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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秘书打开门：“一封快信。”
“谢谢。”亨利接过绿色信件说道。他心里在想：“波尔自杀了。”尽管马德吕斯一再向他说波尔没有寻短见的念头，而且差不多已经康复，但眼下在电话铃声中，尤其是快信中总潜藏着某种不祥的东西。他好不容易辨清了是吕茜·贝洛姆的签名，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我得立即见您，明早来我家。”他困惑不解地又重读了这封命令似的短信。吕茜对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口气。若赛特身体很好，对担任《美丽的苏索娜》中的角色也很欣喜，今晚还要穿着出自阿玛丽莉时装店的一件豪华裙子去花饰盛会跳舞。亨利实在不明白吕茜想要他干什么。他把快信塞进口袋。眼前明摆着是一桩麻烦事，可多一桩少一桩又有何妨？他又想到了波尔，于是朝电话机伸出手去，可马上又垂了下来：“马勒伊小姐情况很好。”总是这么一句回话，连女护士冷冰冰的腔调也始终不变。他们禁止他去看波尔，因为是他把她给逼疯了，对此众人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样更好，省得他自己折磨自己，谴责自己。波尔早就把虐待狂的角色强加到了他的头上，久而久之，他的心变硬了，处于一种类似强直性痉挛的僵硬状态，再也感觉不到内疚。再说，反正不管做什么都是错，尤其当您觉得自己做了好事时，反而错上加错。自他醒悟到这点之后，他心里感到异常轻松。他就像喝热牛奶一样饮下每日少不了的那一份羞辱。
“我是第一个到的？”吕克问道。
“你不是看到了嘛。”
吕克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他故意穿了件新衬衫，拖了双便鞋，因为他知道特拉利奥讨厌衣冠不整。
“哎，要是朗贝尔丢下我们，咱们怎么办呢？”他问道。
“他决不会丢下我们的。”亨利有力地说。
“他是百分之百向着伏朗热。”吕克说，“我肯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萨玛泽尔才推荐了伏朗热的那些文章，其目的在于拉拢朗贝尔，把我们孤立成少数派。”
“朗贝尔对我许过诺，一定给我他那一票。”亨利说。
吕克叹息道：“那个爵士音乐迷，我真不明白他在耍什么花招，别人要是处在他的位置上，早就甩手不干了。”
“我想他迟早总有一天会走的。”亨利说，“可他决不会算计别人，我信守诺言，他也不会食言。”
不管在任何场合，亨利总是当着吕克的面袒护朗贝尔，当着朗贝尔的面又护着吕克，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但是，事实是情况不明朗，朗贝尔不会继续一个劲地投违心票。
“安静，敌手到了！”吕克说。
特拉利奥先走了进来，身后跟着萨玛泽尔和朗贝尔，朗贝尔满脸阴郁。除了吕克，谁的脸上都没有一丝笑容，惟独他一个人对这场交战各方的精力尚未耗尽的消耗战感到高兴。
“在讨论我们今天的主要问题之前，我想先提醒一句，希望各位都拿出诚意。”特拉利奥目光强烈地盯着亨利说道，“我们大家都系于《希望报》。”他声音热烈地继续往下说，“但是，由于缺少默契，我们正在把它引向倒闭的死路。萨玛泽尔前一天说白，佩隆第二天又说黑，读者被搞得晕头转向，只得去买另一家报纸。我们必须消除纠纷，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已经刻不容缓。”
亨利摇摇头：“我已经说过上百遍，这里再次重申决不让步。你们还是死了心，别再阻碍我了，我一定要让《希望报》坚持原定的路线。”
“这条路线已经被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失败判了死刑，它已经过时。”萨玛泽尔说，“如今再也不能对共产党人保持中立态度，要么坚决拥护，要么强烈反对，必须作出抉择。”他很不情愿地装出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他们采取那么一种方式对待您，您还一个劲地容忍他们，我真感到奇怪。”
“我奇怪有的人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左派，却又要支持资本家、军阀和教士那一派。”亨利说道。
“我们要区分清楚。”萨玛泽尔说，“我整个一生都在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教会、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必须承认戴高乐绝对有别于一个军阀。在今天，要捍卫我们所坚持的社会准则，教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戴高乐主义有可能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制度，如果左派的人控制住它的话。”
“能听到这话总比当聋子强。”亨利说，“不过也差不多！”
“我还是觉得与我们寻找一块共同的基础对您是有利的。”特拉利奥说，“因为说到底您很可能被孤立成少数派。”
“我不信。”亨利说，他朝朗贝尔微微一笑，可朗贝尔没有露出一丝笑容。显而易见，朗贝尔是否忠心耿耿对他举足轻重，他因此要对朗贝尔敲敲警钟：“不管怎样，如果我成了少数派，那我就辞职，但决不同意妥协。”他接着不耐烦地补充道：“没有必要再争论到明天，我们要作出什么决定，就决定吧。至于我，我强烈反对发表伏朗热的文章。”
“我也一样。”吕克说。
所有目光都投向朗贝尔，他眼睛抬也没抬一下说道：“发表这些文章我觉得不合时宜。”
“可您觉得那些文章十分出色！”萨玛泽尔气愤地说，“您准是受到了恫吓！”
“我刚才已经说过发表这些文章我觉得不合时宜，说得清清楚楚，不是吗？”朗贝尔傲慢地说。
“您指望打进我们的核心？您这一着落空了。”吕克以挖苦的口吻说道。
特拉利奥猛地站了起来，瞪了亨利一眼：“最近哪个早上，《希望报》就会倒闭。这就是对你们一意孤行的报答！”
他朝门口走去，萨玛泽尔和吕克跟着他出了门。
“我可以跟你谈谈吗？”朗贝尔声音阴沉地问道。
“我正要问你呢。”亨利说。他感到自己唇间的微笑是虚假的。已经数个月，甚至差不多已经有一年没有跟朗贝尔真正友好地交谈过了，并不是他没有去努力，而是朗贝尔一直赌着气。亨利真不知该怎么跟他说才好。
“我知道你跟我说些什么。”亨利说，“你觉得形势再也控制不住了？”
“是的，”朗贝尔说。他带着责备的目光看了亨利一眼：“你有权利不喜欢戴高乐，但你可以对他保持一种善意的中立态度嘛。在你拒绝发表的那些文章里，伏朗热明确区分了戴高乐主义的观点和反动派的观点。”
“区分观点，这是一种儿戏而已！”亨利说。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噢，你还要卖掉你那一股？”
“对”
“你要与伏朗热一起去办《美妙的时光》？”
“一点儿不错。”
“算了！”亨利说。他耸耸肩膀：“瞧，我说得对吧。伏朗热口口声声说不介入，可他时刻在窥伺时机，他很快就投入了政治之中。”
“这是你们的过错。”朗贝尔连忙说，“是你们到处搬弄政治！要是能够阻止世界彻底政治化，那就不得不搞政治了。”
“不管怎样，你们也阻挡不了任何东西！”亨利说道，“反正争论已无济于事，咱们讲的已经不是一种语言。”他补充道，“把你那一股卖了吧。不过这会造成一个问题。要是我们四人买了你那一股，那就会重新出现你曾帮助我避免了的那种情况。选择谁来买下这一股，吕克、你和我三人应该取得一致意见。”
“随你选择谁，我都无所谓。”朗贝尔说，“只是尽量快点找到人选，我今天做的事，以后再也不愿违心去做了。”
“我这就去找，可得给我一点时间等我回来吧。”亨利说，“总不能就这样把你给换掉。”
他语无伦次地说了最后这几句话，可朗贝尔似乎动了心。他这人会为一些本来毫无恶意的话感到不快，可听了不痛不痒的词语有时反而会动情。
“既然咱们说的已经不是同一种语言，那么随便哪个人都比我强。”他赌气地说。
“你完全清楚除了看一个人的思想之外，还得看这个人本身如何。”亨利说。
“我知道，正是因为这才把事情搞复杂化了。”朗贝尔说，“你和你的思想是两码子事。”他站起身子：“你跟我去参加勒诺瓦作品朗诵会吗？”
“也许还不如一起去看电影。”亨利说。
“啊！不行，我不愿错过那个机会。”
“那就8点半来接我吧。”
共产党的报纸全都刊载了朗诵会的消息，称这部四幕六场剧为杰作，赞扬勒诺瓦“将诗歌纯洁性的严格要求与力图给人们以富有人性味的精神启迪而作出的努力和谐地统一了起来”。朱利安以从前那个“超人”组织的名义，决定破坏这场朗诵会。在他与亨利最后一次交谈后发表的文章中，勒诺瓦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崇拜，奴颜婢膝到了极点：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朋友一概加以谴责，狂热中含着如此的仇恨，以致亨利不无厌恶地准备去瞧瞧这个家伙自己遭人嘲弄的下场。再说这也不失为消磨这个夜晚的一种方式：自波尔患病以来，他孤寂难忍。此外，还有吕茜·贝洛姆的那封快信，他一直感到莫名其妙，心中很不舒畅。
会场挤满了人。共产党知识界的一班人马全都到齐了，包括老牌分子和相当数量的新人。一年前，这些新人当中有许多都愤怒谴责过共产党的错误与缺点；可到了11月，他们一个个猛然醒悟，明白了参加共产党对他们也许有好处。亨利走下中间的通道，想找一个位子坐下，经过之处，一副副面孔都充满鄙视和仇恨。萨玛泽尔对这一点算是说对了，这些人对亨利仗义执言绝没有任何感激之情。整整一年来，亨利鞠躬尽瘁，顶住戴高乐派的压力，捍卫《希望报》，立场明确，激烈反对印度支那战争，反对逮捕马达加斯加使节，反对马歇尔计划。简言之，他支持的完完全全是这些人的观点。但他到头来还免不了被当作叛徒、内奸。他向前走去，来到了前排。斯克利亚西纳勉强朝他一笑，可坐在朱利安周围的年轻人都充满敌意地瞪着他。他又折回来，坐在会场深处的一级石阶上。
“我看来成了一个西拉诺·德·贝日腊克①式的人物，只有仇敌。”他说道。
①西拉诺·德·贝日腊克为爱德蒙·罗斯坦同名喜剧中的主人公，他与许多朋友反目为仇。
“这是你自己的过错。”朗贝尔说。
“交朋友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亨利热爱友情，热爱集体工作，但这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另一世界了；如今还不如彻底独来独往，这样也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当然也得不到什么。如今这个世界上，谁还能获得什么呢？
“瞧瞧小比塞。”朗贝尔说，“她很快沾染上了他们那家子的习气。”
“对，好一个积极分子典型。”亨利乐呵呵地说。
四个月前，亨利退了她的一篇有关德国问题的报导，她还哭鼻子呢。“看来搞记者这一行当要想出人头地，非得卖身投靠《费加罗报》或《人道报》，”她还说，“我总不能把这些文章送到《铁钻》周报去吧。”过了一周，她打来电话：“我还是把文章给了《铁钻》。”而今她每星期都为该刊撰写文章，拉舒姆提起她时，总是很动情：“我们亲爱的玛丽·昂热·比塞。”她穿着平底鞋，脸上描得乱七八糟，可却是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样子走上中心通道，还一边与众人握手。她从亨利面前经过时，亨利站了起来，一把拉住她的胳膊：“你好！”
“你好！”她说道，没有一点儿笑脸。她想马上脱身。
“你很忙吧，是党组织禁止你与我说话，是吗？”
“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谈的。”玛丽·昂热以前那种幼稚的声音变得尖酸刻薄。
“还是允许我向你表示祝贺吧，你出人头地了。”
“我尤其感到做了有益的工作。”
“好极了！你已经具备了共产党人的所有品质！”
“我希望改掉了资产阶级的某些恶习。”
她一副尊贵的样子离去了。此时掌声大作。勒诺瓦上台子，在桌前坐定，与此同时，一些捧场者有组织地使劲鼓掌，以造成狂热的场面。他把椅子在桌子旁放好，开始读起一种类似宣言的东西来。他声音断断续续，对每一个字都倾注了绝望的激情，仿佛看到字间正裂开一条条令人晕眩的深渊。他显然是在恐吓自己。然而，有关诗人的社会使命以及现实世界的诗歌问题，他只不过人云亦云，说的尽是陈词滥调。当他停顿时，又响起一阵掌声。敌对阵营仍然不动声色。
“你想象不到！这些来鼓掌的家伙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朗贝尔说。
亨利没有答腔。当然，只要正眼瞧瞧这些心术不正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种种蔑视便可不屑一顾。这些家伙改换门庭，有的是纯粹投机，有的是因为害怕，还有的是为了图个精神安慰，因此，他们的奴性是没有极限的。不过，亨利决不会满足于这种轻而易举获得的胜利，除非他自己也用心不善。当他心情沉重地自言自语“这些人在相互仇恨”时，他想到的不是这儿的人。那成千上万的人们是诚心诚意的，他们过去都阅读《希望报》，如今再也不读了，亨利这一名字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叛徒的名字；这个晚会尽管荒唐可笑，但这成千上万的人们的诚意与仇恨并不会因此而减少一分。
勒诺瓦声音平静地朗读起用亚历山大诗体写的一场戏来。戏中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因精神空虚而痛苦，他要离开自己的家乡；亲人、情人和朋友纷纷劝他安于天命，可他战胜了资产阶级的诱惑，最后离家出走。合唱队用晦涩的诗句解说他出走时的情景；长段独白中夹杂着隐约模糊的形象和深奥费解的词句，显得格外庸俗乏味。突然响起一个响亮的声音：
“故弄玄虚的家伙。”
朱利安站了起来，高声道：“他们答应给我们朗诵诗的，诗在哪里？”
“现实主义呢？”另一个声音高叫道，“现实主义在哪里？”
“杰作，我们要杰作！”
“和谐统一何时有？”
他们一齐用脚击打着地面，有节奏地高呼：“和谐统一！”与此同时，整个会场里一片嚷叫声起：“赶出门口去！去叫警察！闹事的家伙！给我们讲讲集中营！和平万岁！绞死法西斯分子！不许侮辱抵抗运动！多列士万岁！戴高乐万岁！自由万岁！”
勒诺瓦傲视着对付他的这帮刽子手，他仿佛就要露出胸膛跪倒在地，或者浑身抽起筋来。不知什么原因，骚动突然平息了下来，他又开始往下读。此时，戏中的主人已经在周游世界，寻找并不现实的精神解脱。就在这时，会场里响起了一支口琴声，声音轻微，但却放肆；不一会儿，又听到一支小号的嘀嘀嗒嗒声。勒诺瓦每读一句，朱利安便发出一阵狂笑，气得他嘴角直抽。笑声从一把座椅传向另一把座椅，人们到处都在笑，亨利也跟着大笑。不管怎么说，他正是为此而来的。有人朝他骂了一声：“混账！”他笑得更厉害了。在一片笑声和嘘声中，同时响起一片掌声。人们又在叫喊：“去西伯利亚！去莫斯科！斯大林万岁！密探！卖身投靠的家伙！”有人甚至在高呼：“法兰西万岁！”
“我原来指望比这还更可笑呢！”朗贝尔说着走出会场。
“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好笑。”亨利说。他忽然听到了身后斯克利亚西纳气喘吁吁的声音，连忙转过身去。
“我在会场里看见了你，可你一下子马上不见踪影，我到处找你。”
“你找我？”亨利问道，喉咙眼猛一抽搐：他要找我干什么？整个晚会期间，他明明知道某种可怕的事情时刻就会发生……
“对。咱们一起去新酒吧喝一杯。”斯克利亚西纳说，“应该喝酒庆贺一下这个小小的节日。你知道新酒吧吗？”
“我知道。”朗贝尔说。
“那等会儿见。”斯克利亚西纳像阵风似的消失了。
“新酒吧是什么玩意儿？”亨利问道。
“你真的再也不去那个区了。”朗贝尔边说边坐进亨利的车子。“自从共党分子占了红酒吧后，原来那些老主顾中的一些非共党分子便进了旁边的一家新开张的酒吧。”
“去新酒吧。”亨利说。
片刻后他们便绕过了小街的拐角处。
“在这儿？”
“在这儿。”
亨利猛地刹车，他看到了红酒吧血红的灯光。他推开新酒吧的门：“这个小店挺不起眼的。”
“对，可来这儿的人比旁边那个要多。”朗贝尔说。
“噢！我表示怀疑。”亨利说道，接着耸了耸肩膀：“幸好出没不光彩的地方我并不害怕。”
他们在一张桌前坐了下来。店里挤着许多年轻人，声音嘈杂，烟雾腾腾。亨利不熟悉这些面孔。他与若赛特出门时，别的地方去得多了，可很少碰不到熟人。
“威士忌？”朗贝尔问道。
“好。”
朗贝尔用从伏朗热那儿学来的那种风雅腻人的腔调，要了两杯威士忌。他俩默默地等着酒喝，亨利再也找不到话来跟朗贝尔谈谈，这确实让人伤心。他好不容易开了口：
“听说迪布勒伊的书出版了。”
“就是在《警觉》杂志上摘录发表过的那一本吗？”
“对。”
“我倒有兴趣好好读一读。”
“我也是。”亨利说。
以前，一来校样，迪布勒伊马上就让亨利先看看。可这一部书，看来他得去书店买了，要想跟谁谈谈此书都可以，但与迪布勒伊本人谈是没指望了。可是，亨利只想与他交谈交谈。
“我又翻出了你拒绝给我发的那篇有关迪布勒伊的文章。”朗贝尔说，“你不记得吗？那篇东西并不太差，你知道。”
“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差。”亨利说道。
他回想起了那次交谈的情景，他当时是第一次从朗贝尔身上感觉到一股类似敌意的情绪。
“我要再充实一下，对迪布勒伊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朗贝尔说道。他犹豫了一下，可没有让人察觉出来：“伏朗热让我把这篇东西给《美妙的时光》。”
亨利微微一笑：“尽量不要太不公平了。”
“我一定会客观的。”朗贝尔说，“我有一篇短篇小说也马上要在《美妙的时光》发表。”他补充道。
“啊！你又写了短篇？”
“我写了两篇。伏朗热很喜欢。”
“我很想读一读。”亨利说。
“你不会喜欢的。”朗贝尔说。
朱利安出现在门洞处，朝他俩的桌子走来。他拉着斯克利亚西纳的胳膊，两个人一致的仇恨暂时使他们结成了友谊。
“开始喝吧，同志们。”他大声嚷道。人与威士忌和谐统一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他在扣眼上插了一朵白色的石竹花，目光中重又恢复了昔日的几分光泽，也许是因为他一滴酒还没有喝的缘故。
“来一瓶香槟！”斯克利亚西纳喊叫道。
“来香槟，这里！”亨利跟着起哄。
“咱们另找地方去！”斯克利亚西纳又喊叫起来。
“别，别，香槟酒可以，但千万别来茨冈乐曲！”朱利安连忙起身道。他微微一笑，“晚会愉快吗？绝妙的文化晚会！我只是遗憾没有流点儿血。”
“晚会是愉快，可应该继续下去呀。”斯克利亚西纳说道，用咄咄逼人的神态盯着朱利安和亨利。
“会上我起了一个念头：咱们应该组织一个团体，采取各种方式，随时随地与背叛的知识分子作斗争。”
“组织一个与所有团体作斗争的团体怎么样？”朱利安问道。
“那你不就会因此而变得有点儿像法西斯分子了吗？”亨利对斯克利亚西纳说。
“问题正在这里。”斯克利亚西纳说，“我们的胜利毫无结果的原因正在于此。”
“去他妈的结果！”朱利安说道。
斯克利亚西纳脸色阴沉了下来：“那总得做点事情吧。”
“为什么？”亨利问道。
“我要就勒诺瓦写篇文章。”斯克利亚西纳说，“那是一个政治狂的极好典型。”
“噢！算了吧！我认识一些人比他狂多了。”亨利说道。
“我们都是些狂人。”朱利安说道，“可我们中间谁也不用亚历山大诗体写作。”
“说得正是！”亨利道，随后他哈哈大笑起来：“哎哟，要是勒诺瓦的剧本不错，你早就一副怪相了。”
“要是多列士来跳法国康康舞，那模样你想象得出吗？你会一副什么样子？”朱利安反唇相讥。
“不管怎么说，勒诺瓦写过好诗。”亨利说道。
朗贝尔一副气恼的神态耸耸肩：“在放弃他的自由之前。”
“作家的自由，应该弄清这到底有何意义？”亨利说。
“没有任何意义。”斯克利亚西纳说，“当一个作家再也没有任何意义。”
“一点儿不错。”朱利安说，“可这反倒使我渴望重新开始写作。”
“您真应该写。”朗贝尔突然活跃地说，“如今认为自己不负有使命的作家太少了。”
“这是说给我听的。”亨利心里想，可他没有说什么。朱利安笑了起来：“瞧瞧！他马上交给我一项使命：证明作家并不负有使命。”
“噢，不！”朗贝尔说。朱利安把一只手指往嘴唇一放：“惟独沉默万无一失。”
“我的上帝！”斯克利亚西纳说道，“我们刚刚目睹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我们亲眼看见了我们以前的一个朋友被他们推入了卑鄙的泥潭，你们还在这儿大讲文学！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儿人味？”
“你对尘世太认真了。”朱利安说。
“是吗？可是，如果没有一批像我这样认真的人，斯大林分子早上台了，我不知道你现在会在什么地方。”
“放心吧，就在地底几尺远的地方。”朱利安说。
亨利哈哈大笑：“你以为共产党人要你的脑袋？”
“反正我的脑袋不喜欢他们。”朱利安说，“我很过敏。”他朝斯克利亚西纳转过身子：“我不求任何人任何事情，只要活着还有点意思，我就活著作乐。一旦日子不好过了，我就两脚一蹬。”
“要是共产党上台，你就不活了？”亨利打趣地问道。
“是的。我极力劝你也跟我一样。”朱利安说道。
“这就太出格了。”亨利说。他惊愕地看了朱利安一眼：“原以为是在与伙伴们开玩笑，可突然间发现当中有一个人以拿破仑自居！”
“告诉我，要是出现戴高乐独裁，你怎么办？”
“我不喜欢听讲演，也不喜欢听军乐，不过只要耳朵里塞点棉花，我会对付过去的。”
“我明白了。呃，我要跟你说一件事，那就是你最终会掏出棉花，为讲演鼓掌的。”
“你知道，谁也不怀疑我喜欢戴高乐。”斯克利亚西纳说，“可你不能把一个戴高乐执政的法国与斯大林化的法国相提并论。”
亨利一耸肩膀：“噢，你呀，你马上就会去高喊：‘戴高乐万岁。’”
“反共力量都集结在一个军人周围，这又不是我的过错。”斯克利亚西纳说，“当初我想组织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左派，你一口拒绝了。”
“既然已经是反共分子，为什么就不能是军人？”亨利说道。他接着气恼地又补充了一句：“你说什么左派！你当时说的是美国人民和工会。可你在你的文章中却为马歇尔和资本家辩护。”
“目前，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这已经是个现实。人们必须作出抉择，要么彻底接受美国阵营，要么彻底接受苏联阵营。”
“而你选择了美国！”亨利说道。
“因为美国没有集中营呀。”斯克利亚西纳说。
“又提起那些集中营！您让我说了集中营的事，我都后悔了！”亨利说。
“别这样说，这是你做的最令人尊敬的一件事。”朗贝尔说道，声音有点粘糊糊的。他刚刚在喝第二杯酒，只是烈酒他实在受不了。
亨利耸耸肩：“这于事又有何益呢？右派加以利用，造成对共产党的不良看法，仿佛自己一贯正确似的！只要一谈起剥削、失业、饥荒，他们就马上回击：还有集中营呢！集中营即使不存在，他们也会凭空捏造的。”
“事实是集中营确定存在。”斯克利亚西纳说道，“这让人受不了，嗯！”
“我对那些对集中营无动于衷的人深表同情！”亨利说道。
朗贝尔猛地站了起来：“请你们原谅，我有约会。”
“我跟你一块儿走。”亨利也站了起来，“我要去睡觉了！”
“睡觉！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这么早就睡觉了！”朱利安惊叫道。
“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亨利说道，“可我困了。”他略欠了一下身子，向门口走去。
“你哪儿有约会？”亨利问朗贝尔。
“我没有约会，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这些人真没趣。”朗贝尔说，接着充满积怨地补充道，“什么时候能够过个不谈政治的夜晚？”
“谁也没有谈什么，不过是瞎扯。”
“是瞎扯政治。”
“我早就劝你去看电影。”
“不是政治就是电影！”朗贝尔说，“难道天底下就真的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想有的。”亨利说道。
“什么东西？”
“我也想知道。”
朗贝尔狠狠地对着人行道的沥青路面踢了一脚，以略显请求的口吻问道：“去不去喝一杯？”
“咱们喝一杯去。”
他们来到一处露天咖啡座坐了下来。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人们围着独脚圆桌谈笑风生，他们在谈些什么？小汽车在马路上弯弯曲曲地行驶，一对对男女青年搂着走过。人行道上，有几对男女在跳舞，传来一支优美的爵士乐曲的回声。毫无疑问，地球上除了政治和电影之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可那都是为别人而存在的。
“来两份双杯苏格兰威士忌。”朗贝尔招呼道。
“双杯！你真行！”亨利道，“你也开始喝酒了？”
“为什么说‘你也’？”
“朱利安喝酒，斯克利亚西纳喝酒。”
“伏朗热可不喝，不过樊尚喝。”朗贝尔说。
亨利莞尔一笑：“是你自己看见什么都认为是政治算盘，我只不过随便说说的。”
“纳迪娜也不愿意我喝酒。”朗贝尔说道，脸上显示出了一种朦胧的固执神情。“她认为我喝不了酒，她觉得我什么都不行。那口气和你完全一样。真滑稽，我这人引不起别人信任。”他声音阴郁地说。
“我对你向来都是信任的。”亨利道。
“不，你有一段时间对我表示过宽容，仅此而已。”朗贝尔一口喝了半杯威士忌，气呼呼地继续说道，“你们那一伙里，如果不是天才，那就非得是魔鬼。樊尚嘛，就是个魔鬼。可我呢，既不是作家，也不是活动家，也不是放浪形骸的家伙，只不过是一个宝贝小子，连真正喝酒都不会。”
亨利一耸肩膀：“谁也没有要求你非得是天才或魔鬼。”
“你不要求我，那是因为你打心眼儿里瞧不起我。”朗贝尔说。
“你神经出毛病了吧！”亨利说道，“你脑子里有这些想法，我感到遗憾，可我并没有瞧不起你。”
“你觉得我是个资产者。”朗贝尔说。
“那我呢，我就不是？”
“噢，你嘛，是你。”朗贝尔忌恨地说，“你口口声声说你从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可实际上，你什么都瞧不起，无论是勒诺瓦、斯克利亚西纳、朱利安、萨玛泽尔、伏朗热，还是其他人，对我也是如此。当然，”他带着充满钦佩和怨恨的声音补充道，“你的道德那么高尚！你无私、正直、公正、勇敢，你对自己一丝不苟，无懈可击！啊！能觉得自己无可指摘，该是多么美妙啊！”
亨利微微一笑：“我可以向你发誓我的情况并非如此！”
“算了吧，你十全十美，你自己心里知道。”朗贝尔泄气地说，接着气愤地补充道，“我知道我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可我才不在乎呢。我就这个样儿。”
“谁责怪你了？”亨利问道。他带着几分内疚的心情打量着朗贝尔。他曾责备朗贝尔随波逐流，可朗贝尔是情有可原的。朗贝尔经历了痛苦的童年，二十岁时，罗莎又死了，纳迪娜是不可能给他以慰藉的。实际上，他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只求别人允许他为自己过几天日子。“可我对他提出的尽是要求。”亨利心里想。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才跑向伏朗热一边。也许除了要求以外，再赋予其他东西为时还不算晚。亨利饱含深情地说道：
“我感到你对我有许多怨恨，还是向我全都倒出来为好，咱们好好交交心。”
“我并不怨恨，是你自己总认为我错，你什么时候都责怪我。”朗贝尔声音凄凉地说。
“你完全错了，当我观点与你不一致时，这并不就是说我觉得你错了。首先我们俩年纪不一样。我认为有价值的不一定对你就有价值。比如，我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完全理解你想趁自己还年轻好好过一过。”
“你理解这些？”朗贝尔问。
“当然。”
“噢！要是你责怪我，我也不在乎。”朗贝尔说。
他声音在颤抖。他喝得太多了，不可能再谈下去，不过也不用着急。亨利对他微微一笑说道：
“听我说，时间不早了，我俩也都有点儿撑不住了。这样吧，我们最近哪个晚上再一起出门，设法真正地谈一谈，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真正谈过了！”
“真正谈谈，你觉得这可能吗？”朗贝尔问道。
“你要是乐意，就可能。”亨利道。他站起身子：“我陪你回去？”
“不用了，我去看看能否找到别的朋友。”朗贝尔神色茫然地说。
“那就最近哪个晚上见。”亨利道。
朗贝尔朝他伸过手去：
“最近哪个晚上见！”
亨利回到旅馆。他的信箱里有一包东西：迪布勒伊的论着。他边上楼梯边扯开包装带，打开了著作的扉页。当然，扉页空白一张。他以为会写上什么呢？书是莫瓦纳寄给他的，以前莫瓦纳寄给他不少别的书。
“为什么？”他自问道，“我们为什么闹翻了？”他经常这样扪心自问。对亨利撰写的社论，迪布勒伊在《警觉》发表文章，以同样的笔调给予回击。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东西造成他们疏远。类似的事情已经不堪回首，但也实在说不清楚是非曲直。共产党人仇恨亨利，朗贝尔离开了《希望报》，波尔疯了，世界正走向战争。与迪布勒伊闹翻了，这确实没有多大意义。
亨利坐在桌前，开始有选择地浏览书中的段落。有的章节，亨利已经读过了，他很快跳到最后一章。这一章很长，很可能是于元月份革命解放联合会解散之后撰写的。他感到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迪布勒伊身上最突出的一个优点，就是他毫不犹豫，敢于对自己的思想重新提出异议，重新进行探索。可这一次，观点变化是如此彻底。他宣告：“当今，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已经无能为力。”其原因显然在于：革命解放联合会垮了台。迪布勒伊在《警觉》发表的文章也引起了纷纷议论，可这些文章实际上对任何人都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人们一会儿谴责迪布勒伊是隐藏的共党分子，一会儿骂他是华尔街的走卒，他几乎四处受敌。看来他的心情也并不那么快乐。亨利的处境与他相差无几，心里也不好过。可两人情况也并不完全一样，亨利过一天算一天，想方设法凑合着活；可迪布勒伊有其偏执的一面，肯定不会凑合。再说，他走得比亨利要远，他甚至对文学也提出了谴责。亨利继续往下读。迪布勒伊越走越远，对自己的存在也加以斥责。他反对自己过去提倡的旧人道主义，要以一种崭新的人道主义取而代之，这种人道主义更现实，也更悲观，给暴力以相当重要的位置，几乎将公道、自由和真理等思想一概拒之门外，他无可辩驳地指出，这是与目前人与人之间关系惟一相适应的道德准则；但是，如果要采取这一准则，那就要抛弃许多东西，可就他本人而言，他无法做到。确实稀奇，迪布勒伊竟然宣扬他本人无法信奉的真理，这意味着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了敌人。“这是我的过错。”亨利心里想，“当初我要是不一意孤行，革命解放联合会也许还在继续存在，迪布勒伊也不会自认为彻底失败。”无能为力，孤立无援，怀疑自己的作品会有什么意义，与前程隔绝，对自己过去又加以否定，一想到罗贝尔目前处于如此的境地，亨利感到心情沉重而痛苦。突然，亨利脑海中闪出一个念头：“我这就给他写信！”也许迪布勒伊会置之不理，也许会愤然回击。这又有何妨，自尊心，亨利再也不知道是何物。“明天我就给他写信。”上床睡觉时，他打定了主意。“也许明天我还可以和朗贝尔真正谈一谈。”他心里暗暗思忖，接着他关了灯。“明天上午贝洛姆夫人到底为什么要见我呢？”他自问道。
贴身侍女消失了，亨利步入了沙龙。狮子皮、地毯、低低的长沙发，这里，仍然像当初与心照不宣被当作礼品供奉的若赛特相遇时那般沉寂、微妙，吕茜召他来恐怕不会是为了把自己那年过半百残存的一点风姿奉献给他吧！“她要我来干什么呢？”他在心里反复自问，但尽量避而不答。
“您来了，谢谢。”吕茜说道。她身着一件严肃的便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不过眉毛没有描，这样光秃秃的模样使她显得出奇的苍老。她示意让他坐下。
“我有件事要找您帮助，并不是只为了我，主要是为若赛特。您爱她呢，还是不爱？”
“您完全清楚我是爱的。”亨利道。吕茜平声静气，说得那么自然，亨利隐隐约约地感到松了一口气。她要我娶若赛特，要么想让我一起策划某件事情。可她右手为什么总捏着那块小花边手绢呢？为什么捏得那么紧呢？
“我不知道您到底会花多少气力帮助她。”吕茜说道。
“告诉我是什么事吧。”
吕茜吞吞吐吐，两只手搓着那块揉得像一团破布的手绢：“我马上就告诉您，我没有别的选择，不说也不行。”她强装出一个笑脸：“也许有人已经跟您说过我们大战期间绝对不是抵抗运动的人？”
“是有人跟我说过。”
“谁也不可能知道我为创办阿玛丽莉时装店并将之发展成一家大时装店付出了多少代价，再说，谁也不会对此感兴趣，我也不想让您怜悯我的苦命。不过，您必须明白，经历了这番创业的艰难之后，我宁愿搭上自己的脑袋也不愿让服装店破产。我只得利用德国人才能保住这份家业。我是利用了他们，而且也不会向您表白我如今感到后悔。当然，要什么都不付出，那就什么也得不到。我在里翁斯接待过他们，搞过宴会。反正我该做的都做了。这些事在解放时给我惹了一点儿麻烦，可都已经远远地过去了，都忘了。”
吕茜环顾四周，又看了看亨利。他声音平静地嘀咕了一声：“那怎么了？”他仿佛记得这一场面已经出现过，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在梦中。自从他收到那封快信，他就知道吕茜会对他说些什么。一年来，他就等待着这一分钟。
“当时有一个人跟我一起主管我店中的生意，名叫梅尔西埃，他常去里翁斯，他偷了一些照片和信件，还搜集了不少流言蜚语，要是他交出来，那若赛特和我就会被剥夺公民权。”
“难道有关案卷的传闻确有其事？”亨利问道。他只是感到一种极度的倦怠。
“啊！你听说了？”吕茜惊奇地问，神情有所放松。
“您也利用了若赛特吧？”亨利问道。
“利用！若赛特从来没有帮过我什么忙。”吕茜苦涩地说，“她自己白白陷了进去。她恋上了一个上尉，那是一个多情的英俊小伙子，不受别人任何影响，给她寄过不少感情灼烈的情书，最后在东部前线被打死了。这些信件她到处乱丢，还有他俩四处招摇的一些合影。我向您保证，那可都是很好的材料。梅尔西埃很快明白了可以从中捞到好处。”
亨利猛地起身，向窗户走去。吕茜细细打量着他，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他想起了那天早晨若赛特那张无精打采的脸，那是他们同床共枕后的第一个早晨。他还想起了那个明明在撒谎但却装得那么真实的声音：“我？爱过？爱过谁？”她曾经爱过，可她爱的是另一个人，一个德国的英俊小伙子。他转身朝向吕茜，有力地问道：“他敲诈您了？”
吕茜淡淡一笑：“您不会以为我是来向您要钱的吧？我已经被敲了三年了，我还准备继续破费。我甚至还给梅尔西埃出过大价钱，想买回那些材料，可他精明，看得远。”她眼睛紧盯着亨利，以挑衅的口气说道：“他当过盖世太保的密探，最近给抓起来了。他让人传话给我，说要是我不把他救出来，他就把我们一起牵连进去。”
亨利沉默不语。跟德国佬睡觉的婊子至此一直属于另一个世界，与之惟一可以发生联系的就是仇恨。可如今吕茜在讲话，亨利在听着。那个卑鄙的世界与他所处的世界是同一个，天底下只有一个世界。若赛特的胳膊曾经搂过德国上尉的胳膊。
“您明白这件事对若赛特的分量吧？”吕茜问道，“她那种性格，肯定挺不过去，只会去开煤气自杀。”
“您要我怎么办？您指望我什么？”他气呼呼地说，“一个盖世太保的密探，哪一个律师都无法给他开脱。我对您的惟一忠告，就是尽快逃到瑞士去。”
吕茜耸耸肩膀：“去瑞士！我告诉您若赛特会去开煤气自杀的。可怜的孩子，这些天她多么高兴。”她突然充满柔情地说：“谁都说她在银幕上一鸣惊人。请坐下。”她不耐烦地说道，“听我说吧。”
“我在听着呢。”亨利说着坐了下来。
“律师，我手头就有一个！特吕弗律师，您不认识吧？他是个十分可靠的朋友，受过我的不少恩惠。”吕茜似笑非笑地说，目光直逼着亨利的眼睛：“我们在一起详细地研究了整个案情。他说惟一的办法就是梅尔西埃提出自己是双重间谍。当然，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抵抗运动成员为他作证，那是站不住脚的。”
“啊！我明白了！”亨利道。
“这不难明白。”吕茜冷冷地说。
亨利微微一笑：“您以为就这么简单！不幸的是，所有战友都知道梅尔西埃从来就没有与我共过事。”
吕茜紧咬嘴唇。突然间，她像泄了气的皮球，亨利真担心她会大哭一场，那场面该太令人作呕了。他以幸灾乐祸的劲头细细看着这张沮丧的面孔，与此同时，脑中的词语像一阵阵风似地刮过：她爱过一个德军上尉，耍弄了我这笨蛋！可怜的笨蛋！他对她的乐趣和柔情还深信不疑呢。笨蛋！她只不过把他当作了一种工具。吕茜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看得远，她亲手过问亨利的利益，把女儿若赛特推入他的怀抱，绝对不是为了保证她女儿的事业成功。女儿成功不成功，她才不在乎呢，其目的在于：为自己缚住一个有利可图的同伙。而若赛特也耍了手腕，她对亨利表白自己从未爱过，以原谅她那颗爱心有所保留，可这颗轻浮的心爱谁都可以，她早就把它给了那个德国上尉，那个多么英俊的小伙子。亨利真恨不得臭骂她一顿，痛打她一顿，可有人还要他来救她！
“当时的工作不是地下的吗？”吕茜问道。
“是，可我们互相之间都熟悉。”
“预审法官不会相信您的话吗？要是让您与那些战友去对质，他们会不会揭穿您呢？”
“不知道，我不愿意冒这个险。”亨利气呼呼地说道，“看您的样子，好像根本意识不到作伪证的利害关系有多大。您一心只想保住您自己的时装店，可我自己也珍重某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吕茜早已恢复了镇静。她平声静气地说道：“控告梅尔西埃的主要罪行，是他于1944年2月23日在阿尔马桥出卖了两个姑娘。”她朝亨利抬起眼睛，射出一束询问的目光：“她们俩都搞地下工作，一个叫莉莎，另一个叫伊伏娜，她们在达豪集中营关了一年，您有没有一点儿印象？”
“没有。”
“可惜。要是您认识她俩，那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不管怎样，她们显然都熟悉您。要是您一口咬定那天梅尔西埃在别的地方，是跟您在一起，她们不会缩回去吗？要是您断言您一直在秘密使用梅尔西埃刺探情报，有没有人敢出来驳斥您呢？”
亨利思虑良久。对，他很有信誉，说一次瞎话也会得手。1944年时，吕克在波尔多工作，尚塞尔、瓦里厄、加尔迪埃都已经死了。至于朗贝尔，塞泽纳克、迪布勒伊，即使他们起疑心，那疑团也只会留在自己脑子里。但是，虽然那个臭女人的肉体曾得到他的欢心，可他总不能为了这种女人去作伪证吧。那个假装无辜的女人，见不得人的事情守得可真严实！
“你们还是赶紧逃到瑞士去吧！”他说道，“那里可找到许多好人。到瑞士、巴西或阿根廷都行，世界大着呢。以为离开巴黎就没法过日子，这是偏见。”
“您了解不了解若赛特？她刚刚才开始对生活重新有了兴趣，她肯定受不了的！”吕茜说道。
亨利一阵冲动，心里在想，“我必须去见见她！马上就去见她！”他猛地起身：“我去考虑考虑。”
“这是特吕弗律师的地址。”吕茜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说道，“若您打定了主意，那就去跟他联系。”
“假设我办成了事，”亨利说道，“怎能保证那家伙就会交还材料？”
“您想他能怎么办？首先，惹您生气对他不利，再则，一旦材料公开，您作的证词也就靠不住了。若您开脱了他，他的手脚也就被捆住了。”
“我今晚给您打电话。”亨利说道。
吕茜站了起来，一动不动地呆立在他的面前，显得不知如何是好。亨利又是一阵担心，害怕她嚎啕大哭或跪倒在他的脚下。可她只叹了一口气，把他一直送到门口。
亨利匆匆走下了石阶，坐到方向盘前，驾车朝加布里埃尔街驶去。若赛特在一年前那个美妙的夜晚交给他的那把钥匙一直放在他的口袋里。他打开了套间的房门，门也没敲便走进了卧室。
“怎么回事？”若赛特说道，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是您啊？几点了？您来亲亲我，真好。”
亨利没有亲她。他拉开了窗帘，在镶着边饰的软垫上坐了下来。置身于饰着墙革的房间，周围摆着这些小摆设、靠垫，还有这锦缎帏幔，真难相信会有丑闻、监牢和绝境。浅黄褐色的秀发下，一张红扑扑的脸蛋在微笑。
“我有事要跟你说。”他说道。
若赛特稍微抬了抬身子，倚在枕头上：“什么事？”
“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实话？你母亲刚才把什么都跟我说了。这一次，我要实话。”他声音激烈地说，“是不是因为她盘算我哪一天对你会有所用场才把你推到我的怀抱里来的？”
“出了什么事了？”若赛特神色惊恐地望着亨利问道。
“回答我呀！是不是屈从了你母亲你才同意跟我睡觉？”
“妈妈早就让我把你给甩了。”若赛特说，“她要我跟一个老头儿去姘居。到底出了什么事？”她以哀求的口气再次问道。
“材料的事，你听说过吧？”亨利道，“那个掌握着材料的家伙被捕了，他威胁要全部交出来。”
若赛特把脸整个儿埋在枕头里：“永远都没有个完！”她绝望地说。
“你还记得在这儿度过的第一个清晨吗？你跟我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任何人，后来你又含糊其辞地说爱过一个死在美国的年轻小伙子，你那个年轻小伙子是个德国上尉。啊！你真好好耍了我一场。”
“你为什么这样跟我说话？”若赛特说道。“我对你又怎么了？我当时在里翁斯，又不认识你。”
“可当我问你这件事的时候，你认识我呀。你对我撒了谎，还摆出那么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
“跟你说实话又有什么用呢？妈妈禁止我说实话。再则，你不管怎样都是个外人。”
“整整一年来，我对你始终都是一个外人吗？”
“为什么非要提起那些事呢？”她双手紧捂着脸，轻轻地啜泣起来：“妈妈说要是有人告发我，我肯定要去坐大牢。我不愿意，我还不如自杀。”
“你跟那上尉的事情前后持续了多长时间？”
“一年。”
“是他给你安置了这套房子吧？”
“是的，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我的。”
“你爱他吗？”
“他爱我，谁也不可能像他那么爱我。是的，我爱他。”她呜咽着说，“不能凭这个理由就把我抓到牢里去呀。”
亨利站了起来，在那位英俊的上尉选购的家具摆设中踱了几步。实际上，他心里早就清楚若赛特是会委身于德国人的，这种事她干得出来。她曾承认：“我对这场战争一点儿也弄不明白。”当初，他想象过她对他们媚笑，也想象过她有心无心地跟他们调过情，他都原谅了她。一种真诚的爱在他看来更应得到原谅。但是，事实是一想到那把扶手椅上放着灰绿色的军装，那男人正身子贴着身子、嘴巴对着嘴巴跟她睡觉，他实在受不了。
“你知道你母亲指望我去干什么吗？她要我去作伪证，为你们开脱。作伪证，我猜想你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吧。”他补充了一句。
“我不去坐牢，我要自杀。”若赛特泪水汪汪，反复嚷叫着，“再说，我不如死了算了，我还不如去死。”
“谈不上去坐牢。”亨利说道，声音变得温和起来。
算了吧！用不着冒充伸张正义的好汉，他只不过是嫉妒罢了。合情合理地说，他不能责怪若赛特爱那个第一个爱上她的男子。他有什么权利责怪她隐瞒实情呢？他没有任何权利。
“从最坏处考虑，你也只不过会被迫离开法国。”他继续说道，“人不在法国也照样可以生活。”
若赛特在继续啜泣。显然，他刚才说的这番话毫无意义。耻辱、逃跑、流亡，若赛特绝对受不了这种打击。她对生活本来就已经不那么珍惜。亨利环顾四周，焦虑不安的心情油然而生。在这个荒唐可笑的环境里，生活显得多么无聊。但是，一旦哪一天若赛特打开煤气，那么，她将裹着这玫瑰色的被单，在这饰着墙革的房间死去，将穿着这件毛绒绒的衬衣被埋葬。这间卧室显得无聊，纯粹是一时的假象。若赛特流淌的是真正的泪水，馨香的肌肤下遮藏着的是一具实实在在的骨架。亨利坐在了床沿。
“别哭了。”他说，“我帮你摆脱。”
她拨开了沾在湿乎乎的脸蛋上的几绺头发：“你？你那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我，我不气。”亨利道，“我答应你，一定帮你摆脱！”他有力地重复道。
“啊，对！救救我吧！我求求你！”若赛特说着扑进了他的怀里。
“别害怕，你决不会出任何麻烦的。”他轻轻地说。
“你真好！”若赛特说。她紧贴着他，把嘴巴凑了过去。他扭开了脸。
“我让你讨厌？”她低声哀叹，那声音显得多么悲切，亨利不禁感到羞愧：羞愧自己处于强者一方。站在弱女子正对面的这个男子汉，有钱，有名气，有文化，特别是有道德！尽管这段时间以来道德观念已经有点儿淡薄，但仍然能发人深思，他有时也主动受其约束。他亲了亲那只沾满泪水的发咸的嘴巴。
“是我讨厌我自己。”
“你自己？”
她朝他抬起两只困惑不解的眸子，他顿起怜悯之心，又亲了她。别人送过她怎样的防卫武器？教过她怎样的道德准则？给过她怎样的希望？她吃过母亲的耳光，受过男人的强暴，徒有一副让她受尽屈辱的美貌，如今又在她心灵上增添了令人震惊的痛苦。
“我不该冲你发火，一来就应该对你和和气气的。”他说。
她焦灼不安地看着他：“你真的不怨恨我，真的吗？”
“我不怨恨你。我一定帮你摆脱。”
“你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她深深叹了一口气，把头倚偎在亨利的肩上。他摩挲着她的头发。作一次伪证，他对这一念头感到恐惧。可这又怎么了？只立个伪誓又不会伤害任何人。要他去搭救梅尔西埃的脑袋，他实在不情愿，可天底下有多少人本该掉脑袋却都活得好好的！若他拒绝，若赛特一定会自寻短见；要不，无论怎样，她的这一辈子都算完了。不，他不能犹犹豫豫；一方事关若赛特，而另一方则只是良心的不安。他手指拧着一绺头发。反正良心的安宁于人又没有什么好处。他早已想过，人要错干脆就错到底。这次给他提供了一次蔑视他妈的道德的机会，这次机会不能错过。他抽回手，抚摸着她的脸蛋。扮演狂人角色他确实不合适。之所以要去作伪证，那是因为他别无选择，没有旁的原因。“我怎么会落到这一步？”他既觉得这十分符合逻辑，又绝对不可思议。他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般悲伤。
亨利没有给迪布勒伊写信，也没有与朗贝尔倾心交谈。只要是朋友，那就意味着有事要先打招呼。可要办成他这次须办的事情，他必须单枪匹马。如今决心已下，他不能反悔。他也不再感到害怕。显而易见，他冒的是一次巨大的风险，很可能要进行多次对证，万一证明他作的是伪证，那将是一件多么轰动的丑闻！若戴高乐派或共产党一派再添油加醋，岂不成了多味的佐料。对这次行动的严重后果他并不抱有幻想，对个人的前途，他根本就不在乎。他跟特吕弗律师共同编造了梅尔西埃的所谓履历。跨进预审法官办公室的那一天，他心里只不过稍有点儿乱。这间办公室与成千上万的办公室没有什么差别，显得比演戏的布景更加不真实。法官与书记官只不过是一场抽象的悲剧的演员而已，他们在扮演各自的角色，亨利也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在这里，真理一词毫无意义。
“显然，一个双重间谍不得不向敌方有所表示。”他从容不迫地解释道，“对此，你们跟我一样都清楚。梅尔西埃要不连累自己就无法给我们以帮助，可他提供给德国人的情报都是经我们共同商定的。有关活动网的真正活动从来就没有丝毫的泄露。如果说我今天还能在这里，许多战友能幸免于难，《希望报》能在地下传播，那都多亏了他。”
他说话时带着充分的热情，自感到是令人信服的。梅尔西埃脸上挂着微笑，印证了他的这一番话。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小伙子，约莫三十来岁，神态纯朴，那张脸长得也比较惹人喜欢。“然而，”亨利暗自思忖，“也许就是他出卖了波番尔或弗舒瓦，他还出卖过其他人，既不是为了爱，也不是出于恨，只是为了金钱。有的人被杀了，有的人自尽了，而他却在继续过着体面、富足和幸福的日子。但是，在这四壁之间，人们距离那个生生死死的世界是如此遥远，以致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要判定一个双重间谍与叛徒之间的界限，向来十分棘手。”预审官说道，“可您不了解，梅尔西埃不幸超越了这个界限。”
他向执行员打了个手势。亨利四肢发僵，他知道伊伏娜和莉莎在达豪集中营被整整关了十二个月，可从来没有见过她俩的面。现在，他亲眼看到了。伊伏娜是位棕发姑娘，似乎已经康复，莉莎长着栗色的头发，仍然皮包骨头，面色苍白，仿佛刚刚死里逃生。即使可以报仇雪恨，但也难以还她以昔日的风姿。不过，她俩都是有血有肉的真正的人，要在她们的目光之下撒谎，该是多么艰难。伊伏娜开口重复了她俩的申诉，目光紧紧地盯着梅尔西埃的面孔。
“1944年2月23日，我下午两点与莉莎·佩鲁在阿尔马桥有约会。正当我走到她身边时，三个男的向我们靠了过来，其中有两个德国人，还有就是那个把我们指给他俩的人。那人穿着一件栗色外套，头上没有戴帽子，像今天一样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看错人了。”亨利口气肯定地说，“2月23日下午两时，梅尔西埃和我一起在苏特莱纳，我们是前一天抵达那儿的，战友们要将一些弹药库的平面图交给我们，三天后，美国飞机轰炸了那些仓库，那一天我们是与那几个战友一起度过的。”
“可明明就是他！”伊伏娜说道，看了看莉莎，莉莎也说道：
“就是他！”
“您没有记错日期吧？”预审官问道。
亨利摇摇头：“轰炸是在26日，指示信号是24日发出的，22日和23日我都在那里，这些日期不会忘记。”
“你们肯定是在2月23日被捕的吗？”法官朝两位年轻女子转过身子，问道。
“对，2月23日。”莉莎答道。她们一副惊愕的神态。
“那个告发你们的人，你们只见那么一会儿，而且当时你们都很惊慌。”亨利说道，“我跟梅尔西埃工作了两年，不可能把他与别的人搞混。我对他的了解向我担保他决没有出卖过两个抵抗运动的女成员。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但我可以起誓，1944年2月23日，他跟我一起在苏特莱纳。”
亨利神情严肃地看了看伊伏娜和莉莎，她们俩绝望地面面相觑。她们确信那就是梅尔西埃，但也对亨利的诚实深信不疑。只见她俩眼睛里闪现出惊恐不安的神色。
“那么，就是他的孪生兄弟。”伊伏娜说。
“他没有兄弟。”法官说道。
“那么就是那个人很像他，长得就像亲兄弟似的。”
“间隔两年了，长得很像的人多着呢！”亨利说道。
出现了一阵沉默。法官问道：“你们俩还坚持申诉吗？”
“不。”伊伏娜说。
“不。”莉莎说。
为了不对亨利表示怀疑，她们俩宁肯不相信自己那最可靠的记忆。但是，现在与过去在她们周围摇晃，连现实本身也发生了动摇。她们的眼睛深处那般茫然困惑，亨利感到恐惧。
“请您再看一遍，过目后签上名字。”法官说道。
亨利重读了那页打上字的纸。他的陈述一旦转变成这种无情的风格，便失却了一切分量。要他签个名，这毫不碍事。但是，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两位女子走出门外，心里是多么不踏实。他恨不得向她俩奔过去，可对她们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一天与别的日子没有两样，谁也没有从他脸上分辨出发过伪誓的神色。朗贝尔在走廊上与他相遇，没有对他微笑，但这是出于其他的原因，是为亨利还没有提出跟他外出促膝交谈而气恼。“明天，我一定邀他共进晚餐。”是啊，友情重又有了转机，什么提防呀，顾虑呀，全都结束了，事情发展都极为顺利，仿佛觉得什么事也未曾发生。“就这么去想好了。”亨利暗自思忖，坐在了办公桌前。他迅速浏览了一下信函。有一封马德吕斯的来信：波尔已经痊愈。但亨利最好还是别坚持去看她。这很好。皮埃尔·勒维里埃来信说准备买下朗贝尔那一股份，谢天谢地。此人正直、严肃，虽不能指望他恢复《希望报》已经丧失的活力，但可以与其共事。啊！有人又送来了有关马达加斯加事件的补充材料。他细细阅读这些打字的材料。欧洲人死亡一百五十名，但有十万名马达加斯加人被杀害，岛上笼罩着恐怖气氛。虽然对叛乱分子严加谴责，但所有使节全被逮捕，受到了毫不比盖世太保逊色的严刑拷打，甚至有人投手榴弹暗害使节的律师。整个案件的审理早有预谋，但没有一家报纸公开揭露丑闻。亨利掏出笔。必须派一个人到那边去：樊尚正求之不得。在这之前，他要好好斟酌一下社论。刚刚写了几行字，女秘书便推门进来：“有人来访。”她递给他一张名片：特吕弗律师。亨利心里不禁一揪。吕茜·贝洛姆、梅尔西埃、特吕弗律师，出什么事了，他如今可真有了同谋。
“让他进来。”
律师手里提着一只鼓鼓的皮包：“我不会打扰您很长时间。”他说道，接着又以得意洋洋的口吻补充道：“您的证词起到了作用，已确定不予起诉。我深感高兴。那个年轻人一时犯下的错误，不该去蹲监狱进行补救。您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给了他又去干卑鄙勾当的机会！”亨利说道，“可这不关我的事。我只希望再也不要听到有人提起他。”
“我已经劝他去印度支那。”特吕弗律师说道。
“妙主意。”亨利说道，“他已经杀了不少法国人，要再杀那么多印度支那人，准能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对了，他把那些材料交出来了吗？”
“我正为此事而来。”特吕弗律师说道。他从皮包中拿出一大包包着栗色牛皮纸的东西：“我坚持要亲手把它交给您。”
亨利接过包：“为何交给我？”他犹豫不决地说，“应该交还给贝洛姆太太。”
“您愿意怎么处理都行。反正我的主顾履行了诺言，把它交给了您。”特吕弗律师以公允的口吻说道。
亨利把那包东西往抽屉里一扔。虽然律师受过吕茜不可告人的好处，但这并不表明他就一定把她记挂在心上，也许他要恩将仇报，从中取乐呢。“您肯定材料全都在？”
“当然。”特吕弗律师说道，“那个年轻人完全明白如惹您生气，会付出很大代价。我肯定，从今再也听不到别人提起他。”
“麻烦您了。谢谢。”亨利说。
律师没有离座：“您不觉得我们应该提防别人揭穿事实吗？”
“我不觉得。”亨利道，“再说，有关这事没有任何议论。”
“幸好没有，因为事情很快就了结了。”
出现了一阵沉默，亨利无心去打破。特吕弗律师终于打定了主意：“呃，让您继续工作吧。希望近日在贝洛姆夫人家见面。”他站起身来：“万一您遇到什么麻烦，告诉我一声。”
“谢谢。”亨利冷淡地说。
律师刚一出门，亨利便打开了抽屉。他的手放在那棕色纸袋上一动不动。什么也别去碰，把这包东西带到房间去，看也不看一眼全部烧毁。但他已经扯开了系着的细绳，把材料乱七八糟地摊在桌上。用德语或法语写的信、报告、陈述、照片；吕茜敞胸露肩、珠光宝气地坐在身着军装的德国人中间；若赛特张口大笑，一边坐着一位军官，面前放着一桶香槟；她身着浅色衣裙，坐在一块草坪中央，英俊的上尉搂着她，她对着他微笑，一副幸福的依赖神态。亨利曾多少次被这种神态弄得神魂颠倒。她头发自由地披在肩头，显得比今日要年轻、快活得多！她笑得多么开心！亨利把照片重又放在桌上，发现富有光泽的照片表层上留下了湿乎乎的指印。他心里从来就明白，当若赛特欢笑之时，成千上万的莉莎和伊伏娜正在集中营挣扎。但是这事已经过去，已被妥善地隐藏在帷幔之后，正是这层帷幔提供了方便，将过去、死亡与虚无混淆在一起。如今他看清楚了，过去曾经就是现在，是现实的分分秒秒。
“我亲爱的。”上尉认真地用法语写信，信中夹杂着几句德语，那都是些饱含激情的亲热话。他似乎很傻，爱得很深，也很悲伤。她爱过他，他死了，她该哭得很伤心吧。可首先她欢笑过，她笑得多开心！
亨利重又包好，扔进抽屉里，上了锁。“我明天把它烧掉。”眼下，他该把文章写完。他重又拿起笔。要谈公道、真理，要反对残杀与酷刑。“非谈不可。”他坚定地自言自语道。倘若放弃自己该做的事情，那他就罪上加罪了。不管他对自己持何种看法，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他必须设法拯救。
他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都没有顾上吃晚饭。他不饿，他像以前每个晚上一样，去剧院门口接若赛特，坐在车上等着她。只见她身披一件轻盈的雾色披风，浓妆艳抹，十分俏丽。她坐到他的身旁，小心翼翼地整好身上披着的那件似云彩般轻盈透明的披风。
“妈妈说一切都很顺利，是真的吗？”她问道。
“真的，放心吧。”他说道，“所有材料全部烧毁了。”
“真的？”
“真的。”
“别人不会怀疑你撒谎？”
“我想不会。”
“我整整一天都害怕极了！”若赛特说，“没有一点儿力气。送我回去吧。”
“行。”
他默默无语地朝加布里埃尔街驶去。若赛特把手搭在他的衣袖上：“是你把那些材料烧毁的？你看了吗？”
“看了。”
“到底有些什么东西？肯定没有我的见不得人的照片吧。”她声音不安地说，“从来就没有人给我拍过见不得人的照片。”
“我不知道你说的见不得人的照片指什么。”他似笑非笑地说，“你跟那位德国上尉在一起，你十分漂亮。”
她什么也没有说。若赛特还是若赛特，没有变。但是透过她，亨利重又看到了照片上那位喜笑颜开的漂亮女郎，她开心过度，对一切灾难都无动于衷。然而从今之后，她将永远置身于灾难的重围之中。
他停下小车，跟若赛特一直走到大门口：“我不上楼了。”他说道，“我也累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她惊恐不安，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你不上楼？”
“不。”
“你生气了？”她问道，“你那一天还说过不生气，可你现在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那个家伙爱你，你也爱他，这完全是你的自由。”他一耸肩膀：“也许是因为吃醋，反正我今晚不想上楼。”
“随你。”若赛特说道。
她朝他凄楚地一笑，揿了揿大门的按键。等她消失之后，亨利还久久地凝望着那扇灯光明亮的窗户。对，也许纯粹是因为嫉妒，要他今晚搂着她睡觉，他实在无法忍受。“我不近情理。”他心里在想。可情理与此毫不相干，谁也不会出于情理去跟一个女人睡觉。他离去了。
第二天亨利邀朗贝尔一起吃晚饭时，他还是气呼呼地板着面孔：“对不起，我有事。”
“那明天？”
“明天也有事。这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有事。”
“那就下个星期吧。”亨利道。
无法对朗贝尔解释清楚为何未能早点儿请他，可亨利决定稍等几天再请，朗贝尔一定会对他如此恳切而动心的。他一边上楼，嘴里一边在反复斟酌着一句话：希望能说服朗贝尔。恰在这时，迎面碰到了塞泽纳克。
“哎唷！你在这儿！”他亲切地说，“你情况如何？”
“没有特殊的变化。”塞泽纳克答道。
他发福了，远不如以前漂亮了。
“你不再上楼呆一会儿？已经很久很久没见面了。”亨利道。
“今天就免了。”塞泽纳克说。
他急冲冲地下了楼。亨利上了最后几级楼梯。走廊上，朗贝尔倚着墙，好像正在等着他。
“我刚刚遇到了塞泽纳克。”亨利说，“你见到他了？”
“对。”
“你常见他吗？他现在情况如何？”亨利边问边推开办公室的门。
“我猜想他现在是警察局的探子。”朗贝尔怪声怪气地说。亨利惊奇地看了他一眼，只见他额头渗着汗珠。
“你怎么会这么想？”
“是因为他跟我说的那些事情。”
“一个吸毒鬼，急需钱。显然，可以招来做密探的就是这类家伙。”亨利说道，紧接着好奇地问了一句：“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建议我搞一笔古怪的交易。”朗贝尔说，“他答应告诉我是哪些人暗害了我的父亲，条件是为他提供某些情况。”
“什么情况？”
朗贝尔直盯着亨利的眼睛：“有关你的一些情况。”
亨利感到胃里一阵痉挛。
“我有什么事让警察局感兴趣了？”他惊奇地问道。
“你让塞泽纳克感兴趣了。”朗贝尔的目光紧逼着亨利不放：“据说你近日为一个名叫梅尔西埃的人作了证，那人曾在里翁斯一带搞黑市买卖，与贝洛姆母女过从甚密。你声称那人在1943年与1944年在我们活动网工作，并说他于1944年2月23日陪你一起去了苏特莱纳。”
“一点儿不错。”亨利说道，“那又怎么了？”
“在本月之前，你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梅尔西埃。”朗贝尔以洋洋自得的声音说道，“塞泽纳克清楚得很，我也一样。那一年，我像个影子似地到处跟随着你，根本就没有梅尔西埃。你的苏特莱纳之行是2月29日，本来是要我陪你同行的，但因行期对我不便，最后你带尚塞尔走了。”
“你完全疯了！”亨利说道。他感到异常气愤，仿佛朗贝尔不该怀疑他似的。“我到苏特莱纳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与梅尔西埃，除我之外，谁也不认识他。”他接着气呼呼地又说了一句：“你也不值得我回答你，因为说到底你是在谴责我作伪证，就这意思！”
“23日你是在巴黎。”朗贝尔说，“我的记事本上都记着呢，我会查证的。可我知道你就去过一趟，咱们还在一起好好商谈过呢！不，不要跟我编造瞎话了，事实上是梅尔西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控制了贝洛姆母女，为了搭救那两个被剃过光头的女人，你才为一个盖世太保的密探开脱了罪责！”
“要换了别人，我早就砸了他的脑袋。”亨利说道，“马上从这个办公室滚出去，再也别踏进来。”
“等等！”朗贝尔道，“我还有一句话要对你说。我什么也没有给塞泽纳克透露，不过我向你发誓我当时真希望跟他谈谈。我什么也没有透露。”他又重复了一遍，“现在我感到还清人情债了。我又得到自由了！”
“你早就等着有个借口！”亨利道，“你终于给自己编造了一个。我祝贺你！”
“我没有编造任何东西！”朗贝尔说，“上帝啊！”他接着说，“我这个人多么混账啊！我一直以为你多么正直，多么无私！你让我感到敬畏！我想我应该对你忠诚。你口口声声都讲忠诚！你拿任何人发誓。可说到底，那些良心上的顾忌根本就抑制不了你，你跟别人没有两样。”
朗贝尔向门口走去，带着如此尊严，亨利几乎忍不住想笑。怒气已消，他只隐隐约约地感到有点儿不安。去坦诚解释？不，朗贝尔很不坚定，太容易受人影响，他今日拒绝为塞泽纳克提供情况，可明天说不定就会主动招认，成为塞泽纳克和伏朗热手中一件可怕的武器。必须矢口否认，看眼下这样子，危险就已经相当大了。“塞泽纳克准在四处寻找反击我的证据，他知道可以卖大价钱。”亨利暗自思量。迪布勒伊从未听说过梅尔西埃，他也许还记得1944年2月23日亨利呆在巴黎。如果塞泽纳克对他搞突然袭击，他没有理由篡改事实。“应该跟他打个招呼。”可是，在为与他重归于好作出努力之前，亨利实在不愿意请求得到他的暗地帮助。再说，他根本就不可能考虑对他和盘托出。真奇怪，他经常暗暗发誓：“如果非得从头做起，我就一切从头开始好了。”但是，他连让别人了解他的所作所为都受不了，要不，他准是为自己的举动感到了耻辱。除非不被人揭穿，他才会感到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是这还能持续多久？“我已经身置险境。”他反复考虑。另一个人也处于危险之中：樊尚。即使不是樊尚那一帮人害了那位老人，可塞泽纳克对他的一切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必须给他报个信，还要立即去看看吕克，他痛风发作，正在家中休养，要跟他一起起草一份辞职书。吕克早就料到危机必定爆发，也许并不会感到过分惊慌失措。亨利站起身子。“我再也不在这张桌子上坐了。”他心里想，“一切都了结了，《希望报》再也不属于我了！”他为放弃了自己刚刚发起的有关马达加斯加事件的舆论运动感到遗憾。显而易见，别人很快就要把这场运动像在水中拖上钩的鱼似地慢慢拖下去，直至平息。不过除这件事外，他远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激动。下楼梯时，他只隐隐约约地想过：“这就是惩罚。”惩罚他什么？因为跟若赛特睡过觉？因为想要搭救她？因为盲目认为自己拥有自己的私生活，而行动却要求他整个人彻底投入？因为自己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没有为自己留有余地？他实在不知道。再说，即使都知道了，也什么都无法改变。
在轮转印刷机印刷他辞职信的那天夜里，亨利关照旅馆的守门人：“明天我谁也不见，不接待来人，也不接电话。”他无精打采地推开房间的门。他再也没有与若赛特睡过觉，她似乎也不怎么伤心，这样很好。尽管如此，亨利的这张单人床在他眼里不免显得像张病床似地严酷。和另一个温暖、信赖的肉体共同进入梦乡，是多么美妙啊。一觉醒来，心里往往十分盈实。如今醒来时，他感到空虚。实在难于入眠。他的辞职必将引起纷纷议论，事未临头，他就已经被搅得精疲力竭。
他起床很晚，刚刚梳洗完毕，便有人送来了一封快信。看到迪布勒伊那熟悉的笔迹，他心头微微一震。“我刚刚读了您与《希望报》的告别信。真的，太荒诞了，我们的态度仅仅表明我们之间的不和，然而有多少事使我们彼此接近。至于我，我永远都是您的朋友。”又及：“有一个人似乎想要损害您，我希望尽快就此事与您谈谈。”亨利目不转睛地久久盯着这几行蓝黑色的小字。他曾经想过要写信，可迪布勒伊已经写了。人们尽可以把他的宽容说成傲气，那是因为在迪布勒伊身上傲气本身就是一种宽容的品德。“我马上就去。”亨利暗暗打定主意。他仿佛感到有人在他胸间放出了一大群红蚂蚁。塞泽纳克说了些什么？若他已经引起了迪布勒伊的疑心，那怎么还能带着足够的感情去撒谎，以消除其怀疑？既然迪布勒伊主动向他献出友情，也许撒谎为时还不算太晚。但是，竟然滥用对方的信任作为对这种奉献的回报，这实在卑鄙。可是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若他以实话相告，连迪布勒伊都会感到愤慨，这样一来，亨利就会自感有罪。他驾上小车。他第一次为心里藏着见不得人的事情感到心灵的重负。要么去骗人，那么就交待自己，那样的话，就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友情了。他在迪布勒伊门前徘徊许久，下不了决心去按门铃。
迪布勒伊笑眯眯地给他开了门：
“见到您，我多么高兴！”他声音自然而又急促地说道，仿佛一段短暂分离之后有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要共同商讨。
“我才高兴呢。”亨利道，“收到您的信时，我高兴极了。”他们俩一起走进了工作室。亨利说：“我经常想给您写信。”
迪布勒伊打断了他的话：“出什么事了？”他问道，“朗贝尔把您甩了？”
昔日那好奇的目光又在他眼中闪烁，这两只贪婪而狡黠的眼睛一点儿也没有变。
“萨玛泽尔和特拉利奥早在几个月前就投靠戴高乐派了。”亨利道，“朗贝尔终于跟他们一起走了。”
“那个小混账！”迪布勒伊道。
“他情有可原。”亨利尴尬地说。他坐在了平常的那把扶手椅上，像往常一样点起一支香烟。朗贝尔真正的理由，亨利必须留在心底。迪布勒伊没有变，连他的工作室和礼节礼貌也没有变，可亨利却已经不同了。若在以前，即使剥去他的皮，对他进行仔细解剖，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如今他那张人皮下却藏着一个耻辱的恶瘤。他急忙说道：
“我们吵翻了，是我把他逼上了绝路。”
“早该如此了结！”迪布勒伊说道，接着哈哈大笑起来，说：“呃，这一圈算是走完了。革命解放联合会已经死亡，您的报纸也被剥夺了，我们重又回到了零点。”
“是因为我的过错。”亨利说道。
“不是任何人的过错。”迪布勒伊连忙说。他打开了壁橱：“我有很好的阿尔马涅克白酒，您喝一点儿？”
“很乐意。”
迪布勒伊斟满了两杯，递给了亨利一杯。他们相互一笑。
“安娜还在美国吗？”亨利问道。
“再过半个月就回来。她该会多么高兴。”迪布勒伊快活地说，“咱们俩互不见面，她觉得愚蠢极了！”
“是太蠢了！”亨利道。
他多么想解释一番，因为他觉得只有倾心交谈，他们之间的不和才能真正消除。他正准备承认自己的过错，可迪布勒伊马上又岔开了话题：
“有人跟我说波尔已经康复，是真的吗？”
“据说如此。她再也不愿见到我。我巴不得这样。她要到克洛蒂·德·贝尔琼斯家里去住了。”
“总而言之，您现在像空气一样自由自在了？”迪布勒伊问道，“您打算做点儿什么？”
“我马上把我那部小说写完。其他嘛，我不知道。所有那一切发展得太快了，我至今还茫然不知所措。”
“想一想您终于就要有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了，难道您就真的不高兴吗？”
亨利一耸肩膀：“并不特别高兴，不过肯定慢慢会好的。眼下我尤其感到内疚。”
“我在纳闷这到底为了什么？”迪布勒伊说道。
“您再劝说也白搭，对已经发生的那一切，我是有责任的。”亨利说，“如果我不固执己见，您买下朗贝尔那一股，那《希望报》还是属于我们的，革命解放联合会也能坚持下来。”
“不管怎样，革命解放联合会注定要灭亡。”迪布勒伊说道，“《希望报》嘛，也许能保住，可保住以后又怎样呢？抵抗两个阵营，保持独立，我在《警觉》杂志社也是尽量这么去做。可我实在不明白这到底有何益处。”
亨利困惑不解地望着迪布勒伊。他急于洗刷亨利，是出于真情呢？还是想极力避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提出疑问呢？
“您认为早在10月份革命解放联合会就已经没有希望了？”亨利问道。
“我认为它从来就没有什么希望。”迪布勒伊声音生硬地说。
不，迪布勒伊决不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他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为此，亨利感到困惑。他多么希望认为自己对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失败不负有任何责任，但迪布勒伊的这番话却让他感到很不自在。迪布勒伊在书中指出了法国知识分子无能为力，但亨利没有想到他给自己所作的结论赋予反思的意义。
“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就这么认为的？”亨利问道。
“已经很久了。”迪布勒伊一耸肩膀：“打从一开始，斗争就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展开，我们完全被排斥在外。”
“你说的这一切，我并不觉得怎么错。”亨利说道，“可欧洲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法国在欧洲亦然。”
“错了。我们已经进退维谷。说到底，您要明白。”迪布勒伊声音焦躁地说，“我们能有什么分量？无足轻重。”
确实，他始终还是他自己。他不可抗拒地逼着您跟他跑，可突然间又把您抛下不管，自己向新的方向冲去。亨利常常这么想：“无能为力。”可听到迪布勒伊如此武断地作出这种结论，亨利感到很不舒畅。“我们一直就明白我们只不过是少数派。”亨利说道，“可您也认为少数派也可以有所作为。”
“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但在这件事上不行。”迪布勒伊说。他像放连珠炮似地快速说了起来。显而易见，这些话早就憋在他的心头了。“抵抗运动，这很好，有一小部分人也就足够了。别人所需要的，简单地说就是要造成混乱。闹事、破坏、抵抗，这是少数人的事。可一旦提出搞建设，那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我们原来以为趁我们还在兴头上，可以一鼓作气干下去，但是被占领时期和解放后的时期被彻底分割。拒绝与敌合作，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以后的事情嘛，与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跟我们还是有点关系的。”亨利说道。他十分清楚迪布勒伊为何要持相反的论调。老先生不愿意认为自己也有过行动的可能性，可惜利用不当。他宁愿谴责自己判断有误，而不愿承认自己失败。但是，亨利坚信不疑，在1945年，前途还是广阔的，他决不是凭自己的一时兴趣掺和到政治中去的。他清楚地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息息相关。“我们的努力失败了。”他说，“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当初不该去努力。”
“噢！我们没有加害于任何人，”迪布勒伊说道，“搞政治和酗酒一个样，也许对身体害处还要少一点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完全错了！要是别人再读读我们在1944年与1945年间写的东西，准会忍俊不禁：您自己就去试试瞧！”
“我揣摩我们当时太乐观了。”亨利道，“这可以理解……”
“若您愿意，我可以为我们提供各种可减轻罪过的情况！”迪布勒伊道，“抵抗运动胜利，解放的欢乐，我们可以据此得到广泛的原谅。正义取得了胜利，前途赋予善良的人们，我们这些人都带有古老而深刻的理想主义背景，巴不得相信这一切。”他耸了耸肩：“我们都是些孩子。”
亨利没有吭声。他眷恋这段过去的历史，恰似眷恋儿时的往事。对，在这段历史里，敌友分明，善恶分明，生活就像埃皮纳勒的画片一般纯朴，一切都酷似人的童年。他不愿否认这段历史，这本身就说明迪布勒伊言之有理。
“那依您之见，我们当时应该怎么办呢？”他问道，接着微微一笑：“我们应该加入共产党吗？”
“不。”迪布勒伊答道，“正如您从前有一天跟我说过的那样，人们要思考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可能摆脱自身。要不，我们准都是些极坏的共产党员。”他生硬地补充了一句：“再说，他们干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他们也同样进退维谷。”
“那怎么办呢？”
“那就什么都不做。没有什么可为的。”
亨利又为自己斟了一杯酒。迪布勒伊也许说得有理，但这样一来，一切也就荒诞可笑了。亨利重又回想起了那一个春日，充满眷恋之情凝望着垂钓者的那个春日。他对纳迪娜说：“我没有时间。”他从来就没有空暇，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可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事情要做。
“真遗憾没有更早醒悟到这一点。不然可以避免多少麻烦啊。”
“我们不可能醒悟得更早！”迪布勒伊说，“假设我们属于一个五等小民族，属于一个早已过时的年代，要认识到这一点可不是一天的事情。”他摇摇头：“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会甘心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亨利以满含钦佩的目光望着迪布勒伊。漂亮的一手戏法！并没有过什么失误，只不过是一次失误。而且失误也是情有可原，因此也就一笔勾销，无所谓失误。过去这段历史就像墨鱼的骨头一般清晰明朗，迪布勒伊本人是历史必然性的一个无可指摘的受害者。这确实不错，但是亨利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满意。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打一开始就是身不由已被逼着走的。他曾有过心灵上的激烈斗争，有过疑虑，也有激情，可照迪布勒伊说来，仿佛输赢早有定局。他常常反问自己是何人，现在别人给了他答案：他是一个法国知识分子，曾被1944年的胜利所陶醉，又在事态的发展中被迫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毫无作用。
“真怪，您竟变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亨利说道。
“不。我并没有说一般意义上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只是眼前对我们来说不可能。”
“我已经拜读了您的书。”亨利说道，“简言之，您认为只是眼前跟共产党走才可能有所作为。”
“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处境光明，而是除了他们，别的一无所有。这是事实。”
“可是您并没有跟他们走嘛！”
“我不可能再改造自己了。”迪布勒伊说，“他们的革命与我以前希望的革命相去甚远。我错了。不幸的是，一个人并不因为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摇身一变，变成另一个人。您年轻，或许还可能下决心改造自己，可我不行了。”
“哈！我呀，我早就没有兴趣去掺和什么事情了。”亨利说，“我想隐居乡间，甚至干脆跑到国外，去写作。”他淡淡一笑：“依您之见，人们连写作的权利都没有了。”
迪布勒伊也淡然一笑：“我也许有点夸张。不管怎么说，文学并不那么危险。”
“可您觉得它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您认为还有？”迪布勒伊反问道。
“对，既然我还继续在写。”
“这不是什么理由。”
亨利怀疑地看了看迪布勒伊：“您是继续在写作呢还是再也不写了？”
“仅仅证明怪癖毫无意义，那是绝对改变不了癖好的。”迪布勒伊说道，“不然疯人院早就空了。”
“哈！得了。”亨利说道，“您连自己还没有说服呢，我看这样很好。”
“也许哪一天我会被说服的。”迪布勒伊神态狡黠地说。他紧接着故意岔开话题：“噢，我想跟您通个气：昨天有个人来访，真怪，就是那个小塞泽纳克。我不知道您到底妨碍了他什么事，反正他对您可不善。”
“我把他从《希望报》开除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亨利道。
“他一开始就没头没脑地给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迪布勒伊说，“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叫梅尔西埃的，问我在1944年的某一天是不是在巴黎，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首先我什么都记不清，再者，这些事与他又有何干？我相当生硬，把他拒绝了，于是他便编造起一个荒诞的故事来。”
“有关我的？”
“对，那个小伙子，是个神话癖子。他可能是个危险分子。他跟我说您为洗刷盖世太保的一个密探作了伪证；说什么肯定是通过那个小贝洛姆对您进行了讹诈。必须阻止他到处传播这种事情。”
亨利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听迪布勒伊说话的口气，他明白了迪布勒伊从来就没有想过塞泽纳克说的是事实。只要淡然一笑，随便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件节外生枝的事就可了结。可他怎么也找不出话来。迪布勒伊有点儿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您知道他恨您恨到这个程度吗？”
“他并不特别恨我。”亨利说道，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事实是他说的确有其事。”
“啊！确有其事？”迪布勒伊问道。
“对。”亨利答道。突然间，他感到撒谎这一念头本身就是对他的侮辱。不管怎样，既然他自己都承认是事实，那别人用不着装扮出挑剔的面孔。只要是于他有益的事情，于人也是有益的。他带着几分挑衅的口气继续说道：“我作了一次伪证，为的是搭救若赛特，她曾经跟一个德国人睡过觉。您过去常常责备我搞道德主义。您瞧，我有所进步吧。”
“那么，那个梅尔西埃确实是个密探！”迪布勒伊问道。
“确实。他完全应该枪毙。”亨利说道，然后看了看迪布勒伊：“您觉得我干了一件混账事吧？可我不愿意若赛特的一生就此完蛋。要是她开了煤气去死，我决不宽恕自己。至于地球上少一个还是多一个梅尔西埃，我承认这不会妨碍我睡觉。”
迪布勒伊吞吞吐吐地说道：“少一个总比多一个好。”
“当然。”亨利说，“可我肯定若赛特准会寻短见，我能见死不救，让她去死吗？”他口气激烈地问道。
“不能。”迪布勒伊说道，他显然束手无策。“您肯定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时刻！”
“我当时几乎立即就拿定了主意。”亨利说道，紧接着一耸肩膀：“我并不是说为自己所做的感到自豪。”
“您知道这件事证明了什么？”迪布勒伊突然活跃地问道，“这说明个人的所谓道德并不存在。这又是我们曾经深信不疑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一种东西。”
“您这么认为？”亨利问道。他显然不喜欢迪布勒伊今天给他的这种安慰。“我无路可走，这是事实。”亨利继续说道，“当时，我别无选择。但是，若当初跟若赛特没有那段风流事，就不会出这种事了，我想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有错。”
“啊！谁也不可能排斥自己的一切。”迪布勒伊似乎不耐烦地说道，“苦行僧的生活，若是自己主动找的，那很好。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别的方面非得有实际的满足才行。如今这个世界，这种满足并不多。我要对您说，如果当初您没有和若赛特睡觉，您会感到后悔，从而促使您干出其他的蠢事来。”
“这很可能。”亨利说道。
“在一个曲线空间，不可能求出直线。”迪布勒伊说道，“在一个不良的社会中，不可能过真正正派的生活。人总是受夹，不是这一头，就是那一头。这又是我们必须丢掉的一种幻想。”他下结论道，“个人的灵魂决不可能得到拯救。”
亨利并不信服地看了看迪布勒伊：“那留给我们的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了，我觉得。”迪布勒伊答道。
出现了一阵沉默。对这种普遍的宽容之心，亨利并不感到满足。“我想知道，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怎么做？”他问道。
“我无法告诉您，既然我并没有处在您的位置上。”迪布勒伊回答道。“您应该详详细细全都跟我说说。”他又添了一句。
“我这就全都告诉您。”亨利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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