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在军部大楼的预备役办公室里悄悄进行的受贿活动欣欣向荣。为了受贿的需要，我研究了所有有关的极其复杂的新的规章法令，以致成为了办事效率极高的职员，成为了这一领域里的专家。在民事服务的生涯中，我第一次被评为了“优秀”。
我运用这方面的专门知识给我的客户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当他们服完了六个月的现役，回到我工作的预备役部队开会和参加为期两周的夏令营后，我就让他们从此不再露面。我精心地炮制了一套完美的合法章程来掩护他们，也就是跟他们达成协议，在他们服完六个月的现役后，名字就直接上了预备役里面的非军人的名单，只有在战争发生的情况下才会被召入伍，连五年半的周会和每年一次的夏令营也不必参加了。对此，我的要价当然也相应提高，同时还有更可观的收获，就是尽快地摆脱了旧有一批，自然也拓展了后面的财源。
有天早上我打开《每日新闻》，扉页上刊登了一大张三个年轻人的照片，其中两个是我在前天才征入伍的，他们每人给了我200美元。我的心一下子狂跳不止，四肢冰凉，全身血液都快速地往太阳穴上冲——除了揭露贿赂行径，还能有什么事呢？犯罪活动终于被公之于众了！我强迫自己看完照片旁边的说明，原来当中的那个年轻人是纽约州最大政客的儿子，报纸在赞美这位政客之子加入预备役部队的爱国行动——一场虚惊！
然而，报纸上的照片还是令我心惊肉跳，一种不祥的幻觉老是在我眼前晃动：我入狱了，丢下了维丽和孩子们，虽然她的父母会帮忙照顾他们，我却不能在他们的身边，我又一次失去了家庭！这天我回到办公室后，把这支小插曲告诉了弗兰克。他狂笑着说这是件大好事，付钱给我的两名顾客居然上了《每日新闻》的头版，实在太棒了！他还把照片剪下来，贴在了他的预备役单位的布告栏上。这个我们俩内部的大笑话后来还被少校认为有助于鼓舞士气！
这场虚惊松懈了我的警惕性，像弗兰克一样，我也开始相信受贿活动可以长久持续下去，如果不是柏林危机促使肯尼迪总统决定征集数以万计的预备役军人入伍的话，这一活动真的可能经久不衰。征预备役人员入伍对于我们确实是个沉重的打击。
预备役军人要应征入伍一年的消息不胫而走，整座军部大楼简直成了疯人院——那些花了钱才进人六个月预备役的年轻人气得上蹿下跳。他们当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那些极有才华的律师，那些广告界公认的奇才，以及那些能在华尔街上兴风作浪的后起之秀等等。这些年轻人中的精英万万没想到竟给最愚蠢的美国军队糊弄了，就如同城里的骗子竟然上了乡巴佬的当一样。他们被六个月的服役计划欺骗出卖了，而且是在他们自以为钻了空子，赚了一大把的时候被一网打尽的——他们随时会被重新征召入伍！
这一事件也让我沮丧了一阵子。虽然庆幸自己以前没有因为贪图易得之财而成为预备役部队的一名成员，但是起码我的受贿活动因此而大受影响，再也没有每个月1000美元的免税收入了，偏偏我又很快就要搬进在长岛定购的新居，更糟的是一场我很久以前就预见到的灾难却是在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降临的——当时为了处理手头上有关我管辖的部队正式转为现役部队的一大堆文件，我正忙得头晕脑胀。
堆积如山的军需品和军服要发，各种各样诸如此类的训练命令要颁布，还在应付那些拼命想逃避重新服役一年的人……大家都知道军队有对付困难情况的法纪军现。现在受震动最大的是已经在预备役呆了三四年、服役快结束的人。这些年来，他们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很多人也已结婚，生儿育女。他们原以为靠手腕战胜了美国军部的老爷们，哪知道这份成功感顷刻之间化做了泡沫。
别忘了这些年轻人是美国的顶尖级聪明人，是未来的商界巨子、大法官、娱乐圈骨干……他们绝对不肯坐以待毙，于是一个和父亲合伙经营华尔街股票交易所的年轻人让妻子住进了精神病院，以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为理由提出了退役的要求。我把必备的文件和医院、医生出具的正式信件一古脑儿寄给了有关单位，结论是此路不通，华盛顿早就收到了数以千计的这类申请，故此铁定了指令，任何人都不能以困难为借口逃避服役。一封复信说，这个可怜的丈夫必须先重新入伍，然后才由某个红十字会去调查他的实际困难。红十字会的工作果然出色，“手到病除”，一个月后，当这位丈夫的所在部队开往维吉尼亚州的李要塞时，自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来我的办公室申请必要的文件以便和她的丈夫在兵营团聚。她很活泼，身体特棒，这种时髦太太根本无法遵照文字游戏的要求呆在医院里，何况医生也不一定愿意太离谱地帮她作弊。
希勒先生打电话谈他儿子杰拉米参军的事，我告诉他实在爱莫能助，他一再向我施加压力，我就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的儿子是个同性恋，或者可以退出预备役，那样也就不必服现役了。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表示了谢意，挂断了电话。两天后，杰拉米来找我，交上了必要的存档文件，要求以同性恋为由退伍。我告诉他这些文件将会永久保留在他的档案里，也许在今后的人生中他会后悔留下这么一个不光彩的官方文件。看得出他本人也不愿意留下这么一个记录，但结果还是说：“我爸爸认为这总比死在战场上强。”
我把文件送了上去，很快就被嘉文那斯岛的第一军司令部退了回来，命令重新召见一等兵杰拉米·希勒，由正规军军部对他的问题鉴定，也就是说他还得通过另一个关卡。
我很纳闷为什么埃里·汉姆希一直都没给我打电话。自从给这位服装商的儿子保尔发出服现役的通知后，他一直没有露面，可真够沉得住气的。这一秘密的揭开是在我收到了一份由著名的心理医生签发的文件之后。这份文件证明保尔·汉姆希在过去的三个月中由于神经系统的毛病一直在接受电击治疗，倘若他应征加入现役部队，将会对健康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我查阅了有关的军队条文，毫无疑问，汉姆希先生找到了不需服现役的办法，他一定是从比我职务更高的人那里得到了忠告。我把文件转寄到嘉文那斯岛，文件也很快又再寄了回来，随之附有一道特别的命令：解除保尔·汉姆希的预备役义务。不知道达成这笔交易到底又花了汉姆希先生多少钱。
我绞尽脑汁，使尽浑身解数帮助任何一个提出有具体困难而要求退役的人，包括采取种种措施使所有申请者的文件都寄达嘉文那斯岛的司令部，还经常专门打电话查询这些文件是否已经寄到那儿了，换句话说，我对所有要求帮助的人都竭尽所能，而弗兰克所做的则和我恰恰相反。
弗兰克也被征入现役部队，他反而为此感到自豪。本来他上有老，下有小，按实际情况完全能够以家庭拖累为由要求不服现役，但是他不仅不为自己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对自己部队里的那些要求不服一年现役的人缺乏同情心。现在他身兼数职，既是预备役营里的首席行政长官，同时又以民政官员的身份担任现役营里的军士长。他拒绝了所有以困难为理由要求退役者的申请，把退役的事变得比登天还难，以至于他的部下没有一个人得以退役，包括那些有正当理由的人以及不少曾经用高价贿赂过他以求得进入六个月预备役的人。到弗兰克和他的部队离开军部大楼开往李要塞时，随从中的不少人已经对他恨之入骨。
我庆幸自己没有卷入预备役计划，有人以为我事先知道一些内幕，有人甚至认为我有先见之明而尊敬我，其实我只不过是军部大楼里独一无二不贪取这种易得之财的凡夫俗子，因而也就不会惹火烧身。我很洋洋自得，几年前我就考虑过了，金钱的报酬根本弥补不了它引起的危险。尽管参加了预备役的人应征入伍的可能性仅是千分之一，我还是抵制住了这份诱惑，也许我真的有未卜先知的天赋呢！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二战时期的老兵都落入了这一陷阱，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置信。这些在上一场战争中浴血奋战了三四年的老兵又得重新忍受军旅之苦了，况且全已步入中年！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用直接参战，无需去再次面临生命危险，可是被召入伍的人还是为这不公平的待遇而怒不可遏，只有弗兰克·埃尔克满不在乎：“以前拿了钱，现在就得付出代价，有什么好抱怨的？墨林，过去我总认为你是一个大笨蛋，事实上看来你比我聪明得多！”
到了月底，他们全部整装待发，我给弗兰克买了一只手表作为礼物，上面有指南针和指示日期的装置，还有绝对的防震性能。我很喜欢弗兰克，花200美元也在所不惜，而且他去服役，我却留了下来，总使我有种莫名的负疚感。他拿到礼物后很感动，深情地和我拥抱，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要是落难时可以把它典当了来应急。”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
足足有两个月的时间整栋军部大楼空空荡荡，异常寂静，有一半的单位都重新参加了现役部队，六个月的预备役已名存实亡，我的受贿活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寿终正寝了。由于无事可做，我把小说拿到了办公室里写，少校经常外出，正规军的军士长也经常外出，弗兰克服现役去了，大部分时间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在镇守。有一天，又是我自己独处一室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起来，坐在我的桌旁。我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忙，他反问我是否还记得他。我端详了他半天，依稀有点印象。他说出自己的姓名是默雷·尼德逊，提起我曾帮助过他，他的妻子患有癌症。
我这下子记起来了，大概是两年前吧，一个乐天派的客户安排我会见默雷·尼德逊，我们三人共进午餐。客户是华尔街上的一名优秀经纪人，名叫巴狄·斯托夫，是个擅长经营的超级推销员。他把默雷·尼德逊的妻子患了癌症的消息告诉我，还说她的医疗费用很高，默雷既对花钱人预备役无计可施又非常害怕被征入现役部队后会给派到国外去服役两年。我问他为什么不申请推迟服役，他回答说这办法已试过了，遭到了拒绝。听起来此事有悖情理，但是我没有再问下去。巴狄·斯托夫解释说六个月预备役的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美国本土服役，这样默雷·尼德逊便可以把妻子接到他受训的基地外面去住。他们还提出希望得到我在六个月现役后把他转到控制组去的承诺，从而免去他参加周会和夏令营的麻烦，理由是他必须尽可能多地和生命不多的妻子在一起。我点头答应一定为他办成此事，巴狄·斯托夫毫不隐讳地挑明要求能免费为他的朋友帮这个忙，他的朋友默雷实在是连一分钱也花不起了。
在谈这些情况的过程中，默雷一直不敢正视我的眼睛，他自始至终低着头，一言不发。我那时认为这是个蹩脚的骗局，只是很费解他为什么要把癌症这种不吉利的东西安在自己妻子的身上，难道为了省几个钱就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吗？当时我还胡思乱想到，要是万一受贿的事昭诸天下，报纸登载文章披露我曾向一位癌症患者的丈夫索取贿赂，那我怎么还有脸见人？岂不成了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的恶棍？况且我自己也会受到良心谴责的，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分文不取地帮他这个忙，还向默雷说了些希望他的妻子早日康复之类的宽慰话。
午餐就这么结束了，我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虽然自己立下这么一个规矩：无论是谁，只要他说明自己没钱，又要求参加预备役，我都会为他免费尽此义务。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过多次了，我不收钱是把此举当做善事来做，如今又是入伍又是调到控制小组去省掉五年的预备役责任，得花我多少心思才能办得成啊！要我免费给他办这么复杂的事情，默雷算是开了先河，巴狄自己就是花了500美元才办成的，还没算200美元的入伍费呢！
不管怎么样，我遵守诺言把一切必备的手续都高效而顺利地办妥了。默雷·尼德逊服了六个月役后被调到了控制组，在那里只是名单上有他而已。现在默雷·尼德逊突然到我的办公桌前来究竟又要干什么呢？我和他握手问好后拭目以待。
“巴狄·斯托夫打电话给我，”默雷说，“他从控制小组重新应征入伍，有个单位需要他的军职专长而让他去服役。”
“巴狄可真够倒霉的。”我的口气听起来没有多少同情心，表明希望他别指望我能帮上什么忙。
默雷仿佛在鼓起勇气来说出一些难以启齿的话。他盯着我的眼睛，于是我靠在了椅背上，仰了仰身子说：“我帮不了他什么忙。”
默雷·尼德逊很善解人意地点点头，说：“这个他知道。”
他停了一会儿才说：“你曾经帮了我的大忙，而我从未好好谢过你，你是唯一帮了我的人，我以前就想亲口对你说，我永远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也许这次我能报答你，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他的话让我感到有点难堪，时至今日，要他的钱就更没意思了。对他的事既然已经仁至义尽，何不善始善终，在我的历史上保留下做这件好事的记载呢？
“别提了，别提了！”我对他连连摆手。我仍然持慎重态度，不去询问他妻子的病情如何了，何况我压根儿就不相信有这回事，倒是他这么郑重其事地感激我的同情心，反而弄得我有点不安了，我帮他纯属公关的需要，哪里有真正的恻隐之心？
默雷·尼德逊说：“巴狄要我来看你，让我提醒你：在李要塞有不少联邦调查局的人在向你单位的士兵调查关于出钱入伍的事，他们的目标是你和弗兰克·埃尔克。看来你的朋友埃尔克的麻烦可大了，大约有20个人作证自己是给了他钱才得以入伍的。巴狄说大概过几个月纽约就将组成一个大陪审团给他定罪。他不了解你的情况，叮嘱我一定要忠告你对自己的言行备加小心。如果你要请律师，他会帮你找个能干的。”
有好一阵子我甚至看不见他，眼前一片黑暗，一阵恶心弄得我差点儿呕吐，全身难受得似乎要抽搐起来。我坐的椅子向前倾斜着，仿佛看到了自己锒铛入狱受尽羞辱，维丽极度惊恐悲痛欲绝，她父亲怒火中烧暴跳如雷，我哥哥伤心失望痛苦忧郁……我这个社会的叛逆者再也不是一只自由自在轻松快乐的百灵鸟了……
默雷·尼德逊在等待着我的答复。
“上帝！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自从重新征兵入伍以来就停止了这种行径，他们是如何抓到把柄的呢？”我问他。
尼德逊看起来有点为他们那些行贿的士兵感到内疚，他说：“他们里面有些人对重新应征入伍感到愤怒，于是就写了匿名信给联邦调查局，揭发花钱入预备役的事。他们有意要埃尔克吃苦头，因为他们后来设法逃避重新应征入伍时，埃尔克非但不帮忙，反而百般刁难，到了部队他又是一个干劲十足的军士长，弄得他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置他于死地。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我的思维功能空前快速地调动运转起来，自从我到拉斯维加斯找科里把钱处理好至今将近一年的光阴，与此同时，我又积存了15000美元，还有，我即将搬进长岛的新居。怎么凡事都爱挑最关键的时刻来塌台呢？如果联邦调查局的人在李要塞向所有的士兵调查我，起码有100人曾向我行过贿，他们当中将有多少人招供是靠行贿入伍的呢？
“斯托夫已经拿准将有一个大陪审团审理弗兰克的案子吗？”我问尼德逊。
“应该是的，”他回答我，“除非政府想掩盖这一丑闻。你知道，只需把丑闻踢到地毯下就行。”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又问。
默雷摇了摇头说：“不可能，但巴狄似乎有把握你可以不受株连，所有和你打过交道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你是个好人，你不像埃尔克那样贪得无厌到办事总是无钱莫问。没有人想让你吃苦头，而且巴狄已向士兵们打过招呼，别把你也卷入到这场官司里去。”
尼德逊站起来和我握别道：“我再一次感谢你，如果你需要人为你作证，或者你想让联邦调查局的人找我了解情况，我都会尽力而为。”
我动情地握住他的手问：“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你也会从控制组被重征入伍吗？”
“不可能了，”尼德逊苦笑了一下，“我有了一个男婴，而妻子在两个月前死了，入伍这件事与我不会再沾边。”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此话时的表情，那充满着悲伤的声音，那流露着怨恨的眼睛，那被绝望扭曲了的脸部，都在说明他仅仅是为了把儿子抚养长大才苟活于人世的。今天早上他去上班，受了朋友之托马上赶到这里来提醒我，顺便感谢我过去曾为他所做的事情，并且告诉我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我渡过难关。虽然我的帮忙在当时对他的确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今已经事过境迁。我懊悔当时不相信他的遭遇，现在只能用心意来表达对他妻子逝世的哀悼了。原来他那天自己不述说困境，在巴狄·斯托夫为他求情时又一直低着头，就是因为他很明白我不相信他们，以为他们全在说谎，现在他是用实情给我一个小小的报复吧。我希望他心里能够因此得到点满足。
在斧头砍来以前，我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地熬了一周。到了那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很惊讶少校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星期一都到得早，而且精神焕发。他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才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
十点整，有两个人走进了办公室，说是要找少校。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了，文学作品和电影对于这行的描写实在太惟妙惟肖了——穿西装，打领带，戴着古板的软呢帽，这身正统保守的衣着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年长的那位大约有45岁，面部粗糙，表情呆板，另一位和他完全不相称：年轻得多，身材高大硬朗，不是运动员的那种肌肉发达的矫健型，而是一副精瘦的大骨架，外面包着一套守旧的夹里西装，英俊的脸上缺乏经验，看样子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丁。我领他们走进少校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呆了大约30分钟左右，然后出来站在我的办公桌前，年长的那位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就是约翰·墨林吗？”
“我们能否和你在一间单独的房里谈谈？我们已经征得你上司的同意了。”
我站起来，领他们走进一间用作预备役总部夜晚会议室的房问。一进门，他们俩就立刻打开皮夹子，出示了绿色的身份证。年长的那位自我介绍道：“我叫詹姆斯·华勒斯，是联邦调查局的，我的这位同事叫汤姆·汉南。”
汉南对我友好地微微一笑，背诵道：“我们现在向你提出一些问题，但是在取得律师的帮助之前，你不必做出回答。一旦你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利用你的回答来指控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说着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他们也相继坐下，一个在我的左边，另一个在我的右边，把我夹在当中。
年老的那个叫华勒斯的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
“不知道。”我早就下定决心，绝对不自觉供出一句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也不说俏皮话，更不要装模作样。也许他们估计到我已猜出他们此行的目的，那又能把我怎么样？
汉南问：“你能否提供一些你个人所掌握的有关弗兰克·埃尔克收受预备役军人贿赂的情况？”
“没有。”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打定主意不当演员，既不表示吃惊也不献出微笑，反正不做出任何情感的流露，以免引起更多的怀疑或攻击。就让他们以为我在掩护自己的朋友吧，即使我无罪，这样为朋友保持缄默也是人之常情吧！
汉南又问：“你有没有出于某种原因收受过任何预备役军人的贿赂？”
“没有。”我回答得干脆利索。
华勒斯故意非常缓慢地说：“其实这些情况你全知道，你总是在收受了年轻人一定数量的贿赂之后才肯征他们入伍，你很明白是你和弗兰克操纵着那些名单的。如果你否认这些事实，就是有意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撒谎，这就意味着你在犯罪。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有没有在收受贿赂或者其他东西后才帮小伙子们入伍？”
“没有。”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汉南突然笑出声来：“我们已经抓住你的朋友弗兰克·埃尔克的尾巴了，我们有证据证明你们是合伙干的，也许在这幢大楼里还有其他民政职员甚至军队官员和你们一起胡作非为，如果你把你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如实向我们交代，将对你大有好处。”
他的这番话里没有提问题，这样我就只需看着他。不发一言。
突然华勒斯用冷冷的声音说；“我们知道你是这种勾当中的罪魁祸首！”他的这句话使我第一次打破了我原定的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对策，哈哈大笑起来。当然笑得很自然，合乎情理，他们不应该因此生气。我看到汉南也忍不住偷偷一笑。
促使我大笑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使用了“罪魁祸首”这个短语，让我第一次感到整个问话过程只不过是一部二流水平的电影而已。我笑的另一个原因是本以为只有稚气未脱的汉南才会提出如此没有水平的问题来，以为年长资深负责这个案子的华勒斯是个有威慑性的人物，结果这些全是想当然。我笑的原因中还有一个就是我完全明白他们已彻底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居然以为是在追查一个组织严密，诡计多端，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兴师动众地从联邦调查局派重击手来这里了。他们没有想到此案只不过是些穷酸的小职员骗取几个铜板来花花而已，他们忘记了或者真的不了解这里是纽约，人人天天都在某种意义上犯法，他们看不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人也是在天天上当受骗。
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大笑得罪了他们，所以盯着华勒斯的眼睛伤感地说：“我情愿自己是个罪魁祸首，而不是现在这么一个可怜兮兮的小职员。”
华勒斯专注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问汉南还有什么问题要向我提出，汉南摇摇头。华勒斯站起来说：“谢谢你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汉南在同一时间也站了起来，我跟着他们站起来，这样三个人就紧挨着站在一块了。我在不知不觉中伸出手来，华勒斯和我握了握手，我也和汉南握了握手，之后大家一起走出会议室，穿过大厅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口。他们和我点点头道别后就向通往大楼出口处的楼梯走去，我则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从容镇定，一点都不紧张。最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主动伸出手来和他们握别，回想起来也许这是为了消除紧张情绪的一种下意识的举动，还有就是可能因为他们既没有羞辱也没有威吓，我，所以我出于感激之情做出了此举。他们很客气很有修养地向我例行公事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事后我才悟出他们实际上对我抱有怜悯之心——一介收入低微的小职员找几个额外的小钱来帮补生计算得了什么！是的，我有罪，但罪行轻得不足挂齿，当然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也会毫不留情地把我投入监狱，好在目前他们没有这份兴趣，我这么个卑微的小人物根本不值得他们发威。“人们竟然为当兵去行贿”这一罪行的本身就够荒谬的了。想到这里，我又笑了，对于一个小人物来说，45000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又被自怜自叹的情绪淹没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少校就出现在里间办公室的门口向我打手势要我到他那里去。少校的军服上挂满了各类勋章，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随后又参加了朝鲜战争，一眼望去，他胸前起码有20条缓带。
“问话进展如何？”他问我，面带微笑。
我耸耸肩答道：“我认为进展顺利。”
少校摇摇头，好奇地问：“他们告诉我这种活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干的？”他的言行里充满了赞叹。
“我认为全是些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面不改色地回答，“我从来没有见过弗兰克从哪个人手中拿过一笔钱！还不都是那些被重新征入现役的人为了发泄私怨而血口喷人。”
“也许吧，但是在李要塞，他们下令空运100名士兵来纽约面对大陪审团作证，那可就不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了！”他微微笑着看了我好一阵子，又问：“在和德国佬打仗时，你在哪个部队？”
“第四装甲师。”
“你的档案里有获得铜星的记录，虽然功劳不大，但总比没有强。”在他胸前的缓带中，有一颗银星和一颗紫星。
“不过我得到的不是战斗勋章，”我对他说明，“我是因冒着炮火把法国平民撤离出去而得到奖励的，我其实从来就没有杀死过一个德国鬼子。”
少校颔首表示理解，并说：“功劳不大，却比那些小子干得强多了。如果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好吗？”
“谢谢！”我感激地说。
我站起来正准备离去，少校突然气愤地咕噜道：“那两个杂种居然向我提问题，我叫他们见他妈的鬼去，他们以为我也卷入了这种勾当！”他又甩甩手，提醒我说：“别大意，得留点神！”
做一个业余的罪犯真是得不偿失，就如电影中的杀人犯受到心理折磨一样，我对身边一些事情的极端反应也几近于神经质：每当我家的门铃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响起来时，我都会胆战心惊，总以为是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捉我了，而往往开门后才知道要不就是某个邻居来借东西，要不就是维丽的朋友来串门解闷。在办公室，联邦调查局的人一周来几次，通常还带个年轻人来，很明显，他们是让带来的人认证我的，我估计他们全是那些花钱参加了六个月服役计划的预备兵。有一次，汉南跑来聊天，我下楼到自助餐厅为他和少校买了咖啡和三明治，三个人围在一起边吃边聊，汉南用非常随和的语气有意无意地对我说：“墨林，你是个好人，我真不愿意把你投入监狱，但你得明白，我已经把许多好人投入监狱了。我总是想，这有多可惜，如果他们能为自己想想也就不至于此了。”
少校靠在椅子上观察我的反应，我只是耸耸肩，若无其事地继续吃我的三明治。我的信念是对这类话根本无须理睬，答腔只可能导致一场关于收受贿赂的广泛的讨论，而在这种漫无边际的讨论中，我可能会说出一些有助于调查的事来，所以沉默是金，缄口以对才是上上策。
吃完三明治，我抬头问少校能否再请几天假陪我妻子去购圣诞礼物。办公室要干的事不多，又新来了一个取代弗兰克·埃尔克的平民职员，我不在时，他完全能管好公办室的那摊子事。少校准假，汉南不敢反对。他那番把许多好人投入监狱的言论实在是愚蠢透顶，他的年纪这么轻，怎么都不可能把许多坏人或好人投入监狱。我认定了他是一个毫无经验的新手，而不是一个即将把我投入监狱的人，如果他真的能做到，那我也就很不幸地成为了第一个被他投入监狱的人。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汉南就告辞了。少校带着新的敬意看着我说：“即使他们无法给你定任何罪名，我都建议你找份新的工作。”
维丽从来都极重视圣诞节，平日再拮据，也要买圣诞礼物给父母、孩子们、我以及她的兄弟姐妹。今年圣诞节她手头的钱比以往哪一年的都多，于是为两个男孩买的自行车早已藏在壁橱里等着让他们惊喜，她又给她父亲买了件质量上等的从爱尔兰进口的带钮扣的羊毛衫，给她母亲买了块同样昂贵的带花边的爱尔兰披肩。我不知道她给我买的是什么礼物，她坚持对我保密，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绝对不说将送什么礼物给她。我很自信送给她的这份礼物保证她会中意，那就是用现款买的一只小小的钻石戒指，这是我送给她的第一件货真价实的珠宝。我连结婚的时候也没有给她送过戒指，在共同生活的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两人都不再相信资产阶级的那些废话。十年以来，她已变化不少，而我对她的爱依然如故，我知道钻戒一定会使她开心。
圣诞节的前夜，孩子们帮她装饰圣诞树，我则躲在厨房里写作。维丽对我最近遇到的棘手事一无所知，我不愿意让她的圣诞节蒙上阴影。我为新小说写了好几页之后，就去客厅欣赏圣诞树。
这棵圣诞树漂亮极了，墨绿色的树上点缀着用银色丝带串起来的红色、蓝色和金色相间的小铃铛，树冠的最高处闪烁着一颗硕大的星星。维丽从来不使用灯饰，她喜欢用传统的式样来装点打扮圣诞树。
孩子们都很兴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们哄上床睡觉，但是小家伙们老是忍不住偷偷溜出来。在这一年一度的平安夜里，我们也很乐意原谅他们这些天真可爱的犯规行为。他们终于困了，睡着了。我悄悄走进房去检查他们是否真的进入了梦乡，只见一个个为了迎接圣诞老人的到来，都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睡衣，还梳了头。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漂亮，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此时此刻，我由衷地感谢维丽，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我回到了厅里，维丽正在愉快地把已经包装好的扎着美丽彩带的圣诞礼物一件一件地堆放在圣诞树下，好像数量很多。我走过去，把送给她的盒子也放在树下。
我装模作样地对她说：“我没有能力送你很多东西，仅是这么一点点，聊表心意。”我知道她连做梦都不可能想到自己得到的是一只真正的钻戒！
她微笑着吻我，没有追问是什么东西，她从不真正关心自己在圣诞节将得到什么礼物，只喜欢为别人，特别是为孩子们，其次是为我和她娘家的父母兄弟姐妹买礼物。这次，孩子们每人都有四五件之多。她还特意为最大的儿子买了一辆他盼望已久的特棒的双轮自行车，我则有点遗憾她买了这辆车，因为作为父亲的我责无旁贷，必须把它安装好，而我对此却一窍不通。
维丽开了瓶酒并做了几块三明治，我把大纸箱打开，取出自行车的不同部件排列在客厅的地板上，又摊开三张图文并茂的安装指南。我看了一眼那莫名其妙的图解，赶快求饶道：“我举手投降！”
“别犯傻了！”维丽说着就盘腿坐在地板上，一边呷酒，一边仔细地研究图解，然后就着手干了起来。在这方面我是白痴一个，只能够跑跑龙套，干些递螺丝刀，找老虎钳，帮她抓紧部件以使她把它们拧在一起之类的下手活。等我们把这部车全部安装完毕，已经快凌晨三点钟了。这时我们也把酒喝光了，得赶快休息一下让紧张到了极点的神经松弛下来，否则孩子们一睡醒就会直奔客厅而来，其实就算现在马上入睡，我们充其量也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要开车到维丽的娘家去参加一整天欢乐热闹的庆祝活动。
“我们上床去睡吧。”我伸了个懒腰建议道。
维丽的身子一歪，躺倒在地板上说：“我就睡在这里了。”
我也在她的身边躺下来，和她一起侧睡着并紧搂在一块。我们两个躺在地板上只觉得既劳累又幸福，朦朦胧胧地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满足中，渐渐步入梦乡。突然，一阵巨大的敲门声把我们吓得跳起来，维丽满面惊讶，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刹时间，由于心中有鬼，我的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连串骇人的镜头：一定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故意等到圣诞前夜，在我放松警惕之际来突击检查，而且随身带有逮捕证。他们翻出了我藏在家里的15000美元后，准备把我关进监狱，同时又提出：如果我坦白还可以放我一马，让我和妻子过完这个圣诞节，否则就要我在他们面前身败名裂——维丽因为我在她最注重的圣诞节被捕而怨恨我，孩子们惊恐地放声大哭，心灵受到了永久的创伤……
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维丽关切地问我哪里不舒服。又一阵强烈的敲门声传来，维丽赶紧走出去开门。我听见她和人交谈的声音，于是自己走去厨房拿药吃。她很快就穿过客厅朝我这里走来，怀里抱着四大瓶牛奶。
“是送牛奶的工人，”她边说边把牛奶放进冰箱，“他提早送牛奶来是为了赶在他的孩子们醒来以前回到家。他在门口看见灯光，就敲门祝贺我们圣诞快乐。他可真是个好人！”
我无力地坐在椅子上。维丽放好牛奶，坐到我的大腿上，温柔地抚摸着我说：“我敢打赌你一定以为是哪个疯疯癫癫的邻居或恶棍来敲门，你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她深情地吻着我，劝我上床睡一会儿，于是我们相拥着上了床。造爱后，她在我的耳边悄语：“我爱你！”“我也爱你！”我同样轻轻地说。
躺在黑暗中，我无声地嘲笑自己是西方世界最最没有胆量的一个小毛贼了。
圣诞节过后三天，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我办公室，问我是不是约翰·墨林。我做出答复后，他交给了我一封折叠起来的信，然后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我打开信，上面用古英文的粗体字母印着：
美国地区法院
然后用一般的大写印刷体印着：
纽约南区
再用普通印刷体打印上我的姓名、地址，后面又用大写字母打印道：“祝贺你”。
信上写着：“我们命令你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做出拒绝，必须出席由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团体组成的大陪审团听证会。”信中写明了时间与地点，末尾注明：“被指控犯了美国法律的第18条”。信里还特别强调如果我拒绝出席，将会被指控为藐视法庭而受到法律的惩罚。
我起码知道了自己所触犯的是“美国法律的第18条”——一条闻所未闻，不知道具体内容的法律。我又将信看了一遍，这回被信的第一个句子吸引住了。作为一个著书者，我很赏识它的语法，制定法典的人一定是从英国的旧法律中照搬过来的，他们从来都能够做到简明扼要，使人绝对不会误解。我把该信再看了一遍：“我们命令你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做出拒绝，必须出席由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团体组成的大陪审团听证会。”
真太精彩了，只有莎士比亚才可能写得出这么精确的句子！
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竟会有这种反常的心态，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这场官司不管是输是赢，只希望能尽早结束。下班后，我打电话到拉斯维加斯科里的办公室，告诉他过一个星期我必须出席大陪审团听证会的事。他叫我放心，说是第二天就会飞来纽约，届时将在纽约的旅馆住我家里打电话。
第十七章
在佐顿死后的四年内，科里成了郭鲁尼伏特的得力助手。除了内心深处，他再也不是一个倒计纸牌的神算大师了。一般情况下，他根本就不赌博。人们对他的称呼也改口为用他的真名实姓：科里·克鲁斯。他的电话代号是“桑那都二号”，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捏着一支“铅笔”，这可是让拉斯维加斯的人都垂涎三尺的权力的标志——他只要用笔潦草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的缩写字母，就可以为他看得上眼的人免费安排食宿和酒类。精明的科里从不滥用这支“铅笔”，而且往往有意地把这一特权留给酒店的老板、赌场里有势力的经理等人去使用，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已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回报。
科里是在21点赌档中受怀疑的三号台旁接到墨林的电话的，他答应墨林去纽约帮他渡难关。放下电话后，他又回到了三号台继续观察。该台已经连续三个星期不断输钱了，根据郭鲁尼伏特的百分比规律，这种现象根本不可能发生，里面一定有诈。科里曾通过“天眼”监视，又反复放看录像带，仔细琢磨每一个细节，但始终找不出丝毫破绽。在疑问得不到解决之时，他不想将眼下的答案告诉郭鲁尼伏特，郭鲁尼伏特也不会接受“该台运气欠佳”之类的解释，桑那都一号的信念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赌场永远是最大的赢家，百分比的规律不靠运气存在。和赌客们对自己的运气深信不疑一样，郭鲁尼伏特坚信的是百分比，他肯定自己的赌档没有道理连续三个星期都输钱。
科里在对三号台再三监察之后，终于得出仍是百分比在此台失灵的结论，他准备给郭鲁尼伏特写份详细的报告，让桑那都一号来决定到底是调换发牌员还是解雇他们。
科里离开庞大的赌场，从咖啡厅旁的楼梯上了二楼，径直往酒店的办公室走去。他先到自己的办公室看看是否有信件，然后到了郭鲁尼伏特的办公室。郭鲁尼伏特已经回到他那套设在酒店里的寓所，科里给他打电话，他要科里下楼去找他。
科里总觉得郭鲁尼伏特居然把家安在酒店里实在难以让人理解。这个家就设在二楼的尽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套间，外面的保卫措施周全，里面建有游泳池和绿色的人工草坪。这个套间确实名副其实，一层套一层的，每层都有保安人员把守。
郭鲁尼伏特自己一人在家，他身穿白色法兰绒裤子，衬衫敞开着。对于一个年过古稀的人来说，他可谓体魄健壮，活力充沛。他刚才正在看书，那本书还摊开在茶色天鹅绒面的躺椅上。他打了个手势要科里到酒吧里来，科里走过去给自己和他各调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然后两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输钱的21点赌台没有作弊，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的手法。”科里向他汇报了自己监视的结果。
“这不可能！”郭鲁尼伏特的语气不容置疑，“四年来你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你至今不接受百分比的规律。那张赌台连续三个星期输掉那么多钱，肯定有人在里面捣鬼！”
科里耸耸肩问：“我应该怎么办？”
郭鲁尼伏特冷静地说，“我已下令叫赌场经理解雇这张赌台的雇员，他的意见是先将他们调到别的档口去看看还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我知道这只会出现什么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解雇他们。”
“是，你是老板嘛，”科里呷了一口酒说，“你还记得我那个作家朋友墨林吗？”
郭鲁尼伏特点点头说：“他是个好小伙子。”
科里放下酒杯，他并不喜欢喝酒，只是为了郭鲁尼伏特不喜欢一个人独饮的缘故才陪着喝的。他说：“这个胆小如鼠的小毛贼的事露馅了，他需要我去帮忙，反正下星期我必须飞去纽约见我们在那里专管追债的人，所以我想提早两天去。如果你同意，我明天就走。”
郭鲁尼伏特又点点头说：“没问题，如果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尽管说，他是个好作家。”他这样说是在为愿意帮忙找个理由，想想又加上一句：“我们完全可以为他在这里安排一个工作。”
“谢谢，”科里说，“在你解雇那些职员以前，再让我观察他们一次，你说是监视也行，我找不出原因心里总是有根刺。”
郭鲁尼伏特笑了，说：“如果我在你这个年龄，也会感到好奇的。这么办吧，叫人把那盒录像带送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看，弄他个水落石出，这样你明天上飞机时心里也就不用再牵挂着这件事了，好吗？就审查在表演结束后，从晚上八点到两点那段最繁忙时间的吧！”
“你为什么要选这段时间呢？”科里不解地问。
“一定是发生在这段时间，你看着吧！”当科里拿起电话时，郭鲁尼伏特又吩咐道：“点些东西叫他们送到这里来吃。”
他们两人边吃边看那张赌台上的这段录像带，科里全神贯注在荧屏上，嘴巴仅是机械地嚼着，食之无味，而郭鲁尼伏特则是漫不经心地偶尔朝屏幕上扫一眼，更多的是在慢条斯理地吃着，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牛排和红葡萄酒等美食。
他突然按停了录像机，问科里：“你还没看出问题吗？”
科里迷惘地摇摇头。
郭鲁尼伏特说：“我给你提示一下，赌场的老板是清白的，巡视员有鬼；一个发牌员是清白的，另外两上却不是，问题全出在晚餐演出之后。我再提示你一件事，很多时候，作弊的两个发牌员是用大叠五美元的红色筹码支付给赌客的，他们为什么就不使用省事得多的25美元筹码？你现在看清楚了没有？”
科里盯着静止不动的荧屏画面，半天看不出个所以然，喃喃道：“这筹码的颜色也会露馅的吗？”
郭鲁尼伏特往沙发背上一靠，点燃了一支特大的哈瓦那雪茄烟，医生只准他一天吸一支烟，他就在餐后享受几口。“你看不出问题是因为它太简单。”他一边舒服地吞云吐雾，一边和科里说着，还给楼下面赌场的经理打了个电话，然后轻轻地按了一下监视整个赌场的电视机的开关，让屏幕上的镜头对准了受到怀疑的那张赌台，看它现在的运作情况。从屏幕上可以看到赌场经理在发牌员的后面出现，经理身边左右各站着一名没有配带武器的便衣警察。
只见赌场经理把手伸向发牌员的盛钱托盘，拿出一叠五美元的红色筹码，郭鲁尼伏特关了监控的电视机。
十分钟后，赌场经理走进套间，把那叠五美元的红色筹码扔在桌子上，科里吃惊地发现筹码没有散开来。
“您的判断准确无误。”经理对郭鲁尼伏特说。
科里拿起这叠“五美元的红色筹码”，原来它是一个伪装成五美元筹码的红色圆筒，里面是空心的，底部可以由弹簧控制开关。科里摆弄了一下它的底部，用郭鲁尼伏特递过来的剪刀把它打开，从这个看起来像一叠五美元红色筹码的空心圆筒里滚出了五个100美元的黑筹码。
“你看出他们的鬼把戏了吧？”郭鲁尼伏特说，“他们的一个同党假装参赌，拿着五个100美元的黑色筹码来换小额筹码，发牌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这五个黑色筹码放在五美元的红色筹码后面，压了压圆筒的底部，神不知鬼不觉就把百元筹码吸了进去，这个同党拿走了所有的筹码后，倒出装在圆筒里的黑色筹码，然后过一会儿又把这些红色筹码拿回来兑换现金，便能够得到500美元了，一个晚上干这么两次就可净赚1000美元！他们就是这么黑心地赚我的钱的。”
“天啊，”科里叹道，“我永远都赶不上这些人！”
“别担心，”郭鲁尼伏特宽容地笑笑，“先去纽约帮你的朋友把事情办妥，也把我们的事情做完。你要送一些钱去，上飞机前一个小时来见我。到你从纽约回来时我会有好消息告诉你，我还将要你办些事和见一些重要人物。”
科里笑着自嘲道：“我连21点赌台上的这个小骗局都揭不穿，还能指望得到提拔吗？”
郭鲁尼伏特安慰他说：“当然能得到！你只需要多点经验，心肠也要硬一点。”
第十八章
在飞往纽约的夜班机上，科里坐在头等舱，一只手拿着杯苏打水，另一只手紧紧抓住个外裹皮革、有金属内壳、安装着复杂的明暗锁的公文箱，只要这个箱子不离开科里，里面的100万美元就安然无恙，科里本人也没有钥匙把它打开。
临离开拉斯维加斯前，郭鲁尼伏特当着科里的面把这100万美元数清楚后，整整齐齐地叠放在箱子里，关好了箱盖，锁稳了之后才交给科里。纽约的收款人还不知道这笔钱将用何种方式在何时运到，这些安排除了郭鲁尼伏特和科里以外，就只有天知地知了，尽管如此，科里还是非常警惕，分分秒秒手不离箱。
倚靠在舒适的座椅上，科里回忆着这几年的经历，可以说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还将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学到更多的东西，同时也十分明白自己过的是危机四伏的日子，赌注下得极大。
郭鲁尼伏特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是看中了他的什么还是预见到了什么？科里·克鲁斯下意识地抓紧腿上的公文箱。设法给自己算算命，就像在21点赌档上推算剩下的牌是哪几张以及在骰子赌档憋足了力气用右手臂投掷时一样，他全神贯注地运用回忆和直观的脑力来分析他生活中的每一次机会都在给自己增添或删除了些什么，自己生命的牌架上还剩下多少东西。
将近四年前，郭鲁尼伏特把他变成了自己的左右手，在此之前科里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他充当桑那都大酒店的间谍，并且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自从认识了墨林和佐顿，他们三个人一下子就结成了莫逆之交，郭鲁尼伏特曾对此感到失望。在那场众所周知的纸牌赌档摊牌战中，科里完全站在佐顿的一边，这使郭鲁尼伏特非常愤怒，科里甚至估计自己在赌场的前途已经完结。使他大出意料的是这次事件之后，郭鲁尼伏特反而给了他一份真正举足轻重的工作，对此科里以前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年，郭鲁尼伏特安排科里在21点赌档做个发牌员。这一工作与当他左右手的距离似乎太遥远了，科里曾失望地以为只好努力争取重新被启用当间谍，其实郭鲁尼伏特心中自有不为人知的目标——挑选科里充当酒店中主要的运钞员。
郭鲁尼伏特早就觉得来赌场钞房取钞票的酒店老板们全是些酒囊饭袋，迟早会被联邦调查局的人一锅端去。他们的惯例是老板或代理人亲自来点钞房碰头，然后每人各拿一捆钞票走，才再向纳瓦德赌博管理局报告收入状况。这种做法实在太鲁莽了，尤其是当五六个老板对总收入中究竟应该拿多少而大吵大闹时就更容易惹来耳目，郭鲁尼伏特由此创建了一套他认为更加安全妥当的制度，至少他是这样对科里说的。
他知道科里是一名“机械师”，虽说不是第一流，也够了不起——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最上面的那张赢牌留给自己，而把下面的第二张牌先发给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他发牌的对方，而且不管在座有多少赌博的里手行家都不会察觉到被换了牌。科里每当值最危险的下半夜班前的一小时，都必须先到郭鲁尼伏特那里报到，听取密令。接着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多半是在深夜一点或凌晨四点，就会看到一个穿着某种颜色衣服的人来到21点赌档，下的赌注是按某种数目的顺序，例如一开始下100美元，接着下500美元，然后下25美元……这就表明他是一个拥有特权的赌客了。在接下来的数小时的赌博中，科里必须暗中动作，让此人赢上一万或两万美元，也就是说，此时的科里要尽善尽美地发挥他那“机械师”的技巧，把好牌留给他，让他赢个满载而归。科里起初不知道被他赢去的钱最终流归何方神圣，也不知道郭鲁尼伏特为什么要这样干，他只是按指令办事，从不提问题，严守不多嘴的原则。
但是他也有心知肚明的东西，从一开始他就从牌架上剩下的牌中毫不费劲地算出了这个神秘的赌客每次赢去了多少钱，一年累积下来，大约有50万美元，误差不会超过1000美元。这是一笔多么可观的收入，既不用打税也不用和酒店及赌场股东们分成——郭鲁尼伏特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他的合伙人那里挖走了这些钱。
为了不使事态暴露，郭鲁尼伏特每天晚上都把科里派到不同的赌档去，有时还更换他的班次，聪明的科里也担心赌场经理会发现全部秘密，除非郭鲁尼伏特曾经警告过赌场经理不要干涉这件事。
于是，为了掩人耳目，科里应用他那“机械师”的手段去赢那些老实的赌客，以此来冲掉自己输钱的记录。他连续这么干了三个星期，直到有一天接到电话叫他到郭鲁尼伏特的套间去。
像往常一样，郭鲁尼伏特让他坐下来，请他喝酒。然后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科里，别再耍花招去欺骗那些赌客了。”
科里分辨道：“我还以为也许您正希望我这么做呢，只不过不便于明讲罢了。”
郭鲁尼伏特微微一笑，说：“一个绝妙的想法，但是没有这个必要，我早就在文件上给你打掩护了，你不会被发现的。万一被发现了，我也自有办法把狗引开。”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和赌客公平地赌，我们才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是不是我在第二张牌上做的手脚在录像中显露了出来？”科里好奇地向他打听。
郭鲁尼伏特摇摇头说：“不，你的手脚干净利索，问题不在这里，但是纳瓦德赌局的人有可能派人扮成赌客并听出你作弊的声音，然后就把你全扫赌客的事联系起来。如果你仅仅欺骗赌客中的一个也许还说得过去，他们会以为你是在骗酒店的钱，与我毫不牵连，即使因此惹得赌局委员会派出人马时，我也自有对付的办法。我要你在特定的时间输钱就是因为我已准备好所有对策，但是如果你为了一己之利瞒着我搞单独行动，我可就没有办法保护你了，特别是那些赌局委员会的鹰犬在看见我们输钱时若无其事，然而一嗅到你赢了大量赌客的钱可就会马上蜂拥而来刨根问底。一旦被揭穿，就不知要花多高的政治代价才能把事态平息。”
“那好吧，我不干就是了，”科里说，“您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郭鲁尼伏特有点不耐烦地说：“百分比！百分比永远不会骗人。我们这些酒店就是建立在百分比之上的，我们的财富也是建立在百分比之上的。你经营的赌档在单据上显示出你在大量赢钱，同时你又在按我的指令大量输钱给特定的赌客，这种不可能出现的怪事连续在你手中发生，除非你是维加斯历史上最走运的发牌员。”
科里只能按命令行事，他很想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知道为什么郭鲁尼伏特要毫不心疼地这样输钱，直到他成为桑那都二号之后才终于看清楚了它的真面目，原来郭鲁尼伏特是用这个障眼法，不但挖走本应该交给政府的税金，而且挖走了赌场大多数股东的钱。数年后，他还知道了那位神秘的赢钱者被桑塔迪奥——郭鲁尼伏特的一个秘密合伙人从纽约打发走，从此销声匿迹，结果赌客们反而以为科里是纽约合伙人安插在赌场进行欺骗的发牌员，以为他们是在牺牲郭鲁尼伏特的利益。从此以后他才知道郭鲁尼伏特的自卫能力和掩护他那心爱的酒店的手段有多厉害。诸如此类的方式方法多得不胜枚举，科里直接参与的就有十多种。
郭鲁尼伏特的赌博生涯是在俄亥俄州的斯丢本瓦尔的那场著名的克利夫兰暴动控制了当地政治后的保护下开始的。他曾经在非法的联合赌场里干过，后来才辗转来到了内华达。虽然离开了俄亥俄州，但是在故乡他仍然享有热爱家乡的美名。任何一名斯丢本瓦尔的年轻人如果想在维加斯的赌场谋生都可以找郭鲁尼伏特帮忙，要是自己的赌场安排不下这位老乡，他也会尽量把小伙子介绍进别的赌场。得到过郭鲁尼伏特帮助的年轻人遍布世界各地，从斯丢本瓦尔到巴哈马斯，从波多黎各到法国的里维耶拉，甚至到英国的伦敦等，人数众多，单是在利诺和拉斯维加斯就有好几百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赌场的经理和赌档的老板。在赌博世界里，郭鲁尼伏特成了传奇式的英雄。
他本来可以从这数百人当中挑选自己最信得过的心腹来当间谍和左右手，事实上，桑那都大酒店里的赌场经理就是他的家乡人。为什么他却偏偏挑中了科里这个来自异乡的陌生人呢？科里老是在思索这个问题。直到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又深入了解到种种操纵与被操纵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后，他才恍然大悟到赌场经理是由于得到了珍惜才不充当他的角色的。这一发现对科里的震动很大——挑中他是因为他是个一钱不值的替死鬼！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他就得摆到台上去当牺牲品。
郭鲁尼伏特既有他书生气的一面，更有令人敬畏的赫赫名声。他浪迹赌场几十年，从克利夫兰拼搏到拉斯维加斯，没有人敢轻视他、欺骗他和愚弄他。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已在科里面前偶露峰嵘，一次严厉得残酷，另一次富于幽默感，均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那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以及在赌场中磨练出来的智慧。
科里当发牌员一年后，郭鲁尼伏特把他的办公室安排在自己的隔壁，指定他为自己的的特别助理，职责中包括了开车护送郭鲁尼伏特在城里转悠，夜晚陪他到赌场去巡视等。当他的老朋友、老赌客，特别是外地的亲朋好友到来时，也要陪同一起去会会他们。郭鲁尼伏特还有意任命科里当赌场经理的副手，使他从而更熟悉赌场运作的秘诀和认识各班的老板、所有的巡视员、发牌员以及各赌档收取和偿付赌注的职员。
每天早上十点钟左右，科里到郭鲁尼伏特的办公室去吃早餐。去之前他先从赌场金库主管那里取回一张过去24小时全场输赢的清单，以便郭鲁尼伏特在吃早餐的第一口时就可以开始仔细研究这一连串的数字。这张小纸条上的账目简单明了：
骰子档 输40万 尚存六万
21点档 输20万 尚存四万
纸牌档
大转盘档 输十万 尚存四万
其他包括幸运轮和奇诺等，老虎机的输赢每周才统计一次，数据由赌场经理在一项特别报告中向郭鲁尼伏特提供。老虎机每周的赢利大约为十万美元左右，是只名副其实的吞角子大老虎，设计它的时候就计算好了吃够一定数量的角子才吐出其中的多少分之一来，赢家绝对是赌场。倘若连老虎机都出现输钱的情况，那就必定无疑有人在其中做了手脚。
其他的赌博形式就不一定是赌场稳坐赢座了，例如骰子、21点和纸牌这几项中，赌场大概可以赢赌注的百分之十六上下，而且赌场还会碰到倒霉的时候，尤其是在纸牌桌上，豪赌的客人运气好又敢孤注一掷，常会赢掉赌场的大笔钱。
赌纸牌往往大起大落，有些晚上纸牌档将当天赌场在其他赌档赢得的钱输个精光，有时又会连续几周赢的钱多得数都来不及。
科里十分肯定郭鲁尼伏特在纸牌档中做手脚弄钱，只是不知道他的具体步骤而已。有天晚上，他注意到纸牌档把南美来的大赌客赢光了，而第二天纸条上的数目却比实际所得数要少得多。
每个赌场都害怕赌客的好运气长盛不衰。在拉斯维加斯，曾经有过几次骰子档连续数周输钱，害得赌场巴不得停业一天来缓口气。有时甚至连21点档的赌客也精灵得离奇，持续三四天赢了赌场。只有大转盘一个月也难得输一天，幸运轮和奇诺赌档可以说是赌场最忠实的赚钱的工具，赌客投在它们那里的钱全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这些都是开赌场应该知道的起码常识，是可以从书本上学到的常识，只要得到正确的训练和花一定的时间，谁都能够学到手，而跟着郭鲁尼伏特，由他悉心指导，科里学到的就更是远远比这些多得多了。
郭鲁尼伏特让人人都知道他不相信运气，他从来维护的信念就是百分比，认为只有百分比才是绝对值得信任的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上帝，所以每当像奇诺赌这类档口输钱的数量达到了25000美元的时候，他就当即把该档口的所有工作人员一个不留地解雇掉。桑那都大酒店刚开业两年时，有段时间很倒运，赌场接连三个星期没有赢过一天钱，损失将近100万美元，郭鲁尼伏特当机立断，除了赌场经理由于是乡亲和心腹，其他的职员全被炒了鱿鱼。
这一招的确立竿见影，大解雇后，利润又重新稳步上升，酒店的厄运终于结束了。赌场必须平均每天盈利五万美元才能维持酒店的正常营业。据科里所知，桑那都大酒店开业以来，从未有过亏损的一年，即使被郭鲁尼伏特挖掉了一笔数目不少的钱，仍是个赢利的大户。
科里充当发牌员为郭鲁尼伏特谋钱的整整一年中，从没有犯别人若是处于同等地位就可能犯的错误——乘机为自己谋钱。既然如此容易就弄得到钱，科里为什么不也找一个朋友串通起来如法炮制，赚它一笔呢？那是因为他知道这样做只会是自掘坟墓，何况他也不满足于这么区区蝇头小利，决心要下更大的赌注——他感觉到郭鲁尼伏特的寂寞和对友谊的渴求，看得出成为他的朋友后，会受益匪浅。
郭鲁尼伏特每个月两次带科里去洛杉矶收购古董，他们买旧式金表，早期的镀金相框，陈旧的咖啡壶，古老的玩具汽车，多年前流行的火车头形状的以及19世纪尖顶教堂式的储钱罐，还有黄金做的历史悠久的钱夹子等等。买回去以后，他就在其中一些古玩里放进100美元的黑色筹码或一些硬币，作为礼物送给别人。
对特别的大赌客，他会送些古代中国制造的瓷娃娃，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嵌有宝石的首饰盒，还有那些由于年代久远已变成灰色的花边围巾和古老的北欧麦酒杯等。
买这些物品每个至少得花100美元，也极少超过200美元的，这样的采购郭鲁尼伏特总要花上几千美元。他一般和科里在洛杉矶吃晚饭，再在贝佛里山酒店住一宿，然后搭早班飞机回拉斯维加斯。
科里将这些古董放进自己的衣箱带回桑那都后，让人做礼品包装，然后送到郭鲁尼伏特的套间去，以便他每晚或者说是几乎每晚都揣上一两件在口袋里带到赌场去送给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或纽约的时装巨头等大赌客。这些赌客每年至少在赌桌上挥霍掉五至十万美元。
在这种场合，郭鲁尼伏特施展的魅力更让科里自叹不如。比如他会打开礼品包装纸，取出金表送给赌客，并情真意切地说：“那天我在洛杉矶发现了这只表，马上就想到了你，觉得它很配你的品味。我已让人把它修好和彻底清洗过了，走时应该是准确的。”接着他还会装模作样地补充几句：“人们告诉我这只表是1870年制造的，但又有谁能知道它的真实年龄呢？你是了解那些古玩店的骗人鬼话的。”
这样他就给这位赌客留下了特别受他关心并经常被他想起的印象了。他暗示这只表极其名贵，又是费了心思才修理好的，走得很准，最重要的是他从一开始就能够想到这位赌客，可见友谊为重。郭鲁尼伏特在赠送这些礼品时的天才表演，处处流露的深情厚意使礼品显得更加价值不菲，接受礼物者当然也会受宠若惊了。
他还聪明地利用“铅笔”战术，对那些大赌客提供“三免”——免费住宿、免费食物和免费酒水。甚至对那些刚来时仅赌五美元的富豪也给予同样的待遇。由于他工于心汁，最后总能够把这些人变成大赌客。
郭鲁尼伏特给科里上的另一课是千万别欺骗年轻的姑娘。他对科里以前不择手段地骗她们感到愤怒，曾经狠狠地教训过他，质问他为什么要耍弄这些除了色相就一无所有的女人？难道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小偷？难道只会把手伸进她们那干瘪的钱包里抓出几张沾满了卖肉血泪的零钞？要这种手法到底算是哪路英雄？她们有汽车、银餐具可被人偷吗？她们除了肉体之外究竟还有什么财产？她们唯一的资本就是青春了。他要科里切切记住，占有她们的肉体后，塞回100美元就不再欠她们什么了，仍然是一个不欠账的自由人。不要为了占便宜而花言巧语，海誓山盟的，更别提为了和她结婚得跟妻子离婚之类的鬼话，别向她们借上千美元的钱，也别要求她们对你忠诚。这些风尘女子，只要给她500美元，她就可以随时为你服务，即使是她婚礼的那天也会在所不辞。
科里对这番长篇大论感到好笑。很显然，郭鲁尼伏特已对他和女人打交道的情况略有所闻。科里也同时意识到他对女人的了解远远不如自己透彻，不了解她们甘心受虐待的心理，以及她们愿意甚至需要被人欺骗的心理，但是他没有反驳，仅仅是辛辣地奉上一句：“这恐怕不像您所说的那么容易做到，对她们当中的某些人，就算是给十万美元也无济于事。”
出乎意料的是郭鲁尼伏特竟笑着表示他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还讲了自己的一件发生在多年前的风流趣事：桑那都大酒店开业不久，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百万富婆来赌博，他送给了她一件日本古董——一把花了50美元买来的扇子。这位年约40岁的风韵犹存的寡妇爱上了他，弄得他一时不知所措，虽然他比她年长十岁，但他喜欢的是更年轻美貌的女孩子。有一天晚上，只是出于为酒店经济效益考虑，他把她带到酒店的套间，和她上了床。完事后，在送她离开时，不知道是出于习惯还是愚蠢的邪恶念头，又或者是拉斯维加斯式的低级玩笑，反正他鬼使神差一般塞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给她，让她自己去买件礼物。时至今日，他都搞不清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位石油大王的女继承人看了一眼这张100元钞票，轻轻放进钱包，又轻轻地说了声谢谢，后来她还继续来酒店赌博，只是再也不爱他了。
三年后，郭鲁尼伏特想增加酒店的房间，竭力寻找投资者。他的出发点是有充足的房间总会有充分的好处。他认为赌客赌的地方正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场所，他们不会有心思到处乱逛，只要为他们提供看演出的地方，社交的场合，各种不同的餐厅，使他们在到达维加斯后的头48个小时留在酒店就行了，因为打这以后，他们的钱也就所剩无几。
他向石油大王求助，她点点头说当然愿意帮忙，并且立刻就开了一张支票，还格外给他送上了一个甜蜜的微笑，可惜支票上只有区区100美元！
“这个故事的真谛在于，”郭鲁尼伏特沉吟了很久才说，“对富有的女人千万不能采取对待贫穷女人的方法。”
有时，郭鲁尼伏特会在洛杉矶采购古书，碰上心情好的时候，他还飞到芝加哥去参加稀有图书的拍卖会。在他的套间里，有极丰富的藏书，都存放在上了锁的有玻璃门的书橱里。科里搬进新办公室的第一天，发现桌上放着郭鲁尼伏特送的一件礼物，打开才知道是一本关于赌博的1847年出版的首版书。科里饶有兴趣地把它看完并摆设在书桌上一段时间，后来实在不知道它的使用价值在哪里，只好拿到郭鲁尼伏特的套间去还给他，并诚恳地告诉他非常感谢这件礼物，但是觉得放在自己那里只会埋没了它。郭鲁尼伏特仅是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科里认为一定是自己使他感到失望了，但这一来却奇妙地弥补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几天后，他看见该书锁在了郭鲁尼伏特那宝贵的书橱里，直到此时他才高兴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做错事，而且郭鲁尼伏特肯为他割爱，可见对他的器重完全是出自于真情。当然，后来他也看清了郭鲁尼伏特的另一面，更清楚这一面才是郭鲁尼伏特那举足轻重的本色。
赌场里每日三次清点各赌档的筹码，这些关系到赌场命脉的场合科里必定到位，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他陪着众赌档的老板清点各张桌子上的筹码以及现金，甚至进入赌场的金库去清点那里的筹码。每当科里驾到，金库经理总是有点紧张。初时，科里还以为他和自己一样是由于多疑的心理造成的，因此也就不当一回事，何况金库保险柜的现款和种种筹码和数目分文不差，金库经理更是郭鲁尼伏特打天下时就深得信任的酒店元老。
有一天，出自某种下意识的冲动，科里决定把保险柜里的黑色筹码连同架子一起拉出来，事后科里怎么都想不透自己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冲动。
当数十个金属架子从黑暗的保险柜中被拉出来仔细检查后，马上就发现其中有两架的百元黑色筹码是假的，竟是空心的黑色圆筒！它们被放在光线很差的保险柜中最深的角落里，一般情况下又不可能被使用上，所以能够长期以来相安无事地通过每天的清点。金库经理当场果若木鸡，谁都知道，这种弄虚作假的勾当不经过他的同意绝对做不成。科里拿起电话拨通郭鲁尼伏特的套间，郭鲁尼伏特立刻就赶到金库来。检查的结果是两架子筹码加起来共有十万美元，郭鲁尼伏特原来那红润的带点日光浴留下的健康黑色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他用手指着金库经理，却用很平常的声音命令道：“给我从金库里滚出去！”然后转身对科里说：“让他签字把所有的钥匙都移交给你，马上把三班的赌档老板都立刻叫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他妈的才不管他们现在身在何处，连外出度假的都必须马上飞回维加斯！一回来就立刻向我报到！”说完转身走出金库，一下子就不见了人影。
正当科里和金库经理办理移交钥匙手续，在文件上签字时，有两个他从未谋面的男人走了进来。看样子金库经理认识他们，一看见他们走来，当即脸色变得灰白，手也不由自主地发抖。
他们俩都对金库经理点点头，他也向他们点点头，其中一个说：“你移交完后，跟我们去趟老板办公室，他想见你。”他们从一进来就对科里视而不见，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科里拿起电话拨给郭鲁尼伏特，向他报告这两个人到金库来的事，并问这是不是他的指令。
郭鲁尼伏特冷冰冰地答道：“有这回事。”
科里说：“我只是想证实一下。”
郭鲁尼伏特的声音变得稍为温和些说：“好主意，你干得不错。”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剩下的事你就别插手了，科里，忘了这件事吧，明白吗？”他的声音越说越温和了，似乎还含有一种悲切的情感。
这以后的几天里，人们还看到过金库经理在拉斯维加斯出现，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个月后，科里听说他妻子向警察局报告了他失踪的消息。尽管城里流传着关于他已葬身沙漠的说法，科里还是很久都不敢相信这种失踪就是意味着死亡。
他从来不敢在郭鲁尼伏特面前提起这件事，后者当着他的时候也总是回避此事，即使是在赞扬他这次的表现出色时，也不会涉及到金库经理半句。这正合了科里的心意，他实实在在不愿意由于自己的尽职尽责而致使金库经理落得个如此身败名裂、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悲惨下场。
此后的数月里，郭鲁尼伏特的神情态度再也没有那么阴森恐怖了，可以说他当天就恢复了典型的拉斯维加斯作风——腿脚灵活，思维敏捷。
拉斯维加斯所有的赌场老板都在拼命拉外国赌客。英国人很快就被从贵宾名单上勾销了。虽然在历史上他们曾经是19世纪最大的输家，可惜随着大英帝国的没落，也带来了她的子民们豪赌生涯的结束。数以千万计的印度人、澳大利亚人、南太平洋诸岛居民和加拿大人都再也不肯把钱倒入赌博贵族们的金库中，大英帝国也就越来越穷，原有的富人只顾挣扎着逃税，把自己藏在祖传的领地内，少数赌得起的人则偏爱法国、德国以及伦敦式的高雅的赌博俱乐部。
法国赌客也被勾销了。浪漫的法国人不愿意千里迢迢跑到维加斯来赌，这种比在本国贵上百倍的费用使他们浪漫不起来。
经营赌场的有识之士都在争先恐后地讨好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德国在战后的经济大发展中产生了许多百万富翁，日耳曼人爱旅行，好赌，喜欢维加斯的女人，而拉斯维加斯那野心勃勃的风格又尤其吸引着条顿精神，使人想起十月节，也许甚至还使人想起世界末日。此外，德国人的赌风良好，赌技也比其他国家的大多数赌客都高。
意大利的百万富翁同样为维加斯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他们喝醉酒后赌起来最疯狂，而且任由赌场雇佣的女人在城里随意摆弄他们六七天，乐意伸长了脖子让人宰割。他们因为不用交所得税，所以似乎有花不完的钱，那些本来应该上缴罗马国库的金钱便溜进了设备舒适的赌场的钱箱。拉斯维加斯的女人们对意大利的百万富翁情有独钟是由于他们送礼物最大方，再有就是在那六七天的日子里，他们像狂赌那样疯狂地爱着她们。
墨西哥和南美赌客的钱就更容易赚了。谁也不清楚南美的局势究竟如何，只知道赌场经常派专机去接这些大富豪来维加斯，对于这些富于体育精神的绅士来说，一切都是免费的。这些人乐意把售出数以百万张兽皮后得来的钱留在赌场的纸牌桌上，他们带着妻子、女朋友、情窦初开的在赌场上跃跃欲试的儿子一起来。拉斯维加斯的烟花女子最喜欢这些客人了，据某个调查报告说，他们没有意大利人真诚，造爱时也不够细腻，但他们的情欲却比任何人都旺盛。有一天，科里正在郭鲁尼伏特的办公室里，赌场经理带着一个特殊的问题来请示：一位南美来的最大赌客要求派八名女子到他的套间去，她们无论是金发的还是红发的都可以，但就是不要褐发的，而且身高不能比他自身的五英尺六英寸矮。
郭鲁尼伏特静静地听完报告后问：“他需要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的奇迹呢？”
“五点钟左右，”赌场经理答道，“他要请她们吃晚饭，然后留下她们过夜。”
郭鲁尼伏特面无表情地问：“这样干得花多少钱？”
“大约3000美元。”赌场经理说，“那些女子心中有数，她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赌资去玩大转盘和纸牌。”
“好吧！免费为他提供这八个女人。”郭鲁尼伏特答应道，“但是要吩咐这些女人尽可能把他缠在酒店里，我不想让他把钱输在别的赌场。”
赌场经理正准备转身离去，郭鲁尼伏特又问：“他究竟要八个女人干什么？”
赌场经理耸耸肩说：“我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他说他的儿子也来了。”
郭鲁尼伏特在这次谈话中终于绽出了笑容：“这就是我说的做父亲的自豪！”等赌场经理离开后，他摇摇头对科里说：“记住，他们在赌钱的地方胡闹和嫖娼，父亲死后，儿子还会继续来，赌场花3000美元就使他有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良宵，除非他的国家发生了革命，否则他对桑那都大酒店来说就是百万美元的财源。”
对于各赌场老板来说，一致首选和渴望得到的最大财神爷是日本人。他们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赌棍，一来维加斯就是一大帮。日本工业界的巨头们用免税的美元来豪赌，在每次逗留的四天中所输掉的钱，往往都超过百万美元。能干的科里为桑那都大酒店和郭鲁尼伏特招来了日本最嗜赌的富爷。
科里曾与一名在斯及普酒店东方轻歌舞团献艺的舞女有一段恋情，这个日本姑娘原来的名字令美国人叫不上来，她就改了个西洋名，叫戴茜。她虽然只有20岁左右，在拉斯维加斯却已呆足五年。她的舞技超群，长得非常可爱，就像颗刚出壳的珍珠一般光彩夺目。有一次，她突发奇想要去做整容手术，准备把眼睛弄成西方流行式，把胸部也隆成巨型，而且要大得令吃玉米长大的美国佬销魂。科里知道她的念头后当即强烈反对，苦口婆心地一再和她讲解这手术只会毁掉她的魅力。戴茜最终听取科里的劝告，因为他极力装出从她那花蕾般的乳房获得了最大的快感。
当他们的友谊发展到在床上继续时，她开始用日语给他讲课。每当他在她家过夜，第二天的早餐总有她亲手熬制的日本汤。开初他不想喝，她告诉他，在日本人人早餐都喝汤，而她熬的汤在东京郊区的一个乡村里是最著名的。尝过之后，科里惊喜地发现此汤香浓可口，易于消化吸收，对于消除一夜的纵欲与宴饮之后的疲乏大有裨益。戴茜还提供了一个信息给他：日本实业界的一个大亨打算到维加斯一游！戴茜的消息来源是日本报纸，她经常让家人把日本报纸空邮过来，以便她思乡之情可以从阅读日本报纸中得到慰藉。她告诉科里，一个名叫文郎的人是东京的大亨，在会见报界时宣称他将到美国创办他的电视机工厂的一个分部。戴茜说文郎先生在日本以豪赌出名，所以到美国就一定会来拉斯维加斯。她还告诉他文郎先生是位杰出的钢琴家，曾经在欧洲留学，如果不是他父亲下令要他继承家业，他本来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专业音乐家。
那天，科里请戴茜到他在桑那都的办公室，用酒店的信笺向她口授了一封给文郎先生的信，信的格式合乎西方的规矩，又在戴茜的建议下使用了日本的敬语，确保此信不会得罪文郎先生。
这封诚挚邀请文郎先生莅临桑那都大酒店的信，告诉他作为贵宾，他什么时间来悉随尊便，愿意住多久都无任欢迎。信中还遍请文郎先生的所有亲朋好友，而且他的全体随行人员，包括他在美国的同事，都将成为桑那都大酒店最受欢迎的客人。科里用婉转的语言向文郎先生传递了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信息，甚至包括看戏也免费。在信发出之前，考虑到自己还没有绝对的权力来如此使用“铅笔”，科里又征求了郭鲁尼伏特的意见并获得了他的许可。科里本来有点担心郭鲁尼伏特要在信上签名，结果证明这位桑那都一号更懂得处理这些关系，如此一来，从形式上讲，这些日本人如果来的话，就将是科里的客人，他也将是他们的“主人”了。
三周后，他接到了答复。在这一段日子里，科里花了不少时间向戴茜学习日本礼仪。他懂得了和一位日本客户交谈时，必须一直保持微笑，必须在声音和手势上表现出热情好客又不过分亲昵之类的礼节。她还特别提醒他注意，如果一个日本男人的说话声音里有一点儿嘶音，那就是愤怒的迹象，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就像蛇发出的响声一样。科里想起二战时期的电影里，日本坏蛋说话时的嘶嘶声，他过去还以为这只不过是演员的表演手法而已。
对邀请信做答复的方式是文郎先生设在洛杉矶海外分部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询问桑那都大酒店能否为文郎先生——日本全球销售公司的总裁和他的执行副总裁二毛田先生准备两个套间，外加十个房间给随行人员。电话是专门打给科里的，他当即答复说可以办到。狂喜之后，他立刻打电话给戴茜，告诉她过几天他将陪她出去买东西，还告诉她他将为文郎所有的随行人员准备十个套间，让他们都住得舒舒服服的。她听后马上叫他千万别这么干，因为如果所有的随行人员都得到同等规格的套间，会使文郎先生觉得在他们面前失去面子。科里接着请戴茜马上飞往洛杉矶去采购和服供文郎先生私下在套间里穿，戴茜说这同样会得罪以西化自豪的文郎先生，尽管他在自己家里肯定会私下穿日本传统的服装。科里又建议戴茜和文郎先生见面，也许还要充当他的译员，陪他一起吃饭。戴茜听后笑出声来，告诉他在欧洲留过学的文郎先生才不要译员呢，何况让一个西化了的日本姑娘在异国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他会感到非常不自在。
科里完全接受了她的意见，尽管在各个方面都向她请教，只有一件事他坚持己见，那就是要求戴茜在文郎先生逗留的三天里，天天给他熬新鲜的日本汤。科里计划每天早上到她的住所去取，在文郎用早餐时，派人把汤送到他的套间去，戴茜沉吟了一会儿，终于同意照他的意思办。
当天黄昏时分，科里接到郭鲁尼伏特的电话，问他第十号套间要一架钢琴做何用？还问科里：“酒店经理说他绕过主管部门，从其他渠道弄钢琴，把事情搞得乱糟糟的，是否确有此事？”
科里解释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文郎先生的即将到访以及他的一些特殊爱好，郭鲁尼伏特听后开怀大笑，并指令科里派他那辆罗斯莱斯去机场迎接贵宾。这辆豪华轿车是专门用来接待最富有的德克萨斯州百万富翁或者郭鲁尼伏特亲自邀请的关系密切的客人的。
第二天，科里和酒店的三个行李员乘着配有专职司机的罗斯莱斯和两辆卡迪拉克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他安排罗斯莱斯和其他轿车直接开进机场的跑道，这样他的客人便不用走过机场大楼了。
文郎先生一走下飞机，科里就迎了上去。这一群日本游客从服饰特点上都可以一眼看出是东方人，他们全穿着清一色的黑西装、白衬衣、黑领带。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衣服裁剪得相当差劲。这十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日本最富有、最有势力的企业领导阶层的人物，倒更像是一队勤快的职员。
文郎先生也容易被认出来，他是他们当中个子最高的。相对而言，他非常高，足有五英尺十英寸，而且体格魁梧，长相英俊，肩膀宽阔，头发漆黑。如果他去好莱坞应征扮演一个东方人的角色，完全有可能被选中——不知为什么，科里的脑海里会涌出这么一个念头。
这群人当中只有一个紧挨文郎先生站着。他比文郎稍微矮一点，却瘦得多，相貌颇像那些讽刺日本的漫画中的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口龅牙。其余的人个子矮小，而且不显眼，都提着个仿中世纪织布的、很够气派的黑色公文包。
科里向那个他完全有把握肯定是文郎先生的人伸出手来说：“我是桑那都大酒店的科里·克鲁斯，欢迎您到拉斯维加斯来！”
文郎先生礼貌地堆着满脸笑容，露出一口整齐的大白牙。他用稍为带一点外国腔调的英语说：“见到您很高兴。”接着就介绍那个龅牙的人叫二毛田先生，是他的执行副总裁，然后又逐一道出一连串其他人的姓名和职务，他们都例行公事式地和科里握手。科里接过他们的行李托运单，向他们保证很快就能把这些行李送到他们在酒店的房问。
他带着这群人走向专程来恭候他们的小汽车，他和文郎、二毛田相继上了罗斯莱斯，其他人坐进卡迪拉克。在去酒店的途中，他告诉两位客人已为他们安排妥当存款的方式，文郎拍了拍二毛田的公文包，用几乎完美的英语说：“我们给你带来了现款。”两位客人朝科里微笑，科里也报以微笑。他记住开口说话一定要面带微笑，所以就微笑着把酒店的方便设施以及他们如何可以欣赏维加斯的所有演出等等，向他们一一做了介绍。他差点就要开口提到女伴的问题，但本能使他避开了这个话题。
到了酒店，他领他们直接到各自的房间，并叫登记处的职员拿注册表格给他们签名。他们都住在同一层楼里，文郎和二毛田的套间紧挨着，中间只隔着一个门。文郎视察了所有随行人员的房间，知道自己的套间是最高级的，科里从他的眼神明白他对此感到满意。当他又发现自己的套间里还有一架小钢琴时，眼睛立刻亮了起来，马上走了过去，坐下来弹了弹琴键，倾听着。科里多么希望钢琴已经调好音，可惜他听不出来，好在文郎用力地点点头，满面春风地笑着说：“太好了，你们想得真周到！”一边激动地握着科里的手。
文郎接着做手势让二毛田打开他带来的公文包，里面满满地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叠叠钞票，科里瞪大了双眼，他不知道这个包里到底有多少钱。
“我们想把这笔钱存入你们赌场的金库，”文郎说，“我们在这次短短的假期中需要钱时随时都可以取出来。”
“那当然啦！”科里答复他。二毛田关上箱子，他们两人到楼下的赌场去存钱，留下文郎一个人在套间里梳洗清洁。
他们俩走进赌场经理的办公室，在那里数清了钱的数目，总共50万美元。科里要职员给二毛田收据和办好必要的手续，以便他们在赌桌上要钱时随即可以支取。赌场经理和科里还准备在赌场帮助各赌档老板以及巡视员确认文郎和二毛田，这样，无论在赌场的哪个角落，只要这两位日本人举起一个手指表示要支取筹码，马上签张单据就行了，省去了确认身份等诸多麻烦。总之，他们将会享有皇室般的待遇，受到至尊级的敬重，当然，这种尊敬只有和金钱挂钩时才是绝对真诚的。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科里每日一大早都带着戴茜熬的汤赶到酒店。负责送餐到房间的服务台按照他的指示，一旦文郎先生要早餐就通告他。科里等他进餐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就敲门向他问候早安。每次他都看见文郎正坐在钢琴旁入神地弹着，装汤的碗则空着放在他身后的桌子上。在这些早晨的会见中，科里为文郎和他的朋友安排了看演出的票子和参观游览的路线。文郎先生总是充满感激，面带笑容，彬彬有礼，而二毛田先生则从连接两个大间的门走出来和科里打招呼，极力称赞早餐的汤是多么美味可口，很明显，他也分享到这种汤了。科里没有忘记像他们那样微笑着点头。
这十个日本人逗留在拉斯维加斯赌博的三天里，惊动了当地的所有赌场。他们总是集体行动，一起出游，一起在同一个纸牌档上赌，当文郎控制到牌架的时候，他们全下同一种赌注——赌庄家。有时他们连续赢，幸好这种运气不是发生在桑那都。他们一般只赌纸牌，偶尔也会赌赌“生活乐趣”这种更具意大利风味而不带东方色彩的赌博项目。当文郎为自己发牌得到常胜的八或九点时，就会兴奋得连连拍打牌架的两侧并敲打桌子，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赌客，要是赢了一次2000美元的赌，更会兴奋得难以自制。这使科里感到非常困惑：这位文郎先生在这里存有50万美元，为什么竟然会为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数（虽然已是达到了拉斯维加斯的最高限额）就如此手舞足蹈？
他只有一次看见文郎那常常微笑的英俊的外表下遮掩着的强硬一面。那天晚上二毛田在赌客的位置上放下了赌注，当时文郎正掌握着牌架子。文郎长时间地盯着他，眉毛都拱了起来，用日语嘀咕着什么，科里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里有戴茜警告过他不要发出的嘶嘶声，二毛田结结巴巴地说了些道歉的话，并立刻把赌注投向文郎的一方。
这次旅行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文郎和他的随行人员回日本时赢了十万美元，但他们却在桑那都大酒店输了20万！他们的损失全是在其他赌场赢回来的。他们已在拉斯维加斯留下了一个传奇故事：这十个身穿黑色西装的家伙在赌城里赌完一家又一家，谁见到他们都忍不住心惊胆颤。这十个壮汉雄赳赳。气昂昂地步入赌场，仿佛是殡葬工人来赌场收集钞票的尸体！纸牌赌档的老板从罗斯莱斯司机那里得知他们的去向就马上通知那个赌场做好准备，以便隆重地接待他们。所有的赌档老板都在交流信息。就是通过这一渠道，科里才获悉原来二毛田是个东方的好色之徒。此人在其他酒店嫖妓，这意味着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想让文郎知道自己喜欢嫖而不愿意赌。
临别时，科里送他们去机场，他们将飞往洛杉矶。科里带了郭鲁尼伏特的一只古董金表赝品送给文郎，并转达了他的问候。郭鲁尼伏特曾经在这群日本人的餐桌前做过短暂的停留，自我介绍一番，展示了赌场的好客之情。
文郎真心实意地表示了自己的谢意。在他们登机之前，科里面带微笑和他们一一握别，之后就赶回酒店打电话让人把钢琴从文郎的套间搬走，然后来到郭鲁尼伏特的办公室。郭鲁尼伏特热情地和他握手并拥抱了他，以示祝贺。
“这次可以说是我在维加斯这么多年来所见过的最出色的一次接待工作。”郭鲁尼伏特赞扬道，“你是如何发现汤这种秘密武器的？”
“是一位名叫戴茜的少女告诉我的，”科里回答他，“我想用酒店的钱给她买件礼物，可以吗？”
“你可以花1000美元来买。”郭鲁尼伏特一口允诺，“你和那些日本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要继续和他们保持联系，给他们送些圣诞礼物和邀请信。那个名叫文郎的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赌客中的一个。”
科里略为皱了皱眉头，说：“我对是否向他施美人计举棋不定，您知道文郎是个正人君子，又刚认识不久，我不想和他套近乎。”
郭鲁尼伏特点点头说：“说得对！别担心，他还会再来的，如果他需要女人，就会做出表示。你要是羞于开这个口就赚不到这种钱。”
就像往常那样，郭鲁尼伏特果然料事如神。三个月后，文郎再次光临赌城，餐间看歌舞演出时，对一位双腿修长的金发舞女很感兴趣。科里知道她虽已嫁给桑德斯赌场的一个发牌员，但仍旧在做皮肉生意。看完演出后，他打电话给舞台经理，问那个女郎是否肯赏脸陪文郎和他喝一杯。女郎当即飘然而至。文郎和她干了一杯后又请她吃夜宵。女郎用询问的眼光看着科里，科里点点头，而且很快就借故离开了。他回到办公室打电话给舞台经理，叫他在半夜演出时另外安排一个演员顶替这位女郎。第二天，当早餐送到文郎的套间后，科里没有像往常那样去问候早安。这天晚些时候，他打电话到女郎家，告诉她只要文郎在赌城，她就不必去参加演出。
在以后每次文郎重返维加斯时，除了此时戴茜已把熬日本汤的技术传授给桑那都的大厨师，早餐的菜单上已正式列出了这道汤，整套接待程式保持不变。科里还打听到文郎爱看重播的某出西部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对剧中的一位勇敢坚强又天真可爱，充满女性美的金发舞女特别入迷。此事令科里心血来潮，马上通过电影界的关系联系上了这位天真美丽的名叫琳达·派逊的少女，他还亲自飞到洛杉矶请她吃午饭，把文郎对她和她的电视剧的爱慕之情不无夸张地描绘一番。她对科里描述的那些有关文郎豪赌的逸事非常入迷，特别是当她听到他如何在公文箱里塞满了百万美元，住进桑那都，有时两三天内就在纸牌档中把它们输光的情节后，眼睛里不禁放射出天真幼稚的贪婪之光。她迫不及待地告诉科里，非常愿意在文郎重返维加斯的时候去那里和他见面。
一个月后，文郎和二毛田住进了桑那都大酒店，预定住四天。科里立刻向文郎先生转告了琳达·派逊想见见他的意思。文郎听完后眼睛又立刻亮了起来。他虽然年过40，但保养得仍有小伙子般的英俊，在听到令他兴奋的消息时，就更显得青春焕发了。他要求科里马上打电话请这位少女来，科里答应照办，只字不提自己已经和她谈过以及她已经答应第二天下午到达赌城的事。文郎是如此激动，以至于当天晚上疯狂地赌，输掉了20万美元。
第二天早晨，文郎去逛商店，想买一套新的蓝色西装。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吧，他认为蓝色西装最能表现美国式的潇洒风度。科里联系好桑那都大酒店的特级裁缝为他量身、试穿，当天就给他赶制了出来。科里派出他在桑那都的得力干将来陪文郎，以确保一切顺利进行。
但是急不可耐的琳达·派逊赶上了早班机，不到中午就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科里到机场接她回酒店后，她提出要在文郎回来之前梳洗打扮一番，他就让她进了二毛田的套问。因为他满以为此时的二毛田必定和上司在一起，结果这一决定差点酿成大祸。
留下她一个人在二毛田的套间后，科里就回到办公室去设法和文郎取得联系。裁缝店的老板告诉他文郎刚刚离去，一定是在去某个赌场的路上了。找不到文郎，只好耐心地等待。一小时后，他接到琳达·派逊从文郎套间打来的电话，听上去她有点不高兴：“您能下来吗？我和您的朋友出现语言障碍，无法沟通。”
科里没有提任何问题，他知道文郎的英语讲得棒极了，只是在某种需要的情况下他才假装不会说英语，这次恐怕就是他对该少女感到失望而已。但是科里已经注意到这位天真无邪的少女实际上比她在精心拍摄的电视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有头脑，该不至于把好事给搞砸了的，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琳达无意中说错话或者做错了事，得罪了他那东方人特别敏感的个性。
开门让科里走进套间的人是二毛田。二毛田满嘴酒气，一脸得意洋洋的神态，科里看见琳达·派逊身着绣有金龙的和服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上帝啊！”科里当场如雷击顶，完全傻了眼。
琳达朝他柔弱地笑一笑，说：“你肯定愚弄了我，他一点都不害羞，也一点都不好看，而且根本听不懂英语。我希望至少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他有钱。”
二毛田仍然在微笑，仍然在感到骄傲，他甚至在琳达说话的时候向她鞠躬，很显然，他的确听不懂琳达在说些什么。
“你和他造爱了吗？”科里几乎绝望地问。
琳达做了个鬼脸，说：“他老是在套间里追我，我原以为至少我们应该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有鲜花，还有人为我们演奏小提琴，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个如此好色的日本人，我无法摆脱他的纠缠，所以就想管他呢，不如先满足了他再说，于是就和他造爱了。”
科里连连摇头说：“但是你把对象搞错了！”
琳达有相当长的时间惊恐地望着科里，然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她的笑声是自然而纯真的，直笑得东倒西歪，跌坐在沙发上，白白的大腿从和服中露了出来。科里有一瞬间都被她迷住了，好在很快就冷静下来，甩了甩头。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刻打电话到戴茜的公寓，戴茜听完电话后的第一句话是：“再也没有汤了！”科里叫她别开玩笑，马上到酒店来，而且事关重大，她必须动作迅速。然后他又打电话给郭鲁尼伏特，详细地报告了这一意外情况，郭鲁尼伏特说他马上就下来。科里接下来要干的事就只有在暗暗祈祷文郎千万别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15分钟后，郭鲁尼伏特和戴茜都赶到了套间，琳达已经在酒吧里为科里、二毛田和自己每人都调了一杯酒，她的脸上仍然挂着笑，郭鲁尼伏特向她表示歉意道：“很遗憾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请耐心点，我们会把一切纠正过来的。”他跟着吩咐戴茜：“向二毛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告诉他，他占有了文郎先生的女人，而她把他当成了文郎先生了。告诉他，文郎先生深深地爱上了她，并且专程去买新衣服来和她会晤。”
二毛田像往常一样满脸堆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听着听着，他的眼神略显一丝惊慌，他用日语向戴茜问了个什么问题，科里注意到他的话里有一丝警告似的嘶声。戴茜用日语快速地和他交谈，她说话时始终面带微笑，而二毛田则越听脸上的笑容越少，她刚一说完，他就晕倒在地板上了。
戴茜立即采取行动，一把抓过威士忌就往二毛田的嘴里灌，又和科里一道把他扶到沙发上，琳达怜悯地看着他。二毛田绞扭着自己的双手，滔滔不绝地向戴茜说着什么，郭鲁尼伏特问他在说些什么，戴茜耸耸肩翻译道：“他说这意味着他的一切都完了，文郎先生肯定会解雇他，因为他让文郎先生丢尽了脸面。”
郭鲁尼伏特点点头说：“告诉他，什么也别说，我将把他送进医院治疗一天，因为他病了，然后送他飞回洛杉矶治疗，我们会为此给文郎先生编造一个故事的。告诉他，我们还会采取一切措施来补救，只要他不向任何人谈及此事，文郎先生就不可能发现出了这么一件事。”
戴茜把这番话翻译给二毛田听，他不停地点头，脸上又重新露出那礼节性的微笑，只是这种微笑比哭相还要难看。郭鲁尼伏特接着转身对科里说：“你和派逊小姐等候文郎先生，注意要表现出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来照顾二毛田，我们不能让他留在这里，要不然他一看见他的老板就又会晕过去的，我会把他弄出去，放心吧。”
善后计划就这么定了。一个小时后，文郎回来时，发现琳达·派逊容光焕发，美丽可人地和科里一起等候他，他立刻被她迷住了。她似乎也被他的英俊和风流倜傥所吸引，表演得像她在西部电视剧中那么天真无邪。
她对他说：“我希望你不介意我住进了你朋友的套间，这样我就可以接近你了，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文郎听出了弦外之音，她不是那种恨不得马上就搬过来和他同床共枕的下贱女人，她要先爱上一个人才肯这么干。他笑容可掬地说：“那当然啦，那当然啦！”科里松了口气，琳达的牌玩得恰到好处。他向他们告别后在大厅里转了一会儿。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听见文郎的套间里传出钢琴声，而琳达正随着那优美的旋律在唱歌。
在以后的三天里，文郎和琳达·派逊在拉斯维加斯的古典式的爱情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境地，他们彼此真诚相爱，形影不离。无论是在床上还是在赌桌前，无论是赢还是输，无论是在华丽的拱形商场还是在富丽堂皇的时装店，他们分分秒秒都如胶似漆。琳达早餐时爱喝日本汤，尤其欣赏文郎的钢琴演奏，文郎则喜爱琳达的金发和白皙的皮肤以及那乳白的稍过丰满的臀部，还有她那修长的双腿和柔软而高耸的乳房。他最喜爱的还是她那美国式的幽默感和乐观的精神面貌。他曾向科里赞叹琳达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艺妓。戴茜给科里解释这是像文郎这种有身份的人所给予的最高的评价了。文郎还宣称在赌场上琳达总是给他带来了好运，当他准备离开赌城的时候，他仅花了20万美元，而他存在赌场金库的钱是100万美元。20万美元中还包括了他为琳达买的一件貂皮大衣，一只钻石戒指，一匹巴洛米诺马和一辆奔驰小汽车。他没花多少钱就离开赌城了。如果没有琳达作伴，他完全有可能在纸牌桌前输掉50万美元甚至100万！
当初，科里认为琳达只不过是一个高级娼妓，但是当文郎离开维加斯后，在她坐夜班机飞回洛杉矶前，他请她共进晚餐时才发现她真的对文郎很着迷，这几天里她并不是在逢场作戏。“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她真诚地说，“我非常喜欢喝早餐的那种汤，也非常喜欢他弹的那一手好钢琴，再有就是他的床上功夫棒极了，难怪日本女人对自己的男人那么体贴入微，侍候得那么细致周到。”
科里微笑着说：“我认为他不会像对待你那样去对待本国女人的。”
琳达叹了口气：“这个我知道，但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枉此行。你知道吗，他用自己的照相机为我拍了数百张照片！你也许以为我会对他的拍照感到厌倦吧？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么做，我也为他拍照，他是个很英俊的男人。”
“同时也很富有！”科里补充上一句。
琳达耸耸肩说：“我也曾和富人呆过，也赚了不少钱，但文郎和他们不同，他只是一个毛头小伙。我唯一不喜欢的是他那么滥赌，上帝啊，他一天输掉的钱够我用十年！”
科里心里盘算着，看来她的这番话是真的，今后可千万不能让文郎和琳达·派逊再见面了。他略带着讥讽地微笑说：“是的，我也不愿意看到他输那么多钱，我本来可以劝阻他不去赌。”
琳达对他妩媚地笑着说：“是啊，我相信。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这几天是我一生中所过过的最快乐的一些日子，也许我还会见到你。”
他明白她在暗示什么，但他没有正面回答她，只是圆滑地说“你什么时候想来维加斯花日元，尽管打电话给我，除了筹码以外，其他一切都由赌场支付。”
琳达沉思了片刻，问：“你认为文郎下次再来会打电话给我吗？我把我在洛杉矶的电话号码给了他，我甚至说过等我拍完电视剧后，就飞去日本度假。他说他会很高兴，还叫我在去之前告诉他何时到达。只是看上去他对此事好像并不热心。”
科里摇摇头忠告她说：“日本男人不喜欢女人这么主动，他们落后于时代起码100年，对于文郎这样的大阔佬更是如此，你最好的应付办法就是安下心来冷处理。”
琳达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我心里想也只能是这样。”
他把她送到机场，在她登机前吻了吻她的脸，答应她说：“当文郎再来时，我会给你打电话。”
科里回到桑那都大酒店后，第一时间就来到郭鲁尼伏特的居室，而且讽刺道：“天底下竟有这么便宜的事，我们对赌客也实在太好了！”
郭鲁尼伏特安慰他说：“别失望，我们还不想这么早就把他那100万全赢过来，但是有一点你是对的，这个女演员不是我们理想中为赌客安排的那种女人，其一，她还不够贪婪，其二，她太直率了，最糟糕的是，她太聪明了。”
“您是怎么知道的？”科里问。
郭鲁尼伏特微笑着说：“我说得对吗？”
“那还用说？文郎下次再来时，我将采取措施不让他和她见面！”科里有点闷闷不乐地说。
“你用不着这么做，”郭鲁尼伏特笑笑说，“像他这样的人往往精力过剩，他已经不再需要她能够给他的那一切。这种人总是喜新厌旧，玩一次也就足够了，就这么回事！如果他还想和她继续来往的话，两人分手时，他会更善待她的。”
科里有点吃惊地问：“一辆奔驰汽车，一件貂皮大衣，一匹巴洛米诺马和一只钻石戒指，这些还不算贵重？还不算善待她？”
“不算！”郭鲁尼伏特胸有成竹地答道。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不久，文郎再次来到维加斯，他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琳达·派逊。这一次他把金库里的100万美元全输光了。
第十九章
飞机迎着朝阳飞行，空姐忙着给旅客们端咖啡送早点。科里在吃喝时也身不离箱。吃完早餐后他已能遥望到纽约那些高楼大厦的轮廓了，这一景观总令他感到敬畏。在飞离拉斯维加斯时看见的是延绵不断的沙漠，金黄一片与蓝天相映成趣；飞近纽约时所见到的则是延绵数英里的由钢铁和玻璃构成的密密麻麻的城市森林，直指天空，无穷无尽，使他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飞机开始下降了，它缓慢而优雅地向左倾斜，围绕着城市盘旋，徐徐降落。周围的颜色由白到蓝，然后到阳光普照的空间，再到灰色的水泥跑道以及如茵宜人的绿色草地。飞机降落时对跑道的撞击足以把还在酣睡的旅客惊醒。科里的头脑非常清晰，他感到精力充沛，迫不及待地要和墨林见面。他一想到这点就兴奋不已，正直、诚实的老朋友墨林是他在世界上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第二十章
我必须出席大陪审团听证会那天，正好是我的长子小学毕业升中学的日子。维丽要我请一天假和她一起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去不了，理由是我得参加一个有关预备役军人入伍的特别会议。她仍然对我的困境一无所知，我对她还是严密封锁消息——反正她知道了也无济于事，反而担惊受怕，何苦来？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事，这正是我的最大心愿。我一向都认为配偶在帮不上忙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让她分担忧愁。维丽为儿子的毕业感到自豪。几年前我们发现他连基本的阅读都不行却依然年年升级，维丽非常气愤，开始亲自教他读书。她教得很好，慢慢他能够拿到高分了。我对学校这种不管成绩好坏一律升级的做法也感到气愤，这是我对纽约市感到失望和怨恨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居住在低收入区，居民全是工人阶级和黑人。学校根本不关心孩子是否能真正学到知识，完全是为了早日摆脱他们而让他们升级，只要他们不闯祸，不惹麻烦，把他们顺顺当当地从学校打发走就万事大吉了。
维丽盼望着早日搬进新房子，它位于长岛社区，这个区的学校有口皆碑：教师们尽力要把学生培养成能考上大学的合格人才。另外，虽然她嘴上没有说，其实我知道她心中更庆幸的是那里几乎没有黑人，孩子们会在像她当年的天主教会学校那样安分守己的环境中成长。我不反对她的想法，也不想告诉她，她所设法逃避的种种问题的总根源在于整个病态的社会，不是到了长岛学校那有树有草坪的环境就能逃避得了的。
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的忧虑，那就是我也许会去坐牢，这可就要取决于我今天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表现了。
那天早上起床时我就心情欠佳。维丽亲自送孩子们到学校去并准备留在那里参加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可能工作到很晚才回来。他们比我先离开家。我自己煮了咖啡，一边喝一边仔细考虑应该在陪审团面前所做的一切。
我必须否认任何指控，科里已经向我保证他们绝对追查不到我所收的贿款。只有一件事使我犹豫，我必须填一张有关个人财产的问卷，其中有一道问题是问我有没有私人住宅，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冒险，因为我在长岛的住所已交了首期付款，是一笔定金，可是这所房子的余款尚未还清，按理说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没有私人住宅，于是我填上的答案是“没有”，也不提已交定金的事。令我久久举棋不定的原因是担心联邦调查局的人是否已发现了我买房子这件事，我猜测他们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一情况。
我边喝咖啡边设想，假如陪审团问我是否已付定金购买了一栋房子，我的答案只能是肯定的。接下去他们会问我为什么不在问卷里填写清楚，我必须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还有，假如万一弗兰克垮下来，并认了罪，招供有关我们是合伙人和交易的情况等等，我该说些什么？我已下定决心对此事要讲假话，这样弗兰克的供词就对我不利。他总是一个人单独处理这种交易，没有人能够为他作证。我忽然记起很久以前的一天，弗兰克不在办公室里，他的顾客企图收买我，让我转交一个信封给他，我拒绝了。在这件事上我真走运，因为那个顾客就是向联邦调查局写匿名信控告弗兰克，导致这场全面调查的人当中的一个。那次对我来说拒绝接受贿赂纯属偶然，是因为我从心里讨厌那个一副猬琐相的家伙。这样，他出庭作证时应该指出我是拒绝收贿款的，这一点对我有利。
弗兰克真的会认罪和把我抛给大陪审团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唯一可以自救的办法就是出来作证指控他的顶头上司，例如少校或者上校等人，问题是他们根本不牵涉在内。另外，我觉得弗兰克这个人一向够义气，他决不会因为自已被抓而出卖我。还有，他的处境危险，如果他认罪，就会失去在政府部门中的工作、养老金以及他在预备役的军衔和养老金，他只有硬着头皮顶到底，拒不认罪才行。
最令我忧心忡忡的就是保尔·汉姆希了。我是尽了全力来帮这个小伙子的，他父亲曾许诺会使我的余生都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在帮助保尔渡过难关之后，汉姆希就断绝了和我的联系，甚至连一双长统袜也没送过。我曾期待过他会再送一大堆礼品，或者送几千美元，但除了刚开始使维丽大惊小怪的那几箱衣服外，就再也没有下文。我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去索取任何东西，那几箱衣服毕竟也值几千块钱嘛。他们虽说没能“使我的余生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对于被骗从来都采取无所谓的姿态。
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后不久，有传说提到保尔·汉姆希逃过征兵关，他在接到入伍通知书后仍然参加了预备役部队。我知道兵役委员会发出取消他入伍通知的信已从我们单位的档案室里被抽调到更高的司令部去了，也估计联邦调查局的人已经和兵役委员会的职员交谈过，他也已把我编的故事告诉了他们。这个理由还是讲得通的，并不牵涉到违法行为，只不过是行政上的天天都会发生的小把戏而已。但是有传说保尔·汉姆希在联邦调查局的追问下屈服了，向他们坦白了我曾收受过他朋友们的贿款。
我离家后开车经过我儿子的学校，学校里有个巨大的水泥地篮球场，四周用高高的金属网围起来。我开车经过时，远远看见毕业典礼正在露天的大球场里进行，于是把车泊好，站在篱笆外面，紧挨着金属网往里望。
只见一大群13—14岁的男女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一个个穿戴整洁，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脸也洗得干干净净，正带着兴奋和稚气的自豪参加毕业典礼，准备步入人生的成熟旅程。
已经为孩子们的父母搭好了看台，还为显要人物搭起了一个很大的木制讲坛，上面坐着校长和该区的一名政客，以及一位头发灰白的戴着蓝色外国帽子、身穿20年代军服的退伍老兵。一面美国国旗在讲坛上飘扬。我听见校长说由于时间不够，不能一一颁发毕业证书了，只能在宣读到某一个班的时候，该班的全体同学转过身来，面对看台上的来宾。
我就这样观察了他们几分钟。每当宣读一个班级之后，一排男女孩子就转过身来面对看台上的父母亲和其他亲人，接受他们的鼓掌。孩子们的脸上充满了自豪、幸福和期待的神情，他们是今天的主角，受到贵宾们的赞扬和长辈们的欢呼，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些可怜虫至今还不识字，没有一个人准备好面对世界，也没有谁能预见到未来的烦恼。我庆幸看不见儿子的脸，接着就赶快回到车上，驶往纽约去见大陪审团。
我在联邦法院大楼附近的停车场寄存了车，走进地上铺着大理石的大厅，然后乘电梯上到大陪审团所在的厅。步出电梯后，我吃惊地发现长凳上挤满了在我们单位应征入伍的年轻人，起码有100人。他们有的人朝我点头，还有少数人和我握手，开些有关这件事的玩笑。我看见弗兰克·埃尔克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扇巨大的窗口附近，于是走过去和他握手，他显得很镇静，不过脸绷得紧紧的。
“这一切够让人心烦的，对吗？”我们握手时他这么说。
“可不是！”我说。大厅里除了弗兰克没有谁穿军服，他还戴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获得的所有的战斗勋章和上士臂章以及长期服役的标志，看上去就像个干劲十足的职业士兵。我知道他想搏一搏，希望陪审团会拒绝给一名爱国的重新入伍保卫国家的老战士定罪。我希望他这一招能够灵验。
“上帝啊，”弗兰克说，“他们从李要塞空运了大约200人来这里，全是些废物！这次就是因为有些不争气的人吞不下被重新征召入伍这口怨气。”
联邦调查局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令我无比惊诧：看起来我们只不过干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不过是弄些小玩意来赚些零花钱而已，严格说来还算不上欺骗，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互助互利的、对谁也不会造成伤害的、兼顾双方利益的行为而已。当然，我们是违反了一些法律，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干过什么坏事，而政府却要花数以千计的美元来企图把我们投入监狱！这似乎不公平——我们既没有杀害什么人，也没有抢劫银行，既没有贪污公款，也没有伪造支票，更没有犯下窝赃、强奸、给俄国人当间谍等滔天大罪，他们干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由于某种原因，我突然情绪高涨，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还在笑什么？”弗兰克惊奇地问，“事情可严重呢！”
我们周围都是人，有些近在咫尺。我眉开眼笑地对他说：“我们究竟担心些什么？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我们都知道这些指控全是些无稽之谈！操他娘的！”
他听后也哈哈大笑，接过我的话头说：“说得对！操他娘的！只是不管怎么说，我都恨不得宰他几个兔崽子才解恨！”
“别开这样的玩笑，我知道你是个有口无心的炮筒子。”我给他使了个眼色——这个厅也许安装了窃听器。
“说得不错，”弗兰克不情愿地说，“你以为这些人会因为给祖国服兵役而感到自豪吗？我已经历了一次战争的考验，这次重新入伍我都毫无怨言，可他们……”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从两扇标有黑白标志的，上面写着“大陪审团”的大门那里传来法警喊弗兰克名宇的声音。就在弗兰克进去的同时，我看见保尔·汉姆希从里面走出来。我迎上去对他说：“喂，保尔！你的情况如何？”我向他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手。
他见到我时显得很不自然，但是他的眼神里没有犯罪的表情。“你爸好吗？”我问他。
“他很好。”保尔答道。经过一段短暂的犹豫后，他低声地说：“我知道我不该在你面前谈论我的证词，你也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爸爸要我告诉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听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是我唯一担心的人。科里说他会和汉姆希这家伙扯平，现在看来他真的做到了。我不知道科里是如何办到的，目前这一点已无关紧要。我看着保尔走向电梯。这时，另一个我曾经帮过的年轻人向我走来，他曾是一家戏院的见习导演，我分文不取就把他招进了预备役部队。他是真的很关心我，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们将为我作证，证明我从来没有索取或收受过他们的钱。我很感谢他，和他握手致意，还说了些笑话，并很自然地微笑着。我在扮演着一个兴高采烈的狡猾的受贿者的角色，尽量装出一副无罪的样子来。我吃惊地意识到我其实很欣赏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许多顾客都在为我打抱不平，都说这是几个心胸狭窄的人惹出来的麻烦，说这样做是在耽误整个法庭。我甚至觉得连弗兰克也不会被判刑。这时，我看见弗兰克从大陪审团的厅里走出来，他显得很倔强，但也不气愤。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屈服，准备斗到底。当我从两扇大门步入大陪审团大厅时，随即把脸上的微笑一扫而光。
大陪审团根本不像电影描写的那样，有许多人似乎是坐在一排排的折叠椅上，而不是坐在包厢或其他形式的地方。地区律师站在桌旁，桌上放着几捆供他查阅的文件。有几位速记员坐在一张小桌后面，桌上放着一部打字机。指定我坐的那张椅子是放在高出地板的平台上的，以便陪审团的人能清楚地看到我。我的自我感觉是仿佛成了在赌场纸牌档上的云梯警卫员。
地区律师是个穿着守旧的黑西装、白衬衫，打着天蓝色领带的年轻人，他的黑发浓密，肤色白皙。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今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用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声音向我提问，这纯粹是为了表明他是在做例行公事，把信息记录下来，不想造成给陪审团留下什么印象的后果。
他就站在桌旁，连向我发问时也没有走近我。他首先问清我的姓名及职务，接着再问：
“墨林先生，你曾否以任何理由向任何人索取过钱财？”
“没有！”我回答他。我在回答问题时，始终正视着他以及陪审团成员的眼睛，脸上保持着严肃的表情。尽管由于某种原因我很想发笑，何况此时的我完全处于亢奋状态。
地区律师继续问道：“你曾否接受过任何人为了达到参加预备役部队的目的而向你赠送的任何钱财？”
“没有！”我回答道。
“你知不知道有任何人收过行贿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送的贿赂款？”
“不知道！”我答时仍然看着他及那些由于坐在小折叠椅上而感到难受的人。这个大厅处在大楼内部的深处，照明设备极差，我看不清他们的脸。
“你知不知道有任何上司或其他人施加自己的特别影响，以达到让某个不在名单上的人参加你管辖范围的预备役部队？”
我早就估计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曾考虑过是否应该供出国会议员为钢铁大王后裔亲自前来施加影响以及少校出面说情的事，考虑过是否揭发预备役军营的官员要求把自己亲友的名字提前安插到名单上的事——也许这样做可以吓退那些调查人员，或者把他们的视线转移到那些高官身上。经过再三考虑，我意识到联邦调查局不厌其烦地调查此事，就是为了揭露出高层人物，如果真的牵涉及高层，调查还会加紧进行。还有，如果涉及到国会议员，整个事件将受到报刊的更多关注，所以我决定把这些事封锁在记忆之中。如果我被定罪和受到审判，我的律师可以利用出现在这些事件中的那些达官贵人，于是我的回答仍和刚才一样：“不知道！”
地区律师推开他的文件，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说：“我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走了。”我站起来离开高台走出了大陪审厅。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为什么那么充满希望，那么兴高采烈了。我的确是一名魔术师，这么些年来，当人人都心安理得、无忧无虑地收受贿赂时，我已预计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还预计到要回答这些问题，要上这种法庭，要受联邦调查局以及阴森森的监狱的威胁。我采取措施提防着这一切，所以把钱转移到科里那儿去，而且平时谨小慎微，在和那些人做违法交易时不树敌，从不主动地索取一定数量的钱财，明知道一些顾客在欺骗我，我也从不去追究，甚至连亲口答应让我的余生过上好日子的汉姆希先生装聋扮哑地食言时，我也没有去计较。这次他能做到让儿子不出庭作证就足以让我高兴。也许是他给儿子的压力而不是科里改变了我的命运？事后我更深入了解，才知道全靠科里帮我摆脱困境。不管怎么说，尽管我需要一些帮助，我仍然是个魔术师，一切都按照我预言的那样发生了，我真为自己感到得意。我不在乎，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会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的狡猾的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