏联也存在着腐朽的东西这一现实。可是这一切都是怯懦的表现。他起身下了楼梯。“一个共产党员有权利保持沉默，”他暗暗思量，“其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撒了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欺骗不了任何人。可是我声称保持独立，若我滥用自己的信誉掩盖事实真相，那我就是个骗子。我之所以不是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我希望能自由地公开共产党人愿说而不能说的东西：这往往是一个绝情绝义的角色，可他们实际上也承认其价值。若我公开事实真相，比如拉舒姆就会对我表示感激，他们所有那些希望取缔集中营而又无法起来公开反对的人都会感激我。可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会非正式地采取某种行动，也许来自各国共产党本身的压力会最终迫使苏联改变其惩戒制度：暗暗地或当众压迫人，这两者可不是一回事。我保持沉默，这就是失败主义的表现这也就是拒绝正视事实，否认可以改变现实。这样做，是借口不对苏联进行评判，而实质上对它进行了无情的判决。如果它确实没有希望成为它本该成为的样子，那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不管人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也都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对！”亨利边想边登上了迪布勒伊家的楼梯。“要么公开事实真相具有某种意义；要么任何东西都毫无意义。必须执言，除非迪布勒伊确实加入了共产党，不然，他必定也会得出这一结论。”亨利按了按门铃。“如果他真的参加了共产党，迪布勒伊会告诉我吗？”
“怎么样？”迪布勒伊问道，“那部剧情况如何？整个来说评论还是很好的吧，嗯？”
亨利感到这一和蔼的声音显得虚假：也许因为他心虚。
“评论是好的。”亨利答道，继而一耸肩膀，“我得告诉你这部剧我已经烦透了。我所要求的，是能够想一想别的事情。”
“我了解这种心情！”迪布勒伊说，“成功之中总有着某种令人厌恶的成分。”他微微一笑，“谁也不会永远满足，失败，当然也不让人舒服。”
他们在书房坐了下来，迪布勒伊接着说道：
“呃，我们有必要谈谈别的事情。”
“对。我近来迫不及待想了解您的想法。”亨利说，“我目前已经坚信佩尔托夫说的绝大部分是真话。”
“总的说来，是的。”迪布勒伊说，“那些集中营确实存在。虽然不是纳粹的那种置人于死地的集中营，可总还是些服劳役的地方。警察有权利不进行任何审判就把人关进劳役犯监狱，一关就是五年。除此之外，我很想弄清到底有多少劳役犯、多少政治犯，被判终身劳役的有多少，佩尔托夫提供的数字完全是随意估算的。”
亨利点了点头：“依我之见，我们不应该发表他的报告。”他说，“我们应该共同确认哪些事实是有把握的，然后再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我们将以我们自己的名义讲话，同时明确我们的观点。”
迪布勒伊看了看亨利：“我的意见，是什么也不要公开。我马上向您解释为什么……”
亨利感到心里微微一惊。“看来是别人看准了。”他暗中思忖。他打断了迪布勒伊的话：“您想遮住这件事？”
“您完全知道这事是完全遮不住的，右派报刊定会从中大做文章，就把这份乐趣让给它吧。首先向苏联提出控诉的不该是我们。”他一挥手挡住了亨利的话：“我们即使采取种种可以设想到的谨慎措施，也无济于事，人们必定可从我们的文章中看到对苏联制度的谴责。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这样做。”
亨利保持缄默。迪布勒伊说得斩钉截铁。他的位置一旦确定，就再也不会松口，争论也纯属枉然。他一个人作出了决定，定将把它强加给委员会，亨利只有乖乖地服从。
“我得给您提一个问题。”他说。
“提吧。”
“有人说您最近参加了共产党。”
“有人说？”迪布勒伊道，“谁说？”
“是传说。”
迪布勒伊耸耸肩膀：“那您就当真了？”
“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在一起交谈了。”亨利说，“我不以为您会连个招呼都不打。”
“当然，我一定会打招呼的！”迪布勒伊口气激烈地说，“真荒唐，我怎么会没有事先报告劳动革命解放联合会，也不公开陈述自己的理由就加入共产党呢？”
“您可以缓几个星期再作这种解释嘛。”亨利说道，紧接着补充道：“我应该说我对这种传说感到惊诧，可我还是想问问您本人。”
“所有那些传闻！”迪布勒伊说，“什么都乱说。”
他显得真诚，可是，若他真的撒谎，他就该摆出这种真诚的神态。说真的，亨利看不出他为何要这样做。然而斯克利亚西纳对自己说出的东西显得绝对有把握。“我应该见见那位提供情况的人。”亨利心里对自己说。信赖，这是无限制的；要么信赖，要么就是不信赖。既然他对迪布勒伊已经不再信任，那他拒绝见那人完全是一种故作高尚的举动。他以不偏不倚的声音说道：
“报社里，大家都同意公开揭露事实真相。朗贝尔已经作出决定，若不揭露，他就离开《希望报》。”
“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损失。”迪布勒伊说。
“这将使处境变得十分微妙，因为萨玛泽尔和特拉利奥时刻准备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分道扬镳。”
迪布勒伊思虑片刻：“那么，如果朗贝尔走，我就买下他那一股。”
“您？”
“搞报纸我并无兴趣，可这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最佳手段。您定能说服朗贝尔把他那一股卖给我。至于钱嘛，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亨利一时不知所措。这种念头他可一点也不喜欢。突然，他脑中一闪：“这是个策划已久的阴谋！”迪布勒伊和朗贝尔一起度过了整个夏天，他知道朗贝尔时刻准备辞职。看来一切都很有联系。共产党人让迪布勒伊负责阻止发起对他们有碍的行动，并打入报社的领导，把《希望报》据为他们所有。只有精心掩盖他已加入共产党这一事实，他才有可能达到目的。
“惟独这件事行不通。”亨利冷冷地说，“因为我也想要公开事实真相。”
“您错了！”迪布勒伊说，“您要明白，如果左派在全民投票和选举中不能获胜，我们就面临着戴高乐派独裁的危险。眼下可不是为反共宣传效劳的时候。”
亨利打量着迪布勒伊，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弄清他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而是要看他是否真的抱有诚意。
“那等选举之后，您是否同意公开事实？”他问道。
“等到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说，事情早就传开了。”迪布勒伊说。
“是的，佩尔托夫会把他的材料送到《费加罗报》去。”亨利说，“这也就是说这并不关系选举的胜负，而只是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态度。依此观点看，我不明白让右派抢先发表到底有何益处。我们无论如何也得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这样会给人什么印象？我们势必想方设法缓和反共宣传，而又不能公开认定苏联有理，这样一来，我们肯定就是一副伪君子的面目……”
迪布勒伊打断了亨利说：“我十分清楚我们将讲些什么。我坚信这一点，那就是那些集中营并非佩尔托夫所认定的那样，是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它们仅仅是与某种政策相联系，对这种政策可以感到遗憾，但并不影响制度本身。我们一定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我们谴责惩治性的劳役，可我们要捍卫苏联。”
“就算这样吧。”亨利说，“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抢先谴责集中营，那我们的话的分量要重得多。谁也不会认为我们是人云亦云。人们将信赖我们，我们可以毁了反共分子的墙脚：如果他们要对我们吹毛求疵，那他们就会给人以好战分子的形象。”
“噢！这不会改变任何状况，人们照旧会信他们的话。”迪布勒伊说，“一旦他们从我们的介入中找到理由，那么连同情者们也会气愤得转向苏联，他们准会这么宣传！这无疑会弄得那些旁观者们惴惴不安。”
亨利摇摇头：“必须让左派控制这一事件。对右派的恶意中伤，共产党人已经习以为常，不会大惊小怪。但是，如果全欧洲的所有左派都起来反对集中营，那就会让我们坐立不安。秘密一旦成为丑闻，形势就会变化：苏联也许最终会修正其惩戒制度……”
“这是做梦！”迪布勒伊鄙夷地说。
“听着，”亨利气愤地说，“您一直认为我们可以对共产党人施加某些压力，这也是我们运动的意义所在。现在机会来了，可以一试，要么永远一事无成。哪怕我们只有一线成功的希望，也必须去努力。”
迪布勒伊一耸肩膀：“如果我们发起这场运动，那我们就剥夺了与共产党人共事的任何可能性：他们会把我们列为反共分子，而且他们这样做也没有错。您知道，”迪布勒伊继续说：“我们尽力担任的角色，就是一个少数反对派的角色，从外部看与党派无关，但实际上与它有着联系。如果我们号召多数派起来反对共产党，不管反对它哪一点那就不仅仅是反对了，而是公开与他们交战，因此便变换了阵营，他们也就有权利把我们视作叛徒。”
亨利打量着迪布勒伊。如果他也是个暗藏的共产党人，那他也不会不这么说。迪布勒伊极力反对，这证实了亨利的想法：倘若共产党人希望左派保持中立，这就证明了左派对共产党人是有钳制力量的，因而也就表明了左派的介入很有可能获得成功。“简言之，”他说，“您为了保持将来哪一天对共产党人施加压力的可能性，便拒绝眼下已经出现的机会。我们被允许充当的反对派角色，只能在毫无作用可起的限度内去担当，那么，我决不接受这一角色。”他声音坚定地补充道：“一想到共产党人就会对我们大骂特骂，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不比您更好受，可我好好思考了一番：我们别无选择。”他一挥手挡住了迪布勒伊，在他一吐为快之前，不能让迪布勒伊说话。“要作非共产党人，这就意味着某种东西，要么就毫无意义。倘若这毫无意义，那就干脆成为共产党人，或者干脆回家种菜去。倘若这还有点意义的话，那就意味着承担某些义务，其中一条就是要在必要的时刻，善于与共产党人斗争。一味地容忍他们，而又不干脆与他们联合，这选择的是最简单的精神安慰，是怯懦的表现。”
迪布勒伊满脸不耐烦地敲击着吸墨水纸的垫板。
“这是纯主观的动机，与我毫不相干。”他说道，“我只对自己行动的结果感兴趣，而不在乎给我何种形象。”
“这不是形象问题……”
“当然是。”迪布勒伊粗暴地说道，“问题的实质在于您讨厌给人造成害怕共产党人的印象……”
亨利变得生硬起来：“一味地受共产党人的恫吓，我确实感到讨厌：这与我们两年来所做的一切努力是矛盾的。”
迪布勒伊继续敲击着垫板，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亨利冷冷地接着说：“真奇怪，您就这样讨论问题。我真想问问您为何那么害怕惹共产党人不高兴。”
“让他们高兴还是不高兴，我才不在乎呢。”迪布勒伊说，“我不愿发起反苏运动，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我认为这样做是犯罪。”
“我认为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对集中营的斗争才是犯罪呢。”亨利说。他接着看了看迪布勒伊：“要是您真的参加了共产党，那我对您的态度就可更好地理解：一个共产党员嘛，我甚至想他都可否认集中营的存在，或者干脆维护其存在。”
“我告诉您我没有参加。”迪布勒伊气呼呼地说，“您还不够吗？”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亨利心想，“我还不够。这并不妨碍迪布勒伊不知廉耻地对我撒谎，他已经撒过谎了。主观动机他才不在乎呢。这一次我决不上他的当。”他忌恨地想。
迪布勒伊继续默默地来回踱步。他是否感觉到了亨利的怀疑？或只是亨利极力反对让他生气了？他似乎难以自己。“那么，只有召集委员会会议了。”他说，“委员会的决定会对我们的是非有个评价的。”
“他们全都会拥护您，您心里完全清楚！”亨利说。
“要是您的理由正确，定会说服他们的。”迪布勒伊说。
“算了吧！夏尔利埃和梅里戈总是跟着您投票，勒诺瓦嘛已经在共产党人脚下。他们的意见我不感兴趣。”亨利说。
“那怎么样？您要一意孤行，违反委员会的决定？”迪布勒伊问道。
“在必要的情况下，是的。”
“是恫吓吧？”迪布勒伊声音失真地问：“要么任您自由行事，要么《希望报》就和革命解放联合会决裂，是这意思吧？”
“您知道如果决裂意味着什么吧？”迪布勒伊问。他的面色发白，和他的声音一般异常。“这意味着革命解放联合会垮台。《希望报》也就进入了反共阵营。”
“目前，革命解放联合会等于零。”亨利说，“《希望报》决不会变成反共派，请相信我。”
他们一时默默地相互打量着。
“我立即召集委员会开会。”迪布勒伊最后说，“若委员会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将公开对您进行批评。”
“它准会同意的。”亨利说道，向门口走去：“批评我吧，我会对你们作出回答的。”
“你再考虑考虑。”迪布勒伊说，“您要采取的行动，叫做背叛。”
“早就全部考虑过了。”亨利说。
他穿过前门，关门离去。也许他从今再也不会踏进这个家门。
斯克利亚西纳和萨玛泽尔在报社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他。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满意心情。可当亨利对他们宣布他决定不受任何干扰，亲自撰写有关集中营的文章时，他们有些失望。亨利态度强硬，要么他自己写，要么就算了。斯克利亚西纳还试图讨价还价，可萨玛泽尔很快说服了他。亨利遂动手撰写文章。他以材料为依据，大致描述了苏联的惩戒制度，强调指出了这种制度的丑恶实质，但他还是十分谨慎地指出了，一方面苏联的错误绝对不能当作社会主义弊端的借口，另一方面，集中营的存在，这要谴责的是某种政策，而不是整个制度。在一个遭受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的国家里，这些集中营无疑代表着一种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人们有权利希望这些集中营能消灭。因此，所有把苏联看作希望的化身的人们和共产党员本身都必须行动起来，使集中营得以取消。公开集中营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使局面有所改变，正是为此，亨利才勇于执言。保持沉默是一种失败主义和怯懦的表现。
文章在第二天早上发表了。朗贝尔表示极为不满，亨利感到编辑部里争论激烈。晚上，一位特派员送来了斯克利亚西纳的信，革命解放联合会开除了佩隆和萨玛泽尔，该联合会从此与《希望报》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并谴责他们利用那些只有对斯大林制度作出总的评价后才能作出判断的事实为反共宣传服务。不管其真正的影响如何，在今日，共产党仍然是法国无产阶级的惟一希望，如果谁要诋毁共产党，那就是作出了抉择，公开为反动派效劳。亨利立即掷笔给予回击，他谴责革命解放联合会屈服于共产主义的恐怖，背叛了它原来的纲领。
“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第二天，亨利买了《希望报》，不禁带着几分惊愕自问道。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报纸的头版移开。他执的是一种观点，迪布勒伊是另一种观点。过去在私下也曾有过争执，有过不耐烦的举动，可突然间，这两栏充斥着辱骂声的文字白纸黑字并列在公众的面前。
“电话在不停地响。”当他5时许走进报社时，女秘书对他说，“有一个叫勒诺瓦的先生说他6点来。”
“您到时让他进来吧。”
“您再看看这些信件，我还没有分好类呢。”
“嗳，这件事激起了人们的情绪！”亨利边想边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第一篇文章前一天才见，可现在就已经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恶意辱骂，有的感到惊愕。还有一封伏朗热的快信：“亲爱的老朋友，紧握您的手。”朱利安也向他祝贺，那种典雅的文笔完全出乎意料。令人不快的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希望报》就要成为《费加罗报》的翻版，因此有必要澄清事实。亨利抬起头。办公室的门开了，波尔站在他的面前。她穿着一件旧裘皮大衣，脸上情绪显得很不好。
“是你呀？发生什么事了？”亨利问道。
“我正来问你呢。”波尔说道，把这一期的《希望报》往桌上一扔。“发生什么事了？”
“呃，在报纸上都说清楚了。”亨利说道，“迪布勒伊不愿让我发表这些关于集中营的文章，可我还是发了，于是我们俩便崩了。”他不耐烦地补充道，“我本来准备明天吃中饭时把一切告诉你的。你为什么今天就来了？”
“打扰你了？”
“见到你很高兴。可我正在等勒诺瓦，他说到就到。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明天再对你细谈吧：这事又不那么急。”“急，很急。我需要了解情况。”她说，“为什么会闹崩了？”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他勉强微笑道，“你应该感到高兴，你早就希望这样了。”
波尔以关切的神情看了看他：“可为何现在闹崩？谁也不会因为对一件政治上的麻烦事观点不一致就和一位有十五年友情的朋友闹翻。”
“可这已经发生了。实际上，这件不愉快的事事关重大。”
波尔的面孔沉了下来：“你没有跟我说实话。”
“我向你发誓是实话。”
“你早就什么都不跟我说了。”她说，“我想我已经猜出了到底是为了什么。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来跟你谈谈，你必须重新信赖我。”
“你完全得到我的信赖。我们还是明天再谈吧。”他说，“我现在没有空。”
波尔没有动。“那天晚上我跟若赛特解释时惹你不高兴了，请原谅，”她说。
“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我当时心情不好……”
“你千万别这样！”她朝他抬起一张谦恭得微微颤抖的面孔：“自彩排那天夜里和继后的日子后，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在你和其他人以及你和我之间并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我一直希望你成为我梦想的人而不是成为你现在这个样子，这实际上是我把自己看得比你重，是自以为是。可现在已经不了。惟有你重要，我已经微不足道。我甘愿微不足道，甘心接受你的一切。”
“听着，你别动情了。”他为难地说，“我跟你说我们明天再谈。”
“你不相信我是诚心诚意的？”波尔说，“这是我的过错，我太自傲了，这是因为克己的道路并不好走。可我现在向你发誓：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为我自己提出任何要求，以你的存在为重，你可以对我提出任何要求。”
“我的上帝！”亨利心里想，“但愿她在勒诺瓦到来之前离去！”他高声道：“我相信您。可我眼下只要求你耐心等到明天，现在让我工作。”
“你别讥笑我！”波尔口气激烈地说，但很快她脸色又变得温和起来：“我再向你重复一次，我完全属于你。我怎样才能让你相信呢？你愿意我割下一只耳朵吧？”
“我要耳朵有什么用？”亨利尽量开玩笑地说。
“这可以作为一种表示。”泪水涌上波尔的眼睛，“你怀疑我的爱，我实在忍受不了。”
门微微一开：“勒诺瓦先生来了，我让他进来吗？”
“请他等五分钟。”亨利对波尔微微一笑：“我并不怀疑你对我的爱，可你看见了吧，我有约会，你得走了。”
“你总不至于把勒诺瓦看得比我重吧！”波尔说，“他对你算什么？可我爱你。”此时她哭泣着，泪水刷刷直流：“如果说我经常去看别人，而且还试图写点什么，这完全是因为对你的爱。”
“我十分清楚。”
“也许有人跟你说过我变得很虚荣，我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跟你说这种话的人太不应该了。我明天一定当着你的面把我所有的手稿都扔到火里烧掉。”
“那就蠢了。”
“我一定要烧。”她说道，接着大声嚷叫道：“我一回去就烧。”
“不要烧，我求求你，这无济于事。”
波尔的脸色又沉了下来：“你是想说任何东西都无法让你相信我的爱？”
“可我相信。”他说，“我深信不疑。”
“啊！我让你讨厌了。”她哭泣着说，“怎么办呢？可无论如何也得让这些误会消除！”
“没有任何误会。”
“可我还让你讨厌，你再也不愿见到我。”她绝望地说。
“是的，”他冲动地想，“我再也不愿意。”可他大声地说道：“不，我当然愿意。”
“你最终准会恨我，你这样也是有道理的。真想不到我会跟你吵！”
“你没跟我吵。”
“你完全明白是吵了。”她嚎啕大哭道。
“安静下来，波尔，”他以最甜蜜的声音劝道。他真恨不得揍她一顿，可他却用手去抚摸着她的头发：“安静一下。”
他继续抚摸着她的头发，几分钟后，她终于决定抬起了头，“行，我走。”她说道，接着惴惴不安地看了看他：“你明天来吃中饭，答应了？”
“我发誓。”
“从今再也不见她一面，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了。”等她关门离去后，亨利暗自在想：“可要是再也不见她的面，怎么让她接受钱呢？一个认真的女人是决不会接受一个男人救助的，除非当面来见她。我一定设法解决。可我再也不愿见到她。”他下定了决心。
“请原谅我让您久等了。”他对勒诺瓦说。
勒诺瓦轻轻一挥手：“这没关系。”他咳嗽了一声，脸上已经红红的了，他无疑早就准备好了这场谴责的每个字，可亨利就站在面前，他的话全给打乱了。“您一定猜得到我这次来访的目的。”
“是的，您和迪布勒伊是一致的，我的态度引起了您的愤慨。我已经陈述了我的理由，我为没有说服您而感到遗憾。”
“您说您不愿意对您的读者隐瞒事实真相。可这是什么事实真相？”勒诺瓦说道。他重又找到了他这场责问的关键词之一，于是下面的词语就很容易一个个接上了。模糊的事实真相，片面的事实真相，对这一套陈词滥调亨利再也熟悉不过了。等勒诺瓦终于放弃了这些泛泛之谈，亨利猛地惊醒，只听他说道：“苏联的警察管制发挥的作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裁的作用并无差别，如果这一作用发挥得更加具体化，我看只有好处。一个工人不会受到辞退，负责干部也不会受到破产威胁的制度必定会创造新的惩戒形式。”
“可不一定非得采用这种形式。”亨利说，“您不会把失业工人的状况和集中营劳工的状况进行比较吧。”
“他们的基本生活至少是有保障的。我坚信他们的命运不像有关的宣传所说的那么悲惨。何况人们忘记了这一点，那就是一个苏联人的心理与我们的并不相同：比如苏联人认为根据生产需要被调动工作就很自然。”
“不管其心理如何，遭受剥削，仅吃饱肚子，被剥夺一切权利，投进监牢，服沉重的劳役，被活活冻死、病死、累死，谁也不会认为这是自然的事情。”亨利说道，同时心里暗暗在想：“这政治可真神啊！”勒诺瓦很可能受不了看着一只苍蝇活活受罪，可却心安理得地容忍集中营的恐怖行径。
“谁也不愿为作恶而作恶。”勒诺瓦说，“苏联政权也不会。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那是因为有必要。”勒诺瓦脸越来越红。“您怎么敢谴责一个根本不了解其需要和困难的国家的制度呢？这是不可容忍的轻率行为。”
“其需要和困难我已经讲过了。”亨利说，“您也十分清楚我并没有全盘谴责苏联制度。可要盲目地全盘接受，这是怯懦的表现。您以需要为名肯定其一切做法，可这种说法是一种可以两面使用的武器。当佩尔托夫说集中营必不可少时，那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
“集中营在今天可以是必不可少的，可并没有一直存在下去的必要。”勒诺瓦说，“您忘记了苏联今日所处的是一种战争的局面，资本主义列强在等待时机向它扑去。”
“尽管如此，也丝毫不能证明集中营有必要存在。谁也不愿为作恶而作恶，可有的人还是经常在无谓地作恶。您并不否认在苏联和在任何国度都犯过错误：不然饥荒、起义和屠杀就可以避免。那么，我认为这些集中营也是个错误。您知道，”他补充道，“迪布勒伊也赞成这一观点。”
“不管是必要还是错误，您反正做了一件坏事。”他说，“攻击苏联，并无益于改变在苏联发生的一切，而是为资本主义列强效劳。您作出了为美利坚、为战争效力的抉择。”
“不！”亨利说，“人们可以批评共产主义，而不会有损于它。共产主义总比您说的要更稳固！”
“您刚才再次证明了一个人要想成为超共产党人而在客观上不沦为反共分子是不可能的。”勒诺瓦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革命解放联合会一开始就决定了其命运，要么与反动派同流合污，要么就彻底灭亡。”
“如果您是这么想的，那您只有加入共产党了。”
“是的，我只有这么做了。我也马上就要这么做。”勒诺瓦说，“我非要把情况摆清楚：从今以后让您把我当作一个敌手看待。”
“我感到遗憾。”亨利说。
他们一时尴尬地面面相觑。勒诺瓦终于说道：
“那再见了！”
“再见。”亨利说。
对，盲目地相信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是好事，从而否认事实、数据、道理和自己的理智，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反击方法。“勒诺瓦不是共产党员，正是因此他才过分激烈。”亨利暗自思忖。他所感兴趣的，是能和拉舒姆或随便哪个聪明而不过分搞宗派主义的共产党人交谈交谈。
“你这几天见到拉舒姆了吗？”他问樊尚。
“见到了。”
樊尚受到了集中营事件的震动，他开始认为不应该公开事实真相，可后来赞同了亨利的意见。
“他对我的文章有何看法？”亨利问。
“他挺生你气的。”樊尚说，“他说你有反共倾向。”
“啊！”亨利说，“那集中营呢？他不感到有害吗？他是怎么看集中营的？”
樊尚微微一笑：“他认为这不存在，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机构，认为这会自行消灭。”
“我明白了。”亨利说。
人们显然不爱向自己提出问题。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制度。共产党报纸甚至对这种机构大唱赞歌，称其为惩戒性劳动改造营；反斯大林分子则把这一事件看作一个重新激起已经相当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的借口。
“又是一些贺电！”萨玛泽尔把电报往亨利的办公桌上一扔说道，“可以说我们已经激起了舆论。”他满脸喜色地补充道，“斯克利亚西纳在会客室等着呢，跟他一起来的有佩尔托夫和另外两个人。”
“他的计划我不感兴趣。”亨利说。
“总该接待他们吧。”萨玛泽尔说。
他指了指放在亨利面前的那些稿件：“我十分希望您能看看伏朗热刚刚给您寄来的这些出色的文章。”
“《希望报》决不容忍伏朗热的文章。”亨利说。
“遗憾。”萨玛泽尔说。
门开了，斯克利亚西纳走了起来，满脸诱惑的神色微笑着：“你有没有五分钟？我的朋友们都不耐烦了。我领来了佩尔托夫·贝内，他是一个美国记者，在莫斯科整整呆了十五年，还有莫尔特贝格，我退党前不久，他还是共产党员，当时在维也纳搞党的活动。我能让他们进来吗？”
“让他们进来吧。”
他们走进屋来，沉重的目光充满责备，可能是因为亨利让他们久等了，抑或是因为大家没有给他们正确的评价。亨利示意他们就座，然后对着斯克利亚西纳说道：“我担心这次会谈毫无作用，我在我们以往的会谈以及我的文章中都已经明确说过：我并没有成为反共分子。你的计划，应该提交给戴高乐联盟，而不该交给我。”
“别跟我谈戴高乐了。”斯克利亚西纳说，“他一旦政权在握，第一个行动就是飞往莫斯科，这件事不该忘记。”
“您很可能还没有时间仔细看看我们的计划。”莫尔特贝格责备道，“我们都是左派的人；戴高乐运动是由大资本家们支持的，我们决不可能与他联合。我们希望团结所有的民主有生力量反对苏联的极权政体。”他不失礼貌地一挥手，挡住了亨利的反对意见，继续说道：“您说您没有成为反共分子，您揭露了某些弊端，不愿意再进一步揭露，可实际上您无法半途而止。为反对一个极权政体的国家，我们投入的行动应该是全面的。”
斯克利亚西纳连忙接过话：“你别跟我说你距离我们那么远。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创立总还是为了阻止欧洲落入斯大林的手掌。我们大家也都希望有一个自主的欧洲，只是我们已经懂得了没有美利坚的援助，这样的一个欧洲就不能实现。”
“那就成了一个傀儡！”亨利说道。他耸耸肩膀：“一个被美利坚侵占为殖民地的欧洲，正是革命解放联合会力图避免的，这甚至是我们最首要的目标，既然我们从未想过斯大林打算吞并欧洲。”
“对美利坚这种偏见我可实在不理解。”贝内阴沉沉地说，“非得共产党人才会固执己见，把美利坚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堡垒。那可也是一个伟大的工人国家，也是一个繁荣、进步、前程远大的国家。”
“那是一个时时、事事、处处都为特权阶层说话的国家。在中国，在希腊，在土耳其，在朝鲜，他们维护的是什么？不是贫民百姓吧，嗯？维护的是资本，是巨大的私人财产。当我想到他们还在维持佛朗哥和萨拉查……”
就在这天早上，亨利得知他的那些葡萄牙朋友终于发起了一次起义：结果是九百人被捕。
“您讲的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贝内说，“您忘了也还有美国人民、美国的左派工会以及全民族中所有那些真心爱好自由和民主的人们是可以信赖的。”
“工会从来都不会完全脱离政府的政策。”亨利说。
“应该正视事实。”斯克利亚西纳说，“面对苏联，欧洲只有在美利坚的帮助下才有可能自卫。如果您禁止欧洲左派接受这一事实，那么右派的利益和民主的利益将发生令人遗憾的混淆。”
“倘若左派奉行的是右派的政治，那它就不成其为左派。”亨利说。
“总而言之，”贝内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您选择的是苏联？”
“对。”亨利说，“我从不隐瞒这一点。”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警察压迫的恐怖行为之间，您怎能这么权衡呢？”贝内说道，声音越来越响，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莫尔特贝格与他一唱一和，与此同时，斯克利亚西纳和佩尔托夫用俄语一个劲地交谈。这些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显出同样茫然的目光，被可怖的过去所缠绕，陷入了可怕的复仇梦幻之中，并拒绝从梦中醒来，对现实世界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他们的声音或尖刻，或深沉，或庄严，或粗俗，都在预卜着未来，也许在他们反对苏联的所有证词和证据之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斯大林政权下的那段经历在他们脸上所烙下的这种多疑、愤怒和永远都走投无路似的可悲相。一旦他们信口开河地对您诉说起自己的往事来，绝不要设法阻止他们，他们都十分精明，深知单纯讲述这些趣闻轶事是无望争取对方作出决定的，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次有益于他们自己身心健康的发泄而已。贝内突然停了下来，仿佛已经讲得精疲力竭。
“我不明白我们在这儿干什么！”他粗暴地说道。
“我刚才就对你们有言在先，我们准会白白浪费时间的。”亨利道。
他们全站了起来，莫尔恃贝格两只眼睛久久地盯着亨利：
“也许我们后会有期，这一天的来临恐怕比您想象的还要早。”他几乎用一种温和的声音说道。
等他们离开办公室，萨玛泽尔“哼”一声，说道：“跟狂热分子交谈难呀。最让人气恼的，是他们之间也都相互憎恨。谁要是在斯大林的阵营里呆的时间稍长一点，对方就会把他们视作叛徒。可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可疑分子。贝内在莫斯科当了十五年的记者，若他当时对当局也像今天那样怒不可遏，那他在行动上该是多么怯懦！这是一些嫌疑分子。”他洋洋自得地下结论道。
“不管怎么样，他们不愿与戴高乐主义同流合污，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亨利说。
“他们缺乏政治见解。”萨玛泽尔说。
萨玛泽尔在左派队伍中吃了败仗，如今归附右派，这在他看来最自然不过了，况且他自己感兴趣的只是听他讲话的人的数量，而不是自己作报告的质量。他向亨利建议采用伏朗热的文章，讲起戴高乐联盟的纲领时带着不失分寸的好感。亨利假装没有听懂他的暗示，但耍这种小把戏也纯属枉然。萨玛泽尔没有犹豫多久，很快就直抒己见。
“对所有诚心诚意想组建一个独立左派的人们来说，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他显得坦率地说道，“斯克利亚西纳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就难以自主，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团结各种反对西方苏联化的力量，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服务，接受来自美国人民的美方支持，同意与戴高乐联盟联合，因为该联盟有可能朝左派政治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向大家建议的纲领。”
他目光严肃而又急切地盯着亨利。
“别指望我将这一纲领付诸实施。”亨利说，“我将一如既往，尽力与美国政治斗争。您完全知道戴高乐主义是反动的。”
“我担心您对形势不怎么了解。”萨玛泽尔说，“尽管您处处小心谨慎，我们最终还是被别人划为反共分子，我们因此而失去了一半儿读者。报社的惟一希望是赢得其他读者。为此，我们不能半途而废，而应该朝我们刚刚投入的方向大步前进。”
“那就真的要成为反动报刊了！”亨利说，“不行。如果不得不倒闭，就倒闭好了，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路线坚持到底。”
萨玛泽尔什么也没有说，特拉利奥显然与他持同一观点，可他知道朗贝尔和吕克始终是支持亨利的。对付他们这个三人集团，他无能为力。
“您读过《铁钻》周报了吗？”两天后，他喜形于色问道，然后把周刊往亨利的桌上一扔。“好好读读。”
“《铁钻》周报上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亨利漫不经心地问道。
“有拉舒姆写的一篇有关您的文章。”萨玛泽尔说道。“读读吧。”他重复道。
“我们等一会儿再谈。”亨利说。
萨玛泽尔刚一离开办公室，亨利就打开了报纸。《摘下假面具》，这就是文章的题目。亨利愈读愈气愤，气得喉咙眼直缩。拉舒姆任意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解释说亨利的全部作品无不显露出一种法西斯的敏感性，字里行间透溢出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他的剧作是对抵抗运动的侮辱；在他的内心深藏着对其他人的鄙视，他不久前在《希望报》发表的卑鄙的文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与其说在发起这场污蔑运动的时候声称自己对苏联有好感，倒不如公开宣布自己是反共分子，这样做也许会更加光明磊落；他那种明显的狡猾充分地表明了他对自己同行的敬意是何等不值一提。虽然不是白纸黑字地明确写上叛徒、卖身投靠者等字样，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种指责。这就是拉舒姆所写的。拉舒姆。在他躲在亨利家中的那段时间，他总是满脸喜悦地帮助波尔用蜡擦镶木地板，亨利仿佛又看到了这一切。他看见他裹着一件过长的外套，激动不已地在里昂车站与他告别。圣诞节的穗形彩花在噼啪作响，他坐在红酒吧的一张桌上说道：“必须肩并肩地工作。”之后不久，他又以困惑的神态说道：“别人从来就没有攻击过你。”亨利尽量去想：“这不是他的过错。罪魁祸首是故意挑选他来干这件苦差事的党组织。”可渐渐地，亨利气得眼睛发红。完全是他自己编造了那每一句话，他决没有限于服从命令，这是在重新编造。他这样做比起他的同谋来说更加不可饶恕，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撒谎。他明明知道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我也永远不会成为法西斯分子。
他站了起来。用不着反击这篇文章，拉舒姆自己心里清楚，亨利没有什么可说的。当词语已失却其意义时，惟一可行的就是动手去打。他上了车子。此时，拉舒姆应该在红酒吧。亨利全速向红酒吧驶去。他发现樊尚跟伙伴们在一起喝酒，可不见拉舒姆。
“拉舒姆不在这儿？”
“不在。”
“那他可能在《铁钻》周报社。”亨利说。
“我不知道。”樊尚说。他站起身，随亨利向门口走去：“你车子在吗？我要去报社。”
“可我不去。”亨利说，“我要去《铁钻》周报社。”
樊尚跟他走出门外，说道：“算了。”
“你读过拉舒姆的文章了？”亨利问道。
“读过了，发表之前，他还给我看过呢。我跟他吵了一架。那是一个可恶的混账。你去大闹一场又于事何益？”
“我很少想去揍人。”亨利说，“可这一次非揍不可。要是闹出丑闻来更好。”
“你错了。”樊尚说，“他们准会乘机大做文章，越走越远。”
“还能走得更远？可他们已经把我当成了法西斯分子。”亨利说，“他们不可能走得更远了。而且不管怎样我都不在乎。”他拉开车门，樊尚抓住他的胳膊：
“你知道，一旦他们决定要整哪个人，不达目标是不会罢休的。”樊尚说，“你的生活中有个弱点，他们准会对此下手。”
亨利看了看樊尚：“有个弱点？你是想说若赛特及有关她的闲言碎语吧？”
“对。也许你还料想不到，可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们总不至于有这个胆量。”亨利说。
“你以为他们在乎什么。”他犹豫了一下：“拉舒姆把文章给我看时，我大骂了一通，他不得不删去了十行。可下一次，他准会全盘托出。”
亨利沉默不语。可怜的若赛特，多么脆弱啊！一想到她正在读被拉舒姆删去的那十行字的模样，亨利不禁脊背发凉。他坐到方向盘前：“上车吧，咱们去报社，你说得对。”他启动了车子，又补充了一句：“谢谢你！”
“我真不相信这会出自拉舒姆之手。”樊尚说。
“不管是出自拉舒姆还是别人之手，我都不敢相信。”亨利说，“从某人的私生活入手攻击某人，采取这种手法，也确实太卑鄙了。”
“是卑鄙。”樊尚说，接着犹豫了一下：“可有一件事你应该明白：对你来说，已无私生活可言。”
“怎么？”亨利说，“当然有，我有自己的私生活，它只与我自己有关。”
“你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你所做的一切都属于公开范围：这就是证明！除非，你必须在各个方面都无懈可击。”
“面对污蔑是没有防卫可言的。”亨利说。他们一时默默地向前驶去。“我真想不到他们竟然选择了拉舒姆干这种事。”亨利说，“偏偏选中了拉舒姆，真是处心积虑啊！”接着又说了一句：“他们该是多么恨我！”
“你别自以为他们爱你。”樊尚说。
他们在报社前停了车，亨利下了车子，说道：“我去买点东西，五分钟后就回来。”他没有什么东西要买，只是想独自呆五分钟而已。他徒步径直向前走去。“你别自以为他们爱你！”不，他并没有这么认为，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对他抱有如此敌意。对手明枪交战，决斗时相互尊重，这早已过时的口号在他的心里，在他的唇间震荡。这是早在两年前，早在几世纪前流行的口号，如今谁也不明白其意义何在。他心中有数，共产党人会公开攻击他，可他自以为还有许多人内心对他是敬重的，甚至还以为可以促使他们三思而后行。“实际上，他们全都恨我。”他自言自语道。他信步朝前走去。巴黎美丽而忧郁，犹如笼罩在秋日蒙蒙金色中的死亡之城布鲁日。仇恨紧紧地尾随着他。这是一种相当痛苦的新的体验。“情爱，决不会总是奉献给您，”亨利暗忖，“友谊也如同生活一般没有保障。可是仇恨决不放过任何人，它像死神一样必定降临。”从此之后，不管他走向何处，也不管他做什么事情，这一念头将处处缠绕着他：“我受到了憎恨！”
斯克利亚西纳早在亨利的办公室里等着他。“他读过了《铁钻》报，自以为应该趁热打铁呢！”亨利暗暗在想，然后开口问道：
“你有事要跟我谈吗？”他故作关切地又补充了一句，“哪儿不舒服了？你脸色不好。”
“我头痛得厉害，不过是因为睡眠太少，饮酒太多了，没什么要紧的。”斯克利亚西纳答道。他说罢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脸色变得严厉起来：“我是来问问你，自那天以后你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不，”亨利说道，“我决不改变。”
“共产党人那样子对待你，还不能让你好好想想？”
亨利哈哈大笑起来：“噢！我想过的。我思考得很多。我一直在思考！”
斯克利亚西纳深深地叹了口气：“但愿你最终能明鉴是非。”
“算了吧！你别伤心了。你用不着我。”亨利说。
“谁也不会指望谁。”斯克利亚西纳说道，“左派丧失了干劲儿，右派什么也没有学到手。”他声音阴郁地添了一句，“有时，我真恨不得去乡下隐居。”
“那就去隐居吧。”
“我感到自己没有这个权利。”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他神态疲惫地用手摸了摸额头：“脑袋多疼哟！”
“你要不要来片提神乐？”
“不，不，我等会儿去见人，都是过去的一些朋友。总是不太令人愉快，用不着头脑太清醒。”
出现了一阵沉默。“你会对拉舒姆进行反击吗？”斯克利亚西纳问道。
“当然不。”
“遗憾。只要你愿意，你是善于自卫的。对迪布勒伊的回击就恰到好处。”
“对。可回击的到底正确不正确呢？”亨利说道。他用目光询问着斯克利亚西纳：“我在自问给你提供情况的那个人是不是很靠得住。”
“哪一个人？”斯克利亚西纳痛苦地用手摸着脸问道。
“那个说亲眼看见迪布勒伊党证和登记表的人。”
“噢！”斯克利亚西纳说，淡然一笑：“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真不可思议！是你瞎编的！”
“在我看来，迪布勒伊是个共党分子，不管他是否已经登记入党。可我没有办法让你相信我的这种看法，于是便略施小计。”
“要是我当时同意见那个人呢？”
“最基础的心理学知识使我坚信你定会拒绝。”
亨利惊骇不安地看了看斯克利亚西纳，他实在没有心思去责怪他，对方已经承认撒谎，而且竟然这般自然！斯克利亚西纳神态尴尬地笑了笑：“你生气了吧？”
“我实在料想不到别人会干出这等事来！”亨利说。
“实际上，我是帮了你的忙。”斯克利亚西纳说。
“那请你允许我不再向你表示感激了。”亨利说。
斯克利亚西纳笑而不答，他站起身：“我得去赴约了。”
亨利目光直勾勾地，一动不动地呆了很久。倘若斯克利亚西纳当初没有凭空捏造出那个人来，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也许事情仍然会像现在这样发展，可也可能不这样发展。反正，他实在不愿意去想自己打的竟是作弊的牌。他实在憋不住，真恨不得能收回自己干的蠢事。“我为何就不能设法对纳迪娜解释解释呢？”他突然想，樊尚常与她见面，他决定向他打听一下他们俩下次什么时候碰面。
第二个星期四，纳迪娜正在咖啡店里等人，亨利走进屋去，他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些紧张。可是纳迪娜到底怎么想，从前亨利是从不太在乎的。他站在纳迪娜的桌前：“你好。”
她抬起双眼，淡然地说了声：“好。”看她的神态，似乎都没有任何诧异的表示。
“樊尚要迟点儿来，我是来告诉你的。我能坐下吗？”
她点了点头，没有答腔。
“我能跟你谈谈，心里感到十分高兴。”亨利笑眯眯地说，“我们俩有私人关系，因此我想了解清楚我与你父亲闹翻了是否也就与你闹翻了。”
“噢！什么私人关系，碰到了才打个招呼。”纳迪娜冷冰冰地说，“你再也不去《警觉》杂志社了，再也不照面了：这没关系。”
“我请你原谅，我还是觉得有关系的。”亨利说，“如果我们还没有闹翻，那何不经常在一起喝杯酒聚一聚，这又不碍事的。”
“可也并不是非得这样做。”纳迪娜说。
“在我看来，我们是闹翻了吧？”亨利问道。她睬也不睬。亨利又补充问道：“樊尚跟我是一伙儿的，可你不是经常和他见面吗？”
“樊尚可没有写你写的那种信。”纳迪娜说。
亨利连忙说：“得承认你父亲写得也不客气！”
“这不成其为借口。你写的那篇简直差劲透了。”
“算了。”亨利说，“因为我当时在火头上。”他盯着纳迪娜的眼睛：“有人有证有据向我发誓你父亲登记加入共产党了。他竟然瞒着我，我气得要命。请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吧。”
“你只要不信那些无稽之谈就行了。”纳迪娜说。
只要她显出这种执拗的神态，就别指望说服她，再说，若不谴责迪布勒伊，亨利就无法洗刷自己。于是，他也就算了。
“你没有共产党员伙伴。”纳迪娜说，并朝亨利的脸上狠狠地瞪了一眼：“不管是不是社会叛徒，你反正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
“你说的是蠢话。”亨利气恼地说，“我还是我。”
“不。”
“我什么地方变了？什么时候开始变的？你到底责怪我什么？请你讲个明白。”
“首先你经常与那些卑鄙的家伙来往。”纳迪娜说道，嗓门突然变粗：“我总认为你至少还是愿意记住过去的。你在剧本中说得很漂亮：不该忘记，等等。可实际上你和其他那些人完全是一路货色！”
“啊！樊尚肯定跟你说过那些荒唐事了！”亨利说道。
“不是樊尚，是塞泽纳克。”纳迪娜两眼闪着火光：“你怎么能去摸那个臭女人的手呢？我还不如活活剥皮去……”
“我再把那天跟樊尚说过的跟你说一遍：我的私生活只跟我个人相关。此外，我认识若赛特已经一年之久。不是我变了，而是你自己。”
“我没有变，只是去年我还不知道目前了解的这些情况。再说我是信赖你的！”她以挑衅的口气说道。
“可你为何不再信赖了？”亨利愤怒地问道。
纳迪娜垂下脑袋，板着一副面孔。
“在集中营这件事上，你站到了反对我的一方，这是你的权利。可单从这件事就下结论我是个混账，那还远远不够。这无疑是受你父亲观点的影响。”他气呼呼地添了一句：“可你以前没有习惯把他说的话当作《圣经》。”
“揭露集中营的事，不是什么混账。就这件事本身来讲，我甚至认为是有道理的。”纳迪娜声音稳重地说，“问题在于你为何要这么做。”
“我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
“你讲的都是一些公开的理由。”纳迪娜说，“可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别人还不了解。”她再次冷冷地瞪着亨利：“整个右派都为你大唱颂歌，这就让人不明白了。你会对我辩解说你对此无能为力，可我还是闹不明白。”
“说到底，纳迪娜，你总不至于真的认为发起这场运动是我为了向右派靠近的一种手段吧？”
“反正右派是与你靠近了。”
“真荒唐！”亨利说道，“要是我想投靠右派，早就投靠了！你看得一清二楚，《希望报》并没有改变路线。我向你发誓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樊尚没有跟你解释过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一旦事关自己的朋友，樊尚就成了瞎子。他当然护着你，这只证明他心底之纯洁，证明不了其他东西。”
“那你呢，当人骂我是混账时，你有证据吗？”亨利问道。
“没有。我也没骂你，我只是疑心，仅此而已。”她苦笑道，“我生来就多疑。”
亨利站了起来：“算了，你就怀疑去吧。只要我对某人还有一点儿友情，我总是尽量信任他；但是这确实不是你的秉性。我不该来的，抱歉了。”
“再也没有比疑心更糟糕的东西了。”他回到自己住处，心中暗自思量，“我倒愿意别人像拉舒姆那样公开污蔑我，那样做还更坦率。”他想象着迪布勒伊、纳迪娜和安娜正在书房里喝咖啡的情景。他们没有公开说：“这是个混账。”不，他们都很谨慎，不会这样辱骂，只是疑心而已。对疑心的人能回答什么呢？一个罪犯至少可以为自己寻找借口，可一个嫌疑犯呢？他们完全束手无策。“对，他们就是要把我搞成一个束手无策的嫌疑犯。”继后几天里，他心里总是气呼呼地这么想，“此外，他们大家都怪我有自己的私生活！”可是，他既不是领袖，也不是旗手，他热爱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私生活。相反，他对政治已经受不了了。跟政治纠缠在一起，永远就没有个尽头，每次作出牺牲总招致新的义务。最早牺牲了报纸，如今别人又想剥夺他的一切乐趣，一切欲望。他们到底以什么名义呢？不管怎样，总是不能做自己乐意做的事，甚至相反，往往要干些违心的事情，这样一来，自我烦恼也是白搭。他暗暗下定决心，不再自我折磨，而要随心所欲，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他目前所处的景况而言，这样做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如此，当他晚上坐在吕茜·贝洛姆和克洛蒂·德·贝琼斯中间，面前的桌子摆着一瓶甜腻腻的香槟酒时，亨利还是禁不住突然向自己发问：“我在这里到底干什么？”他不喜欢香槟酒、吊灯、镜子和座椅的绒面，也不喜欢这些竞相炫耀自己那点残存的姿色的女人，无论是吕茜、杜杜尔、克洛蒂、维尔侬，还是这位据说是维尔侬恋人的日渐衰老的年轻演员，亨利全部不喜欢。
“这时，她走进了卧室，”克洛蒂讲述道，“看见他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还有一条小小的尾巴……像这样子，”她边说边伸出小拇指，“她开口问道：‘这玩艺儿往哪儿放？放鼻孔里？’”三个男人纵声哈哈大笑，吕茜声音有些生硬地说：“太滑稽了！”她为与一位出身高贵的女子交往感到荣幸，可又为克洛蒂跟下等人一起聚会时故意摆出那副粗俗的腔调而气愤。吕茜尽量拿出了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以不失其高雅。她朝亨利转去身子。
“鲁埃利演丈夫的角色说不定很合适。”她嘀咕道，一边指了指那个正在用吸管吸维尔侬杯中葡萄酒的英俊小伙子。
“什么丈夫？”
“若赛特的丈夫。”
“可没有他的戏：剧情刚一展开他就死了。”
“我知道，可要搞电影，您那故事就太悲惨了。布里厄建议让那位丈夫幸免于难，逃进游击区，最后宽恕了若赛特。”
亨利一耸肩膀：“布里厄要么拍我这部片子，要么就拉倒。”
“您不要因为别人请您把一个死人改成活人，就唾弃那二百万块钱！”
“他是故意对那钱不屑一顾。”克洛蒂说，“可瞧眼下那黄油卖的价钱，谁都很需要钱。现在黄油卖的价钱就差点到了德国人在的时候那么贵了。”
“不要当着一个抵抗主义者的面这样说话。”吕茜道。
这一次，他们全都一起笑开了，亨利也跟着笑。不管是朗贝尔还是樊尚，是伏朗热还是拉舒姆，或者波尔、安娜、迪布勒伊、萨玛泽尔，甚至吕克和所有那些不知姓名、对他有所期望的人们，若他们听到这些人的谈话，看到他这副样子，肯定会齐声斥责他。正是因为他不该呆在这儿，现在他才跟这些人呆在此处。他错了，他彻底错了，完完全全错了，无可辩驳地错了：可这又是多么令人心安啊！总是没完没了地反问自己“我对了还是错了？”这样最终总是受不了的。至少在这个晚上，他知道了答案：我错了，我完全错了。他已经与迪布勒伊彻底闹翻了，革命解放联合会已经把他除名，原来的朋友只要一想起他，就气得浑身发抖。在《铁钻》周报社，拉舒姆及其伙伴——在巴黎和外省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称他为叛徒。在46号演出厅的后台里，机关枪在哒哒扫射，德国鬼子在烧一个法国村庄，愤怒和恐惧又在麻木不仁的心中唤醒。到处燃烧着仇恨的火焰。他得到的就是这种报答：仇恨，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战胜。他终于明白了斯克利亚西纳为何酗酒。他又给自己满斟了一杯。
“您所做的是勇敢之举。”吕茜说。
“做什么？”
“谴责所有那些恐怖行径。”
“噢，凭这一点就算勇敢，那法国有成千上万的英雄。”亨利说，“如今攻击苏联，可没有被枪杀的危险。”
她有些困惑不解地打量着亨利：“对，可您选择的应该是左派阵营的位置，这件事恐怕会连累您的吧。”
“可您想想，要是我在右派，会有什么样的位置！”
“右派，左派，这些概念早已过时了。”杜杜尔说道，“应该让国人明白一点，那就是劳资合作的神话，做了件有益的事情。”
“别过早地向我表示祝贺！”亨利说。
最令人痛苦的孤独感莫过于此，竟受到这帮人的赞赏。11点半钟，这是最令人恐怖的时刻，剧院渐渐空了。他在三个小时里一直憋在心底的种种意识全都爆发了，一下子全都向他袭来：何等残酷的屠杀啊！
“那个迪布勒伊老头该口吐白沫了吧。”克洛蒂一副得意的神态说道。
“哎，可他老婆跟谁睡觉呢？”吕茜问道，“因为说到底，他几乎是个老头子了。”
“我不知道。”亨利说。
“我很荣幸，她曾到过我家一次。”吕茜说，“好一个傲慢的女人！啊！我就讨厌这种女人，一身公园出租椅子的人的打扮，以显示出自己多有社会观念。”
安娜是个傲慢的女人。见过大世面的杜杜尔解释说葡萄牙是个天堂，他们全都认为富足是功德所在，他们腰缠万贯是命该如此；亨利只得保持缄默，既然是他自己坐到这些人中间来的。
“……好，”若赛特边说边把一只饰着闪光片的小包往桌上一放。她身着那件慷慨地袒胸露肩的绿裙，亨利百思不得其解，既然男人的欲望是对她的伤害，可她为什么又如此不可思议地把自己奉献给男人的目光。他不愿这一细嫩的肉体像姓名那样公开暴露。若赛特坐在桌子的尽头，与他紧挨着。亨利问道：“演出顺利吗？没有人嘘嘘喝倒彩吧？”
“噢！对你来说，是次巨大的成功。”她答道。
就整体而言，对她的评论不算太差。这已是一个开端，凡事开头难嘛。凭她的相貌和耐心，她大有希望获得体面的成就，可是她却失望了。她神色一亮：“你看见了吗？尽头那张桌子上，坐着菲莉茜娅·洛佩兹，她是多么漂亮！”
“她的首饰尤其漂亮。”吕茜说。
“她相貌漂亮！”
“我的小姑娘，”吕茜似笑非笑地说道，“决不能当着一个男人的面说另一个女人漂亮，因为他可能认为你不如那个女人漂亮，而且要记牢，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会蠢得像你看待别人那样看待你。”
“若赛特有啥说啥总可以吧。”亨利说道，“她用不着担心什么。”
“和您打交道，也许是。”吕茜以略显鄙夷的口气说道，“可要是换了别人，决受不了面前的这张哭丧妇似的脸。给她倒点喝的吧。一个美丽的女人应该高高兴兴才是。”
“我不想喝。”若赛特说道，连声音都碎了：“我唇角长了一个疱，准是肝出了毛病。我喝杯维希矿泉水吧。”
“多怪的一代呀！”吕茜一耸肩膀说道。
“喝酒的好处就在于最后能醉。”亨利说。
“你没有醉吧？”若赛特不安地问道。
“噢，要想用香槟酒灌醉自己，那得使出赫拉克勒斯①似的劲儿去喝。”他把手向酒瓶伸去，她挡住了他的胳膊。
①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伟大的英雄，是阿尔克墨涅和宙斯所生的儿子，以力大闻名。
“正好。我有点事想跟你谈谈。”她吞吞吐吐，“可先答应我不生气。”
他笑道：“我总不能不知道什么事就承诺吧。”
她不耐烦地看了看他：“不然就是你再也不爱我了。”
“说吧。”
“呃，我那天晚上接受了《现代夏娃》的一次采访……”
“你又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们俩订婚了。这不是逼迫你非要娶我。”她急忙说，“随你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宣布取消婚约。但是，别人总是看见我们俩在一起，说订了婚，可以提高我的身价，你理解吧。”她从那闪闪发光的小包里抽出一页杂志，自鸣得意地摊开。“这一次，他们可算写了一篇客气的文章。”
“给我看看。”亨利说，接着又喃喃地说：“啊！我气色很好嘛！”
若赛特袒胸露肩，笑盈盈地坐在亨利身旁，面前放着好几杯香槟酒。亨利也是满脸笑容。他突然气恼地想：“完全像现在这副样子。由此而想象我整夜整夜地喝香槟，进而被美国所收买只有一步之差：这一步别人很快就会跨过。”然而，他并不喜欢这嘈杂的喧闹声，他经常光顾时髦的场所仅仅是为了讨若赛特的欢心，可这算不了什么，这些时光与他真正的生活并不相干。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事实是那上面就是我，而且还呆在这儿。”
“你生气了？”若赛特问，“你答应不生气的。”
“我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他说道，心里一横：“就让他们去放屁吧！”他不欠任何人的债，渐渐把所有的过错都置之一边：这才叫真正的自由自在！“来跳舞。”他说道。
他们在舞池上跳了几步。舞池里挤满了身着无尾长礼服的男人和身着裘皮服装的女人。若赛特问道：“我愁眉苦脸的样子真让你讨厌吗？”
“我讨厌你总是忧郁不欢。”
她一耸肩膀：“这不是你的过错。”
“可我心里还烦呀，用不着那样，你知道，对你的评论很好，我向你保证你肯定会有不少聘约……”
“对，是蠢，因为我就是蠢。我原以为彩排一过，第二天一切就会突然改观，比如妈妈再也不敢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我内心呢？也能与过去感觉有所不同。”
“等你演多了，对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了，那时，你会觉得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不，我原以为……”她结结巴巴地说，“以为神着呢。”当她用词语修饰尚不明晰的思想时，样子着实动人：“当一个人爱上您，真的爱上您的时候，那就神了，一切都全改变了。我原以为彩排之后一切都会这样呢。”
“你有一天跟我说过谁也没有爱上过你，是吗？”
她脸霍地发红：“噢！就一次，只有过一次，我当时很小，刚刚出了寄宿学校，当时的情况都记不清了。”
亨利和蔼地说：“可看你的样子，好像还记着似的。那人是谁？”
“一个年轻小伙子，可他走了，去美国了，我把他忘掉了。都是过去的事了。”
“那我们俩呢？”亨利说，“是不是有点儿神呢？”
她带着某种责备的神情看了他一眼：“噢！你很客气，你总跟我说些好听的话，可这不是生死恋。”
亨利有些气恼地说：“那个年轻小伙子也不是如此，既然他走了。”
“啊！别跟我提那件事了。”若赛特气呼呼地说，她这种声音亨利可从来没有听过。“他走了，是因为他不走不行。”
“可他没有因此而死吧？”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道。
“亲爱的，请原谅。”他对她激烈的声音感到吃惊，说道，“他真死了？”
“他死了。他死在了美国。你高兴了吧？”
“我不知道这事，别生气。”亨利把她拉回桌旁，低声地说。过去十年了，她还能有着如此的痛的记忆？“她爱别人能比爱我更深？”他不快地自问，“若她不爱我，那更好，这样我就没有责任了，也就没有罪过了。”他连饮了数杯。突然，周围的一切东西全都开始说起话来：它们所发出的信息令人迷惑，其速度之快令人张皇失措。这种种信息惟有他才能捕捉，可惜很快就被忘却了。这根随意横在一只酒杯上的木筷，他已经记不清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盏吊灯，这盏巨大的水晶玻璃形吊灯到底代表着什么？那只在吕茜头顶摇晃的小鸟是一块墓碑：这只用稻草填塞了躯壳的死鸟就是他自己的墓碑，就像路易一样。路易为什么没有乔装成小鸟呢？实际上，他们全都是披着人皮的禽兽。在他们的脑子里不时会产生一小股电流，于是话语便从他们嘴中吐出。
“瞧，”他对若赛特说，“人们全把它们打扮成了人：猩猩、髭毛狗、鸵鸟、海豹、长颈鹿，它们全在说话，可谁也不明白别的动物跟它在说些什么。你瞧，你也不明白我说些什么：我们俩也一样，不属于一类。”
“不，我真不明白。”若赛特说。
“没关系。”他宽容地说，“没任何关系。”他站起身，“来跳舞。”
“可你是怎么了？你踩着我的裙子了。你喝多了吧？”
“再喝也不多。”他说，“你真的不愿喝一点儿吗？感觉好极了。干什么都可以：打杜杜尔或亲你母亲……”
“你不会去亲我妈妈吧？你怎么了？我从没见到你这副样子。”
“你就瞧我的吧。”他说道。众多的往事在他的脑中跳跃，忽然闪现出朗贝尔的一句话：“要知道，”他神态庄严地说，“我是容忍罪恶的！”
“看你说些什么呀？来坐下。”
“不，跳舞。”
他们跳了又坐，坐了又跳；若赛特渐渐地快乐起来：“瞧那个刚进门的大个子，他叫让-克洛德·西维尔。”她赞叹道，“这个夜总会真好，下次再来。”
“对，是好。”亨利说。
他诧异地环顾四周。他在这儿到底干什么？所有的东西猛地停止了话声。他困了，肚子里粘糊糊的。“这也许就叫放荡吧。”至少得到了解脱：只要有点儿运气，再加上许多威士忌，一夜嘛，总是可以解脱的。斯克利亚西纳经常这么说，他在这方面是行家了。用香槟酒也可奏效：可以忘却是非曲直，忘却仇恨，忘却一切。
“是好。”亨利重复道，“再说，正如他们所讲的，谁也不会纯粹为玩而玩，不是嘛。亲爱的，咱们下次再来。咱们一定再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