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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六日，星期四，侦查员们在克里亚奇科办公室集会。他们平日是二人一组地从凌晨起就出去跟踪那几个他们监视的对象。今日斯坦尼斯拉夫召集了几个伙伴。长年累月以来他已经习惯由古罗夫领导一切，所以他对充当上司一事感觉到很不自在。不得不作出具体的决定，而不宜坐在一旁说几句尖刻的话，有时候靠用避雷器来从事活动。
工作令人乏味而且单调，在理论上不能发挥效力：无论你怎样调换小汽车，而敌人知道，有人在监视，而在事实上他一眼就认得我们所有的伙伴。当某人不相信成就，就会逐渐地松怠，丧失注意力，变得不谨慎，这是一种规律。可是古罗夫昨天说：你们在那里不要乱开口，选举前还有整整一个月，时间在逼迫他们，他们一定要积极起来。
他们记下了福金拜访日丹的时间，他们不再监视中校和“克普鲁弗”领导人的会晤，但是他们谈论的是什么内容，仍然是一无所知。用以窃听民警机关的定向传声器不存在了，历来如此，克格勃分子具有现代化技术，而密探们则用“自动式电话”进行工作，这一切依然如故。部长们经常调换，而侦察机构的装备仍然停留在有史以前的水平。诚然，多亏于市长，那汽车停车场修茸得焕然一新，现在汽车运行时车轮不会脱落了，这就要感谢他了。
“古罗夫不用挂电话，只是在发生严重事故时，一人从公用自动电话间挂电话，另一个站在街上，把那些外人统统赶走，直至斗殴为止。”
“令人厌烦，斯坦尼斯拉夫，我们白吃了面包，现在没有什么事，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事，”根纳季·维特金说，他在负伤后觉得自己有点儿像英雄，才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
“当岗警站在岗位上，半年都不会发生什么事，在一个晴天有人发现他被砍断了头，”斯坦尼斯拉夫回答。“是谁的母牛才会哞哞叫，你就像个最次的公子哥儿似的，处在受人攻击的地位。伊戈尔·斯美尔诺夫的生活正常吗？”
“没有什么正常的生活，”格里戈利·柯托夫回答，他那瘦长的身子更加伛偻了，本来就少露笑容的面孔颦蹙起来。“青年小伙子，长得还俊美，不和少女们相会，朋友们不再往来，离群索居，他有时走到不远的小公园里去，和儿童们玩耍几分钟，喂喂鸽子后就回到小室里去。”
“唔，有关少女的事，你，格里沙，要知道，小伙子给人割了阴囊，”克里亚奇科说。
“怎么办啊？当然是不幸的事情，但是妇女们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柯托夫不赞成地嘟囔起来。“我有时候一心想结识任何一个少女，并想对她说，有个小伙子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情，叫她自动离开他，可是她死乞白赖地要求去做客。他们一块儿饮茶，她给他做些什么吃的东西，把饭菜烤热一下。任何一个男子汉都需要女人。”
“格里沙，既然你这样聪明，为什么你又这样沉默寡言？你替小伙子找个小姑娘，他也许会开始变得温和起来。福金常到你那里来吗？”
“像时钟那样，每隔一天来，带着几个小提包，这种老爷子你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不是好预兆。”
“所以古罗夫认为，这不是一个好预兆，只是我们没法了解福金。干嘛他要培养一个小伙子，不知怎的竟想使用他。”
“好吧，巴图林怎样？”
“还不错，”伊里亚·卡尔采夫回答，“他健在，有工作，他有时候把几个女人（不是妓女）带到家里去，依我看，他非常喜欢土包子。她们都是年轻的土包子，带着手提箱和小旅行箱，但外表却很独特。乌留平斯克的这类妇女走来征服莫斯科，很快就在特维尔斯克落脚，否则便要流窜于三个火车站附近。当她们在莫斯科没有混熟的时候，巴图林在不超过两天的时间以内藉助于他自己的吊床接待过她们。他有一个严肃认真的女伴，但她很有钱，而且有丈夫，她养着我们这个雇客作为娱乐的工具。我有两次在电话中听见他们的谈话，我以为，她在把钱扔给他，但是他的态度非常严肃，在那个地方他无发言权。没有趣儿，斯坦尼斯拉夫。”
“我和你不能处理那件事，伊里亚，”克里亚奇科不客气地说，“近来我不喜欢你。我不知怎的在某个对象家里见过你，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蹩脚电影里所反映的正是这等人物。我请你记住，如果列夫·伊凡诺维奇说，感到热，就是感到热，眼看着就要面红耳赤了。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你干的邋遢事情。如果不中意，就到天南地北去，我一定能够立即找到一个代替你的侦查员。”
“可你怎么样，斯坦尼斯拉夫？我为这种钱同意日日夜夜头倒悬，”卡尔采夫飞快地说，自己想了一下，“你看，叫你接受资本主义，什么都得付钱，所以你不用开口。从前即使在简短的业务会上，甚至在党员大会上可以说一顿废话。自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可以倾吐积愫，现在请你不作声，否则把你赶出去，我们能找到另外一个人。雇佣劳动力，没有啥关系。”
斯坦尼斯拉夫觉察到卡尔采夫潜在的不满情绪，决定在必要时告诉古罗夫，伊里亚尽管是个年轻的侦探——他只有三十五岁——可是已经不行了。
“恰巴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把脸转向自己的老友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斯维特洛夫，他和他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共同耕耘了岂止十春秋，“你是个司机，这条街道嘛，你比这些小孩子看得更清楚。无容置疑，有人在引导我们，但是依照你的估量，动用了多少辆汽车？”
“恰好是六辆，”斯维特洛夫回答，“但是我相信，汽车还更多。”
“明白么？”斯坦尼斯拉夫环视一下集会的人们，“如果我们从事无益的活动，那么谁会投入这么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反对我们？难道您以为别的部门的汽车总数和侦探都不计算在内吗？”
“他们等什么？如果说是十六号，那么未免搞得太早了。还等待什么？——比自己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聂斯捷伦科问道。
“华连廷，如果您知道，那么您就是一个聪明人，”斯坦尼斯拉夫回答。
“而列夫·伊凡诺维奇关于这点有什么想法？”
“要么自己不知道，要么他不想说话，”斯坦尼斯拉夫站起来。“从明天起我们改为整昼夜执勤。”
“斯坦尼斯拉夫，害怕害怕上帝吧。”维特金低声含糊地说了这句话。
“您害怕害怕上帝吧，因无事可做，可以说，每个人都为汽车获得了荣誉。我增加一个乘务组，你可以整昼夜干活，整昼夜休息。咱们走吧，咱们走吧，极可恶的密探们。”
奥尔洛夫将军接到了一项指示：抽出二十名军官担任领导职务，以启用内务部的军队去承担第一支护送总统行列的封锁部队。他准备在一九九三年登上坦克的那个地方深入到人民中去。出发的日期并没有宣布。
奥尔洛夫明了：人们对他有这种期望，古罗夫也有同样的预感，这个孩子的嗅觉异常敏锐。将军无论怎样也看不惯他，看起来，列瓦这个蓝眼睛的幼稚的孩子早已四十多岁了，他是一名举足轻重的上校，在服役多年的民警人员中享有很大的威信，在有声誉的权威人士和恶人中自应占有一定的比重。
密探之中谁也不知道，尽管间谍机构私下传说，在一次非常紧要的大会上，权威人士和恶人合法地瓜分了政权，但是有个年老的，身体强健的恶人这样说：
“如果把列夫·伊凡诺维奇喊到这里来，他很快就要评判我们的是非。”
人们在会上窃窃私议，有人向什么人说，这个列夫·伊凡诺维奇是谁。忽然间一个青年的声音喊道：
“在第一次会面时我就要干掉您的密探！”
白发老人朝脚下啐一口唾沫，回答说：
“他救了我本人的一条性命，有人把第一百零二条性命随同一切使人承受重担的东西吊在我身上，而古罗夫已经干预这件事了，他找到了执行者，给了我五个一组的玩意儿，三天之后我自由了。”
“噢，你去吻他的屁股吧，对我来说你是个密探，他也是密探。”
在这种情况下意见分歧了，大会以什么来宣告结束，那就不晓得，但是过了一个月，有人在市场附近用冲锋枪击毙了一群恶人，可是过了不多时权威人士借以开会的小咖啡馆化为灰烬了。
没有关系，让他们互相殴斗，可是有多少和平公民在这些清洗中丧命了，谁也不计较。但是谁都知道，谁也不去说。
奥尔洛夫通过高频机给古罗夫打电话，向他报导一项消息。
“你是将军，那你就来决定吧，”古罗夫说，“科尔夏诺夫负责总统的生命安全。你可以通知他，说有一批侦察资料及其他。我本人相信，我们一定会失去总统。因为他的关系我决不会异常高兴，不过他是俄国的总统。而且，彼得，我在侦查局干了一百年，可是我不喜欢他们杀害人。请你原谅吧。”
“上帝会宽恕的。列瓦。你有什么建议呢？”
“完全搁在一边，我亲自截获福金。”
“如果办不成，他们将杀害古罗夫上校，而奥尔洛夫将军却一无所知。警卫有过失，他们，他们的额头比灯柱还多。也许，你要说些什么话？”
“我不知道啊！”古罗夫脱口说出了一句话，他提高嗓音：“他们只是在那天才会出现。你只要事先告诉我，叶利钦哪一天才会走到民间去。”
最近几天古罗夫不在凉台上露面，不走近窗口，情绪很不好，好像得了麻痹症。自然病情不严重，但是使古罗夫至为恼怒的是，他意识到福金对蓄意谋杀一事已经过缜密考虑，不过打错了主意，他这个密探看不透彻，这种企图有什么用处。
古罗夫实际上铲除了一个狙击手：这对侦探有好处，对总统没有好处。警卫队仔细搜查所有的顶层阁楼和像样的窗户，叫出入住房及来访者登记，因此狙击手不可能露面。也许会出现某种超现代化的无线电操纵的导弹？他们要在十俄里以外的某个地方发射这种导弹，假如真会这么办，那就把人抓去吧。但是这与福金和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小孩有什么关系？他们想必是中心人物。福金和“克普鲁弗”领袖最近一次的会晤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或是出乎意料的事情。
古罗夫接连几个钟头学玩台球，本领没有学到手。奥列格，一个会玩台球的人，从楼上下来，走进台球室，打败了密探。有一次，奥列格跑来了，挥挥手：
“列夫·伊凡诺维奇，真值得仔细瞧瞧。”
在他们居住的别墅对面的两幢房屋附近停放着一部溅满污泥的“梅尔谢杰斯”牌的豪华小轿车。四个男子汉，其中一个显然是他们的上司，穿着一身现今民警的制服——长长的大衣，优美的发式，手里提着一个皮革的公文夹或是旅行袋，鬼都分辨不清楚。古罗夫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皮夹子，他们把带的钱放在里头。两个走狗——爪牙，显然是间谍警卫员，还有个男人，不引人瞩目，但却很伶俐，也许是司机。这几个人小心翼翼地走着。想方设法不要在稀松的土里弄脏自己的皮鞋，他们绕过了一栋房子，又绕过了第二栋，在那建设着的市镇的深处消失不见了。
“我把汽车的号码记下来了，”奥列格说，“让我们查对一下吧。现在大伙儿不买不动产，等候选择的机会。人民都非常谨慎，既然明日有人会把你的一切抢走，你干嘛还要付钱呢？”
“但是在他们之中没有射击手，”古罗夫满怀信心地说。“就是说，只不过是熟悉一下采取行动的地点。”
住宅中的电话铃响了。古罗夫从窗帘旁边走开几步，取下听筒说：
“是我。”
“列夫·伊凡诺维奇，依照各种情形来推测，昨天晚上有人带走了伊里亚·卡尔采夫。”克里亚奇科飞快地说。
“客人们已经出现了，”古罗夫心平气和地回答，“我希望，他们没有把伊里亚打成残废吧？”
“你放心，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们的祖宗用过烧红的钳子，现在什么事都得讲仁道。”
“请你甭说，斯坦尼斯拉夫，大约两年前我在很近的距离以内就见过这种钳子。”古罗夫回答，渐渐地摆脱恶梦似的回忆，他摇摇头。
密探放下了听筒，走到酒吧间跟前，两个警卫员感到惊讶，因为他喝了相当多的一份威士忌酒，就像喝白开水似的，没有用果汁下酒。
“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个山鹰，休息完毕了。”古罗夫还是拿起一只齐墩果。“让我们好好地动动脑筋，他要在什么地方确定自己的阵位，他要从何处把我抓住呢？”
前一天晚上，伊里亚·卡尔采夫在自己住宅旁边从一辆小汽车里跳出来，顺便走进一间金碧辉煌的新超级市场，超级市场不久前出现在气味难闻的又破又脏的食品商店那个地点。从前那里经售什么商品，现在经售什么商品，讲它没有啥意思，因为任何一个人今天都知道这件事。食品好像一阵倾盆大雨，一下子落在几个柜台上；物价也像雨后春笋一般，一下子高涨起来，真难办。过去，物价慢慢地上涨，人们悄悄地发出怨言，但是现都不拒绝采购那些从前没有人熟悉的食物，人人的食欲依然如故。
卡尔采夫亲自去观察，有个老太太在诅咒叶利钦和整个政权时，购买干酪，她挑选很久，蹙起额角，终于用一个多节瘤的指头戳了一下，正是这个指头有七十年逐一地挑拣腐烂的土豆。她说道：
“给我三百克，可以多一些。”她说出了卡尔采夫没法说出的法国干酪的名称。
超级市场中整齐清洁，身穿制服的窈窕淑女来来往往，自然没有排队购买商品。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购物，向现金收款处走去，此处真的聚集着两三个人。但一切都是自动化的，非常现代化的，女出纳员用修短指甲的纤细的指头拿起您买到的东西，把您领到某个售货窗口，嘎吱一声响，那里就忽然显示出一个数目字，买主收到交款取货单，便很满意地走回家去。
有一回卡尔采夫的妻子问道：
“伊里亚，什么地方有熏制的火鸡？”
“怎样的火鸡？我没有买过什么火鸡。”
“不要迷惑我，收款取货单上写了一处‘熏制的火鸡’和价格，顺便说说，不便宜。”
卡尔采夫在民警机关工作不是头一个十年，他立刻明了是怎么回事。人们在西方可以臆想出任何一种制度，俄国人从前偷窃，他将来还会偷窃，他准能找到解决困难的出路。在现有情况下偷盗制度像橙子一样简单。那个买到一车食物的人不想去依照“盲目的”收款取货单来检验他买过哪种货物，他们只是给他记入了哪种货物。
翌日卡尔采夫决定去找经理谈话。这个侦探十分清楚地知道，他没有什么法律上的权利，他得到商品后就走了，而他有没有熏制的火鸡，谁也不知道。他只不过是很想望望经理的眼睛，想了解这是合营企业还是私人首次开办的企业？他们不让卡尔采夫去见任何经理，二流子职员在大厅中游荡，心中极端地不满，因为有人惊扰他，于是走开了，有十来分钟不在原来的地方，也许他没有去见经理，顺便去厕所里解个小便，回来以后严肃地说：
“经理在开会。”
卡尔采夫立刻放下心来，什么都摆在原来的地方，镀镍的柜台，充足的货物，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正如在贸易上行窃那样，他们还是继续行窃。就像这家商店里的顾客那样，他仍旧是非亲非故。一切都处于正常状态中。诚然，住在邻近的楼房中的居民们很快就明白：他们在得到收款取货单之后十分仔细地核对注明现品的字据。但是收款处的小姐们也不是那么简单的，第一，她们很快地记往常来的顾客，迅速地掌握谢尔洛克·霍尔姆斯法。用手抚摸这个闭紧嘴唇、戴着眼镜的阿姨很危险，而那个披着敞开的斗篷、咧嘴大笑的男人是一只人人知道的山羊，可以给他添上一架钢琴，他也觉察不出来。
卡尔采夫顺便走进了超级市场，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小纸条，妻子在小纸条上写明，应当购买什么东西，他很认真地完成了任务，把篮子摆在女出纳员前面，她把他购买的全部物件很快地算了一遍，便搁在一边了。密探拿起收款取货单，想仔细研究一番。这个小姐用那珊瑚般的嘴唇流露出和蔼的微笑，并且说：
“您在欺侮人，我们都十分清楚地了解您哩。”
事实上这就意味着承认，出纳员们在捣鬼，这个小姐流露出令人倾倒的微笑。密探感到难为情，就把食物塞进他经常携带的布提包里，从商店里走出来了，但走了几步就失去知觉了。
当卡尔采夫恢复知觉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现在一定变成大煎蛋的二十个鸡蛋。
“你看……”于是他破口大骂，“我跌了交，撞伤头了，你妈的，我在啥地方？”而在这时他才想到他是坐在安乐椅上，手和脚都给紧紧地扣住。房间不算大，没有家具，也没有什么人，他独自一人。
卡尔采夫的不太大的圆圆的身子紧张起来了，他立刻明白，这几条皮带是用来对付更加强壮的人。这里原来是国立图书馆。完全明白了。他们需要古罗夫的电话，他非常明了。因此我将要把电话号码交出来，无从躲藏了，因为在非人的拷问下死去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也忍受不了种种拷问，卡尔采夫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现在要给我打两针，所以我得像小人物似的说话。谢天谢地，除了电话号码我一无所知。
门在背后吱吱响了一下，传来了几个人的脚步声。
“清醒过来了，亲爱的。我说这个男子汉身体很结实，很快会恢复知觉。”
“你怎样呢，小伙子，找到了一个秘密警察的位子？这样的外快，能捞到好处，”卡尔采夫觉得有点寒颤，鼓起一把劲，说也奇怪，他不感到害怕。他非常了解，他并没有与众不同的勇气。
“亲爱的，请你不要讲粗话，充沛的精力立刻会消失，你将变成一个平凡的人，”温和的语声说，那个穿着白罩衫、脸上裹着纱布绷带的人影在右边出现。
卡尔采夫尽可能地把头转过去，看见了一张推到跟前来的带轮子的小桌子，上面摆着的只有注射器、细颈瓶和我们在牙医那里吐吐口水用的白色金属容器。
“伊里亚，我必须得到几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你要给我回答一下。我劝你自愿地干，不然，我就得强迫你干。做这件事不会感到很难受，但是会不太愉快。”
“亲爱的，你走开吧，”卡尔采夫骂起娘来，“你有空闲，锻炼锻炼吧。”
“随你的便，”那个穿白罩衫的人给伊里亚卷起袖口，用酒精擦了一下平常给静脉打针的地方，他拿起注射器，灌满一瓶药水，用橡皮带子扎紧手臂，总的来说，一切都照常。
当他把针扎入静脉时，伊里亚开初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很快就有一股暖意甚至是热力传遍全身，两眼遮上了一层迷雾，就在这时候他思想不集中了。伊里亚考虑一下，甚至于感到这里的生活蛮不错，现在他只要喝一杯上等白酒，也就没有操心的事了。
这时候大夫的手把一只酒杯端到他嘴边，酒杯中发散出馋人的气味。
“你给我解开手上的带子，我能够表现得挺好。”伊里亚和和气气地说。“我从来不喝别人喂给我喝的酒。”
“伊里亚，我相信你。”手上的铐子已经解开了。
他拿起玻璃酒杯，闻了一下就晓得，里面装的是威士忌酒，于是高兴地一饮而尽。医生把装有咸胡桃的碟子递给他。一股暖意愈益强烈地传遍全身，伊里亚喝了少许酒以后觉得自己有醉意，很想开口说说话。
“大夫，你老是站在我背后，请你在旁边坐一会儿吧，喝杯白酒吧。警卫员可以走开，我是一个斯文人，而且我的两只腿已经扣紧了。”
“伊里亚，你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可是你不会思念自己的家庭，他们早就在等候你从商店里出来，替你操心呢，你给妻子挂个电话吧，就说滑倒了，碰破了头，得了轻微脑震荡，有人在给你检查身体，到明天早上你可以回到家里去。”
大夫把电话机搁在卡尔采夫膝盖上。
“想必鸡蛋全都打破了，”卡尔采夫惋惜地说。他拨了电话号码，听见妻子恐怖的声音：
“伊里亚？你还活着，你怎样了，在哪里？”这些问话从她嘴里一口气说了出来。
“我还活着，亲爱的，我会出什么事故吗？”他愉快地回答。“我滑倒了，撞破了头，我想必在斯克里弗，有人在给我检查身体，据说，没有什么可怕的。”
“你想，现在是夜晚三点钟，你要在十一点左右把汽车开到住宅附近的地方。斯坦尼斯拉夫接连不断地来电话，每隔十分钟打一次，而没法打到斯克里弗那里去。”
“好吧，有什么差异？你告诉斯坦尼斯拉夫，叫他不得扬起灰尘，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生什么事。你瞧，大夫们肯定地说，我明日早上可以回到家里去。”
有个大夫打断了谈话并且问道：
“这个斯坦尼斯拉夫是谁？”
“他是一个好男人，只不过当了头头，自命不凡了。”
“而古罗夫呢？”
“啊，列夫·伊凡诺维奇，是个首领，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您打哪儿认识他呢？”
“说不定，他也很担心，您给他挂个电话，告诉他，说是一切都顺利。”
突然卡尔采夫头痛得厉害，口中发干，因之他想到不是待在医院里，而是福金手下人把他抓住了，也许他自己正站在安乐椅后，等卡尔采夫给古罗夫拨电话。
“唉，亲爱的，可您又觉得不好啦！”大夫又灌满注射器了。
卡尔采夫凭某种侧面视觉和嗅觉看出，他们将要叫他采用其他药剂。他们又立刻扣紧他的手臂，注射了一针，站在右边的大夫不露面了，而伊里亚却很想睡觉，头部还觉得沉重，但不痛了。他入睡了，也许还没有睡熟，梦和现实混杂在一起了。伊里亚觉得有人把某种传感器贴在他的太阳穴上，有人在背后开始蹭着地走路，有人谈论着什么事情，然后他的太阳穴开始灼痛，虽然不厉害，但是显然感觉得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发问：
“电话号码的第一个数字是“1”吗？”
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很大的数字一个接一个地在眼前浮现。卡尔采夫不记得他说过什么话，很快就睡着了。
古罗夫在那豪华的独家住宅的大客厅中踱着方步。“就是说，他们把我弄到手了，情况只能是如此。他们对伊里亚怎么办呢？没有把他打成残废吗？现在这些个办法在特务机构中已经是明日黄花。但是他们完全可以把一个男人变成白痴。不得不强迫自己不去考虑这件事情。我的生命破天荒地成为一种主要的代价。他是一名杀人犯，只不过是个持枪的人，不外乎如此。他们都了解，我们知道他们捉住了伊里亚，并且预料我会从这幢住宅中猛冲出去，当然，他们作好了准备。”
电话铃响了，古罗夫取下听筒。
“是我，再一次地向你问好，”奥尔洛夫说，“我派出两部配备有几个伙伴的汽车，你必须转移。”
“你错了，彼得。第一，这正是他们所预料的，第二，不能无休止地自卫。他们将要追捕我，或则把我弄到手，或则一定要使我失去活动能力。必须猛揍他们，吓唬他们，这件事只有你才能做到。我了解你的原则，并且尊重你的原则，但是我再说一遍，他们在按照别的规则耍花招，你没有选择的余地。问题不在于我个人，甚至不在于总统，不得不向他们证明，他们并没有无限权力，也没法恢复旧秩序。”
奥尔洛夫放下听筒，他明白，列瓦说得对，他考虑片刻，说是，脑海中从来都不会想到，这个年幼无知的人能够或者敢于掐住他奥尔洛夫的脖子。他把秘书喊出来。
“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你给我接通这个人的电话……他叫做什么，真见鬼！接通警卫处的巴图林少校，”奥尔洛夫放下听筒，用几个粗而短的手指敲打起桌面来。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可以听见维罗奇卡的声音，“巴图林正在开会，请稍晚一点来电话。”
“请你等一等，我自己来讲，”奥尔洛夫取下听筒，“奥尔洛夫中将，请您转告巴图林，我坚决地要他来接电话。”
“我是巴图林，您好，中将先生，我已经转告……”
“你听着，笨伯，”奥尔洛夫打断他的话，“如果你不立刻到我这里来，我就要把押送队派到你的办事处去，给你戴上手铐送到这里来。”他用听筒猛敲电话机，使得电话机“咔嚓”响了一声。
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的。维罗奇卡赶快走进办公室，在行地检查一下电话机，冷淡地说：
“我马上去把工匠叫来，您知道，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由您负担一切费用，这笔钱从您薪水中扣除。”为什么从我的薪水中，而不从你的或者从工匠的薪水中扣除呢？”奥尔洛夫不知为什么愉快地问道，“您去调换电话机，应该保修。”
“铁的电话机没有人会做。您要咖啡茶，还是一杯白兰地？”
“请你猜一下。”
维罗奇卡打开柜子，斟了一杯白兰地酒，把一瓶矿泉水、一只玻璃杯摆在桌上。
“这是给您的客人准备的。”
“那么就请你准备好戊酸薄荷脑脂。”
“一向是随身带着。”维罗奇卡快活地微微一笑便走开了。
巴图林很快就来了，走进屋子，鞠躬行礼，坐在让他坐的安乐椅上。
“那么，是这么回事，”奥尔洛夫开门见山地说。“过一个钟头让伊里亚·卡尔采夫到这个办公室里来，否则过两个钟头你的手枪、你的小指头和鉴定人的鉴定都得摆在市检察长的办公桌上。我不喜欢威胁人，小伙子，但是您已经制定了土匪规则，那么就请您自食其果吧。我从古罗夫那里夺到了你的材料。材料在这儿，“他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保险柜。“列瓦说我感到懊悔。古罗夫总是对的。如果您伤害卡尔采夫的话，我就要剥下您的皮，您就这样转告福金吧。没有一个密探会挨在您身上把手蹭脏，您也没有原由去向科尔夏诺夫将军诉苦。刑事犯和亡命之徒要把您撕得粉碎。在他们之中我们有自己的代理人，所以我们能想到该说的话。滚开吧！”
“中将先生啊！”
“我上了手表，时间流逝着。赶快去干吧！”
他们把摇摇晃晃的卡尔采夫从大门口领到街道上，他很像一个机械地走动的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他又看见了周围的世界，他像个醉汉，人们和物件模糊不清，成双影，犹如在雾气之中慢慢飘浮着，脚下的土地一会儿上升，一会儿垂下。
“还系着领带。”从旁边过去的老太太说。
“这种人想必会投票赞成也甫林斯基。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是一些贪婪的人，”一个不年轻的男子汉说，他用肩膀抬着一个外国出产的大盒子，“他从清早起就喝了许多威士忌酒，俄国酒他连一口也咽不下去。”
警卫员们用小汽车把卡尔采夫送到内务部门前，让他站在圆柱近旁，把他的私人密探的证件交给站岗的民警。
“上司，给奥尔洛夫将军打个电话，告诉他，货物已经运到了。将军的电话号码记下来了。”
民警胆怯地瞧瞧扶着圆柱的男人，瞧瞧那个陌生人的证件，他想问一下，将军该不该接见这样的客人，但是那几个警卫已经坐上汽车走了。
奥尔洛夫惊讶地，但又激动地打量坐在安乐椅上睡觉的卡尔采夫。
“维罗奇卡，我们得怎样照应他呢？”
小姐忿怒地耸耸肩膀，她不晓得这个侦查员十分清醒，可是她猜想，他是不是由于生活放荡才酗酒的。
“我们为什么要照应他呢？斯坦尼斯拉夫在办公室，让他带走他的可爱的人，难道要我来拖他吗？”
“我不是柜子，用不着拖我，”伊里亚忽然用那清晰的嗓音说，他从安乐椅上站起来，马上又倒了下去。
克里亚奇科来了，用手托住自己的朋友，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
“麻绳专在细处断，”他说道，搀扶伊里亚坐到古罗夫的位子上，好让小伙子能够用手靠在桌子上，把头放平，“他们怎样诊断你的病呢？他们没有向格里沙·柯托夫或是瓦利亚·聂斯捷伦科扑去吗？”
“而您，斯坦尼斯拉夫以为一个人能够经受得住现代的化学药剂的侵蚀吗？”伊里亚清楚地听见，并说得很有道理。
斯坦尼斯拉夫觉得羞惭，但是他回答他认为需要回答的话：
“这是不能经受的，你看，在莫斯科中心，稠人广众的街上让人家把你抓住……现在有什么可说的，你决不能回过头来再生一个小孩子。”
傍晚六点钟左右，福金在结束接见后很早就回家去了。晚礼服、衣领竖直的雪白的衬衫、蝴蝶结或领带，一切都按照规定。为了庆祝“克普鲁弗”党的一位高级干部的五十寿辰，午宴在豪华的饭店里举行。乐队演奏战前的古旧的歌曲，唱歌的不是扭扭捏捏的儿童，而是地道的演唱者，他们曾是人民的功勋演唱者，今日却屈辱地被人遗忘，他们的嗓音十分清脆，歌唱得感人肺腑。当演唱动听的军歌时，有几个客人尽管没有参加过战斗，但却悄悄地掏出手帕，擦拭眼泪，少年人的歌曲总是激动人心的，至于这样的歌唱那就更不待说了。
妓女们没有露面，她们主要是妻子的同龄人和女友。这些人尽管有点儿肥胖，一点也不年轻了，看起来都很愉快。谁也没有喝得烂醉如泥，有个军人——勋章获得者——把一个多余的人抱在挂满勋章的胸怀，人家就这样悄悄地、知识分子式地把他带走了，说什么上了年纪，毫无办法。
领袖照例发表了讲话，不知为什么谈论战争，在座的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捍卫了祖国的土地免遭敌人侵犯，而今天有人使它四分五裂，把那一片片土地兜售给美国人。但是他们将决不允许，必将奋起保卫，就像一九四一年那样，于必要时在坦克下献身。这一切听起来特别动人，因为大多数人在战后许多年才出生，他们的父辈在军队中担任政工人员，在进攻的人们后面挺进，向胆战心惊、停滞不前的人背后开枪。
午宴原来给人以强烈印象，有几分乡情意味，而且至为富有爱国热忱。当他们开始散会时，有十至十五人互使眼色，流露出满意的微笑，彼此领会地点头。人们驶向公共澡堂，在那里等候他们的是姑娘们和其他正常生活中的慰藉。
席间，伊万·伊万诺维奇·柯尔镇金介绍福金和领袖认识。在他们认识之前想必进行过谈话，因为领袖微微握住谢苗·彼得罗维奇的手，仔细地瞧瞧他的眼睛，面露笑容地说：
“在我们这次简单的午宴上看见自己的对手十分高兴，叶夫兰皮·杜波夫身体好吗？”
“谢谢，他说没有病。”
“选票不够么？没关系，让他忍受，年轻人，前途无量。柯利亚·阿连托夫还没有和尤里·卡尔洛维奇的女儿结婚吗？”
“这些年轻人不太坚定，都想去娱乐一阵。”福金说句笑话敷衍过去。
“啊，你知道，这样的婚姻不是去户籍登记处和教堂里闲逛。”领袖轻快地改称“你”，“这个类似于签订国际条约。告诉尼古拉，叫他别装蒜，使问题白热化。叫他在最近几天之内来找我，有话要说啦。”
“我一定转告，”福金耸一耸肩膀，“不过，叶夫兰皮尽管有个可笑的名字，而且不走运，但他却是个独立自主的人，尼古拉也未必能够影响他。”
“我要在我的政府里给他选择一个适当的职务，让我们讨论一下，就这样转告。”
“很好，”福金行一鞠躬礼，想了一阵子，如果不是他，一个无人知晓的中校，而光是这个低能儿，那么他能拥有的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小撮在杜马中吵吵嚷嚷的代表，因为在选举失败时，这些大老鼠照例会从沉没的海船上仓皇溃逃。
柯尔镇金挽住福金的胳膊，低声地说起话来：
“他无疑地喜欢你，人人都看见他和你谈了很久的话。”
是的，只要福金一个人留下来，就有一些陌生人开始向他跟前走来，装满香槟酒跟他碰杯并自我介绍一番，说着各种各样的鄙俗话。有个健壮的男子汉握住他的臂时，喷出一股酒气，低声地说：“别吭声！”
午宴后福金没有回家去，而是到办事处去了。当谢尔盖·巴图林胆怯地敲敲门并在门槛上出现的时候，福金在自己简陋的书斋里换好了衣裳。
“您好，谢苗·彼得罗维奇，宴会举行得怎样？”
“你好，谢达加，宴会正常地举行，我几乎被接受加入他们的党，可是我手边没有空白的表格。你给这个老领袖奥尔洛夫打过电话吗？”
“为什么？送来一个小伙子，一切都正常。”
“应该挂个电话，说是我们决不食言。他们怎样呢，会把你控制一辈子吗？我们横竖要除掉古罗夫并且在报纸上大声疾呼，说是权威人士们清算民警机关的优秀军官们，一名退休者对我们无能为力。他有接近土匪的间谍通路，而我也有这种途径。我们去议论议论，说射击手来自别的集团，他们相互之间议论纷坛，哪有工夫去对付我和你。”
“谢苗·彼得罗维奇，您说过我对你有用，吩咐我等候。”他和上级打交道时经常把“你”和“您”混淆在一起。
“咱们乘汽车到墓地去吧，我让你看看那座小小的坟墓，大约过十天后你可在坟墓下面拿走那口装满巴克斯的手提箱。”
“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
“有人会给你挂电话的。”
“墓地，小坟墓，在市中心相会更简单，就在人群中交换手提箱，”巴图林冒险提出不同的意见。
“最好把东西带到家里去，但是中间人就住在墓地附近，他不愿进城。为了这个他有足够充分的理由。”
他们乘坐的不是福金那部“梅尔谢杰斯”牌子的豪华型小轿车，而是警卫员的那部“莫斯科人”牌小汽车。巴图林明白，福金不想故意惹人注意这次旅行。米廷墓地紧靠着科利策瓦雅（环形路）大街，看来那一带都在莫斯科注册。过了七个多小时，住别墅的基本群众都从这条公路上走过去了，最后那些工商界的货车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甚至是深夜总是沿着这条公路驶行。
他们把汽车停在墓地的大门附近，买到了某种树苗和带有土块的鲜花，流露出哀痛的面容，彬彬有礼地走进墓地。任何一座墓地，甚至连那种没有悠久历史、没有大理石的豪华墓碑和绿荫如盖的小径的墓地，横竖会对正常人有镇静作用，并向他提示，说是：你也无法摆脱这个归宿的所在。
“请你记住这条路，”福金行走时说道，“紧靠尽头的左边第一座，”他几乎走在最前面。
警卫员司机不知为什么往那儿冲去，但是福金没有拦阻他，这件事和巴图林无关。他们走着，走着，走了很久，遇见的人们越来越稀少，整条林荫路不久就空无行人。对访问者，主要是对上了年纪的妇女来说，薄暮已经来到了。
“你看见那株树吗？”福金指了指巴图林不熟悉的那种枝叶繁茂的大树，“那是方向标。在它后面大约五步远的地方。”
他走到竖有洋铁十字架和小木牌的小坟墓跟前，小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某个雅可夫·雅姆什科夫的姓名。福金环顾四周，跪了下来，给自己画个十字，用那准备好的棍子挖了一下土，说道：
“你仔细看看。”
巴图林在他旁边蹲下来，也给自己画个十字。他没有听清很像掌声的枪声，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后脑勺。巴图林侧着身子倒下了，第二颗子弹打穿了太阳穴，这是毫无必要的，但是每件事情都有一定的条理或次序。
福金站立起来，甚至不睁眼瞧瞧站在他近旁的助手，他环顾四周，抖了抖裤子。
警卫员凶手仔细地擦净手枪，把它塞在尸体下面。谁也不准备假装自杀了。
他们沿着另一条路回去，谈论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只是在“莫斯科人”牌小汽车上坐下来时，福金才说：
“你的婆娘还在睡觉呢？”
“我相信，”凶手回答，“她在喝完三杯以后会把电话切断四个来钟头。”
“你喝吧，在旁边躺下，让她第一个起床，叫你喝一点解醒酒。这个她能够记牢。虽然我不以为有人会来打扰你，但是要以防万一。”
回到莫斯科以后，福金又换上晚礼服，向饭馆走去，然后到俱乐部去，在那里大家认识他，约摸有十人能够证实他的任何供词。
古罗夫拿定了主意，他的任务是不避开杀手，不杀死他，而要活捉他。想必他几乎一无所知，定货已由第三个中间人送来。但是密探坚信不疑的是：捉拿杀手，在心理上是一次强烈的打击。福金相信，这个人一无所知，但在任何信念中存在着小小的裂痕。而突然……不应该知道，不可能知道。而突然……
就在这时候密探脑海中出现了那种狂妄而愚蠢的想法：如果假装成他，古罗夫上校，为什么还要杀死他呢？就像车轮子那样，用旧了，没有一个职业家眼下会确认这一事实，眼下会深信不疑。古罗夫会不会入殓，会不会被人埋葬呢？这真是对几十个朋友和几百个同事的嘲笑，他们决不会原谅他这一点。侦探的计谋是一回事，而圣物却是另一种概念。可是车轮子无论怎样旧，直至今日它还在转动，还在运输土豆、白菜、西瓜和甜瓜。厚颜无耻的粗鲁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段，它要求肇事人负责。
古罗夫拿定主意，但是怎样假装呢，对于这件事我们要加以考虑，而杀手必须查明并且把他抓起来。在捉拿期间传奇式的密探必将“遇难”。这有点儿像演戏，数以千计的人们经常去看戏，在这个所在，说实在的，人们又哭又笑，情不自禁。聪明人晓得，这是一柄木匕首，而观众反正会怜悯被刺的人，人所共知，眼看就要闭幕了。小伙子用凡士林擦去脸部的油彩，走去喝茶，也许是大口大口地喝酒。但是要知道，演得很自然，简直令人高兴极了。
必须上演这样自然的戏剧，让福金号啕大哭。叫他潜意识地知道，手枪射出空子弹，但由于疼痛，心都要碎了。而且他想更快地杀死这个密探。
人所共知，每次上演之前，先从存衣室里走出来，在开始演一幕闹剧之前，必须捕获主要执行者，即指杀手。
几辆小汽车只能沿着公路驶近别墅。如果牺牲品经过侧门走出来，非穿越那五至十米左右的开阔的空地不可。对一名优秀狙击兵来说，从七十至八十米的距离射击一个人，无异于一名优秀足球运动员从十一米的距离把足球射进那忘记布置守门员的球门。
古罗夫在窗户近旁给自己布置好一个舒适的野兽隐藏处，他拉开窗帘，把一朵鲜花放在窗台上，带着景色望远镜在这里安顿下来。密探明确地知道，有个狙击手待在隔一条马路的砖砌的棺材中。总有一天这些庞然大物会变成房屋，也许有人会把房屋摧毁，将砖头一块一块地拆下搬走。这一切取决于六月十六日选举的结局：总统倒台，到那时……古罗夫晃了晃脑袋，好像在驱散恶梦。密探把一切都计算到了，而且准确地估计到，他本人将会发生什么事。他将要退休，去见父母亲，遵照爹爹的嘱咐开始修建板棚或牛栏。他和当地的年轻的姑娘结婚，生儿育女，至少生两个，当他坐在安乐椅上察看暴发户们的尚未盖成的宫殿，他可以在任何时刻像那旧电影中的干部一样抓起一颗子弹的时候，他将会回想今日的情景。
当他细心地研究窗户上的射孔时，他知道一切取决于耐性。任何一个人最后会失去担心危险的感觉和警惕性。
密探心中盘算一下，在类似情势之下他自己要在什么地方躺下隐藏起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有人到您这里来了。”从门槛上传来了奥列格的听不太清的嗓音。
古罗夫把望远镜放在一旁，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并从客厅里走出去了。两天前在这儿用过午餐的小组长之一穿着破旧的工作服和橡胶皮靴站在后门边的门槛上。
“您好，上司，”小组长带着明显的土音说，“我叫斯杰潘，我们前不久谈过话……”
“你好，斯杰潘，我还记得你，你进来，请坐，想喝一杯吗？”
“谢谢您，我没有功夫久坐，而在工作时间我不喝酒。凌晨五点钟左右我在这里看见一个人。他好像是来捕鱼的……也许您觉得没有啥意思？”
“坐一会儿吧，斯杰潘，”古罗夫满有劲地把小组长领到自己房里，让他在安乐椅上坐下。
“可我会把东西都弄脏……”
“粘土不是血，擦得掉。我对什么都很感兴趣。就是说，五点钟左右渔夫出现了，据我所了解，他是您不认识的人。”
“当然，”小组长觉得他们都细心地听取他的意见，于是更有信心地开始说话：“这个男子汉不错，穿着挺雅致，只不过我想，他是打哪儿来的？公共汽车还没有通车，大约走六俄里的路就到他那里了，这样的男人应该坐汽车来。那么他为什么不把汽车飞快地开到水边去，而在很远的地方停车，徒步走去呢？一切经过不顺利。噢，如果你们不谈话，我就要去睡够才好，”他觉得不好意思，“我因有必要才到院子里去。我看，男子汉走得很快，你不敢说，住别墅的人清早就在漫游，总是向右面转过头来，望着这些砖头，但是他没有停步，未尝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目前，我们钓鱼不很认真，而他却有帆布套，钓竿梢露出来，布袋的底部显然有很重的东西，他甚至用手把它扶住。你看，他沿着大路走去，在树木后面隐藏起来了。”
“斯杰潘，如果向河湾走去，你仔细看看他是不是在钓鱼？”古罗夫说。
“其实，”小组长得意地微笑，“我穿上皮鞋去水边走了一趟，他不在那里，没有到河湾去，那个地方很开阔，无处可躲藏。”
“谢谢，斯杰潘，我欠您一箱伏特加，干活吧，丢开头脑中的遐想，其余的事情由我来操心。”
“你欺侮我，指挥员，”小组长捻捻棕黄的胡须。“如果我不是平白地受惊，那个‘渔夫’就要来找你了，我以为，他应该绕过那座建筑物，回到房屋之间的公路上去。你看，在那幢屋里，”小组长指指那几幢房子，“二楼的地板不太稳，轧轧作响。右面的三楼最舒适，而且合用，那里有一条电线从电力线搭到三楼，可以说，楼上有电灯。噢，他不打算点灯，可以把茶壶热一热。要讲的就是这些。”
“多谢，斯杰潘，你是个真正的侦探。”
“是个侦察员，”斯杰潘微微一笑，“应当经过花园的入口去抓住射击手，那里暂时还没有院子。”他点点头，走开了。
晚上三点钟奥列格暗中替换了上校，于是古罗夫去睡觉了，但是他没法睡着。密探回忆这件事完全不是时候，他答应把有关尤里雅出生的看法报告戈尔斯特科夫。聂斯捷伦科审查了密探的这种说法，而他和侦察员并没有联系。古罗夫在想到这件事时已经入睡了。过了三个钟头，他起床了，接替警卫员。
像平素一样，当你正在埋伏的时候，一昼夜拖得很长，它仿佛没有尽头，为了不扫兴起见，最好不去看手表。但当早上七点钟，这天早已黎明的时候，小组长用手指指那幢房子的窗户，窗户里闪烁出一点火光，就是说，他们还在如火如荼地活动。还有一件什么琐碎事情，抓住一个有武装的罪犯。狙击手的步枪也许是一支独弹枪，如果杀手要开枪，就要有拿出一颗子弹的时问。但是他的步枪是独弹枪，并不是事实，而且他也有手枪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自然，打伤杀手比较容易，但是依照密探的行动计划，莫如把这个人活捉起来。
古罗夫把几个警卫员请去共同商议。韦塔利是个三十来岁的强壮的特工，他坚定地说：
“我很尊敬您，列夫·伊凡诺维奇，但是依照我和主人签订的合同，我应当保卫这幢住宅，使不受盗贼和流氓的侵袭。正像我所了解的那样，您有一些紧要的事情，而在不久前我的儿子出生了。”
“我祝贺你，”古罗夫心平气和地说，“儿子——好极了，我很了解你，”真奇怪，但是古罗夫对这样的声明仍旧感到满意。
宁早毋迟地查明了这个人胆怯的原因，而且多年的实践证明：凡是在大庭广众中宣布自己胆怯的人通常在危急关头往往是顶天立地的人，表现得庄重尊严。那些既不怕神也不怕鬼的无所顾忌的小伙子们不是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儿子叫什么名字？”古罗夫面露微笑地问道。
“瓦西里，纪念公公，”韦塔利回答，他觉得不好意思，并且等待上校开始谴责、奚落和挖苦他。
奥列格的颧骨上隐约现出几个斑点，可是他一声不响。
“如果他在不应当胆怯的时候忽然胆怯，而当他告知他是个完全正派的男子汉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感到可怕，都会难受。”古罗夫喝完已经凉了的咖啡，细心地瞧瞧奥列格，但是他又把脸转向韦塔利，“你枪打得怎么样？很好吗？”
“从五十米距离向人形靶子射击，我决不会落空。”
“棒极了，简直棒极了，可是谁也不允许你向入射击。啊，”古罗夫向奥列格转过身去，“你的儿女在成长吗？”
“有两个孩子，列夫·伊凡诺维奇，不过这没有啥意义，”奥列格飞快地回答。
“孩子们都在成长，可是这没有意义。朋友，你应当找医生诊治，”古罗夫用这种语调谈话，真好像他们讨论的不是捕获职业杀手的问题，而是在等候午餐，为了消磨时间才乱说几句废话。“非常遗憾，我没有儿女，但是有父母，当我被迫作出冒险事时，我也许没有这种本意，可是我不禁会想到，如果我出差错，发生什么事故，那么我会使亲人们遭受到多么可怕的痛苦。所以说得委婉一点，你，奥列格是不对的。现在说说问题的本质。我们要这样行动。我从通向花园的窗口爬出去，走开之后不露面：要绕过正在建设的一大片工地，走到那幢房屋的后门附近。走这段路我需要三十来分钟。假定说四十分钟。在我走开后过二十分钟奥列格把花园的小桌和三把安乐椅搬到凉台上，这之后开始摆放午宴上要用的餐盘和各种物品。对射手来说，向你射击没有啥意思，而且他会使行动失败，浪费金钱。杀手需要的正是我，没有望远镜和视觉瞄准具不可能在这种距离以内使我们失去行动自由。奥列格，你赞同我的意见吗？”
“在理论上我表示赞同，”奥列格回答，“只是不知怎的你一辈子发生的事情总与预期的有所不同。”
古罗夫发觉，十分钟以前“勇敢的”奥列格不时鄙薄地看看对手，现在他左右为难了。古罗夫想了想，他应当把斯坦尼斯拉夫带在身边。他所以没有把他带在身边只是因为目前莫斯科更加需要克里亚奇科的缘故。
“也许，我们可以不把家具和餐具搬出来，”虽然奥列格没有明确地说话，但是密探继续说：“真的，在狙击手的视觉瞄准器的十字交叉点上徘徊，不是一桩很惬意的事情。也许他的神经会失常吗？”
“人家不雇用神经病患者做这等事情。”韦塔利出乎意料地说。“什么都要正正当当，奥列格有两个小男孩，我只有一个，由我来布置家具。”
密探仔细打量一名警卫，然后向另一名瞥了一眼。奥列格意味深长地缄默不语。古罗夫力图缓和局势，说道：
“奥列格，我给你一项并非不那样重要的任务。在约定的时间内（我们对表），你从窗帘后面向二楼左面的窗户射击两次，也可以射击三次。你面前有一扇门和两个窗子，不能从一个地方射击两次，你决定将要怎样移动位置，希望你打中窗户，但若落空或者射入侧面的墙壁，子弹反跳开来，也还不错。我们有必要采取诱导的策略，不外乎是要让我来得及走进那幢房子并且登上二层楼。”
杀手躺在离窗户一米远的地方，从街上看不见他，他发觉有人在做午饭后自然会注意，那里大约有三件器具，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他聚精会神地盯着他。当射击开始时，他不由自主地微微弯下身子，尽管他不会置身于火线，子弹必将自下而上地射出去。但是你一下子弄不清楚，而条件反射毕竟是条件反射。除此而外，为了要开枪，杀手本身不得不抬起一点身子。
“在理论上我表示赞同，”奥列格又这样说，“打哪儿晓得，他正是待在这个窗户中？七点钟他在那儿借火抽烟，也许他只不过是从那里经过，停下来借火抽烟，可是他的隐藏处在另外一个地方吗？”
“合乎情理，”古罗夫赞同他的意见，“让我们简单点行事，我干脆走掉，而您就不要从屋内探出头来。这种局面也会使他神经不得安静。”
杀手正好躺在他们讲到的那幢住宅的地板上铺好的床垫上，他一面抽烟，一面细听古罗夫和几个警卫的谈话。问题在于，长着褐红色胡子的小组长斯杰潘真的在刑事侦查局工作了七年，后来因酗酒并与上级口角而被革职。但福金知道这件事，他还知道，斯杰潘在哈尔科夫有个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等待着动身去俄国赚钱的父亲。他们没有给从前的侦探留一条出路，他清早走到古罗夫那里，把奇怪的捕鱼的情形向他汇报，后来他把“保险塞”固定在安乐椅的靠背上，房屋一楼的谈话就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了。
杀手的“尼瓦”牌小汽车停在离他躺下埋伏的那幢住宅有三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条土路通往柏油马路，离环形大道还有五分钟的路程，这一地段没有一个国家汽车检查局的岗哨。
他听见古罗夫很想去看看杀手，他淡淡一笑，开始拆下那支步枪。它是在远离莫斯科和俄国的地方制造的，主要是准备给专家个人使用的。在原则上这种步枪由于价格关系再也没有销路了，无人问津了。步枪可以拆成几个部件，每个部件都有特制的套子，而那精致的射击瞄准器甚至配备有天鹅绒面的盒子。枪栓和板机也装在另外一个盒子中。这种艺术品和“梅尔谢杰斯”牌小轿车的价格大致相等，只要你有钱后者是容易购置的，而这种步枪却很难买到。虽然如此，但是人所共知，这里还有一批买主，如果没有人购买商品，那么就不会制造商品了。俄国和这种法则无关，它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它的情况究竟怎样，暂时世界上没有人知道。
杀手拆开了步枪，把它放在一定的地方，并移开鼓轮，检查检查现有的子弹，把武器放进口袋里，继续静听牺牲品和他几个警卫的谈话。
“如果那栋住房中传来了枪声，您不要慌里慌张，即是说，我正在开枪，因为犯人有一件配备消音器的武器。”信心十足的，有点讥笑的声音说。
“也许我们能够帮点忙吗？”
“不是一支枪，还有三支枪。”
“不，伙伴们，请你们原谅我，我宁愿单独行动，”古罗夫回答后想了一下，小伙子总是对的，不是一支枪，而是三枪枪。只不过假如这几支枪都落在职业家手上，而不是落在作战前算算谁有多少伙伴的人手上。如果你把他们带在身边，你忽然间戴上手镣脚铐了。不，单独行动更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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