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妥善地安顿好奥萨诺之后，我就着手解决自己的当务之急。我没有工作，必须尽可能多地找些零打碎敲的活来干，于是我就经常为《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写书评，书评社的新编辑也给了我一些东西写，但是没有固定的收入还是使我焦虑不安，这也就促使我下决心要全力以赴尽早把拖了几年的小说写完，希望能因此挣到许多的稿费。
随后的两年，我的生活平淡无奇，基本上都是每天在工作室里呆上12至15个小时，有时和妻子到自选商场去购物，只有在星期天以及夏季，为了让维丽得到休息，我才会带孩子们到琼斯海滩去玩。平时为了能坚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我偶尔要靠服兴奋药来提神。
在那段时间里，我曾经约过埃迪·兰舍到纽约吃过几次饭。埃迪已成为好莱坞的专职电影剧作家，很明显，他已经放弃写小说了。他很喜欢好莱坞的生活，喜欢那里的女人和容易挣到钱，他甚至发誓不再写小说。他创作的四个电影剧本都成了热门电影，制片商们都愿意和他合作。他曾提出如果我愿意出道的话，他可以在那里给我安排个工作，和他一起干。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根本就不想在电影界发展，原因在于尽管埃迪给我介绍了许多有关电影界的趣闻，有一点仍非常清楚，那就是当一名电影剧作家乏味得很，因为从此你就不是一个艺术家，你只不过成了一个把别人的思想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传声筒而已！
这两年时间里，我大约每个月见奥萨诺一次，当年他只在拉斯维加斯呆了一个礼拜就失踪了，科里还打电话来抱怨说奥萨诺带着他最宠爱的女友，一个名叫查理的女郎私奔了。科里并不很生气，他只是感到很吃惊。他告诉我那个女郎很漂亮，在他的引导下，正在拉斯维加斯赚大钱，生活得很美满，而她竟然放弃了这一切，和一个肥胖的、疯疯癫癫的落泊老作家私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对科里说我又欠了他一次人情，并答应他如果我在纽约见到那个女郎和奥萨诺在一起，就一定会为她买一张回拉斯维加斯的机票。
“你只要告诉她和我保持联系就行了。”科里说，“告诉她我很想念她，告诉她我爱她，反正你想告诉她什么都可以，我只是想要她回来，在拉斯维加斯，那女郎对我来说是个价值连城的人物。”
“好吧！”我说。但是每次和奥萨诺在纽约一起吃饭时，我发现他总是一个人呆着，根本不像是个有能耐赢得一个年轻美貌并且具有科里描述的那些优点的女郎欢心的人。
听说别人取得成功和名声大振时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名声就像流星似的，一下子不知从何处就冒了出来，璀璨夺目，可是当我获得成功和名声时，却显得非常平淡无奇。
我过了两年隐士般的生活，那本小说终于写完了，我把它交给出版商后就把这件事扔到九霄云外。过了一个月，我的编辑把我请到纽约，告诉我他们已经把我的小说以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平装书籍出版社出版，我听后又惊又喜，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以前人人，包括编辑、代理人、奥萨诺、科里等都曾提醒我说这么一本描写绑架一个小孩，又以绑架者为主人公的书是不对大众胃口的，现在却完全出乎意料。我把自己的惊奇对编辑说了，他的答复是：“你的故事写得很动人，大众就觉得可以接受了。”
当晚我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维丽，她也不觉得很惊喜，只是平静地说：“这下子我们就可以买一栋大一些的房子。孩子们已经渐渐长大了，需要更多的活动空问。”生活一切如常，除了维丽在离她父母家只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发现了一栋合适的房子，我们很快就买了下来并搬了进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本小说出版后，立刻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书，但是它似乎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我苦苦思索这是为什么，终于意识到因为我的朋友寥寥无几——这么些年来，我只交了科里、奥萨诺、埃迪·兰舍这几个朋友，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和我分享成功的快乐的确不成气候，当然还有最为我感到自豪的我的哥哥阿迪，他本来打算为我举行一个大型派对来庆祝我这本小说的出版，在知道我坚持不肯参加的决定后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奥萨诺登在文学评论扉页的对我的这本小说的评价也使我大为感动，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这本小说的长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书中不足的地方。由于我们是朋友，所以他对这本小说的评价太高，同时，按照他的一贯作风，在评论的后面，他又提到了他自己和他那本正在创作中的小说。
我打电话到他的公寓去，但没人接，随后我给他写了封信。收到了回信后，我们在纽约共进晚餐。他的气色很差，却有个年轻美丽的金发女郎陪着他。她极少说话，可是吃的东西比我和奥萨诺的加起来还要多。他介绍说她的名字是“查理·布朗”，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是科里的女人了，但是我没有把科里托的口讯传给她，我怎么能忍心伤害这时候的奥萨诺呢？
有一个趣味盎然的插曲令我久久难忘，那一次我自告奋勇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一整天，好让维丽去采购衣服。她临出门时，我告诉她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她是和几个女友一起去的，回来时拎着大包小包一大堆。当时我正在设法写一本新书，可是还没有理出头绪来。她兴致勃勃地把购买回来的东西拿给我看，先是打开了其中的一个盒子，拿出一条款式新颖的黄色连衣裙来让我评价。
“买这条裙子花了整整90美元，”维丽说，“你能相信吗？单一条夏天穿的裙子就要90美元！”
“这条裙子真漂亮！”我赞赏她有眼光，她高兴地把裙子披在身上让我细瞧。
“你知道吗，我迟迟下不了决心到底是买黄色的呢，还是买绿色的？最后我还是买了这条黄色的，我认为我穿黄色的衣服更好看一些，你的意见呢？”
我笑着说：“宝贝，难道你就没想过你可以两种颜色的都买？”
她迷惑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自己也笑了起来。我说：“其实你可以黄的、绿的、蓝的、红的……总之你喜欢的都买回来呀！”
我们两人都会心地笑了，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过上了比较富裕的新生活。不过，总的来说，我发现物质生活上的成功并不如我原来想象的那么有趣，那么令人满意，于是，我就像惯例那样，对这个科目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结果发现我的遭遇很普遍，难怪世界上有很多人奋斗了一生，在到达事业的巅峰之后，却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时值冬季，我决定带全家到波多黎各去度假，这是我们婚后第一次有经济能力出国旅游，我的孩子们甚至连夏令营都没有去过。
一到波多黎各，我们就尽情地玩乐：游泳啊，享受热的乐趣、街的景色、异国的食物啊，尝试早上还在寒冬中发抖下午则在酷热之处出汗的滋味啊，总之，在这个阳光普照、柔风吹拂的旅游胜地，我们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晚上，我陪维丽到旅馆开设的赌场去碰运气，孩子们都安分地坐在大厅的柳条椅上等我们。维而每隔15分钟左右就跑到大厅去看看他们是否安全，最后她终于忍不住带他们先回我们的套间休息去了，我就单独留下来赌到凌晨四点钟。我现在富裕了，连运气也好了起来，一下子就赢了几千块钱，最奇怪的是，我在赌场赢了这点钱后的欢喜若狂居然超过了由于写作成功而获得大量稿费时的兴奋心情。
我们刚度完假回到家，又有一件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有一间名叫莫勒马的电影制片公司出资十万购买了将我那本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版权，另外还给五万美元和差旅费要我到好莱坞去写电影脚本。
我和维丽商量这件事，我本人是不愿意去写电影剧本的，所以告诉她我准备出售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版权，不打算接受写剧本的合同。我原以为她听后会感到高兴，然而她却这样对我说：“我认为你去那里对你有好处，这样你就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认识一些人。你知道吗？我有时真为你担心，你实在太孤独了。”
“我们可以全家一起到好莱坞去。”我说。
“不，”维丽说，“我在这里和父母家人一起很幸福，而且我们也不能让孩子们离开学校，我更不想让他们在加利福尼亚那种地方长大。”
维丽和所有的纽约人一样，认为加州是美国的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前哨，那里充斥着瘾君子、强奸犯和会枪杀天主教徒的疯狂的牧师。
“合同期是六个月，我在那里干了一个月后就可以在两地来回穿梭。”我只好同意她的意见。
“那太好了，”维丽说，“另外，实话对你说，我们也应该分开一段时问。”
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可不想离开你！”我马上声明道。
“但我却想离开你一段时间，”维丽说，“有个男人整天在家里工作太让人紧张了。不信你可以问问任何一个女人，这种方式完全打乱了我料理家务的程序。以前因为你租不起工作室，我一直都不敢有任何怨言，但是现在你租得起了，我就希望你别再继续呆在家里工作。你可以租个地方一早去上班，晚上回家，我敢打赌，这样你会干得更出色。”
我直到现在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对她的话耿耿于怀，可能是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留在家里工作是件愉快的事，没想到她却宁可我不在家吧？这也大伤我的心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决定了接受去加州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这个建议。这么干也许太孩子气，似乎是因为她不喜欢我呆在家里，所以我就离开家，让她尝尝我不在家的滋味，尤其是直到那时，我都是认为看看好莱坞的书还可以，到那里去并不在我的兴趣范围之内。
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过了相当一部分，奥萨诺曾经在他书评里说过：“所有的小说家，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全是英雄——他们都必须具有圣人的信念。因为他们是在单独作战，而这个丑恶的世界对他们从来就那么苛刻，所以他们的失败多于成功；他们往往力不从心（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小说都有弱点，都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何况在这个世界里有种种意想不到的烦恼，再加上孩子的疾病、朋友的背叛、妻子的不忠等等，这一切都得抛开；他们尽管身上伤痕累累，还是得继续战斗，同时盼望着有奇迹发生，能够给自己补充新的力量。”
我虽然不赞成他这种通俗剧似的说法，但我仿佛要抛开他所说的英雄的那种感觉却是真的，至于这是否就属于作家的典型的多愁善感，我倒不想去做深入探讨。
第二十七章
莫勒马电影公司虽然只是缪斯·瓦特伯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附属公司，却享有独立的和创造性的制片自由，也有自己的一套设备，这样，伯纳德·莫勒马就完全有权拍摄他计划中要拍的电影，把约翰·墨林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便是他今年计划里的一个组成部分。
莫勒马一心要做的事就是拍摄优秀的电影，这也正是最不容易办到的事，尤其是有瓦特伯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在后面密切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就更难从心所欲地拍出优秀的电影来。他极其讨厌瓦特伯，人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对冤家，不过和瓦特伯这个冤家打交道也是很有趣的，而且莫勒马很佩服瓦特伯在财经和管理方面的天才，他深知作为一个电影制片商如果没有这种天才，根本不可能在好莱坞有立足之地。
莫勒马把自己的豪华办公室安置在公司的角落里，在那儿他得对待一个比瓦特伯更令他头痛的人物，那就是杰克·郝林南。虽然此君的地位不如瓦特伯，然而基于天天都得和他打交道的原因，所以他更让人讨厌。正如莫勒马戏称的那样，如果瓦特伯是直肠癌，那么杰克·郝林南就是痔疮了。
杰克·郝林南是一位负责公关的副总裁，每当他履行他的公关第一把手的职责时，总会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惊人的诚意。假如他请你干一件极需勇气才行的事而遇到你的拒绝，他就会热情洋溢地肯定你完全有权利拒绝，他的口头禅是：“你对我说什么都可以，我绝对不会企图说服你去干你所不愿意干的事，我只不过是征求你的意见而已。”这家伙最喜欢刨根问底，甚至连某人从帝国大厦往下跳后死了一个小时，他还要追问为什么那人要采取跳楼的自杀方式，他这种死死纠缠的做法最经常表现在使他的新影片能在《时代报》占有一定的篇幅上。
但如果和老板们，比如和负责瓦特伯三重文化国际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副总裁，或者和莫勒马影片公司的墨林电影以及他自己的客户尤格·克林诺打交道时，他就坦率得多了，现在他就正在和伯纳德·莫勒马开诚布公地交谈，他知道莫勒马没有时间和他磨牙。
郝林南说：“我们遇上麻烦事了，我认为刚拍好的那部该死的影片将是自长崎以来最大的原子弹。”
自台尔伯格以来，莫勒马可谓电影厂里最年轻的头头了。他也习惯喜欢扮演哑巴天才的角色，只见他板着脸说：“我不知道那部电影到底怎么样，但我认为你是一派胡言，其实你真正担心的是克林诺。你要我们出大价钱，仅仅是因为那家伙决定亲自导演，所以你就想给他买保险。”
郝林南是尤格·克林诺的私人公关代表，年薪五万美元。众所周知，克林诺是个出色的演员，同时也是个极端的自大狂，这种毛病在顶级的男女明星中，在导演中，甚至在幻想成为剧作家的女场记员中都屡见不鲜。狂妄自大病在电影界就像肺结核病在矿区那么普遍，它有传染性和破坏性，但还不至于致命。
事实上，他们的狂妄自大也使他们变得更有趣味性，对克林诺来说尤其如此。他在银幕上充满活力的表演使他成为全世界最出名的50个男人中的一个。在他的住所挂的一幅幅新闻故事画和用红色蜡笔画的传奇故事，据说是“为了性交”，对此郝林南还用加重语气的口吻不无赞赏地说：“克林诺会和一条蛇交配！”他说这句话时的口气似乎不是在做一般的介绍，而是在讲为他的客户特意创造出来的广告词。
克林诺在一年前就坚持要亲自导演他的下一部电影，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明星寥寥无几，不过这次给他提供的预算很少，而且要他签订了保证完成的契约后，他才能得到预支和将来可能分利的合同，合同上还注明了莫勒马影片公司最多只能投入200万，并且以后不能再追加经费。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克林诺一时疯狂起来，每场戏都要拍上100次。要是拍他与最新的女友面对面交媾或是把最新的男友压在下面干的这类镜头，他还能够注意到不让影片中出现过露的画面，最怕的是他往往把电影脚本当儿戏，心血来潮时就让灯光柔和地照射在他那若隐若现的绝望的脸上，再配上冗长的独白，完全不管效果如何。他曾经向公众讲述过他那不幸的童年，以此来解释他为什么要在影片中玩弄男孩和女孩，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他的童年幸福，现在绝对不会出现这些变态的行为。更让人头痛的是凡有他的镜头，在最后剪辑阶段，厂方都不能够合法地在剪辑室补救，除非实在是不剪掉不像话了才可以这么干。莫勒马并不担心这些，他知道只要有克林诺这个明星领衔主演，厂方就能够赚回200万，既然这一点不成问题了，其他的事情办起来就容易得多。万一出现了最糟的情况，他还可以在发行影片前删除掉那些不雅镜头，使谁也见不到它们，这样，他的主要目标还是达到了。对于由克林诺主演根据约翰·墨林的最畅销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能够给厂方带来丰厚收入这一点，莫勒马信心十足。
郝林南说：“我们得发起一场运动，不惜花上一大笔钱，总之我们要高水平地推销这部电影。”
“我的上帝！”莫勒马说。他在通常情况下更讲礼貌些，但他对克林诺、郝林南感到厌烦，也对电影感到厌倦，觉得电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还对俊男美女感到厌恶，认为他们太矫揉造作。他现在连加利福尼亚的天气都感到讨厌。在他所有憎恶的对象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郝林南和克林诺，为了消遣，他还研究了这两个人的外表和内心世界。
郝林南衣冠楚楚：丝质的西装，丝质的领带，意大利皮鞋，派革特表，连眼镜框都是特别的，黑色中点缀着金色。他长着一张天真无邪的爱尔兰人的脸，令人一看就想起星期天早晨出现在加州电视屏幕上的那位善良的精灵似的牧师的脸，他的这种形象使人难以相信此君竟然是个黑心肠的狗杂种，而他还居然以此为荣。
几年前，克林诺和莫勒马在餐厅里大吵了一架，彼此破口大骂。这件事在报纸专栏和贸易版中大肆张扬，成了人们的笑柄。原来这也是郝林南设计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让克林诺在这次争吵中成为英雄，而莫勒马却成了胆小的坏蛋，以造成懦弱的电影制片厂老板向英勇的电影明星低头的轰动效应。郝林南确实是个要阴谋的高手，但也缺乏远见，这几年来莫勒马一直都在和他算账。
在过去的五年中，报纸上月月登载有关克林诺仗义疏财，帮助穷人的动人文章。例如，有个患白血病的住在西伯利亚的少女希望得到献血者的支援，各大报纸的第五版马上全登有克林诺已派出他的私人喷气机飞往西伯利亚的消息；一个黑人由于抗议和示威被投入监狱，克林诺寄去了保释金；一名有七个孩子的意大利裔警察在纽约黑人区哈林遭到黑豹党的伏击被砍死，克林诺立即寄去了一万美元的支票给寡妇，同时还为七个孩子设立了奖学金；一名黑豹党的成员被指控杀害了一个警察，克林诺也汇去一万美元，作为他的辩护费；每当哪个著名的昨日明星患病了，报纸就宣传克林诺曾经打电话到他治病的医院去，向他保证会在自己的下部影片中让他演一个小角色，从而使这个老演员有生活费……真是不胜枚举。一个有怪癖的千万富翁很反感他这种哗众取宠的慈善举动，在一个公开场合攻击克林诺的慷慨大方是在沽名钓誉，对他大泼污水，当时的场面是如此滑稽，以至于连神通广大的郝林南也无计可施。
郝林南还有很多不宜公开的才能，比如他的嗅觉极其灵敏，能从众多的小影星中一眼看出哪个愿意以身相许，因而他在好莱坞的拉皮条声誉不胫而走。郝林南经常到处吹嘘自己在这方面的特殊才能，说什么“对任何女星，你只要不断夸她的床上功夫如何了得，一个晚上夸她到第三次时，她就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扒下你的裤子”。他充当克林诺的前锋，曾经有许多次先检验过少女的床上功夫，然后才把她奉献给克林诺。如果是太神经质的女郎，即使按照色情标准衡量算是可以，也无缘经他的手和克林诺幽会。郝林南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克林诺不接纳的女人，仍值得重新动议。”
莫勒马今天第一次感到愉快，高兴地对郝林南说：“别指望在广告上多花钱，这不是那种类型的影片。”
郝林南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说：“私下通过几个重要的批评家来宣传这部影片如何？不是有那么几个大头还欠你的人情吗？”
莫勒马平淡地回答：“我可不想为了这部影片而浪费了我的人情账。”他没有说出来其实他已经着手准备为了下一年的重头电影动用他所有的人情债。对于筹划中的影片该动用哪些人情资本，他早就有所盘算，那部片子不归郝林南管，何况他打算清真正的明星来演，而不是克林诺。
郝林南又一次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然后说：“也许我应该亲自发起一场宣传运动。”
莫勒马不无担忧地说：“一定要记住它还是莫勒马电影公司的产品，有事不能瞒着我，行吗？”
“那当然！”郝林南用充满强调的口吻说，似乎他从来未想过任何别的东西。
莫勒马冷静地补充一句：“杰克，记住有一条，你不能跨越过我的界线，不管你是谁！”
郝林南献媚地笑着说：“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难道我忘记过吗？喂，听我说，有位从比利时来的大美人，我把她安顿在贝佛里山旅馆的平房里，我们明天开个早餐会，好吗？”
“改天再说吧。”莫勒马说。他对从世界各地飞来好莱坞出卖色相的女子早就腻透了。这些容貌姣丽美艳，体态苗条可人，衣着时髦的美女，经常和他在派对、签约、餐馆以及首映式等交际场合上见面，已使他腻得恶心。他在好莱坞不但享有最具天才的制片人的美誉，而且拥有占据着最美丽女人的名声，只有他的密友才知道他更喜欢和在他大厦里服务的丰满的墨西哥女佣造爱。莫勒马深知自己够帅气，不甘心拜倒在盛气凌人的美女们的石榴裙下。
如今，到了人生的收获时期，莫勒马一心一意要拍出好电影，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晚饭后钻进剪辑室，给一部新片子剪辑，而且每次都干到凌晨
莫勒马领郝林南刚准备走出门，秘书小声告诉他小说的作者和代理人多兰·路德正在等候他的会见，莫勒马请她把他们带进来，他正好将他们介绍给郝林南。
郝林南迅速地瞄了这两个人一眼。他认得路德，觉得他真诚，有魅力……简而言之，是个精力旺盛的人。这种人属于一种类型，而一看作家就知道属于另一种类型。在影城，通常发生的情况都是这样：天真的小说家来到好莱坞改编电影剧本，一下子就被这里的花花世界弄得晕头转向，又被制片商、导演和制片厂的老板骗得忘乎所以，然后还迷恋上某个小影星，为了这个和每个导演都私通的滥情的女人而毁了自己的生活——和结婚20年的妻子离婚，然后对自己并不怎么样的小说在银幕上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而愤愤不平。眼前的这个作家也一个样，他沉默寡言，很明显是个怕羞的人，而且衣着像个笨蛋，不是那种追求时髦的笨蛋——包括像莫勒马这样的天才制片商都心甘情愿做时髦的奴隶，故意穿着刻意打上补丁的、褪了色的由高级裁缝量身订做的牛仔裤。此位作家不是这种笨蛋，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笨蛋。他从头到脚的穿着都很难看，活像哪个在欧洲的高收入的法国男演员的打扮。那么，他，郝林南现在就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来把这个傻小子碾成香肠。
郝林南和作家墨林热情地打招呼，说他的书是自己到目前为止所看过的最好的一本书，其实他压根对这本书连翻都没有翻过。
走到门口他还故意转过身来对作家说：“克林诺很想和你合影留念。今天下午给你们拍照后，我们再和莫勒马开个会，这样可以为影片带来极好的宣传效果。那么就三点钟？说定了！到那时你在这里的事也该办完了，对吗？”
墨林表示同意，莫勒马做了个鬼脸，他知道克林诺此刻正在棕榈温泉那里享受日光浴，要到黄昏六点钟才回到城里来。郝林南这是在设计耍弄墨林，让他白等几小时，以便教训他，让他知道好莱坞是谁的天下，不过，也许这位作家该上上这一课。
莫勒马、多兰·路德和墨林开了一个长会，讨论电影剧本的写作问题。莫勒马注意到墨林看起来是个通情达理且很合作的人，不像是个刺头。他向代理人重复了那番千篇一律的废话，就是什么只准备投入100万，可是人人都知道最终他们得投入500万。倒是他们在离开时使莫勒马吃了一惊：当时他对墨林说可以在图书馆等候克林诺，然而墨林看了看手表，平谈地说：“现在已三点十分了。我等人从来都不超过十分钟，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说完就走了出去。
莫勒马对代理人微笑着说：“作家的脾气。”他经常用同一个腔调说“男演员的脾气”、“导演的脾气”、“制片商的脾气”，然而他从来没有说过“女演员的脾气”，因为人们不应该苛求一个既要对付月经，又要演出，还要为争当主角出卖色相的人。
多兰·路德耸耸肩说：“他甚至连医生也不愿意等候！最近我们都必须接受身体检查，和医生约定早上十点钟。所有医生诊所的情形你是知道的，病人总得等上几分钟，这算得了什么，可是他对接待员说：‘我准时而来，为什么医生却不准时？’说完以后掉头就走了。”
“天啊！”莫勒马笑着说。
他突然感到胸口痛，赶紧走到浴室服了一片治心绞痛的药片，然后遵医嘱在躺椅上睡一觉，当郝林南和克林诺到达时，秘书会叫醒他。
《石女人》是克林诺当导演的处女作。作为一个演员，他是最出色的，但是作为一名导演，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简直是虚张声势和卑劣。我并不是说《石女人》是一部坏影片，也不完全是垃圾，它只不过是部空洞的影片而已。
克林诺主演的每一部影片，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好印象，但他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却不是我们喜爱的人物，请问我们怎么能接受一个抛弃了自己原来正常生活的人呢？何况他只不过是为了一个没有头脑的玩偶。像余林娜·登顿这类玩偶的特征就是靠浑圆的乳房和丰满的臀部来吸引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男人的青睐。余林娜的演技通常都是以呆板的印第安人的风格著称，她那令人乏味的圆脸经常因极度的快感而扭曲，看了真让人受不了。好莱坞负责选演员的人何时才能领会和理解观众的品味——他们要看的是真正的女人。像比利·斯托德这样的女演员，善于以娴熟的技巧非常投入地演绎，加上她那楚楚动人的银幕形象（如果人们忘记了自从有电视以来，屏幕上那些定了形的卖除臭剂广告的受花心男人喜爱的女郎形象，就会觉得她的确很美），本来是可以挽救这部电影的，然而让人们吃惊的是，一向演技精湛、富有直觉感的克林诺在挑选演员时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作为影片的主演、导演兼合伙制片人就自以为是，滥用决策权和忽略最关键的问题。
海斯堪·瓦兹写的电影脚本简直是伪文学的一篇作业，阅读起来还不错，在电影里就让人费解了。影片的制作者居然期待观众去感受没有悲剧发生的悲剧气氛，一个男人最终以自杀告终仅仅是因为他重返舞台失败了（人人都有失败的经历）！另外就是因为一个徒有美貌，没有头脑，又很自私的女人背叛了他。
克林诺在一切社会问题上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拯救世界的本意是善良的，但是他的概念基本上是法西斯的，久经沙场的文艺英雄演变成了法西斯的独裁者，就像墨索里尼那样。影片中对妇女的处理方式基本上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她们除了用自己的身体和男人造爱，就什么也不干了。即使是表现她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地方，她们也不过是一些妨碍男人们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绊脚石。难道好莱坞就不能相信男女之间除了性关系，还可以有别的关系吗？难道它就不能表现一次妇女也有男子般的美德，也相信人道主义并为之奋斗吗？难道他们就真的如此缺乏想象力，没有预见到妇女也有可能喜欢一部把她们描写为真实的人的影片，而不是那种屡见不鲜的企图摆脱男人绑在她们身上的纽带的反叛的木偶吗？
克林诺不是一个天才的导演。他还根本不够格当导演，只会把摄影机放在适当的位置。整个拍摄过程中，他最大的麻烦就是导演，还好，他本人的演出总算避免了影片的彻底失败。糟糕透顶的电影剧本是注定要惨败的，克林诺担纲主演也帮不上忙，唯一的好处就在于影片不是毁在他的手上，其他的演员就可怕了：单凭一个演员的长相就讨厌他是不公平的，但是乔治·佛奥斯显得比剧中的瘦子更瘦骨嶙峋，余林娜则比剧中那空虚的角色更空虚，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在安排演员时或许故意不按照角色的要求也不是一件坏事，也许克林诺在拍摄这部影片时应该做这种尝试，但是也许根本就不值得这么干，因为剧本所宣扬的是法西斯哲学，在它的大男子主义思潮影响下所杜撰出来的‘可爱的女人’使它在没有把胶卷装入摄影机前就注定要失败！
“那个邪恶的女人！”郝林南看了以上的评论后，不是以愤怒而是以迷惑的口气说这句话，“她究竟想从电影里捞到什么？天晓得她为什么喋喋不休地大谈比利·斯托德的美貌？在我从影的40年中，还从来没见过一个比她更丑的影星。她的用心我怎么也猜不透！”
克林诺若有所思地说：“所有的批评家都跟在她屁股后面瞎起哄，我们不得不放弃这部电影了。”
莫勒马仔细地听着这两个讨厌鬼的话，心想克拉勒·福特的评论有什么关系？反正由克林诺担纲主演的电影是可以把钱赚回来的，能这样帮补一下制片厂的日常开支就是他对这部影片的唯一期望。现在他又把克林诺安排在由约翰·墨林的小说改编的重要电影的岗位上，尽管克拉勒·福特是个杰出的批评家，也不可能知道克林诺有一个不计较报酬的幕后导演在鼎力为他撑腰。
这个批评家是莫勒马特别憎恨的，她用权威的口气写出极好的评论文章，影响力如此之大真令人瞠目，但是实际上她并不了解拍一部电影所投入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她抱怨有关角色的分配工作，难道她不知道谁演女主角是根据克林诺和谁上床，次要的角色又是靠负责演职员表的女主管和谁上床来决定的？难道她不知道在有些影片中，这些真正当权者的秘而不宣而实际上早已众所周知的特权炙手可热？仅仅是竞争小角色的女人就有数百上千，当权者可以和她们之中的一半人上床后却不给她们任何角色，往往只是让她们朗读一下台词，然后告诉她们以后会打电话通知回来复试，让她们遥无尽期地等下去，而那些贪色的导演就乘机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庞大的后宫。假如以拥有多少才貌双全的女人来计算资本，他们比那些赚钱最多的大老板更有势力，这不是因为大老板嫌麻烦或不屑于这么干，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特权。
让莫勒马高兴的是，这个批评家是唯一能引起一向镇定的郝林南不安的人。
使克林诺气愤的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他所说的：“她凭什么说这部电影是法西斯主义的？我一生都在反对法西斯主义！”
莫勒马疲倦地给他解释：“她只不过是个惹是生非的人，她使用法西斯这个字眼就好像我们使用婊子这个词一样随便，没有任何含义。”克林诺仍然怒不可遏地说：“对我的演技说三道四倒也罢了，只是别指望把我比作法西斯后还能得到我的宽恕！”
郝林南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差点就要伸手拿莫勒马的蒙地·克利斯托牌盒装雪茄烟，后来还是改变了主意。
“那个女人在扼杀我们，”他说，“她一直在算计着我们。莫勒马，你那防止她先看到电影的一招不灵。”
莫勒马耸耸肩：“我原来就不指望它会灵，我采用这一招不过是为了出口闷气。”
他们两人都惊奇地看着他，知道闷气指的是什么，但也知道他的性格是不习惯使用这个字眼的。他们不知道莫勒马那天早上在看剧本时接触过这个字眼。
郝林南说：“闲话少说，再谈这部片子已于事无补，我们还是来讲一下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付克拉勒对我们的下部影片可能做出的评论吧！”
莫勒马说：“你身为克林诺的私人新闻代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克拉勒对你而言，不过是个不堪一击的婴儿。”
他希望这个会议能尽早结束。如果只有郝林南在场，这个会最多只开两分钟就足够了，但克林诺是一个真正的大明星，不能不给他一点面子。和这种人打交道，必须有耐心，还要表现出充分的爱心。
莫勒马早就计划好把剩下的和晚上的时间都用来在剪辑室工作，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在电影界，他是最棒的剪辑之一，对此他也心中有数，何况他很乐于剪辑一部影片。在他的剪刀下，所有小影星的多余的头像纷纷落地，一个个纯属多余的漂亮女人观看主要动作时的特写也全剪掉。导演和她们偷过情，就把给她们拍特写作为酬劳，而莫勒马在剪辑室里却毫不客气地把她们的镜头全部剪去，只除了他喜欢的导演或者那个镜头真的对影片有作用，可是这种机会恐怕仅有百万分之一。只有天知道有多少痴心的女子翘首以待从银幕上见到自己的镜头，哪怕只有几分之一秒也行，还以为就凭这几分之一秒也会带她们走上通往金钱与名誉的康庄大道，也会使她们的美貌和天才像闪电那样光芒四射。莫勒马对美女只感到厌倦，认为她们是祸水，而且越是聪明伶俐越可怕。他有这种厌倦情绪并不表示他永远明智，每隔一段时间他也难免上一次当。他已经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对方都是女演员，现在他正在寻找一个不是有求于他或是想从他那里骗取物质的女人。他对年轻漂亮的女人的感觉就像律师听见电话铃响时的感觉一样：它意味着又有麻烦事要找到他的头上了。
“请叫一名秘书来。”克林诺说。莫勒马按了按桌上的按钮，一位少女立刻神速地出现在门口，莫勒马共有四个秘书，其中两个把住他办公室外围的门口，另外两个把守里面的私室，两道门都是一边一个秘书，像门神似的。无论发生什么灾难，只要莫勒马按铃，就立刻有秘书出现。三年前曾出现过预想不到的情况——他按了铃，竟然没有人出现！原来一个秘书得了神经衰弱症，正在附近的管理层办公室里接受一个独立制片人的治疗，另一个去了楼上的会计室拿一些数据以核实某部电影的成本，第三个那天病倒了没上班，最后一个刚巧去了洗手间。她是在冒险打破女人上厕所次数的纪录，最巧和最糟的是就在那至关重要的几秒钟里，莫勒马按了铃，四名秘书居然没有一个露面！于是四个人全部被解雇了。
克林诺要口授一封信给克拉勒·福特，莫勒马很欣赏他的这一作风，也知道他此举的目的，更明白他这样做只是白费劲，只不过不想告诉他。
“亲爱的福特小姐，”克林诺口授道，“我冒昧写信给您是由于我对您的工作高度赞赏，也为了指出您对我的新影片的评论中，有几处我实在不敢恭维，但是请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封投诉的信件。我的确非常敬仰您的美德和智慧，绝对不会贸然投诉您。我只是想表明：影片的失败，如果它真的失败的话，完全是因为我这个导演的经验不足造成的。我仍然认为电影剧本写得完美无缺，制作影片的全体演职员工也无可挑剔，只不过由于我这个不称职的导演而没能充分展示他们的才华，我想说的仅此而已。最后我要对您说我仍然是您的一个崇拜者，并且盼望有朝一日能和你共进午餐，痛饮一杯，畅谈彼此对电影与艺术的见解。我觉得我在执导下一部影片（我可以向您保证离这一天不会太遥远）之前有许多东西得向您请教。我相信在能对我赐教的人当中您是最合适不过的。您忠实的克林诺。”
“这办法不灵。”莫勒马说。
“也许吧。”郝林南说。
“你得去追求她，充分满足她的情欲才行，”莫勒马又说道，“别忘了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不会被你的几句好话哄住。”
克林诺说：“我真的崇拜她，是真心实意想向她学习的。”
“别提这些酸话了，”郝林南几乎叫喊起来，“去和她造爱！就这么办！尽量满足她的情欲，最好让她神魂颠倒。”
莫勒马突然觉得他们两个俗不可耐，忍不住说：“别在我的办公室商量这种事，你们出去，让我好干活。”
他们走了，他甚至懒得送他们到门口。
第二天早上，郝林南在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自己那特别的办公室套间里干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准备举办新闻发布会。这将使他的一个客户成为上帝。他事先查过克林诺的合同，拿准自己有合法的权利做想做的事之后：他写道：
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及莫勒马影业公司
隆重推出
莫勒马——克林诺联合摄制
尤格·克林诺
联合主演
菲·美德斯
尤格·克林诺系列片之一
《愉快的旅行》
导演：伯纳德·莫勒马
参加演出的还有，他用很小的字体划了几个名字，又标明在排宇时用小号字体写，然后再加上：执行制片人尤格·克林诺和哈根·科德。最后他注明要用更小的字体写上：编剧：约翰·墨林根据约翰·墨林的小说改编。
写完后，他靠在椅背上欣赏了一会儿自己的杰作，再按铃叫秘书把它打好并放进克林诺的讣告资料档案里。
他喜欢看这个档案里的资料，里面已经收集了厚厚的一大叠资料准备在克林诺死后可以马上使用，这一计划是他和克林诺在棕榈温泉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搞妥的。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克林诺会很快死去，而是他希望在自己一旦死去时，人们就会知道他曾经是个多么伟大的人物。在一个卷宗里面，详细地列举了他在娱乐圈中所认识的人的名字，以便有朝一日人们可以从这些人那里引证有关他的丰功伟绩。还有一张完整的为他歌功颂德的电视脚本提纲，用来制作足够播放两小时的特别节目。
克林诺在电影界的所有朋友都将被邀请出席此节目。另一个卷宗里面有他在电影中所扮演的他最得意角色的电影剪辑，以便在特别节目里播放，其中最精心制作的是一部记录他在两次获取最佳男主角奖授奖典礼上的电影剪辑，还有一份写好的喜剧草稿，表现他的朋友在得知他想当导演后嘲弄他的情景。
里面有一张名单，记录着所有受过克林诺帮助的人的姓名，他们可以向人们讲述关于克林诺如何把他们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事迹，并说明当时他要求他们做出的唯一承诺，就是不要把他的名字公开。
另有一张备忘录，记载着他的前妻中哪些人可以接受采访而哪些人必须回避。还有几项特别的安排：在他死的当天，就用飞机将一个前妻送到非洲去狩猎，为的是避开新闻界对她的采访；把一位美国前总统肯定克林诺非凡才华的事作为宣传中的证据；致给克拉勒·福特一封信，要求她对克林诺的逝世说些好话，这是一封由郝林南授意，用《洛杉矶时报》的信笺写的合法信件。其实郝林南已收到克拉勒·福特回信的复印件，但是他没有给克林诺看过。现在他又将此信看了一遍，里面写道：“克林诺是位有才华的演员，他曾在一些影片中有过精彩的表演，如果得到合适的角色和引导得法，他完全有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他的英年早逝使他失去了这一机会。”
每当郝林南重读此信时，就不得不多饮一杯酒，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更憎恨谁，到底是克拉勒·福特呢，还是约翰·墨林？郝林南一见到傲慢的作家就心烦，墨林就是这类作家中的一个。这小子算什么东西？竟敢不恭候克林诺回来合影！尽管如此，他还是有能力左右墨林命运的。至于福特则是个鞭长莫及的人物，他曾经试图发起一场运动，由影迷给她写抗议信，还运用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威力来迫使她丢掉饭碗，然而她实在太强大了，他扳不倒她。如今他唯有希望克林诺的运气能有转机，而且他很快就会知道结果——克林诺已经和她约会，前天晚上开始带她出去吃饭。事后克林诺肯定会打电话给他，向他汇报约会的全过程。
第二十八章
我在好莱坞的最初几周，就开始觉得这里是一个“黑寡妇”王国。这种说法起码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也许是因为我心存优越感来看待这个地方。
在蜘蛛这种动物里，“黑寡妇”可是个要吃掉配偶的家伙，交配的过程刺激了雌蜘蛛的食欲，所以雄蜘蛛往往在狂喜的最后瞬间突然发现自己的脑袋没了。
有意思的是，在进化过程中，雄蜘蛛学会了弄点食物包在由它身体组织分泌的蛛丝织出来的网内，在引诱凶残的雌蜘蛛在那里贪婪地剥网觅食时，与之快速交媾后立即逃离现场。
后来一只更发达的雄蜘蛛想出了更省事的办法，就是只要把卵石或别的什么废物织在网里就可以去行骗了。在这些伟大的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又一次飞跃，就是那只雄蜘蛛摇身一变，成了好莱坞的制片人！我把自己的这一想法说给莫勒马听，他皱起眉头生气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忍不住笑了。
“好吧，”他问我，“你会为了一只雌的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吗？”
在刚来的那段日子里，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是想为了自己的成功而把别人的脚吃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电影制作的那份激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无论是场记员、秘书、会计、摄影师、道具师、技术人员、男女演员、导演，甚至制片人都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异口同声的那句最自豪的话都是：“我制作的影片……”
他们都自以为是艺术家。我发觉在和电影制作有关的人员中，唯一不这样说话的人就是剧作家，这也许是因为人人都在参与改编的工作，人人都想对剧作插一手。即使是场记员也不例外，她同样会修改它一两句，那些性格演员的妻子更是积极地为自己丈夫的角色改写台词，第二天他会把改动部分带来，说他认为他的角色在这部分应该这样演。他说的当然没错，改写的部分确实最能充分表现出他的天才，却也往往最忽略了体现影片的主题。这种情况对剧作家而言最烦恼不过，人人都想插一手，自己怎么办？
我觉得电影制作是一种极端的业余艺术爱好的形式。这形式的本身无可非议，因为它作为媒体已经够强大了，完全综合运用了摄影、服装、音乐、简单的故事情节等，也正因为它如此强大，即使没有任何艺术天才的人也能在其间创造出艺术作品来。也许这种说法太偏激了点，不过，他们起码能制造出一些他们自己感觉到很重要和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电影能给人们带来很大的乐趣，也能感动人，但它们的教育意义却很小。它们对人物刻画的深度远远不如小说，无法像书本那样教会你一些东西，只可能让你感受到生活，却无法帮你理解生活。电影又是如此神奇，几乎可以给任何东西都带来一些价值。对许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毒品，一种软性的可卡因，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又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疗法。有谁不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记录过去的经历或者憧憬未来的景致，从而可以更有根据地热爱自己呢？
不管怎样，我当时对电影的认识大致就是如此，后来，经历了一些教训后，我才意识到这种观点也许太残酷，大势利了。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电影制作似乎对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莫勒马疯狂地热爱电影制作，所有从事电影生产的人都在拼命地去掌握这门艺术，从导演、影星、主要摄影师到制片厂的头头，个个如此。
我知道电影是我们时代最有生命力的艺术，我嫉妒它，因为在每间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不去写小说，而是在拍摄自己的电影。我突然意识到也许电影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它是治疗的方法，谁都想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思想向世人倾诉，然而究竟有多少本书能够为了这些原因而出版呢？我们暂且不说书本，就是绘画和音乐也绝对没有电影那么强的表现力。电影综合了所有的艺术，难怪它所向披靡。由于它的武器库装备齐全，所以生产一部差劲的电影几乎不可能。即使是世界最大的笨蛋也能够生产出一部有趣的电影。难怪在电影界有那么多任人唯亲的现象，你可以让侄儿写剧本，让儿子当上制片厂的厂长，还可以交个女朋友并把她培养成为明星，也就是说，可以让任何人成为出色的艺术家，再也不用担心会有哑巴的密尔顿。
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演员去谋杀导演或制片人？在长时间的共事中，必定会产生许多摩擦，包括财务和艺术方面的矛盾啊！为什么也没有任何一个导演谋杀过制片厂的厂长？又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谋杀过导演？一定是在电影制作的过程里存在治疗作用，它净化了人们的心灵，消除了暴力倾向。
将来是否有可能发展到治疗那些受到感情困扰的人？也许最有效的疗法就真的是让这些人拍摄自己的电影呢。天啊，想想电影界的所有专业人士中有多少是疯疯癫癫的或接近疯癫边缘的吧！只要看看男女演员中的这种情况就已经足够证明。
因此，将来的情景可能是人人都呆在家里欣赏自己或朋友们为了避免发疯而拍摄的电影。也许应该善意地想到，这些电影可以救他们的命。当然，结果也就是任何傻瓜都可以当艺术家。既然这个行业的人都能够生产出好电影来，那么人人也都可以做得到，比如银行家、服装制造商、律师等可以决定拍摄何种影片，他们即使没有疯狂的特性也能协助创造艺术品。如果所有的傻瓜都能拍出电影，那么除了在降低成本上要动脑筋，还会有什么付出呢？人人都成为了艺术家，这个社会就连心理医生和天才都不需要了。那些既不可爱，又不理解一个人必须在被人爱的条件下才能工作的人，尽管充满了自私，极端幼稚和自我崇拜，仍然有办法将自己的这些丑陋的内在形象演变成银幕上那些高尚的外部形象，并把自己变成像影子那么可爱，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去赢得这些爱，这就是电影艺术！当然，你可以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么回事，想想那个在私生活中放纵的伟大的作家奥萨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他们至少要有些天分才行，他们的艺术作品一定要有才华，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学问和更深刻的理解才行。
而拍电影就不需要这一切了，一个人即使没有天才和本领，也可以拍出好电影来。例如你要拍一个富人的生平，不用什么大导演、大作家、大明星等人的帮助，光靠电影的魅力就足以把他拍成一个英雄人物。对于这些人来说，电影那辉煌的未来等于不需要天才也能够拍得很成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天才不可以把电影拍得更完美。
由于要密切配合写剧本，我和莫勒马相处的时间很长，有时深夜仍在他这个电影巨头的豪华住宅里讨论编写中的问题。他的住宅里有巨大的、摆满家具的多个房间，还有网球场、游泳池和一间独立的电影放映室。我总觉得一个人住这样的豪宅太奢侈，反而感到不舒服。有天晚上他提出放映一部新片，我告诉他我其实不太喜欢电影。也许我表现出傲慢的态度，因而令他有点不高兴。
他说：“如果你不这样蔑视电影事业，我们一起写剧本的工作就可以进展顺利得多。”
他的这些话对我有些触动，一方面我自以为对他的态度良好，不至于让他觉察到我对电影的蔑视，另一方面我对待工作一向有职业自豪感，没想到如今他却说我对工作不够认真。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来到这里无论怎样也应该尊敬莫勒马，他是制片人兼导演，一起共事时他完全可以盛气凌人，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他对剧本提出的那些修改的建议都中肯可取，而且如果我能通过辩论证明他的意见错误，他就尊重我的意见，一句话，他的行动说明我原先以为好莱坞是蜘蛛王国的看法不正确。
那天晚上我们既没有看电影，也没有写剧本，而是展开一场唇枪舌战。我把自己对电影以及电影从业人员的看法对他说了，我谈得越多，莫勒马的怒气就越消，听到最后，他眉开眼笑了。
“听起来你就像一个再也没有男人肯要的女人那样充满怨气。”莫勒马说，“电影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你就因此担心自己的职业会被淘汰。你这是嫉妒。”
“电影没法和小说比。”我说，“书本能做到的，电影永远也做不到。”
“那是不相关的。”莫勒马说，“电影是人们现在和将来都需要的艺术形式，你说的那些关于制片人和蜘蛛的话都是一派胡言。你到这里才几个月，就肆无忌惮地对这里所有的人妄加评论，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得一无是处，其实每个行业都一样，全是些利用绑在棍子上的胡萝卜来刺激毛驴的骑士！是的，电影人疯癫，他们招摇撞骗，而且利用性爱就像交换珠子一样随便，但是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你完全忽略了他们不管是制片人、作家，还是导演、演员，都吃过不少苦，在钻研业务或者说在技艺方面，比我所认识的其他行业的人干得更刻苦，他们有真正的敬业精神。不管你怎么说，想要拍出一部好电影，没有天资是办不到的！电影界里的男女演员简直就像战士一样，拍摄过程中也有丧命的时候。他们获得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也不是靠出卖色相，他们必须显示出自己的艺术才能，也只有演技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才能拍出好电影。当然，这个行业里的确有傻瓜和疯子肯花500万美元请自己的男友或女友担纲主演一部差劲的电影，但是他们不可能长此以往。至于你谈到的制片人和导演，我不必为导演辩护，因为这是该行业中最苦的差使，但是制片人也有自己的作用，他们就像动物园里的驯兽师。你知不知道拍一部电影要过多少关卡吗？首先，你得讨好电影厂的由十个成员组成的财务部门，然后，你得给那些趾高气扬的明星又当爹又当娘，必须使出混身解数来哄住这帮人，否则他们会造谣中伤或者拖延时间，你还得采取措施防止他们之间相互伤害对方。告诉你，我虽然恨缪斯·瓦特伯，但我承认他有理财的才能，而这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有贡献。我还尊敬他的才气，但也鄙视他的艺术品味，作为一名制片人和导演，我一定得和他斗到底。我认为即便是你，也会承认我拍的电影中，有几部还是可以称得上艺术作品吧？”
“那起码还有一半是废品。”我说。
莫勒马说：“你一直在贬低制片人，其实他们才是成功地把电影拍出来的主心骨。他们得足足花两年的时间去亲吻100个各种各样的‘婴儿’：财务、演员、导演、剧作家等等小宝贝们，制片人得给他们擦屁股换尿布，把数以吨计的东西灌输到他们的大脑里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制片人往往有某种奇特的爱好，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对技艺相信的程度远远超过对天才或者疯狂相信的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总有制片人获奖的场面。”
“那是利己主义，”我说，“不是对艺术的信念。”
“你和你的所谓艺术见鬼去吧！”莫勒马说，“可以肯定，所拍的电影中有百分之一的影片是优秀的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书本的情况又如何呢？”
“书本有不同的作用。”我开始处于守势，“电影只能表现事物的外部现象。”
莫勒马耸耸肩：“你真是个刺头。”
“电影不是艺术作品，”我坚持道，“它只不过是骗骗小孩的魔术而已。”我对电影的价值依然半信半疑。
莫勒马叹了口气说：“也许你说得对，它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是魔术，而不是艺术。它是一种赝品，从而使人们忘记了死亡这回事。”
这句话说得不对，但我没有反驳。我知道莫勒马自从上次心脏病发作后身体一直不好，我不想说是由于他的健康问题而影响了他，其实即使是为了钱，能够理解应该如何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他在这次辩论中没有说服我，不过打这以后，我对周围事物的偏见逐渐比以前少了。有一点他是对的，我对电影的确感到嫉妒——电影制作的工作轻松，而报酬却如此丰厚，获得的名声又是如此之大。我一想到将来又要回到自己单枪匹马写小说的世界就感到厌烦。我蔑视电影其实是表面现象，骨子里真正存在的是幼稚的嫉妒心理。电影的拍摄工作与我无缘，我既没有这方面的天分，也没有气质参加进去，因此我总是出于势利的而不是道义的心理，采用道貌岸然的方式去蔑视它。
以前我曾经阅读过许多有关好莱坞情况的书籍，我所说的好莱坞的真正含义是指电影业。我曾听到作家们，特别是奥萨诺回到东部以后咒骂电影制片厂是黑暗、专制和犯罪的场所，嘲讽制片人是世界上最下流的好管闲事之徒，攻击制片厂的首脑们是还未进化的、最残酷、最粗野的猿人，咒骂那里的人总是颠倒黑白，把黑手党描绘成大慈善家。就这样，他们离开好莱坞时脑海里留下的印象便成了我进入好莱坞时对它的想象。
我一直踌躇满志地认为自己可以在好莱坞里对一切都应付自如，当多兰带我去见莫勒马和郝林南的时候，我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属于何种类型的人物。郝林南容易辨认，莫勒马则比我估计的要复杂得多，而多兰本身就是一幅漫画。说句老实话，我喜欢莫勒马和多兰，一见到郝林南就觉得他讨厌。他叫我和克林诺合影时，我差点就啐他见鬼去，所以到了约定的时间克林诺还不露面，我就掉头一走了之。我从来就讨厌等候任何人，何况既然我不计较别人迟到，别人凭什么反而计较我不等候他？
好莱坞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不同类型的蜘蛛：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的年轻人携带着胶卷、剧本和可卡因住进单间公寓，希望能拍摄电影，同时寻找有天赋的少女以及同龄人一起练习朗读和依靠淫乱度日。在电影厂一带有办公室和秘书，那些备有十万美元发展资金的诚实的制片人请代理人或招聘演员的机构给他们把人送过来。这些制片人手头至少有一部签约影片，通常是一部制作费用低廉的影片，完成后只能在飞机上和汽车电影院里放映，但是这些制片人会花钱买通一家加利福尼亚周刊来美言几句，称赞他们的影片是当年的十佳影片之一，或是宣称该影片打破了《飘》在乌干达所创下的票房纪录，事实上《飘》这部影片从来就没有在乌干达放映过。这些制片人的办公桌上往往摆着印有“爱”字的大明星的签名照片。他们白天对那些美丽的、有上进心的、对工作极为认真的女演员面试，她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测试对制片人来说只不过是打发一个下午的消遣方法，说不定他们还能占上一点便宜，能增加他们吃晚餐的胃口。如果他们特别看中某女星，就会带她到电影厂的餐厅吃午饭，并把她介绍给路过的重要人物。这些重要人物在少不更事时期基本上也经历过这种阶段，所以如果你不极力推荐的话，一般都会无动于衷。他们对这种小儿科的事早就不感兴趣了，也无暇顾及，除非这个少女很特别，才可能有试镜的机会。
少男少女们也知道这是一种游戏，知道部分的游戏早已内定人选，但他们又相信一个人可能会遇到幸运之神，所以他们通过制片人、导演、明星去碰运气。如果他们确实知道内情，同时又有些头脑的话，都绝对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作家的身上，我现在终于体会到奥萨诺的感受了。
金钱欲望、豪华套间、阿谀奉承和令人兴奋的厂部会议气氛，还有独特的拍摄一部大电影的自豪感等等，对此我从来不会上当。每当我实在感到情欲难熬，就飞到拉斯维加斯通过赌博来冷却，科里总是企图塞一个美女到我的房间里，但我一概拒绝接纳。现在我自命不凡，虽然也受到诱惑，但在赌与色之间选择了前者，对后者总是存有负罪感。
我在好莱坞呆了两周，业余时间都在打网球、和多兰及莫勒马上馆子吃饭、参加派对中度过。各种派对都很有趣。有一次我在那里见到了一位昨日明星，她曾是我少年岁月里诱发手淫的梦中情人。如今她一定有50岁了，经过整容和各种化妆品的修饰，看起来风韵犹存，只是身材稍为胖了些，由于酗酒，脸也略显臃肿。那天她喝醉了，企图和参加派对的每一个男女客人调情，却苦于无人响应。想想她当年曾经是美国数以百万计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姑娘，不能不感到这里面的反差太滑稽，同时也使人有一种莫名的沮丧。派对本身倒还不错，你可以见到男女演员们那熟悉的面孔，各类经纪人充满信心的微笑，风度翩翩的制片人和强有力的导演等，可以说，在派对里他们比在其他场合更吸引人，更有趣得多。
我喜欢好莱坞温和的气候，喜欢贝佛里山街道两旁的棕榈树，喜欢在电影院林立的西郊闲荡——在这里可以见到攻读电影专业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漂亮的少女还真不少。我还弄不明白为什么1930年的小说会“全部售罄”，那是因为人们只消在电影城里过着舒心的日子干上一周，就能够得到作家们花五年才能写完的一本小说的收入，有能耐的人何苦把精力花在爬格子上？
白天我在办公室上班，和莫勒马讨论剧本，在电影厂的餐厅吃饭，然后逛到某个摄影棚观看拍摄中的一部电影。在那里，男女演员的紧张的工作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有一次还真让我肃然起敬。那是一对恋人表演一出男女造爱时小伙子杀害了女友的戏，戏拍完了以后，他们两人还在那里抱头痛哭，仿佛这是他们生活中的真正悲剧似的，最后他们相拥着离开了摄影棚。
在餐厅吃午饭也很有趣，你会见到正在拍戏的所有演员，他们似乎全看过我的小说，至少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我觉得惊讶的是男女演员都很少开口，他们倒很愿意听别人交谈。制片人的话最多。导演都是事先有约，一般由三四个助手陪同着。工作人员似乎最快活，可能是他们要观看一部电影的全部拍摄过程太乏味之故吧。在好莱坞的日子过得不太坏，但我还是怀念纽约，惦念维丽和孩子们，思念和奥萨诺共进晚餐的时光。在一些实在难熬的夜里，我会匆匆飞到拉斯维加斯过夜生活，在那里住一晚，一大早又飞回电影城。
我在纽约与洛杉矶之间穿梭飞行了数次之后，有一天在厂里碰见多兰，他邀请我到他在马里步的家去参加派对，他说派对还邀请了影评家、剧作家、出品人、男女演员和导演等。我反正那晚无事可干，又不是非去拉斯维加斯不可，于是就出席了多兰这个友好的派对。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詹娜丽。
第二十九章
星期天我到多兰在马里步的住宅里参加一次非正式的聚会，这里有网球场和一个里面的水冒着腾腾热汽的游泳池，房子与海洋之间只隔着一条窄长的沙地。聚会上人人衣着随便，我注意到大部分男人都把车钥匙抛在第一间接待室的桌上，于是问埃迪·兰合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洛杉矶男人的裤子做工非常完美，以至于无法在裤袋里放任何东西。
我随意地在不同的房间里走动，听到各种有趣的谈话并看到不少无聊的镜头。
走着走着，我听出一个纽约的小说家的声音在说：“在电影界，如果你是一个出了名的牙医，他们就会让你去给人做脑部手术。”我暗自思忖这又是一个心存不满的作家。
我漫步来到靠近太平洋海岸公路的停车场，见到多兰正在和一群朋友欣赏一辆斯塔兹·贝卡牌轿车。有人告诉多兰这辆车的价格是六万美元，多兰说：“花了这个大价钱，以后可真让人为它操心哦！”所有的人都笑了。多兰又说：“你怎么敢把它留在停车场？简直就像刚娶了玛丽莲·梦露又要去上夜班一样。”
我参加派对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见见克拉勒·福特，我个人认为她是美国最好的影评家。她绝顶聪明，博览群书，文章写得好，看过每部电影。在100部片子中，她对99部的看法与我一致，也就是说，一部受到她赞扬的影片就意味着此片值得我去看，而且我可能还会喜欢它，或者说起码我会耐心看完它。她的评论非常类似一个艺术家对艺术品的评价，我很高兴她没有自称是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而满足于当一名批评家。
在派对上，我没有多少机会和她交谈，对此我倒不在乎。我仅仅想见见她，看她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女士。她和克林诺一起来，他使她忙得不可开交。由于许多人围着克林诺转，克拉勒·福特就备受注意了。我就坐在角落里冷眼观察着这一切。
克拉勒·福特是一位娇小的、样子很甜而相貌平平的女人，但她的脸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所以在我的眼里，她是漂亮的。她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她集刚柔于一身。说她刚，是因为她有胆量把纽约其他主要的电影批评家作为对手，并能够证明他们是最大的笨蛋。她就像一个原告的地区律师在处理一件无懈可击的案件那样，循序渐进地逐条提出如山铁证，不容辩驳。她曾经把某个专栏作家搞的幽默周日影评弄得极为狼狈，以至于他本人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傻瓜。她还把一个经营格林威治乡村之声的，自称对电影深有研究的人批得体无全肤。她的最精明之处在于把他当做一个白痴学者，一个对某些电影带有真情实感的，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最愚蠢的人来亮相。当她和他们的论战结束时，她已经彻底地降服了他们。
看得出来，她在派对上玩得很开心，同时她也察觉到克林诺企图用自己的男色来操纵她。
透过喧哗声我仍听见克林诺说：“代理人是个著名的其实愚蠢的先锋。”这是他用来对付男女批评家的老办法，往往是在应付一个尖酸刻薄的批评家时，就把另一个称之为碌碌无为的人。他这一招还真灵。
克林诺把克拉勒·福特哄得服服帖帖，真像电影中的一个镜头。克林诺还向她炫耀自己脸上的酒涡，就像别的男人炫耀自己的肌肉一样，而克拉勒·福特尽管智力过人，也渐渐抵挡不住他的诱惑了。
突然有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你认为他们首次约会，克林诺会让她和自己造爱吗？”
这个声音是由一个相当标致的金发女郎，或者准确一点就是一个女人发出的，因为她已经不再是少女了。我猜她大概有30岁左右，像克拉勒·福特一样，是智慧增添了她脸上的秀气。
她的颧骨较高，脸部皮肤白洁光鲜，没有留下化妆品的痕迹。脸上有一双天真无邪的棕色眼睛，既像小孩的眼睛那么明亮，也像大仲马笔下的女主人公那样带有悲剧的色彩。如果说这种描绘听起来像大仲马小说中的情人的口吻，一点也不过分。也许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并没有这种感觉，这是后话。此刻这双棕色眼睛显得淘气，她站在派对中心的外围，似乎很开心，流露出就像有机会独处的小孩做了自己乐意做的事时那种欢乐的情绪。她身上的气质，在一般美女身上极少具备。我做了自我介绍，她说她的名字叫詹娜丽·兰伯特。
我认出她来了，记起她在不同类型的电影中扮演过一些次要的角色，而且演得都很好。她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时没有竭尽全力，但她的银幕形象依然讨人喜欢，不过也不被人们认为出类拔萃。看得出来她很崇拜克拉勒·福特，甚至希望这位批评家会对她说些什么，可是她的愿望落了空，因而此刻的詹娜丽有点恶作剧，要是换了另一个女人，她刚才的那些关于福特的话听起来一定很刺耳，但是出自她的口就好像没什么。
她知道我是谁，说了些人们通常说的那些有关我的作品的话，我摆出心不在焉的样子，仿佛没有听清这些恭维话。我喜欢她的衣着，得体而又有品味，不落任何刻意追求时髦的俗套。
“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吧！”她说。我原以为她是想见见克林诺，可是当我们走过去后才知道她是为了设法和克拉勒·福特聊天。她说了些有头脑的话，但是由于她的美丽使福特本能地对她采取了冷冰冰的态度，至少当时我这样认为。
詹娜丽突然离开了人群，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跟在她的后面，当我在门口赶上她时，看见她在哭泣。
她的双眼充满泪水时显得更美丽：金黄的棕色点缀着黑点——也许是深棕色（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戴了隐形眼镜），泪水使她的眼睛显得更大，更金黄。经过精心化妆的一些部分在泪水的冲洗下开始露出来。
“你哭泣的时候显得很美丽。”我模仿着克林诺在电影中的某个迷人角色的口气说。
“我操你的克林诺！”她说。
我讨厌女人使用脏话，现在可能是因为她那南方口音的关系，从她嘴里蹦出来的“操”字听起来反而富有幽默感和亲切感。
也许由于她最近才开始使用这个字眼，也许因为她要让我明白她知道我是在模仿克林诺的腔调，她冲着我大笑起来，而不仅仅是原来的微笑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傻，”她说道，“我从来不参加派对。这次来是因为我知道她会来，我是那么崇拜她。”
“她是个出色的批评家。”我答道。
“啊！她很聪明，她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赞扬过我，所以我以为她喜欢我，想不到她竟然无缘无故地冷落我。”詹娜丽委屈地说。
“她的理由可是很充分的啊，”我为她排解道，“你很美而她却不美，加上今晚她早有预谋，一心想把克林诺弄到手，她当然不能让你坏了她的好事，冷落你是免得他因你而分心。”
“如果她那样想就太愚蠢了，”她说，“我不喜欢男演员。”
“但是你很漂亮，”我看着她说，“而且你的谈吐高雅，她不得不提防，不得不恨你。”
她第一次用饶有兴趣的眼光打量我，我可是早就对她感兴趣了。我喜欢她是因为她很美，因为她从不参加派对，因为她不喜欢像克林诺那种风流倜傥、发型完美、衣着光鲜的美男子，因为她有智慧，还因为她在派对上会由于一个拒她于千里之外的批评家而伤心落泪。如果她心肠不是那么软的话，她也许会讨厌我。出于对她的好感，我请她出去吃饭，然后去看电影。我不知道奥萨诺会对我此举有何评论——一个易受伤害的女人随时都可能宰了你。
有趣的是我和她的约会不是为了满足性欲。我很喜欢她，仅此而已，因为尽管她很美，眼睛充满泪水还能露出幸福的笑容，但是第一眼看上去她的确不是一个性感女郎。或者说是由于我缺乏经验而看不出来，因为后来奥萨诺见到她时，说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性魅力就像裸露的高压电线放电那样强烈。我把奥萨诺的这些评语转告给她，她说那一定是在她认识了我之后才产生的现象，因为在认识我以前很久，她已经和性无缘。我告诉她我不相信她的这些话并取笑她，她对着我快乐地笑起来，还问我是否曾听说过有关震荡器的事。
一个成年妇女向你透露她使用震荡器手淫的秘密，居然还燃起你对她的爱火，这说起来觉得可笑，其实不难理解，言下之意就表明她不是一个淫妇，何况她长得美丽，又身处一个男人追女人就像猫追老鼠那样迅速又普遍的环境中。
我们最终上床之前，足足有两周共五次一起外出，也许我们在一块儿睡觉前过得更快活些。
白天我到厂里上班，写剧本，和莫勒马喝几杯，然后回到贝佛里山酒店的套间里阅读，有时去看电影。在和詹娜丽约会的那些夜晚，她先来我的套间，然后开车陪我去看电影，再去吃饭，之后又回到我的套间，共饮几杯，畅谈一番。在凌晨一点钟左右她回家。在这段时间，我们是好朋友，不是情人。
她告诉了我她和丈夫离婚的原因：她在怀孕时，渴望过性生活，他却因为她怀孕而不理睬她。孩子生下来后，她一心扑在养育孩子上，每当看到奶水从自己乳房涌出而孩子拼命吸食时，她都很兴奋。有一次，她叫丈夫也尝尝奶水的味道，希望能让他通过吸她的奶头而感受到奶水涌出的情趣，她原以为他一定会很乐意接受的，哪里知道他竟然厌恶地掉过头去。他的这一举动中断了她对他的情分。
“我从来没有对别人提过这件事。”她说。
“他准是疯了。”我答道。
有一天深夜，在套间里，她坐在我身边的沙发上，我们像小孩似地拥抱。
当时我已经很喜欢她，她既然不愿意，我也不勉强，更奇怪的是我甚至没有那种遭到了拒绝的感觉。我们又在沙发上搂抱起来，当她准备离开时，我问她第二天晚上来不来，她说还来，我心里就明白她到时会和我上床的。
第二天晚上她走进套间，吻了我之后面带微笑地说：“见鬼，猜猜出了什么事？”
我再无知，听到一个准备和自己上床的女人说出这话时，心里也有数，但我并不担心。
“我的月经来了。”她说。
“如果你认为无碍的话，我并不在乎。”我说着就携着她的手领她进了卧室。
在一个小时内我们就造爱了两次，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这么疯狂过了。后来两人都感到口渴，我就到隔壁房间去开了一瓶早已准备好的香槟酒。我回到卧室时，她已穿上了内裤，双腿交叉地盘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条湿毛巾，正在把白色床单上的深红色的血迹擦去。我手里拿着香槟酒杯，光着身子站在那里看着她。此刻我只觉得心头充满温情，而这正是厄运的信号。她抬起秀发蓬松的头，棕色的大眼睛带着严肃的神情，对我微笑着说：“我不想让女佣见到这个。”
“是的，不要让她知道我们干的好事。”我说。
她非常专注地擦着，用近视的眼睛近距离地看着床单，以便确保她没有留下血迹，然后把湿毛巾扔到地板上，从我的手里接过一杯香槟酒。我们坐在床上，喝着酒，高兴而又傻乎乎地相互对视而笑，仿佛是为整个队出了力的球员，又像是通过了一场重要考试的学生。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爱上对方，这样的性生活虽然不错，但仍称不上心满意足，达不到忘我的程度。我们呆在一起感到很愉快，我挽留她住一晚，她不肯，坚持要离去，我也没有追问原因，估计她是和某个人同居，故此可以很晚才回家，但不能在外面过夜。我没有为这件事伤神，这也许就是没有爱上对方的好处。
妇女解放运动的效益之一也许在于使恋爱变得没有那么粗野，因为真正的恋爱总是以最粗野的传统方式出现的——不打不相爱。
有一次我返回纽约料理家事后回到加利福尼亚，我们原来约好了在我回来的第一天晚上见面。我迫不及待地赶回旅馆，途中闯红灯，结果我开着的那辆租来的车被另一辆车撞倒了，幸好我没受什么伤，我猜测自己的脑部可能只是受了些轻微的震荡而已，最大的损失就是必须买辆新车赔偿。我回到旅馆赶紧打电话给詹娜丽，她却惊讶地说她以为是第二天晚上才见面，我听后气得七窍生烟——为了见她我差点丧了命，而她倒好，轻描淡写地用两句话就敷衍过去了。好在当时我还能够强忍着怒火，表现得很有礼貌。
我告诉她第二天晚上我有别的事，只好在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我知道何时有空之后再打电给她，她根本不知道我在生她的气，还和我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之后我一直没有打电话给她。过了五天，她打给我，开口就骂：“你这个狗娘养的，我原以为你真的喜欢我，想不到你竟用唐璜的伎俩来对付我！不给我打电话，你为什么不干脆开诚布公地对我说你不再喜欢我了？”
“听着，”我也毫不客气地反击，“你才是个骗子，你明明知道我们约好了那天晚上见面，你因为有别的更好的事要干就故意取消了约会。”
她平静而又很有说服力地说：“也许是我误会了，要么就是你弄错了。”
“你是个该死的骗子！”我说。我对自己的无名火也感到难以置信，也许我的愤怒还有别的原因：我很信任她，觉得她很了不起，而她却对我耍女性的古老的鬼把戏，我讨厌这种玩意，因为在婚前少女们和我玩过这一手，曾弄得我火冒三丈，只不过那时候我并没有真正把她们放在心上。
事情要是这样结束了，我也不会太在意，但过了两个晚上，她又打电话给我。
我们在电话里互致问候，然后她说：“我以为你真的喜欢我。”
我禁不住说：“宝贝，对不起。”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叫她“宝贝”，我从来没有对她使用过这个字眼，而这个称呼把她的怨气全打消了。
“我想见你。”她说。
“那就来吧。”我说。
她笑着问：“就现在？”当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那当然！”我答道。
她又笑了：“那好吧！”
大约过了20分钟，她就来到了，我已备好了一瓶香槟酒。
聊了一会儿天后我问她：“你想上床吗？”
她说想。
为什么要描述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就那么难？我和她之间的性关系是世上最无罪的，也是最美好的关系。自从孩提时代在夏季整天都可以打球以外，我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幸福过。当然我也意识到，在我和詹娜丽在一起时，我会原谅她的一切不是，而当她离开我后，我就什么都不能原谅她。
我曾对她说过我爱她，她马上要求我以后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因为她也看得出来我当时口是心非。我答应她以后不说了，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再这样说过，可是偶然在夜里我们都醒来又造爱的时候，我听见她在黑暗中非常认真地说：“我爱你。”
这种情意缠绵的废话就像人们在推销某种新的剃须膏或者想让旅客乘坐某条特别航线的班机时所使用的商业用语一样，只是有谁能解释它为什么自古以来都那么有效呢？打那以后一切都改变了，连性行为也变得特别了。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搞婚外情，我的婚姻美满，相当长的时间里，妻子一直是我在世界上最爱的女人，即使在我开始对她不忠以后，她仍然是我最心爱的女人，因而现在我第一次觉得对不起她们两个，觉得内疚。缠绵的爱情故事总是使我心烦。
从此以后，我干了一些恋爱中人通常干的那些蠢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狡猾地向她周围的人打听她的情况，想知道她是否曾为了得到角色而勾引制片人和明星？是否还有其他恋情？是否还有另一个男友？换句话说，她是不是一个荡妇？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他的所作所为往往有点不可思议，如果他仅仅只是喜欢那个女子，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还有就是即使他平时对自己的判断力充满自信，在涉及到这个女人的问题时，也往往会犹豫不决。一个人在恋爱时的举动，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如果我探听到她确有污秽的话，我是不会爱上她的，把它作为逢场做戏不就行了吗？难怪有那么多的女人怨恨男人薄情。我到处打听时的唯一借口就是我多年来一直是个隐居的作家，正处在不善于和妇女交往的阶段。经过一番打听，我始终查不到她有任何丑闻：她从不参加派对，和男演员没有任何瓜葛。实际上，她作为一名经常在银幕上亮相的女子，被人们了解的却很少。她没有和电影圈中的人一起活动，也没有到圈中人经常去的餐馆吃饭，花边新闻专栏里从来没有刊登过她的任何事，一句话，她是个老实的隐居作家梦寐以求的情人。她甚至喜欢看书，我还能对她有什么苛求呢？
经过这次打听，我吃惊地发现多兰·路德从小就和她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里长大，他还诚心诚意地对我说她是好莱坞最正直的女郎，叫我别浪费时间去到处打听她的事了，还告诉我和她在一起是不会上当受骗的。听了他的话后我很高兴，问他对她的印象如何，他说她是他所认识的女人中最善良的。过了一段时间，詹娜丽亲口告诉我，他们两人曾经是情人，一起同居过，也是多兰把她带到好莱坞来的。
她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女人。有一次我们坐她的车兜风，我想为她付汽油费，她笑着拒绝了。她不在乎我的衣着，更高兴我也不在乎她的衣着，我们穿着毛衣和牛仔裤去看电影，在昂贵的餐厅吃东西，我们花得起这些钱。一切都那么完美，性生活也越来越和谐，几乎可以和少年时代的性爱媲美。由于性生活前的充分爱抚，两人所得到的快感比任何色情爵士音乐所描写的性爱都更让人销魂。
有时我们商量要给她买华丽内衣裤的事，但是始终都只停留在口头上。
在那段幸福的日子里，我的这位金发情人就像《天方夜谭》中讲故事的女人那样向我讲述了她的生平，如此一来，我过的就不是两种而是三种生活了：一种是我和妻子在纽约的家庭生活，另一种是我和詹娜丽在洛杉矶的生活，第三种就是进入詹娜丽和我认识以前的生活中。我把波音747当作魔毯，在这些生活中飞来飞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活过，为电影写剧本简直就像打台球或赌博那么痛快，那么悠哉悠哉，我终于找到了生活的真谛，过上了舒心的日子，而且妻子幸福，詹娜丽幸福，孩子们也幸福。阿迪不知道其中的奥妙，可是有个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他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是第一次感到再也不必为你担心了。”
“这种感觉有多久了？”我问他。心里暗暗思量也许是由于我写的小说获得了成功和从事了电影创作。
“就在刚才，”阿迪说，“就在此刻。”
我立刻警惕起来，他继续说：“你以前没有真正快乐过，老实说，你以前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没有真正的朋友，一天到晚不是看书就是写作，从不参加社交活动，不看电影，不听音乐，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即使我们两家人节假日一起聚餐，你也受不了。你甚至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也不觉得快乐。”
我听了他的这番数落既惊讶又难过，他说得不对，也许我看起来那么冷血，可是我的内心世界并非如此。既然连阿迪都这样评价我了，那么其他人眼中的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觉得想呕吐，又一次感到了孤独。
“你说的不是事实！”我说。
阿迪对我微笑着说：“当然不是事实，我的意思是你现在除了我，会向其他人展示更多的东西。维丽就说你现在比以前容易相处多了。”
这话又一次刺痛了我，这些年来我妻子从没有向我抱怨过什么，也从来不责备我，我竟然毫不察觉她的不满。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除了婚后的最初几年，我从来没有使她幸福过！
“她现在幸福了？”我问他。
阿迪点点头。我心想这该有多蠢呵，我对她不忠才能使她感到幸福？我突然感到我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爱维丽。这种对妻子不忠反而更爱妻子的想法来得太容易，就是从我正在阅读的教科书里得到的，因为当我发现自己处于一般不忠实的丈夫的位置后，很自然地开始阅读有关这方面的文学作品以寻求精神支柱，现在对此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维丽不介意我经常出差到加利福尼亚去？”我又问阿迪。
阿迪耸耸肩说：“我认为她喜欢你出差。你知道我已习惯了你的臭脾气，你可真是个毛坑里的大石头。”
他的话又一次弄得我目瞪口呆，但我总不能对自己的哥哥发脾气啊。
“那好吧，”我赌气地说，“我明天又要动身去加利福尼亚搞电影创作了。”
阿迪笑了，他了解我的感受，所以说：“只要你经常回家就行，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你。”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充满温情的话，那是他察觉到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才这么说的，他仍然像以前那样哄我。
“去你的！”我说完以后心里又痛快了。
再过24小时我就将在离此地3000英里的地方和詹娜丽双双在床上，听她诉说她的人生历程了。
她最初给我陈述的经历是她和多兰·路德在田纳西州的南方小城约翰市里青梅竹马时的故事，后来他们成了情人，而且结伴来到加利福尼亚发展，她做了演员而多兰·路德当了一名代理人。
第三十章
詹娜丽决定和多兰·路德去加利福尼亚时，她心爱的儿子成了她的包袱。当时他只有三岁，用手推车推着他到处走吧已太大了，拖着他满地跑呢又太小了。在无可奈何之下她只好把他留给前夫抚养。在加州她和多兰同居，他答应为她在电影事业中铺路和帮她找一些小角色来扮演。或许他真的以为是自己帮忙的功劳，其实他只是为她安排了一些和有关人士的接触而已，能否得到角色还靠她的魅力和智慧才行。她在那段时间对他很忠实，而他却欺骗一切和他打交道的人，更有甚者，他还曾经企图说服她同时和他以及另一个男人上床。她拒绝了，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厌恶被人当作性工具一般同时供两个男人玩弄。
她一直坚信是加州的气候使她的生活发生了这些变化，其他的因素都在其次。加州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她给墨林讲故事时，老是反复强调这一点，不难看出其实她心里喜欢加州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举止，不管他们曾经给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多兰千方百计想挤进电影制片人的行列，还挖空心思去包揽制片的一切工作。有一次，他从一个不知名的作者那里购买到一个差劲的剧本，它唯一的可取之处在于作者同意领取净百分比作为稿费，而不要求一般惯例那样的预支现金。多兰又说服一名曾经是第一流的导演负责此片的导演工作，还请了一位早已耗尽才气的男明星担纲主演。
当然，没有一家电影制片厂肯接受此片的拍摄，只有不知内幕的人才会以为拍摄前的准备工作由一人全包的做法有吸引力。多兰不愧是一个杰出的推销员，他想方设法寻找外面的资金，这天，他领回来一个主顾：一个身材高大，表现很腼腆，相貌英俊的35岁左右的男子。此君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年龄不大已是一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专门从事投资的金融机构的执行经理，名叫狄奥多·李瓦蒙。他在餐桌旁就爱上了詹娜丽。
他们在察森餐厅共进晚餐，多兰付了账后就借口与编剧和导演有约而早早离去，临走前他还特意神情专注而略显无奈地说他们要讨论剧本，其实事前他已把下一步棋对詹娜丽说了：
“此人能为我们的电影筹到100万美元，要好好待他！记住你在片中饰演第二号女主角。”
这是多兰的计谋，他答应让詹娜丽演第二号女主角是给自己在讨价还价时留有余地，如果她变得难于对付，他可以把赌注押上，让她扮演一号女主角。倒不是说这赌注有多大约束力，必要时，他可以马上毁约，一号二号女主角都不让她演。
詹娜丽本来并不屑于按照多兰的暗示去善待狄奥多·李瓦蒙，出乎她的意料此君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对于小明星之类的人物他没有语言上的冒犯，对她也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他千真万确是一个怕羞的人，而且完全被她的美貌和智慧迷住了，这倒让她觉得自己有支配他的力量。饭后，他送她回到多兰和她合住的公寓，她邀请他进去喝一杯，他再次表现出十足的君子风度，从而博得了詹娜丽的好感。她总是对人感兴趣，总觉得人人都有吸引他人的地方，她从多兰的口中得知李瓦蒙将来可以继承到2000万美元的遗产。多兰有意隐瞒此君已有家室，而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这些事反而是李瓦蒙亲口对她说的，当时他羞怯地告诉她：“我们分居了，离婚手续目前给耽搁着，因为她的律师要的价实在太高。”
詹娜丽哈哈大笑，她的笑声富有感染力，总会解除大部分男人的武装，只有多兰一人是例外。“要价太高是什么意思？”她问他。
狄奥多·李瓦蒙面有难色地说：“要100万美元，数目倒不算太大，但她要求拿现金，而我的律师觉得此时偿付这笔钱不合时宜。”
詹娜丽笑着说：“你不是有2000万吗？要这么点价有何妨？”李瓦蒙第一次热切地说：“你不明白，大多数的人都不明白，我的家底大约有1600万或者1800万左右，但是我的现金周转不太灵。你知道我拥有地产和股票、公司，可是钱必须花在再投资上，所以我手头的流动资金极少。但愿我能像多兰那样花钱，你也知道洛杉矶的生活费用昂贵。”
詹娜丽想起了她曾经在文学作品中读到过类似的吝啬的百万富翁的故事，既然他不善于辞令，缺乏魅力，又没有性吸引力，一句话，他除了人随和以及有钱，再也没有什么诱惑力了，何况他已清楚地表明他不会轻易乱花钱，在这种情况下，她干脆和他喝完第二杯酒后，就把他送走了。多兰当晚回家得知真相后很生气。
“真见鬼，他本来可以成为我们的摇钱树的！”多兰气呼呼地向她嚷道。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下决心离开他。
第二天，她在好莱坞靠近百乐蒙摄影场的地方找到一个小小的公寓，并靠自己的本事在一部电影里争取到扮演一个小角色的机会。几天的拍摄工作完成后，由于实在太想念孩子和家乡田纳西州，她回去小住了两个星期。在故乡约翰市，她最多也只能忍受住两周的时间。
对是否把儿子带到好莱坞来这件事上，她思想斗争得很激烈，最终还是无奈地再一次把他托付给前夫。她离开儿子时心里很难过。可是为了在电影城安家之前多挣点钱和在工作上能够做到事业有成，她狠狠心又独自飞回了好莱坞。
前夫仍然明显地流露出对她的留恋，尤其是经过一段演员生涯，她的脸更楚楚动人，人也更成熟了。她故意把他的欲火浪起来，而当他情不自禁地要求和她上床时，她就一口拒绝了他，使他灰溜溜地走了。
离婚时，出于对他的蔑视，她拒绝接受他的扶养费。
回到好莱坞的公寓时，她从电话录音里得到两个口讯：一个是多兰的，另一个是狄奥多·李瓦蒙的。
她先给多兰打电话，并让他到她的公寓来。多兰在电话里知道她回过约翰市，感到很吃惊，而且对他们过去的共同朋友的近况连问都没问一声。和往日一样，他对自己以为是重要的事情太专注了。
“听我说，那个李瓦蒙真正迷上你了，我不是开玩笑，他疯狂地爱上了你，是爱，不光是为了肉欲。如果你的牌玩得好，你可以和2000万美元结婚，他一直在设法和你取得联系，因此我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了他。给他回电话吧，你可以当女王！”
“他已经结婚了。”詹娜丽回答他。
“离婚手续下个月就可以办好，”多兰说，“我调查过他了，绝对是个正儿八经的人。他只要一睹你在床上的风采，他和他那几千万美元就永远是你的了。”他并没有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和盘托出——詹娜丽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张牌。
“你太令人讨厌了。”詹娜丽说。
多兰使出浑身解数，表现得柔情脉脉，亲切地说：“啊，心肝！来吧，虽然我们分手了，但你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令我留恋的女人，比好莱坞的任何女人都强得多，我多么怀念你啊，你知道吗？我明白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做朋友。我这是在设法帮你，你应该成熟了。给这个人一次机会，我要求的仅此而已。”
“好吧，我会给他打电话。”詹娜丽说。
她从来没有为钱如此操心过，对致富她历来有自己的看法，但现在她必须全面考虑金钱的作用：有了钱，她就可以把儿子带来一起生活，她上班的时候就可以雇佣保姆照顾他；有了钱，她还可以跟最好的戏剧老师学习，她已经逐渐爱上了表演这一行，她知道自己最后会选择表演作为终生职业的。
她没有告诉多兰自己热爱表演这一行，可是不说他也察觉得到，因为她从图书馆借来大量的有关戏剧和电影的书籍回家通读，她还参加了一个小型的戏剧表演训练班。导师的自负使她觉得很有趣，也受到一定的感染。当他自然地告诉她，她是他所见过的最佳的一个自然天才时，她几乎立刻就爱上了他，因而他们也就很自然地上了床。
缺乏魅力，富有而吝啬的狄奥多·李瓦蒙掌握了打开许多门的钥匙，使她终于给他回了电话，还安排当天晚上和他见面并共进晚餐。
詹娜丽认为李瓦蒙可爱、沉默和腼腆，她故意采取主动，最终也总算让他开口谈了谈自己，虽然谈得很少。他有一双孪生的妹妹，比他小儿岁，都不幸在坠机事件中丧生，这个悲剧使他患了神经衰弱的毛病。现在他妻子又要和他离婚，还要索取100万美元和他的部分财产，他吞吞吐吐地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詹娜丽——优越的物质生活使他弱不经风并容易受到伤害，他唯一擅长的就是挣钱。他对多兰的电影有资助的意向，认为那部电影不是儿戏，但必须等待时机成熟，因为投资者有时会像鱼儿那样玩的，而他——李瓦蒙一定要把发展资金投入公用事业上。
他们足足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几乎天天晚上一起外出，他总是那么彬彬有礼和腼腆，弄得詹娜丽都失去了信心。他居然每次约会后都派人给她送花，还给她在提凡尼商店买个别针，在谷西商店买只打火机，在罗伯特商店买古董的金戒指等，他爱她简直爱得发了疯。她用各种方式方法挑逗他，才惊异地发现他并不想和她上床，最后她甚至表示自己心甘情愿，他才邀请她在他为公司出差时和他一起到纽约和波多黎各去。她终于明白他由于某种原因在洛杉矶无法主动和她造爱，也许他有犯罪感。有些男人是这样的，只有在远离妻子1000英里以外的某处，他们才敢对妻子不忠。虽然李瓦蒙已经和妻子分居了，第一次总是要有些波折的。她觉得这样既好玩又有趣。
他们在纽约逗留期间，他带她出席他的业务会议。她目睹了他在为购买即将出版的小说的电影版权以及一个名作家的电影剧本而洽谈时，展示出来的精明能干：保持着低调，充分显示实力。当他们在广场酒店的套间里第一个夜晚上床时，她还发现了狄奥多·李瓦蒙的一个秘密。
他几乎是个完完全全的阳痿患者！开始她非常生气，以为是自己缺乏魅力，采取了一切措施后，最终总算帮他达到了目的。第二天晚上情况稍为好一点，到了波多黎各又更好一些，但他实在是一个最无能和最乏味的情人，所以回到洛杉矶时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他把她送到她的公寓，向她求婚，她的回答是要考虑考虑。
“考虑？你还要考虑？还是真的用脑子好好想想吧！”多兰知道此事后竭力说服她，“这个家伙为你着了迷。你和他结婚，只要共同生活一年，然后就离婚，这样你至少可以得到100万美元，而他还仍然爱着你。你有钱后就能够自己拍电影，事业成功的机会就比现在要多100倍！另外，通过他，你还会碰到其他的富人，碰到你更喜欢甚至你所爱的人，这样你就可以改变你的整个人生了，只要忍受一年的枯燥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又不是去受罪。我怎么可能叫你去受罪呢？”她原本不想和他结婚，却终于经不住多兰的摇唇鼓舌，开始心动了。
多兰自以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以为自己是在开拓詹娜丽的视野，点醒她去看看每个女人都应该清楚的，或者从小就受到熏陶渴望得到的多彩的人生。
多兰也看出詹娜丽讨厌干这类事情，不是因为它本身是缺德之事，而是因为她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如此绝情地背叛另一个同类，加上她热爱生活，实在难以忍受整整一年乏味的光阴。多兰马上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指出尽管忍受一年的寂寞，她也不至于被狄奥多拖垮，而且她可以让可怜的狄奥多过上一年幸福的生活。
“詹娜丽，你知道吗？在你最不开心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也比在那些人最开心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要好得多。”多兰自从年满20岁以来就极少说过如此心诚意切的话，尽管他这次说这番话的出发点还是为了他自己。
真正打动了詹娜丽心的还是狄奥多异乎寻常的大手大脚——他为她花了25万在贝佛里山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里面有网球场、游泳池，还雇了两个佣人。他知道詹娜丽喜欢打网球。她是到了洛杉矶才学会打网球的，还和她的网球教练，一个体型颀长，相貌英俊的金发小伙子有过一段短期的风流韵事。她万万没想到在他们情意缠绵期间，他竟然因为教她打网球而向她收学费！后来别的女人给她讲述了加州男人的特点：他们请你在酒吧一起痛饮，要你自付自己的那份酒钱，然后请你去他们的公寓共度良宵，事后，他们其至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为你掏回家的出租车费。她和网球教练不论是在床上还是在网球场上，彼此都感到心满意足，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使她获得很大的进步，最后由于他在衣着上更胜她一筹而使她对他产生了厌倦。另外，他举止太轻浮，经常随意挑逗她的男女朋友，尽管她思想解放，也无法忍受他的这种行为。
她从来没有和李瓦蒙打过网球。他曾经偶尔提过在中学时，他打败过网球明星阿瑟·阿舍，从此她一直认为自己的水平无法跟他比，两人属于不同的档次。既然大多数网球好手都不愿意和技艺差劲的球员较量，自己也不应该要求和他对打，不过在他说服她搬进新房子时，他们准备特别举办一个网球派对来庆祝乔迁新居。
她很喜欢这幢房子。它在贝佛里山也称得上是一幢豪华的住宅，里面有多间客房，一间舒适的卧室，游泳池旁设置有一间专门的浴室，还有一个户外的温水漩涡池。她和狄奥多一起筹划了房子的装饰布置，刻意镶嵌了特别的木板，而且是他们一起外出采购回来的。美中不足的仅有一样，这就是在床上他又恢复了以前的那种十足的性无能。詹娜丽彻底放弃了和他造爱的尝试，他安慰她说下个月离婚手续一办好他就和她结婚，到那时他的性功能就可能会恢复。詹娜丽虔诚地希望如此，因为她的心里有负罪感，她是为了钱才嫁给他的。至少她应该做个忠实的妻子，但是过着没有性生活的日子也不能不令她精神紧张。在网球派对那天她就知道他的性功能不可能恢复，她甚至觉得整个事情的始末都有可疑之处，不过狄奥多·李瓦蒙竭尽全力给她打气，给她以及她的朋友，尤其是好猜疑的多兰以信心，以至于她以为这是由于自己那受到谴责的良心在寻找出路才产生了这种感觉。
在网球派对上，狄奥多最终还是上了场。他打得还不错，却绝对不是高手，更不可能是阿瑟·阿舍的对手。詹娜丽感到很纳闷，对于这个情人，她最有把握的一点就是认为他不是一个说谎的人。她不是无知，而是一直都以为情人之间不说谎是不可能的，但狄奥多从不夸夸其谈，自吹自擂，也从不有意无意地提及他的钱财或是他在投资界的崇高地位。他除了詹娜丽，甚至极少和别人聊天。他这种低调的处世方式在加州非常罕见，何况他还是从小就生活在该州的，难怪詹娜丽对此惊叹不已。看到他在网球场上的表现后，她知道他至少在这个方面说过谎，而且说得极其巧妙，只不过在关键的场合心不在焉似地提了一下，以后就再也没有那种自负的喋喋不休的重复了。她从未怀疑过他，从未怀疑过他所说过的话。他爱她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无处不表现出他爱她，即使他在性无能时也依然表露出对她一往情深。
网球派对结束后的那天晚上，他对她说应该把她的儿子从田纳西州接来这儿住，如果他不是说过他曾经打败过阿瑟·阿舍的谎言，她就会马上采纳他的意见了。也幸亏她没有急急忙忙去接儿子来，因为第二天在狄奥多上班后，她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
客人就是狄奥多·李瓦蒙太太，詹娜丽到目前为止才首次与他的妻子谋面。这位娇小漂亮的妇人一副忐忑不安的神情，显然是被詹娜丽的美丽镇住了，似乎她无法相信自己的丈夫会碰上这么一个胜利者。当她开口表明自己的身份时，詹娜丽不知道为什么立刻有一种解脱感，她接待李瓦蒙太太的热情程度更使这个女人觉得不可思议。
李瓦蒙太太的表现也令詹娜丽的惊诧非同小可，她没有像一般妻子见到丈夫的情人时那样生气，可是她说的第一件事就足以惊心动魄：“我丈夫很紧张，又很敏感，请别告诉他我来见过你。”
“那当然。”詹娜丽说。她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显得很兴奋，别人的妻子要求丈夫立即回到自己的身边竟然会使她不知所措。
李瓦蒙太太小心翼翼地说：“我不知道特德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的钱，他的薪水是很高，但他并没有任何积蓄。”
詹娜丽大笑起来，她已经知道了答案，不过她还是问道：“那2000万美元难道不是钱吗？”
“啊，上帝，上帝！”李瓦蒙太大喊道，她用双手遮住脸啜泣起来。
“他在读中学打网球时也从未打败过阿瑟·阿舍？”詹娜丽进一步问道。
“啊，上帝！”李瓦蒙太大开始放声大哭。
“你们下个月也不打算离婚？”詹娜丽再问。
李瓦蒙太太只是在呜咽。
詹娜丽到酒吧那里调了两杯烈性威士忌酒，递了一杯给她，她边哭边喝那杯酒。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詹娜丽又问。
李瓦蒙太大打开手提袋，好像是在寻找一条手帕来抹眼泪，其实不然，她拿出一捆信件递给詹娜丽，原来全是账单。詹娜丽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些账单，然后她就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开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作为这幢漂亮房子的首期付款，并附上一封要求在房款全部付清之前准许他搬进去住的信，结果这张支票被拒付，于是建筑商威胁说要把他投入监狱。同时，雇佣帮工的支票也被拒付，为网球派对提供食物和饮料的支票当然一样都被拒付。
“天啊！”詹娜丽惊叹道。
“他太敏感了。”李瓦蒙太太说。
“他有病？”詹娜丽问。
李瓦蒙太太点点头。
詹娜丽沉思了一会儿，问：“这是不是由于他的两个妹妹在飞机失事中死去所造成的呢？”
李瓦蒙太太烦恼地尖叫起来：“他根本就没有姐妹！你还不明白吗？他是个病态的说谎者！他对你说的全是谎话！他既没有姐妹也没有钱，他根本就不打算和我离婚，他挪用公司的钱带你去波多黎各和纽约，还用来支付这幢房子的费用！”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找回他呢？”詹娜丽最后问道。
“因为我爱他。”李瓦蒙太太回答她。
詹娜丽掂量这句话的分量足有两分钟之久，一面继续仔细地打量着李瓦蒙太太。她的丈夫说谎，是个骗子，还有个情妇，而且患了阳痿症，自己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还有，他是一个差劲的网球手，那么，李瓦蒙太太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詹娜丽拍拍这个女人的肩膀，再给了她一杯酒，对她说：“请在这里等候五分钟。”
她的确只花这么点时间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放进了两只他为她买的皮箱里，可能连这箱子也是用无效支票购买的。她提着两只箱子从楼上走下来，对他的妻子说：“我要走了，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你的丈夫，告诉他，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他。我对曾经给你带来痛苦表示歉意。请你相信我，他的确曾经对我说过是你离开了他，现在看来你对他的所作所为却并不在乎。”
李瓦蒙太太凄惨地点着头。
詹娜丽开着那辆狄奥多为她买的淡蓝色的麦斯唐牌轿车离去，毫无疑问，这车一定很快就要更换主人了，她可以让人把它开回这幢房子。现在的问题是她无处可去。她记起了导演兼服装设计师艾丽斯·德·桑迪斯，这个朋友一向待她很好，她决定先开车到她家去征求她的意见。万一艾丽斯不在家，她就到多兰的公寓去，他肯定会收留她的。
詹娜丽非常喜欢墨林对她的故事入迷的样子，他总是微笑着，闭上眼睛倾听，非常欣赏这些故事，而且从无恶意。这时他好奇地，几乎是羡慕地说了一句很得体的话：“可怜的李瓦蒙，可怜兮兮的李瓦蒙！”
“那我呢？你这混球！”詹娜丽假装生气地说着。墨林睁开眼睛微笑着要求道：“再给我讲个故事。”
这次她以造爱代替了讲故事。她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要讲给他听，但目前他听这个故事的时机还不成熟，他得爱上她，就像她已爱上他那样。他还不能再听更多的故事，特别是关于艾丽斯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