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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安人世，停歇在生命的彼岸，说到底，如此活着极为惬意。从此，无所期待、无所畏惧，所有的时光都酷似往日的记忆。这就是纳迪娜不在身边时我的发现。多么安宁啊！寓所的门再也不叮咣作响，我可以与罗贝尔倾心交谈，而不使任何人失望，我可以独自消受夜晚，直到深夜，而没有任何人叩响我的房门，我充分利用这一切机会。我喜爱潜入每一时刻中去，突然捕捉住过去。哪怕一分钟的失眠也足够发生奇迹：一扇敞开的窗户，迎着三颗星星，这竟会使过去的一个个寒冬、圣诞节和冰封的原野重又显现在眼前。在垃圾桶的翻动声中，巴黎城的每个清晨从我孩提时代起一一苏醒了。罗贝尔的书房永远笼罩着那片熟悉的岑寂，他总在奋笔疾书，熬得双眼通红、双耳发聋，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然而，那些激动的低语声对我来说是多么熟悉！他们一个个都新换了一副面孔，他们今天的名字叫勒诺瓦、萨玛泽尔。可是，那灰色烟草的气味，那激烈的话声，那和解的笑声，我一一全都认出来了。夜晚，我静听罗贝尔的故事，凝望着永恒的小纪念品、书籍、油画，我经常自言自语，死神也许比我猜想的更要宽容。
想当初，我不得不把自己牢牢地囚禁在自己的墓穴中。如今，潮湿的街道上，迎面常常遇见身着条纹睡衣裤的男人：这是些首批返回家园的流放者。墙上、报上、许多照片向我们表明了在那过去的岁月里，我们甚至都没有预感到“恐怖”一词的含义。一批批新的死者又扩大了被我们的生命背叛了的死者的队伍。在我的诊室里，我经常看见一些苟延残喘的幸存者找上门来，他们一个个都被过去的岁月搅得没有片刻安宁。“我多么希望好好地睡上一夜而不回忆往事啊。”一位双颊气色尚好，但头发已经花白的大姑娘这样哀诉道。一般说来，我善于保护自己。所有神经症患者在战争期间都抑制住了内心的发作，今天，他们一个个都疯狂地进行报复，而我给予他们的只能是职业性的关怀。但是，面对这些重返家园的受难者，我感到羞耻：为自己康健的体魄，为自己居高临下地准备开导他们感到羞愧。啊！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一个个问题在我看来显得毫无意义。不管世界前途如何，必须帮助这些男女忘却过去、自我拯救。惟一的问题是我虽然连晚上都搭了上去，但每日的时间仍然太短暂了。
更何况纳迪娜又回到了巴黎。她身后拖着一只大水手包，里面装满了诱人的红肠、火腿、食糖、咖啡、巧克力。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了粘着糖粒的鸡蛋糕点、长袜、鞋子、披巾、衣料、烧酒。“你们得承认我混得不错吧！”她自豪地说。她身着一条苏格兰花呢裙，一件裁剪得体的红色衬衫，外着一件轻柔的裘毛大衣，脚穿皱胶底鞋。“赶紧让人给你做一件裙服，我可怜的母亲，你确实也太寒酸了。”她向我怀里扔过一种呈绚丽秋色的、毛茸茸的衣料，对我说道。整整两天，她情绪激昂地向我们描述葡萄牙的情况。她叙述得差劲极了，每当遇到词语难以表达时，她便用手比划着凑合。她的话声中躁动着某种强烈的不安情绪，仿佛迫切需要迷惑我们，以便从往事回忆中觅得乐趣。她傲慢地对住房进行了一番视察。
“你要明白：要擦这么些门窗玻璃！这么些地板！现在病人都涌来了，这些事情，你独自一人再也无法应付了。”
罗贝尔也坚决主张请个帮手。可是，我实在有点厌恶让人侍候，纳迪娜却说这纯属小资产阶级的顾虑。她第二天就给我找来了一位年轻的女佣人，此人衣着讲究，做事勤快，名叫玛丽。可是，我却差点在第一个礼拜就辞退了她。这些天，罗贝尔经常突然出门，那天，罗贝尔出门时，桌上乱七八糟扔着一些文稿，我听到他的书房里窸窣作响，打开门缝一看，见玛丽正弯着身子在看那些书稿。
“您是在干什么名堂？”
“我在整理。”玛丽平静地回答说，“我趁先生不在家整理整理。”
“我早已跟您说过，决不要动这些书稿，您不是在整理，而是在看！”
“我看不懂先生写的字。”她遗憾地说，朝我微微一笑。她娇小的面孔，脸色阴郁，即使咧嘴也露不出笑容。“见先生整日价地在写，真有意思。他这些玩艺儿都是从脑袋里取出来的？我想看一看这在纸上到底像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有碰坏。”
我犹豫了一下，最后放弃了那个念头。她整天尽打扫卫生、整理东西，多厌烦啊！尽管她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看去并不愚笨。我理解她是在设法消遣消遣。
“算了。”我说，“可以后别再动。”我又补充了一句：“读点东西，这让您开心吗？”
“我从来没有时间读。”玛丽回答道。
“您今天的活不是已经干完了吗？”
“我家里兄弟姐妹六个，我是老大。”
“她不能学一个真正的职业，真可惜。”我心里在想。我隐隐约约地总想跟她谈谈，可我几乎看不透她，她十分内向。
“朗贝尔没有打电话来。”纳迪娜回家几天后，有一天对我说道，“可他明明知道亨利回家了，我也一样。”
“你行前跟他说过了不下二十遍，说回来后你给他打招呼。他是害怕惹你烦。”
“噢！要是他赌气，那是他的事。你瞧见了吧，他完全可以不要我过日子。”
我没有答腔。她以咄咄逼人的口吻说道：
“我想跟你说：你对亨利的事完全想错了。要爱那么一个家伙，让别人去爱吧！他对自己那么自信；再说，他感到厌倦。”她生气地下结论道。
确实，她对亨利没有丝毫的柔情。可是，每到她该与他见面的日子，她都特别精心打扮一番，而回到家里，脾气总比平时更坏，这说明问题不可小视，一有什么借口，她便火冒三丈。一天上午，她一副复仇的模样，手中挥舞着一份刊物，气冲冲地闯进罗贝尔的书房：
“瞧瞧这！”
《未来》的头版上，斯克利亚西纳朝罗贝尔在笑，而罗贝尔一脸怒气，直视前方。
“啊！他们骗了我！”罗贝尔一把抓过周刊说道，“这是前几天在伊斯巴饭店的那个晚上。”他对纳迪娜解释说，“我让他们别缠着我，他们到底还是骗了我！”
“他们把你和这个坏家伙照在一起。”她气得声音发哽地说。“他们是故意这么拍的。”
“斯克利亚西纳不是一个坏家伙。”罗贝尔说。
“大家都说他已经被美国收买了。真可恶。你该怎么办？”
罗贝尔一耸肩膀：“你要我怎么办？”
“起诉。要是别人不答应，他们就没有权利拍照。”
纳迪娜双唇颤抖。她父亲是个名流，这向来让她讨厌。每当一位新的教授或一位主考官问她“您是罗贝尔·迪布勒伊的女儿”时，她便恼羞成怒，一声不吭。她为他而自豪，但是她希望他声名显赫而又鲜为人知。
“起诉，这会造成太大的反响。”罗贝尔说，“不行，我们没有武器。”他把刊物一扔，说道：“你那天说的事太对了，对我们来说，露脸就算裸体。”
他总是那么准确地向我提起我早已彻底忘却了的一些话，我对此感到惊讶，他对这些话赋予的意义往往比我赋予的更为深刻，他总是给所有人的话都赋予更深刻的意义。
“裸体从露脸开始，而诲淫始于多言。”他继续说道，“他们规定我们只能是雕像或亡灵，一旦发现我们有血有肉地活在人世，他们便谴责我们欺世盗名。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就会轻而易举地酿成丑闻：笑、说、吃，这都是现行犯罪。”
“那么，您就设法不要让人发现。”纳迪娜声音激怒地说。
“听我讲，”我说道，“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噢！你呀，那当然！即使有人从你的脚上踩过去，你都会以为别人是偶然碰到你的脚。”
实际上，他们围绕着罗贝尔的这番大吹大擂并不让我高兴。尽管他自1939年以来什么也没有发表——除在《希望报》写点文章之外——可人们吹起他来比战前还更起劲得多。人们强烈要求他设法进入法兰西学院、争取荣誉勋位，记者们围追着他，报上刊登了有关他的成堆成堆的谎言。“法国在吹嘘其地方特产：文化与时装。”他常对我这样说。他为围绕着他的这些胡言乱语也感到恼火，可又有什么办法？我尽管给纳迪娜百般解释，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可她每次在报刊上读到有关罗贝尔的消息或见到他的照片，总大怒一场。
现在，家里的门又叮咣作响，家具又东倒西歪，书籍又嘣嘣地往地板上乱丢一气了。这骚乱劲儿打一清早便开始。纳迪娜睡眠很少，她认为睡觉就是浪费光阴，尽管她并不太知道怎么利用时间。一旦要去从事哪项职业，她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牺牲许多东西，因此，在她眼里，做任何事情都是白搭。她实在拿不定主意做什么事情。当我见她闷闷不乐地坐在打字机前时，我常问她：“有进步吗？”
“我还是学化学好，可我又怕通不过。”
“那就好好学你的化学吧。”
“可总得有个秘书会打字啊。”她一耸肩膀，“脑子里要记那么多公式，太荒诞了。这跟真正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
“要是那么烦你，你就丢了化学呗！”
“你总对我谆谆教导。不要像风标那样行事。”
她善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小时候，我常教她该如何如何，她厌烦透了，如今，她反过来又用那些话来对我。
“有的情况下，固执己见就是愚蠢。”
“可你别慌张！我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无能。这次考试，我会成功的。”
一天下午，她叩响了我的房门：“朗贝尔来看我们了。”
“来看你的。”我说。
“他后天又要出发去德国，他一定要跟你道个别。”她声音激动，又嘀咕了一句：
“来呀，不来就不太客气了。”
我随她来到了起居室。可我清楚，朗贝尔实际上并不太喜欢我。纳迪娜争强好胜、缺少诚意、执拗任性，这刺伤了他的心，他无疑——不无道理——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我。我猜想他也一心想找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妇人作为他心目中的母亲，可却坚决抑制住这一幼稚的欲望。他鼻子微翘，双颊有些虚肿，这张面孔暴露了一个归顺之梦经常萦绕的精神和肉体。
“你不知道朗贝尔跟我谈了些什么吧？”纳迪娜激动地说，“十个流放者中，美国人没有把他们送回去一个，全都被活活地拖死在集中营了。”
“开始几天，就有一半丧了命，因为让他们猛填红肠和罐头。”朗贝尔说，“而现在，早上就给他们一个汤，晚上一点咖啡，外加一截面包，他们都得了斑疹伤寒，像苍蝇一样一群一群地死去。”
“必须把这一切公布于世。”我说，“必须起来抗议。”
“佩隆会去做的，可他需要确凿的事实，但这很难，因为他们禁止法国红十字会去集中营。正是为此事我才又要出差。”
“带我一起去吧。”纳迪娜说。
朗贝尔微微一笑：“我求之不得。”
“我的要求有什么可笑的吗？”纳迪娜声音不快地说。
“你完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朗贝尔说，“他们只给战地记者放行。”
“也有女的战地记者。”
“可你不是。再说，现在为时已晚，再也不接受任何人了。不过，别懊悔。”他补充道，“我可不劝你去干这种职业。”
他说的是他自己，可纳迪娜却以为从他的话中感觉到了几分以恩主自居的意思。“为什么？你做过的事，我也能做吧，不行吗？”
“你想看看我带回来的照片吧？”
“拿出来瞧瞧。”她贪婪地说。
他把照片扔在桌上，我更希望不看，可别无选择。有关尸体堆的照片，还能忍受，这一堆堆尸体太多了，可怎么给这些尸骨投以同情呢？面对活人的形象我们自己又该怎么办呢？所有这些眼睛……
“我见过的还要更惨。”纳迪娜说。
朗贝尔没有答腔，收起照片，然后用勉励的口吻说道：“你知道，若你真的渴望搞通讯报道，那也不难，你只需跟佩隆说说。就是在法国本土，也可能有一大堆调查工作要搞。”
纳迪娜打断了他的话：“我所向往的，是见见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副样子，一行行地爬格子，这对我来说可没有意思。”
“我肯定你能成功。”朗贝尔热情地说，“你富有胆识，善于诱导别人开口说话，你对一切都应付自如，准会到处畅通无阻。至于涂篇文章，很快就可学会。”
“不。”她神态固执地说，“只要一动笔写，就决不会讲真话。佩隆有关葡萄牙的报道，竖的全都成了横的。你的通讯，我肯定也是这么回事，我才不信呢。正因为如此，我才想亲眼见见是什么东西。可我决不会想方法将它们制造成谎言，然后拿去兜售。”
朗贝尔的面孔布上了阴云。我遂说道：“可我认为朗贝尔的文章极有说服力。达豪集中营的卫生所，人们感到就像亲自参观过一样。”
“你的感觉，这又证明了什么？”纳迪娜声音不耐烦地说。出现了片刻沉默，她开口问道：
“玛丽到底送不送茶来？他妈的，”她专横地喊叫，“玛丽。”
玛丽出现在门口，身上穿着蓝色的工作罩衫，朗贝尔笑盈盈地站起身来：
“玛丽·昂热！你在这儿干什么？”
她脸色霍地变红，转过脚跟，我挡住了她：“您可以回答嘛！”
她目光直直地盯着朗贝尔说道：
“我是女佣人。”
朗贝尔也闹了个大红脸。纳迪娜疑惑地打量着他们俩：“玛丽·昂热？你认识她？玛丽·昂热姓什么？”
一阵尴尬的沉寂降临了。她突然说道：
“玛丽·昂热·比塞。”
我感到怒火直窜双颊：“女记者？”
她耸耸肩膀：“是的。”她说，“我走，我马上就走。用不着您赶我。”
“您是到家里来探我们的？没有比这更卑鄙的勾当了！”
“我不知道你认识那么多记者。”她瞟了朗贝尔一眼说道。
“你还愣着不搧她干什么！”纳迪娜吼叫道，“她偷听了我们的一切谈话，到处搜查，读了我们的信件，马上就要把这一切公布于众……”
“噢！您，凭您这副大嗓门，可不会吓着我。”玛丽·昂热说。
我一把抓住纳迪娜的手腕，算是拦住了她，要不，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把玛丽·昂热打翻在地板上。不过跟我她还缺乏胆量，不敢猛地挣脱开身。玛丽·昂热朝门口走去，我随她走到前厅，她冷静地问我道：
“我还是把门窗玻璃擦完吧，您不乐意？”
“不用了。我倒想知道是哪家报社派您来的。”
“谁也没有派我来，是我自己来的。我想准可写篇精彩的东西，轻而易举就可脱手。您知道，这就叫他们所说的侧影。”她以职业的口吻说道。
“知道。呃，我这就去通知各家报社，若哪家买下您的瞎话，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噢！去卖，我甚至都不想去试一试，现在已经完蛋了。”她脱下蓝罩衫，穿上外套：“我这八天佣人就算白当了。我讨厌做佣人！”她绝望地补充道。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可她无疑惑觉到了我的怒火在渐渐熄灭，因为她斗胆露出了一个小小的微笑：“您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篇披露隐私的文章。”她声音像个小丫头似的说道，“我只是想寻觅一种气氛。”
“是为了这您才翻寻我们的文书？”
“噢！我翻寻是为了找乐趣。”她用赌气的腔调补充道，“当然，您骂我是应该的，我有错……可您以为出人头地容易吗？您，您是一位显赫人物的妻子，一切都是现成的。可是我，我得自己去闯荡。请听我一句，”她说道，“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明天把文章给您送来，您不中意的地方尽管删掉好了，行吗？”
“然后您又一字不删地送出去？”
“不，我向您起誓。若您愿意，我可以给您提供反击的武器，一份卑躬屈膝的悔过书，签上名，这样您就把我掌握在了您的掌心。说呀，请接受吧！我是给您家当保姆的。不过我胆量还是有的吧，是不是？”
“这胆量您还会有的。”
我犹豫不决。若是别人跟我讲这般怪事，对这样一位侵犯了我们私生活的恬不知耻的女人，我在梦中也会抓住她的头发，把她从楼梯上推下去。可现在她近在眼前，这位黑发棕肤的小姑娘，瘦骨嶙峋，没有一分姿色，可却那么渴望出人头地。我最终说道：
“我丈夫从不接受采访。他决不会接受的。”
“请您问问他吧，既然事情已经做了……我明天上午打电话来。”她遂又补充道，“您不责怪我吧，对吗？我讨厌别人责怪我的时候。”她尴尬地淡然一笑：“我怎么都无法去责备别的人。”
“我也不怎么会！”
“啊，真绝了！”纳迪娜与朗贝尔突然从走廊冒了出来，喊叫道：“你竟让她发表她的文章！你对她投以微笑！跟这个女探子……”
玛丽·昂热砰地一声打开了大门，迅速离去。
“她答应把文章给我检查的。”
“这个女探子！”纳迪娜尖声骂道，“她偷看了我的日记，读了迪埃戈给我的信，她……”她连嗓子都喊破了。纳迪娜就像儿时发怒那样，怒火满腔，浑身颤抖：“还给她报答！该揍她一顿！”
“她勾起了我的怜悯心！”
“怜悯！你总怜悯别人！凭什么权利？”她带着一种仇恨瞪着我：“实际上，那是蔑视。别人与你之间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衡量的标准！”
“消消气，没有这么严重。”
“噢？我知道，我有错，这自然，你从不原谅我。你总是有理！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那是位好姑娘，你知道。”朗贝尔有点见风使舵，但也挺客气地说。
“那么，你也去祝贺她好了，跑去呀。”
纳迪娜突然朝她卧室奔去，咣当一声关上了房门。
“我感到遗憾。”朗贝尔说。
“这不是您的错。”
“今天的记者，都有一股警察耳目的劲头。纳迪娜发火，我理解。处于她的位置，我也会气得面红耳赤的。”
他犯不着冲着我来护她，可这似乎出于善意。“噢！我也理解。”我说。
“那，我走了。”朗贝尔说。
“一路顺风，”我说道，紧接着补充道，“您该多来看看纳迪娜，她对您情谊很深，您是知道的。”
他神色尴尬地微笑道：“这再也没有多少意义了！”
“您没有早点儿跟她联系，她感到失望，正由于这一点她才不太客气了。”
“可是她对我说不要先打电话的。”
“要是您先打给她电话，她还是高兴的。她需要对友情确实有很大的把握时，才会全心全意去追求。”
“她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的情谊。”朗贝尔说。他突然又补充道：“我非常爱纳迪娜。”
“那您就设法让她意识到这一点。”
“我尽力而为。”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向我伸过手来：“不管怎样，我一回国就来。”他说道。
我回到自己卧室，没敢敲纳迪娜的房门。她多不讲理！确实，对别的人，我总想方设法为他们寻找借口，这样宽容反而使心肠变硬。如果说我对她总是严格要求的话，那是因为她不是我所关心的病人。在她与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衡量标准，那就是在我胸口作响的内疚的声音、焦虑的声音。
当小比塞那篇微不足道的文章发表时，纳迪娜原则上嘀咕了几句。打从《警觉》杂志部的办公室开门办公以来，她的脾气变得好多了。她埋头于一件件明确的工作，显示出了当秘书的出色才华，为此而感到自豪。杂志的创刊号获得成功，罗贝尔和亨利十分满意，并劲头十足地准备下一期。自从罗贝尔说服了亨利，把《希望报》的命运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以来，他对亨利充满友情，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说到底，亨利是他惟一的挚友。与朱利安、勒诺瓦、佩勒迪埃夫妇、康热夫妇等在一起，可以欢度美好的时光，但交情并不太深。过去的社会党人朋友中，有的与敌合作，有的死于集中营，夏尔利埃正在瑞士养伤，而至今对社会党仍然忠贞不渝的旧友对罗贝尔大加谴责，罗贝尔也针锋相对，予以反击。拉福利为罗贝尔成立了革命解放联合会感到失望、因为非但没有与共产党人结成同盟，两家的关系反而降低了热度。罗贝尔与他同辈人差不多断绝了往来，是他主动这样做的。他把这场战争归咎于他的同辈人，是他们没有设法阻止这场战争。他认为对自己的过去过分眷恋了，因而，他希望与年轻人一起共事。政治与行动如今有了新的眉目，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他希望尽量适应。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他也觉得应该有所改变，正因为如此他才再三声称自己的作品尚未完成。他眼下正在撰写一篇评论，他在该文中企图把自己旧的思想与新的世界观融为一体。他的目标一如既往，革命解放联合会除了最近目标之外，一定要坚持给人们带来希望，发起一场与其人道主义思想相符合的革命。但是，罗贝尔深知眼下若不作出痛苦的牺牲，这场革命将难以完成，未来的人将不再是多列士以过分乐观的态度所描绘的人。那么，真理、自由、个人道德、文学、思想等这些旧的社会准则将保持何种意义，存在何种希望？若要拯救这些准则，就必须重新创造。而这正是罗贝尔的企图所在，他为此而激奋。我满意地暗自思忖，他终于获得了写作与行动之间和谐的平衡。显而易见，他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喜欢这样生活。我也同样，我的生活很充实。我每天忙着与罗贝尔、纳迪娜、病人、书籍打交道，懊悔与热望已经没有存在的位置。如今，那位满头白发的年轻姑娘睡眠正常，再也没有噩梦缠绕，她加入了共产党，找到了情人，可惜她我的情人太多了，同时又无节制地饮酒，这谈不上是平衡产生的奇迹，但她总算能安心地睡眠了。那天下午，我真打心眼里感到幸福，因为小费尔南终于画出了一幢带着门窗的别墅，铁栅栏随之消失了。我刚给他母亲打了电话，门房又送来了信件。罗贝尔和纳迪娜都在杂志社，这天是他们的接待日。我独自一人等在家中。我拆开了罗米欧的信，我害怕极了，仿佛有人突然把我抛入空中。原来是一次精神分析讨论会将于元月份在纽约举行，他们邀请我参加，届时可以在新英格兰、芝加哥、加拿大组织报告会。我把来函摊在壁炉上，又激动万分地阅读了一遍。我过去是多么喜爱旅行！在世间，我除了爱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外，最喜爱的也就是旅行了。可是，这是我以为一去不复返的事情之一，现在竟又有人邀请我去英国、意大利，甚至去纽约漫游一番！我的目光难以离开这荒唐的字眼！对我来说，纽约一直是一座传奇般的城市，而我早就不再相信奇迹发生了。没料到就这一小片纸头，竟轻而易举地搅乱了时间、空间与常理。我把来函放进手提包，大步离开家门来到街上。纽约有人在嘲弄我，正在跟我耍鬼花招，我需要罗贝尔帮助我戳穿这场骗局。我急冲冲地登上莫瓦纳家的楼梯。
“噢，是你？”纳迪娜带有某种责怪的口吻说。
“你没看错。”
“爸爸正忙着呢。”她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她高高地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办公桌居中放在这间当作接待室的大办公室里。等待接见的人数甚多：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一片嘈杂。这该让他感到高兴，因为来的人中年轻人居多。当然，不少人是带着好奇心，或者因为无所事事，或者怀着某种投机的心理来到这里，但也有许多人是真正的喜爱罗贝尔的书，关心他的行动。噢，罗贝尔决不是在茫茫荒漠里白讲一场，他的这些同辈人尚有眼睛读他的书籍，尚有耳朵听他讲话。
纳迪娜站起身子：“6点了！关门了！”她声音粗暴地高喊道。她把失望的来访者送向门外，然后转动了锁眼中的钥匙。
“乱哄哄的！”她笑哈哈地说道，“好像他们在等着白吃一顿饭菜似的。”她打开了接待室的门：“道路通了。”
罗贝尔在门口朝我微微一笑：“你给自己放假了？”
“是的，我想转一圈。”
纳迪娜朝她父亲转过身子：
“瞧你这副举行祭礼似的样子真滑稽，活像个教父呆在告解座上。”
“我更像是个算命者的形象。”
突然，纳迪娜咯咯大笑起来，仿佛猛地揿了某个笑的按钮似的。她愉快的情绪很少突发，但每次总伴着刺耳的大笑：“瞧这玩艺儿！”
她用手向我们指了指一只四角已经磨损的手提箱，发旧的箱子表面贴着一张标签：我的一生，约瑟芬·米埃弗着。“看去像是一份手稿！”她打着嗝儿说道，“那是她的真实姓名。你不知道她跟我说了些什么吧？”在她那两只激动得湿乎乎的眼睛里，闪现着一种胜利的光芒。笑是她的报复手段。“她对我说：‘我呀，小姐，我是一部活的材料！’她已经六十岁了，家住奥利亚克。她一五一十，什么都说。”
她一脚踢开了皮箱的盖子。里面装满了一叠叠玫瑰色的文稿，纸上一式绿色墨水笔迹，没有任何涂抹之处。罗贝尔捡起其中一页，快速浏览了一遍，随手扔掉：“没有什么趣味。”
“说不定有刺激的段落呢。”纳迪娜满怀希望地说道。她蹲在手提箱前。多少页文稿，多少分时光！在弥漫着外省气息的餐室里，在壁炉旁的灯光下，度过了多少温馨的时光。这时光是多么充实，又是多么空虚，过得多么欢快，又浪费得多么愚蠢。
“不，没什么意思！”纳迪娜不耐烦地站起身子，她的脸上，欢乐的表情荡然无存……“那就搁起来了？”
“等五分钟。”罗贝尔说。
“快点儿走，这儿散发着文学味。”
“什么味？文学味？”
“一辈子不修边幅的老头儿味。”
这不是一股什么味。但是，整整三个小时里，整个空气中充盈着希望、担忧与恼恨。空空热闹一场过后，透过这无声的沉默，感觉到了这无形的悲楚。纳迪娜从抽屉里拿出一件酱紫色的毛衣，煞有介事地编织起来，编针嘎吱直响。平常，她从不怜惜自己的时光，可一旦要她拿出几分耐心，她就赶紧装出一副样子，仿佛她的光阴一刻也不该浪费。我的目光落在她的办公桌上，只见一个黑色的封面，一行鲜红的大字煞是诱人：《诗选》，勒内·杜斯。我打开本子。
“秋日里，牧场可敬而美丽……”
我翻了一页。“您是否知道，我突然发现了神奇的佛罗里达……”
“纳迪娜！”
“什么事？”
“这家伙寄来的东西，署着他的名字，可却是阿波里奈尔①、兰波、波德莱尔②等的诗句……他总不至于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吧。”
①阿波里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主要作品有《酒精集》等，对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产生过影响。
②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主要作品有《恶之花》等，对欧美颓废文学产生过影响。
“啊！我知道他搞的是什么名堂。”纳迪娜冷淡地说，“那个可怜的混蛋给了塞泽纳克两万法郎，让塞泽纳克卖给他一些他写的诗。你知道，塞泽纳克才不会舍得把自己未发表的诗作送给他，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可等那人再来时，怎么也得把事实真相告诉他吧。”我说。
“没关系，塞泽纳克耍了花招，那人要敢抗议才怪呢。首先一点，他已经没有退路，他自己也实在太可耻了。”
“塞泽纳克，他也会耍这类把戏？”我诧异地问道。
“你以为他是怎么混的？”纳迪娜说。她把毛衣往抽屉里一扔。“有时，他的鬼花招可真好玩。”
“付两万法郎，在不是出自自己手笔的诗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这真叫我困惑不解。”
“为什么要一心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呢？”纳迪娜说道。接着，她又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用钱去买与不顾头痛屁股热地拼命去写，是一码子事。”这话是专门说给我听的，若是当着她父亲的面，她就得清理清理自己的脏话。
等下了楼梯，纳迪娜以疑虑的神气问道：“我们像那个星期四一样，到对面小酒店去喝一杯好吗？”
“当然可以。”罗贝尔回答道。
纳迪娜脸上一亮，往大理石独脚小圆桌前一坐，开心地说：“得承认我护你护得怪好的吧！”
“是的。”
她忐忑不安地瞧了父亲一眼：“怎么，你对我不高兴？”
“噢！我呀，我为你感到欣喜，我倒为自己感到不悦，因为这到头来对你没任何的益处。”
“任何职业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纳迪娜突然硬邦邦地说。
“这要因事而论。你前几天跟我说朗贝尔建议你当通讯记者，在我看来，这就比较有意义。”
“噢！如果我是个男的，那就没有什么说的了。”纳迪娜说道，“可一个女人当通讯记者，千分之一成功的机会都没有。”她一挥手，挡住了我们的异议。“我说的成功，不是你们那个意思。”她傲然地说：“女人呀，总是不顺当。”
我贸然插了一句：“不尽然吧。”
“你觉得？”她冷冷一笑：“就瞧你吧，你干得不错，你有不少病人，这不假，可说到底，你永远成不了弗洛伊德。”
她早就养成了这副孩子气，每当她父亲在场，她总是习惯于恶声恶气地攻击我。我开腔道：
“成为弗洛伊德或无所事事，在这两者中间能做的事多着哩。”
“我可是有所事事的，我是秘书。”
“若你这样挺满足的，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罗贝尔急冲冲地说道。
我常为罗贝尔嘴巴太快，白白败了纳迪娜的兴致而感到遗憾。我曾多次开导他，可他怎么就下不了狠心，扔不下对女儿的一片雄心。纳迪娜口气咄咄逼人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的命运在今天是多么微不足道！”
“你的命运不取决于你，也不取决于我。正因为如此，那些一心想出人头地的小人全都让我笑掉大牙。”她轻轻咳了一声，瞧也不瞧我们一眼，继续说道：“等到我有勇气做点艰难的事情的那一天，我就投身于政治。”
“那你还不赶紧到革命解放联合会去工作，还等什么？”罗贝尔问道。
她一口饮尽杯中的维特尔矿泉水：
“不，我不同意。你们说到底是反共产党的人。”
罗贝尔耸了耸肩膀：“要是拉福利认为我是反对他们的，你以为他还会这样友好吗？”
纳迪娜微微一笑：“听说拉福利就要来要求你别举行那个集会。”
“谁跟你说的？”罗贝尔问道。
“拉舒姆昨天说的。他们很不满意，他们认为革命解放联合会走了邪路。”
罗贝尔一耸肩膀：“也许拉舒姆和他那帮子小左派分子确实大为不满，可他们要自以为是党中央，那就错了。我上个星期还见到拉福利呢。”
“拉舒姆前天见了他。”纳迪娜说，“我向你保证，这是正经话。他们开了一个火药味十足的会议，决定必须采取措施。拉福利会来跟你谈的。”
罗贝尔一时沉默不语，接着开口说道：“若真是如此，那该让人绝望透了！”
“是真的。”纳迪娜说，“他们说你领导的革命解放联合会非但不与他们一起共事，反而鼓吹与他们背道而驰的政治，还说这次集会就是敌对行动的宣言，说你分裂了左派，他们不得不向你宣战。”纳迪娜的话中含着几分得意。她大概还不知道她这番话的轻重。平时，每当我们遇到真正的麻烦，她往往惊慌失色，可若只是些不顺心的小事情，她总是从中取乐。
“不得不向我宣战！”罗贝尔说道，“这真叫绝！是我分裂左派！啊！他们没有变。”他愤怒地补充道：“他们永远变不了！他们所希望的，是革命解放联合会对他们服服贴贴，一看到独立的征兆，他们就斥责我们抱有敌意！”
“要是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他们必定认为你有错。”纳迪娜通情达理地说，“你也是这样的。”
“不同观点可以有，但也可以保持行动的统一。”罗贝尔说，“这就是国民阵线的意思。”
“他们视你为危险分子。”纳迪娜说，“他们说你鼓吹极恶政治，说你想破坏重新建设大业。”
“听着，”罗贝尔说道，“掺和不掺和政治，是你的自由，可你别扮演鹦鹉学舌的角色。若你用的是自己的脑子，那你就会明白真正可能引起灾难的，是他们的政治。”
“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纳迪娜说，“要是他们试图夺取政权，那美国马上就会干涉。”
“他们有必要争取时间，这我同意。可是，他们也可以采取别的方式。”罗贝尔耸耸肩说道：“我完全承认他们处的位置很难，他们或多或少是两头受夹。自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垮台以后，他们不得不扮演各种角色，一会儿当左派，一会儿又当左派的右派。可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应该希望另一个左派党的存在呀！”
“怎么！他们就是不希望。”纳迪娜说道。
她猛地站了起来，为自己产生了一点儿小小的影响感到满意，可并不乐意卷入她显然占不了上风的争论中去。“我去逛逛。”她说。
我们也起了身，沿着河畔徒步回到家里。
“我马上给拉福利打电话。”罗贝尔对我说：“唉，手挽着手团结一致是多么有必要啊！他们明明知道这一点！可他们却怎么都不容忍在他们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左派党。社会党已经算不了什么，这个国民阵线，他们倒是乐意要的。但是，出现一个新的运动，看去很有起色，那就大逆不道了……”
他继续气愤地讲着，我一边听一边想：“我不愿离开他。”昔日，我离开他时并不感到痛苦，因为我们活在世间，彼此永远相爱。可是，我现在知道我们俩只有一个生命，且它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前途充满威胁。罗贝尔并非攻不破、击不倒。相反，突然间，他在我看来甚至是脆弱的。他一直指望共产党人怀着诚意，可他大错特错了。面临他们的敌意，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得了，这条死胡同到了。”我心里在想。可他既不能放弃自己的纲领，也不能坚持反对共产党人，任何两全的办法都不存在。也许事情会顺利解决的，条件是共产党人拿定主意，容许举行集会。罗贝尔的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捏在他们的掌心。想到这些，我感到心悸。他们一个字就可摧毁罗贝尔苦心经营起来的美好的平衡。不，这不是我离他而去的时候。一走进工作室，我就以讽刺的声音说道：
“瞧瞧我收到了什么东西！”
我把罗米欧的信递给了他，他遂变了一副面孔，我从中辨出了欢乐，这本该是我的欢乐。“可这是美事！你为什么对我一声不吭？”
“我不愿一走就是三个月。”我说。
“为什么？”他惊诧地看了看我说，“这可是一次美妙的旅行啊！”
我喃喃地道：“我这里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
“你到底怎么了？从现在到元月份，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纳迪娜已经长得够大了，用不着你照管，我也一样。”他微笑着添了一句。
“美洲太遥远了。”我说。
“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他一副挑剔的神态细细打量了我一番，说道，“你走动走动，这对你大有好处。”
“我们今年夏天骑自行车去转转。”
“要想欣赏异国风光，骑自行车可走不了多远！”罗贝尔说，他淡然一笑：“我可问心无愧！若是别人通知你旅行计划泡汤了，你准会蹦起来。”
“有可能。”
他说得有理，我对这次旅行看得已经很重。正因为如此，这又成为一块心病扰得我心绪不宁。所有那些往事、所有那些欲望，一一苏醒过来，这多么令人不安！为什么有人要来扰乱我这行尸走肉般的规规矩矩的平安日子？这天晚上，罗贝尔和亨利对拉福利大为恼火，他俩相互鼓励，要坚决挺住，如果革命解放联合会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那共产党人也得被迫买它的账，到那时，就可能重新获得统一。我静静地听着，对他们所讲的一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在我的脑瓜子里却充斥着一个个乱七八糟的愚人形象。第二天情况没有好转，我兀自坐在办公桌前，整整呆了一个时辰，向自己发问：“我接受？还是不接受？”最终，我站起身来，拿起电话，没有必要装着工作的样子。我曾答应波尔，这几天去看看她，现在去正好。不用说，她准独自一人等在家中。我离开家门，向她家走去。我很爱波尔，可同时，她又使我有点害怕。每日清晨，我经常感觉到身上笼罩着令人窒息的阴影，一个灾难正在渐渐苏醒，而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她。我一睁眼，她也紧接着打开双眼，然而在她的心底，却漆黑一团。我暗自思忖：“若处在她的位置，我可容忍不了这种生活。”我完全明白，相比之下她处这种位置比我处着要容易一些。波尔可以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闭门不出，看不到任何人而不感到烦闷，她甚至成功地向自己否定了亨利已经再也不爱她这一事实。可是总有一天将真相大白，到时该会发生什么不测？能给她出什么主意？去唱歌？可这不足以给她以慰藉。
我渐渐靠近了她的家门，心里也愈缩愈紧。居住在这群命运不济之人的小区里，对她来说倒挺合适。我不知他们在被德占领期间都躲到了什么地方。如今春天到了，他们的破衣烂裳，甚至甲状腺肿和枪伤刀痕又都一一出现了。有三个人背靠街心公园的栅栏而坐，旁边是一块大理石板，石板上装饰着一束已经凋谢的花，其中一男一女正在抢夺一只黑漆布袋，他们脸色通红，是因为喝酒和愤怒的缘故，他们俩猛烈地向对方吐着脏话，但四只紧抓着布袋不放的抽搐的手却几乎拧着不动。而另一个人在旁开心地观战。我钻进了一条小街，油漆斑驳的木门守着一座座废物库，每日清晨，捡破烂的都把废纸和废铜烂铁往这边送，几扇玻璃门微微露出一条小缝儿，候诊室里坐着一些妇女，膝盖上蹲着小狗。我曾从一些小册子上看到在这些动物诊所里，人们医治或者毫无痛苦地杀死“鸟和小动物”。我在一张广告纸前停下了脚步，房间备有家具出租。我按响了门铃。楼梯口总是放着一只巨大的垃圾桶，只要一抬步登楼，便有那么一只黑狗没命地狂吠起来。波尔富有导演的情趣，每当她向新来造访的客人打开这间简易寓所的房门时总会轻而易举地获得戏剧性的效果。我也不例外，每次总对她那出人意外的光彩感到惊讶，我也为她那非同一般的服饰感到惊异。她生来讨厌千篇一律，性喜美妙多变，因此任何时候都显得经过一番悉心打扮。她给我开了门，只见她身着一条宽松的塔夫绸内裙，淡紫的色泽闪烁变幻，脚穿一双大高跟锯齿状鞋，鞋带缠在腿上。她拥有各式各样的鞋子，说不定哪位视鞋如命的收藏家也相形见绌。
“快来暖和暖和。”她边说边把我往燃着柴火的炉子边拉。
“天并不冷。”
她朝缝隙堵得死死的窗子瞥了一眼。
“大家都这么说。”她坐了下来，既严肃又关切地朝我俯过身子，问道：“你身体怎么样？”
“挺好。可我忙得不可开交。人们再也用不着每天担惊受怕了，可是他们便重新开始自己折磨自己。”
“你的书呢？”
“正在写。”
我出于礼貌，她怎么问，我便怎么答。我清楚地知道她对我的工作从来就不感兴趣。
“你真觉得有意思？”她问道。
“喜欢极了。”
“你真有福气！”波尔说。
“是因为我干的是我感兴趣的工作？”
“是因为你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的自我感觉并非如此，可这里涉及的并不是我。我满怀热情地说：
“你不知道自我在圣诞节听到你唱歌后心里想些什么吧？我想你该利用你的歌喉做点儿事。你对亨利忠贞不渝，这固然十分美好，可说到底，你自己也重要呀……”
“噢！我曾就这个问题与亨利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呢。”她漠然地说，摇了摇头：“不，我再也不登台歌唱了。”
“为什么？我肯定你会走红。”
“这对我又有何益？”她问道，继而微微一笑：“广告上写满我的名字，报刊上登的尽是我的照片，我对此真的不感兴趣。如果想要的话，这一切我早就可以得到，可我不想要。你误解了我。”她补充道，“我不希望任何个人的荣耀。在我看来，伟大的爱情远比成功的事业要重要得多。我所遗憾的，只是爱情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我。”
“可你没有被强迫作出抉择呀。”我说，“你完全可以继续爱你的亨利，同时唱你的歌。”
她神情严肃地看了看我：“对一个女人来说，伟大的爱情不允许她享有任何自由。我知道罗贝尔和你之间有多么默契。”她补充道，“可那并不是我所说的伟大的爱。”
我并不愿意就她的字眼或我的生活争辩一场。“可你在这里独自一人一天天过日子，你该有的是时间工作呀。”
“这并非时间问题。”她以责怪的神态朝我微微一笑：“你想我十年前放弃了歌唱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明白了亨利需要我整个身心……”
“你说他自己也曾劝你重新工作。”
“可要是我真的按他的话去做，他准懊丧不堪。”她乐呵呵地说，“哪怕我有一个念头与他的不符，他都受不了。”
“多么自私！”
“爱并不自私。”她深情地抚了抚柔软的衣裙。“噢！他对我没有任何要求，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的牺牲不仅对他的幸福，而且对他的写作事业及其成功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
“为什么他的成功在你看来那么重要，而你自己成功与否却无关紧要呢？”
“噢！他名声大小，我才不在乎呢。”她情绪激烈地说：“这事关别的东西。”
“是什么？”
她猛地站了起来：“我给你备了点热酒，你要喝吗？”
“乐意。”
我听着她在厨房里走动，心里很不舒坦地想：“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口口声声说对个人荣耀不屑一顾，可为什么偏偏在亨利开始名声大振、人们称颂他为抵抗运动的英雄和年轻文学的希望时，波尔重又摆出一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面孔呢？我清楚地记得一年前，她是多么死气沉沉、心灰意懒，她又是怎么感觉到这种爱的呢？她为何拒绝通过工作摆脱这种爱的纠缠呢？她是怎样看待周围世界？我和她一起关在这红色的四壁之间，望着炉火，交换着言语，可我怎么都琢磨不透她脑中发生的一切。我站起身子，朝窗户走去，掀开了窗帘。夜幕降临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手牵一条高贵的丹麦狗在游逛。在那块写着“专营撒克逊珍奇鸟类”几个字的神秘的牌子下，一只被系在窗栏上的猴子仿佛也在困惑不解地察看着苍茫暮色。我又放下窗帘。我曾有过什么希望？希望能用波尔的双眼看一看这熟悉的环境？希望在这环境中捕捉住她每日生活的色彩？不，小卷尾猴决不可能用人的眼睛去观察，我也决不可能潜入另一个人的心底。
波尔从厨房回来，庄重地端着一只银托盘，盘上两只碗在冒着腾腾热气。“你喜欢甜一点的，是吗？”
我嗅了嗅这浓浓的红酒溢出的那股又热又香的气味：“看来很可口。”
她沉思着喝了几口，仿佛在品味这是不是真正的春药，“可怜的亨利！”她喃喃地说。
“可怜？为什么？”
“他正在经历一次艰难的危机，我担心他在摆脱危机之前遭受过多的痛苦。”
“什么危机？他看去体魄康健，最近的几篇文章也是他从未写过的好文章。”
“文章！”她带着一种愤懑瞧了我一眼：“从前，他对搞报纸嗤之以鼻，认为只不过混碗饭吃吃而已，他离政治也远远的，希望独自相处。”
“可现在环境变了，波尔。”
“环境又有何妨！”她有些激动地说道，“他不应该变。战争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是伟大的举动，可今日，逃避尘世才是伟大之所在。”
“这又为何故？”我问道。
她一耸肩膀，没有答腔。我有些气恼地添了一句：“他肯定已经给你解释过他为何搞政治。我呀，我可是绝对赞同。你不认为应该给他以信任吗？”
“他正在闯入并不属于他的道路。”她以不容置疑的腔调说，“我很清楚，我甚至可以给你证据。”
“这倒叫我吃惊。”我说。
“证据，”她夸张地说，“就是他已经变得没有能耐写作。”
“也许目前他是没有动笔，”我说，“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从今之后再也不写。”
“我并不吹嘘自己永远不会错。”波尔说，“可你要知道，亨利是我造就了他，我创造了他，一如他塑造了他书中的人物，我对他就像他对他书中的人物一样了若指掌。他正在背叛自己的使命，该由我指引他重返正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考虑照顾我自己。”
“你知道，人们除了自己赋予的使命之外，别无其他使命。”
“亨利可不是一位混同于他人的作家。”
“他们大家各不相同。”
她摇了摇头：“若他仅仅是一个作家，那就不会让我感兴趣了。作家何其多呀！当他二十五岁，我与他结成夫妻时，他一心只想文学，可我马上就发现了我完全可以让他攀登更高的境界。我让他明白了一点，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应该浑然一体，获得成功。是多么纯洁而又绝对的成功，可成为世人的楷模。”
我心里不安地在想，若她用这副腔调跟亨利说话，那他真该受不了。
“你是想说一个男人应该像珍惜自己的作品一样珍惜自己的生活？可并不能因此而禁止他发生变化呀。”
“除非他顺应自身而变化。我发生了许多变化，可我顺应的是自己的生命。”
“谁也没有预先划定的道路。”我说，“世界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世界，对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必须设法适应。”我朝她微微一笑：“我也同样，在多少个星期里，一直幻想可以重新获得战前的时光。可这是愚蠢的念头。”
波尔神态执拗地细观着炉火：“时间并没有用。”她说。突然，她猛地朝我转过身子：“噢！想一想兰波，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什么？”
“对，你看见了他的什么形象？”
“他年轻时的形象。”
“瞧！只有一个兰波、一个波德莱尔、一个司汤达①，他们在世的时间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可他们每个人的一生只构成了一个形象。亨利只有一个，我也永远是我自己，时间对此无能为力，背叛并非源于时间，而是因为我们自身。”
①司汤达（1783～1843）：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
“啊！你把一切都混为一谈了。”我说，“等你年迈七旬，你还永远是你，可你与人与物却会形成不同的关系。”我又平添了一句：“与你的镜子也同样。”
“我从不在镜中多照自己。”她带着几分疑惑审视了我一番：“你想证明什么？”
我一时保持缄默。否定时间，大概谁都有这种企图，我也常常这样做。对波尔这般固执的信念，我隐隐约约产生了几分羡慕。
“我所说的，是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必须安于天命。你应该放手让亨利去做他乐意做的事。你嘛，也应该照顾一下自己。”
“你就这话，仿佛亨利和我是两个彼此完全独立的人似的。”她若有所思地说，“也许这之间有一种无法彼此交流的体验。”
我满怀希望，试图说服她，如今这一希望完全落空了。还能怎么办呢？我一无所知。不过，我还是对她说道：
“你们是彼此独立的，其证据就是你在批评他。”
“确实，表面上我们是有不同之处，我也在为消除这种不同而斗争。”她说，“可实质上，我们只是一个整体。我过去经常感觉到这一点，我甚至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认识到这种情况时的情景：我几乎感到害怕。彻底地融入在另一个人之中，你知道，这很怪。但是，当一个人在自身中发现了另一个人时，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她那激动的目光凝视着天花板，接着说道：“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的时光必将重现。亨利必将完完全全地化为我，我也一定将原原本本地归还给他。”
她的话语中有着某种近乎绝望的声嘶力竭的劲头，我只不过是放弃，不想再深谈下去，我轻快地说：“可不管怎样，你走动走动、见见人对你有好处。下个星期四，你不愿陪我到克洛蒂家走一趟？”
波尔的目光落到地板上，看她的样子，仿佛她又控制住了体内的某个组织，重新获得了解脱，变得轻松起来。她朝我嫣然一笑：
“噢！不，我不愿意。”她说，“上个星期，她来看过我，我这几个月对克洛蒂够烦了。她已经把斯克利亚西纳安置到了她家，你知道吗？我在纳闷他怎么会同意的……”
“我猜想他手头没有一个子儿了。”
“你说那里像是个后宫！”波尔说。
她哈哈大笑，这笑声足足使她年轻了十岁。以前，她跟我呆在一起时就是这副样子。可一旦亨利在场，她就摆出架子。如今，人们觉得她似乎感觉到亨利的目光总是在跟着她。如果她有勇气为自己而活着，她也许能够重新恢复昔日的欢快。“我不善于与她交谈，我太笨了。”我离开她时，心里这样责备自己。她过这种生活很不正常，有时，甚至干脆就不合情理。可是，我今天未能好好开导开导她。正常的生活，还有比这更不正常的吗？为了能循规蹈矩，打发日子，有多少事情不得不放弃，有多少往事不得不忘记，又有多少事实真相不得不回避。“我害怕离去的原因正是在此。”我心里在想。在巴黎，在罗贝尔身旁时，我不费多少气力就可避免陷阱，因为我能识别陷阱，警钟时刻向我提醒面临的危险。但是，当我孤独一人置身于陌生的苍天之下，将有怎样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将有明摆的事情突然使我眼花缭乱？又会有怎样的鸿沟突然出现在面前？不过，鸿沟终将平合，明摆的事情也会消失，这是确凿无疑的。我见过的何其多。我们就好比蚯蚓，任凭他人斩为两截，或好似龙虾，折断了爪子会再生长。但是，当我想起那徒劳的垂死挣扎的时刻，想起那不愿苟延残喘、恨不得立即死去的时刻，我不禁心悸。我试图让自己服从于理智：我为什么会出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就不会出任何事情呢？偏离前人踏平的道路，从来就没有好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上，我感到有些窒息，这是事实。可人们渐渐也会习惯于窒息的，不管怎么说，形成习惯并不是坏事。
“你怎么了？”几天以后，纳迪娜满腹狐疑地问我。她身着我的浴衣，躺在我卧室的长沙发上。平时我回家时，总发现她这副样子。在她眼里，惟有他人的服饰、摆设、他人的生活才有价值。
“你希望我怎么样？”我反问道。
我没有跟她谈起罗米欧的来信。可是尽管她对我很不了解，但对我的任何情绪变化她都看得一清二楚。
“你好像困倦得连站着也能入睡似的。”她冲着我说。
确实，在平日里，我总是兴致盎然地询问她每日做些什么，可这天晚上，我却默默地脱去外套，戴上睡帽，没有说一句话。
“我在圣安娜度过了整个下午，我想我是有点疲倦了。”我回答道。“你呢？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对此感兴趣吗？”她忌恨地反问道。
“当然。”
纳迪娜脸上一亮，她心里有高兴的事情，不愿再多赌气。“我刚才遇到了我终身的伴侣！”她以挑逗的声音说道。
“当真？”我笑眯眯地问道。
“对，当真。”她严肃地回答道，“他是拉舒姆的一个伙伴，棒极了。他可不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写书匠，而是一个活动分子，名副其实的活动分子。他叫若利。”
在这之前不久，她与亨利闹了一场：她的反应如此明显，要是她自己也意识不到我才感到奇怪呢。“那这一次，你肯定登记入党了？”我问道。
“他对我还未入党气愤极了。啊，你知道，他这个人，办事可不拖泥带水。他说干就干，一个男子汉嘛。”
“我早就认为你最终也该经历一番了。”
“道理很明白，这是因为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经历而已。”她声音尖刻地说，“现在入党，以后再退出来。年轻时代得经历经历。是这个意思吧。”
“噢，不。我没说过这种话。”
“我知道你心里是这么想的。你要明白，若利的力量在于他相信真理。他从不以经历为儿戏，他是在行动。”
一连几天，她咄咄逼人地对若利大加颂扬，我只管听着，没有任何表示。她把《资本论》摊在书桌上的化学教科书旁，目光阴郁地在两部书之间来回移动。她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在这料峭的初春，街上的乞丐比比皆是，若我施舍给他们一点儿钱，她便冷冷一笑：“你以为给这种可怜的废物施舍一点儿钱，就可以改变世界的面貌了？”
“我并没有如此奢望，只是让他高兴高兴，这就够了。”
“如果你良心得到安宁，那对大家都有好处。”
她总以为我内心有多少阴险的谋划。
“你以为拒绝涉足上流社会、待人粗野，就可以摆脱你那个阶层了？这样一来，你只不过成了一个没有教养的资产者而已。”
实际上是我很不乐意去克洛蒂家。大战期间，她曾从勃艮第的那座城堡给我寄过许多包裹，可现在她不由我推却，非要我参加她每个星期四的聚会，我无论如何得去一次。可是，当我在5月一个春雪霏霏的夜晚跨上自行车的时候，心里是多么不情愿啊。时值仲春，然而任性的寒雪又突然出现，天空白茫茫一片，阒无声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落在地上，看似温暖如春，但落到身上却冰冷刺骨。我恨不得顺着这种棉絮裹似的道路径直向前飞驰，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上流社会的沉重应酬对我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怖。尽管罗贝尔四处躲藏，对记者、勋章、科学院、沙龙和将军夫人一律退避三舍，但也无济于事，人们正在把他奉为一座公共的丰碑，我也因此而成为公共人物。我慢步登上豪华的石阶。我讨厌众人把目光霍地投向我的那一时刻，只需迅疾的一瞥，他们就可识别我，把我撕成碎片。于是，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内心也因此而永远不得安宁。
“真想不到有幸与您相见！”洛尔·玛尔娃说着，“您那么忙！都不敢再请您大驾光临了。”
我们至少谢绝了她三次邀请。来客乱哄哄的，在我相识的人中，我很少对谁有过什么负罪感。他们有的认为我们高傲，有的认为我们孤僻，也有的认为我们拿架子。我猜度在这些贪婪地来此寻找无聊的人中，谁的脑子里也没有掠过这样的念头：上流社会实在激不起我们的兴致。对我来说，无聊简直就是灾祸。打从我孩提时代起，就吓得我丢魂落魄。我小时候希望赶紧长成大人，以对无聊的回避为中心构筑起自己的整个生活，这样做首先正是为了摆脱这种灾难。可是，那些我与之握手交往的人也许对无聊已经习以为常，觉察不出这一点。他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空气也可能会产生另一种气味。
“罗贝尔·迪布勒伊未能陪您同行？”克洛蒂问道，“请代我告诉他，他在《警觉》上写的那篇文章实在令人赞叹！我全都记到了心上，无论在餐桌、浴室还是在床榻，我都默默地背诵，夜晚我与之同眠，而白昼，它是我心中的情人。”
“我一定转达。”
她目光灼热地盯着我看，我感到好不自在。自然，我不喜欢有人说罗贝尔的坏话；可是当有人对他大唱赞歌时，我也感到别扭。我感觉到自己的唇间露出一个笨拙的微笑，不知如何是好，沉默不语吧，可能被视为矫揉造作；而一旦开口说话，似乎就可能有失稳重。
“这本杂志的问世是一件重大的事。”画家佩尔莱纳说道。他才是克洛蒂心中的情人呢。
吉埃特·旺达杜尔凑了过来，她写过一些巧妙的小说，自感是沙龙中引人注目的人物。她的衣着装饰，她的一举一动无不表明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并不年轻，同时也表明她对自己昔日的花容月貌过分眷恋了。她以略带灵气的声音说道：“迪布勒伊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对艺术有极为深刻的执着追求，同时又善于对今日的世界投入无比的热情。既爱文又爱人，诚为难得。”
“您对他的生活是否记日记？”克洛蒂问道，“不然您可给世人提供多么珍贵的资料啊！”
“我没有空暇。”我说，“再者，我并不认为他喜欢我这样做。”
“令我惊诧的是，”于盖特·伏朗热插话道，“您生活在一位气度盖世的人身边，可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份职业。我根本做不到。我可爱的夫君吞噬了我的所有时间，不过我觉得这很正常。”
我欲张嘴一一给予反驳，可我还是按捺住自己，尽可能平淡地回答道：
“这是个安排问题。”
“可我安排得很好。”她神色愠怒地说，“不，这不如说是个道德环境问题。”
他们以各自的目光对我任意宰割、清算旧账。情形历来如此：他们把我团团围住，一个个露出狡黠的神色，向我问这问那，仿佛我早已成为寡妇。但是罗贝尔明明活在世上，我决不帮助他们把他当尸体用防腐香料保存供奉起来。他们四处搜集他的真迹，拼命争夺他的手稿，把他留有题献的全集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自己的木书架上；可是我呢，我手中只有他的两三部书。我大概是存心不去索回别人向我借走的那些书籍；我也是故意没有将他的信分门别类，反而或多或少四处乱丢：这些信是专门写给我的，并不是暂时由我保管，有朝一日将由我转交的东西；我并非罗贝尔的继承人，也并不是他的见证人。我是他的妻子。
也许吉埃特猜出了我内心的不适，她俨然一位女君主，以为到处都是她的王国，她镇定自若地将她那只温柔的小手往我手腕上一搭：“哎呀，他们什么吃的也没给您送！让我领您去酒菜台。”她一边拉着我，一边以同谋似的神情朝我微笑。“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们俩能好好谈一谈。与才女相会多难得啊！”瞧她这口气，仿佛刚刚在这济济一堂的来客中发现了这惟一的一位能够理解她的人。她紧接着说：“您知道什么事情让我高兴吗？那就是哪一天您和罗贝尔光临寒舍吃顿晚餐。”
最为艰难的时刻莫过于他们或以漫不经心、或以高人一等的神态要求约会了。当我照例报以“罗贝尔眼下那么忙”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往往感觉到他们那严厉的目光在谴责我，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罪。我是他的妻子，这不错，可答应约会，我又有什么权利？再说，也没有理由去篡夺这种权利：一座公共的丰碑，这可是属于大家的。
“噢！我知道被作品缠得脱不开身是怎么回事。”吉埃特说，“我也一样，从不出门。您在这里见到我，纯属偶然！”她哈哈大笑，这意味着我被好好地捉弄了一番！她的真实意图并不在此。“可是，共进一次小范围的晚餐，这就大不一样了，晚餐上，我只邀几位男友。”她添了一句，向我透露道，“我不喜欢女人作伴，我在她们中间总有一种失落感。您不是吗？”
“不，我和女人很合得来。”
她以惊讶而责怪的神色瞧了我一眼：
“真奇怪，真太奇怪了。也许是我不正常了……”
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公然宣扬她所属的女性如何低下，她自以为可通过她那阳刚之气十足的才华摆脱女性，她也因此而超越了男性，因为她具备了与男性同样的品质。此外，她还具有作为一个女人而特有的魅力之价值。这种狡黠的心计令我不快。我以行家的口吻说道：
“您并非不正常。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偏爱男人。”
她的目光突然变得冰冷，毫无掩饰地故意向于盖特·伏朗热转过身去。可怜的吉埃特！她意欲摆脱恋己癖的罪名，同时又渴望别人承认她的价值，为此而倍受折磨，于是，她想方设法，试图让别人说出她所希望的对她的评价。可是，倘若别人不说怎么办？要不要甘于寂寞？这是个痛苦的抉择。克洛蒂发现我独自呆着，便以其堂堂女主人的身分，硬把一个人往我怀里推。
“安娜，您从未见过吕茜·贝洛姆吧？她过去与您的女友波尔很熟。”她边说边飞快地朝一个新的来客迎去。
“啊！您熟悉波尔？”我向这位身材颀长的妇人问道。她满头棕发，身着一件黑色奥托曼服，全身珠光宝气，朝我勉强笑了笑。
“对，我跟她很熟。”她高兴地说，“我曾无偿帮她选择作广告用的服饰，当时，我已经为阿玛丽莉广告公司扬了名，可她刚刚在瓦勒古尔公司起步。她长得漂亮，可不善穿戴。”吕茜·贝洛姆朝我投来一个冰冷的微笑。“应该说她在审美方面还不太成熟，可她却听不进任何劝告。那个可怜的瓦勒古尔和我为此吃尽了苦头。”
“波尔有她自己的风格。”我说。
“她当时可没有寻觅到自己的风格。她自我欣赏有余，没有自知之明，这对她的职业是有害的；她有一副漂亮的嗓子，可根本不知怎么使用；她绝对不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因此从未超越应有的水准。”
“我从未听过她唱歌，可听说她当时很走红，她曾签订过去里约演出的合同。”
吕茜·贝洛姆哈哈大笑起来：“她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因为她长得漂亮，可她很快便一落千丈。唱歌，这和别的一样，需要付出努力，这可不是她的长处。去巴西演出，我还记得这回事，我还不得不为她制作衣裙呢。让小伙子感兴趣的并非她的演唱技巧，她自己心里也很明白。她并不像她试图显示的那样疯狂。她装出一副玛丽布朗似的轻狂样子，可实际上，她内心所渴望的，是寻找一个能体贴她的正经的小伙子，目的达到之后，其他的一切很快也就抛弃了。她做得对，不然，她在事业方面也永远成不了大气候。她现在情况如何？”吕茜突然以充满善意的声音问道：“听说她的那位伟人正在甩她，确有其事？”
“绝对没有，他们倾心相爱。”我以权威的口吻说。
“啊！这就好。”她说道，但话语中流露出百分之百的怀疑。“她期待的时间够长了，可怜的丫头。”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吕茜·贝洛姆厌恶波尔，我可不接受她向我描绘的波尔形象：一个盛气凌人、生性懒惰的小娼妓，以歌唱为手段，寻觅保护人。可是我意识到了波尔几乎从未跟我谈过她初来巴黎那几年的情况，也从未跟我提起她的少年时代和童年时代。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我能向您道声日安吗？您不再恨我了吧？”
玛丽·昂热故作尴尬地朝我微微一笑。
“您是自作自受！”我同样对她微笑着说：“您可逼得我好苦啊！”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她说道。
“请告诉我实话，您可没有六个兄弟姐妹吧？”
“我确实是个姐姐，”她声音诚恳地说，“可我只有一个弟弟，他在摩洛哥。”她的目光贪婪地向我发问：“告诉我，旺达杜尔到底跟您谈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谈。”
“您可以告诉我。”玛丽·昂热说，“什么都可以跟我说。它从这里进，又从这里出。”她分别指了指耳朵和嘴巴。
“我担心的正是这点。还是您跟我谈谈有关这位泼妇的事情吧。”我指了指吕茜说道。
“噢！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玛丽·昂热道。
“什么了不得？”
“她虽然已经这副年纪，可想要什么男人就有什么男人，有利可图的、相处愉快的，她设法两者兼有。眼下，有三个男的都想要娶她。”
“那他们谁以为只有自己要娶她？”
“不。他们都以为只有自己知道还有两个男的想娶她。”
“她又不是个维纳斯。”
“听说她二十来岁时还要更恶劣呢，可她想方设法不让别人识别她的真面目。靠两条大腿走运的恶女人，比比皆是。”玛丽·昂热一副见多识广的神态说道，“不过，她们总得吃点苦头，差不多到了四十岁，她才靠布洛托老爹的资本帮助阿玛丽莉公司扬了名。到大战爆发时，她正开始发大财。现在，又时来运转，蒸蒸日上了，可她已经腻了。”玛丽·昂热以同情的口吻说道，“正因为如此，她才那么坏。”
“我明白了。”我打量了一玛丽·昂热，问道：“那您到这儿来有何企图？搞点耸人听闻的趣闻？”
“我来此是为了自得其乐。我很乐意赶鸡尾酒会。您不是吗？”
“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乐趣，倒要请教您给我解释解释……”
“呃，可以见到许许多多不愿相遇的人。”
“这显而易见。”
“再就是不得不自我表现。”
“为什么不得不呢？”
“如果要想惹人注目的话。”
“那您想惹人注目吗？”
“噢！当然。我特别喜欢的，是让人给我拍照。”她轻轻咬了咬手指头，“这不正常吗？您认为我该不该让人给我作作精神分析？”
“我明白了！是这里头乱了套。”
“什么？有情结？”
“有这么一点。”
“可是，若消除了我的这些情结，我心头还能留下什么？”她抱怨道。
“请到这边来。”克洛蒂喊道，“现在那些讨厌鬼走了，咱们可以好好欢乐一番了。”
每次在克洛蒂家，总少不了宣布讨厌鬼离去的时刻，尽管每一次先后离别的次序有所不同。我开口说道：
“抱歉，我得跟他们一块儿走。”
“怎么？您得留下吃晚饭。”克洛蒂说道，“咱们等会儿分成几张小桌用餐，气氛会挺亲切的。还有一些人要来，我想把您介绍给他们。”她把我往边上一拉，客气地说道：“我打定主意要好好照顾照顾您。孤僻一人，独自生活，这真荒谬。谁也不认识您，我是指那些有钱可赚的圈子里。请让我帮您扬名吧。我领您去时装店，让您好好露露脸，一年以后，您就会有一批巴黎最富有的顾客。”
“我的顾客已经太多了。”
“其中有一半不付钱，剩下的一半付得很少。”
“问题不在这里。”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遇到可以付十倍的钱的顾客，您就可以少干十倍的活，您便有了空暇，可以出门走走，讲究讲究穿戴。”
“我们以后再谈吧。”
她对我如此不理解，我不胜惊讶。可说实在的，我也并不更理解她。她认为工作对我们来说仅仅是成功与发财的一种手段。我内心曾隐隐约约有个感觉，以为所有这些冒充高雅的人会不惜以自己的社会地位换取几分才智和几分成就。在我孩提时代，一位小学教师在我眼里远比公爵夫人和亿万富翁伟大，这种等级区分标准至今也未有过多少变化。然而在克洛蒂的脑子里，她想象对爱因斯坦来说，最高的奖赏莫过于在她的沙龙里受到款待。因此，我们俩就难以有什么心灵的契合了。
“请坐这儿，我们马上做‘说实话’游戏。”
我讨厌这种游戏。在这些人中间，我向来只说假话。看到这些搭档一个个竞相显露内心的秘密、互不中伤、认真而又狡黠地互相提问，我感到很不自在。
“您偏爱的是什么花儿？”于盖特问吉埃特。
“黑蝴蝶花。”她在一片虔诚的肃穆中答道。
她们各自都有偏爱的花卉、季节、书籍和专门的时装师。
于盖特瞧了瞧克洛蒂：
“您有过多少情夫？”
“我记不清楚，二十五六个吧。等一等，我到浴室去看一看名单。”她返回时得意洋洋地高喊道：“二十七个。”
“就现在这一刻，您有何想法？”于盖特向我发问。
没想到我也突然憋不住说了实话：
“我想到别的地方去。”我站了起来：“说真的，我有件急事要处理。”我对克洛蒂说，“您千万别麻烦。”
我走出沙龙，一直有气无力地躺在一张沙发上的玛丽·昂热紧跟着我出了门。
“您真有急事？不是吧？”
“我手头总有事。”
“我邀您吃晚饭。”她朝我投来哀求而又鼓动的一瞥，这目光旋即熄灭了。
“不，我真的没有时间。”
“那就改日吧。我们不能经常见见面？”
“我忙得不可开交！”
她神情不满地向我递过她的指尖。我跨上自行车，径直朝前骑去。跟她一起吃晚饭，这倒挺让我高兴，可我实在不太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恐惧男人，扮演着小姑娘的角色，说不定很快就会把她的那颗心和她那副柔弱的身子交给我。我谢绝了她，并非客观情况让我害怕，而是因为我预见到了她的命运，无心从中取乐。有一天，纳迪娜曾责怪我：“你呀，永远都不合群。”这话切中要害。我总是以医生的目光看人，我因此很难与他们建立人际关系。我很少发火，也难得记仇。可别人对我的美好情感也几乎触动不了我的心，这都是我的职业造成的。我不得不漠然地经受我所作的精神分析移情的后果，并在适当的时刻予以消除，甚至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我也保持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一旦病人犯了病，我便很快诊断出该病人患的是幼稚精神混乱症，我清楚地看到了我自己在病人幻觉中的形象：母亲、祖母、姐姐、孩子、宠儿。我实在不太喜欢他们对我的形象如此大施魔法，可我却不得不忍受着。我不由得设想假若哪一天真有一个正常人感情冲动，依恋于我，我准会马上向自己发问：他在我身上看到了谁的形象？他企图满足何种受压抑的欲望？这样一来，我十有八九冲动不起来。
我可能已经骑出了巴黎城区。此刻，我沿着塞纳河行进在一条狭窄的马路上，左边是栏杆，右边是低矮的房子，房子歪歪斜斜，远处亮着一盏盏破旧的路灯，路面泥泞，可人行道上积着白雪。我朝着灰暗的天空微笑。这时光是我逃避克洛蒂的沙龙获得的，不属于任何人。大概是这一缘故，这寒冷的空气中竟洋溢着如此的欢乐。我还依稀记得，昔日，我常被自己的呼吸所陶醉，欢乐往往突然涌至心间。此时，我不禁自问，若这样的时刻不复存在，活在世间又有什么必要？这样的时刻还会重现吗？有人邀我穿越大西洋，去发现一个崭新的大陆，可我只知道回答：“我害怕。”到底害怕什么？我以前可不是胆小如鼠的人。在巴伊约利弗树林或格莱齐涅森林，我经常头枕背袋，身裹一床毯子，独自一人睡在满天星斗之下，睡得是那么安然，就像在自己的床榻上酣睡。在我看来，不要向导、独自冒险、攀登覆盖着滑动粒雪的高山，再也自然不过了。对所有谨慎的劝告，我一概嗤之以鼻。我常常孤身坐进勒阿弗尔或马赛嘈杂的咖啡馆，或穿过卡比利亚的村寨，悠闲漫步……我突然掉转车头。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硬要骑向天涯海角，若我真的想重获昔日的自由，那最好还是赶紧回家，连夜给罗米欧回话：同意。
可是，我没有回话，过了几天，我仍然心神不定地请人出主意，仿佛是一次去地球中心的历险。
“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同意吗？”
“当然。”亨利诧异地说。
正是在这天夜里，巴黎的上空灯光闪烁，划出一个个巨大的V字。他们带来了香槟酒和唱片，我准备了吃的，家里也到处插上了鲜花。纳迪娜借口有急事，独自呆在房间，她是因为这节日而赌气，在她眼里，这节日只不过是死亡的周年纪念日。“古怪的节日。”斯克利亚西纳说道，“这不是结尾，而是开端，是一出真正的悲剧的开端。”
在他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前已经爆发了。我乐呵呵地冲着他说：“别扮演您的珈桑德拉①角色了。去年的圣诞节前夜，您就向我们预言灾难在即，我想您打赌打输了吧。”
①特洛伊公主，女预言家。
“我根本就没有打赌。”他说，“再说，一年还没有过呢。”
“不管怎么说，法国人现在并没有对文学失去兴趣。”我让亨利作证：“《警觉》杂志收到的稿件，多得不得了，是吧？”
“这证明法国选择了亚历山大城的命运。我宁愿《警觉》杂志不怎么走运，而像《希望报》这样一份大报不要有被清查的危险。”
“你在瞎说些什么呀？”亨利生气地说，“《希望报》一切顺利。”
“有人告诉我您将不得不去找私人赞助。”
“谁跟你说的。”
“啊！我记不得了。都在这么传。”
“这是谣传。”亨利冷冷地说。他心情显得不怎么舒畅，这真有点怪，除了他，大家都这么开心，包括波尔在内，连斯克利亚西纳也没有一点忧郁，尽管他总是周期性地产生绝望。罗贝尔讲述着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一些故事，那是二十年代的一些往事，勒诺瓦和朱利安跟他一起回忆着那些富有异国情调的时光。两个谁也不熟悉的美国军官在低哼着一支远东叙事曲，一位韦科女郎躺在长沙发上酣睡。尽管有着那一个个业已消失的悲剧和一个个即将降临的灾难，这个夜晚仍然不失为一个节日的夜晚。我可以肯定，这并非因为歌声和焰火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心中憋不住想笑，也想哭。
“咱们去看看外面的热闹！”我说，“然后再回来吃晚饭。”
大家兴高采烈，全都表示赞同。我们没费多大劲便到了协和广场那一站的地铁口，可想要进入广场，就是另一码子事了。台阶上人山人海，为了避免走散，我们彼此紧挽着胳膊。可正当我们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突然发生一阵骚动，来势如此凶猛，竟把我从罗贝尔的胳膊中冲了出来：只留下了我和亨利，背朝着我们本来打算去的香榭丽舍大街方向。人流挟裹着我们朝杜伊利宫涌去。
“不要硬想抵挡了。”亨利说，“我们等会儿反正都要到您家聚合。只有随着人流去了。”
在一片歌声、笑声中，我们涌到了歌剧院广场。广场披着红色的盛装，映着红色的灯火，整个儿一个红色的世界。这真让人有点心悸，若不小心，跌倒在地，那十有八九要被踩死，可这也令人心潮激荡。一切都还没有定局，过去不会再现，将来也捉摸不定，可是现在却一片辉煌，让我们空荡的脑袋、干渴的嘴巴和激烈跳动的心脏全都随着这辉煌的现在时刻而去吧。
“您不喝一杯吗？”亨利问道。
“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费尽周折，终于慢慢地在一条通向蒙马特尔的大街上摆脱了人群，来到了一家小酒店。小店里挤满了身着军装的美国人，他们哼着歌曲。亨利要了香槟酒，我又渴又累加之心头激动，因此而嗓子发干，一口气连喝了两杯。
“这是节日，是不是？”我说。
“当然是。”
我们友好地相互凝望。我与亨利呆在一起，感到心情舒畅，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俩之间隔着的人太多了，有罗贝尔、纳迪娜、波尔。可在这个夜晚，他在我眼里显得十分亲近，香槟酒也给了我几分勇气：
“您今天晚上好像并不开心。”
“开心。”他递给我一支烟。他确实显得闷闷不乐。“可我在纳闷，到底是谁到处放风，说《希望报》陷入困境，很可能是萨玛泽尔。”
“您不喜欢他吗？”我说，“我也一样。那些不戴假面具便不登场的虚伪家伙真叫人讨厌。”
“可是迪布勒伊倒很看重他。”亨利说。
“罗贝尔？他是认为他有所用处，但对他并无友情可言。”
“这又有什么区别？”亨利问道。
他的语调在我听来就如他的提问一样奇怪。“您想说什么意思？”
“眼下，迪布勒伊已经整个儿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去了，以致他对别人表示的友情的多少，要视其用处而定。”
“这可绝对不是实际情况。”我气愤地说。
他一副挪揄的神态看了我一眼。“我在揣摩，若我不把《希望报》向革命解放联合会敞开大门，他还会对我有何友情。”
“他会失望的。”我说，“出于种种原因，最终迫使您接受了，他显然会因为种种原因感到失望。”
“噢！这我同意，这类假设是愚蠢的假设。”他过于激动地说道。
我思忖罗贝尔是否给亨利造成了一种感觉，仿佛是逼他成交。确实，当罗贝尔想要不惜一切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可能会十分粗暴的。若他伤害了亨利，我只能感到遗憾。眼下，他已经相当孤立了，他千万不该失去这份友情。
“罗贝尔对人爱得愈深，要求就会愈高。”我说道，“比如对纳迪娜吧，我就发现了这一点：每当他对她的期望不那么过分时，他对她就比较宽容。”
“啊！可为他人的利益和为自身的利益而要求严厉，则完全不是一回事。若是为了前者，那才是爱的表示……”
“可对罗贝尔来说，两者是合在一起的！”我说。
平常，我讨厌谈论罗贝尔，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要清除我从亨利心中感觉到的这种积恨。“《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结合在他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您应当承认这一点。”我用目光询问着亨利：“您以为他用您用得过分随便了？不，那是出于敬重。”
“我知道。”亨利微笑着说，“他自己明白的事情总是动不动就强加于人，得承认这是一种带有几分帝国主义色彩的敬重方式。”
“不管怎么说，既然是您自己同意的，他也就没有多少过错了。”我说，“我不太明白您到底责怪他什么。”
“难道我说过我责怪他什么了吗？”
“没有，可这感觉得出来。”
亨利迟疑了片刻：“噢！这是件微妙的事情。”他一耸肩膀说道，“若迪布勒伊能处在我的位置上看待问题，哪怕只有一分钟，我都会感激的。”他十分和蔼地朝我微微一笑：“可您就能做到。”
“我可不是一位干事的女人。”我说，“不错，”我紧接着补充道，“罗贝尔时不时故意蒙上自己的眼睛，可这并不妨碍他真正关心别人，并具备无私的情操。您实在是错怪他了。”
“也许。”亨利开心地说，“您知道，当人们违心地接受了一件事情，心里对逼他接受的人总是有点怨气的。我承认这并不十分恰当。”
我带着一种负疚的心情打量了亨利一番：
“《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建立的那些新关系，对您来说是个很重的负担。”
“噢！现在就谈不上什么负担了。”他说，“我已经参与了。”
“可您当时并不渴望参与。”
他淡淡一笑：“不那么狂热。”
他不知说过多少遍政治搅得他头痛，可他如今却整个儿陷了进去。我叹息道：“斯克利亚西纳的话总有一点道理吧，政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一样吞噬人。”
“迪布勒伊那个魔王可不容吞噬。”亨利带着某种羡慕的口吻说道：“他写得还跟从前一样多。”
“一样多。”我说道。我犹豫了一下，不过，对亨利我真的有一股子信赖感。“他写得一样多，可并不如以前自由。那些回忆文章，您曾读过其中的片段，哎，他已经放弃发表了，他说别人可以从中找到很多的武器来对付他。一想到成了社会活动家，就再也不能像作家那样保持百分之百的诚实，真令人心寒，不是吗？”
亨利沉默了片刻：“写作的某种非理性，显然是消失了。如今迪布勒伊发表的一切东西都得从他不得不考虑到的环境中去解读，可我并不认为这会减少他的诚意。”
“事实是那些回忆录永远不可能问世了，这真让我懊恼！”
“您错了。”他友好地说，“一个毫无保留、但也不负责任地忏悔的人，较之一个对自己所说的一切完全负责任的人，其作品并不会更真实、更全面。”
“您这么看？”我问道，接着我又添了一句：“您对自己也会提出这类问题吗？”
“不，根本不会提出这种问题。”他答道。
“那总会提出一些问题吧？”
“问题总会不断出现的，是不是？”他支吾搪塞道。
我追问道：“您那部欢快的小说进展如何？”
“噢，我已经不写了。”
“小说写得凄凄惨惨了吧？我早就有话在先。”
“我再也不写了。”亨利抱歉地微微一笑道，“一点也不写了。”
“算了吧！”
“文章嘛，那当然，因为文章看完也就完了。可名副其实的书，我再也没有能耐写了。”
他再也不能写了，波尔的胡言乱语中也含有真情。他过去是多么喜爱写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为了什么？”我问道。
“您知道，不写作是很自然的事。反过来倒就不正常了。”
“对您来说不一样。”我说，“您不写作意味着失去生命。”
我苦恼地凝视着他。我曾对波尔说，“人都在变”，然而尽管知道他们都在变化，在许多方面却仍然固执地把他们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又有一颗恒星在我的天际旋转起来了。“您是否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写作纯属枉然？”
“噢！不，”亨利说，“倘若有人还保持其写作的灵感的话，那是他们的造化。就个人而言，我已经毫无创作的欲望，事情就是这样。”他淡然一笑：“我向您和盘托出吧，我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或者这么说吧，我想要写的在我看来毫无意义。”
“这种心境很快就会消失的。”我说。
“我不相信。”
我心里揪得紧紧的，放弃写作，这对他来说该是多么痛苦。我既遗憾又带着几分责怪的口气说道：“我们经常见面，可您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过这事！”
“没有机会！”
“确实，跟罗贝尔在一起，你们除了政治就无话可说！”我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您不知道做点什么有趣的事情吗？罗贝尔和我要在这个夏天骑自行车外出旅行，你们跟我们一起去玩儿上一两个礼拜吧。”
“这可能很有意思。”他犹豫不决地说。
“肯定很有趣！”我这回却迟疑起来了：“只是波尔不会骑自行车。”
“噢，不管怎么说，我度假并不非要跟她在一起。”他有力地说，“她到时去图尔，到她妹妹家去。”
出现了片刻沉默，我劈头问道：
“波尔为什么不愿再想办法重返歌坛？”
“要是您能跟我说清楚就好了！我不知道她这段时间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他失望地说，继而一耸肩膀：“她也许害怕，若她能建立自己的生活，那我肯定要抓住机会以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真是您内心的愿望？”我问道。
“是的。”他冲动地说。“又有什么法子呢？”他补充说道，“我早就已经不爱她了，尽管她拼命说什么也未曾改变，这她自己心里完全清楚。”
“我感觉到她同时生活在两个平面上。”我说，“她头脑完全清醒，可同时却又欺骗自己，认为您疯一般地爱着她，而且认为她自己可望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我想清醒的头脑最终会占上风的，可到时她又该怎么办呢？”
“啊！我不知道！”亨利答道，“我不愿像个混蛋那样行事，可我也没有当牺牲品的天职。有时，我觉得事情很简单：一旦不再相爱，那也就不爱了。可有的时候，我又感到不再爱波尔是我的过错，波尔还是以前的波尔呀。”
“我想爱同样也是过错。”
“那怎么办？我还能有什么法子呢？”他问道。
他真的一副备受折磨的神态。我再次暗自庆幸自己是个女人，因为与男人打交道遇到的问题要少得多。
“无论如何波尔也得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说，“不然，您就没有出路了。任何人都无法在良心不安中过日子，但也不可能总是违心地生活。”
“也许得学会违心地生活。”他故作放肆地说道。
“不！我认为不行！”我说，“若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我简直不明白该如何证实这种生活的意义。”
“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这一问倒把我卡住了。我刚才只不过以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信念来说话，可我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还守着这一信念呢？连自己也不甚清楚。我尴尬地说：“我反正没有不满。”
他审视了我一番，问道：“只要没有不满，你也就满足了？”
“这就已经不错了。”
“您变了。”他客气地说，“您过去对自己的命运是那么心满意足，简直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
“为什么非要我一个人保持不变呢？”我说。
可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追问。“我有时觉得您的职业不像以前那样让您感兴趣了。”
“我当然感兴趣。”我说，“可您不认为目前医治灵魂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您医治的人来说，事关重大。”他说，“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一样重要，不然区别何在？”
我犹豫了片刻说：“区别在于以前我相信幸福，我是想说，自己以为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医治一个病人，是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能够赋予其生活的意义。”我耸了耸肩膀：“只有对前途充满信心才会相信生活会具有意义。”
亨利微微一笑，两只眼睛在询问着我。“前途并非那么黑暗。”他说。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我过去把它看得太美好了，于是暗淡的前景令我害怕。”我哑然一笑：“正是在这方面我变化最大，我对什么都害怕。”
“这，您就让我惊奇了！”他说。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噢，几个星期前有人建议我元月份去美国参加一个精神分析讨论会，我至今还拿不定主意。”
“为什么？”他诧异地问。
“我不清楚，我想去，但同时我又害怕。您不会害怕吗？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同意吗？”
“当然！”他回答道。“您以为会出什么事情？”
“不会出任何特别的事。”我迟疑了一下，说道，“相互见见面，特别是见到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朋友，该很有意思吧？”
“肯定很有意义。”他对我微微一笑，以鼓励的口吻说道，“您准能有不少小小的发现，要是这会扰乱了您的生活，那我才觉得怪呢。无论是什么事情落到了我们头上，还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从来就不那么重要……”
我垂下了脑袋：“是的。”我心里想，“事情总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一定要去，我也一定会回来的，一切都会顺利，决不会出任何问题。”面对面的倾心交谈结束了，该回家去吃晚饭了。这亲密无间、充满信任的时光，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一直延续到拂晓，也许可以超过拂晓。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该这么做。真不该？反正我们没有试图这样去做。
“该去和别人相聚了。”我说。
“对，”亨利说，“是时候了。”
他们默默地一直走到地铁，去和别的朋友相聚。
罗贝尔和拉福利争论激烈但不失礼貌，他们俩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可谁都谴责对方是战争罪人。拉福利声音悲切地作出了决定：“我们将不得不发起攻击。”这并没有阻挡住罗贝尔，他仍然充满激情地筹备原定6月份举行的集会。可与萨玛泽尔及亨利那席长谈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劈头问我：
“我组织这次集会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惊愕地打量了他一番：“您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请您回答我呀！”
“您自己比我更清楚。”
“永远也弄不清楚。”
我仍然以困惑不解的目光审视着他：“放弃集会，这是否就意味着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
“当然。”
“您与拉福利争辩之后，曾反复向我解释您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步。现在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新的问题？”
“什么也没有发生。”罗贝尔回答道。
“那么，您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您再也不相信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人同意？”
“当然相信。若取得成功，他们有可能不拆桥。”罗贝尔一时打住了话头，犹豫了片刻，继续说道：“我是就全局考虑这个问题。”
“就运动这个全局？”
“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欧洲，我有时不禁自问，是不是一种空想。不过，任何没有实现的思想都很像空想的。要是总认为什么都没有可能，那就永远办不成什么大事，除非世上已经存在。”
他仿佛在跟一个无形的对手争辩，为自己辩护。我纳闷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这么些疑虑。他叹息了一声：“要明辨真正的可能性与梦想，谈何容易。”
“列宁不是说过‘应该梦想’吗？”
“说过，可条件是必须当真相信自己的梦想。问题在于我是不是当真。”
我惊奇地看了看他：“您想说什么意思？”
“我如此固执不是出于挑衅、出于高傲、出于对自己的纵容吧？”
“您居然有这种顾虑，真奇怪。”我说，“平常您从来不怀疑自己。”
“我对自己的习惯也是有过怀疑的！”罗贝尔说。
“那您就对这种习惯表示怀疑吧。也许是担心失败或害怕事情复杂化您才试图让步的。”
“也许。”罗贝尔说。
“我猜想您挂记着共产党人要向您发起攻击，心头不舒畅吧？”
“是的，是不舒心。”罗贝尔答道，“为了达到相互理解，作了多大的努力啊！而他们非要造成最可恶的误解不成。是的，”他补充道，“也许是我心头的那个作家在怯懦地劝告那位政治家就此罢休算了。”
“瞧您。”我说道，“若您开始严格地检查起您的思想动机，那就永远没个完。还是像斯克利亚西纳所说，脚踏实地吧。”
“可惜！这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实地！”罗贝尔说，“特别当我们只掌握片面的情况的时候。对，我相信欧洲左派有可能成功，可是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坚信它必定成功的缘故吗？”
罗贝尔提出这样的问题，真让我困惑不解。他愤然责备自己过分幼稚地相信了共产党人的诚意，可是这也不该气得他对自己怀疑到这个程度。自从我们共同生活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试图采取一种偷懒的解决办法。
“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我问道。
“噢！我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想过。”罗贝尔回答道，“我只是这么问问自己而已。”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问自己的？”
“两三天了。”罗贝尔说。
“没有特殊的原因？”
他淡然一笑：“没有特殊的原因。”
我打量了他一下：“是不是只是因为您累了的缘故？您看上去是累了。”
“我是有些累，真的。”他说。
突然，这在我眼里显得一清二楚：他一副倦容。他两眼发红，脸上虚肿，皮肤没有一点光泽。“因为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我焦灼不安地想。噢！他还没有老，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节制地工作了。可是，他硬是这么干，甚至还加倍地拼命工作。也许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他还年轻吧。除了忙革命解放联合会、《警觉》杂志和他的书外，他还要接待来访、回复信函、处理电话，谁都有紧急的事情非要向他汇报，其中有鼓励、有批评、有建议，也有提出的问题。若不接待他们，若不发表他们的意见，那就无异于使他们经受饥饿与干渴，无异于逼他们去遭受贫困，去发疯，去死，去自杀。凡来客，罗贝尔一概接待，这占去了他夜晚的时间，他几乎从不睡觉。
“您干得太多了！”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干下去，那您就要没命了。总有一天您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而我却好好的！”
“还要再挤出一个月来，不能再多挤了。”他说。
“您以为休假一个月就足以恢复健康？”我思索片刻，说道，“应该想法子找幢郊区的住房。您每个星期去巴黎城两三次，其余时间不得接待来访、处理电话，要安心休息。”
“凭你就能找到房子了？”罗贝尔含讥带讽地问道。
跑住房介绍所、看房子，我实在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空暇。但是看到罗贝尔那样劳累，我心都碎了。他已经拿定主意，集会如期举行，然而他心里却很不安，只有取得惊人的成功，共产党人才可能买账。万一他们过河拆桥，革命解放联合会该怎么办？我也一样，心里总挂念着能否成功。与罗贝尔相比，我对个人、对生活的各种财富，诸如情感、文化、幸福等更为珍视。我不由得想到即使到了没有阶级的社会，人类也一定会完善自己，而不会否认自己的这些财富。
感谢老天爷，纳迪娜不再向她父亲吹风，说她的那些共产党员同志对他如何谴责了；她也不再冲着我们大加讽刺，严厉抨击美帝国主义了，她的那部《资本论》也永远地合上了。有一次，她没头没脑地对我说：
“实际上共产党人和资产者是一码子事。”
我并不感到惊奇：
“怎么回事？”
我当时正在卸妆准备睡觉，她坐在我卧室沙发的边沿上。她往往选择这种时刻跟我谈盘桓在她心中的事情。
“他们都不是革命者。他们都赞成秩序、工作、家庭和理智。他们的公道是将来的事情，眼下，他们和别人一样，都勉强忍受着不公。再说，他们将来的社会，也只不过是社会而已。”
“显然如此。”
“也许等上个五百年，世界还没有变化，我对这不感兴趣。”
“你总不至于想象一个季节就可以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吧。”
“你说话的口气就像若利，真好笑。看你说话的样子，仿佛我对他们那套玩艺儿了如指掌似的。可实际上，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那个党跟别的党没什么两样。”
“又坏事了。”我卸了妆，遗憾地在想，“她多么需要成功一次啊！”
“最好是像樊尚那样独来独往。”她说，“他呀，是个纯洁的人，是个天使。”
一个天使，她过去谈起迪埃戈时常用这个词。她也许从樊尚身上发现了曾拨动了她心弦的那种宽宏大量，那种别具一格。不同的是，迪埃戈只将疯狂的爱倾注于作品之中，而樊尚恐怕就会在生活中发泄自己的爱了。他常跟纳迪娜睡觉吗？我并没有这样猜度，可这些时日他俩频繁幽会。我为此而庆幸，因为纳迪娜在我看来虽然显得狂躁，但也很开心。所以，当清晨5点听到这阵门铃声，我心里并没有半点担忧。纳迪娜夜里没有归家，我猜想是她忘带钥匙了。可一开门，我见是樊尚。他对我说：
“您别担心。”
他这么一说，倒使我马上局促不安起来。我急忙问道：“纳迪娜是否出了什么事？”
“没有，没有。”他说道，“她一切都很好。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他果断地朝起居室走去。“连纳迪娜也是个弱女子！”他以厌恶的神态说道。他从茄克衫的口袋里掏出一份地图，摊在桌上。“简单说吧，她在这个十字路口等着您。”他指了指尚蒂伊西北角两条小道的交汇处说道，“您必须弄辆车子，马上到那儿去接她。佩隆肯定会把报社的车子借给您的。可不要跟他解释什么，只向他借车，别的不要说，更不要提到我。”
他一口气交待了情况，声音沉着而又严厉，我怎么也放不下心来。我断定他心里充满恐惧。“她在那儿干什么？是否出了事故？”
“我告诉您没有？她脚坏了，没什么关系，只是走不动了。可您必须及时赶去。那地方您看明白了吧？我画个十字。您到了那里只要按喇叭或喊一声，她就在公路右侧的小树林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我要弄清楚。”我说。
“职业秘密。”樊尚说，“您最好还是马上给佩隆打电话吧。”他补充道。
我讨厌他这张苍白的面孔、两只血红的眼睛和这副漂亮的侧影，可这仅仅是一种毫无力量的愤懑而已。我拨了亨利的电话号码，听到了他那惊诧的声音：
“喂！是谁呀？”
“是安娜·迪布勒伊。对，是我。我有件急事请您帮忙。请您别多问了。我马上需要用一辆小车，需要行驶二百公里的汽油。”
极为短暂的一瞬沉默。“正巧，昨天车子加满了油。”他声音极为自然地说，“我这就去开车，半小时后车子就到您家门口。”
“请把车子开到圣安德烈艺术广场吧。”我说道：“谢谢。”
“啊！好极了！”樊尚裂嘴大笑道，“我看佩隆看得很准。真的放心吧。”他补充道，“纳迪娜没有任何危险，要是您快一点就更好了。嗳，不要跟任何人说什么！她向我起誓可以完全信任您。”
“可以。”我跟着他向门口走去，说道，“可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向您发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我真恨不得在他走后马上猛地把门关上，可我还是轻轻地关上门，免得吵醒了罗贝尔，幸亏他此时正在酣睡，我听他上床睡觉还不到两个小时。我急匆匆穿上衣服，脑中浮现出过去的那两个黑夜：我焦急地等待着纳迪娜，罗贝尔则在巴黎城四处寻找，多么可怖的等待啊。今天，情况更是糟糕。我肯定他们做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樊尚充满恐惧。也许是干了偷盗或抢劫那等事，上帝知道。可是，纳迪娜无法徒步去车站，必须让我在事情败露、纳迪娜被人发现之前赶到那里。纳迪娜孤独一人，已经在黑夜、寒冷和恐惧中等待了我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初夏的清晨，散发着柏油和草木的气息，再过几个小时，天气就要渐渐炎热起来。此时，河畔寥无人迹，鸟儿在清晨的凉爽与岑寂中歌唱。这是一个晴朗爽快的清晨，然而却笼罩着焦灼不安的气氛，犹如逃离巴黎的那个早晨。
我刚到了几分钟，亨利便抵达了广场。
“车子到了。”他乐呵呵地说。他手握方向盘没有挪位：“您不愿意我陪您走一趟？”
“不，谢谢。”
“真的？”
“真的。”
“您很久没有开车了。”
“我知道我自己会开的。”
他下了车，我坐到驾驶位上。他问道：
“是因为纳迪娜的事吧？”
“是的。”
“啊！他们利用她向我们下手！”他声音愤怒地说。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
“多少知道一点儿。”
“那快告诉我……”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只是猜测。听我说，我整个上午都在家，如果用得我的时候，不管什么事，就打电话来。”
“千万不要出车祸。”我叮嘱自己，驱车向拉夏佩尔城门驰去。“我极力强迫自己谨慎驾车，尽量安下心来。”亨利似乎猜测樊尚撒了谎：也许他们好几个人在等着我；也许纳迪娜压根儿就不跟他们在一起。“但愿如此！我宁愿疑心自己上当受骗，也不愿去想象纳迪娜在漫长的黑夜中被冻僵、被吓呆，经受恼恨的煎熬。
大公路上寥无人迹。我向右转弯，驶上了一条小公路，继又行驶在另一条小公路上。十字路口也空荡无人，我按了按喇叭，仔细看了看地图：我没有走错。是不是樊尚搞错了？没有，他指点得很精确，根本不可能有错。我又按了按喇叭，接着熄了马达，走下车子，进了右侧的小树林，呼喊着：“纳迪娜。”开始轻轻地呼唤，继而越喊越响。沉寂。死一般的沉寂：我终于明白了这些词的真正含意。“纳迪娜！”没有回音，仿佛我呼唤的是迪埃戈。她也一样，已经化作了一团气息，无影无踪。她应该就在这儿，完全应该在这里，可她却不在了。我急得团团转，折断了枯枝，踩着新鲜的苔藓，不再呼喊了。“他们肯定把她抓起来了！”我恐惧地想。我回到了车边。也许她等得太累，等得不耐烦，鼓足了勇气独自一人找附近的车站去了。必须追上她，无论如何必须追上她，此时呆在空荡的月台上，别人会认出她来的。去尚蒂伊，她可能不被发觉，可那儿太远了，我路上也会碰到她的呀。她也许选择了克莱蒙站。我紧紧地盯着地图，仿佛可以从中挖出答案。去克莱蒙有两条路可走，她很可能抄了近路。我拨了点火开关钥匙，启动汽车，心脏怦怦地开始绝望地跳动起来：马达竟没有发动起来。车子终于启动了，在公路上颠簸着向前奔驰。我湿乎乎的双手在湿漉漉的方向盘上滑动。我的周围仍然笼罩着沉寂。可阳光已经不可阻挡，村庄里各家各户很快就要开门。“他们就要逮捕她。”沉寂、空荡，这份宁静显得多么恐怖。公路上，克莱蒙的街道上，车站里，都不见纳迪娜的踪影。她可能身边也没有地图，对这一地区也不熟悉，正在村野里盲无目标地乱闯呢，他们就要抢在我的前面把她抓住。我掉转车头，准备抄另一条路回到十字路口去，然后再设法在周围的大路小路上寻找，直到油箱用干为止。那该怎么办？不要再问自己了，大路小路都得找个遍。车下的这条公路伸向一块高丘，两旁是绿油油的庄稼。突然，我瞥见纳迪娜向我迎来，唇间挂着微笑，仿佛我们早就安排了这次约会似的。我猛地停下车子，她不慌不忙地慢慢走了过来，声音十分自然地问道：
“你是来找我的吧？”
“不，我是自己在兜风玩儿呢。”我打开了车门，“上车。”
她坐在我的身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还搽了粉，好似已经休息过了。我脚踩油门，双手过分有力地紧握着方向盘。纳迪娜露出一半讥讽、一半宽容的微笑，问道：
“你生气了吧？”
涌上眼角的那两滴酸楚的泪水，确实是气愤的眼泪。车子突然偏了一下，我怀疑是自己的手在颤抖。我放慢了车速，尽量放松手指，克制住自己的声音问道：
“你为什么没有在小树林里呆着？”
“我呆烦了。”她脱掉鞋子，往座位下一塞，“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她补充道。
“你就这么傻？我不是来了嘛。”
“我当时不知道你会来。我想去克莱蒙乘火车，我怎么也会设法走到那里的。”她向前倾着身子，揉着双脚：“我可怜的双脚啊！”
“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
她没有答腔。
“行，那就保守你的秘密吧。”我说，“今晚就会见报的。”
“就会见报的！”她遂挺起身子，大惊失色，“你觉得女门房已经发现我昨天夜里没有回家？”
“她没法证实的，必要时，我还会发誓证明你在家里。可我想知道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
“你反正怎么都会知道的！阿兹古尔有个臭女人，”她声音忧郁地说，“她告发了藏在一家农场的两个犹太儿童：这两个孩子都丢了命。谁都知道是她的罪过，可她死活不认账，想逃脱追究：这又是一个卑鄙的行径。樊尚和他的那些伙伴们决定惩治惩治她。这事我早就知道了，他们也清楚我想帮他们。这次他们需要一个女的，我便陪他们来了。那个臭女人是一家小酒店的老板娘。我们一直等到最后几个顾客离去，正当她关门时，我央求她让我进去喝杯酒，稍微休息一下就走，她给我上酒时，其他几位走进了酒店，一起向她扑去，把她拉到了地窖。”
纳迪娜打住了话头。我连忙问道：“他们没有把她打……”
“没有。”她赶紧说，“他们把她的头发剪光了……我还不怎么孬，那场面还经受得住。”她突然以自愿承担责任的口气说道：“我关上了门，灭了灯。只是我觉得时间太长了，我边等边又喝了一杯白兰地。显然，我没有牵扯进去，我是清白的。由于从克莱蒙出发就走了许多公里路，他们还要再去尚蒂伊，我实在是再也走不动了。他们把我扶到小树林，让我等着你。我有了充足的时间慢慢恢复……”
我打断了她的话：“你要么跟我发誓与这帮家伙一刀两断，要么今天晚上就离开巴黎。”
“不管怎样，他们再也不会要我了。”她带着某种积恨说道。
“这还不行，我要你发誓，要么我告诉你，你明天就得走得远远的。”
我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了，她用一副乖顺而又哀切的神态看了看我。
“那你也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也别对爸爸说。”
纳迪娜干的那些蠢事，我很少瞒着罗贝尔。可这一次，我想他实在没有必要增添新的忧愁。“你答应我就答应。”我说。
“你要我答应什么都行。”她神态悲伤地说。
“那我就什么也不说。”紧接着，我局促不安地问了一句：“你肯定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樊尚说他什么都防备了。”她恐慌地问道：“要是抓到我，会有什么事？”
“不会抓你的。你说到底只不过是同谋犯，而且你年纪也很小。不过，樊尚危险就大了。要是他在牢房了却一生，那活该。”我气愤地说，“这事，真恶劣，又蠢又恶劣。”
纳迪娜没有答话。一阵沉默过后，她问道：“亨利借车的时候什么也没问？”
“我想他心里清清楚楚。”
“樊尚嘴巴也太不严了。”纳迪娜说，“像亨利或你，知道了没关系。可塞泽纳克那样的家伙就危险了。”
“塞泽纳克没有参与？真不可思议！”
“他没有参与，樊尚毕竟也知道对一个吸毒的家伙得提防着一点儿。不过他俩挺要好的，总是在一起。”
“必须跟樊尚谈谈，无论如何要说服他洗手不干……”
“你说服不了他，”纳迪娜说，“我也罢，你也罢，任何人都说服不了他。”
纳迪娜上床睡觉去了，我告诉罗贝尔我出门玩儿了一圈。这些天来，他心事重重，因此对此事没有发现什么疑点。我给亨利打了电话，三言两语含糊其辞地请他放心。把心思用到我的那些病人身上去，这谈何容易。白天里，我一直等着晚报出来，报上还好，只字未提。可夜里，我还是基本上没有合眼。“再也不可能去美国了。”我心里在想，因为纳迪娜处于危险之中。她已经答应我洗手不干了，可上帝知道她还会做出什么蠢事来？我痛苦地想到，自己呆在她的身边也纯属枉然，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保护她。只要她感到幸福，感到有人爱她，也许她就会停止自己毁灭自己。可是我既不能给予她爱，也不能给予她幸福。我对她来说毫无用处！对别的人，对那些外人，我可以诱导他们开口讲话，理清他们记忆的乱麻，打开他们的情结，最后把一些一清二楚的难题交给他们，由他们各自去解决，去清理。有时，这与他们确有好处。可纳迪娜，我虽然不费气力就可看透她的内心，然而却不知为她做些什么。过去，我常常对自己说：“一想到心爱的人正在把自己不朽的生命当作儿戏，怎么还能安心呼吸呢？”信教者可以祈祷，也可以跟上帝做交易。对我来说，世上决不存在什么圣人，我暗自在想：“此生乃是她惟一的机遇，世上除了她最终认识的真理之外，别无真理，除了她最终信仰的世界之外，也不存在别的世界。”第二天早上，纳迪娜两只大眼睛带着浓浓的黑圈，我心底仍然经受着煎熬。整个白天，她呆呆地坐着，空对一篇化学论文。到了夜里，我卸妆时，她垂头丧气地对我说。
“这化学简直是个噩梦，我肯定这次过不了关。”
“可你每次都过了考试关……”
“这次不行。再说，过还是不过，都是一码事。我决不会以化学为职业。”她思索了片刻：“我干什么都一事无成。我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且做起事来又总泄气。我是毫无用处了。”
“在《警觉》杂志社，你干得很好，而且一干就会。”
“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爸爸说得在理。”
“一旦找到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我坚信你一定干得很出色，你定会找到的。”
她摇摇头：“我怀疑自己说到底是个生来嫁人生孩子的命，跟所有的女人没有两样。我一定把锅勺擦得亮亮的，每年生个崽子出来。”
“要是你为结婚而结婚，那也不会幸福的。”
“噢！放心吧！没有哪个男人那么蠢会娶我。他们爱跟我睡觉，可睡完觉就了事。我可不讨人喜欢。”
我对她的这一套十分了解，再不愉快的事情轮到她自己身上，她说起来总是一副再自然不过的口气，仿佛她通过了这般洒脱便消除了不愉快，便超脱了那辛酸的事实似的。不幸的是，事实终归是事实。
“那是你自己不愿讨人喜欢。”我说，“即使有人一个心眼爱着你，你也不肯相信的。”
“你又要跟我唠叨朗贝尔爱着我了。”
“整整一年来，除了你，他没跟一个姑娘出过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他显然是同性恋。”
“你疯了。”
“既然他只跟小伙子出门。再说，他爱着亨利，这再清楚不过了。”
“你忘了罗莎。”
“噢！罗莎那么漂亮。”纳迪娜带着怀念之情说道，“哪怕搞同性恋的也会爱上罗莎的。你不明白，”她不耐烦地补充道：“朗贝尔对我怀有友情，这不错，可这就像他对其他男人一样。再说，这样也很好。我可不愿当替代品。”她叹息了一声：“小伙子们机遇多极了，他就要跑遍法国，搞一次大的报道，涉及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的振兴及其他问题。他买了一辆摩托车。瞧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当他骑着那堆烂铁到处乱窜，他还自以为是洛伦斯上校呢。”她气冲冲地添了一句。
她的话语中含着多少嫉妒，我顿时生出一个念头。第二天下午，我到了《希望报》报社，要求见朗贝尔。
“您有事要跟我谈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如果您有一分钟空暇的话。”
“您愿意到楼上酒吧间去吗？”
“上楼吧。”
酒吧招待刚把一杯柚子汁放到我的面前，我便开门见山问道：“听说您要跑遍法国搞一次大的报道？”
“是的，我下周就出发，骑摩托车去。”
“没有可能带纳迪娜一块儿走吗？”
他带着某种责怪的神态瞥了我一眼：
“纳迪娜想陪我一块儿走吗？”
“她想得要命，可她决不会先开口问您的。”
“我没有提出来，是因为她要是同意才怪呢。”他声音不自然地说，“我跟她提什么事情，她难得同意。再说这些日子我很少见到她……”
“我知道，”我说，“她常跟樊尚和塞泽纳克一起混。那些人对她来说不是应该结交的好朋友。”我犹豫了一下，很快接着说道：“甚至是危险的朋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找您。既然您对她富有友情，那您就带着她离那帮家伙远远的吧。”
朗贝尔遂变了一副面孔，他突然间显得十分年轻又十分温和：“您言下之意，不是说纳迪娜吸毒了吧？”
他的这种怀疑恰巧帮了我的忙。我以迟疑不决的口气说道：“我不知道，我想不会吧，可纳迪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眼下她正经受危机。我有话对您直说吧：我真害怕。”
朗贝尔一时缄默，然后他显得很激动地说：“若纳迪娜跟我一起走，我是多么幸福。”
“那就试试吧。不要灰心，我猜想她一开始会拒绝，她向来就是这个德性。要再三坚持，也就是您会救她一命。”
三天后，纳迪娜漫不经心地对我说：
“你想想，那个可怜的朗贝尔想带我跟他一起去旅行！”
“搞全法国范围的大报道是吧？这倒挺累人的。”我说。
“噢！累我不在乎。可我不能整整半个月把杂志丢下不管呀。”
“你有权利休假，这不成问题。可要是你不乐意，那就算了。”
“要知道那是很有意思的。”纳迪娜说，“不过，跟朗贝尔一起呆三个星期，代价可大了。”
我千万不能显出催促她去旅行的样子。“他真的那么讨厌？”我以幼稚的口吻问道。
“他一点儿也不讨厌。”她不快地说，“只是他那么胆小，那么拘谨，对什么都大惊小怪的。要是我穿带窟窿的袜子进小酒店，那他非大骂我一顿不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少爷。”她接着说，“你知道他跟他父亲又妥协了吗？多没骨气啊！”
“我的上帝！你这么快就下定论！”我说，“你对那件事到底了解多么？你对朗贝尔的父亲，对他们父子的关系又知道些什么？”
我说话的情绪如此激烈，以致纳迪娜一时目瞪口呆。当我自己对某事真正确信无疑时，我往往有办法说服她，我正是这样影响了她的整个童年。平常，每次向我让步后，她总对我存着莫大的积恨，我不得不避免施加我的影响。可今天，看她这般固执任性，跟她自己作对，我实在恼火。
她以捉摸不定的口吻说道：“朗贝尔离不开他那个可爱的爸爸：这简直是幼稚病。如果你想知道，告诉你吧，他身上惹我生气的就是这点：他永远都成不了男子汉。”
“他二十五岁了，青年时代过得很坎坷。你也完全清楚，一开始就靠自己的翅膀起飞很不容易。”
“啊！我呀，可不一样，我是个女的。”
“那又怎么样？做男的，并不更容易。如今要求男的可高了：你就是一个。他们往往乳臭未干，就不得不扮演英雄的角色。这真让人泄气。不，你没有权力对朗贝尔那么苛刻。说你跟他不合，对这次旅行不感兴趣，这是另一回事。”
“噢！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旅行对我来说都有意思。”
两天后纳迪娜一半怒不可遏、一半受宠若惊的神态对我说：“那家伙，真出奇！他竟然吓唬我。他说当和平年代的记者，这职业让他讨厌透了，要是我不跟他去，他就不干了。”
“那？”
“那你怎么想？”她一副无辜的样子问道。
我一耸肩膀：“他可真会开摩托？那玩艺儿危险。”
“一点儿也不危险，太棒了。”纳迪娜说。接着她补充道：“如果我同意去的话，那完全是因为摩托车的缘故。”
出乎众人意料，纳迪娜的化学考试通过了。笔试勉勉强强，可口试，她凭自己的那份口才和那般从容，轻而易举地把考官们唬住了。我们一家三口在一家露天餐厅要了香槟酒，摆了丰盛的晚餐，对这次胜利通过庆贺了一番。然后，她便和朗贝尔走了。这是个好机会。第二周，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大会如期举行，家里人来人往，来客不断。罗贝尔少有几分空暇，可我为能不同他人分享、独自享受这几分珍贵的空暇感到十分幸福。亨利热情地协助他的工作，使我深受感动，何况我知道亨利本来对这类事情缺少热情。他俩都说大会兆头很好。“如果他俩都这么说，那可能确实不错。”我在瓦格拉姆大街上边走边想。不过，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罗贝尔多年未公开讲过话，他能否像过去那样触动听众的心？我越过沿人行道一字摆开的警车，继续向代尔纳广场走去，提前到了会场。十年前，卜莱耶尔集会的那个晚上，我也是独自一个提前赶到会场，围着广场转了很长时间后，到洛林酒家喝了杯葡萄酒。这次，我没有进酒家的门。过去的永远过去了。蓦然间，我感到揪心的遗憾，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噢！十有八九是因为过去的缘故吧。我返身沿着凄凉的人行道信步走去。我想起了当年罗贝尔登上主席台时，自己内心陡然而生的那份痛楚，仿佛别人把他从我手中夺走了似的。今天这个晚上，一想到他就要登台，离着我远远的，我不禁感到恐惧。会场里人还不多。“大队人马往往都在最后一分赶到会场。”康热夫妇告诉我说。我尽量装出冷静的样子跟他们聊天，可两只眼睛却焦灼不安地盯着入口。人们到底是不是跟着罗贝尔走，就要见分晓了。当然，即使他们跟着他走，也谈不上什么胜利。可话又说回来，倘若会场空空荡荡，那就彻底失败了。会场上人越来越多。当演讲的人们在一片掌中上讲坛时，整个会场已经座无虚席。主席台上，那一张张亲切的脸庞突然变成了一副副严肃的面孔，让人看了真不习惯。勒诺瓦那副强装的姿态，生硬得像块木头，简直跟桌子椅凳难以分辨；与此相反，萨玛泽尔独占了整个主席台的光彩，这里是他最自然的场所。亨利开始讲话，那亲切的话语旋即使巨大的会场缩小，仿佛成了一间私人的卧室：他眼前看到的不是五千听众，而是五千个单个的人，他拿出几乎像在倾心交谈的声调，亲切地对大家讲话。透过他的字字句句，他渐渐向我们奉献出了友情，这是不容置疑的友情：人生来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仇恨，要打仗。我们听着听着，对此愈加坚信不疑。听众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梅里科故意讲了有气无力的几句话。继而轮到罗贝尔。场上欢声雷动！他刚站起身子，人们便鼓掌跺脚，齐声欢呼。他神态冷静地等待着。我心中自问此时他是否激动：反正我已经心潮激荡。这些天来，我见他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红红的双眼，弓着腰，显得孤独，对自身缺乏把握。此时，五千人欢呼的正是这同一个人。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警觉委员会和反法西斯集会的领袖；是一个献身革命而又不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对老一辈来说，他代表着战前；对年轻一代，他又代表着现在，代表着他们的希望。他实现了过去和现在的统一……他无疑还是其他种种的化身，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爱戴着他。人们继续在鼓掌，掌声在我心间扩大，响亮无比。名声、荣誉，平常我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可今天晚上，它们在我眼里是多么值得羡慕。我心中在想：“能够正视其生活的真实并从中汲取乐趣的人是多么幸福；能够从朋友的脸庞上看到自己的生活之真实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终于平静下来了。罗贝尔刚一张开嘴，我的双手早已湿乎乎的，额头挂满了汗珠。尽管我知道他善于言辞，可我还是提心吊胆。幸好，我很快就被他吸引住了。罗贝尔讲话毫无夸张之处，其逻辑步步逼紧，犹如暴风雨一般不可抵挡。他没提出什么纲领，而是向我们下达任务。这些任务是如此紧迫，不能不去立即完成。完成这些任务的必要性本身就是胜利的保障。我的周围，人们脸上洋溢着微笑，眼睛闪闪发亮，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的脸上看到自己的信念。不，这场战争并非枉然，人们终于从中悟到了安于自私自利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他们将要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掌握在手中，获得和平的胜利，在整个地球上取得自由和幸福。这是清楚、明确、再也简单不过的常理：人类只能需要和平、自由和幸福，又有什么阻挡人类实现自己的希望呢？在地球上统御的只有人类。透过罗贝尔的一字一句，这个明显的道理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他一讲完话，掌声大起，经久不息，我们是在为真理鼓掌。我用手绢揩了揩双手。和平有了保障，前途有了保证，最近的和遥远的结成了一体。我没有听萨莱夫的讲话。他和梅里科一样讨厌，可这无关紧要。胜利已经在握，不仅仅是这次集会，而且包括这次集会所意味的一切。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萨玛泽尔。他很快开始叫喊，开始吆喝，俨然集市上的一个叫卖者。我重又坐在座椅上，周围的人跟我一样难以自己，傻乎乎地被这些话语所陶醉。这不是什么希望，也不是什么先兆：仅仅是话语而已。在卜莱耶尔会场，我曾在那一张张全神贯注的脸上看见过同样的光芒，但这并没有阻挡华沙、布痕瓦尔德、斯大林格勒、奥拉杜尔悲剧的发生。是的，大家都知道安于天命与自私自利的代价。可是，大家虽然早已明白，但也毫无用处。人们从来就没有成功地阻止过灾祸的降临；也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可望获得成功，至少在我们活着的这一代已经不可能了。至于这一漫长的史前时代之后将发生什么，不得不承认根本无法想象。前途并没有把握，近的与远的一切都毫无保障。我瞥了罗贝尔一眼。所有这一双双眼睛反映出的难道真的就是他说的道理？人们也在别处审视着他：从美国、从苏联、从遥远的过去审视着他。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只是一个老梦幻家。做梦向来缺乏严肃性。也许他将来就会这样来看待自己。他将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毫无益处，或者更糟，只是起到了蒙骗人们的作用。若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宣布世间没有真理可言就好了！可是，真理确实存在。我们的生活分明存在着，犹如石块一般沉重，有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面，这是多么可怕啊。我肯定自己这一次说的不是胡话，我一滴酒也没喝，黑夜也尚未降临，然而恐惧感却使我窒息。
“你们满意吗？”我一副超脱的样子问他们。亨利是满意的。“这是一次成功。”他快活地告诉我。萨玛泽尔说：“这是一次胜利。”可是罗贝尔却咕噜道：“一次集会，这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十年前，他从卜莱耶尔会场出来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然而，我们都考虑到战争也许最终将要爆发：这种清醒的认识来自何处？啊！我们面前时间还长。透过战争的威胁，罗贝尔隐约看到了法西斯主义最终要被消灭，这将付出何种牺牲，他已经彻底超越。如今，他感觉到暮年已至：他需要短时期内的明确信念。后来几天，他一直抑郁不欢。本来，当夏尔利埃告诉他已经加入了革命解放联合会时，他应该喜笑颜开的，可是我发现他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谈后那样沉默寡言。不过，我心里是理解他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夏尔利埃那副外貌的缘故：夏尔利埃出了集中营后，头发虽然还没有长起来，皮肤发红、粗糙不平，可他总归又长了十公斤，还配了假牙；也不是他讲的那些事情的缘故，对集中营的那种种恐怖我们已经再也清楚不过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应该说是夏尔利埃说话时的那种腔调。他原本是位最温和、最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当他回忆起遭拳打、挨耳光、受酷刑、经受饥饿、肠绞痛等忍辱负重的日子时，却付之一笑。这谈不上什么厚颜无耻的笑，可这是幼稚的笑，还是看破红尘的笑，是超脱的笑，还是愚蠢的笑，谁也不甚清楚。他耻笑社会党想入非非，期待他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对共产党人他则始终存着内心那份由来已久的厌恶。革命解放联合会吸引了他，他许下诺言，答应要把聚集在他身后的一大班人马一起带来。等他离开我们后，罗贝尔对我说：
“你那一天对我犹豫不决还感到奇怪，可你现在明白了吧。今天，当人们参与行动时，最可怕的一点是大家对错误付出的代价都一清二楚。”
我知道他认为他的同辈人及他本身对这场大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他是头脑最清醒、行动最积极地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之一。可是，他失败了，于是便把自己视为罪人。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与夏尔利埃的会面竟唤起了他内心的痛楚。一般来说，他往往对集体而很少对个人作出反应。
“不管怎样，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本身就是个错误，也不会造成大难。”我说。
“小灾小难也是难。”罗贝尔说。他迟疑了一下：“只有比我现在年轻的人才会轻信前途可以拯救一切。我深感自己的责任比过去更加有限，但同时也更加明确、更加重大了。”
“怎么回事？”
“呃，我的想法与你颇为相似，一个人的死亡或灾难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噢！我是在逆流而行。”他补充道，“现在年轻人的心肠比我们过去要硬得多，甚至连廉耻心也荡然无存了，而我倒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反过来不正可以说明您变得比以前更加实在了吗？”
“我没有把握：什么地方实实在在？”罗贝尔问道。
毫无疑问，他比以前更加脆弱易击了。幸亏集会见了成效，每天都有人来登记入会。共产党人最后也没有向革命解放联合会宣战，他们言谈之中虽然带着恶意，但掌握一定分寸，并不过火。整个运动可望真正得到发展。惟有一点不利，就是《希望报》因此而失去了许多读者，不久将被迫使用特拉利奥的资金。
“您肯定他准会出钱？”我问道，一边在镜中很不满意地端详着自己。
“当然肯定。”罗贝尔回答道。
“那您为什么要去赴这次晚宴？为什么还要拖着我去？”
“不管怎么说，还是让他保持兴头的好。”罗贝尔说道，一边遗憾地在系着领带。“对一个准备从他身上挖出八百万的家伙，怎么也得吹吹他的癖好。”
“八百万！”
“对！”罗贝尔说，“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吕克的过错。多固执！可他们将不得不拿特拉利奥的钱。萨玛泽尔亲自去调查了一番，认为他们无论如何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那我从命。”我说，“为了《希望报》，去城里吃顿晚饭，值得！”
我们笑盈盈地步入宽敞的书房兼沙龙，萨玛泽尔夫妇已经先到了。萨玛泽尔身着一套淡灰色法兰绒西服，更显得肥胖。特拉利奥也满脸堆笑，他的妻子不在场，只见一位姑娘身材颀长，头发黯无光泽，令我想起了中学时代那些虔诚的女同学。在黑白方格地面的餐厅，为我们摆了一席丰盛美味的佳肴。饭后用咖啡时，特拉利奥只招待饮料，没有敬雪茄烟。萨玛泽尔肯定更喜欢来支雪茄，他一边品味着陈酿白兰地，一边谈笑风生，倒也没有在一旁私下盘算什么。我已经很久没有踏进真正的资本家的门槛了，这样做，我觉得是种慰藉。有时，我在心里想，我认识的知识分子全都有点靠不住的地方，可一与资本家打交道，马上发现他们更没有值得我们羡慕的东西。纳迪娜确实古怪，我任她随心所欲地生活也非同寻常。可面前这位已经憔悴的少女，给客人上咖啡时那副备受压迫的神态在我看来要更为可怕得多。我敢肯定，若我将她安顿在我的长沙发上，她准有许多伤心事儿要向我诉说。好一个特拉利奥！尽管他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可我觉得他心术不正。他那难以遮掩的自负与他表面上对萨玛泽尔热情过头的赞美极不协调。他们俩共同回忆起抵抗运动的往事，大谈特谈了一阵之后，转而对集会成功表示祝贺。萨玛泽尔说道：“好兆头，我们正在向外省发展。一年之内我们就可拥有二十万会员，要不我们就会失败。”
“我们失败不了！”特拉里奥说道。他转身朝向罗贝尔，罗贝尔至此一直保持沉默，他平常可不是这副样子。“我们这个运动的大好机遇在于它创建得正是时机。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明白共产党人背叛了他们真正的利益。许多头脑清醒的资产者也和我们一样看清了消灭资产阶级是大势所趋，如今已经非接受不可了。”
“可这也难免我们一年后还是拥有不了二十万会员，也不会因为这样就保证不失败。”罗贝尔怏怏不乐地说，“我们自己骗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只满足于一点点成绩，那就难以取得巨大的胜利。”特拉利奥说，“但是我们处处限制自己的雄心壮志，也绝对没有任何好处。”
“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限制自己的努力。”罗贝尔说。
“啊！请允许我向您进一言，我们远远没有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特拉利奥不容置疑地说，“革命解放联合会领导机构目标定得如此之低，《希望报》的印数如此微不足道，真让人遗憾。”
“印数低是因为《希望报》加入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缘故。”我说。
特拉利奥一副不满的神态瞪了我一眼，我心想他要是有妻子，若不让她开口，那她决没有权利多说话。“不，”他近乎粗鲁地说，“是因为缺少干劲。”
“事实是在这之前，《希望报》拥有很多的读者。”罗贝尔生硬地说。
萨玛泽尔平声静气地说：“刚解放，大家都有一股子热情，《希望报》当时就借了这个光。”
“必须正视事实。”特拉利奥说，“我们大家都相当钦佩佩隆，所以都有权利直言不讳地谈谈对他的看法。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可没有政治头脑，也不善经营，吕克在他身边也无济于事。”
我心里清楚罗贝尔对这种看法并没有多大分歧，可他摇摇头说：“佩隆与革命解放联合会携手共进，因此而失去了右派和共产党人读者。他目前财力很有限，难以扭转情况。”
“我绝对肯定，如果由萨玛泽尔这样的人来领导《希望报》，那要不了几星期，印数就会成倍增加。”特拉利奥一板一眼地说。
罗贝尔扫了萨玛泽尔一眼，只说了一句：“不行！”
特拉利奥沉默了片刻，继续说道：
“如果我建议佩隆让我为萨玛泽尔买下报纸，多加点钱，怎么样？”
罗贝尔一耸肩膀：“那就试试看。”
“您认为他不会同意？”
“您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
“好。如果我只要求买下吕克的那一股呢？或者只买下他们俩的三分之一？”
“那是他们的报纸，您要明白。”罗贝尔说，“这报纸是他们一手创办起来的，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当家作主的。”
“遗憾。”特拉利奥说。
“也许。可谁也无能为力。”
特拉利奥在沙龙里踱了几步：“我可不是一个安于天命的人。”他以打趣的声音说道，“若有人告诉我这事办不成，我马上憋不住要证明能办成。我补充一句，在我看来：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利益比个人的情感要重要得多，哪怕那是最令人崇敬的情感。”他严肃地说道。
萨玛泽尔神色不安地说：“您想一想前天订的计划，我对您已经有言在先，鄙人难以苟同。”
“可我也曾对您明言相告，我欣赏您的认真。”特拉利奥微微一笑说道。他带有几分挑衅的神态看了看罗贝尔：“我偿还《希望报》的所有债务，迫使佩隆做出抉择：要么与萨玛泽尔合作，要么就逼他关门。”
“佩隆宁肯关门也不会向讹诈让步。”罗贝尔以蔑视的口吻说道。
“那么，他就关门吧。我再办一家报纸，由萨玛泽尔领导。”
“不行！”萨玛泽尔咕噜了一声。
“您完全明白革命解放联合会与您要办的那种报纸毫不相干，采取这一种手段只能导致您立即被开除出去。”
特拉利奥打量了罗贝尔一番，仿佛想看看对方抵抗的堡垒是否坚固。看来他很快被镇住了，因为他急忙往后退缩：
“我可从未想过要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他笑呵呵地说，“我只想以此来吓唬吓唬佩隆。不管怎么说，这份报纸的成败可是您的一块心病。”他责怪地补充道：“增加一倍印数，就等于您增加了一半人马。”
“我知道。”罗贝尔说，“可我再跟您重复一遍，依我之见，佩隆和吕克的惟一过错是财力那么有限，却仍然固执地勉强维持。一旦哪一天您慷慨解囊，他们得到您的资金，那您就会看到情况将大不一样。”
“当然。”特拉利奥微笑着说，“因为在得到资金的同时，他们将被迫接受萨玛泽尔。”
罗贝尔面孔一沉：“对不起！您4月份曾对我亲口说过，您准备无条件支持《希望报》。”
我用眼角观察着萨玛泽尔，他毫不显得尴尬，他的妻子一副备受折磨的神态，可她从来就是这种可怜相。
“我没有说过这话。”特拉利奥说，“我只是说在政治上报纸的领导显然属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负责人，我决不会插手。根本就没有涉及别的事情。”
“那是因为别的事情当时似乎与此无关。”罗贝尔声音不快地说，“我已答应佩隆保持完全独立，正是鉴于这一许诺的可信性，他才冒了巨大的风险将《希望报》交给革命解放联合会。”
“就当作我没有要受您的许诺的约束吧。”特拉利奥和和气气地说。“另外，我也不明白佩隆为何会拒绝这种结合，萨玛泽尔是他的朋友呀！”
“问题不在这里。倘若他想我们在他背后密谋，强迫他接受，那他一定很固执，决不会答应的。我十分理解他。”罗贝尔口气激烈地说。
他显得十分恼怒，我也满脸不悦，尤其是因为我深知亨利对萨玛泽尔的真实情感。
“我也一样固执。”特拉利奥说。
“若违背佩隆的意愿，让萨玛泽尔进入《希望报》，那萨玛泽尔的处境就会十分不妙。”罗贝尔说。
“我也这么认为！”萨玛泽尔说道，“当然，我认为，若在其他情况下，我完全有可能一显身手，使正陷于困境的《希望报》重新得到发展。可我决不答应把我强加给佩隆，违背他的意愿。”
“请您原谅我把这视作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大事。”特拉利奥以挪揄的口吻说道，“我并不试图发什么大财，可我也绝对拒绝白白扔掉几百万，我要求能有所成果。如佩隆拒绝与您合作，”他对萨玛泽尔说，“或您拒绝与佩隆合作，我就算了。若我认为事情必败无疑，我决不贸然投入。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切都难以让我改变这种观点。”他冷冷地说。
“既然您还没有跟佩隆谈过，我觉得这样争论毫无益处。”萨玛泽尔说，“我坚信他会合作的。说到底，我们大家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这就是运动的成功。”
“对，佩隆一定会明白作出某些让步是妥当的，特别是如果您坚持让他明白这一点的话。”特拉利奥对罗贝尔说。
罗贝尔耸耸肩膀：“别指望我。”
双方的讨论又拖延了一段时间。半个小时后，当我们下了楼梯口时，我说道：
“这事情感觉太糟糕了！4月份时，特拉利奥到底跟您说了些什么！”
“当时只谈了报纸政治方面的问题。”罗贝尔说。
“您对亨利是否承诺太多了？您是否有点过分了？”
“也许是。”罗贝尔答道，“当时哪怕我有半点犹豫，就无法让亨利作出决定。有时候不得不过分一点，不然就什么都干不成。”
“那您刚才为什么不迫使特拉利奥作出决定？”我问道，“他要么无条件遵守诺言，要么他翻脸，您就把他开除出革命解放联合会。”
“那又怎么样？”罗贝尔说，“如果他决定翻脸呢？等到亨利急需用钱的那一天，他该怎么办？”我们继续默默地行走。罗贝尔突然开口说道：“若亨利因为我而失去了这份报纸，那我决不会饶恕自己。”
解放胜利之夜亨利的笑容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问他：“您就不想投入行动吗？”他回答说：“不那么狂热。”他为投入行动而付出了代价，把《希望报》交给了革命解放联合会领导。他热爱这份报纸，热爱自由，不喜欢萨玛泽尔。落到他头上的这一切真够丑恶的。可是，罗贝尔显得忧心忡忡，我只能把这些想法藏在自己心底，嘴上只是说：“我不明白您为何信任特拉利奥，我对他可没有丝毫信任感。”
“我错了！”罗贝尔只说道。他思索了片刻：“我去向莫瓦纳要钱。”
“莫瓦纳不会给的。”我说。
“那我就再向人要。有钱的人多着呢，终能找到愿意给的吧。”
“我觉得谁如果要给钱，那必须既是亿万富翁又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会员。”我说，“这两者差不多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我设法去找。”罗贝尔说，“与此同时，我通过萨玛泽尔向特拉利奥施加影响。萨玛泽尔决不会同意把自己强加于人的。”
“好像他对此并不那么不好意思。”我说，继又一耸肩膀：“总要去试试吧。”
第二天罗贝尔见了莫瓦纳。莫瓦纳抱有兴趣，但显然没有承诺。罗贝尔又找了另一些人，可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丝兴趣。我十分不安，心里总挂念着此事，可我没有跟罗贝尔谈起。就我来说，我总避免像别的女人那样，说是给丈夫分忧解愁，实际上反倒使他忧上加忧。“罗贝尔不该做出这种事。”我心里老这么想。于是便下了这样的结论：“若在过去，他决不会这样干的。”这想法真古怪，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常说的他担负的责任对他来说比过去更加有限，但也更加沉重了，因为他再也无法将前途用作托词。这样一来，他便更加急于求成，因此致使他变得不如以前那样一丝不苟。这念头我实在不喜欢。像我这样就生活在罗贝尔身边，而且如此贴近，若去评判他，那无异于背叛他。
几天后，纳迪娜和朗贝尔回来了，对我来说，他们这次归来倒是件好事，可让我暂时踏下心。他们俩皮肤晒得黑黑的，显得既开心又拘谨，好似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妇。
“纳迪娜完全可以当一名一流的记者。”朗贝尔说，“她畅通无阻，并善于引导别人说话，在这些方面，她真棒极了！”
“这职业有时确实有趣。”纳迪娜神气活现地退让说。
可是，她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她在旅行期间在距巴黎城三十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座乡村别墅。几星期以来，我一直梦想找到这样一座别墅，可惜没有着落。我很快喜欢上了那开着蓝色百叶窗的黄色门面，杂草丛生的草坪，小巧玲珑的屋子和四处盛开的野玫瑰。罗贝尔也被迷住了，我们签了约。屋内破败不堪，户外的小径荨麻蔓延，纳迪娜声明修复工作全由她承担。她突然对自己秘书的岗位失去了兴趣，让替代她秘书工作的人再继续干一段时间，自己和朗贝尔住进了这座乡村小屋：两人一起写书，同时拾掇院子，粉刷墙壁。朗贝尔黑黑的皮肤，双手终日不离摩托车把，已经疲乏无力，加之那头经常被纳迪娜搞得乱蓬蓬的头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一副十足的花花公子派头了，但也没有一点干体力活儿的模样。不过，我也不得不对他们表示信任。
纳迪娜时不时回巴黎看看，可直到我们出发去奥弗涅的前夕才答应让我们去圣马丁。她在电话里故作庄重地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饭。
“告诉爸爸有蛋黄酱吃，这是朗贝尔的拿手菜。”
可是，罗贝尔却谢绝了邀请。“朗贝尔一见我的面，不攻击我心里就不安宁。我也只得反击，叫人烦透了，首先我就受不了。”他遗憾地说。
事实的确如此，只要罗贝尔在场，朗贝尔就显得咄咄逼人。面对罗贝尔而认为没有必要装出另一番姿态的人确实也寥寥无几。“实际上，他是多么孤单啊！”我心里想。人们与之对话的决不是真实的他，而是一位死板、冷漠的大人物，这位人物除了与他的显赫名声之外，与真正的他别无共同之处。想当年，他是多么喜欢默默无闻地与众人并肩行进，然而，这显赫的名声不可避免地在他和众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人们无情地使他感觉到了这里障碍的存在。至于对罗贝尔这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对他的喜怒哀乐，对他的彻夜难眠，谁也不注意。离家上车时，我还是坚持让他陪我一道去。
“我告诉您，我要去的话，晚会肯定不欢而散。”他说，“不过，得明白我对朗贝尔并不反感。”
“对纳迪娜，他可是有功劳的。”我说，“她平生第一次同意与他人合作。”
罗贝尔微微一笑：“她过去是那么蔑视文学，如今看到书上印上了自己的大名又多么自豪！”
“这就好！”我说，“这鼓励着她继续努力。这种工作对她正合适。”
罗贝尔把手搭在我的肩头：“现在对你女儿的命运有点放心了？”
“是的。”
“那你还等什么，还不给罗米欧写信？”罗贝尔热烈地说，“你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犹豫了。”
“从现在起到元月份，还可能发生不测。”我连忙说。
罗米欧接二连三来信让我回话，可我总是担心，害怕作出彻底的答复。
“听我说，你自己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你，纳迪娜混得也很好。”罗贝尔说，“再说，你也经常这么对我讲，教会她脱离我们生活，再也没有比这对她更有益的了。”
“确实。”我毫不冲动地说。
罗贝尔困惑地打量了我一番：“你到底想不想去作这次旅行？”
“当然想！”我说。可我又惊恐不安地说：“我不想离开巴黎。我不想离开您。”
“你多傻，我可爱的小傻瓜。”他含情脉脉地说，“你离开我时是这个样，回来时我还是这个样，不会变的。你不是还跟我说过你并不想我嘛。”他笑哈哈地补充道。
“那是过去。”我说，“可现在，您揽了那么多麻烦事，我不放心。”
罗贝尔神色严肃地看了我一眼：“你不放心的事太多了，昨天对纳迪娜，今天又对我。是否成了怪癖了？”
“也许是。”我答道。
“肯定是。你也一样，无事自扰，神经不正常。你过去可不是这副样子。”
罗贝尔挂着温柔的微笑，我以为自己不在家可能给他造成痛苦，可他却觉得这种想法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他完全可以一连几个月用不着我在他身边，最起码三个月。他的名声、年岁和别人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使他陷入孤寂的境地，我无法跟他分担这份孤寂，更没有能耐消除这份孤寂，它并不会因为我分担或不分担而有所加重或减轻。
“你那些顾虑全都给我抛掉吧！”罗贝尔说，“赶快写信回答，不然这次旅行的机会就要在你鼻子底下白白溜掉了。”
“要是一切都很好的话，我从圣马丁回来后就写。”我说。
“即使不好也写。”罗贝尔以不容争辩的口气说道。
“到时看吧，”我又犹豫起来，“您跟莫瓦纳谈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他外出度假了，他10月份给我最后答复。可钱嘛，他差不多已经答应我了。”罗贝尔微微一笑：“他也一样，很想留在左派队伍中。”
“他真的答应了？”
“对。莫瓦纳只要答应，会算数的。”
“这就减了我的一件心事！”我说。
莫瓦纳不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我心里真的感到踏实了。我问道：“您就不打算跟亨利谈谈？”
“谈了又有何用？他会有什么法子？是我让他走上了困境，该由我来帮他摆脱。”罗贝尔耸耸肩膀：“再说，有可能惹他发火，他会什么都不顾的。不，等我有了钱再跟他谈。”
“好。”我说道，站起了身子。
罗贝尔也跟着起身，对我微微一笑：“别不放心，去度一个美妙的晚会吧。”
“我尽量努力。”
罗贝尔肯定有理，这种无依无傍的忧虑感打一解放便产生了。我与许许多多的人一样，难以重新适应新的生活。圣马丁的晚会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新的东西。我犹豫不决，迟迟没有答复罗米欧，并不是因为纳迪娜和罗贝尔的缘故。我内心的这份焦虑只与我自身有关。在乘公共汽车去圣马丁的路上，我自问最终能否消除这种不安的心情。我推开了院子的栅栏门。餐桌早已摆在椴树下，屋内传出来阵阵话声。我径直走进厨房。纳迪娜站在朗贝尔身旁，朗贝尔脖间围着一块餐巾，正疯一般地搅拌一种稀稀的调味汁。
“你来得不巧！”她幸灾乐祸地对我说，“蛋黄酱没有做成功！”
“您好。”朗贝尔神态阴郁地说，“对，这次蛋黄酱没做成功，可我从来没有失败过！”
“我跟你说这次也许会成功的，继续做吧。”纳迪娜说。
“不，这次又完蛋了！”
“你搅得太狠了。”
“我告诉你已经完蛋了。”朗贝尔怒气冲冲地重复道。
“啊！我来教您到底该怎样重做蛋黄酱。”我说。
我说着把做坏了的蛋黄酱扔进了垃圾桶，又递给他两个新鸡蛋：“您自己做去吧。”
纳迪娜嫣然一笑：“你有时主意就是不错。”她以不偏不倚的口吻说道，接着一挽我的胳膊，问道：“爸爸怎么样？”
“噢！他多么需要休假！”
“等你们在国内转一大圈回来，这房子就修好了。到时您来看看，我们干得有多棒！”纳迪娜说。
将来准备用作起居室的房间里拥挤不堪，放着踏梯和油漆桶，仍然一副工地似的凄惨样。可我卧室的四壁已经涂上了一层暗红色，罗贝尔的房间也刷上了淡淡的赭石色，布置得十分得体。
“真妙。是谁布置的？他还是你？”
“我们俩。我是下令的，他管执行。他憋着一股子劲，可他十分听使唤。”她神采飞扬地说。
我笑了，“你这就省劲多了。”
纳迪娜需要指挥别人以获得自信，一旦用心思去让别人听她使唤，她便不再给自己打问号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她这般兴高采烈了。扮演女当家的角色，这给她带来了莫大乐趣。在色拉和冷盘中间，朗贝尔放了一大碗油腻发硬的蛋黄酱。我们俩当着纳迪娜的面一口气把一瓶白葡萄酒喝了个精光。他俩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起了他们的计划：先去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所有被占领过的国家，然后再去欧洲其他国家。
“别提我还曾决定放弃通讯报导工作了。”朗贝尔说道，“没有纳迪娜，我确实早就放弃了。她比我要富有才华，要不了多久，她就只需要我当她的陪同了。”
“正因为这个原因你才不让我驾驶你那辆破摩托车吧。”她抱怨道，“开车又不难！”
“折了脖子也不难，疯丫头。”
他从心底对她深情地一笑。在他看来，她具有我绝对没有发现的另一番魅力。我从来只是从一个方面去认识她，她是我的女儿。对我来说，她平平常常，并无特别的魅力。朗贝尔又打开了一瓶白葡萄酒。他根本就不会饮酒，两只眼睛已经闪闪的，颧颊通红，额头上渗出些许汗珠。
“别喝过量。”纳迪娜说。
“啊！别扮演女当家的角色了。你知道一旦你玩女当家的把戏就会出什么事吗？”
纳迪娜脸色一沉：“别说蠢话。”
朗贝尔脱掉了外衣：“我太热了。”
“你会病了的。”
“我从不会生病。”他朝我转过身子：“纳迪娜就不愿相信，我长得并不壮实，可我很有抵抗力。在有的方面，我肯定比儒安维尔的拳击教练还更有毅力。”
“等骑摩托车穿越撒哈拉沙漠时再瞧吧！”纳迪娜乐呵呵地说。
“准能穿过去！”朗贝尔说，“摩托车到处都能过！”他看了看我：“您认为这不行吗？”
“我说不准！”我说。
“不管怎样，试试吧。”他坚决地说，“必须尝试着去干事情！不能因为是知识分子就有理由养尊处优。”
“答应你了。”纳迪娜笑着说，“咱们一定能穿过撒哈拉，越过西藏高原，然后再去亚马孙河畔的丛林探险。”她一把挡住了朗贝尔伸向酒瓶的手：“不行，你喝得已经太多了。”
“一点儿不多。”他站了起来，走了两步：“我跌跌撞撞了吗？稳得很呢。”
“那就等着瞧你耍把戏吧。”纳迪娜说。
“耍把戏是我的特长之一。”朗贝尔说。他抓起三只桔子，向空中抛去，有一只没接着，自己却整个儿跌趴在草坪上。纳迪娜咯咯大笑起来：
“多蠢的家伙！”她含情脉脉地说，她撩起围裙的一角，擦着朗贝尔汗水淋漓的额头，朗贝尔乖乖地任她擦拭，一副幸福的神情。“他真的富有社交的才华。”她说，“他唱的一些歌真滑稽！你想让他给你唱一支吗？”
“我给您唱首《猪猡的心》吧。”朗贝尔干干脆脆地说。
他唱着歌，纳迪娜连泪水都笑了出来。可是，我却发现在朗贝尔的欢快之中隐含着一种近乎悲怆的痛楚，仿佛也想借助这笨拙的跳跃摆脱这份痛苦，可它却紧紧地依附着他。他装扮着鬼脸，发出小丑似的声音，双颊流淌着汗珠，双眼射出焦灼不定的目光，叫我看了心里好不难过。当他最后跪倒在纳迪娜的脚下，纳迪娜一副占有者的神态，幸福地抚摸着他的脑袋的时候，我心里才好受了一些。
“你是个好小伙子。”她说，“现在安静安静，休息一下！”
她喜欢扮演护士的角色，他也乐于让她爱抚。他们俩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有着共同的过去，共同的年轻时代，他们都憎恨空想与废话，幻想冒险，雄心勃勃，虽然这勃勃雄心还变化不定。他们也许能够相互给予信任，共同创造事业，取得成就，获得幸福。一个年方十九，一个才二十五岁：前程才刚刚展现！他们不是苟延残喘的幸存者。“可我呢？”我思虑着，“难道我真的已经被活活地埋葬在过去了吗？没有！”我激动地回答：“没有！”纳迪娜、罗贝尔完全可以没有我而生活，他们只不过是我的一些托词而已，而我只是我本身怯懦的牺牲品，突然，我为之感到羞辱。眼前映出一架将我带走的飞机，一座巨大的城市，整整三个月间，我惟一的任务将只是学习、玩乐。多么自由，多么新鲜啊！这正是我所希冀得到的一切！我已经在爱神木下构筑了自己的安乐窝，可却到活人的世界中四处游荡，这无疑是疯狂的不慎：管它去呢！我不再去抵挡这份从心头升腾而起的欢乐。对，今天晚上我就答应去。不管怎么说，勉强地幸存，就意味着不断地重新开始生活。我希望自己还能获得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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