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我现在已经走到情人们通常都会走到的那一步——两个人在一起是如此快乐，以至于他们不敢相信这种快乐是真的，因而开始怀疑这一切全是假象。对我来说，在享受造爱的极大快感之中常常会被嫉妒和猜疑所困扰。有一次，她要对台词，无法到机场去接我；另一次我要求她留下来过夜，而她不得不回到自己的住处，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得赶到电影厂去，为了不让我失望，也为了使我相信她的话，她在下午就和我造爱；但我仍然认为这两次她都是在说谎，而且心里认定她会说谎之后，就忍不住要挑起事端。有一次，我对她说：“今天下午我和多兰一起吃午饭，他说当你还是南方的一个美女时，曾经有过一个14岁的小情人。”
詹娜丽微微抬起头来，对着我甜甜地笑着，这迷人的笑容马上驱走了我心中对她的憎恨。
“有这么一回事，”她说，“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低下头，脸上露出心不在焉的样子，那欢愉的表情说明了她正在回忆当年的恋情。我知道她总是深深地怀念过去的恋爱经历，即使有些恋爱的结局很悲惨。她又抬起头来望着我。
“这件事也让你吃醋了吗？”她问我。
“不，不！”我赶紧说。但是不管我怎么否认，她心里也明白我是在吃醋了。
“对不起。”她说完，盯着我一会儿，然后掉转头去，把双手伸进我的衬衣里，抚摸着我的脊背。“那爱情是无罪的。”她喃喃地低语。
我什么也没说，仅仅是把身子移开而已。这抚摸使我宽恕了她的一切不是，此时此刻我在期待着她对我撒谎。
过了一会儿，我说：“多兰告诉我，你为了这个14岁的男孩吃了官司，被指控败坏了一个少年的道德。”
我全心全意地希望她对我讲假话，无论这件事是真是假我都不在乎，即使她是酒鬼是骗子是杀人犯，我也绝对不会去非难她责备她。既然我爱她，这所有的一切我都不在乎。她静静地、沉思地望着我，仿佛她愿意去做一切，只要能让我高兴起来就行。
“你想要我说什么？”她问我的时候眼睛直视着我的脸。
“事实的真相。”我说。
“那么，的确有这么回事，”她说，“最后宣告我无罪，法官撤销了指控。”
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顿时落了地，轻松地问：“那么，你没有干过那事？”
“干过什么？”她反问我。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也避而不答。
她对我半真半假地微微一笑，笑容里掺杂着既感人又天真的讥讽。
“你是问我是否和那个14岁的男孩造过爱？”她先问了一句，然后说：“有的，我和他干过。”
她在等候着我走出房间，我偏偏躺着不动。她脸上的嘲讽表情更明显了，又补充一句：“他的个子比他的年龄大得多。”
她话中的大胆与挑战成分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情况就不同了。”我干巴巴地说。她终于忍不住发出由衷的笑声，在此之前我们刚刚闹过别扭，彼此都在生对方的气。詹娜丽生我的气是因为我竟敢盘问她，现在我冷冷地瞧着她，不再说话。她看见我准备离开，就说：“这可是个有趣的故事，你一定爱听的。”她马上就知道我上钩了。我爱听故事的劲头几乎不亚于过性生活，有许多个夜晚，我入迷地听她连续几个小时讲有关她亲身经历的故事，猜想那些故事里被她省去的情节，或者甄别哪些是她专门为迎合男人口味而加工编辑的内容，就像她给小孩讲恐怖故事时要经过改编一样。
她曾经告诉过我，她最爱我的地方在于我对听故事的热忱，以及我不愿意对故事做出裁决。她察觉得出来我在脑海里琢磨着“要是换了我，我会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或者“我将如何利用这个故事”。以前我从未谴责过她的所作所为，此刻她明白在她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不会这样做。
离婚后，詹娜丽有过一个情人，那就是多兰·路德。他在当地电台当唱片音乐节目主持人，个子长得很高，年龄比詹娜丽大几岁。他的精力充沛，风度翩翩，说话幽默，是个理想的情人。他在电台为詹娜丽找到一份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的工作。在像约翰市这样一个小地方来说，这个职业可是个收入可观的美差。
多兰自以为是该镇的一个人物而自命不凡。他有一辆巨大的卡迪拉克，穿的衣服要到纽约去买，并发誓将来总有飞黄腾达的一天。他受到演员们的青睐与敬仰，路边所有百老汇戏剧公司的演出他都去看，然后给某位女演员寄便笺，随后再送鲜花，接着就是请吃饭。把女演员弄上床是如此容易，连他也感到不可思议。后来他才逐步意识到她们是太寂寞了，她们在舞台上轰轰烈烈，风情万种，一旦回到她们所住的二流旅馆的房间，脸上就免不了露出凄凉神情。他经常给詹娜丽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他们两人的关系与其说是情侣，还不如说是朋友更合适。
有一天，他的机会终于来了。一个父子二重唱的组合被安排在镇的音乐厅演出。父亲是个凑合的钢琴手，原先在那士维靠装卸火车上的货物为生。某一天他发现自己那九岁的儿子很会唱歌，于是这位早就厌恶了干苦力活的南方人认定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也许能够从此摆脱那辛苦而乏味的重体力活了。
他知道儿子唱得好，但究竟有多好却心中无数。他教儿子学会唱所有的圣歌，并带着他在基督教区巡回演唱，收入相当不错，对此他也心满意足。一个天真漂亮的小男孩，以清纯的女高音颂扬耶稣，对教区的观众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做父亲的觉得这种巡回演出的新生活非常舒服，他又天生好交际，尤其喜欢和漂亮的少女打交道。能离开人老珠黄的妻子一段时间对他来说真是求之不得，这样，妻子也就理所当然地留在家里。
这位做母亲的自然也梦想儿子那甜美的歌声给她带来荣华富贵。夫妇俩都很贪婪，虽然和富人比起来还是相形见绌，但是要知道，他们不是以此作为理想的实现，而是像沙漠岛上一个快要饿死而又突然遇救，并且还最终实现了自己梦想的人那样贪婪。
多兰到了后台，对少年的歌声大加赞扬，然后告诉他的父母，如果让他当少年演唱的经纪人，他们的儿子的歌声可以征服更多的观众。多兰深知少年的歌声独一无二，所以他向他们保证，他对他们在圣歌演唱中的收入分文不取，只是在每年25000美元的收入以外提取百分之三十的费用。
这当然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提议，对于他们来说，每年能赚到25000美元，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既然如此，又何必心疼那其余的百分之三十呢？如果没有代理人，他们的儿子罗里所挣的钱怎么可能超过这个数字呢？不可能挣得到那么多钱的！而且多兰也向何雷寿·贝斯坎先生和艾迪斯·贝斯坎太太保证他绝对不会向他们再收取任何费用，于是很快就拟定一份合同，大家在上面签了字。
多兰立刻密锣紧鼓地行动起来，他首先靠贷款出版了一集圣歌，非常受欢迎。在合作的第一年，少年罗里就挣了五万多美元，多兰马上搬到那士维并和当地音乐界取得联系，他还带上了詹娜丽，封她为新建立的音乐公司的行政助理。第二年，罗里挣了十万多美元。钱的大部分靠演唱一集古老的宗教民谣挣得，这集民谣是詹娜丽在多兰当唱片音乐主持人的卷宗里找到的。多兰没有任何的创作欲望，他从来也没有承认过歌曲的价值。
多兰和詹娜丽同居了，但她经常见不到他。他有时到好莱坞处理某部电影的事务，有时到纽约去某家大唱片公司签订独家代理的合同。他们原来都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的，这时却突然降临了一场灾难——罗里得了感冒，似乎会因此失声！多兰当即带他到纽约去看最好的专家，专家把罗里的病完全治好了，但是他在经过多兰的身边时，偶然提了一句：“那男孩到了青春期就会变声。”
这可是多兰从来没有想过的，也许由于罗里的个头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大，也许由于罗里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毫无处世经验的男孩——他父母不允许他交女朋友。他热爱音乐，又是个有建树的歌手，还有就是他在11岁以前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专家的话对于多兰来说犹如五雷轰顶，他就像一个知道某个秘密金矿的方位却又找不到标明确切位置地图的淘金者那样彷徨。他早就盘算好要从罗里身上榨取数百万美元，现在眼看这个计划就要落空，数百万美元危在旦夕，怎能叫他不心焦？
经过一番冥思苦索，多兰终于有了个绝妙的主意。他向医学界打听过了，又掌握了所有的秘方，然后先在詹娜丽的身上打开突破口，她听后惊得非同小可。
“你真是狗娘养的！”她几乎是带着泪水说这句话的。
多兰无法理解她的恐惧，安慰她说：“天主教会以前都经常采取这种办法。”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上帝，而不是像你这样为了一个黄金矿！”詹娜丽说。
多兰摇摇头说：“请不要离题，我必须说服孩子和他的父母，这恐怕得费许多口舌才行。”
詹娜丽笑了：“你真是昏了头了，我不会帮你的，况且即使我帮了你，你也无法说服他们当中的的任何一个人。”
多兰暧昧地对她微笑着说：“他父亲是个关键人物，我在思量着你可以对他体贴一些，为了我把他给软化了。”
多兰说这话是在他定居于阳光普照的分外温暖的加利福尼亚以前，因而当詹娜丽把一个很重的烟灰缸扔向他的时候，他吓得不会躲闪，被打掉了一只门牙，满嘴鲜血。他居然没有生气，仅是对詹娜丽的正义感摇了摇头。
詹娜丽本来当时就想离开他，只是由于好奇心太重才留了下来，她很想知道多兰是否真的可以达到目的。
一般来说，多兰精于判断一个人的个性，特别是善于发现一个人贪婪的弱点。他知道这次的关键人物是那位父亲何雷寿·贝斯坎先生。此人可以指挥自己的妻儿，更重要的是他也最容易受到奢侈生活的诱惑。如果儿子不能再挣钱，他就只好回到教堂去，再也不能周游全国，像现在这样弹弹钢琴，和美丽的少女厮混，吃山珍海味，从此就只能凄凉地与那个红颜褪尽的妻子相伴，打发余生。这一切对于这位父亲来说，将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罗里的失声对他的打击比谁都大。
多兰先是请那士维的一个低级爵士乐俱乐部里的一名漂亮的小歌手把贝斯坎先生软化了，然后在第二天晚上，多兰请他吃了一顿美食。他们一边抽雪茄，一边规划罗里的灿烂的前程：他可以进军百老汇的音乐厅，出一个由著名的丁兄弟专门为他写的歌集，然后在一部电影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样下去也许能把罗里变成另一个朱笛·佳兰，或是另一个歌星猫王，到那时，钱会多得你没法数。贝斯坎听得如痴如醉，高兴得像只馋猫似地嗷嗷叫。他不是贪婪，因为这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好运气，他已经是个准百万富翁了，
这时多兰猛然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有一件事情非常不妥，医生说他的声音很快就要变了。他很快就要进入青春变音期。”
贝斯坎有点担心地说：“他的声音将会变得浑厚一些，也许会变得比原来的更好。”
多兰摇摇头说：“他成为超级明星全靠他那高亢清晰甜美的声音。当然他的声音有可能变得更好，但是这得花五年时间来训练，而且还得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他再次成名的希望是百分之一，而我现在销售的唱片和录音带等音乐制品都是靠他现在的声音。”
“也许他的声音不会改变。”贝斯坎充满期待地说。
“是的，有可能不变。”多兰把话说到这里就打住了。
两天后，贝斯坎到多兰的寓所里去，詹娜丽把他让进屋里并给他倒了杯酒。他两眼直勾勾地瞅着她，而她理都懒得去理他。当他和多兰开始交谈时，她就离开了房问。
那天晚上，在床上造完爱后，詹娜丽问多兰：“你那肮脏的计划进展如何？”
多兰笑了，他认为尽管詹娜丽鄙视他正在从事的勾当，但她的良心不错，还肯满足他的性欲。就像罗里一样，她仍然尚未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多兰感到信心十足，他需要的正是这些不知道自身价值的人良好的服务。
“我已经让那个贪心的老东西上钩了，现在要干的是在他母亲及他本人身上下功夫了。”多兰得意地说。
在这件事上，多兰自诩为洛基山东部最成功的推销员，把他最后取得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推销才能。事实上只不过是他的运气好，碰上的这个贝斯坎先生在发现儿子的唱歌奇才之前过着艰苦的日子。这种苦日子吓怕了他，他死也不肯放弃黄金梦而回到从前的苦日子中去，这也是人之常情。多兰的好运气还在于他遇上罗里的那个母亲。
贝斯坎太太曾经是这个南方小城的一个美女，在十几岁时有过一些轻狂的举止，自从迷上了会弹钢琴的何雷寿·贝斯坎并嫁给他后，她就不再到处卖弄风情。随着年月逝去，韶华不再，她就转向狂热的宗教信仰，并以此来拴住自己那颗曾经不安分的心。随着丈夫的越来越不可爱，她就越来越觉得耶稣可亲。多兰正好利用了她的这一点。他去和贝斯坎太太谈话时，拉上詹娜丽来陪伴，因为他意识到如果自己单枪匹马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又是谈这么一个微妙的话题，这个女人会紧张的。
这天，多兰使出浑身解数，在贝斯坎太太面前装出一片诚心诚意的样子。他先指出再过几年，全世界无论天主教国家、穆斯林国家、以色列还是非洲的城市，将有一亿人会听到她儿子罗里颂扬耶和华的歌声，她儿子将成为自路德以来的最伟大的基督教的福音传播者，比奥罗·罗伯兹和比利·格拉汉还要伟大。这两个人都是贝斯坎太太最敬仰的圣人。她的儿子也将在传播福音中得到净化，不被充满罪恶与诱惑的尘世所毁灭，这显然是仁慈的上帝的旨意。
詹娜丽专注地观察着他们两个，她真佩服多兰的伎俩。他干这种完全是出于图利目的的亏心事竟然毫无负罪感，就像一个习惯了从自己母亲的钱包里偷零花钱的小孩又在打开母亲口袋时那么镇定自若。贝斯坎太太在多兰一个小时的热切说教之后态度软化了，多兰在结束说服工作前这样说：“贝斯坎太太，我是为了耶和华才让你做出这样的牺牲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你儿子罗里身上了，他还只不过是个孩子，想必你也知道男孩的特点。”
贝斯坎太太对他淡淡一笑，说：“我知道。”多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笑着说：“我就知道我可以依靠你。”
这时贝斯坎太太冷静地说：“我是为了耶和华才这样做的，但我要你起草一份新的合同，我要作为他的共同经纪人，从你那百分之三十的提成中分百分之十五给我。”她停顿了一会儿再说：“而且这事情不必让我丈夫知道。”
多兰叹了口气说：“多想想往日的那种宗教信仰吧，我希望这件事你能办妥。”
罗军的妈妈果然把儿子说服了，没人能知道她是如何办到的。事情就这么定了，只有詹娜丽这个知情者不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她对这件事感到恐惧，恐惧到她中止了和多兰的同居，而他也正在考虑抛弃她。
多兰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找医生把这个14岁男孩的睾丸割掉，对此事他心安理得地认为既然以前教皇都认可的事情，他做做也无妨。
詹娜丽终于把他的这个阴谋化为了泡影。
第三十二章
莫勒马辛辛苦苦干了一天活后还和缪斯·瓦特伯以及杰夫·瓦更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他已经为墨林的也是他自己的电影和这两个人进行了多次较量。瓦特伯和瓦更看过第一稿后就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一定要把它拍成一部通俗片，坚持要加入更多的动作，让人物变得更粗野，对此莫勒马寸步不让，这就成了他们经常争论的导火线。
“这个剧本写得很好，”莫勒马说，“别忘了这才是第一稿。”
瓦特伯说：“这个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冲着这第一稿来判断此片的。”
莫勒马冷静地说：“你们知道我一直对你们的想法很感兴趣，而且非常认真地加以考虑，但是你们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似乎都和影片无关。”
瓦更面带笑容，息事宁人地说：“莫勒马，你知道我们信任你。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肯按照你的意思签了合同，你有全权处理电影的制作过程，但是，我们也得用广告和宣传等手段来支持我们的判断。现在我们让你以100万美元的预算来制作此片，那么我们认为在道义上我们也应该有权就影片的最后定稿获得发言权。”
莫勒马说：“什么狗屁预算！我们大家都心照不宣这预算实际上等于白搭。”
瓦特伯说：“你知道在我们所有的合同中，如果我审计预算后，你超支了，那么你在影片中的提成就相应减少，你愿意冒这个风险吗？”
“上帝，”莫勒马说，“我相信如果此片利润丰厚，你们就会求助于这个条款了。”
瓦特伯狞笑起来，说：“我们也许会，也许不会，如果你坚持一定得要照你的意思拍成这部电影，你就得冒这个险！”
莫勒马耸耸肩说：“我情愿冒这个险，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我就回剪辑室去。”
他终于离开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坐上轿车，让司机开车送他回自己的公司去。此时的莫勒马，浑身只觉得精疲力尽，只想回家小睡一会儿，但要干的事实在太多，他必须至少再坚持干五个小时。他感到胸口又在隐隐作痛，“那些狗杂种是想要我的命啊！”他心里不禁这样想。突然，他意识到自从他患了心脏病后，瓦伯格和瓦更就不再像以前那么怕他了，不但敢经常和他争论，而且更多地用成本来困扰他，也许这些坏蛋的确是在想要他的命。
他叹了口气，有不少不如意的事需要忍受，比如那个自以为是的墨林，总是给制片人及好莱坞抹黑，胡扯什么他们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而自己现在正舍命来挽救他的那部电影的构思。他真想打电话给墨林，让他亲自去和瓦特伯及瓦更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只是他也深深知道墨林准会从影片的制作过程中离开。墨林不像莫勒马那样相信电影的力量，也不像他那样热爱电影。
由他去吧！莫勒马这样想，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拍这部电影，并努力把它拍好。墨林会喜欢这部电影，电影赚钱时，制片厂也会高兴的，如果他们由于制片费用超过预算而减少他的分成，他就会把他的制作公司撤到别的地方去。
就在豪华轿车停下来的时候，莫勒马已经恢复了平时的那种心态，依旧踌躇满志，这是一个深信自己会创造出精致优美作品的艺术家上班时的那种踌躇满志。
他和电影剪辑师们一起干了将近七个小时才下班。当他乘轿车回到家时已是半夜深更。他疲倦得立即上了床，骨架子似乎要散开一般，累得几乎呻吟起来。胸痛又出现了，而且扩散到背部。还好，几分钟后，疼痛消失了。他静静地躺着，设法入睡。他有点心满意足，因为今天的剪辑工作干得很多，效率很高，收获很大，何况他还打退了两条鲨鱼的进攻，可谓战果累累。
莫勒马喜欢坐在剪辑室里和编辑以及导演一起工作。他喜欢坐在黑暗中像上帝那样给他的同事们某种鼓励，和他们一起对那些闪动着的形象做出取舍的决定。如果那些形象真的可取，他就叫剪辑师把它们修剪得完美无缺，把那些不好的镜头毫无保留地剪掉，免得人物出现鼻子显得太尖，嘴巴显得太恶毒等模样。他还可以通过把灯光调亮一点来使女主角的眼睛显得更妩媚一些，而且让她的姿势更优雅更动人。他不愿意把正面人物拍成绝望的失败相，对他们，他比谁都富于同情心。
与此同时，他还密切注意着坏人的衣着是否合适，看那些领带的颜色、外衣的裁剪等能否使他们显得更丑恶，他们的微笑是否太真诚，他们脸部的化妆是否太善良，他们的举止会不会误导了观众。莫勒马通过剪辑机器对这一切把关，更重要也是更难得的是他还要尽量避免太枯燥，这些坏人还必须有内涵。莫勒马在剪辑室里总是观察得仔细入微，他要求自己创造的艺术作品必须符合逻辑，所完成的作品一定要让观众满意。
莫勒马创作了数百部电影，这些影片中的无数明星永远闪烁在他的脑海里。莫勒马在电影创作上的技艺令人惊叹和折服，但当他一旦离开了黑暗的剪辑室，回到上帝创造的现实世界时，情况就截然两样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莫勒马的心脏病曾发作过三次，医生说是由于过度疲劳引起的，可是莫勒马总是感到剪辑室的工作太多，他不可能离开那里去休息。他是公司里最不能够病倒的人，却偏偏他得了心脏病，倘若他休息去了，谁来监督正在制作中的电影？他非常注意保养身体，极少喝酒，保持着经常的但很有节制的性生活，从未吸过毒。他仍然年轻英俊，仪表堂堂，看起来像个英雄人物。他还尽力做到使行为规范，或者说做个人们心目中的完人。在莫勒马的剪辑室里，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死于心脏病——编辑要删除一个画面，制片人要求重写剧本……这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他指挥全体导演和演员协同完成，这种人物是不能够死去的。
但是莫勒马无法摆脱胸痛。他经常在深夜里，在自己那巨大的住宅里，口含着治疗心绞痛的药片，因恐惧而呆呆地躺在床上。他只是在疼痛实在太厉害时才打电话叫医生，医生来后会为他做检查，安慰他，握着他的手，陪着他一直到黎明。莫勒马曾经为这位医生写过有关他生平的剧本，所以他从不拒绝来为莫勒马治疗。莫勒马还把他推荐给那些美丽的女演员，让他成为她们的私人医生，有时还成为她们的情人。早年，莫勒马在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前，曾经过着荒淫放荡的生活，那时候，他这个宽敞豪华的家里经常挤满了来过夜的客人，都是些小明星和高级时装模特。当时医生就常常来和他一起吃饭，一起玩那些过夜的女客。
现在已经深更半夜，莫勒马孤孤单单一个人躺在宽宽大大的住宅里。他给医生打了个电话，医生来后给他做了检查，向他保证说心绞痛就会缓解和消失，没有生命危险，告诉他最好设法入睡。医生又给他倒了一杯水以便他把治心绞痛的药和镇静剂吞下去，还用听诊器给他听了听心脏，发现没有扩大，不会像莫勒马感觉到的那样胀得要裂成碎片。过了几小时，症状缓解，他可以休息了，于是请医生回家去。随后，莫勒马就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梦：他在一个四周围起来的火车站里买票，一个矮小但很强壮的男人把他推到一边去，要加塞先买。这个侏儒的头很大，对着莫勒马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莫勒马说了没关系就站到一旁去了，不但让他先买，而且对那人说：“看来你有不顺心的事，你先买吧！”他刚刚说完这句话，那矮子一下子就长得很高，像个正常人的身材，接着又突然变成一个年长一些的英雄。他对莫勒马说：“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会为你效劳的。”他喜欢莫勒马，这一点莫勒马看得出来。他们彼此都很客气，火车站的售票员对这个人也肃然起敬。
就在此刻，莫勒马突然从漆黑的大卧室里醒过来，他的瞳孔缩小，看不见周围的东西，只得盯着从浴室敞开的门口透过来的长方形的白光。有一瞬间，他还以为是剪辑室里银幕上的画面还没有完全消失，然后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梦。就在这一刻，他的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心脏马上狂跳得仿佛要脱离躯壳，连脑电波也顿时混乱了。他蓦地坐起来，满身大汗。狂跳的心脏最后又强烈地挣扎了一下，终于停了下来。他随之倒回到床上，闭上了双眼，刹时间，他生命的银幕中的所有光亮部退去了，消失了。在他永远告别人间时，听到的最后的声音是机器剪辑电影胶片的咔嚓声。
第三十三章
我在好莱坞的代理人多兰·路德打电话告诉我莫勒马的死讯，还告诉我第二大将在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召开一次大会，专门讨论有关把我的那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要求我马上飞回洛杉矶，他会到机场去接我。
我在肯尼迪机场打电话给詹娜丽，想告诉她我到洛杉矶来了的事，但是电话里只传出她留在录音机里的略带法语口音的声音，我只好给她留下了口讯。
莫勒马的死亡对我的震动很大，在过去的几个月和他共事的日子里，我已经逐渐地变得非常尊敬他。他从不说废话，长着一双锐利的鹰眼，一下子就能够发现剧本中或者影片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每当他给我放电影时，总会一边讲解一些诸如为什么某个镜头不行，如何去发现一位演员的天才，以及即使这位演员扮演的是一个坏角色，也可以一目了然他的资质等等有关的知识。我们经常争论不休，他坚决认为我的文学势利眼是防御性的，是由于我没有认真地研究电影造成的，他甚至还主动提出要教我如何当电影导演，只是被我毫不客气地谢绝了，为此他还一个劲地刨根问底，非要我说出不想当导演的理由不可。
我告诉他：“一个人仅仅是活着，能站着不动，不打扰别人，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主宰命运的君主了，偏偏许多人不肯不打扰别人，我之所以讨厌人生的原因就在于此，而电影导演则是世界最霸道的主宰命运的君主。想想那些遭到你拒绝的男女演员有多么痛苦吧！瞧瞧那些得听从你的命令的人有多么屈辱吧！再看看你所花的钱和你所操纵的命运有多作孽吧！而我只是写书，从不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提供帮助，他们有着和不看的选择。”
“你说得不错的原因是，”莫勒马说，“你永远也当不了导演，但是我认为你的其他观点却糊涂到极点，没有人会像你所说的那么被动。”
当然，他是对的，我只是想控制一个自己完全独立的世界。
对于他的死，我感到悲痛，尽管我们彼此之间不甚了解，我对他还是有好感，同时我也有点担心我们那部电影的命运会不会因而不利。
多兰·路德准时到机场接我，他告诉我将由杰夫·瓦更担任制片人，“三重文化”已经吞并了莫勒马的电影制片厂。他还提醒我做好要碰上许多麻烦事的思想准备。在去电影制片厂的途中，他给我简单介绍了“三重文化”的大致运作的情况，介绍了缪斯·瓦特伯以及他的妻子贝拉，还有杰夫·瓦更等人的情况。作为开头，他告诉我，他们虽然不是好莱坞最强大的电影制片厂的首脑人物，却是最令人憎恨的家伙，人们通常因此把他们的制片厂称之为“三个恶棍电影制片厂”。他说瓦特伯是条鲨鱼，其他三个副总裁是豺狼。我纠正他说不应该把比喻体搞乱了，如果瓦特伯是条鲨鱼，其他人就应该是鲭鱼。我一路上谈笑风生，但是我的代理人根本就听不进去，冷不防，他还冒了一句：“我希望你打条领带。”
我看了看他，只见他上身穿了件精美的黑皮外套，里面是一件圆领的汗衫。他耸耸肩继续说：“缪斯·瓦特伯完全可能成为一个闪米特族人的希特勒，只不过他的手法有点不同而已，他会在把所有的成年基督徒送入毒气室后，再为他们的子女设立大学的奖学金。”
我懒散而舒服地坐在多兰·路德那奔驰450SL型的轿车里，心不在焉地听着多兰的唠叨。他告诫我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我的那部电影将有一场恶仗要打。他又说杰夫·瓦更将成为制片人，瓦特伯对这部电影有着个人的兴趣。多兰还说正是他们对莫勒马的骚扰导致了他的死亡。我把这种说法当作好莱坞典型的夸张手法而置之脑后。这一路上多兰说的所有的话的实质，无非都是要告诫我：今天将决定这部电影的命运。于是在继续开往电影制片厂的长长的路途中，我调动了大脑里的所有记忆来重温自己亲眼所见的以及听人所说的有关缪斯·瓦特伯和杰夫·瓦更的所作所为。
杰夫·瓦更的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庸俗不堪的人，更是一个一钱不值的制片人。他发迹于电视，然后脐于电影故事片制作的行列，过程就和一滴墨水在亚麻台布上慢慢化开的惊人效果一样。他拍了100多部电视故事片，20多部舞台艺术片。这些片子并非每部都是高雅的有魅力的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好莱坞的影评家、工作人员以及艺术家们都经常开瓦更的玩笑，把他称作苏尔兹涅克、鲁比兹、泰伯格等人的混合体。
一部典型的杰夫·瓦更影片中，扮演者基本上是年纪较大的在电影界已混了很久却依然经济拮据的昨日之星，稍有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部廉价的影片。导演往往由于瓦更的太多干预而起不了作用，他们本来又都是些平庸之辈，曾经导演过不少失败之作，因而他可以随意指挥他们按照他的意图来拍片。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影片虽然俗不可耐，但是由于它们的主题符合商业需要，所以很多片子不赚也不赔，有的甚至还赚了不少钱。可以说，这些影片一般都是事先瞄准观众的胃口，也就是说，是专门为某类观众拍摄的。杰夫·瓦更还是个守财奴，一向对电影的制作成本抓得极紧，如果影片获得成功，赚了很多钱，他就在合同上做功夫，挑毛病，使得人人都要损失一部分提成比例；要是这套鬼把戏还不灵，他就要求电影制片厂向他们提出诉讼，最终达成一个提成比例的协议。而他的顶头上司缪斯·瓦特伯总是说杰夫·瓦更能为影片提出极好的主意，也许他不知道这些主意都是瓦更从别人那里偷来的，瓦更擅长通过诱骗的手段达到目的。
他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惯于盘剥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里所有的小影星，因此得了豺狼的绰号。他在拍电视的时候，为了把某个女子搞到手，通常的做法就是先让她在片子中扮演酒吧女郎或接待员的角色，如果她演得不错又对他百依百顺，那么就可能整年都有活干了。自从改拍电影后，他的这一套做法行不通了，一部预算为300万美元的影片里的角色总不能任他随心所欲地分配给那些满足了他性欲的人去扮演。从那时开始，他就让他们朗读某个角色的台词，口头上答应要关照她们，实际上没有承担多少义务。当然，她们当中有些有才华的人，借助于他的地位，在故事片中得到了一些好角色，有少数人还成为了明星，她们对他自然感恩戴德。在“黑寡妇”的国度里，杰夫·瓦更是最后的幸存者。
有一天，从俄勒冈的北部雨林里来了一位年方18的绝色美女。她天生丽质，有一流的脸蛋和身材，还有火辣辣的气质和独特的天才，遗憾的是她不上镜，在白痴魔术似的电影中，她的美貌不起作用。
她在俄勒冈的森林里长大，练就了一身当林业工人和猎人的本领。她能剥鹿皮，敢和灰熊斗。在她的代理人和她谈心后，她每个月极不情愿地让杰夫·瓦更玩弄一次。由于她生长在一个人人都是直率的猎人的地方，因此也相信了杰夫·瓦更能遵守诺言，为她弄到一个角色。在确知他不会为她安排到角色时，她带了一把剥鹿皮用的刀和他上床，在关键时刻把刀捅进了他的睾丸。
遗憾的是他伤得并不厉害，杰夫·瓦更自己则千方百计地掩盖这一事件，不愿意提出指控，但是这件事还是泄露了出来，他只好给了那少女一笔钱，足够她买一间木屋和一支新的来福猎枪，打发她回俄勒冈的老家。杰夫·瓦更也从此吸取教训，放弃了诱奸小影星的勾当，一心一意去打诱骗作家的主意。作家被骗后更不敢张扬，也比影星更胆小，这样一来，他不但更有利可图，而且没有那么危险。
他诱骗作家的手法不外乎是在请他们吃昂贵的午饭时，有意向他们虚提各种工作机会，告诉他们如果参加改编正在拍摄中的电影剧本，一次就可得数千美元。接着他就诱惑他们畅谈自己未来的小说或电影剧本的创作构思，然后剽窃他们的构思并移花接木——改变了其中的人物，但主题和情节都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他不但对提供这些原始构思的作家分文不给，还对干这种缺德事津津乐道，因为作家的付出是无形的，他们也不可能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些构思由他们提供，所以只好吃哑巴亏，不像那些为了得到角色而不惜向他提供性服务的女星期望得到回报那么简单直接。
倒是所有和杰夫·瓦更打过交道的代理人都会明智地阻止他们的作家主顾再跟他一起出去吃饭，不过全国各地有那么多年轻又没有处世经验的作家拥到好莱坞，渴望通过此人在好莱坞的地位来帮助自己名利双收，加上杰夫·瓦更已经精于此道，会很巧妙地打开一点点的门缝让他们往里瞧，随即又用力把门关上，连带把他们的脚趾夹个青一块紫一块。
有一次我在拉斯维加斯和科里聊天时说他和瓦更用同一手法欺骗受害者，科里当即表示不同意，他说：“我和维加斯是瞄准顾客的钱，而好莱坞要的却是睾丸。”
他还不知道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刚刚在拉斯维加斯购买了当地最大的赌场中的一家。
缪斯·瓦特伯的情况和瓦更有所不同。在我刚到好莱坞不久，有人带我到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去拜会他。
一见面，我就知道缪斯·瓦特伯是个什么货色了。他脸上那种鲨鱼似的表情就是那种长期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惯有的冷漠的样子，这种一般人装不出来的表情我曾经在高级军事将领。赌场老板、美艳而富有的女人以及黑手党的头子们的脸上见过。他的骨子里还渗透出权欲和冷酷，绝对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心。这是一个权欲横流，大权小权都要独揽的强人。
那天晚上，我告诉詹娜丽我到过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还见识了瓦特伯，她漫不经心地说：“好个老缪斯，我认识他。”说完，她挑衅似地望了我一眼，我就上钩了。
“好吧，”我央求她，“和我讲讲你是如何认识缪斯的。”
詹娜丽起床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那时我到好莱坞快两年，仍然一事无成。有一天，我应邀出席一个有许多大人物到场的派对。我是以一个未来影星的身份去碰碰运气的，希望能接触到一些要人。派对上有十多个像我这样的少女，全打扮得花枝招展，希望能给某个有权势的制片人看中。算我最走运，风度翩翩的缨斯·瓦特伯走到我的跟前。我当时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中伤他，还记得他妻子曾走过来大约呆了一分钟，并且在设法把他拉开，但是他不理她，继续和我聊天。毫无疑问，我当时是南方来的有魅力的美女。当晚派对结束时，他邀请我第二天到他家吃晚饭。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所有的女朋友，把这个事告诉她们，她们向我表示祝贺，一再叮嘱我得为他献身。我说我当然不会在第一次和他的会就让他轻易得手的，我还认为如果我吊吊他胃口，也许他会更尊敬我。”
“这真是个好技巧。”我插了一句。
“我知道，”她说，“这个技巧用于你身上是很灵的，这是我的感觉。事实上我向来都是除非真正喜欢一个男人，否则就不会和他上床。我从来就不会由于要某个男人为我办事而和他上床。我对女朋友们说了这件事，她们都认为我疯了，说如果缪斯·瓦特伯真的爱上了我，或者说真正喜欢我，那就意味着我可以走上当明星的道路。”
她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来生动地表演这出假美德的初时抗争，最终变成心甘情愿的犯罪的哑剧。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好奇地问。
詹娜丽两手叉腰，戏剧性地昂首挺立，一副自豪的样子。“那天下午五点钟，我做了一生中最大的决定，那就是为了不断进取，我准备和一个根本不了解的男人上床！我自以为自己很勇敢，最终定出了这个只有男人才能够制定得出的决策。”
她暂时中止了自己的“演出”，转而友好地问我：“男人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他们只要能在生意上达成协议，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连贬低自己的身份也在所不惜，这算不算生意经？”
“我想是吧。”我回答她。
“你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吗？”她又问。
“没有。”
“你对自己的评价还挺不错的嘛，对吗？我曾和几个已婚男人有过婚外情，我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全喜欢带那顶硕大的白色牛仔帽。”
“此话怎讲？”
“他们都想既对妻子又对女朋友表示公平爱恋，起码是希望能给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责备他们了。连你也是这么干的！”
我思索了一会儿，弄明白她此话的含义后说：“就算是这样吧，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詹娜丽愤愤不平地说，“你说你爱我，但你又要回到妻子的身边。已婚男人除非真打算离开自己的妻子，否则他就不应该对另一个女人说他爱她！”
“那是浪漫主义的假话。”我承认道。
她情绪激动了好一阵子才说：“如果我到你的家里去，对你的妻子说你爱我，你会反对吗？”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用手压住自己的胸口说：“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她重复道：“你会反对吗？”
我回答她：“百分之百不赞成！”
她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会儿，然后又放声大笑了起来，说道：“我曾和你一起堕落，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干了。”
我明白她说这话的意思。
“好啦，”我说，“和瓦特伯的事进展如何？”
“我用龟油彻底地，长时间地沐浴，然后又化了妆，穿上最好的衣服，自己开车到祭坛。我被引进屋子，见到了缪斯·瓦特伯。我们坐下来一起喝饮料，他问了我的工作等情况，和我聊了大约一个小时。他非常精明，让我明白如果这个晚上过得愉快，他会为我做许多事。我心里想这狗娘养的，今晚根本没打算和我上床，他甚至连饭都不请我吃。”
“我可从来没有对你做过这种事。”我又插嘴道。
“他看了我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对我说：‘楼上的卧室里已备下了晚餐，你愿意上去吗？’我用南方口音回答他道：‘愿意，我有点饿了。’他陪我上楼去，他家的楼梯就像电影中的那么漂亮。打开了卧室的门，他把我让进了房间后，就在外面把门关上了。我在房里看见一张小桌，上面摆了一些精美的小吃。”
说到这，她又摆出一个天真少女的姿态，脸上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
“缪斯在那里？”我忍不住问她。
“他在外面，在走廊里。”
“他让你单独进餐？”
“不，贝拉·瓦特伯太太身穿极薄的晨衣在等着我。”
“啊，我的上帝！”我惊叹道。
詹娜丽开始表演另一幕：
“我事先并不知道得和一个女人造爱，本来这天我思想斗争了八个小时才决定和一个男人上床的，现在我却是不得不和一个女人造爱，我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我说我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是傻乎乎地坐了下来。瓦特伯太太请我吃三明治并给我倒了杯茶，然后她从衣服中抖出她的双乳，对我说：‘亲爱的，你喜欢这对乳房吗？’我机械地回答：‘你的乳房很漂亮。’”
这时詹娜丽盯着我的眼睛，接着又垂下了头，我问她：“后来呢？你赞美了乳房后她还说了些什么？”
詹娜丽张大眼睛，做出恐惧的表情说：“贝拉·瓦特伯对我说：‘你愿意亲我的乳房吗？我亲爱的！’”
詹娜丽说到这里，一下子瘫在床上，躺倒在我身旁，但仍然继续说：“我冲出房间，跑下楼梯，逃离了那幢房子。为此我足足等了两年才找到工作。”
“这座城市可真够野蛮。”我感叹道。
“不，”詹娜丽说，“如果我事先和女朋友再谈八个小时，也许我就会肯干了，这仅仅是能否鼓足勇气的问题。”
我不出声，只是对着她眯眯笑，她则盯着我的眼睛，对抗着。我说：“是的，不过这又有什么区别？”
当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时，我设法去听多兰的意见。
“老缪斯是个危险的人物，得提防着他。”他的这个意见和我的不谋而合。
缪斯·瓦特伯是好莱坞最酷爱权势的人物中的一个，他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在财力上比大多数的电影制片厂都要雄厚，但生产的影片却最糟糕，然而这个全身连一个艺术细胞都没有的缪斯·瓦特伯，竟然在生产艺术的领域里创造了摇钱树！就凭这，他成为公认的奇才。
瓦特伯是个不太整洁的胖子，身穿裁剪马虎的维加斯式的衣服，平时沉默寡言，从不流露情感。他信奉的原则是：只有你能够从他那里拿走的东西，他才肯给你。换句话来说就是：你要是没能耐强迫他和他的律师拿出来的东西，他就坚决不给你。他在影片提成方面欺骗制片人、明星、作家、导演等人倒是一视同仁。生产出了好片子后，他从不感谢导演工作的出色，演员表演的精湛，作家剧本的优秀，他的理由是他曾为劣质的东西付出过很多次大价钱，所以凭什么还得对一个称职人员的工作多付钱呢？
瓦特伯就像人们谈论战争那样谈电影，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要想做煎鸡蛋，不打破鸡蛋不行。”如果某个生意合伙人因为自己和他有交情，或者某个演员因为敬爱他，以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有多深，到头来因不明不白地被电影制片厂克扣了工钱而去向他提出疑义时，他总是淡淡一笑，冷冷地说：“我一听到这个‘爱’字，就赶紧伸手捂住钱包。”
他对仁义道德不屑一顾，别人指责他缺乏信誉时他反而以此为荣。他根本就不希罕获得言而有信的美名。他认为握手是表面功夫，只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真格的。只要有机会去骗取合伙人的建议和剧本，克扣他们的电影利润的合理提成，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干。要是那些过度疲劳的艺术家（制片人太了解情况了，明知道反对只是徒费口舌）忍无可忍地去责备他，他就只是简单地回答：“我是个电影制片商！”腔调和波多雷对一个类似的责难做出的回答：“我是个诗人！”一模一样。
瓦特伯使用律师就像流氓使用枪那般随便，玩弄感情就像妓女玩弄性爱一样老练，利用好的作品就像希腊人利用特洛伊木马。他支持罗杰兹退休演员之家就等于以色列支持千百万印度饥民和在阿拉伯各国栖身的巴勒斯坦难民，要想他对别人行善，就等于是要他做违反自己本性的行为。
瓦特伯刚接管时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是个亏损严重的厂，他立刻在电脑中设置了严格的底线基数，订出全城最苛刻的条件，另外，他从不为创造性的主意冒险，要干也要等这些建议在别的厂得到验证为止，万一遇到紧要关头，他的王牌就是紧缩开支。
别的制片厂拍一部影片动辄耗费上千万美元，而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拍一部片子从不超过300万美元，事实上，一到费用超过300万时，缪斯·瓦特伯本人或三个副总裁中的一个就会一天24小时地盯着你了。他要制片人张贴完成契约的承诺书，要导演以自己提成的百分比发誓，要演员们千保证、万保证，反正大家务必按预算把影片拍成。凡是能按预算或低于预算拍成一部电影的制片人对缪斯·瓦特伯来说就是一个英雄，至于影片收入仅仅维持成本也没关系，但是如果影片超支，即使它净赚2000万美元，给电影制片厂带来丰厚的收入，瓦特伯也会执行和制片人签定的合同中的处罚条款，扣掉他们的利润分成。当然，这样做是要付诸法律程序的，但是厂里豢养着20个律师，他们正盼望着能上法庭实习，因而，和制片人的协议很容易达成，特别是那些还想在“三重文化”拍片的制片人和演员就更是只能忍气吞声。
瓦特伯的组织才能是众所周知的，他有三个副总裁，各人都有自己分管的天下，也都在为了瓦特伯的利益竞相卖命，特别是日后其中的一个人可能接他的班的指望激励着他们。这三个家伙全有富丽堂皇的房子、高额的奖金和在只有瓦特伯才有否决权的前提下处理自己管辖范围事务的特权，所以他们三个人都在拼命地猎取天才和好剧本，一心要降低预算，控制天才，扑灭任何标新立异的火花，然后炮制出特别的行动计划来，拿到设置在制片厂顶层的瓦特伯的办公室去。
他在性生活方面的名声无可指责，既不和小明星们打情骂俏，也从不向导演或制片人施加压力要他们在影片中启用某个相好，部分原因是他那禁欲的个性以及他低下的性欲，另外是他需要这份名声来维护权威，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他对和从小相伴的妻子那30年的婚姻生活十分满足。
他们在布隆克斯中学认识，十几岁结婚，从此就一直生活在一起。
贝拉·瓦特伯过着童话般的生活。她十几岁读中学就以身材丰满性感而出名，她那对巨乳配上羞答答的表情，真是妙不可言，迷住了缪斯·瓦特伯。那时候，她穿着宽松厚实的特意大了两码的毛线衫和裙子，其效果就像把光辉灿烂的放射性金属隐藏在黑暗的山洞里一样，你越是知道它就在那里，它越要藏起来不让你见到，于是更引得少男们春情激荡，想入非非。缪斯前途顺畅，成为一名制片人后，她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顾着生孩子。尽管两年生了两胎，她还是愿意在育龄期每年都生一个，倒是缪斯不想再要了，那时他已把主要精力放在事业上，再说她那曾经使他感到性饥渴的胴体布满了生育的疤痕，那曾经令他爱得几乎窒息的乳房下垂了，而且青筋累累，整个人变成了犹太型的家庭妇女，很难再引起他的欲望。他为她雇了一个女佣后就把她连同性爱都弃在了一边。他仍然需要她，起码要她来为他的衣着操心。她是个出色的管家，他的衬衫经她浆洗后就好像是全新的一样，而且她还把他的拉斯维加斯式的西装和漂亮的领带保养得井井有条，总是在最适当的时候送到干洗店去清洗，既不太经常以免损耗，又不能太少造成他邋塌。有一次，她买了一只猫，它喜欢坐在沙发上，那天碰巧缪斯也坐在那张沙发上，他站起来时裤脚管上沾了一些猫毛，他抓起那只猫就一把扔到墙上，还对着贝拉歇斯底里地吼叫，她第二天就把猫送给了别人。
最神奇的是权力总喜欢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自从缪斯当上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头头之后，贝拉·瓦特伯也同时仿佛被仙女的魔杖点了一下，顿时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些加利福尼亚培养出来的经理们的太太整天围在她身边和她套近乎；发型师上门为她设计了一个用黑色鬈发做成的发套，使她显得雍容华贵；娱乐圈里所有的人都参加的、设在温泉的健美操训练班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把她的体重从150磅减到了110磅，甚至连乳房也缩小了些，只是和她身体其他部分比起来还是嫌太大。经过一番整容手术，它们终于变成了一对小小的非常匀称的玫瑰花蕾。外科医生给她做手术时，还削去了她大腿两侧和臀部的各一大块肉；制片厂的时装专家为她设计了整整一大立柜的衣服以适应她的新身材和新身份。贝拉·瓦特伯在镜子里欣赏自己的形象：再也不是往日的那个性感、多肉、漂亮却又俗气的犹太公主，而成了一个苗条细腰40多岁的精力充沛的活泼女人。夸张一点说，简直有些像一个不久前才踏入社会的少女了。她没有注意到另一面：她现在的外貌和过去的相比判若两人，实际上是对她过去的歪曲。不错，她是成了一个精瘦的时髦太太，只可惜那副天生的大骨架子无法改变，这样往日的她就像幽灵一般依附在她现在的躯壳和脸庞下不肯离去。她自以为已恢复了青春和变得更美，所以当一个正在受训的年轻男演员假装爱上她的时候，她就上钩了。
她真诚地以激情回报他的爱，不惜屈尊到他那间在桑塔·莫尼克的污秽的公寓里和他幽会。年轻的男演员充满活力，而且敬业精神可嘉，因而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扮演的角色，不但使她生平第一次享受到彻底完美的性生活，甚至几乎相信自己也爱上了她。他的功夫可谓做到了十足，还特意从故西珠宝店买了一只漂亮的手镯送给她，而她则把它当成自己第一次真正享受性的欢愉的证据，今生今世都会珍惜这件定情物。最后，他请她帮忙在“三重文化”的大故事片里争取一个角色。她告诉他自己从不过问丈夫业务上的事时，他的震惊难以形容。他们大吵了一场后，这位演员就永远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她怀念他，连他那污秽的公寓和他爱好的那些摇滚乐唱片都成了她深深思念的东西，但她毕竟曾经是个头脑清醒的少女，后来又成长为一个有清醒头脑的妇人，此事之后，她再也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再挑选情人时，就像喜剧演员挑选帽子那样小心翼翼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在和男演员的恋情中，渐渐成了一个谈判高手。首先，她非常注意寻找有才华的演员。事实上，从这种才气十足的演员身上，她的确得到的乐趣也更多。其次，在她的调弄下，一般智力就和天才挂上了钩。她在事业上帮助他们，当然不会蠢到直接去找她的丈夫，缪斯·瓦特伯是绝对不干预这类事务的。她去找三个副总裁中的任何一人，向他们大谈自己在某个艺术小组演出易卜生的戏时发现了某位男演员是如何有才能，并一再声明自己不认识他，只是肯定此君能给厂里创造财富，副总裁就会把那演员的名字记下来，给他安排一个小角色。这样搞法没过多久，贝拉·瓦特伯那淫荡的名声就传开了，有些流言还说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和任何人造爱，以至于每当她到任何一个副总裁的办公室时，那个副总裁都坚持要有一个秘书在场，这种情形如同妇科的男医生给病人检查身体时坚持要一名护士在场一样。
三位副总裁都在玩弄手腕想抓大权，他们都必须或者是认为必须讨好瓦特伯的妻子，其中杰夫·瓦更捷足先登，成了贝拉的好朋友。他把介绍某个英俊健壮的年轻人作为友谊的交易，当她没有这类性伴侣时，就拼命逛昂贵的罗帝奥妇女用品商店，或者和漂亮的小影星泡在独特的餐馆里吃午饭，脸上戴着不吉利的巨大的男装墨镜。
杰夫·瓦更由于和贝拉的关系密切，就最有希望在缪斯·瓦特伯退休后接他的班。这里面的危险区是：如果缪斯·瓦特伯知道自己的妻子是贝佛里山的淫妇后，他会采取什么行动？花边新闻专栏作家已经把贝拉的风流韵事当作“匿名节目”来登载，瓦特伯不可能没有看到过，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臭名远扬。
像往常那样，缪斯·瓦特伯这次又让人大吃一惊：他根本不做出丝毫反应！充其量就是偶尔对她的情夫报复一下，从不对妻子追究。
他第一次的报复对象是一个年轻的摇滚乐歌星。这家伙到处吹嘘自己的成功，把贝拉·瓦特伯称之为“老骚货”。他的原意是想高度赞扬她的情欲旺盛，哪知反而被缪斯·瓦特伯认定是莫大的侮辱，就像他的副总裁竟敢穿牛仔裤和圆领汗衫来上班是对他的侮辱一样。这个摇滚歌星出过一本歌曲专集，所挣的钱比他在一部故事片中所挣的要多出十倍，却受到好莱坞梦的影响，鬼使神差一般人了“三重文化”的门，自我陶醉在演电影的狂热中。在预演这部影片的那天晚上，他把乐队的全体成员以及他所有的女朋友都请到瓦特伯的私人放映室来，那里还挤满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大牌明星。这次预演是当年好莱坞的大派对之一。
这位摇滚歌星坐在那里等了又等，电影一直放到结束，银幕上就是没有他扮演的角色，原来他的角色已被全部删剪掉了。这个打击使他丧失了理智，最后不得不被护送回家。
缪斯·瓦特伯用一个大变革来庆祝他从一个制片人晋升为制片厂的首脑。在过去的数年里，他注意到制片厂中有权势的人物对金像奖只授予演员、作家、导演和制片人这种做法颇感不满，是他们生产了影片，而荣誉却全给了他们的雇员，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恼火。缪斯·瓦特伯几年前就首先公开支持在金像奖中增设一个欧文·台尔伯格奖，他还很精明地在计划里写明此项奖不是每年一次，而且规定只授予某个数年来都能生产出高质量电影的制片商。他这个人工于心计，故意又在上面附上了一条一年只能够得一次台尔伯格奖的限令。设立了此项奖的结果是使许多在电影界有影响的制片商所生产的影片本来是与得奖无缘的，现在因为制片商获得台尔伯格奖后，也有机会享受到传媒广泛关注的荣耀了。但是制片厂的首脑和只顾赚钱而在影片中表现平平的明星们还是不能获奖，于是，缪斯·瓦特伯又支持设立一项人道主义奖，奖励某些带着崇高理想献身于电影事业，为改善更美好的人生做出了贡献的人。两年前，缪斯·瓦特伯终于获得了此项奖，并且在数百万美国忠实的电视观众面前接受了此项殊荣。此项奖是请一个有国际声望的日本导演授予的，理由很简单，实在找不到一位能在授奖时肯保持一副严肃表情的美国导演——多兰在向我讲述这个特别的故事时这么说。
在缪斯·瓦特伯接受此项奖的当天晚上，有两个电影剧作家由于激愤而心脏病发作，一位住在贝佛里威尔舍旅馆的女演员把电视机从她的四楼套间扔了出去，三名导演愤然辞去金像奖评委的职务，一位电影剧作家对此事的评论是：简直就像要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投票选希特勒当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一样滑稽和荒唐。然而不管怎么样，这项奖的金像成了缪斯·瓦特伯最心爱的收藏品。
瓦特伯还想出不少强迫正在升起的新星为他拍坏电影的鬼点子，例如为他们提供数目可观的按揭付款来购买在贝佛里山的大楼公寓等。缪斯·瓦特伯的制片厂为了剥夺本该属于这些富于创造性的奇才的钱，还不断地在法庭上制造把官司打到底的局面。瓦特伯在华盛顿有靠山，他擅长用美丽的小影星和秘密基金招待政客，经常出资让他们到世界各地的那些费用昂贵的名胜之地度假。他深知该如何利用律师和法官去敲榨金钱，巧取豪夺。至少多兰是这么说的，我听起来，这个人就像是个精力充沛的美国奸商。
他除了狡猾之外，支撑着三重文化制片厂的最重要的资本是他在华盛顿的那些靠山。
由于他的禁欲生活，因而他的敌人所散布的许多关于他的流言蜚语都站不住脚，他们一会儿说他每个月都极其秘密地飞往巴黎去嫖童妓，一会儿又说他是个窥淫狂，在妻子的卧室开了个窥孔，放任他的妻子和奸夫淫乱就为了能够在那边欣赏，等等不一而足，不过，这些丑闻全是假的。
由于他的智力和个性，他和电影界里的其他重要人物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躲开传媒的报道，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一次争取人道主义奖。
多兰把车开进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里，我第二眼就已经讨厌它了：楼房是混凝土结构的，空地的景色和工业区的公园大同小异，使整体建筑看起来就像是无害的机器人的集中营。我们进了几重门后，警卫没有为我们提供特别的停车位，我们必须使用计时的车位。出入口有能自动抬起的红白线条相间的木把手，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得交25美分才能从出入口的门通过。
我还以为没安排车位是个意外事件，是秘书处的疏忽，但多兰告诉我这是缪斯·瓦特伯的手段之一，为的是故意把像我这样的天才捉弄一番，他们不敢欺骗导演以及大牌明星，一般影星也自会把车开到泊车位的后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作家明白：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听了多兰的解释，我认为他有些偏执狂，所以笑了笑，没发表意见，不过他们的这种做法的确有点让人不高兴。
在主楼，有个保安员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然后打电话落实我们是否事先约好。不久，一个秘书下楼来接我们乘电梯到顶层。顶层的布局很有品味，但令人毛骨悚然。
尽管这样，我还是承认对杰夫·瓦更的魅力和他在电影业方面没底线的做法印象深刻。我知道他是个惯于玩弄骗术的人，可是干这一行的人行骗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在一个热带的岛上发现某种外形奇异却又不能吃的水果一样自然。我和代理人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瓦更叫秘书停止接所有的电话。他的这种做法当时真让人感动，后来才知道他并没有真正下达秘密暗号去停接所有的电话，因为在我们开会前他至少接了三个电话。
在开会前，我们还得再等半个小时瓦特伯才有空。杰夫·瓦更就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连那位俄勒冈森林少女刺他的丑闻也被当做笑话来讲了。这个故事结束时，他笑着补充：“如果她的工作做得彻底一些，这些年来可就为我节省不少的金钱和麻烦了。”
瓦更的电话又响了，接完后，他陪我和多兰走过大厅，到了一间豪华的会议室。它也可以用作电影放映厅。
尤格·克林诺、郝林南和缪斯·瓦特伯都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随意地聊天，稍远一些有一个满头白发的中年人，瓦更介绍说他就是影片的新导演，名叫西蒙·贝福特。我记得这个名字，20年前他导演了一部很好的战争片，紧接着他就和“三重文化”签了长期合同，成了为杰夫·瓦更炮制劣质影片的一员大将。
和他坐在一起的年轻人名叫费兰克·理查德。此人有一张狡猾的尖脸，身穿加州嬉皮士服装，看起来很刺眼。他正是詹娜丽描述过的那种在贝佛里山游来荡去，专门靠欺骗和拉皮条混日子的年轻漂亮的男子，她称他们这种人为“令人恶心的一群”。她这样说也许是为了让我振作起来，但我看少女们很难抗拒像费兰克·理查德这种人物的诱惑。他现在是西蒙·贝福特的制片经理。
缪斯·瓦特伯没有浪费时间来说废话，他的声音充满着权威，谈话马上切入正题。
“我不满意莫勒马留给我们的剧本，”他说，“方向全错了，它根本不是三重文化的影片风格。莫勒马是位天才，只有他活着，才能拍成这部电影，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档次了。”
费兰克·理查德彬彬有礼地插了一句：“瓦特伯先生，我不知道您的话是否正确，其实您手下还是有一些出色的导演的。”他同时用敬仰的表情朝西蒙·贝福特微笑着。
瓦特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理查德就再也不敢多嘴了。贝福特的睑微红了一阵子，眼睛望到别处去。
“我们对这部影片投入了很多，”瓦特伯继续说下去，“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投资，但又不想影评家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糟蹋了莫勒马的作品，我们要利用他的名声来为这部电影服务。郝林南将向新闻界发布一条由我们全体在座者签署的声明，表示我们将按照莫勒马的遗愿把电影拍完。这将是莫勒马的电影，是电影界对他表示的最后敬意，也是他对电影业的最后贡献。”
当郝林南派发新闻稿让大家签名时，瓦特伯停顿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它的信头是红黑颜色印刷着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厂名的信笺。
克林诺随口说道：“缪斯老朋友，我认为你最好提一下墨林和西蒙与我合作，尽快把新剧本搞出来。”
“好的，就这么定了。”瓦特伯说，“尤格，我再提醒你一句，千万别把出品人和导演工作搞糟了，这可是我说好了的。”
“那当然。”克林诺答道。
杰夫·瓦更微笑着，把身子靠在椅背上，说：“发布的新闻稿是我们正式的依据，但是，墨林，我应该告诉你，当莫勒马帮你搞剧本时，他已经病重了，所以剧本很糟糕，我们不得不把它改写，对此我已有一些主意了。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现在我们首先得用莫勒马的名声来封住新闻界的口。杰克，你同意吗？”他问郝林南，郝林南点点头。
克林诺诚恳地对我说：“我希望你和我合作把这部影片拍成一部按莫勒马遗愿所拍成的那种巨片。”
“不，”我说，“我不能那样干！我和莫勒马一起搞的剧本创作，我认为这个剧本很好，所以我不同意剧本有任何改动，更不同意重新改写它。基于这一点，我也不会在什么新闻稿上签名。”
郝林南像个和事佬那样插进来说：“我们都知道你的感受，在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你和莫勒马亲密无问。我很赞赏你刚才所说的话。我认为你说得好极了，在好莱坞这种忠诚坦率实在罕见，但是，你也应该记住影片的利润分成也有你的一份，拍好这部电影也有你的好处。如果你不是这部影片的朋友，如果你是这部影片的敌人，就等于你把自己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扔掉。”
听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我差点笑出声来，说：“我是这部电影的朋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不同意改写它，你们才是这部电影的敌人。”
克林诺立刻粗野地说：“去他妈的，让他滚！我们不需要他！”
我第一次正眼瞧了瞧克林诺，突然记起了奥萨诺对他的描绘。像往常一样，克林诺衣着光鲜，外套裁剪合体，衬衣美妙绝伦，脚上一双丝质的棕色鞋，完全是个美男子的模样。我想起了奥萨诺使用过的用来概括他的意大利字眼——富农。“富农”是一个富裕起来的农夫，小有名气，于是就想爬上贵族的台阶。他的举止得体，学了点风度，而且不断改进自己的谈吐，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天使，但是不论他的衣着如何华丽，不论他多么注意言行，也不论他擦拭多少次，他的鞋子上还是总有一点屎。
看着克林诺，我更觉得上面的这段概括是多么精辟。
瓦特伯对瓦更说：“把这件事办妥了。”然后就离开了会议室，他才不屑于和半吊子的作家扯皮呢，他来开会是为了给克林诺面子。
瓦更圆滑地说：“尤格，墨林是这个工程的重要人物，我敢肯定在他仔细考虑之后会加入我们的行列的。多兰，我们过几天再碰头，好吗？”
“那当然，”多兰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们站起身来准备离去之前，我把我那张新闻稿递给了克林诺，对他说：“你的鞋子有点脏，用这张纸把它擦去。”
我们离开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时，多兰叫我别担心，告诉我他会在一周内把事情办妥。他认为瓦特伯和瓦更不可能让我成为影片的敌人，他们会让步的，他也叫我别忘了影片的利润分成。
我告诉他我根本就不在乎分成的问题，只希望他现在把车开得快些送我回旅馆。我知道我的詹娜丽一定会在那里等我，此时此地的我似乎最想做的事就是再次见到她，抚摸她的身体，亲吻她，和她躺在一起，听她讲故事。
我很高兴有借口可以来洛杉矶一个星期左右，好和她在一起呆上六七天。说真的，我并不在乎那部电影，自从莫勒马逝世后，我心里就已经明白它将是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又一部廉价的差劲电影了。
多兰把车停在贝佛里山旅馆，我正准备下车，他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说：“等一会儿，我想和你谈件事。”
“好吧。”我有点不耐烦地说。
多兰说：“我很早就想告诉你，但我又觉得自己是在多管闲事。”
“天啊，你究竟想说些什么？我忙得很啊！”我真的不耐烦了。
多兰略显伤心地微笑着说：“我知道，詹娜丽在等你，对吗？我想对你说的事就是关于她的。”
“听着，”我对多兰说，“我很了解她，至于她以前干过些什么，她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在乎。”
多兰停顿了一会儿才说：“你认识那个和她住在一起的女郎，名叫艾丽斯的吗？”
“认识，是个很好的女子。”
“她是个同性恋。”多兰说。
我有种异样的预感，好像自己成了科里在赌博时倒算的纸牌似的。
“那又怎么样？”我问。
“詹娜丽也是。”多兰说。
“你的意思是说她也是个同性恋？”我又问。
“准确地说，叫双性恋，男人女人她都爱。”多兰回答我。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对他说：“人无完人。”
我下了车，走进我的套间，詹娜丽正在那儿等着我。我们过完性生活后才出去吃晚饭，但这一次我并没有要求她给我讲故事。我对多兰说的那番话也闭口不谈，因为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她的这一品行我很早以前就有所察觉，并原谅了她，毕竟这总比她和别的男人鬼混要好些。
第三十四章
在过去几年里，科里·克鲁斯已能把牌架上的牌准确地计算出来，而且最终战胜了大赢家。他现在是桑那都的第二号人物，有权有势，掌管着“铅笔”的全权——一支“金铅笔”。他有权为客人提供全部免费的待遇：不单是房间、食物和饮料这些所谓标准的“三免”，还可以提供从世界各地来拉斯维加斯的免费机票以及最昂贵的应召女郎，他甚至有权把赌客欠的筹码注销，有权分配免费筹码给在桑那都大酒店演出的大牌明星去赌。
在那些岁月里，郭鲁尼伏特对待科里简直像个父亲而不像是老板，他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他们联手跟数以百计的无赖做斗争，把赌场内外的企图占有桑那都大酒店财产的海盗们清除掉——那些追讨筹码时违约的代理人，那些企图作弊用磁铁把角子机掏空的扒手，那些利用假身份证混进赌场获取免费吃、住、赌的骗子，特别是那些故意输给赌客的赌场发牌员，在21点赌档做手脚的电脑操作员以及数以千计的替换假骰子的、伪造纸牌券的人，都被科里和郭鲁尼伏特一一打败了。
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科里凭着不断为大酒店找到客源的本事而得到郭鲁尼伏特的赞赏：他曾在桑那都大酒店举办过一个世界双陆棋邀请赛，又通过每年圣诞节送一辆全新的罗斯莱斯轿车而留住了一个一年在桑那都大酒店花掉100万美元的主顾——轿车是酒店以公关的名义购买的，可以享受减税待遇，只需花六万美元，但是如果这位主顾自己去商店购买，就得花18万美元，所以他得到轿车时非常高兴。科里最杰出的贡献还在于他巧妙地处理了和查尔斯·汉姆希的关系，郭鲁尼伏特在事后几年里还一直在大赞特赞科里的狡猾和能干。
当初，科里以十美分对一美元的价格收购维加斯周围赌场里汉姆希拖欠的筹码，对此做法郭鲁尼伏特持保留的态度，不过他仍然放手让科里去干。此后汉姆希每年至少来维加斯六次，每次总是住在桑那都。有一回他在骰子赌档交了好运，赢了七万美元，他用那笔钱还了部分拖欠筹码的债款，这样一来，桑那都在这笔交易中就赚了不少钱，从此以后，科里更显示了他的天才。
查理·汉姆希有次来维加斯曾提到他儿子准备和以色列的一名少女结婚，科里听到后当即表示为他感到高兴和坚持由桑那都大酒店负担全部结婚费用。科里告诉汉姆希，桑那都大酒店的喷气式飞机（购买飞机来和旅游部门抢生意也是科里的鬼点子）可以把全部参加婚礼的人送到以色列，并且承担他们在那里旅馆的住宿费。还有其他一切费用，诸如婚宴、乐队等等，全部由桑那都包起来。这里面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由于参加婚礼的人来自美国各地，他们应该自己到维加斯来上飞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根本不成问题，何况他们全可以来桑那都住，住宿费又是全免的。
科里算过一笔账，住宿费等全部加起来不会超过20万美元，他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说服了郭鲁尼伏特，还告慰他即使赚不回来，他们也至少可以赢得查尔斯·汉姆希父子为终身赌客。结果证明了科里的精明：这100多位参加婚礼的客人在出发到以色列之前就留给桑那都大酒店的金库将近100万美元！
今天科里准备向郭鲁尼伏特献上一个更大胆的挣钱计划，它将迫使郭鲁尼伏特和他的合伙人委任他为桑那都大酒店的总经理，这可是酒店里最高的公开职务，地位仅次于郭鲁尼伏特。
科里正在等待文郎的到来。文郎在付现款方面出现了麻烦，因而欠了一大笔筹码债。科里知道个中原因并想出了解决的办法，但是他也知道这解决的办法必须让文郎主动提出来，如果由科里提出的话，文郎肯定会拒绝的。这一点也是戴茜教他的。
文郎终于到城里来了，早上弹钢琴，早餐时喝了日本汤。他这次不沾女色，专心赌博，三天的时间就把他所带的现金全部输光，另外还签了30万美元的筹码借据。他在离开前把科里请到他的酒店套问。一见面，文郎非常客气，不过略显得有点紧张。他不想丢面子，怕科里会以为他想赖掉欠下的赌债。他非常小心地向科里解释尽管他在东京很有钱，几百万美元对于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但问题是如何把现金运出日本，并把日元兑换成美元。
“克鲁斯先生，”他对科里说，“如果您能够到日本去，我就会以日元支付给您，我相信您总有办法把钱运到美国来。”
科里一再向文郎保证酒店对他完全信任，还很诚恳地对他说：“文郎先生，您不用着急，您的信誉很好，这100万美元可以等到您下次光临维加斯时再还也不迟，这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一直为能接待您这样的贵宾而感到荣幸。您的光临使我们的酒店增辉，请千万不要为这点小事不安。请让我为阁下效劳，眼下您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尽管说，我会尽力为您安排。有您这样的贵宾欠我们这点钱，其实是我们的一种荣耀。”
文郎那张英俊的脸上的紧张表情随即消失了，他明白和自己打交道的不是一个野蛮的美国人，而是一个几乎和日本人一样讲道理的文明人。他说：“克鲁斯先生，您为什么不到日本来看我呢？您一定会在日本玩得很痛快的。我会陪您到艺妓馆去，吃佳肴，喝美酒，消受美女。您作为我的客人，就让我有机会报答您长期以来对我的热情款待，同时我也就能把欠贵酒店的100万美元还给您了。”
科里知道日本政府有严厉的法律禁止走私日元出国，文郎是在建议他干一种违法的勾当。他过了一会儿才点点头表示同意，而且一直没有忘记戴茜提醒过他的要不断地微笑的忠告。
文郎继续说下去：“我想为您效劳。我完全信任您，所以我才对您说这样的体己话。我国政府对日元出口限制极为严厉，我想把自己的钱运出日本，既然您能够为酒店收取100万美元，也就能帮我运出100万美元来存在你们的金库里。可以的话，您将得到五万美元的酬劳。”
科里的心中仿佛有完全算对了牌架上的牌时的那种满足感，他诚心诚意地说：“文郎先生，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愿意这么干，但是我必须先和郭鲁尼伏特商量一下。”
“那当然，”文郎说，“我也会和他谈的。”
科里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立刻给郭鲁尼伏特的套间打电话，然而他的特别接线员说郭鲁尼伏特现在很忙，当天下午不接任何电话。科里留下有紧急事情的口讯后，在办公室里足足等了三个小时，电话铃才响起来，郭鲁尼伏特要他到他的套间去。
这几年来，郭鲁尼伏特的外表变化很大，他皮肤中的红润已经褪尽，只留下可怕的苍白色，他的脸看上去就像是年迈体弱的老鹰的脸。他是突然显老的，科里知道现在他极少叫女人到他的套间去消磨下午的时间了。他似乎把越来越多的光阴花在书本上，把管理酒店的具体事务全交给了科里负责，但是他每天仍然坚持到赌场去巡视，用鹰一般的目光监督所有的档口，察看发牌员和其他雇员以及档口老板的一举一动，他仍然有本事把赌场的能量吸收进他那瘦小的躯壳里。
郭鲁尼伏特穿戴好了，正准备下到赌场去。他无意地摸了摸能给赌场输送纯氧的开关，但现在还不到输氧的时间。他总是在凌晨，等赌客们困倦了打算回去睡觉时，才按下输氧的按钮的。他就像操纵木偶那样给他们活力。他在去年才让人把开关的线路直接装到他的套间里来。
郭鲁尼伏特叫人把晚餐送到他的套问。科里很紧张，不明白郭鲁尼伏特为什么让他足足等了三个小时，莫非文郎已经和他谈过了？科里马上意识到情况正是这样，他感到不快：这两个人的地位显赫，他还不到他们的级别，所以他们避开他而自行讨论。
科里婉转地说：“我想文郎已把他的想法告诉您了，我对他说我要先征求您的意见。”
郭鲁尼伏特对他慈爱地微笑着说：“科里，我的孩子，你真是个奇才，太完美了，我自己都不可能做得比这个结果更好，你让那个日本仔自己来求你帮忙这一招就出对了，我原来可担心你会对他大量拖欠金库里的筹码不耐烦了呢。”
“这是我的女友戴茜教给我的一条妙计，她都快把我变成一个日本公民了。”
郭鲁尼伏特稍微皱皱眉头说：“女人是危险的，像你这样的男子应该和她们保持一段距离，这是我们男人的力量，女人有时会无缘无故派人把男人弄死。男人更有头脑，更值得信赖。”他叹了口气又说：“在这方面我不用为你操心，你和女人们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得体。”他又叹了口气，稍微摇了摇头，再回到正题上：
“这项交易的唯一麻烦就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安全的办法可以把我们的钱运出日本，人们欠我们筹码的钱足有一大笔，但我不会为这些筹码去花一分钱。我们面临的是一大堆问题，一、如果日本政府抓住了你，你就得坐上几年牢。二、你一旦拿到钱，你就会成为劫机者的目标，日本罪犯的消息可灵了，他们马上就能探听到取钱的消息。三、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要装满一大皮箱，在日本，行李必须经过X光检查，把日元取出后又如何兑换成美元呢？你又如何把钱带进美国呢？然后，虽然我能保证尽量不让此事发生，那就是如何对付在美国的劫机者呢？这家大酒店的人很快会知道我们派你到日本去取钱。我有合伙人，但不能担保他们个个都小心谨慎，守口如瓶。另外，还会有意料之外的偶然的突发事件可能使你丢失这笔钱。科里，这些都是你将面临的问题，万一你因此把钱弄丢了，除非你也死于非命，要不然，我们就会永远怀疑你干了缺德事。”
科里说：“关于这一层，我也曾考虑过，但是我到金库去查看过了，结果我发现我们至少还有其他日本赌客欠的筹码款100到200万美元，这样一来，我带出来的钱就将是400万美元！”
郭鲁尼伏特笑了，说：“一次就带这么多钱，冒太大的风险，这可是个很糟糕的百分比啊。”
科里说：“也许是一次，也许是两次，还有可能是三次，首先，我必须找出确实可行的办法。”
郭鲁尼伏特说：“你这是在全面冒险，据我所知，这冒险对你个人却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要是你赢了，你个人一无所得；要是你输了，却是把一切都输光了！假如你决定采取这次行动，那么我这些年来在你身上所花的心血就算是白费了。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一点百分比都没有。”
科里说：“我不需要帮手，一个人单独干，如果出了差错，我个人负责，但是如果我能把那400万美元带回来，我就期望能当上酒店的总经理。您知道我是您的心腹，无论身处哪个位置，我都永远不会和您作对的。”
郭鲁尼伏特叹了口气：“对于你来说，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我不愿意看着你去冒险。”
“那么您同意了？”科里问道。他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他不想让郭鲁尼伏特知道他是多么希望这么干。
“是的，”郭鲁尼伏特答他，“但只是把文郎的200万拿回来就行了，别管其他人欠我们多少钱，如果出了差错，我们仅仅损失了200万。”
科里笑了，更正他说：“我们只损失了100万，另外的100万是文郎的，您忘了吗？”
郭鲁尼伏特一脸严肃地说：“全是我们的！一旦那笔钱进了我们的金库，文郎就会把它输得精光，这笔交易的妙处就在这里。”
第二天早上，科里用郭鲁尼伏特的罗斯莱斯送文郎去机场，他把一件昂贵的礼品送给文郎，那是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制造的古银行模型，里面装满了金币。文郎接过礼物乐不可支，但他在兴奋中流露出的一丝奸诈却没能逃过科里那双锐利的眼睛。
临登机前文郎问他：“你什么时候到日本来？”
“从现在起大概再过两周或一个月吧，”科里回答他，“即使郭鲁尼伏特也不知道具体日期，想必你能理解个中原因。”
文郎点点头说：“是的，你必须非常小心，我会把钱随时准备好的。”
科里一回到酒店就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墨林：“墨林老朋友，陪我到日本走一趟好吗？一切费用，包括艺妓在内，全免！”
纽约那边沉默了良久，然后才传来墨林的答复：“好吧！”
第三十五章
我觉得去日本的主意挺不错，反正下星期我得到洛杉矶去搞那部电影，所以去日本也只是增加一点点路程而已，况且最近我和詹娜丽老闹别扭，得离开她一段时问。我知道她会把我去日本的事当做是对她个人的报复，如果她真的有这种想法就太中我的下怀了。
维丽问我准备在日本呆多长时间，我说大概一星期左右。她并不在乎我的离开，这几年来，她对此事从来不在乎，实际上她倒喜欢我离开家，因为我在家时总是烦躁不安，太神经质了。可能正因为这样，她经常去探望她的父母和其他家族成员，而且总是拖儿带女一起去。
我飞到了拉斯维加斯，科里和那辆罗斯莱斯已在停机坪上等候我，于是我就不必经过机场大楼，这使我轻松多了。很久以前，科里就曾对我解释过为什么他有时要在停机坪接客人，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开联邦调查局的摄像机对到埠旅客的监控。
机场大楼所有的大门通道都经过一个中心候机室，此室的上面安装着一个巨钟，在钟的后面有一个特别的装置，里面隐藏着许多摄像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那些由世界各处大量涌入的迫不及待的赌客，到了晚上，联邦调查局的值班人员就会根据被通缉人员的名单来彻底搜索他们是否在片子里出现。那些大模大样的打劫了银行的匪徒，盗用了公款后在逃的罪犯，制造假钞的骗子，绑架人质得逞的恶棍，敲诈勒索成功的案犯等等，在他们还来不及把不义之财赌掉之前就被逮捕归案时，总是会因此而吃惊不已。
我问科里他如何得知这些内幕新闻，他说他曾请过一个以前当过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的人当酒店保安队的头头，情况就这么简单。
我这次注意到科里亲自驾车，没有司机跟随，他绕过机场大楼到行李认领处，我们坐在车里等我的行李由传送带送过来，这时科里扼要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他首先提醒我不要和郭鲁尼伏特说我们第二天一早去日本的事，要装着我是来赌博和度假的，然后他告诉我这次去日本的任务是把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偷运出日本，以及承担的风险。他很诚恳地说：“我认为没有什么危险，但也许你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不想去，我绝对不会怪你。”
他知道我无法拒绝他。我欠他的情，实际上我欠了他两次人情，一次是免去了我坐牢之苦，另一次是把我存在他那里的三万多美元在所有的麻烦都过去之后交还给我。他还很周到地用面额20美元的钞票凑齐了这三万美元，可真难为了他。我把这些钱存进了维加斯的一家银行，掩护的借口是我赌赢了钱，万一被查问起来，科里和他手下的人会帮我回这个谎的。后来事情也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军队预备役的丑闻全过去了。
“我一直盼望有机会去日本，”我回答他说，“我愿意当你的保镖，我要不要带支枪？”
科里一听满脸惊讶，赶紧说：“你想我们两人都去送命？见鬼了！如果他们想从我们手中把钱拿走，就让他们拿去好了。我们的保护神就是机密和行动迅速，我全安排好了。”
“那你要我去干什么？”我问他。我既好奇又有点担心，实在不能理解他的用意。
科里叹了口气说：“去日本的路程很遥远，我需要旅伴，我们可以在飞机上玩游戏，在东京游览和寻找一些刺激，另外，你是个大个子，如果碰上哪个小毛贼想谋我们的钱财，你可以把他们吓跑的。”
“那好吧。”我说这话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半信半疑。
当晚我们和郭鲁尼伏特共进晚餐，他看起来气色不佳，但一讲起他早年在拉斯维加斯的故事来仍滔滔不绝，浓厚的创业兴趣丝毫不减当年，特别是那段有关在联邦政府派大量侦探和会计到内华达之前，他如何在不必交税的情况下发达起来的经历。
“一个人必须在黑暗中才能富起来。”郭鲁尼伏特教诲道，这是他的颠狂之所在，就像奥萨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狂热一样。“在这个国家里的人，都只有在黑暗中才能富起来。数以千计的小商店和企业都拼命避免被挤到顶层去成为众矢之的，大公司则努力创造合法的黑暗平原，但是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家能有在维加斯这么多的机会。”郭鲁尼伏特弹了弹雪茄烟的边缘，颇感满意地说：“这就是为什么维加斯比他们强大的原因。一个人在这里从黑暗中富起来要比在其他地区容易得多，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科里说：“墨林只是今晚在这里过，我打算明天和他一起去洛杉矶，买些古玩，我还可以顺便去会会那些在好莱坞赊欠了我们筹码的人。”
郭鲁尼伏特深深地吸了一口哈瓦那雪茄后才说：“这主意很好，我的礼物都快送完了。”他说到这里忽然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们知道我是从哪里受到启发要给赌客送礼的吗？是从一本1870年出版的有关赌博的书那里受到启发的，看来教育的确伟大。”他呼了口气并站了起来，这是要我们告辞的信号。他和我握了握手，热情地把我们送到他套间的门口，在我们即将步出门口时，郭鲁尼伏特突然正色地对科里说：“一路平安！”
我和科里站在酒店外面的梯形台阶式的人造草坪上，沐浴着沙漠的月光，望着这里长长的街道上那些红红绿绿、绵延不断的万家灯火，以及远方那笼罩在夜幕之中的沙漠和群山。“他知道我们准备出发了。”我对科里说。
“如果他知道就由他知道好了。”科里说，“早上八点吃早餐时见，我们得一早出发。”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拉斯维加斯飞往旧金山。科里带了一只巨大的棕色的皮箱，箱子的四个角都用发亮的铜片加固，箱子的表面还缠绕着几根钢条，箱上的锁也很复杂，整个箱子看起来非常坚固。“它绝对不会散开来的，”科里说，“另外它也很容易在行李车上辨认出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皮箱，所以也同意科里的说法。“这是我在洛杉矶买的古董。”科里得意地补充道。
我们在飞机起飞前15分钟才登上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是科里有意安排得这么紧迫的。在漫长的飞行中我们玩赌博游戏来消磨时间，我的手气很好，玩到飞机在东京着陆时，已经足足赢了科里6000美元，科里对此似乎毫不在意，他只是拍拍我的背说：“我在回家的路上肯定会赢回你的。”
我们从机场坐出租车去我们下榻的东京的旅馆。一路上，我眼都不眨地望着车外，想好好见识一下这座远东的名城，可惜它看上去很像纽约，只不过稍为寒酸一些，更烟雾腾腾一些，没有纽约的范围那么大，行人相对矮一截，建筑物也没那么高。东京那灰暗的天空更像是缩小了的终日被飞机频繁经过的熟悉的纽约的天空。我们进入市区时，看见路上的行人普遍戴着外科大夫们常用的口罩，显得很古怪。科里告诉我，日本人在市中心为了防止由于吸入污染严重的空气而患病，所以都戴这种口罩。
我们经过的楼房和店铺看起来好像是木制的，就和拍电影用的布景差不多，不同的是它们与那些现代化的摩天大厦和办公楼混合在一起，很有点古今合一的味道。街道上有许多穿西装的行人，也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妇女身穿和服，她们看起来有点像是美术拼贴，令人眼花缘乱。
酒店太让人失望了，它完全是现代化的美国式建筑，宽敞的大厅里铺着巧克力色的地毯，摆了许多黑皮沙发。坐在沙发上的矮小的日本人大部分都穿着西装，手里拿着公文包。这酒店和纽约的希尔顿酒店没有什么两样。
我忍不住问科里：“东方就是这个样子？”
科里有点不耐烦地摇摇头说：“我们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我要办公务，办妥后，晚上我会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东京。别担心，你会玩得很痛快的。”
我们住在一个有两间卧室的套间里，各人打开自己的皮箱。我瞟了一眼，发现科里的那个用钢条加固的巨无霸里的东西极少。由于旅途劳累，尽管东京时间只是下午六点，我们已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敲我的房门，我听见科里说：“该起床了。”可是从窗口望出去，只见黎明刚刚到来。
他已叫人把早餐送到套间来了。它们更让我失望，我开始觉得我不大可能看到多少具有东京特色的东西了。我们吃的是鸡蛋和咸猪肉，喝咖啡和橙汁，早餐中甚至还有英式的松饼，唯一表现东方风味的东西就是烙饼。这种烙饼很大，也比我们美国的烙饼厚两倍左右，与其说是烙饼，更像是巨大的面包块，只不过颜色是病态的黄色而不是棕色的，我尝了一块，我敢发誓吃起来像鱼的味道。
我问科里：“这些究竟是些什么玩意？”
他告诉我：“是用鱼油煎的薄饼。”
“我要晕倒了！”我说着就一把将盘子推到他的跟前。
科里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全吃完了，还说：“看起来你得适应这里的食物。”
在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他：“今天有什么节目？”
“今天可是个外出游玩的好天气，我们出去散一会儿步，我会把活动内容告诉你。”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间里谈正经事，怕房里装有窃听器。
我们出了酒店，天色还早，太阳刚出来。我们拐进了一条小街，这里才使我突然觉得是到了东京：矮小而又摇摇欲坠的房子，小型楼房挤在一块一眼望不到尽头，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垃圾堆成一堵墙似的。
街上的行人很少，一个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我们身边擦过去，他的黑和服在他身后飘扬着，两个穿着卡其衣服，戴着大口罩的瘦高个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吓了我一跳，等那两人走进另一条小街后，科里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天，那些口罩真令人心惊胆颤。”我解嘲道。
“慢慢你就会习惯的。”科里对我说，“现在你要仔细听我说，我希望你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免得会出差错。”
我们沿着灰绿色的垃圾墙走，科里告诉我他准备偷运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出境，而日本政府有严厉的法律监控日本货币出口。
“如果我被抓住的话，我就得进监狱，”科里说，“除非文郎肯承担部分责任，或者文郎愿意和我一起去坐牢。”
“那我呢？”我问他，“如果你被抓住，难道我还能逃脱？”
“你是个著名的作家，”科里说，“日本人非常尊重文化，他们仅是把你驱逐出境，你只要守口如瓶就行了。”
“这么说，我来这里就只是痛快地玩耍啦？”我知道他诡计多端，我要让他知道我明白他的手法。
这时我忽然又想到另一件事：“我们又有什么办法通过美国的海关呢？”
“我们不必通过美国海关，”科里回答我，“我们把钱带到香港就行了。那里是个自由港，只有持香港护照的人才需要过香港海关。”
“上帝，现在你又告诉我要到香港去，到了那里还要去哪儿？去西藏？”
“严肃一点吧，”科里说，“别紧张，一年前我带着小量的货币已经试验过一次。”
“给我弄一支枪来，我可是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的，你这个笨蛋，让我有还击的机会总比坐以待毙好。”我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也只好这样了，科里已经把我给紧紧套住。
科里居然听不出来我是在开玩笑，很认真地说：“你不能带枪，日本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电子安全装置检查人身和手提行李，大部分航班还检查旅客的托运行李。”他停顿了一会儿才继续往下说：“唯一不用X光检查旅客托运行李的航空公司就只有国泰。如果我出了差错，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身带200万美元在香港该怎么办才好，那可是要冒随时都有可能遇害的危险的。”我对他说。
“别担心，”科里宽慰我，“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我们一定能够顺利过关。”
我虽然在笑着点头，其实心里虚得很，又问他：“如果万一真的出了事，那么我在香港干什么？”
科里说：“去二叶银行要求见副行长，他将会收下钱并且把它兑换成港币，还会给你开张收据并要你付出大约两万元的手续费，然后他又再把港币兑换成美元并要求你再付五万元的手续费，接下来银行就将美元汇到瑞士，并且再给你一张收据。过一个星期之后，桑那都大酒店就会收到瑞士银行寄出的从那200万美元中扣除了香港银行的手续费后剩下的钱的汇单。情况就这么简单。”
在我们往酒店走的回程中，我默默地考虑了一阵子，最后又忍不住重复那个老问题：“你究竟为什么需要我来？”
“别再问我问题了，好不好？就按我说的办。”科里说，“你欠我的人情，对吗？”
“对。”我说。既然已经说到这一步，此后我就再也不提任何问题了。
我们回到酒店，科里打了几个电话，都是用日语交谈的，然后他对我说他准备出去，并吩咐我道：“我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回来，但也许会更晚一些，你就在这房间里等我，要是我今晚回不来，你明天一早就自己坐飞机回家，好吗？”
“好的。”我也只能悉听尊命了。
我设法迫使自己在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后来好像听见厅里有声音，于是又把书拿到厅里去看。我叫人把午饭送到套间里来，吃完饭后，往纽约打了个长途电话。只几分钟就接通了，这一速度倒让我吃了一惊，我原以为至少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接通的。
维丽马上就拿起了话筒。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得出来她很开心接到我打去的电话。
“神秘的东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她问我，“你玩得痛快吗？到过艺妓馆没有？”
“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仅仅是东京早晨的垃圾，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都在等候科里，他出外办事去了，不过这趟出来至少我在飞机上和他玩游戏赌博时赢了他6000美元。”
“好极了，”维丽说，“你可以给我和孩子们买那些美丽的和服了。哦，顺便提一句，昨天有个人自称是你的朋友，从拉斯维加斯打电话给你，他说他在那里等着你，我告诉他你去了东京。”
我的心简直停跳了一会儿，然后我用漫不经心的声音问她：“他说了他的名字了吗？”
“没有。别忘了买礼物！”
“忘不了。”我答应她。
整个下午的时间我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我还打了个电话给航空公司预定了第二天回美国的机票。我突然有种不敢肯定科里能否回来的感觉，马上走到他的房间去查看，那只巨大的有铜条加固的皮箱不见了！
科里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他擦着双手，兴奋得很，对我说：“什么都办妥了，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今晚我们痛快地玩一玩，明天就能把剩下的事办完，后天我们就去香港。”
“我打过电话给妻子，”我告诉他，“我们在电话里谈得很开心。她告诉我有人从维加斯打电话到我家，问她我在哪里，她说我在东京。”
听了这些话他冷静了下来，沉思良久，然后耸耸肩，说：“电话一定是郭鲁尼伏特打的，他只是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他是维加斯唯一有你家电话号码的人。”
“办这么一件事，难道你连郭鲁尼伏特也不信任了？”我问科里。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过界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科里说，“他这么些年来待我情同父子，是他造就了我。见鬼，我对他的信任超过任何人，甚至你！”
“当我没说，”我答道，“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的行期告诉他？又为什么骗他说我们到洛杉矶买古董？”
“因为这就是他教我的办事情应有的方法，他常常教我千万别对一个人说一些此人不必知道的事，现在他即使发觉了我们的秘密，也会为我感到骄傲的，因为我这是在用正确的方法办事。”科里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他接着又催我：“快点穿好衣服，今晚我要让你尽兴地玩，享尽人间的乐趣。”不知怎么的，他的话使我想起了埃里·汉姆希。
和所有看过有关东方的电影的人一样，我渴望能有机会在艺妓馆里一度良宵：享受才色俱佳的女人的服务。听到科里说今晚我们将去消受艺妓的接待时，我心中想象的艺妓馆就是我在电影上见到过的那种坐落在街头角落里的修缮得异常华丽的房子，所以当我们那辆配有司机的小汽车停在东京一条主要街道的那家挂有天篷的小餐馆门前时，我简直傻了眼：它看起来和曼哈顿下部的唐人街上的色情场所差不多！主人领我们穿过拥挤的餐馆，到了一个通往单间的餐厅。
房屋是豪华的日式装饰，悬挂着色彩斑斓的灯笼，中间摆放着一张只有一尺高的长方形餐桌，上面放有一些五颜六色的盘子，小巧玲珑的酒杯，象牙筷子等。餐桌前坐着四个穿和服的日本男子，文郎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和科里握手，其余的人对科里鞠躬，科里给他们逐一介绍我。我在维加斯曾经见过文郎赌博，但没有正式见面认识。
七位艺妓踩着碎步一溜小跑进来，她们都身穿厚厚的织锦的和服，上面绣有鲜艳的花朵，个个脸上都浓妆艳抹，进来后就分别坐在每一位男宾身旁的坐垫上。
在科里的带领下，我坐在餐桌前的垫子上。女侍者捧着一大盘一大盘的鱼和蔬菜进来后，每位艺妓就开始喂她身边的男客吃喝。她们用象牙筷子夹小量的鱼或菜送到男人的嘴里，再用洒了香水的湿餐巾帮我们抹嘴，这些小餐巾有点像洗脸用的毛巾，不过非常小巧。
我身边的艺妓把身子紧贴着我，微笑着劝我吃喝。她还不断地给我斟酒，我猜那是著名的日本米酒，很香浓，可惜所有的菜都太带鱼腥味，好在后来女侍者端上了切成块状的神户牛肉，还用可口的酱汁泡着。
我仔细端详身边这位美丽的艺妓，看出她至少已经有40岁了。她把自己裹得像个木乃伊，所以尽管她的身体紧靠着我的身子，我也是除了被她的厚织锦和服摩擦的新鲜感，什么其它的欲望都没有。
晚饭后，艺妓们逐个轮着为我们表演节月。有一位吹奏的那种乐器好像是笛子，此时我已喝下大量的酒，那不熟悉的乐器听起来就像是苏格兰的风笛；另一位艺妓朗诵的一定是首诗，男人们都给她鼓掌；然后轮到我的艺妓起来了，她表演的节目是让人吃惊的翻跟斗，我为她大声喝彩。
事实上她从我的头上翻跟斗过去时把我吓得要命，然后她在文郎头上继续翻，更神奇的是他居然在空中把她抓住并且要吻她。我有点醉了，看不太清楚，只模糊见她避开了，还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表示责备，他们又跟着都高兴地笑起来。
科里在我的后面压低嗓音说：“老天爷，下一个游戏是玩旋转瓶子了。”他笑得和文郎一样开心，文郎则用日语对艺妓们大声嚷嚷，还企图抓住她们。接下来又玩了棍子和球以及其他一些不乏骗术的游戏。我由于酒醉的原因，和文郎玩得一样忘情。
醒来后，我发现已经和科里坐在小汽车里。我们穿过幽暗的街道，在郊区的一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科里领着我走到大门口。没有守卫的大门竟神秘地自动打开了，我终于看到了真正的东方式的房子，房间里除了睡觉用的席子外，什么陈设都没有，四面的墙壁实际上是可以左右滑动的薄木板的门。
我倒在一张席子上，只想睡觉，科里跪在我身边小声地说：“我们今晚在这儿过夜，明天早上我会来叫醒你，你就放心地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有人会来整晚照顾你。”在他的身后我看见文郎的笑脸，我认为此时的文郎已经酒醒了，这不禁使我产生了一丝疑惑，就试图挣扎着从席子上起来，科里马上把我按了回去，我还听见文郎的声音在说：“你的朋友需要个伴。”我实在太困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就重新倒在席子上，一下子便睡熟了。
有人推门的声音把我给弄醒了，房间里充满了旭日的光芒。透过敞开的“墙”，我看见隔壁的房间，科里正坐在那个巨大的皮箱上，尽管隔得很远，我还是看见他在微笑。“墨林，起来梳洗吧，”他对我说，“我们今天早晨飞香港。”
皮箱重得科里无法提，只好由我来把它提到车上。这次没有司机，是科里开车。到达机场后，他把车停在机场大楼的外面。我把箱子提进大楼，科里在前面开路，领我走到行李托运处。我脚步不稳地走着，箱子老是碰撞我的小腿。托运单的票根放在我的机票上，我以为这没有什么区别，科里也没怎么在意，我就什么都没说。
我们穿过大楼的登机门走到飞机跟前，不过暂时没有登机。科里一直等着那辆满载行李的车子开出机场大楼，看见他的那个巨大的由铜条加固的箱子放在行李车的最上面，再目送搬运工人把它放进飞机的腹部之后，才和我一起上了飞机。
飞往香港的四个多小时里，科里都很紧张，在玩赌博游戏中我又赢了他4000美元，其间我还问了他一些问题。
“你原来告诉我明天才离开日本的。”
“是的，那是我的估计，但是文郎比我预计的还要快就把钱都准备好了。”
我心里明白的他的鬼点子绝对不是如此简单，我转了个话题说：“我很喜欢和艺妓的聚会。”
科里假装在研究他的牌，可是我看得出来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游戏上，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像中学生玩的把戏，艺妓的招数一点都不好玩，我情愿要我的维加斯。”
“那倒不一定，”我说，“我觉得游戏挺有意思，但是我得承认那以后所受到的服务更好玩。”
科里忘了手中的牌，问我：“什么服务？”
我对他说了楼房里少女的举动，科里大笑道：“那一定是文郎安排的好戏，你这幸运的杂种，当晚我却几乎跑断了腿。”他停顿了片刻，又不无促狭地说：“这样看来，你的自我防线最终还是垮掉了！我敢打赌，自从你在洛杉矶勾搭上那个女人之后，这还是首次对她不忠。”
“是的，”我说，“但在远隔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干这种事就不算什么了。”
在香港着陆后，科里对我说：“你去小行李提取处等候箱子，我呆在机旁等候他们卸货，然后我跟随行李车走，这样就什么样的毛贼都无从下手了。”
我快步穿过大楼走到行李提取处，机场大楼里人山人海，人的样子和日本的不很相同，但毕竟仍然是东方人的脸庞。行李传送带开始运行了，我密切注视着加了铜条的皮箱是否出现。过了十分钟，真不明白为什么仍不见科里的人影，我朝四周望望，幸好没见任何戴口罩的家伙，也没见任何形迹可疑的人。
这时候，加了铜条的皮箱从传送带上掉下来了，我赶紧把它提了起来，它仍然那么重。我仔细检查看是否有被人用小刀撬开过的痕迹，无意中发现了有一个小小的方块状的名字标签牌挂在提手上，上面写着我约翰·墨林的名字，名字的下面还注明了我的家庭地址和护照号码。此时我才终于明白科里为什么要我到日本了——如果这次有人得坐牢，那就非我莫属。
我坐在箱子上等了大约三分钟，科里总算出现了，他看见我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说：“太好了，我已经叫好了出租车，我们现在就去银行。”说着他毫不费力地拿起那只箱子，走出了大楼。
出租车沿着挤满行人的弯弯曲曲的街巷穿行，我什么话也没说。我欠了科里的一个大人情，现在我还清了欠他的人情债。我只是对他这样欺骗我，要我冒这么大的险感到痛心，我知道这样一来郭鲁尼伏特会为他感到自豪的。出于同样的传统，我决定不向科里点破我已经知道内幕，他也一定早就做好了我会发现秘密的准备，戳穿时也不过是听他再胡诌一个早就编好了的故事而已。
出租车在大街上的一栋不太起眼的大楼前面停下来，大楼的窗户上挂着一面金字招牌：“二叶国际银行”，大门口的两旁各有一名手持冲锋枪的穿制服的男子把守着。
“香港是座不很太平的城市。”科里解释着，一边对警卫点点头，就亲自把箱子提进了银行。
科里穿过大厅，在一扇门前敲了敲，之后就和我走了进去。里面一位身材矮小的留着小胡子的欧亚混血人对科里微笑着，和他握了握手，科里把我介绍给他。他的名字听起来很长，很怪。欧亚混血人把我们让进一个大房间，里面摆了张长长的会议桌，科里把箱子放在桌上，一面打开箱子。我必须承认这种景象十分吸引人——它装满了崭新的，灰蓝色的纸上印着黑字的日本货币。
那欧亚混血人抓起电话，我猜他是用中文大声发布命令。几分钟后，15名身穿黑色衣服的银行职员坐在了桌前清点箱子里的钞票，他们点完之后又重复点一遍，整个过程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接着，混血人领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叠纸，他在上面签了名，盖上公章，然后交给科里。科里接过文件，放进口袋，这些文件就是他以前说的那些“小小的”收据。
我们终于站在充满阳光的的银行外面的街上了，科里显得无比激动地说：“我们终于成功了，终于可以平安无事地回家了！”
我摇摇头说：“你怎么能冒这样的险？用这种方式处理这么多的钱简直发疯。”
科里对我微笑着说：“你觉得在维加斯开赌场就不是冒险吗？全是冒险，我从事的职业就是冒险，但是冒这次险，我成功的把握相当大。”
我们坐进出租车，科里叫司机开往机场，我诧异地问他：“好家伙，我们飞了大半个地球来到这里，而你竟然不让我在香港吃顿饭？”
“我们大意不得，”科里说，“可能仍有人以为钱还在我们手上，我们还是回家才好。”
在回美国的长时间飞行中，科里的手气极好，从他欠我的一万美元的赌债中一下子就赢回了7000美元，如果我不停手的话，他可能全部赢回去。“再玩几盘吧，”他说，“让我有机会把赌债扯平，公平一些。”
我盯着他的眼睛说：“不，这次旅行中我想在智力上仅仅赢你这一次不算过分吧？”
这句话让科里感到纳闷。在剩下的到洛杉矶的旅途，他让我睡觉。在我熟睡期间，他一定仔细地想过和猜出我已看到皮箱上的名字牌了，所以当我陪他等机飞往维加斯时，他对我说：“听我说，你应该相信我，这次旅途如果你有什么不测的话，我和郭鲁尼伏特以及文郎完全可以把你保出来。我很感激你所做的一切，这次旅途如果没有你，我是成不了行的，我没有这个胆量。”
我微笑着说：“你欠我3000美元，请把这笔钱存入桑那都金库，我将在纸牌档碰碰运气。”
“没问题，”科里说，“你欺骗你的女人并感到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远离她们3000英里吗？这个世界太小了，用同一方法是不能骗上两次的。”
在他登机之前我们都又笑又握手的，他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只是从今以后我不能再太相信他了。我从认识他之时就知道他是一个怎样工于心计的人但还接受了他的友谊，当他原形毕露时我又怎么能生他的气呢？
我穿过西方航空公司在洛杉矶的机场大楼时，在电话亭前站住。我得给詹娜丽打个电话，通知她我又到洛杉矶来了。我曾想把到过日本的事告诉她，后来又打消了这一念头，我也该遵循一下郭鲁尼伏特的模式行事。这时我突然记起了另一件事：我没有在东京给维丽和孩子们买任何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