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科里下了飞机，坐出租汽车到曼哈顿一家著名的银行去。他看看手表，时间已经是早上十点多了，郭鲁尼伏特此时可能正在和科里送款去的那家银行的副总裁打电话。
一切均按照计划进行：科里被引进副总裁的办公室，关门并上锁后，他把公文箱交给了副总裁。
副总裁用钥匙打开箱子，当着科里的面清点那100万美元。然后开了一张银行存款的条子，签上名交给科里。他们握手后，科里就离开了。他在离开银行一条街区的地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已经贴了邮票的信封，把存单塞进信封封好口后投进街口的邮筒里。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全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副总裁又是如何掩盖这笔存款以及谁来取这笔存款，也许总有一天他会弄个水落石出。
科里和墨林在广场的“橡木房”餐厅会面。他们在吃午餐时只字不提那件要事，饭后，他们到中心公园漫步时才详谈。墨林把具体情况一字不漏地向科里倾诉，科里点点头并说些安慰的话。据他分析，这只不过是迟疑不决的联邦调查局采取的小规模的、虚张声势的行动。即使墨林被判有罪，他也有办法弄个缓刑的判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对墨林这么个老实巴交的人来说，留有案底会感到丢脸。科里认为他唯一担心的仅仅是这件事。
墨林提到保尔·汉姆希，科里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直到他们快要逛完公园，墨林讲到有关他和汉姆希在服装中心会见的情况时，科里蓦然醒悟到事情大有转机。原来有一个名叫查尔斯·汉姆希的人也是一个服装大亨，常来拉斯维加斯度长周末和圣诞节及新年假期。此君是个大赌棍兼大色鬼，即使和妻子一起前来也要科里为他安排妓女。往往是汉姆希先生和夫人一起在赌大转盘，科里悄悄地将木制的房间号码牌及钥匙塞给他，并轻声告诉他那个女人会在什么时间等候他。
查尔斯·汉姆希总是设法先踱进咖啡厅以躲避他妻子多疑的目光，接着从咖啡大厅沿着酒店迷宫式的走廊溜进钥匙牌上标明的房间，在房间里他自然就见到那名正在等待着他的性感女郎了。不到半小时，他干完事后给那个女郎一个百元的黑色筹码，充分放松后再沿着铺有蓝色地毯的走廊溜回赌场。他会在经过大转盘时先装模作样地看他妻子赌，说一两句鼓励的话，给她一些小额筹码，然后又高兴地重新在骰子档拼杀起来。他是个身材魁梧、性格豪爽、态度温和的人，但他的赌技实在差劲，十赌九输，赢钱时又从不肯见好就收，典型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堕落的赌徒。科里没有立刻记起他，因为查尔斯·汉姆希有相当一段时间在企图戒赌。
这位先生在全拉斯维加斯都赊欠过筹码，单是桑那都赌场的金库就积存了查尔斯·汉姆希五万美元的欠条。有些赌场已经寄出催账信，郭鲁尼伏特叫科里不忙发这类讨债信，他说：“他有可能自己会还清的，到那时他会记起我们够义气，而他大部分时间就会在我们这里赌了。只要这个色鬼来赌，我们银行的存款就肯定会增加。”
科里对此话将信将疑，说：“那个色鬼在全城共欠了30万的赌债，他有整整一年没露面了，恐怕必须通过催债代理人才能追回欠款。”
“也许是得这样，”郭鲁尼伏特说，“但是他在纽约有很好的企业，如果他赚了大钱，肯定会回来的，他挡不住赌博和女人的诱惑。听着，他现在和妻子儿女在一起，只到附近的派对去。也许他能够击败服装中心的骗子，但是他在赌城欠债这件事让他不得安宁，他朋友中知道内情的人太多了。况且拉斯维加斯这里多迷人，他又是一个赌骰子成性的人，绝对不会那么轻易地离开赌桌的。”
“如果他的生意没有赚到大钱呢？”科里问。
“那他就会动用希特勒的钱。”郭鲁尼伏特看着科里那有礼貌的、满脸狐疑且好奇的神情，继续说：“服装界的人都这么称呼这种钱。战争期间他们都在黑市交易中发了财。当时政府分配供应材料，有许多钱在暗中交易，这些钱不必向国内税收部门报告，也无法报告，他们因此大发横财，当然了，他们到底赚了多少钱绝对不会让人知道。如果你想在这个国家发财，你就必须在暗中行动。”
科里永远记住了这句话——“如果你想发财，就必须在暗中行动”——这也是拉斯维加斯的信条，而且不仅局限在拉斯维加斯，还成了许多来拉斯维加斯的企业家的信条。许多自选商场的老板、用现款交易的企业、建筑公司的头头以及形形色色的令人怀疑的在圣殿收取现款的教堂官员等人，甚至那些拥有大量法律顾问、专门钻法律空子的大公司都崇拜这一信条。
科里心不在焉地听着墨林的诉说，幸好墨林的表达能力强，很快就把事情讲完了。他们在沉默中穿过公园。为了准确起见，科里叫墨林再描述一下老汉姆希。这人肯定不是查尔斯，他可能是查尔斯一个兄弟或企业的一个合伙人，听起来是个举足轻重的合伙人。科里从来就不认为查尔斯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生意人。科里在心里盘算着应该采取哪些步骤，他敢肯定自己做的计划会很周密，郭鲁尼伏特一定会同意他所做的一切。当时离墨林出席大陪审团的听证会只有三天的时间，但这三天也足够了。
所以科里有心情享受和墨林一起在公园漫步的乐趣，他们谈到当年的日子，又翻出以前那些涉及佐顿的老问题。例如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一个赢了40万美元的人要把自己的脑袋打得开了花？等等。他们两人都太年轻，都无法想象成功后的空虚。墨林还算曾在小说和教科书中看到过类似的描写，科里则根本不信这一套。他心中只有“铅笔”，完整的“铅笔”会使他获得幸福，使他活得像个皇帝，有钱有势，有很多美女陪伴，他还可以让她们从天涯海角坐飞机赶来，钱都由桑那都大酒店支付。科里使用“铅笔”就有权让人享受豪华的套间、美食、美酒、美女，一次一两个，甚至三四个，全部是名副其实的大美人。他可以让一个凡夫俗子免费过上几天甚至一周神仙般的好日子。
当然，他们必须自己掏钱购买各种颜色的筹码，而且必须参与赌博。这仅仅是一个必须付出的小小的代价，何况他们如果运气好的话，也有大把赢钱的机会。如果他们在赌博时肯用脑筋的话，他们也不至于输掉太多的钱。科里还仁慈地考虑到他也可以为墨林使用“铅笔”，墨林任何时候来拉斯维加斯都可以得到一切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现在墨林犯了欺骗罪，或者说至少犯了欺骗的错误。科里知道他这只不过是暂时的越轨行为，每个人在一生中至少要犯一次错误。他变得不如以前开朗了，起码在科里面前感到羞愧，也失去了一部分自信心，这些表现感动了科里。科里从来都没有天真无邪过，但他却非常注重别人的天真无邪。
科里在和墨林道别时，动情地拥抱了墨林，安慰他说：“别担心，我会把一切办妥的。到陪审大厅去否定一切指控，行吗？”墨林苦笑道：“除此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你下次来拉斯维加斯时，赌场负责一切费用，”科里说，“你是我的客人。”
“我的幸运赢家外套已经被剪烂了！”墨林仍在苦笑。
“别担心，”科里劝慰他说，“如果你输得太惨，我将在21点赌档那里亲自为你发牌。”
“那简直是偷窃行为，而不是赌博了。自从我收到要我出席大陪审团听证会的通知那一刻开始，我已戒掉了偷窃的恶习。”墨林叹息着解嘲道。
“我只是说着玩而已，”科里调侃道，“我还不忍心对郭鲁尼伏特搞这套鬼把戏呢。如果你是个美女，或许我还会这么冒险，但是你太丑了。”他吃惊地看到墨林又一次畏缩了，这使他突然醒悟到墨林是属于那一类自以为相貌丑陋的悲观者。科里曾以为很多女人都有这种感觉，没想到还包括了男人。科里在最后一次道别时，问墨林是否需要动用他存放在大酒店里的黑钱，墨林说暂时不必，之后他们就分手了。
回到派拉若酒店，科里给拉斯维加斯的各大赌场打了好几个电话，得到的答复都是查尔斯·汉姆希赊欠筹码的钱仍未归还。他再给郭鲁尼伏特打电话，原来打算扼要地把计划禀告他，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天晓得联邦调查局在拉斯维加斯安装了多少个电话窃听器，还是慎重为上。所以他只是向郭鲁尼伏特提出准备在纽约呆几天，并向这里的拖欠债务者催还欠债。郭鲁尼伏特的回话更简单明了：“态度要客气些。”科里回答说这是自然的，况且除此他还能干些什么？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些话是说给联邦调查局听的。郭鲁尼伏特的警惕性很高，要求他回拉斯维加斯后再做出解释，科里心中坦然，因此没有试图向郭鲁尼伏特掷出快速直球。
第二天，科里和查尔斯·汉姆希联系上，把见面的地点约定在长岛的罗斯林高尔夫球场，而不是服装中心的办公室。科里租了一辆车，早早就到了那里，然后在俱乐部悠闲地喝着酒等候。
他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看见查尔斯·汉姆希从高尔夫球场走出来。科里站起来，漫不经心的样子踱到查尔斯和伙伴聊天的地方。他看见汉姆希递一些钱给其中的一个球员，这家伙连打高尔夫球都被骗，到哪里都是输钱。科里若无其事地走到他们跟前。
“查尔斯，”他用拉斯维加斯好客的主人身份愉快地和他打招呼，“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他伸出手来和汉姆希握了握。
科里从汉姆希脸上那狐疑的表情看出他认出了自己的样子，但是记不起来到底是谁和干什么的。科里告诉他：“我在桑那都大酒店工作，我叫科里——科里·克鲁斯。”
汉姆希的脸部表情迅速变化着，夹杂着害怕和气愤，然后又换成推销员的狞笑。科里仍然面带迷人的微笑，他拍拍汉姆希的肩膀说：“我们一直在惦念着你，已经好久不见你了。天啊，多么巧啊，想不到竟会在这儿碰到你！这简直像在赌大转盘的号码一样。”
打高尔夫球的伙伴们正在进入俱乐部，查尔斯也跟在他们后面。他是个大个子，比科里高大得多。他疾步走过去，科里也由他去，然后再在后面叫住他：“查尔斯，占你一分钟的时间，我来这里是想帮你的。”说这句话时，科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充满真诚，丝毫不带祈求的腔调。当然，也是柔中有刚。
查尔斯犹豫了一下，科里迅速走到他身边，说：“听着，做这件事你不必花一分钱，我还可以因此把你在拉斯维加斯赊欠筹码的债务挂起来。我只是要你的哥哥帮个小忙而已。”
查尔斯·汉姆希那张虚张声势的大脸一下子变得苍白，他摇了摇头说：“我不想让我哥哥知道我赊欠筹码的事，要是他知道了，准会气得发疯的。你不能够告诉他！”
科里和蔼地，几乎同情地说：“查尔斯，各赌场都等得不耐烦了，催债人也准备出场。你应该清楚他们是如何操作的，他们会到你工作的地点闹事，会在你可能去的场合大声叫喊，追讨你欠他们的钱；当你看见两个身高七英尺、体重三百磅的大汉来催促你还钱时，你的处境就更不妙了。”
“他们吓不倒我的哥哥！他很坚强，后台也很硬！”查尔斯·汉姆希顽固地说。
“那当然，”科里说，“我不是说如果你不愿意还钱他们也能逼你还，而是说你哥哥如果知道你欠债的事，并且把他也牵扯了进来，那事情可就闹大了。听着，安排你哥哥见我一面，我就向你保证停止催讨你欠桑那都筹码的债。你还可以继续到那儿去赌，我也还会像从前那样始终陪伴着你。当然你不能再签单赊欠筹码了，你得付现款。如果你赢了钱，你就还回一些你以前欠下的债。这笔交易不错吧？好不好？”说到这里，科里做了个像是表示歉意的手势。
他看见查尔斯淡蓝色的眼睛流露出感兴趣的神情。此君已整整一年没到过拉斯维加斯了，他一定非常怀念在那里的胡作非为。科里回忆起在拉斯维加斯时，这家伙从不要求别人陪他打高尔夫球，这就意味着他并不喜欢打高尔夫球。有许多堕落的赌徒喜欢早上在桑那都大酒店的大高尔夫球场打球，此君却是个无聊的懒汉。可是，现在他仍然在犹豫。
“反正你哥哥迟早会知道的，”科里说，“当然从我这儿得知总比从催债人那儿得知要强得多。你是了解我的，我永远都不会出格的。”
“帮什么样的小忙？”查尔斯问。
“小意思，他一听到我的建议就会同意干的。我向你发誓，他不会介意，而且很乐意帮这个忙。”科里轻描淡写地回答。
查尔斯无奈地微笑着说：“他不会乐意的！不过还是进俱乐部来再说吧，我们边喝边谈。”
一小时后，科里上路回纽约。他连哄带骗总算说服了查尔斯打电话给他哥哥，安排了他们的会见。作为交易，科里将帮助查尔斯结算他在拉斯维加斯所有赊欠筹码的债务，没有人再来催他还钱。下次他去拉斯维加斯还可以住最好的套间，并且一直都有人陪伴；而且作为奖励，科里将派一名从英国来的说纯正英国口音英语的、高挑个子双腿修长的金发女郎整个晚上陪伴他。她可是桑那都大酒店助兴演出中最美丽可爱的舞蹈演员，查尔斯一定会爱上她，而她也会爱上查尔斯。
他们最后达成了协议并做好了查尔斯在月底重游拉斯维加斯的安排。这时的查尔斯十分得意地认为自己正在品尝蜂蜜，而不是被人往喉咙里灌蓖麻油。
科里先回到派拉若酒店去梳洗并换衣服。他情愿步行到服装中心去，所以归还了轿车。他在房间里换上了一套他最好的名牌西装，里面是丝绸衬衣。还打了一条传统的棕色的编织的领带。衬衣的袖口都扣上钮扣。从查尔斯的描述中，他已经了解到许多有关埃里·汉姆希的情况，他不想给此人留下一个不好的第一印象。
在服装中心穿行，科里对这个城市的脏乱和街道上行人那痛苦憔悴的脸感到恶心。这里到处可见由黑人或那些因酗酒而脸部干裂发红的老年人推着的一种装有金属架子，上面挂满了色彩鲜艳的衣服的手推车，这些人像牧民赶畜牲那样推着车子满大街乱撞，既阻碍交通，又往往差点把行人碰倒。街道上那些被扔掉的报纸、吃剩的食物、空的饮料瓶子就像沙漠里的石块和衰草一样，随时会卡住手推车的轮子，而且弄脏了科里的鞋子和裤脚。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即使是露天的地方也憋闷得使人几乎不能呼吸。四周的建筑物看起来就像是冲向天空的恶性肿瘤，阴森恐怖。科里有一瞬间后悔自己出于对墨林的爱护而要来到这种鬼地方。他非常厌恶这座城市，甚至认为人们选择这种地方居住简直不可思议。这些无知的人还要责备拉斯维加斯，还要咒骂赌博，让他们见鬼去吧，起码赌博能使拉斯维加斯保持清洁。
汉姆希大楼的入口处似乎比其他地方整洁些，通往电梯的贴了白瓷片的走廊上面的那层污秽也似乎要薄一点。科里心里想：上帝啊，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作呕的地方！但是当他在六楼走出电梯时，立刻就改变了这个想法——虽然接待员和秘书的素质还达不到拉斯维加斯的水平，可是埃里·汉姆希的办公室套间的豪华气派却比他们那里的毫不逊色。
科里一眼就看出埃里·汉姆希的确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只见他身穿深色的丝织西装，雪白的衬衣上打着一条珍珠白的领带。在科里开口说话时，他那颗硕大的脑袋向前倾侧着，全神贯注地听，那双凹陷的眼睛似乎带有悲伤的神情，把此人那精力过剩而且并非善良之辈的真相深藏着。科里心想：可怜的墨林，竟然不得不和这种人打交道！
因为要和这种对手打交道，所以科里尽可能简要地说明来意，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科里知道和这种人讲客气是不必要的，只会浪费时间，于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是为了帮助两个人，一个是你的弟弟查尔斯，另一个是我的朋友墨林。请你相信我的话，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唯一目的。要我帮这两个人的忙，你就得帮个小忙。如果你拒绝，我谁也帮不上了。当然，即使你拒绝帮忙，我也不会做伤害任何人的事，一切都将照旧。”说到这里，他停顿了好一会儿，想让埃里·汉姆希有机会插话，但是这人只是挺着那水牛一般粗大的头专注地听着，就是不开口，那双忧郁的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
科里继续往下说：“你弟弟查尔斯在拉斯维加斯的桑那都大酒店欠下五万多美元的债，他还欠了其他酒店25万多美元。现在我就说清楚，我的酒店决不会逼他还赊欠筹码的债，因为他是个非常好的顾客，一个非常好的人，其他赌场可能就不会对他这么客气了。当然，如果你利用你的后台，他们也无法逼他还债，我知道你的后台很硬，但是这样一来，你就欠了你的后台的人情，而且最终你还人情债时所花的代价就比我要求帮的小忙要大得多。”
埃里·汉姆希叹了口气，然后用他那柔和而又有力的声音问道：“我弟弟是个好赌徒吗？”
“并不怎么样，”科里说，“但赌技如何其实没有多大差别，人人都会输钱的。”
汉姆希又叹了口气说：“他在生意上也不怎么样！我准备给他钱让他退出，这样我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他了。我必须解雇自己的亲弟弟。他现在除了嫖和赌，什么都不会干。他年轻时可是个了不起的推销员，可以说是最棒的，只是现在年纪大了，而且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我不知道我能否帮他的忙，但我是肯定不会帮他还赌债的。我没有赌的爱好，凭什么要我来为他的爱好还债？”
“我并没有要求你替他还债，”科里解释道，“我所能做的是：我们酒店准备把他在其他赌场的赊购筹码的表格全买下来，这样除非他来我们赌场赌并且赢了钱，否则他就不必偿还这笔债。当然，我们不再让他赊购筹码，我也会采取必要措施，不让其他赌场再让他赊购筹码，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就只能够用现金购买筹码来赌，也就不会输得太惨了。这是我们给他的特别优惠，就像我们容许人们赊购筹码是出于特别优惠一样，我可以承担起保护他的责任。”
汉姆希仍然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一边问：“但是我弟弟仍然会沉迷赌博？”
“你永远也劝阻不了他去赌的，”科里简单地回答道，“像他这样好赌的人多的是，但像你这样不好赌的人却很少。好赌是因为现实生活不再令他感到激动，也可以说他已经感到厌倦了，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埃里·汉姆希点点头，用他那水牛般的脑袋权衡了一会儿利弊，然后对科里说：“这对你来说可真是一桩不坏的交易。你自己刚才也说过，没有人能够追回我弟弟欠的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你也就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当我那愚蠢的弟弟怀揣几万美元去你的赌场时，就全被你赢了过去。这样看来，你又赚了，不是这样吗？”
科里小心翼翼地说：“还有另外一点：你弟弟还会由于签名赊欠筹码而欠下更多的钱，当他欠的钱达到一定数量，使得某些人值得去催讨或者值得下力气去催讨时，有谁能估计一个人会做出什么傻事来？请相信刚才告诉你的话：你弟弟是离不开拉斯维加斯的，赌瘾已经溶进了他的血液。像他这样的人会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跑到拉斯维加斯来，而且每年都要来几次。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赌博对他们的吸引力是你我都无法理解的。请记住，我得把他赊欠筹码的表格都买下来，这可是得花大价钱的。”其实当他说这话时，自己心中也没有底，还不知道如何才能说服郭鲁尼伏特接受这个建议，但如今他非这么说不可，至于能否兑现，那就待以后再去伤脑筋吧！
“你要我帮什么忙？”埃里终于用同样柔和而有力的声音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属于圣人的声音，似乎会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安宁，但如今这声音给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第一次对自己的这一招是否灵验感到担心。
科里说：“你的儿子保尔作证指控我的朋友墨林。你还记得墨林吗？你曾经许诺让他的余生都过上幸福的日子。”科里的声音渐渐强硬起来，他对这个人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感到不快。他知道，这个人的力量来自于他那积累了半生，已经富甲天下的财产；来自于他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能够从穷鬼变成富翁的诀窍；来自于虽然有一个愚蠢弟弟的拖累，仍然在人生的道路上成功拼搏的干劲。
埃里·汉姆希对科里这句挖苦他的话完全无动于衷，他甚至连微笑都没有，只是一味地听。
“你儿子的证词是唯一指控墨林的证据，不错，我也明白保尔是被吓坏了。”突然，科里看见那双一直在注视着他的黑眼睛危险地闪了一闪，这是因为被眼前的陌生人掌握了自己儿子的教名，并且熟悉和轻蔑地使用这个名字而感到恼怒。科里马上报以友善的微笑，说：“汉姆希先生，你有个好儿子，人人都知道他是被利诱和威胁才向联邦调查局做出这样的供词的。我向一些高明的律师请教过了，他们说他可以在大陪审厅放弃原来的证词，使陪审团不相信他以前的有关证词，这样做是不会得罪联邦调查局的。保尔甚至可以完全收回原来的证词。”他再次研究对面的那张大脸，仍然什么都看不出来，他又往下说：“我相信你儿子不必服现役，也不会受到指控。我也知道你已经为他安排妥当，他不须履行他的军人职责。他百分之百没问题，不会受此事牵连。我认为你已做到万无一失，如果他肯帮这个忙，我向你保证，这种情况将保持不变！”
埃里·汉姆希现在换了另一种腔调说话，更强硬些了，不再柔和，倒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推锁员在兜售商品那样充满说服力：“我多么希望我能够那样做。那个名叫墨林的青年是个好小伙子，他帮了我，我将永远感激他。”科里注意到此人经常把“永远”挂在嘴边，并非是中途做出来的姿态。他曾向墨林许诺要使他的余生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又说他将永远感激墨林，一个该死的代理人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科里第二次感到愤怒——这个人竟然把墨林当成笨蛋那样耍了，但是他仍然装出笑容可掬的样子继续听这家伙说下去。
“我帮不上任何忙，”汉姆希说，“我不能让我儿子冒险。这样做我妻子不会原谅我的，他是她生命中的一切。我弟弟是个成年人了，谁能帮得了他？又有谁能引导他，使他改邪归正？但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儿子，他是我的命根子！这件事以后，请相信我，我会为墨林先生帮任何忙的。10年、20年、30年以后，我都永远不会忘记他。当这件事了结后，你可以请我帮任何忙。”汉姆希先生站起身来，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他那魁梧身体微曲着，脸上带着感激与焦虑的表情说：“我希望我儿子有你这样的朋友。”
科里冲着他一笑，边和他握手边说：“我不认识你的儿子，不过你的弟弟是我的朋友，他月底会到拉斯维加斯来看我，别担心，我会好好照顾他的，绝对不会让他惹麻烦。”他看到埃里·汉姆希脸上迷惑不解的表情，干脆趁机发挥，多说几句。
“既然你帮不了我，我就必须为墨林请一位好律师。也许地区律师以前告诉过你：墨林会认罪和获得缓刑，一切都将顺利结束，特别是你的儿子不但免于出庭作证，而且永远也不必回到部队去服役，你一定也相信了这种可能性。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墨林将不认罪！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法庭上的审判，你的儿子就不得不在公开法庭抛头露面，而且你儿子必须提供证词，这就必然会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我知道你对此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报界就会穷追猛打，非查出你的儿子保尔人在伺处，现在从事何种工作不可。我不管谁答应过你什么，反正这样一来，你儿子必将不得不去服兵役，单是新闻界施加的巨大压力已够他受的了。除了这个，到那时，你和你的儿子都已树敌，用你的话来说就是：我会让你的余生都过上不幸的生活！”
当科里把这一利害挑明之后，埃里·汉姆希重新靠在椅子上盯着科里，他那张凹凸不平的胖脸上与其说是布满愤怒还不如说是忧郁中夹着悲哀，于是科里更进一步把话说明白：“你有你的后台，打电话给他们，听听他们的忠告，你也可以向他们打听我的情况，告诉他们，我是为桑那都大酒店的郭鲁尼伏特工作的科里·克鲁斯。如果他们同意你的意见，就打电话给郭鲁尼伏特吧，我是帮不上忙了，而你也从此欠了他们的人情。”
汉姆希靠在椅子上问：“你说如果我儿子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一切都会顺利？”
“这点我可以保证！”科里说。
“他就不必回到部队去？”汉姆希再问。
“这点我也可以保证，”科里强调，“像你一样，我在华盛顿也有许多朋友，而且有些事情上我的朋友能做到的，你的朋友却不一定做得了，何况在这件事上，他们恐怕不敢和你沾边！”
埃里·汉姆希送科里到办公室的门口时，对他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我要把你对我说的一切仔细考虑考虑，我会和你联系的。”
当科里走到了套间的门口，他们再次握手。科里说：“我住在派拉若大酒店。我明天早上就要飞回拉斯维加斯了，所以要是你今晚能给我打电话，我将不胜感激！”
但是打电话给他的却是查尔斯·汉姆希。查尔斯带着醉意十分高兴地说：“科里，你这个小杂种！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办法，反正我哥哥让我告诉你，一切都没问题，他完全同意照你的意思办。”
科里心中的一块石头当即落了地。他猜到埃里·汉姆希肯定打过好些电话去调查他，而郭鲁尼伏特一定在全力支持他，才会有如此理想的结果，他为此更对郭鲁尼伏特充满了感激和敬仰之情。他对查尔斯说：“那太好了！我们月底在拉斯维加斯见，你会玩得极痛快的！”
“我一定来！别忘了那个舞女！”查尔斯·汉姆希高兴地嚷道。
“忘不了！”科里笑道。
接完电话，科里穿戴整齐出去吃晚饭。在餐厅的走廊上，他用公用电话和墨林交谈：“一切都办妥了！只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你会没事的。”
墨林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很疏远，几乎是抽象的，没有像科里期待的那样充满感激之情。“多谢，”墨林说，“我们在拉斯维加斯见。”一说完他就挂上了电话。
第二十二章
科里·克鲁斯为我把一切都搞妥，使我不受法律制裁，但是爱国的弗兰克·埃尔克就惨了，他终于被审判和定罪，不但被解除现役职责，只保留平民职务，还要去监狱服一年有期徒刑。一周后，少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没生我的气，也没表示义愤，甚至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做到的，墨林，”他对我说，“你终于获得了无罪宣判，祝贺你！整个事件实际上都是个天大的笑话，他们应该做到的是把那些小子投入监狱才对。我衷心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始至终对此事毫不在乎，但是却接到命令来处理此事，并且要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现在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和你交谈，不是在施加压力，我劝你立即从政府行政部门辞职。”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一下子感到头晕眼花，本以为这回可以完全不受追究，竟想不到却是被砸了饭碗！我将如何生活下去？将如何养家糊口？我在长岛买的新房子过几个月就可以搬进去，但那些银行贷款将如何偿还？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摆出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问他：“大陪审团已宣布我是清白的，为什么我还必须辞职？”
少校一定看透了我的心思。佐顿和科里在拉斯维加斯时曾取笑过我。说不管我怎么装模作样，别人都可以一眼就看出我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这时的少校带着怜悯的表情对我说：“我这样说是为了你着想，你自己也想想看：发生了这种事以后，上面的头头会在整个军部大楼布下犯罪调查部的人马；联邦调查局的人将继续到处窥探；所有在预备役的小子还会设法利用你，让你和他们达成交易，万一不遂心愿，他们就会继续兴风作浪。但是，如果你辞职了，一切都会很快地随风而去，调查人员也会由于失去目标，无事可做而随即冷却下来并很快撤走。”
我原打算再问问其他收受贿赂的民职人员怎么办的问题，还没等我开口，少校就抢先说：“据我所知，和你情况相似的参谋及单位行政人员中，起码有十个准备辞职，还有人已经辞过了。请相信我，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你将会渡过难关。其实你在现在的岗位上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在你这个年龄本该谋份更好的职业。”
我点点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在生活中一直没有取得多少成就，虽然我出版过一本小说，但我每周只在民政部门挣100美元，如果不是每月为杂志社写稿有300—400美元的报酬，还不知如何维持生活呢！现在既然非法金矿已经关闭，这个岗位就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
“好吧，”我说，“我将写份辞职报告并在两周后离去。”
少校先点头后摇头说：“你还有带薪的病假设用，在两周内把它用完并找份新的工作。这里的事我会为你安排好的，你每周只要来几次处理一些文件就行了。”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写了份辞职报告。事情也许不像原来估计的那么糟糕，起码我有20天的带薪假期，这里已约有400美元，我还可以领取大约1500美元的政府养老基金，虽然这么一来就意味着我得丧失在年满65岁后可以每月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但那已是30多年以后的事了，也许我还活不到这个岁数呢！这样算起来总共约有2000美元左右，再加上存放在科里那儿的受贿款三万多美元……突然，我有一种恐惧感——万一科里背信弃义，拒绝把钱还给我，那该怎么办？我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只能哑巴吃黄连了。虽说我们是好朋友，而且他这次保护了我，使我绝路逢生，但是我对他仍不敢存有幻想，他毕竟是拉斯维加斯的一名骗子，假如他认为因为帮了我的大忙，这些钱就应归他所有，那怎么办？我是不能提出异议的，我本来也得花钱买自由，上帝啊，我该付出这个代价！
更令我忧心忡忡的事是我不得不告诉维丽我失业的事，而且还要向她父亲解释我为什么会失业，那老头子就必然会到处打听，直到知道真相为止。
当天晚上我没有把事情告诉维丽。第二天，我没去上班，而是到杂志社去见埃迪·兰舍。我把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却坐在那里又是摇头又是大笑。当我说完时，他不无惊奇地说：“你知道吗？我总是遇到令我吃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最直率的人莫过于你哥哥阿迪，其次就是你了。”
我之所以把有关收受贿赂使我变成了半个愚蠢的罪犯的事告诉埃迪·兰舍，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理负担少一些。这几年来，广大读者不接受我的小说，单调乏味的生活以及基本失败的人生造成我忧郁孤独的内心世界，现在把这些心中的苦水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也算是一种摆脱吧。
兰舍一直面带笑容地望着我，听我诉完后，他说：“以前我一直以为你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神经质的一个——你的婚姻美满，有儿有女，生活安定，收入固定，现在正在写第二本小说，你究竟还想要些什么呢？”
“工作！”我告诉他。埃迪·兰舍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这个要求。说来也奇怪，我向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竟然毫不难为情。
他对我说：“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我大概再过六个月就要离开这个岗位了，他们会派另一个编辑来接替我，我将向我的接班人推荐你，他曾欠我一个人情。我会让他给你足够的自由写作任务，你就能有足够的开支了。”
“那太好了！”我高兴地说。
埃迪轻快地说：“我在离任前会给你一大堆写作任务，诸如冒险故事、爱情故事以及我经常写的书评等，怎么样？”
“好啊！”我快活得差点要跳起来，又随口问：“你估计何时能把你那本小说写完？”
“再过几个月吧，”兰舍说，“你的呢？”
我最怕别人问这个问题了，因为至今我仍然是仅仅写了个提纲。我本打算把关于亚利桑那州那件家喻户晓的刑事案件改编成一部小说，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我把提纲寄给出版商，他们都不同意预支稿酬给我，说是这种小说不可能赚钱，因为它牵涉到一个被绑架的小孩最终被杀害的惨案，人们不会同情小说的主人公——那个绑架者的。我打算写的另一部小说《罪恶与惩罚》也把出版商给吓跑了。
“我还在写呢，”我说，“还要写很长一段时问。”
兰舍同情地微笑着说：“你是个好作家，别担心，你总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的。”
我们长时间地谈论着写作和书本，两人都觉得自己比那些畅销书单上的大多数著名小说家还强，只不过命运的天平倾向于他们，让他们名利双收罢了。我离开兰舍时，已经对前途信心十足。兰舍总是鼓励我，他是我今生遇到的少数几个乐意鼓励我的人中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容易与人相处，又很机智和有才华的人。他夸奖我有才能的话使我振奋起来。
就这样，一切事情都随着我离开民政部而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我现在成了专职作家，能过上诚实的生活了。我不但免去受牢狱之苦，而且再过几个月就能搬进我有生以来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新房子。看来以前犯点小罪反而有好的报答呢！
两个月以后，我搬进了刚建好的在长岛的新家。孩子们都有了各自的卧室，我们还共有三间浴室和一个专门的洗衣房，这样我就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在泡浴缸的时候，头部总是被刚洗好的衣服淌下的水滴所困扰了，也不必等孩子们都洗完了才轮到我洗。我还有一个充满繁文缛节的豪华的私人小天地——一间可以供我写作的书房。我们的新家还附有一个有花有草有树的小花园。有了这座我梦寐以求的香格里拉，我到底能够和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了。总之，这些许多同龄人早就拥有的东西，现在我也终于拥有了！
更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的家人安全了——我们总算离开了那些贫困和绝望的邻居。他们永远不可能赶上我们，他们的悲剧不再能威胁我们并造成我们的不幸，我的孩子们永远不会成为孤儿！
有一天，我悠闲地坐在新家的走廊里，观赏后院的风光，忽然意识到：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将来的幸福怎么都不可能超过现在。这个想法使我感到有点不愉快，如果我是个艺术家，为什么就仅仅满足于一个我所爱的妻子，几个可爱的孩子和一栋廉价的郊区房子这样的小康生活？当然，我不能和法国画家高更比，但是，也许正是安于现状使我写不出作品来？我心里极其痛苦地涌出一种对维丽反感的情绪，上帝啊，是她把我牢牢地拴住了！
除了这个想法使我感到不满足，其他一切都很顺利。对子女心满意足是人之常情，他们的确聪明伶俐招人喜爱。在我儿子五岁时，有一次，我带他在街上散步，有只猫从地窖里跳出来，跑得很快，简直像在我们面前飞行一般。我儿子稚气十足地问我：“那是只胆小鬼吗？”回家后，我把此事讲给维丽听，她兴致勃勃地把它写了下来，要寄给一家专门为精彩小故事付稿费的杂志社。我的反应与她不同，我想也许他的小朋友曾这样笑骂过他，而他对这句话根本不理解，反而没感到是受了奚落。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我儿子所接触语言的奥秘和经历，我羡慕他的童真，也羡慕他有父母可以交谈，同时他的父母还会为他的才能大惊小怪。
记得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全家人在第五大街散步时，维丽在欣赏商店橱窗里那些她永远也买不起的衣服。有个只有三英尺高的衣着考究的妇女向我们走来，只见她穿着雪白的有皱边的衬衣，外边套了件麂皮背心，下穿一条深色的苏格兰粗呢裙子。我女儿拉一拉维丽的外衣，指着那个侏儒妇女问：“妈妈，那是什么？”维丽感到既惊恐又不好意思，她对伤害别人感情的事一向反应过敏。她赶紧叫女儿不要作声，直到那个妇女走远为止，然后才详细地向女儿解释说那妇女永远不可能再长高了。女儿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于是又问道：“你是说她不会长大，那就是说她也像你一样是个小老太婆？”维丽尴尬地冲着我笑一笑，回答她：“是的，宝贝。别再想这件事了，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在家里，我给临睡前的孩子们讲故事，女儿似乎在沉思，没听故事。我问她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爸爸，我究竟是个小女孩呢，还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老太婆？”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有无数类似的有关他们孩子的故事，因为这些事天天都在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发生。然而我仍然禁不住陶醉在和儿女们一块儿分享生活的乐趣中，这些欢乐丰富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编织而成的。
再说一个关于女儿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不断地淘气，一会儿把食物扔到哥哥身上，一会儿又故意倒翻饮料，接着还把船形调味瓶撞倒，弄得维丽怒不可遏，终于忍无可忍地对她吼叫：“你再多干一件坏事，我就宰了你！”这当然是个夸张的威胁，但是女儿非常认真地盯着她并且小心翼翼地问：“你有枪吗？”
这可真够滑稽的，她居然以为除非她妈妈有枪，否则就杀不了她。小家伙对战争、伤风败俗的强奸犯和猥亵犯、交通事故、殴打、癌症、中毒、被人从窗口扔出去等等，均一无所知。我和维丽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维丽爱怜地对她说：“我当然没枪啦，别傻了。”听了这几句话，女儿脸上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而维丽从此以后也没再说这类的气话了。
维丽有时也让我吃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变得越来越富于宗教色彩，也越来越保守了，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梦想当作家的玩世不恭的格林威治的女孩子了。住在城里的公屋区时，是不准养宠物的，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喜爱动物，现在我们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她就买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尽管儿子和女儿在草地上玩小狗小猫时的情景动人，我仍然感到有点不高兴，我不喜欢家养的猫和狗，那是因为它们都是孤儿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宠物。
我对维丽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夫妻和谐的难能可贵。她是一个作家的贤妻及其儿女的良母，当遇到孩子们跌伤需要缝针，伤风需要吃药之类的事时，她从不惊动我，也不叫我帮忙。说到家务活，我最没耐心干了，而她任劳任怨，把通常是男人干的那些粗重的家务活也全包了。她父母家离我们只有30分钟的车程，她经常在晚上和周末开车带孩子们到那里去，她甚至不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同前往，因为她知道我不喜欢这样的拜访，了解我情愿利用独处的时间写作。
不知道为什么她晚上经常做噩梦，也许是和她那充满天主教教规的童年有关。晚上，她即使是在熟睡的时候，也会绝望地轻声叫喊与哭泣。每当这种时刻，我不得不叫醒她。有天晚上，她在梦中极度惊恐，我把她紧紧搂在怀中，问她梦见什么，有何不妥？她在我耳边柔声地说：“千万别告诉我关于我即将死亡的事。”
这件事对我的惊吓非同小可。我的直觉告诉我，她一定是去看过医生并得到了不幸的消息，但是第二天早上我追问此事时，她竟然忘得一干二净。我又问她是否去看过医生，她反而笑我婆婆妈妈，还若无其事地解释道：“这和童年所受的宗教教育有关，也许是我害怕下地狱的缘故。”
我为杂志社当自由撰稿人已有两年了。看着孩子们成长，婚姻美满得使我几乎要自寻烦恼。维丽经常回娘家，而我则把自己关在地下室的小书房里写作，因而我们之间相处的时间并不很多。
我一边在写作，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一边在为杂志社写稿，每周至少三篇。我写那些有关绑架和谋杀的小说是为了消遣和名誉，而给杂志社写稿则是为了挣钱养家。我估计得再过三年才能把小说写完，但我一点都不在乎。每当感到寂寞时，我就把越堆越高的手稿拿出来通读一遍。看到孩子们一天天健康成长，看到维丽越来越知足常乐，怕死的念头也越来越少，我感到无比欣慰。谁都说好景不长，我认为好景之所以不长是因为你不想它长，如果样样事情都完美无缺时，你就会去自找麻烦。
住在郊区的房子里也已经两年了，每天写作十个小时并阅读自己拥有的杂志、报刊和书籍；每月去看一次电影，日子过得非常有规律。有一天，埃迪·兰舍打电话约我去市区吃晚饭，我高兴极了，这可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去看纽约市区的夜景。这两年里，我每次去市区跟杂志社的编辑讨论约稿事宜，都是在白天完成的，而且我总是开车赶回家吃晚饭。这一方面是因为维丽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厨师，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不想错过晚上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欢乐，再有就是晚上可以在清静的小书房里写作。
这一次是因为埃迪·兰舍刚从好莱坞回来，他向我打包票会有重要消息告诉我，还有美食等着我去分享。像往常一样，他问我小说进展如何。他总是以慧眼识英雄的态度待我，始终以为我会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巾少有的、不带任何私心地真诚待我的一位。他有些地方很有趣，令我非常羡慕，他还让我回忆起维丽在新学校学习写作时的情景。她那股劲头当时充斥在她的写作和日常生活中，即使是现在她每隔一段时间也会表现一下。我在电话里告诉埃迪我正好第二天要到杂志社去谈约稿的事，谈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共进晚餐。
那天晚上，他领我到一家叫珍珠的饭店去。我真是孤陋寡闻，竟然从未听说过纽约有这么一家著名的中国餐厅，这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中国菜。我把新鲜感告诉埃迪，他觉得不可思议，也因此详尽地给我介绍了中国菜的各种珍馐佳肴，还指出哪些是名牌菜并把“招财饼”上那些汉字的意思解释给我听。看到我想吃招财饼，他赶紧阻止我说：“哦，你千万别吃这些饼，如果吃了就太没品味了。看来今晚你最大的收获要算学会不应该在中国餐厅吃招财饼。”
两个朋友之间有这么一个日常生活的小插曲已够逗的了，数月后，我在《绅士》杂志上看到他利用这件趣事写成的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既开自己的玩笑，又开我的玩笑，把这件事叙述成一个精彩感人的故事。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对他的了解更深了，原来他是把幽默感隐藏在自己那寂寞的、与周围的人疏远的外表下面。从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得知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把我描写成一个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心中有奋斗目标的人。这篇文章让我久久兴奋不已。
不过，他说我那天晚上最大的收获是不吃招财饼，这可就说错了，因为晚饭后他说服我出席纽约文学界的派对，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伟大的奥萨诺。
我是在晚餐的最后阶段被他说服的。当时正边吃甜品、喝咖啡，边闲聊。我在埃迪的建议下要了巧克力冰淇淋，他告诉我这是配中餐吃的唯一甜品，还一再忠告我别吃招财饼。然后他即兴邀请我和他一起出席那个派对。我不想去，因为回长岛得开一个半小时的车，而且我宁可赶回家，也许可以在上床前再写上一个小时左右。
“还是和我一起去吧，”埃迪说，“你不能老是当一个溺爱妻子、儿女的隐士，抽出一个晚上来，在那里可以痛饮和畅谈，还会碰上一些漂亮的女士，也可以和一些重要人物接触。如果你认识某个评论家，以后他碍于情面，也就不可能把你的作品批得一无是处。如果某个出版商在派对上见过你，认为你是个好人，你的作品在他的心目中就能成为好作品。”埃迪知道我还没为自己的新书找到出版商，我第一本小说的出版商永远也不愿意再次见到我，因为他只卖出了2000本，而且以后都没有希望再出普及本。
在他的游说下，我出席了那个派对，见到了奥萨诺。在派对上，奥萨诺一直没有提起过他还记得和我的那次会见，我也只字没提，可是一周后，却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信，问我是否愿意去见他并和他共进午餐，谈谈他为我安排的一份工作。
第二十三章
我接受奥萨诺为我安排的工作是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首先是这工作本身很有意思，也很光荣：自从几年前奥萨诺被任命为这本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补充刊物的首席编辑以来，他就和手下的工作人员关系紧张，所以我将是他的助理，薪水可观而且不影响我写小说。再有就是我呆在家里太久太安逸了，成了一名资产阶级的隐士。虽然我很幸福，但是这种幸福的生活过久了也很乏味，我心底里渴望着刺激与冒险。
我依稀还记得自己曾经躲到拉斯维加斯去，把寂寞与绝望的情绪统统留在那里之后轻松地回来。如今，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回忆不愉快的往事，是否有点疯狂？而且如此身在福中不知福，又是否正常？
我接受这份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奥萨诺这个人。他当然是全国最著名的作家，出版的一连串小说都非常成功，受到普遍的赞扬，同时他又因为和法律发生冲突以及对社会采取革命态度而臭名昭著，再加上他的桃色新闻就更是名声狼藉了。总之，他似乎和任何人、任何事都过不去。尽管如此，在兰舍带我去出席并见到他的那个派对上，他却风度翩翩，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出席这个派对的人都是文学界的精英，消沉和懒惰者是不可能赢得这些人的好感的。
我得承认确实被奥萨诺的魅力所吸引。在派对上，他和他的密友——一位极有权威的文学评论家，又是他作品的支持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位评论家一向以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著称，他认为非小说类的作家也有许多是在创作艺术，同时，一些评论家本身就是艺术家。奥萨诺一只手拿稳酒杯，另一只手做出准备挥拳的样子，义愤填膺地痛斥道：“你竟敢靠欺诈真正的艺术家维生，还厚颜无耻地说自己是艺术家？你其实连什么是艺术家都不知道！艺术家从来不依靠任何东西，全靠自己创作，你懂不懂这些？你这个笨蛋！艺术家像一只辛勤的蜘蛛，每条蛛丝都是从自己的身体里抽出来的，而你们这些鸟人手拿扫帚，把他们千辛万苦吐出来的丝毫不留情地一扫而光！你们只会挥舞扫帚，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东西，一辈子就只会干这些伤天害理的好事！”他的朋友感到愕然，因为他刚刚赞扬过奥萨诺的非小说类作品是艺术作品。
奥萨诺说完后走到一组准备巴结他的妇女中问。她们里面有两个女权主义者。他和她们在一起不到两分钟，这个组就成了全场注意的焦点——当他带着轻蔑的神情听一位妇女说话时，那双不安分的绿眼睛闪烁得像猫眼，这使她终于忍不住向他疯狂地诅咒，然而他却不屑一顾地耸耸肩。
我在四处随意漫步，听精英们高谈阔论。我发现奥萨诺的大部分议论都是废话。我和他最大的分歧是有关写作的，我讨厌文艺评论，尽管也看过很多评论文章和购买各种各样的评论报章和杂志。
而当一位艺术家又有什么了不起？既不见得敏锐过人，又不一定充满智慧，也许既没有痛苦，也没有狂喜，说的全是连篇废话。
事实上，他们就像一个以打劫保险柜为目的的人却在干些无关痛痒的事——拨了号码盘后只去听里面那个门栓进入位置的声音，至于保险柜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却根本不当一回事，直到若干年后，保险柜的门也许会自动打开，于是这个打劫的人就兴致盎然地开始验明该保险柜的类型。
至于写说长道短、讨价还价的评论则是件苦差使，总是弄得晚上睡不安宁，而且对他人，对外面的世界都失去了信心，渐渐变成了一个胆小鬼，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逃避责任的人。这种对感情生活的逃避，却偏偏是件无可奈何的唯一能做的事，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对自己的那些为廉价的通俗杂志和书评写的劳什子文章感到沾沾自喜，这成了我的一技之长，也标志着我已经不仅仅是个一钱不值的艺术家。
奥萨诺永远不会明白这种事，就好像几年后他依然不明白好莱坞的作品一样。他一向致力于当一名艺术家，也发表过一些接近艺术的“艺术作品”，却对电影作品莫名其妙。其实电影是门新兴的事业，它像一个还不会坐马桶的婴儿，你不能责备它把屎尿撒到了别人身上。
有个妇女大声地问：“奥萨诺，你和女人的风流事打破了纪录，你能否公开你成功的秘诀？”
包括奥萨诺在内，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我对他的敬仰程度又增加了几分——一个有五位前妻的人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奥萨诺说：“在她们搬进来和我一起生活之前，我就对她们说得一清二楚，必须按照我的生活方式过日子，绝对不能按照她们的方式过。那时她们明白自己的地位，所以表示接受我的条件。我总是对她们说，如果她们不再满意我的安排，就可以搬出去，不必争论，不必解释，不必谈判，反正一走了之。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她们总是在搬进来之前信誓旦旦，表示绝对同意，搬进来以后却又千方百计地破坏规矩，老是想有起码百分之十的比例按照她们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当遭到拒绝时，她们就开始拼命抗争。”
“多美妙的条件，”另一名妇女嘲弄道，“作为回报，她们得到了什么？”
奥萨诺一脸正经地朝周围望了望，然后答道：“公平的造爱。”一些妇女马上发出了不满的嘘声。
我决定为他工作后，首先在家里看完了他的全部作品。他的早期作品的确一流，带有深刻而又简明的情景，活像蚀版画。几部小说联系起来看，可以由人物和故事情节串联起来，有好些想法可以说对社会是行之有效的。他后来的作品更趋向博大深沉，至于那些抒情文则属于夸张型，仿佛是一个大人物在唱咏叹调。他的小说招来各种各样的褒贬，为评论家提供了许多材料去评价、解释、讨论、攻击、赞美……我认为他最近出版的三本书都是糟糕透顶的，然而大多数评论家却持不同意见。
我开始了新生活，每天开车到纽约上班，时间是从早上11点开始直到日落。
书评社还包括出版一些发表书评的报纸。社里的各个办公室都很宽敞，里面的工作十分紧张，节奏快捷，非常忙碌。如果仅仅从出版字数来看是无法得出公平答案的，因为我们出书评的速度只为每周60篇，但是每月运到这里的书数以千计。对这些送来的书起码都得浏览一下大意，这种工作量恐怕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正了解个中滋味。奥萨诺在工作上对每一个书评社的成员都非常和气，他老是问我那本小说的进展情况，还主动提出在出版前先帮我看一遍，并为我提一点编辑的建议，我却由于自尊心太强而不愿意给他看。尽管他名声显赫而我默默无闻，但在小说方面，我自认为比他强。
奥萨诺在晚上长时间阅读送来评论的书和写出相应书评后，就会从书桌里拿出威士忌来，一边就着瓶子喝，一边长篇大论地给我上文学课，或者就是谈一些关于作家的生平、出版商的秘闻。女人经之类他当时想得起来的话题。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一直在从事他的重头小说的创作，就是他那本自诩为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他已经预支了巨额稿酬，出版商也已经等得发慌，经常催促他。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奥萨诺相当光火，他说：“那家伙要我去阅读古典小说来获取灵感，这些无知的笨蛋！你试过重读古典小说吗？上帝啊，像哈代、托尔斯泰和高尔斯华绥这些老淫棍那样写作？他们要写足40页才放出一个屁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样干吗？他们是在故弄玄虚，玩弄欺骗读者的伎俩。当时没有电台、电视、电影，旅行又不方便，除非你不怕颠簸，坐那种把人的屁眼都震出囊肿来的驿道马车。在当时的英国，你甚至很难出去寻花问柳，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法国作家才循规蹈矩些。法国佬生性风流浪漫，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那么愚蠢。现在我问你：当一个人拥有海滩别墅，又有汽车、电视，他为什么还要去看蒲鲁斯特的作品？”
我从来没有机会阅读过蒲鲁斯特的小说，所以只能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其他人的作品我全看过，实在不明白海滩别墅、汽车、电视怎么取代得了这些伟大的杰作？
奥萨诺继续说道“人人都说《安娜·卡列宁娜》是部杰作，其实是堆废话连篇的垃圾。它描写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物向妇女屈尊。作者根本没有提及那位妇女的感受和想法，只是为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时间和地点等常规观念，然后就花了300页的笔墨来描写如何管理一个俄国农场。他自己呆在那里就以为人人都会去热爱那个鬼地方似的。又有谁会去关心那个笨蛋佛朗斯基及其灵魂？上帝啊，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作者更糟，到底是俄国人呢还是英国人？那该杀的狄更斯和脱洛勒普，什么屁都没有竟也敢写上500页，居然还毫不在乎，他们都是在用种花草之余的时间写作的。法国人写的作品就短得多了，但那个巴尔扎克同样叫人受不了，我不欣赏他！我就是不赞成今天竟然还有人主张看他的作品！”
他喝了一口威士忌酒，叹了一口气说：“他们谁都不会使用语言，除了福录贝尔都不会使用语言，而福录贝尔也不那么伟大。其实美国人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那个鸟人德莱塞甚至连词义都未搞清楚，他是个文盲！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是个土著居民，整整写了900页无聊的废话。这些鸟人要是生活在今天，谁都无法出书，即使出了，文艺评论家也会宰了他们，孩子啊，他们是在那个时代出书的，当时没有竞争！”他停顿了一会儿，不安地叹着气，又继续对我说：“墨林，好孩子，像我们这样的作家正在消亡。设法另外找个职业，到电视电影部门去混混也比现在强，比现在的工作容易做得多。”他感到累了，就躺到特置在办公室用来午休的睡椅上。
我设法使他振作起来，于是建议道：“为《绅士》杂志写篇反映这种观念的文章会妙不可言，先列出六部左右的古典小说，然后逐一扼杀它们，就像你那篇抨击现代小说家的文章那样。”
奥萨诺开怀大笑：“上帝啊，那太有趣了。那篇文章我只不过是闹着玩的，把它当作权力游戏，有意激怒大家，使我有更多的资本，想不到这一招还真灵，令我变得更强大，而他们却显得更弱小了。这就是文字游戏，只有那些可怜虫才一点都不懂，他们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混日子，竟然还心满意足。”
“如此看来，这篇檄文并不难写，”我说，“不过那些教授、搞文艺批评的学者可就要对你火冒三丈了。”
奥萨诺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干脆从睡椅上爬起来，走到书桌前，问我：“你最讨厌哪部古典小说？”
“《赛勒斯·马纳》，”我说，“人们还在学校教这本书。”
“老乔治·艾略特，”奥萨诺说，“学校的教师们热爱她，好吧，这算一本。我最讨厌《安娜·卡列宁娜》，托尔斯泰比艾略特强些，今天谁也不会再崇拜艾略特了，但是当我攻击托尔斯泰的时候，那些教授准会跳出来大喊大叫的。”
“狄更斯呢？”我问。
“一定得包括他！但不包括《大卫·科波菲尔》，我得承认我很喜欢那本书。狄更斯真是个有趣的人物，既可以被归为风流才子的类型，也属于那种伪君子之类，他写了许多胡编乱造的废话，多得很！”
我和他开始列一张清单，我们算是够意思，没有把福录贝尔和简·奥斯汀带上。当我提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时，奥萨诺高兴地拍拍我的背，大声叫道：“那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我会把它变成德国汉堡包的！”
最后我们列出了一张清单：
《赛勒斯·马纳》
《安娜·卡列宁娜》
《少年维特之烦恼》
《当姆比和儿子》
《粉红色的信件》
《吉姆老爷》
《么比·迪克》
蒲鲁斯特（一切作品）
哈代（任何作品）
“还得列出一本来凑个整数十。”奥萨诺沉吟道。
“莎士比亚。”我提议。
奥萨诺摇摇头说：“我还是喜爱莎士比亚的，他的创作本身就充满讽刺性。他为钱写作，写得很快，其实他是一个无知的小人，但是没有人能够攻击他，他也根本不在乎自己写的作品是否真实，只要美和感人就行了，对他那句‘当爱情发觉它已改变时，爱情就不再是爱情了’，你有何看法？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来，但是他太伟大了，虽然我一直都讨厌那个伪君子么多夫和那个低能的奥赛罗。”
“你还需要一个来凑数。”我提醒他。
“可不是，”奥萨诺得意地笑着说，“让我们看看还有谁。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要这个人。他那本《克拉玛索夫兄弟》怎么样？”
“我祝你走运！”我说。
但是奥萨诺马上又若有所思地说：“纳伯科夫已经议论过他不行了。”
“我也祝他走运！”我泄气道。
结果我们怎么都列不出第十个来，奥萨诺最后决定只列九个算了，说是跟平常总喜欢凑够十的习惯有些不同或许更妙。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凑够十。
他当晚就把文章写好了，两个月后发表在杂志上。在这篇文章里，他非常慷慨激昂地咒骂这九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文中还悄悄地暗示：他正在创作中的伟大的小说就不会有这些经典作品中的毛病，因而将会取代它们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这篇文章招来了愤怒的声讨浪潮，全国都有攻击他以及侮辱他正在写的小说的文章，这正中了他的下怀。奥萨诺真不愧是一个第一流的骗子，科里一定会为他感到自豪的。我做好笔记，一定要让他们两个见上一面。
过了六个月，我成了奥萨诺最得力的助手。我热爱自己的工作，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做好读书笔记后提供给奥萨诺，以便他掌握第一手资料来适当安排我们雇佣的自由撰稿人写书评。我们的办公室成了书的海洋，桌、椅、地板上都堆满了书，来往的人在书中穿行就像淹没在书的汪洋中。钻在书堆里的编辑们简直就像吞食动物尸体的蚂蚁或蛆虫那么密密麻麻。我一向热爱和尊敬书籍，如今我总算理解一些知识分子、书评家和文艺批评家蔑视书的心理了，就他们而言，和书的关系就像英雄对待男仆那样。
我最喜欢工作中的阅读任务，特别是阅读小说和传记。我看不懂有关科技及哲学的书，还有那些博学的评论，奥萨诺就把这类书全给了特别安排的助手，他本人则自告奋勇承担了专门评论那些重量级文艺批评家所写之书的任务。通常情况下他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当他们打电话或者写信来抗议时，他就告诉他们，他“判的是球，而不是球员”，这样的回答往往使他们更光火也更无可奈何。好在他心里还想着要得到诺贝尔奖，因而对某些批评家还能够保持客气，经常安排许多版面来刊登他们的文章和连载他们的小说。当然了，这样的例外很少出现。另外，他特别讨厌英国小说家和法国的哲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得出他早已厌倦了这份工作，而且在千方百计地偷懒。
他还厚颜无耻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私欲。例如，出版商的公关小姐们很快就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如果她们手中有本“好书”需要评论，只需请他出去吃顿饭和好好恭维他一番就行了。如果小姐们年轻貌美，他就会跟她们打情骂俏并暗示他愿意用版面来和她们的肉体做交易。他这种寡廉鲜耻的德性使我非常震惊，我原以为这种事情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真没想到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他对那些想获得写评论机会的自由撰稿人也采取相同的伎俩。他拥有很大的预算权，我们可以为许多评论支付佣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动用过这笔钱，就因为他总是保留着手中的这张王牌，如果她们愿意走到那一步，他就满足她们的要求。当我开始在他那儿上班的时候，他已有一大群女朋友，她们用自己的肉体换取进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文艺批评社的特权。这骇人听闻的丑陋现象和评论界里那深邃的学术、高尚的道德准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倒是挺喜欢欣赏这种离奇的格调的。
有时为了赶稿以便在最后的期限前交出，我经常和他留在办公室里干到深夜，然后我们便一起出去吃夜宵。酒足饭饱之后，他就去寻花问柳。他老想把我也带上，我总是拒绝他，告诉他我的婚姻美满，这一理由居然成了他经常用来开玩笑的材料。“你还没有对妻子感到厌倦？”他每次都这样问我，就像科里问的一样。我从不做回答，也不搭理他，因为这不关他的事。他便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这真是世界第十大奇迹，结婚100年了仍眷恋着和妻子造爱！”有时，我会不高兴地瞪着他，他就引用某位我从来没有拜读过大作的作家的话来解嘲：“不必当坏人，时间是敌人。”他最喜欢这句话，经常引用它。
由于在这里上班，我培养了自己对文艺界的爱好，我甚至幻想着自己已经是文艺界的一分子。我原以为这个地方很清高，不会为金钱而吵架或讨价还价，因为这里的人们既然能在作品中塑造出大家热爱的主人公，那么就应该和这些主人公一样高尚，然而如今我发现这些作者和常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更疯狂一点。
原来奥萨诺也讨厌这些人，他还在这方面给我上课：“唯一特别的人物就是长篇小说家。他们不像短篇小说作者和影视剧作者、诗人、舞台剧作家以及那些轻量级的文艺记者——这些人全是衣着花哨的瘦子，没有一个是有分量的，而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工作中，作者应该是重量级的。”讲完这一看法后，他沉思良久，然后在一张纸条上做了记录，我知道在下星期天的评论上就将有一篇有关重量级问题的论文了。
有时他会因为评论中的文章质量低下而大发雷霆，他把评论刊物发行量下降的原因归罪于这一重要职业中存在的沉闷现象，埋怨道：“是的，那些混蛋很聪明能干，但是他们却即使有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可说，也写不出一句像样的句子来！他们的文章就像口吃的人说话那样结结巴巴，当你费劲地琢磨这些从咬紧的牙关中蹦出来的每个字是什么意思时，他们反而要打断你的脚。”
每周，奥萨诺都在第二页发表他的论文。他的文笔精彩，笔锋敏锐，倾向于尽可能多树敌的做法。有一个星期，他发表了一篇赞成死刑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在任何一次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的投票者都赞成死刑，只有像评论读者一样看待公众的那些所谓精英阶级，才设法在美国把死刑搞到停滞的地步。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就是为罪犯和穷人提供许可证，让他们对中产阶级偷窃、攻击、入屋打劫、强奸和谋杀。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下层阶级走上革命道路而有意为他们提供一条出路，因为政府中的高层人物评估过这种局面毕竟比革命造成的代价低。他指出精英们住在安全的环境中，他们的孩子上私立学校，还要雇佣私人保镖，所以不会受到那些被误导了的无产阶级造反时产生的伤害。他又嘲讽那些自由主义者，因为这些人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政府处死公民的做法会对整体的人道主义造成野蛮的后果，而他觉得人类只不过是动物而已，当其中的某些人犯了杀人罪时，也应该像印度的野象杀人之后被处死一样。他断言，其实被处死的大象可以升天，比起那些因为受不了海洛因的折磨而杀人的罪犯更有尊严，现在这些杀人犯反而舒舒服服地在牢里住上几年后又出去杀害更多的中产阶级，这是何等的不公平！当论述死刑是否有阻吓作用时，他讲到英国公民是世界上最守法的公民，英国警察值勤时都不用带枪，他把这一成就归功于19世纪时英国人曾处死一个偷手帕的九岁小孩，然后他又承认这种严厉的措施虽然消灭了犯罪和保护了人民财产，最终却导致了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变成了强硬的政治动物，在英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文章的结尾，他为美国的统治者喝彩，说他们实在聪明睿智，竟然能高瞻远瞩到让下层人民去偷、去抢、去杀人，这样他们的子民就不会走英国工人阶级的老路，成为政治上的革命者了。
这是一篇极其无礼霸道的文章，然而文笔非常犀利，通篇的逻辑性也很强。奥萨诺在文中的一句话特别激怒了读者：“我们还不清楚死刑是否有阻吓的作用，但我们知道被我们处死的人是不会再去杀人了。”自由主义的。高文化层次读者，包括那些最著名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寄来了数以百计的抗议信。一个激进的组织写给出版商一封特别的信，里面由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联名，一致要求罢免奥萨诺的评论编辑的职务，奥萨诺干脆把这封信全文刊登在下一期的评论上。
他太出名了，不能轻易罢免他，何况人人都在期待着他写完那本“伟大”的小说，那本能为他赢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有时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正在长长的黄纸上写作，但是他一看见我走进来，马上就把它放进书桌的抽屉里。我明白那一定是创作中的传世经典，所以从不向他打听，而他也从不主动和我谈起它。
几个月后，他又惹了新的麻烦：他在杂志第二页的文章中，引用某些研究报告，说一些固有的说法也许是真的，比如：传统观念认为意大利人是天生的罪犯；犹太人最会赚钱、拉小提琴和最合适学医，而这个民族最糟糕的地方是不愿意赡养父母，甚至把他们赶到老人院去；他还引用研究报告证实爱尔兰人是酒鬼，原因是他们可能缺乏某种化学元素或者哪样食物，也可能他们是受压抑的同性恋者等等，不一而足。这篇文章自然又招来无尽的咒骂，只是任你骂声如涛，也无法阻止奥萨诺继续发表这类他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议论。
我看奥萨诺真是疯了，有个星期他用头版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评论一本有关直升飞机的书。他在文章里胡言乱语什么直升飞机必将取代汽车。在这一天到来时，数以百万英里的混凝土公路就要被销毁，被农田取代，直升飞机还能恢复老式家庭的核心结构，因为它能使人们轻而易举地随意到相距遥远的地方去走亲戚。他对汽车即将被淘汰这点非常有把握，也许又是出于他讨厌汽车的缘故吧，去汉普顿斯度周末时，他总是来海上飞机或特别租用的直升飞机。
他扬言只要对直升飞机进行一些技术改造，开直升飞机就像开汽车那么容易。他举例说汽车的自动换档装置就能够使数以百万计的不会操作排档装置的妇女也照样学会了开汽车，这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倒是稍为平息了妇女解放运动组织对他的怒火。
在同一个星期里，一名在美国可谓德高望重的文艺学者发表了一篇严肃的研究海明威的文章。这位学者有一张强有力的关系网，而且他从事海明威的研究长达十年之久。由于奥萨诺总是在第五页用三个栏而不是整版的篇幅刊登他的评论文章，所以这次全国的刊物都以头版发表这位学者的文章，我们的刊物却成了例外。快到周末的时候，出版商派人把奥萨诺请去，让他在顶层宽大的办公室套间里，足足花三个小时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干。事后，他满面春风地走下楼来，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墨林，好孩子，我还会给这个让人瞧不起的杂志社注入生命力的，但我认为你应该重新寻找一份工作了，我不必为自己担心，我那本小说快写完了，到那时我就可以告老还乡。”
我差不多给他干了将近一年的工作，始终弄不明白他究竟是如何写作的。凡是能够接触的东西，他都要臭骂一通，再加上他要出席纽约所有的派对，哪有时间写作？在那段日子里，他胡编乱造拼凑成一本小说，预支了十万美元的稿费，这本小说是他花了两个月的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炮制的，却赢得了文艺评论家们的极度欣赏。不过尽管它获得了全国书奖的提名，书的销路仍然不太理想。我看过这本书，语言表达含糊不清，人物描写丑陋不堪，而情节则是超级疯狂的。在我看来，尽管小说所表达的思想错综复杂，但总的来说，此书一钱不值。毫无疑问，他的智力超群，可是我个人认为，此书作为一本小说完全彻底失败了。他从不问我是否看过这本书，很明显，他并不需要我的评价。我猜他对此书到底是什么货色自己也心里明白，所以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总算有钱来完成我那本大作了。”他似乎是用一种表示歉意的口气来说这句话。
我渐渐有点喜欢奥萨诺，虽然也有点怕他。他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绝活就是把我的心掏出来，让我开口大谈文学、赌博和女人。他如果有心衡量我，总能够做到八九不离十。除了看不到自己的狂妄，他对别人的自负一目了然。在闲聊时，我告诉他有关性顿在拉斯维加斯自杀身亡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我如何觉得它改变了我的人生等，他沉思良久，然后把他自己的见解用上课的形式告诉我。
“你应该牢记这个故事，而且经常回忆它，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问我，当时他正在苦读堆放在办公室的书，所以是在书海中挥动着手臂问我。不等我回答，他就接着说下去：“因为那是一个不会让你处于危险之中的安全区，在那里你不会被打得粉身碎骨，而且灵魂会得到净化。你知道我喜欢你，如果我不喜欢你，你就当不了我的第一助手。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你是我最信任的人，让我向你坦白一些事：上星期为了那个该死的文蒂，我不得不修改遗嘱。”文蒂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虽然跟他离婚后已经再婚，还是死皮赖脸地追着向他索财要物，搅得他终日不得安宁。所以每当提起她，他就咬牙切齿。过了一会儿，他冷静下来，对我甜甜一笑，活像个小孩子。这一颦一笑，完全看不出他已经是50开外的人。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说，“我已经提名要你当我的遗嘱执行人。”我听后受宠若惊，除此以外倒真的想躲避这样的责任。我并不想他如此信任我、器重我，因为我对他确实没有同样的信任与感情。我虽然逐渐喜欢和他在一起，说实在的，那主要是对他的思维方式入迷，再有就是我不愿意承认的一点——仰慕他在文学界的显赫名声，也羡慕他因此成为有钱有势的人。但是他如此信任我的这个现实，又揭示了他是个脆弱的人，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更打破了我以前对他的一些幻想。
他在继续讲对我的印象：“你知道在所有表面现象下，你其实是在蔑视佐顿，尽管你不承认这一点。我也记不清你在我面前到底重复过多少次关于他的故事了，当然，你喜欢他，也可怜他，甚至还理解他，但是你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一个这么富有的人，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你的生活比他的要苦上十倍，却绝对不会取此下策，并且过得很幸福。其实你的生活根本不好过，不曾拥有过什么值钱的东西，终日做牛做马，被资产阶级的婚姻所束缚。你虽然是个艺术家，但已人生过半，仍未获得真正的成就。不过，你基本上还是幸福的，上帝呀，至今你还眷恋着和妻子造爱！你们已经结婚10年还是15年了？你要么是我所见过的最不敏感的男人，要么就是性欲最强的男人。有一点我敢肯定，你是最坚强的人。你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我行我素，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从不卷入麻烦，一旦有了麻烦，你也不惊慌失措，所以始终能摆脱麻烦。我羡慕你，但我不嫉妒你。我从未看到过你做一件坏事，可是也知道你并不真正关心任何人。你满足于掌握自己的命运。”
说完这番话后，他一面等我做出反应，一面在偷笑，狡猾的绿眼睛闪烁着挑战的光芒。我知道他把话说出来后觉得很痛快，我也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但是这样的议论让人听后总会觉得受到了伤害。
我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我想告诉他，作为一个孤儿成长的滋味；想告诉他，我在成长过程中，所没有得到的竟是人类文明生活中几乎最基本的亲情；想告诉他，我当年没有家，没有社会关系，没有可以把我和世界绑在一起的纽带，我只有哥哥阿迪，当人们谈论家庭生活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直到和维丽结婚后才懂；想告诉他，这就是为什么我自愿去打仗，那时我已明白战争是另一种普遍的经历，我确实不想错过参战的机会，事实证明我做对了，不管听起来有多傻，当时我完全以为战场就是我的家，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错过它。奥萨诺没有提到或者不愿提到这些，是因为他确信我知道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不那么容易。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是，我永远都弄不清楚幸福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因为外部环境我童年的岁月大部分时间是不幸福的，我后来变得比较幸福，也是因为外部环境——和维丽结婚，生儿育女，有一技之长，或者说学会了从事文学创作以维持生计。这种幸福很有限，而且是我付出全部代价换来的，因而对于我来说非常宝贵，虽然我比他更清楚我的生活只不过是局限在简单的资产阶级方式的框框中。我想告诉他，我的朋友很少，既免去了社会应酬，也对获得成就兴趣不大。我只想在家庭生活中获得成功感，也许连这么个微不足道的冀求，也还是我的一厢情愿。
奥萨诺仍然在注视着我，仍然在微笑，他又添上一句：“你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坚强的杂种，你从不让人接近你，也从不让人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对于这一点，我不得不做出反驳：“听着，不管任何事情，只要你征求我的意见，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有些你即使不问，我也会告诉你。例如你最近出版的那本书狗屁不通，还有你把这家评论社办成了疯人院。”
奥萨诺乐得哈哈大笑：“我指的不是这类事情，我从来没说过你不诚实。还是由它去吧，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特别是当你开始追求女性并遇上像文蒂这样的女人时，你就会明白的。”
文蒂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办公室来一次。她是一个出众的褐色女人，有迷人的眼睛和充满性活力的身体，人很聪明，奥萨诺经常给她一些书去写书评。她是他所有的前妻中唯一不怕他的。自从他们离婚后，她就一直使他的生活不快活，只要他没有按时支付扶养费，她就去法院告他，还想方设法索取更高的扶养费。她把一名20岁的作家供养在她的公寓里，这个作家的毒瘾很大，奥萨诺担心他会对孩子们造成伤害。
奥萨诺给我讲述他们婚姻生活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听起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比如有一次他们去参加派对，因为刚刚吵过架，走进电梯后，文蒂就是不肯告诉他派对是在第几层楼举行，他气急败坏地掐住她的喉咙，想迫使她讲出来。他把这个叫做玩“掐住小鸡喉咙”的游戏，这场游戏是他在这次婚姻中的最美好的回忆。当时她的脸都变黑了，可就是摇头拒绝告诉他派对在哪里举行，他只好松开手，也意识到她比自己还要疯狂。
有时他们只不过是小吵小闹，她也会打电话叫警察来把他赶出公寓。警察来后看见她那横蛮无礼的举止也感到震惊。有一次，他们看见奥萨诺的衣服被剪成碎片扔在地板上，她承认是她干的，但又说这并不等于给了奥萨诺殴打她的权利。她唯一没有说出口的是刚才她坐在外套、衬衫和领带的碎片上，用一个自慰震荡器手淫。
据奥萨诺的故事所说，导致他最终离她而去的原因是她开始到处散布司各脱·费兹介路是如何从他妻子着德那里偷得写作精华和创作灵感的言论，显而易见，她那些喋喋不休地逢人就讲这个流言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如果她丈夫奥萨诺不这么干的话，她早就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了。奥萨诺知道后，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鼻子摁在《伟大的格兹比》上，狠狠地吼道：“看看这本书，看十个句子后，再看看他妻子的书，然后来告诉我你的狗见！”
她看完两本书后，真的马上回到奥萨诺那里，告诉他书里面一些同样的东西，气得他挥拳打在她的脸上，把她的两只眼睛都打黑了，而且永远地离开了她。
最近，文蒂打官司又赢了他，使他极为光火。这次的导火线是奥萨诺早就知道文蒂把孩子的抚养费给了她的小情人。有一天，他女儿又来找他要钱买衣服，原来妇科医生告诉她，由于她的下身感染，不能再穿牛仔裤。她曾向母亲要钱买裙子，她母亲说：“找你爸要去！”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离婚五年后。
为了避免争论，奥萨诺把抚养费直接给了他的女儿，文蒂也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一年后，文蒂把奥萨诺告到了法庭，向他索取一年的抚养费。女儿出庭为父亲作证，奥萨诺也一直很自信地以为法官知道全部真相后，一定会判他赢，然而出乎他意料，法官竟严厉地指令他不但要把抚养费交给孩子的母亲，而且要把上一年的抚养费一起交请，这样他实际上就等于交了两次。
文蒂对她的胜利非常高兴，在此之后她还有意对他客气一些，但是他当着孩子们的面，拒绝她的亲昵举动，还冷冷地说：“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坏的女人。”在文蒂再到评论社来时，他不让她进入他的办公室，中止以前给她干的工作。让他纳闷的是她居然会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厌恶她。她在朋友们面前发泄对他的忿恨并散布谣言，说他从来没有在床上满足过她，还说他得了阳痿病，说他是一个压抑的同性恋者，他真正喜欢的是小男孩等等。她还设法不让他在夏天接触孩子们。不过这一次的官司给奥萨诺打赢了，然后他在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不怀好意又十分诙谐的短篇小说。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他不能够左右她，但是在小说里他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为她描绘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可怕的肖像，而且由于在纽约的文艺界里人人都认识她，所以马上就在作品里看出所描写的角色就是她。可以说这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把她征服了，从此以后她才再也不随便招惹奥萨诺，可是她仍然像渗入膏盲的毒药一样令他心痛，他只要一想起她就仍然气得满脸通红，眼睛都差点喷出怒火。
有一天，他走进办公室，告诉我电影公司已经购买了他的一部旧小说的版权，准备把它拍成电影。他必须去那里洽谈电影剧本的事，一切费用由他们负责，他邀请我一同前往。我答应和他一起去，但提出想在拉斯维加斯逗留一两天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他一口答应。以前，他有妻子相伴，现在也不想单独旅行或一人独处，尤其是他觉得现在是进入敌人的阵地，迫切需要一个朋友和他同行。不管怎么样，他是这么说的，而我则由于从来没有到过加利福尼亚，这次又是带薪旅行，何乐而不为？我当时还不知道此行的收获比我估计的要大得多。
第二十四章
奥萨诺去开那个把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洽谈会，我则在拉斯维加斯聚旧。科里要我把奥萨诺也带到拉斯维加斯来玩，但我怎么也没办法说服奥萨诺这么做。几天后，我只好坐飞机前往洛杉矶，以便陪奥萨诺飞回纽约。
来到贝佛里山大酒店的套间，只见奥萨诺正因为觉得电影界怠慢了他而怒火中烧，比我以往见到的任何时间都可怕。令我困惑的是这里的人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世界著名人士？这位文艺界的宠儿，从伦敦到新德里，从莫斯科到澳大利亚的悉尼，都受到国宾式的热烈欢迎，他在30多种语言区域，包括各种斯拉夫语种都享有盛名。可惜不知道出于哪种原因，用他的作品改编的所有电影都赔钱，对于这一窘况，他当然避而不谈。
还有一件事让奥萨诺心烦，那就是他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电影导演比作家更受器重的现实。奥萨诺本来想安插他的女朋友在影片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但是人家不答应。这已够让他恼火了，更使他生气的是连摄影师和一个二流演员都能安插各自的女友在影片中扮演角色，也就是说，他们待他这个大作家还不如一个摄影师和一个二流蹩脚演员！我希望能在他发怒捣毁电影制片厂，最后被逮捕入狱之前就把他弄上飞机，可是我们还得在洛杉矶呆上一天一夜才能乘第二天的早班飞机走。为了平息他的怒火，我特意陪他到他在西海岸的代理人那里去。这个代理人是个嬉皮士式的人物，爱打网球，在娱乐圈有许多客户，身边围着一大群美艳无比的女友，名字叫多兰·路德。
可以说，为了奥萨诺的事，多兰已经尽了力，只是当灾难即将来临时，什么力量也无法抗拒。
“你晚上必须出去散散心，”多兰说，“去轻松一番，吃顿美食，找个美女做伴，就当是一个小小的镇静剂嘛，这样晚上你就能睡好觉了。也许还要一片避孕丸。”多兰在妇女面前温柔体贴，优雅极了，但当他面对男人时，又把女人贬得一钱不值。
奥萨诺努力控制住自己心猿意马，装模作样地表现出并非情愿就范，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世界著名的作家，一个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怎么能像个毛头小伙子那样一口答应和女人鬼混呢？不过，多兰·路德这位代理人也是位老手，经常和奥萨诺这类人打交道，对奥萨诺的心思了如指掌。他自称曾为一位国务卿和一位总统还有一位能把数以百万计的宗教信仰者召唤到圣堂的全美国最大的传道者等大人物介绍过女伴，那个道貌岸然的传道者原来是个世界拔尖的色中饿鬼。
看着代理人高明地抚平奥萨诺那颗受到伤害的自尊心也真有趣。他的手法完全不是拉斯维加斯式的，赌城的人是直接送风尘女子到客人的房间去，就像送比萨饼一样，而现在则是要讲究高雅档次。“我认识一名绝顶聪明的女郎，她渴望见你一面。”多兰对奥萨诺说：“她阅读过你所有的作品，认为你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我可不是乱说的，她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烟花女子，她获得过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学位，还在电影公司有股份，从而可以签约写电影剧本，她是你的最佳人选！”
相信他不敢愚弄奥萨诺，奥萨诺也明白现在该轮到他表演了，于是装出半推半就的样子来答应干这件他求之不得的事。当多兰拿起电话时，他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样的安排很好，但我必须和她造爱吗？”
代理人正在用铅笔拨电话，抬起头来回答他：“你有百分之九十的机会。”
奥萨诺立刻问：“你这个数据从何而来？”
当别人在他面前谈起数据时，他总是做出这样的反应，他恨数据，甚至认为股票市场的报盘数据是《纽约时报》捏造出来的，比如他们的IBM股票明明只能卖290，为了便于出售，就有意公布价格为295。
多兰惊讶地停止拨号，说：“自从我认识她以来，派她和五个人出去过，其中四人和她造了爱。”
“那是百分之八十。”奥萨诺纠正他。多兰又重新拨号，听到有人接电话，他就靠在转椅的背上，对我们眨眨眼，然后进行他的演出。
我对他的演技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棒极了——声音柔和热情，笑声富有感染力。
“凯瑟琳，”代理人温柔地说，“你是我最欣赏的客户了。前几天我和那个准备与克林特·依斯特伍德合作拍西部片的导演交谈过了，你能否相信他自去年面试过你以后，至今还记得你？他说你的朗读比谁都强，遗憾的是他必须依照名单行事，影片拍成后，他更后悔没有录用你。无论如何他明天想见你一面，上午11点或者下午三点都行。我以后再打电话给你以便确定时间，行吗？我有预感，这将是个好兆头，我认为你的机会来了，你必将有所突破！我不是说着玩的。”
他倾听了一会儿对方的答话，又说：“是的，是的。我认为你一定会演好那个角色的，而且一定会很出色。”在通话过程中，他对我们又是挤眉又是弄眼，使我觉得很讨厌。
“是的，我一定会把意见提出来，让你扮演这个角色。喂，你能否猜得出谁在我的办公室？不，不，他是位作家。告诉你吧，他是奥萨诺！不，我不是在开玩笑，千真万确，真的是他。信不信由你，他碰巧提到你，当然，他不是提到你的名字，我们当时正在谈论电影，他提到你在《城市死亡》里所扮演的那个小角色。有趣吧？是的，他是你的影迷。是的，我告诉他你喜欢他的作品。我有个绝妙的好主意，我今晚将和他到察森餐馆吃饭，你愿意来给我们的餐桌增辉吗？太好了，我将派轿车八点去接你。好的，宝贝，我肯定他会喜欢你的。他并不喜欢那些小明星，不喜欢那种类型的人，他只是喜欢和你这样的人聊天，我认为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好的，再见，我的心肝！”
代理人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对着我们得意地笑着说：“她是个好姑娘！”
看得出来奥萨诺对代理人的这场表演感到沮丧，他真心实意地喜欢女人，看到她被欺骗，颇感难过。他常说他情愿被女人骗，而不愿意去骗她们。有一次，他把自己恋爱的哲学向我交了底，说明自己宁可当受害者的原因。
“要这么看问题，”奥萨诺说，“当你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即使她在哄你，你也是一个受益者。真正得到快感，得到享受的是你，而她则是在打发难熬的光阴。她是在工作，你却是在寻欢作乐，所以当她最后和你分手，当你知道她从一开始就在骗你时，你又何必去抱怨呢？”
天晓得他的哲学当晚就受到了考验。他不到半夜就回来了，打电话到我的房间来，接着就进来喝一杯，告诉我他和凯瑟琳交往的过程。那天晚上凯瑟琳和人上床的百分比下降了。本来，她充分施展出热情迷人的褐色美人的魅力，哄得奥萨诺心花怒放，使他明白她的确爱他，崇拜他，所以一知道将和奥萨诺共进晚餐，就兴奋得不得了。多兰看出了苗头，喝过咖啡就溜走了。可是就在奥萨诺和凯瑟琳打开最后一瓶香槟酒，准备回旅馆干正经事的时候，奥萨诺的倒运开始了。最后为了自尊心，他不得不强忍着，放弃了她。
坏了奥萨诺好事的是好莱坞的一个异乎寻常的男影星。此君名叫迪奇·桑德斯，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并在六部成功的影片中有过骄人的演出。他的最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个佛儒，听起来侏儒不怎么的，不过这一位的形象却不差，仅仅是个头矮得不正常而已。作为一个侏儒，他算得上是个很英俊的男人，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个缩小了的詹姆斯·汀。他面对女人时，脸上总是充满忧伤而又甜蜜的微笑，所以往往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她们无法抗拒他，就像多兰在事后所说的那样：水性杨花的女性是没有办法抵挡住一个英俊的侏儒的诱惑的。
因而当迪奇·桑德斯单独一个人走进餐馆时，奥萨诺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他走到他们的餐桌前，停下来和凯瑟琳打招呼。原来他们早就认识，她在他的一部影片中扮演过一个小角色，不管怎么说，凯瑟琳崇拜他的程度超过对奥萨诺的一倍。奥萨诺醋意大发却又不得不由着她去和他调情，最后自己孤零零一人灰溜溜地回了旅馆。
“这个混账的城市，像我这么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竟然都会败在一个该死的侏儒手下！”这几天一连串的打击实在使他伤心极了。在这里，他的名声一钱不值，他的普立兹奖和全国书籍奖也无足轻重，他甚至还不如一个侏儒戏子！这真叫他受不了。我不得不把他扛回他的房间，放他到自己的床上去，末了还要不停地安慰他说：“听着，他不是个侏儒，他只不过是个小矮个而已！”
第二天早晨，我总算和奥萨诺登上了飞回纽约的波音747客机。他仍然郁郁不乐，原因不只是他把凯瑟琳与人上床的百分比降低了，还因为这里的人把他的小说改编成拙劣的电影剧本，而他明明知道这一点也无可奈何，所以他在机上的心情恶劣，在飞机起飞前就向空姐强行索取威士忌酒。
我们的位置非常靠近驾驶室，有两个精瘦且傲慢的中年夫妇坐在临近过道的位置上。那个男人满脸沮丧，一副被打败后哀怨的表情，给人的印象是他仿佛生活在自己罪有应得的私人地狱里。说他罪有应得是因为他表情高傲，衣着华丽，目光邪恶。他正在受苦，也想让他周围的人统统受苦，似乎以为人们愿意和他那样忍受这种痛苦。
他妻子的模样十足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古典式妇女，谁都可以一眼看出来。这两人都很富有，但是她比他更有钱。他们从空姐手里接过菜谱的姿态以及冷眼看着奥萨诺呷非分索取来的酒时的表情，均在显示他们目空一切的德性。
那女人靠第一流的整容手术才保住了她的美貌，又靠每日照射紫外线灯和沐浴南方的阳光来保持她那均匀的褐色皮肤。她那张永不满足的嘴巴也许是所有女人中最丑陋、最让人恶心的部分了。在她的脚边，就是靠近隔开驾驶舱那面墙的地方，有个金属丝编的笼子，里面关着一只非常漂亮的法国狮子狗。狗的鬈毛是银色的，眼睛周围的睫毛形成环状。它的嘴是粉红色的，头上系着一条粉红色的丝质蝴蝶结。它的尾巴也很美丽，也系着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在那里不停地摆动着。这条小狗真是幸福极了，样子也可爱极了，狗的主人更是明显地流露出以拥有它而自豪的感情。每当那个男人看狗的时候，表情都相对变得温和一些，那女人表现出来的神情则不是快乐，而是以拥有它为骄傲，就好像是一个丑陋不堪的老妇人傲慢地把自己那美貌的女儿介绍给市场似的。每当她伸出手来让小狗忠实地舔时，脸上的那副神情就好像是教皇伸出戒指来让信徒们亲吻一样。
奥萨诺的一个绝招就是尽管他看着别处，也能够把周围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此时他低头弯腰坐着，双目注视着手中杯子里的残酒，却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我情愿让那条小狗也不要那个女人舔我！”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声使坐在过道对面的女人不可能听见他所说的话，但是我仍感到紧张。她一直冷冰冰地对我们怒目而视，也许她习惯了用这副样子来看周围的人。
我为自己曾经如此苛刻地在心中谴责她和她的丈夫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他们两个毕竟也是人嘛，我为什么只凭猜测就把他们贬得这么低呢？因此我对奥萨诺说：“也许他们并不像他们的外表显得的那么坏。”
“不，他们就是那么坏！”他回答道。
我觉得他不该如此随便地下这种结论，这会显得他心胸狭隘，很有点沙文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倾向，但是他这个人从来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因而我也不怎么在意。当漂亮的空姐伺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还给他讲拉斯维加斯的故事，他无法相信我曾经是个堕落的赌徒。
我不理睬坐在过道那边的人们，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兴趣盎然地对他说：“你知道赌棍们把自杀称作什么吗？”“不知道。”奥萨诺回答。我微笑着告诉他：“他们把它叫做大么点。”
奥萨诺摇摇头。干巴巴地说：“那不是很妙的说法吗？”
我看得出他对这个胡闹的说法不感兴趣，但我还是继续说下去：“佐顿自杀后的那天早上，科里就是这么对我说的。科里下楼来说：‘你知道那该死的佐顿干了什么蠢事吗？他从衣袖里抽出了大么点，那混蛋使用了他的大么点。’”我停顿了一会儿，想不到数年后记忆还那么清晰。有趣的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记住这个说法，或者记不清科里那天晚上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他说此话时还加重了语气：大、么、点！”我又补充道。
“你为什么认为他真的是这么干的呢？”奥萨诺漫不经心地问我，他看出了我的不快。
“鬼才晓得呢，”我说，“我自作聪明，以为已经了解他了，起码几乎了解了，大知道他却是用假象迷惑了我，这一点真令我生气。他让我不相信他的人道主义，他那悲惨的人道主义，千万不要让别人使你不相信他们的人道主义。”
奥萨诺哈哈大笑，朝坐在过道对面的人撇撇嘴，问道：“像他们那样的人？”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正是他们才使我给他讲了刚才那个故事。
我看了那对男女一眼，也笑着说：“可能是吧。”
“好吧，”他说，“但有时这恰恰违反他们的本性，特别是富人的本性。他们由于拥有巨大的财富就自以为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难道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吗？”我好奇地问。
奥萨诺说：“不同之处就是他们像驼背人。”
“驼背人不如常人吗？”我又问他，差点说脱口而出说成侏儒了。
“不如，”奥萨诺很肯定地说，“独眼龙、四肢残缺的人、批评家、丑陋的女人以及胆小鬼都不如常人，他们得花大力气扮成和常人一样。那两个家伙连扮都不肯扮，因而他们就更低一等。”
他此时有点不讲道理，不合逻辑，不是处于平常的最佳状态。这也难怪，这一星期已经够他受的了，再来个雪上加霜，让一个侏儒夺了他的爱！所以我让他胡说，不和他辩论。
开饭了，连头等舱里供应的都是劣质的香槟酒和粗糙的食品。如果可能，奥萨诺会毫不犹豫地拿它们去换科尼岛上的热狗的。吃完饭后，乘务员放下银幕，奥萨诺则离开座位，拾级而上到747飞机的圆顶厅去，我喝完咖啡后也跟着上了去。
他坐在一张高背椅里抽着哈瓦那雪茄，他请我抽，我就拿了一支。近来我慢慢有点喜欢这种雪茄烟了，这让奥萨诺感到得意。他在其他方面很大方，但对哈瓦那雪茄却例外，如果你拿了他一支，他就会注意着你，看你是否真的会欣赏它，以免糟蹋了它。到这个厅来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值班的空姐在忙着调酒，其中的一位给奥萨诺端来了马爹尼酒。
就在此刻，拥有狮子狗的那对夫妇也上到圆顶厅里来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爱上这个女人：她那张永不满意的嘴巴，那个靠手术切除了皱纹又靠人为因素晒成褐色的脸庞，都绝对不讨人喜欢，也不可能燃起任何人的欲望，除了那些有被虐待嗜好的狂人。
那个男的抱着那条可爱的小狮子狗，它正舒服地伸出舌头。怀抱着这只小狗，似乎使这个酸脸男人有一种弱者的感人气息。像往常那样，奥萨诺貌似对他们视而不见，尽管他们瞧了他几眼，可能认出了他是谁，也许是从电视上认识他的。奥萨诺上电视不下百次了，几乎都是以愚蠢的方式招人注意，反而贬低了他的真正价值。
那对夫妇叫了饮料，然后女的对男的说了些什么，他顺从地把小狗放在地板上。开始时，那狗紧挨着他们，过了一会儿，就在附近走来走去，嗅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椅子。我知道奥萨诺一向讨厌动物，但当这只狗嗅他的脚时，他仿佛并不在意，仍然继续和那位有心脏病的妇女聊天。她向前靠了靠，为那只狗扶正它头上的粉红色丝带，还让它那粉红色的舌头舔了舔她的手。我从不理解动物的事情，然而这只小狗确实有趣，很有性感。不知道那对酸脸夫妇正在忙些什么，这只小狗在厅里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主人身边，坐在女主人的脚上。她戴上黑色眼镜，看起来这可不是吉利的征兆，果然在空姐给她端来饮料时，她对少女说了些什么，空姐当即惊恐地看着她。
我突然下意识地感到有点紧张。我知道奥萨诺此刻极度狂躁，他对被困在飞机上已经厌倦，又被一个他毫无兴趣和她造爱的半老徐娘缠住说话，更是感到烦恼。他心里唯一想的是如何把年轻的空姐弄进厕所和她进行疯狂又快速的造爱。
这时候，那位空姐给我送来一杯饮料并在我的耳边说起了悄悄话，看得出来奥萨诺已经吃醋了，他以为这位少女在向我献殷勤，这一举动简直是对他那显赫名望的一种羞辱。他能理解少女需要一个更年轻更英俊的小伙子，但不能容忍她蔑视他的声望。
其实空姐小声告诉我的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麻烦，她说：“那女人要我转告奥萨诺：熄灭他的雪茄。她说烟让她的小狗不舒服。”
上帝啊，那狗根本就不应该到休息厅来跑动，它应该呆在笼子里，这本来就是旅行的常识！那个少女忧郁地小声问我：“我该怎么办才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因为我明知道奥萨诺随时都有可能发狂，现在又正逢他情绪焦躁的高峰期，但我偏偏出于对人们可能出现的反应感到好奇的心理，想看看这位空姐是否有胆量为了一条区区小狗而要奥萨诺这样的名流熄灭他心爱的哈瓦那雪茄，特别是奥萨诺买头等舱的票就是为了能在休息厅吸烟：也想看看奥萨诺怎样对付这个傲慢的冷面女人——可以叫我放弃手中的雪茄，可是要奥萨诺为一只狗熄烟，他首先会把飞机打入地狱。
空姐正在等待着我的答复，于是我耸耸肩说：“履行你的职责吧。”当然，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不知道这位空姐是因为奥萨诺不再注意她，所以有意要使他感到难堪呢，还是因为她不够成熟，总之，她选择了认为最方便的方法行事。
如果你不了解奥萨诺，他看起来的确比那该死的酸女人容易打交道得多。
我们大家都犯了一个大错误。
那空姐站在奥萨诺的身边说：“先生，请您把雪茄灭了，可以吗？那位女士说她的狗被烟弄得不舒服。”
奥萨诺明亮的绿眼睛顿时变得冰冷，他久久纹丝不动地坐在位置上，严厉地盯着空姐，然后一字一顿地吐出一句话：“请你再说一遍！”
此时，我简直要做好跳出机舱的准备。只见奥萨诺脸上的狂怒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那个刁女人还在不满地盯着他，她巴不得大吵一场才过瘾，看得出来，她喜欢打斗。她的丈夫望着窗外，在研究那无边无尽的万里长空，显然这种局面对他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了，而且他十分肯定自己的妻子会占上风，他的脸上甚至流露出满足的微笑。只有那小狗感到难受，有点喘不过气来，不时地打着嗝。整个厅里烟雾弥漫，不单奥萨诺在抽烟，几乎人人手中都有一支烟，你会觉得狗的主人无疑是在阻止所有的人抽烟。
那位空姐被奥萨诺的脸部表情吓坏了，差点就瘫倒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那个女人一点儿也不怕，她甚至在欣赏他脸上狂怒的表情，可想而知她今生今世还没有挨过打，不但不知道牙齿被打掉的滋味，恐怕还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因而她居然向奥萨诺这边靠了靠，把脸伸到对话的范围内。我几乎要闭上眼睛，实际上我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真的闭上了眼睛。我听见那女人用有文化的、冷冰冰的声音毫不客气地对奥萨诺说：“你的雪茄使我的狗感到不舒服，你能否不抽？”
本来这句话已经够无礼了，她说话的腔调更是充满羞辱性，我看得出来她正在期待着对方的反驳——说她不能够把狗带到厅里来，说这个厅本来就是让人吸烟的……她这种冷血动物永远不可能意识到如果她是说烟使她本人感到难受，奥萨诺就一定会丢弃雪茄的，但她竟然要他为了她的狗而不吸烟，这显然是在惹是生非。
我认为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奥萨诺的怒火爆发。他在一秒钟内就彻底明白了所发生的一切，只见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如果不是他那双阴冷的绿眼睛所射出的狂怒，人们还会觉得他笑容可掬呢！
他并没有对她吼叫，也没有一拳打在她脸上，他看了她的丈夫一眼，估计一下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她丈夫的脸上也掠过一丝微笑，他喜欢妻子的所作所为——至少他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然后奥萨诺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把雪茄弄灭在固定于座位上的烟灰缸里，那女人轻蔑地注视着他。奥萨诺从桌面上伸过手臂去，人们不难看出那女人还以为他想和小狗亲热一番，而我更了解奥萨诺，他的手已经伸到狗的头部和它的颈部……
下面发生的事快得使我来不及阻止他——他把那可怜的小狗拉到他的座位上，然后用双手勒它。小狗喘不过气来，粉红色的尾巴无力地晃动着，眼睛也开始从毛茸茸的鬈毛里鼓出来。
它的女主人马上尖声高叫着，跳起来抓奥萨诺的脸，她的丈夫却没有离开他的座位。就在这时候，飞机撞上了一个小小的气流，我们全被滑向一边。奥萨诺完全喝醉了，他的全部力量都用在勒那条狗上，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撞倒在过道上。即使在这一刻，他的双手仍紧紧勒住小狗的喉咙，直到后来为了爬起来，他才不得不放开手。那女人狂叫着说要杀了他，而空姐因为恐惧也在尖叫着。奥萨诺笔直地站了起来，对大厅里的众人微笑着，一面朝那个仍在对他狂叫着的女人走过去。她还以为他会为刚才所做的一切感到羞耻，而她就可以尽情地糟蹋他的人格了，她不知道他已下决心要勒死她，就像他要勒死她的狗一样，她突然意识到眼前的危险——终于闭上了嘴巴。
奥萨诺怒目而视，阴森森地说：“臭婊子，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向她扑过去，一拳打在她的脸上。我挤到他的面前，抓住他，但他的双手已经勒住了她的喉咙！她拼命地挣扎且惊叫着，整个厅乱成了一团，吵吵嚷嚷的像个疯人院。这时候，有两个男人，可能是飞机上的便衣警卫，冲过来熟练地反剪了奥萨诺的双臂，然后脱去他的上衣并把它变成束缚他的紧身衣，但他仍在撒野，拼命地撞他们。人人都在惊恐地围观，我试图使奥萨诺平静下来，但他什么都听不进去。那两名便衣警卫也千方百计想让他恢复理智，不断地叫他的名字，其中一个英俊的壮小伙问他，说如果放了他，他能否不再闹事，但奥萨诺只是一味地撒野，终于闹得连壮小伙也发了脾气。
奥萨诺的狂怒竟然一发不可收拾，这里一方面是他的天性，另一方面是他自恃为名人，深知别人不会因为他的暴躁而对他怎样。那个壮小伙对此也心知肚明，只是他对奥萨诺的那种根本不把他的年轻力壮放在眼里的态度实在忍无可忍，于是牢牢地抓住奥萨诺的头发，猛扭他的头，用过人的臂力几乎把他的脖子扭断。他接着用手臂扣住奥萨诺的颈部说：“你这个狗娘养的，再动我就把你的头扭下来！”奥萨诺这才被彻底制服，安静下来。
天啊，经过这番打斗，圆顶厅凌乱极了。机长要把奥萨诺捆在紧身衣内，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放弃了这个念头。警卫员把其他乘客撤离出厅去以后，就和我及奥萨诺一直留在那里。到了纽约，等所有旅客都下了飞机后，他们才允许我们离开，所以我们就没有再正面碰到那个女人。不过，从远处见她的样子也足够了，虽然她脸上的血污已经洗掉，但是一只眼睛肿得几乎张不开，那张嘴巴差点被打成肉酱。她丈夫抱着那条小狗，它还活着，在拼命摇尾乞怜。事后，一些法律诉讼将由律师们去处理，至于报纸，当然一下子就把事情的全过程都登了出来，什么美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小说家差点谋杀了一条法国小狮子狗等等，应有尽有，没有也有。
小狗固然可怜，奥萨诺也同样可怜。那个女人原来还是航空公司的大股东，一个地道的百万富婆，她当然无法威胁说从此以后不再坐航空公司的飞机，而奥萨诺对报界的大肆渲染也一样能泰然处之。他对动物一向没有感情，所以宣称：“只要是我能吃的动物，我就可以杀死它们。”我指出他可是从来没有吃过狗肉，他耸耸肩说：“只要烹调得法，我会吃的。”
奥萨诺有意不提的是，那个疯狂的女人也是一个人。是的，她有不近人情的一面，她眼睛肿胀嘴巴流血是罪有应得，也许这样对她反而更有好处，但是奥萨诺的所作所为也未免太过分了。我当时就认为要她掩饰自己的天性是不可能的，相信如果是早年的奥萨诺就一定可以看出这一点，遗憾的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现在看不到了。
第二十五章
由于那条性感的狮子狗没有死，所以那个女人也就没有上诉。她似乎并不计较自己的脸挨揍，或者她和她的丈夫都不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她甚至还有不打不相识的心理，因此竟然给奥萨诺寄来了一封表示友好的便函，敞开了希望交往的大门。奥萨诺看完便函后发出一声怪叫，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你为什么不让她试试？”我问他，“也许她是个有趣的人物呢？”
“我并不喜欢殴打妇女。”奥萨诺说，“是那条母狗主动要求我把她当做拳击练习袋来打的。”
“她可能成为第二个文蒂。”我说。我知道尽管他们离婚多年，尽管她总是惹他发怒，但是文蒂对他还是有吸引力。
“天啊，那正是我需要的！”奥萨诺说完后忍不住笑了，他明白我的意思。也许殴打妇女并不十分使他感到难堪，他倒是想证明我关于文蒂和他之间关系的想法错了。
“文蒂是唯一促使我打她的妻子，”他说，“我其他的前妻都和我最好的朋友私通，她们全是明目张胆地偷我的钱，又都成功地迫使我付给她们扶养费，还到处乱造我的谣，但我从来不打她们，因为我不觉得她们讨厌，我和这几个前妻都能维持友好关系，然而那个风骚的婆娘文蒂却是一件艺术品，非要独树一帜不可，如果我还保持着和她的婚姻关系，肯定会宰了她。”
奥萨诺差点勒死一条狮子狗的丑闻在纽约文学界广为流传，他不能不担心因此会大大影响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那些无聊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爱狗。”他开始惴惴不安了，于是通过写信给所有的朋友以及专业上的熟人，大力开展争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积极运动，又不断地对刊登在评论杂志上的最重要的文艺作品发表评论文章，还加上一连串的文学论文。我总认为这些论文狗屁不通。有好多次，我看见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写他那本伟大的小说，这是他唯一用普通书法书写的作品，全部疾书在有黄色横线的稿纸上。他的其他文章则都是坐着转椅，从那部放在堆满书的办公桌上的打字机里用两只手指敲出来的。即使仅用两只手指，他也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快的打字员，打起字来的声音就像是在开机关枪。他就是这样打出了美国伟大小说的定义；解释了英国现代除间谍、侦探小说再无法产生不朽文学作品的原因；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文章，对那些有可能成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对手，诸如佛克纳、梅勒、斯泰龙、琼斯等作家的最新作品或全部作品笔伐。他的评论出色，语言老到，往往令读者信服。通过发表这类文章，他剔除对手，为自己获奖扫清道路，唯一的麻烦是当人们探讨他自己的作品时，会发现他只有20年前发表的两部小说能够使他享有文学界的名望，而其余的小说以及其他的作品都不怎么样。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的确失去了不少以往的辉煌和文学方面的声誉——他发表了太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而且通过高压手段写书评，树敌太多。即使是他在写文章吹捧文艺巨头的时候，他也是不分尊卑，老是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例如在介绍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就有一半是在吹捧他自己），也就是说，他在自己吹捧的人中间也树敌。他发表论文说19世纪的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的巨大差别在于法国作家涉及很多性爱而英国作家却没有，这种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连我们评论社的读者也感到义愤填膺。
最糟糕的还是他个人行为不检点，丑闻层出不穷。我们评论社的出版商已经得知他在飞机上的事件，这件事也成了闲谈栏目的笑料。他在加利福尼亚学院开巡回讲座时，认识了一位19岁的学文学的“爱读书的”女学生。该生与其说是个爱读书的人，还不如说她像体育界的拉拉队长或是影视界的小明星，他把她带到纽约，同居了六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带着她出席所有的文学派对。奥萨诺年约55岁，虽然还不太老，但也大腹便便，谁看见他们在一起都会觉得不顺眼，特别是当奥萨诺喝得烂醉如泥，而她必须把他弄回家时，更是如此。还有甚者，奥萨诺在办公室工作时也喝酒，此外，他还瞒着他那19岁的女朋友去和一个刚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的40岁的女作家胡搞。她那本书其实并不真的那么好，全靠了奥萨诺在书刊评论杂志上写了一篇整整一版的赞美文章，称她为美国未来的伟大的文学家。
我最讨厌他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当别人请他吹捧书时，他总是有求必应。你会发现明明是本平庸的小说，上面却印有奥萨诺的评语：“自从斯泰龙的《在黑暗中躺倒》问世以来，这是一部南方最佳的小说。”或者印有：“这是一本令人震惊的书，它肯定会让你出乎意料。”这种含糊不清的评语，是在两面讨好：既帮了朋友的忙，又暗中警告了读者。
他的健康状况一天天坏下去已经显而易见。我以为他有可能发疯，只是拿不准他将会从哪里开始垮。他的脸虚胖，透出不健康的征兆；他的绿眼睛混浊，闪着不正常的光芒；他走路时脚步不稳，有点跛，或者说有时有点向左跛。我为他担心，因为尽管我不赞成他的作品，不赞成他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拼命写作，不赞成他企图和一切与他打交道的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好色行为，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他经常和我谈论我正在写的那本小说，鼓励我，给我出主意。虽然他自己债台高筑，又要为了扶养五个前妻和八九个孩子而花钱如流水，还主动要借钱给我。
看到他能够在短期内出版大量的作品，尽管都不够完美，我也不禁肃然起敬。他总是在一家，有时两三家月刊发表文章；每年他都出版一本令出版商认为与热门话题有关的非小说类的书；他为注评搞编辑工作，每周为它写一篇很长的论文；他还为电影公司写稿……他虽然挣很多的钱，但仍然分文不名。我知道他已经欠下一屁股的债，而且不但借钱，还预支尚未写的书款。我提醒他这样做无异于在自己的脚下挖一个无底深洞，但他总是不耐烦地挥挥手，根本听不进去。
“我手中有救急用的王牌，”他自负地说，“我那本杰作快完成了，也许再过一年就行了，到那时我就又会富起来的。到时候一定可以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领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想想那些高大的可供我们消受的金发女郎吧！”他总是把我当做陪他一起去领奖的人。
有一次，他问我对他写的文学论文的总看法，导致了我们之间认识以来最激烈的一场争执。每当我用一句老话说我只不过是个说书人来做托词，就肯定会激怒他。我经常对他说：“你是个有神圣灵感的艺术家，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超人的智慧，可以就现代文学的100个不同的课题发表惊人的见解，而我只不过是个打劫保险柜的人，只会把耳朵紧贴着柜壁，等待听到锁栓落入开关位置的声音。”
“别提你那关于打劫保险柜的废话了，”奥萨诺说，“你在逃避我。你是个有主见的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但是你仅仅满足于当一个魔法师，一个骗子，一个可以控制一切的人——控制自己的写作内容，控制自己的生活，躲过一切陷阱。这就是你做人的准则。”
“你对魔法师的看法不对，”我很认真地说，“魔法师只玩魔法，除此别无其他。”
“那你认为这样就足够了？”奥萨诺问我时，脸上闪过一丝忧伤的微笑。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回答他。
奥萨诺点点头，又问：“你知道吗？我曾经是个大魔法师，你看过我的第一本书，书里讲的全是魔法，对吗？”
我很高兴能够同意他的这一说法，我很喜欢那本书。“是纯魔法！”我兴奋地说。
“但它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奥萨诺说。
我心里想，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太不幸了。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不，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不会再这么写了，因为我不想这么写，也可以说我不能这么写了。那本书出版后，我就再也不是魔法师了，我成了一名作家。”
我无动于衷地耸耸肩。奥萨诺看到了并且说：“我的生活乱了套，这点你也看到了。我很羡慕你过的日子，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不酗酒，不抽烟，不追逐女人，你生活中的乐趣就只是从事写作，偶尔赌一赌。你是个真正的好爸爸，好丈夫。墨林，你是一个不耀眼的魔法师，一个非常安全的魔法师——安全的生活和安全的书本，你已经把绝望驱赶得无影无踪。”
他在生我的气，自以为已经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却不知道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幸亏我并不在乎，这也说明我的魔法还行得通。他所能看到的仅此而已，这对我来说也就够了。他认为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认为我从未受过苦，也不允许自己受苦，认为我没有尝过寂寞的滋味，而他则是被寂寞残忍地驱使去追求无数个女人，去借酒浇愁，去吸食可卡因。可悲的是他没有认识到关键的两点：他自诩为受苦之人，其实只不过是在发狂，在自寻烦恼，而不是被苦难煎熬；另外，世界上哪个人没受过苦？谁都尝过寂寞的苦涩，只要能从痛苦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受苦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事实上，人生本身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更不用说他的那些什么文学。
有一天，我突然从一个出乎意料的来源获得了一个令我心烦的消息。
那天，我正在评论社上班，接到了阿迪的妻子活打来的电话，她说有重要的事情和我单独谈，要我在阿迪不在场的情况下去见见她，还问我能否马上就去。我心里打了个愣，马上忧郁地联想到阿迪的健康问题——他近来身体虚弱，常常露出倦容，那小个子的英俊外表总是明显地现出已经不堪负荷的样子。我紧张地要求她立刻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她不肯，只说他身体没有什么病，没有不治之症那类的医学报告单，是她和阿迪两个人的问题，她需要我的帮助。
我立刻自私地松了一口气，很显然是她而不是阿迪有问题。尽管这样，我还是提早下班开车到她家去见她。阿迪住在长岛的北岸，我则住在南岸，所以我们两家的距离并不算远。我估计听她讲完了以后仍可以赶回家去吃晚饭，最多稍为迟一点，我就没有打电话给维丽。
我喜欢到阿迪家串门。他有五个孩子，他们都有许多小朋友经常到家里来玩，潘从来都不介意这些孩子来游戏，还为他们准备了好几罐曲奇饼和大量牛奶。我来到时，只见他们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草地上玩耍。我和阿迪的几个孩子互相打了招呼，潘把我领到那个有一扇巨大凸窗的厨房里。她已经煮好了咖啡，给我倒了一杯之后，就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抬起头来，望着我说：“阿迪有个女朋友！”
尽管她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依然显得年轻，身段高挑苗条。她生孩子以前曾显得太瘦，现在恰到好处，配上一张性感的脸，带着圣母玛丽亚的神态，十分动人。她是中西部人，父亲是一家小银行的行长。她和阿迪是在大学时认识的。她家三代人生孩子的个人纪录都没有超过两个，而她却生了五胎。在她父母眼中，她简直成了英勇的壮士，他们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生这么多，我则清楚个中根源。有一次，阿迪见我对此事好奇，曾开玩笑说：“别看她长着圣母玛丽亚似的面孔，她可是长岛上最好色的妻子中的一个，这对我很合适。”如果是别的丈夫这样说自己的妻子，我会感到很气愤的。
“你真幸运。”我只是冷冷地对他说。
“可不是，”阿迪笑笑，“我认为她这样做是因为对我在孤儿院里度过童年而感到难过，她时时刻刻都不想让我有孤独感，这就是她愿意生一群孩子的原因。”
“你真是太幸运了！”对此我不能不感慨万分。
现在潘居然这样指控他，我心里很不高兴。我了解阿迪，他是绝对不可能对妻子不忠的，也绝对不会做任何事去危害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家，危害这个给他带来幸福的家。
潘那高挑的身子佝偻着，虽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仍紧紧盯着我的脸，她知道如果阿迪有婚外恋，他唯一会告诉的人就是我，她希望我的脸部表情会把她丈夫的秘密泄露出来。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说，“追求阿迪的女人有的是，但他向来讨厌这种事，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你知道我不是个设法为哥哥遮掩的弟弟，我从来不说他的坏话，但也绝对不为他护短。”
“这个我知道，”潘说，“可是近来他每周至少有三次很晚才回家，昨天晚上他的衬衣上有口红。还有，他老是在我上床后打电话，深更半夜的，他是给你打的吗？”
“不是。”我说。现在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这回莫非是真的？打死我也难以相信会出这种事，必须赶快找出事实真相。
“他现在花钱比过去多得多……”潘说着说着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问她：“今天他回来吃晚饭吗？”潘点点头。我拿起厨房的电话打给维丽，告诉她今晚我在阿迪家吃饭。我经常会因为想见阿迪而跑去他家吃饭，维丽早就习惯了，所以什么都没问。我放下电话才问潘：“多我一个人吃饭，行吗？”
她微笑着点点头说：“当然行啦！”
“我到火车站去接他，”我说，“在晚饭前，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我还略带夸张地补充一句：“我哥哥是清白的！”
“那当然最好了。”潘微笑着说。
我在车站等候火车的到达，这会儿已是黄昏时分。我心中为阿迪和潘难过，只是伤感中又夹杂有沾沾自喜的成分——以前都是阿迪帮我渡难关，现在终于轮到我来帮他了。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衬衣上的口红，很晚回家还半夜打电话，额外的多花钱等等，我还是认为阿迪基本上是清白的，最糟的情况也只会是某个少女的死活纠缠，以致造成他的堡垒被攻破一个缺口，即使是这样，我仍然无法相信他的不忠。阿迪对女性有如此的吸引力是我望尘莫及的，对于这一点，我一向都很嫉妒，现在倒多了一层可怜他的感情，为此还引发了我一个感慨：形象丑陋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阿迪下火车后见到我时，并不显得吃惊，这种我没有事先约好就去看他，还去车站接他的事我以前已干过好多次。我每次这样做都很有点自鸣得意，因为他总是很高兴见到我在等他。今天我仔细观察他，发现他不像以往见到我时那么高兴。
“你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他问我，但还是微笑着和我拥抱。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他的微笑很甜蜜，很特别，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这么微笑了，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我是来帮你渡过难关的，”我兴高采烈地对他说，“潘终于抓住你的把柄了。”
他笑出声来说：“天啊，又是老调重弹。”潘的嫉妒一向是我们之间的笑料。
“是的，”我说，“很晚才回家，半夜打电话，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你衬衣上的口红。”我这时的心情很轻松，因为和阿迪一交谈，我就已经明白这是一场误会。
但是阿迪突然在火车站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他的脸上露出倦容。我站在他身旁，心里开始觉得不对劲。阿迪抬起头来望着我，我看见他脸上带有一种奇异的可怜的神情。
“别担心，”我安慰他说，“我会把事情平息下去的。”
他试图微笑，说：“魔法师墨林，你最好还是把魔帽戴上，至少先坐下来。”他点燃了一支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烟瘾也越来越大了。我在他身边坐下来，心里暗暗思忖这回可是真的糟了，同时开始绞尽脑汁设想如何在他和潘之间充当和事佬。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既不想对她撒谎，也不想让阿迪对她撒谎。
“我并没有对潘不忠，”阿迪说，“我想对你说的仅此而已。”
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他从来不对我说谎，所以我立刻舒了一口气对他说：“我相信你，但你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潘，要不然她都快气疯了，她是在我上班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的。”
“如果要告诉潘，我就得先告诉你，”阿迪说，“这可是你最不想听的。”
“那么就先告诉我吧，”我说，“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对我从来都是有话必说，说了又有什么关系？”
阿迪把烟头扔到石块和水泥砌成的站台上，说了一声“好吧”，然后就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小时候相依为命，每当他要安慰我的时候，总是先做这一个动作。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别打岔。”他说。
“好的。”我说，忽然感到脸上发烧，我无法估计他将会说出些什么话来。
“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设法寻找我们的妈妈，”阿迪说，“她是谁？在哪里？我们是哪里人？这些问题一直苦苦缠着我，一个月前我终于找到了她。”
我一下子站起来，从他手中把手臂抽回来。阿迪也站起来，想再次抓住我的手臂，一边继续说：“她是个酒鬼，经常涂口红，样子还相当漂亮，但是她独身一人，很想见到你，她说她忍不住……”
我打断他的话，恨恨地说：“别说了，我不想听！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可是死也不会去见她的！”
“喂，话可不能这么说……”阿迪说着试图再次拉住我，但我挣脱了走到汽车旁边。阿迪随着我走过来，我们上了车，我开车送他回家。这时我已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并且看到阿迪很沮丧，于是我对他说：“你最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潘。”
阿迪说：“我会说的。”
我在他家房前的汽车道上停了车。“你不进来吃晚饭了吗？”阿迪问我，他站在敞开的车窗边，再次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不了。”我回答他。
我目送着他走进屋里去，看他边走边把仍在草地上玩耍的孩子们召唤过去，和他们一起走进屋子，然后我才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把车开走。看到别人变得焦虑不安时，我就会努力把自己克制得更加冷静。
回到家，从维丽的脸部表情就可以看出她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孩子们已经上床，她把晚饭留在厨房的餐桌上。我吃完饭后，她走到炉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和颈部，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下来喝咖啡，等待着我谈到那个话题。我还没开口，她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潘要你打电话给她。”
我打电话给潘，她主要是因为把我弄得不愉快而表示歉意。我告诉她这没什么，顺便问她得知真相后心里的感觉是否好多了。她大笑着说：“天啊，我倒是情愿牵涉到他有女友的事。”潘的心情又开朗了，现在我们的位置反而倒过来了：今天早些时候是我同情她，在设法营救她这个濒于险境的人，而现在则是她来帮我渡过目前的情感险关了。她似乎觉得不公平，因此表示歉意，我告诉她别为我担心。
潘在进一步说下去的时候变得有点口吃起来：“墨林，关于你妈妈的事——你不是真的不愿意去见她吧？”
“阿迪相信我的话吗？”我问她。
“他说他早就估计到你会这样。”潘说，“本来，直到把你的态度软化之前，他是不准备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你的，都是因为我才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为了这，他很生我的气。”
我笑了，对她说：“你瞧，开始时，是你心里不好受，现在却轮到他心里难受了，还是让他难受好些，不过，他是真正受到伤害的一方。”
“那倒是，”潘说，“我也真心为你感到难过。”
“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轻松地说。潘表示理解，接着就挂了电话。
维丽在期待着我和她说这件事，所以一直都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我。
潘和阿迪都已经简要地把事情的概况告诉了她，也许阿迪还把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方法也向她说过了，因而她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我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掌握问题的要害。她和潘都是好人，不过她们都不了解我们从前的处境。她们的父母都曾经阻止并反对她们嫁给我们这些家谱不详的孤儿，我能够想象出来在他们脑子里的那些流传中的类似的故事是如何耸人听闻的：如果家族成员中有疯子怎么办？有退化现象怎么办？有黑人的血缘怎么办？有犹太人的怎么办？有新教徒的怎么办？……现在倒好，有一个非常好的证据在人们根本不需要它的时候自己冒出来了！我可以估计到潘和维丽对阿迪的这份浪漫主义都不会太高兴的——何苦去把失去多年联系的母亲挖出来呢！
“你想不想让她到家里来见见孩子们？”维丽问我。
“不想！”我回答得十分绝对。
维丽面有难色，而且带着害怕的神情。我非常了解她是在担心将来要是她的孩子也这样对待她，该如何是好？
“但她毕竟是你的妈妈，她一定生活得很不幸。”维丽不无忧虑地说。
“你知不知道‘孤儿’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我问她，“你有没有查过字典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或是一个被遗弃的、一个失去母亲的小动物。你需要用哪个定义来解释呢？”
“算了吧，别说了！”维丽说着站起来，她看来被我吓坏了，干脆走开去看看孩子们是否睡得安稳，然后回到我们的卧房。我听见她进了浴室以及铺床的声音。这大晚上，我和往日一样，看书和做笔记到深夜，上床时她已经睡熟了。
两个月后，这件事终于结束了。有一天，阿迪打电话告诉我，妈妈又一次失踪了。我们约好在市区碰头并吃顿饭，以便能单独聊聊，当着妻子的面我们无法谈论此事，好像让她们知道了会失去面子似的。阿迪显得很高兴，告诉我她留下了一张便条，还说她酗酒并总是要到酒吧去找男人，说她是个中年的放荡女人，但他还是喜欢她。他让她戒了酒，给她买新衣服，还为她租了一个有家具的套间，又给了她生活费，她也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认为遗弃我们不完全是她的过错。我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听这类故事。
“你还打算再度寻找她吗？”我问他。
阿迪那迷人而又悲凉的微笑又出现了，他说：“不了！你可知道，我实际上使她感到头痛，其实她并不喜欢我在她的身边。起初，当我找到她的时候，她还能扮演一下我希望她扮演的角色，我以为她会出于内疚而将功补过，让我照顾她的，实际上她根本就不喜欢这样的安排。有一天她居然对我频送秋波，我想她恐怕是在寻找刺激。”他笑了起来，“我要她到我家里来看看，但是她不愿意，不来也许是件好事。”
“潘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我问他。
阿迪开心地大笑起来：“天啊，她竟然嫉妒我妈妈！当我告诉她这一切都已经结束时，你真该看看她脸上那种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弟弟，有句话我非得对你说，当你听到这个消息时，倒显得无动于衷似的。”
“因为我压根儿就对此事毫无兴趣。”我回答他。
“是的，”阿迪说，“我知道。这没关系，而且我认为你根本就不可能喜欢她。”
六个月后，阿迪的心脏病发作，还好，不太严重。不过他在医院里也躺了好几个星期，出院后又全体了一个月。他住院期间，我天天都去探望他，而他却一直坚持说这只不过是消化不良，是个可住可不住院的慢性病。我专程跑到图书馆去寻找有关心脏病的书籍来看，从书中得知他的症状是心脏病人的普通状况，有时他们的自我感觉会是正确的。潘则是大惊小怪，阿迪出院后，她严格控制他的饮食，把家里的香烟全部扔掉，自己也戒了烟来促使阿迪戒烟。这是一件对于阿迪来说绝非容易的事，他居然也真的做到了，把多年的大烟瘾彻底戒掉。也许是因为这次心脏病发作的确使他感到震惊，所以他现在也学会照顾自己了。出院后，他遵照医嘱，坚持长距离散步，注意饮食，绝不再碰烟草。过了六个月，他的气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我和潘都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他终于彻底戒了烟，以前他曾经一天抽三包烟呢，就是这样抽使他患了心脏病的。”潘说。
我点点头，可是心里并不同意她的话，我一直认为是因为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设法找回了自己的母亲，结果却以更大的失败而告终，造成了他心灵的创伤才得了心脏病。
阿迪的病刚好，就轮到我碰上了麻烦——我丢掉了在文艺评论社的工作。不是出于我的过错，而是因为奥萨诺被解雇，我作为他的得力助手，也一起被解雇了。
奥萨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浪，他对全国最有权势的文学界颐指气使，对政界刚愎自用，对文化狂热者视而不见，对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激进分子肆无忌惮；他有性丑闻，他在体育界赌博，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游说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出版一本为色情业辩护的非小说类的书，这本书不是为弥补它的社会价值，而是为了知识分子中的穷人反社会名流的乐趣而出版的。鉴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劣迹，出版商早就打算解雇他。他们之所以迟迟不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他当了编辑后，评论杂志的发行量足足增长了一倍。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确挣钱不少。我还为奥萨诺写了许多文章。他只需花15分钟对某个题目的看法大吹大擂一番——通常都是些离经叛道的观点，我就能模仿他的风格把文章炮制出来。这种根据他那15分钟的面授机宜，我不费吹灰之力写出来的文章，让他过目一遍，有时再加入几笔佳句，就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稿费，然后我们把它平分。他稿费的一半都比我的稿费多一倍。
即使是这种行径也不至于使我丢掉饭碗，把我投入这一困境的是他的前妻文蒂。这种说法也许不够公平，准确地说应该是奥萨诺把我们都投入了困境，而文蒂则是那个把刀递给他的人。
奥萨诺又在好莱坞呆了四个星期，这段时间杂志社的事务基本上由我为他顶着，他去那里是为了完成电影脚本方面的工作。在这四周里，我们雇请了一个专职信使往返于纽约和洛杉矶两地，让他把我决定登载的评论文章送去给奥萨诺过目批准。终于，奥萨诺完成了好莱坞的事回到了纽约，他为所有的朋友开了一个派对，庆祝自己的凯旋归来以及在好莱坞赚到了大把的钱。
派对在他最后一位前妻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所居住的东区黄石公寓举行。奥萨诺自己住在乡间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他只能够住得起这样的公寓了，这次就是因为它太小，不能在那里举办派对。
我去参加这个派对是因为他坚持要我去。维丽不肯去，一是因为她不喜欢奥萨诺，二是因为她不愿意参加她家族以外的派对。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心照不宣地默定了一些协议，例如只要条件许可，我们互相不陪同出席彼此的社交活动。我的理由是我忙于写小说，还要赶着写出版社的约稿；她的理由是她必须照顾孩子，而且她从来不信任临时保姆。我们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尤其是对她更方便。我除了哥哥阿迪和杂志社，没有其他的社交活动。
不管怎么说，奥萨诺的派对在纽约是个大事件。纽约的报社、书评杂志社的重要人物，那些仍然和奥萨诺保持友好关系的评论家都出席了。我当时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和奥萨诺的最后一位前妻聊天，突然看见文蒂走进来。我立刻就想到这回又要有麻烦了，因为我知道她没有受到邀请。
奥萨诺也在同一时间看到她，于是迈着蹒跚的步履向她走去——他最近几个月走路的姿态都这么怪怪的。他已经略带醉意，我担心他会因发脾气而出丑，或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因而马上站起来走到他们那边去。我刚巧听到奥萨诺向她打招呼。
“你究竟想干什么？”他问她。他在生气的时候，样子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从他描述过的文蒂的概况中知道，她是唯一敢把激怒他作为取乐的人，然而今晚我仍对她的举动感到吃惊。
文蒂身穿牛仔裤和一件毛衣，头上绑一条围巾，这装束使她的瘦脸活像美狄亚。她那头鬈曲的黑发从围巾里伸出来，仿佛是一条条纠缠在一起的黑蛇。
她以胜利者的姿态，不怀好意地瞪着奥萨诺，神情非常平静。她又长时间地环顾这个房间，似乎是因为奥萨诺把她排斥在闪光的文学界之外，现在她要把它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似的。她那因仇恨而变得憔悴的脸带着满足的表情对奥萨诺说：“我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奥萨诺把杯中的酒喝干，对她恶意地笑着说：“说完后马上给我滚！”
文蒂严肃地说：“是个坏消息！”
奥萨诺夸张地哈哈大笑起来，她的话使他觉得滑稽。“你本身就永远是个坏消息。”他一边说一边忍不住笑起来。
文蒂不动声色地满意地注视着他说：“我必须单独和你谈谈。”
“哦，见鬼！”奥萨诺说。他深知文蒂总是以无理取闹为乐趣，在目前的场合还是不要和她正面冲突为好，所以他领她上楼到他的书房去。事后我估计他不带她到卧房去的原因，可能是怕自己会忍不住想和她造爱，她对他仍有那种吸引力。为了避免看到她在拒绝他时的洋洋得意相，他就把她领进了书房，因而也就铸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这间书房是他最喜爱的一个房间，所以仍然作为他的工作室而保留着。书房里有个大窗口，他喜欢在写作的间隙望着窗外，观察街道上的动态。
我呆在楼梯的底层，自己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冥冥中总觉得奥萨诺需要帮助，因而我是第一个听到文蒂恐惧的尖叫声和立即对此采取行动的人。当时一听见声音不对我就转身冲上楼梯，踢开了书房的门。
我刚好看见奥萨诺抓住文蒂，而她则用那瘦弱的手臂敲打他，企图挣脱出来。她那瘦骨嶙峋的双手弯曲着，十只手指像爪子一样张开去抓他的脸。她的样子很惊恐，但又似乎显得很得意。奥萨诺右脸颊上被抓破的两条伤痕在流血。说时迟，那时快，我根本来不及去阻止他。奥萨诺在文蒂的脸上揍了一拳，她不由自主地向他倾斜过来，他就顺势使出吃奶的力气，一把将她举起来，从挂着一幅画的窗口扔了出去，就好像她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洋娃娃似的。窗破了，文蒂轻飘飘地飞了一段距离，跌落在街道上。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此时究竟是文蒂那娇小的身体破窗而出跌落下去的情景还是奥萨诺疯狂的脸部表情更让我吃惊，只记得一边冲出书房一边大喊：“快叫救护车！”经过走廊时，我顺手抓了件外衣，快步跑到街上。
文蒂躺在水泥地上，活像一只断了腿的昆虫。我在跑出户外的时候，看见她正挣扎着用手脚支撑着想爬起来，勉强撑到膝盖那么高，又身不由己地瘫倒在地。
我跪在她旁边，用外衣盖住她的腹部，又脱下自己的上衣包裹住她头以下的部位。她处在极其痛苦之中，不过她的嘴、耳等地方并没有像一般坠楼者那样流血，眼睛里也没有我在战争年代见过的那种垂死的神情，事实上，她很快就平静下来了，神态安详。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很暖和。她睁开眼睛四处看看，我对她说：“你会好起来的，救护车很快就会到，你会没事的。”
她又张开眼睛，看着我微微一笑，这时候的她显得很美丽动人，可以说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奥萨诺为什么会对她如此入迷。她很疼痛，居然还大笑着说：“我到底把那个狗杂种给套住了！”
人们把她送到医院后，发觉她仅仅是锁骨骨折和断了一只脚趾，而且神志完全清醒，能描述所发生事情的全部经过。警察上门找奥萨诺并把他带走。我打电话通知奥萨诺的律师，他让我尽量少开口，说他会负责把事情妥善处理的。他认识奥萨诺和文蒂很久了，比我更了解他们之间的内幕，他还要我在接到他的电话以前不要离开我目前所在的地方。
侦探要询问一些客人作见证，包括我在内，派对自然不欢而散了。我说除了看见文蒂从窗口掉下去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还特意对他们说，我没看见奥萨诺接近过她，他们听后也没提什么异议。奥萨诺的最后一位前妻给我一杯酒，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她脸上带着奇特的微笑说：“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足足等了三个小时，那个律师才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已经把奥萨诺保释出来了，准备送他回他那乡间的带厨房厕所的单间公寓，还说看起来得有人陪他几天。律师问我这几天能否和奥萨诺在一起，以免他和报界乱扯。我答应说可以，然后律师简要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奥萨诺的供词说文蒂袭击他，而他甩开她时，她失去了平衡跌出了窗户，向报界发表的内容也是这么说的。律师又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他会说服文蒂为了她自身的利益维护这一说法，因为如果奥萨诺去坐牢，她就将失去扶养费和孩子的生活费，只要不让奥萨诺乱讲话，这个事件过几天就可以平息下去。奥萨诺将由律师陪同过一个小时后到达公寓。
我离开黄石公寓坐出租车赶去乡间公寓。到了那里后，还不见他们的踪影，我就坐在公寓的门廊上等他们，直到律师的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轿车到来，奥萨诺下了车。
他的样子很可怕：眼珠突出，皮肤由于紧张而呈灰白色。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时，连招呼也没打。我赶紧跟着他进了电梯。他在家门口拿出钥匙，但是手抖得很厉害，我替他开了门。
我们一走进他那窄小的单间公寓，奥萨诺就扑通一声倒在那张坐卧两用的沙发上。他仍然对我一句话都不说，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躺下了。由于是担心而不是绝望，他用脸把双手压住。我环顾了一下这个单间公寓，心里不禁为他叫苦：世界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奥萨诺竟然住在这样的一个洞穴里？不过我很快就记起，他也很少在这里住，他通常都是住在汉普顿或普林斯唐的家。有时则在某个和他有恋情的富有的离婚女人的家里住上几个月。
我在一张布满灰尘的椅子上坐下来，同时把一堆书踢到角落去。“我对警察说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打破沉默对他说。
奥萨诺坐了起来，手已经从脸部移开了。我吃惊地发现他满面都是野性的笑容。
“上帝啊，你觉得她在空中航行的姿势如何？我以前就说过她是个巫婆，我根本就没有使劲地扔她，是她自己在飞翔。”他说。
我盯着他的脸，冷冷地说：“我认为你这是疯了，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我忘不了文蒂躺在街上的情景。”
“屁话！她会没事的。”奥萨诺说，“你却不问问我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你认为我会把所有的前妻都从窗口扔出去吗？”
“用什么借口都是徒劳的。”我说。
奥萨诺大笑起来，说：“你根本不了解文蒂。我敢和你赌200美元，当我告诉你她对我说了些什么后，你就会同意，如果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干。”
“赌就赌！”我说着走进浴室，湿了条毛巾扔给他。他抹了一把脸和脖子，发出被冷水刺激皮肤后的快慰的赞叹声。
奥萨诺在躺椅上弯腰向前倾斜着，告诉我：“她提醒我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她写了多少信给我，都是为孩子讨钱的，当然我一分钱也没有寄给她，因为明知道她会把钱花在她自己身上。接着她说当我在好莱坞时她不想打扰我，即使我们最小的儿子患了脊椎髓膜炎，而她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不得不把他送到市立医院的慈善病房时，也没有告诉我，你能想象得出她是这样一个狠心的贱妇吗？儿子病了，却不打电话给我，为的是把罪名强加于我身上！”
我知道奥萨诺非常疼爱所有前妻生的孩子，我对他这种疼爱孩子的热切心肠也同时感到不可思议。每当孩子们过生日，他就给他们买礼物，夏天总把孩子们接来和他一起住，此外，他一有空就会上门去看望他们，带他们去看戏、吃饭，或者去看球赛。我现在倒是对他不担心那个有病的孩子感到纳闷，他完全明白我此时的想法，所以说：
“其实那个孩子只是由于呼吸道感染而发高烧。刚才你在为文蒂的伤势关怀备至，我则趁警察到来之前打电话给医院，他们告诉我不必担心，我又打电话给我的医生，现在他已经把我的孩子送到一家私立医院，一切都办妥了。”
“你要我留下来吗？”我问他。
奥萨诺摇摇头说：“我得去看望那个生病的孩子，因为我把他们的妈妈弄伤住院了，我还得去照料其他的孩子，不过那条母狗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在离开他之前，又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当你把她扔出那个窗口的时候，你是否记得那个窗口离地面有两层楼的距离？”
奥萨诺又大笑起来。“当然记得，”他说，“不过，我怎么也估计不到她会飘出去那么远。我对你说过她是个巫婆。”
第二天，纽约所有的报纸都以头版登载了这件事。奥萨诺实在太出名了，动不动就要享受这种待遇。好在文蒂没有坚持提出指控，至少奥萨诺不必去坐牢，她改口说也许是由于自己失足才从窗口跌落下来的。然而她是在第二天才这样说的，而且伤害已经造成了。人们让奥萨诺体面地辞去了书评杂志社的职务，我也和他一起辞职。有位专栏作家风趣地说，如果奥萨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他将是第一个将自己的妻子从窗口扔出去的获奖者。人人都清楚出了这么个小小的喜剧之后，奥萨诺获此奖的希望已经绝对破灭，评委们怎么可能把如此崇高的备受尊敬的诺贝尔奖授予一个像奥萨诺这样的卑鄙人物呢？至于奥萨诺在事后不久写的讽刺小品，介绍谋杀妻子的十种最佳办法，更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雪上加霜。
目前我们两人都面临严峻的问题：我不得不在失业的情况下靠自由职业谋生，而奥萨诺则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使新闻界不能再找他的麻烦。这一次，我倒可以为他效劳了，我打电话给在拉斯维加斯的科里，把奥萨诺的处境告诉他，问他能否把奥萨诺安置在桑那都大酒店两个星期，我知道不可能有人会想得出来到那里刺探他的情况，他可以安静地休息一下。这回奥萨诺倒很合作，一口就答应了去那个他从未涉足过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