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六月里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八时三十分还不到，也是旧金山藉此闻名的寒冷而又灰暗的夏日早晨。我的这一周开始得很糟糕，我一边快速翻看着几份前些天的《纽约客》，一边等着我的医生，罗伊·奥伦沙勒来解放我。
我一直在罗伊医生这里看病，而且有时还会打电话给他，在我还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时，我就每年一次到他这里进行体检。最近一次看他是在上周二，让我吃惊的是，他在周末打电话给我，要我在今天上班之前顺便拜访他。
我面前摆着一大堆的事：两件没有了结的案子和一份准备移交地方法庭的积案。我原来希望可以在九点以前开始办公。
“博克瑟女士，”接待员终于叫到了我，“医生准备见你。”我跟着她进了医生的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奥伦沙勒会用一种礼貌幽默而有分寸的嘲讽话语与我打招呼，例如，“如果你在这里，那么谁在大街上跟着罪犯？”我今年三十四岁，在过去的两年里作为凶杀科的探长一直奔波在市警局外面调查杀人案的细节。
但他今天僵硬地站起身，严肃地叫了一声“林赛”，并示意我在他书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到这时为止，我关于医生的观点还是简单的：当一个医生用一种深沉的、关注的目光看你并让你坐下时，三件事可能发生。其中只有一件可能是糟糕的。比如叫你出去，准备告诉你一些坏消息，或者告诉你他们刚刚为新置的家具付了钱。
“我想给你看些东西，”奥伦沙勒开始说话，他对着灯光拿起一张摄片。
他指着在涌动的小球中那些微小的幽灵似的杂粒说：“这是一张血液涂片的放大影像，这血液是我们从你身上取来的。这大一点的小球是红血球，红色的血细胞。”“它们看上去很快乐。”我紧张地开了句玩笑。
“它们确实很快乐，林赛。”医生不带一丝笑容地说道。“问题是，你没有太多红血球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希望它们能放松一点，然后我们能把话题转到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你最好悠着点干活了，林赛。
“存在一种情况，林赛，”奥伦沙勒继续说，“内格利氏先天性贫血病，这很罕见。简单地说，你的身体不再制造红血球。”他拿起一张照片。“这是正常的血液组织看上去的样子。”在这张照片上面，黑色的背景看上去像下午五点麦凯特和鲍威尔大街的十字路口，一些扁平的，充满活力的球体交叉在一起就像路口的交通阻塞一样。它们是迅捷的信使，向人体的其它器官输送着氧气。
相比之下，我那张照片上稠密地堆积着球体，看上去就像候选人退出竞选两个小时后政党竞选指挥部里的情景。
“这是可以治疗的，对吗？”我问他，更像是我在告诉他。
“这是可治的，林赛。”奥伦沙勒停顿了一下说道，“但是情况很严重。”一周以前，我来这里只是因为我的眼睛流水起泡，我还在内裤里发现了一些血迹，每天凌晨三点我会突然感到有一个缺铁的侏儒在我身体里吮吸能量。我每天二十四小时正常度日，日出夜眠，但是六个星期来一次例假。
“关于我们谈论的问题有多严重？”我嗓音柔美地问道。
“红血球对身体输送氧气的过程来说极其重要。”奥伦沙勒解释道，“有造血作用，在骨髓里生成的红细胞。”“罗伊医生，这里不是医学讨论会。我们谈论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你想听到什么，林赛？诊断还是可能性？”“我想听到事实的真相。”奥伦沙勒点点头。他站起身绕过桌子走过来，然后握着我的手。“那么这就是事实，林赛。
你的疾病是危及生命的。”“危及生命的？”我的心跳停止了，我的喉咙像羊皮纸一样干燥。
“致命的，林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