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吗?”“也很好……”
我多想和她们谈谈约翰尼·保罗啊!可她们不会理解的。我已经从七八岁起就没有再见过他了,但他们,尤其是你,我亲爱的妈妈,从未想到过这么多年,我一直保存着对他的回忆。是的,岁月匆匆,但约翰尼·保罗的影子却越来越亮。这也许超乎你们的想象,可我有时确实把他看成是一个神,一个我所知道的几个神中的一个。我想你也许不记得了。保罗有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你不知道,当时虽然我还只是个孩子,但是我在他眼中看到的是从其他任何人眼中都看不到的东西。他只不过就是个运煤人的儿子、一个移民孩子、一个脏乎乎的意大利男孩。他说不太好英文,但却会在你走过时有礼貌地翘翘帽子向你致意。你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人会成为你亲爱的儿子的心目中的神呢?你知道你儿子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吗?你一向反对他读的书、他选择的朋友、他玩的游戏、他爱上的女孩儿,还有他想做的事情。你永远比他正确(你知道的永远比他多),是不是?你没有压制他,你用的方式是假装听不见也看不见,所以你就装着时钟在我十二岁时就停止转动了。你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而是选择了合适于你的那个我、那个十二岁的我,管他以后会怎么样呢!
然后明年,再到这个同样的可诅咒的季节,你也许又会问我是不是还在写作,我还会说是的。你不会理会这个回答,因为对你它就像偶然溅到上等桌布上的一滴酒一样无足轻重。你根本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写。即使我告诉过你,你也听不进去。你总想把我钉在椅子里听那无聊的收音机,让我听你那毫无意义的关于邻居与亲戚的废话,即使我告诉你我已不想听,即使我迫不及待、鼓足勇气用最坚决的词语告诉你,你对我所说的一切都只是连篇的废话,你还是我行我素。现在我坐在这儿,已经快被你的废话淹没了。也许我该换种新反应方法——装作渴望与激动的样子:“这部轻歌剧叫什么名字?声音真美、美极了。让他们再播一遍,再播一遍……再播一遍!”或者我偷偷溜上楼去找出那些卡鲁索①的旧唱片来,那时他的声音真美,现在呢?(好,谢谢你,我再来一支烟!)但别再给我倒酒了。我的眼皮在打架,只是一种长久以来的叛逆情绪支撑我没有睡着。我偷偷上楼,到那间没有椅子、没有地毯、没有图画的、黑暗的小屋去干吗呢?去像死人一样地睡着吗?你还记不记得了,亲爱的妈妈,你曾把一桶水泼在了我的身上,说是因为我懒,我是个没用的废物。是的,我是躺了48小时,可那仅仅是因为我懒吗?妈妈,你有所不知,我那是因为心碎了。如果我笨得告诉你这个真正的原因,你还是会笑掉大牙的。那间可怕的小屋,我在那儿已经死过一千次了,但在那儿我也有过梦想与幻想。是的,我泪流满面地在那床上祈求过(我多想得到她呀,只有她一个人)。失恋以后,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终于能够站起来重新面对这个新世界。我惟一能够信赖的朋友就是那辆自行车:在那些漫长的无休止的疯骑中,我把思想的痛苦驱赶到四肢之中,在砾石铺成的路面上推呀拉呀,像风一般地滑行,但还是无济于事。每次从车上下来,她的影子就出现在眼前,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痛苦、怀疑和恐惧。但只要往车上一坐,即便不骑那也是一种愉快。那辆车已经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只有它对我的希望有所回应,除它以外再没有什么能够做到这点了。我那糊涂的、不理解我的父母亲,你们对我说的、为我做的,没有一件事能够比得上这辆机械的车给我的快乐与安慰。
[注释]:
①卡鲁索: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
亲爱的父母亲,要是我能够像拆自行车一样把你们的心打开,往里加点润滑油该多好呀!
“你想和爸爸去散散步吗?”
是母亲的声音把我从白日梦中唤醒过来,我记不得自己是怎样挪到椅子那儿去的。也许我已经睡了一会儿了,但自己不知道。不管怎么说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就跳了起来。
揉了揉眼睛,我发现她正把一根手杖递给我。那是我祖父的,是结实的乌木做的,把柄是一只银色的狐狸或者是只狨。
我立刻站了起来,把大衣胡乱地裹在身上。父亲已经准备好了,挥舞着他那根象牙把儿的手杖,“透透气会使你精神起来。”他说。
我们不约而同地向墓地走去。他喜欢在墓地散步,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死人,而是喜欢那儿的树木、花卉、小鸟,还有死者的平静给人的回忆。小路两边设有长椅,人们可以坐在那里和大自然交流,或者和地下的神们交流。我没有主动地和父亲交谈,而他也早以习惯了我那种简单的含糊其辞的回答和我那些软弱无力的托辞,所以从不追问我的秘密,只要有人在他身旁就足够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走过了我小时候上过的学校。学校对面有一排污秽不堪的公寓楼。一层铺面的房子显眼地突出来,像腐烂的牙齿一样。托尼·马瑞拉就是在这栋公寓里长大的。不知什么原因,我父亲总希望我听到托尼·马瑞拉这个名字时会很兴奋。在提到这个名字时,他从来不会忘记告诉我这个意大利人的儿子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托尼现在在行政机构的某个部门担任要职,是个议员什么的。我不是在报纸上读过关于他的消息吗?我父亲认为如果哪天我去看看他,那会是一件好事,谁也说不准这会带来什么。
离家更近些时我们又路过了格罗斯家的房子。他说格罗斯家的两个儿子干得也不错,一个在军队里是上校,另一个是海军准将。我一边听着一边想,我从来没想到他们中的一个有一天会成为将军(这个地区、这条街上能出将军,这太不可思议了)!
“街那头儿那个疯子怎么样了?”我问,“就是住马厩边儿上的那个?”
“他的手让马咬了一口就完蛋了。”
“你是说他死了?”
“已经好长时间了,”我父亲说,“实际上他们弟兄几个都死了。一个被闪电劈死了;一个在冰上滑倒了把头磕了一个大洞;另一个疯了,很快就死于脑出血。顶数他的爸爸活得最长,你记得他瞎了吧?临死前他已经半痴了,除了做老鼠夹子什么都不会干。”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想到过在这条街上走门串户地收集素材,写写这条街上居民的故事呢?这将会是一本多么有意义的书啊!恐怖之书,这就像德·莫泊桑生活的环境一样,而且是这么熟悉的恐怖事件。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悲剧永远成不了报纸的头条新闻。
我们回到家时,发现每个人都醒了,正在友好地交谈。莫娜和斯塔西娅在喝咖啡。也许是她们自己要的,因为我母亲绝不会想到在两餐之间提供咖啡。咖啡只有在吃早饭、打牌和开咖啡座谈会时才会有,可是……
“散步散得好吗?”
“很好,妈妈,我们去墓地走了走。”
“很好。那些坟墓保存得好吗?”
她指的是我们家的墓地,更确切地说指的是她父亲的。
“那儿也有你的位置,”她说,“还有洛里特的。”
我偷偷地瞥了一眼斯塔西娅,看看她是不是没笑。莫娜这时开口了,但她说出来的却是最不合时宜的一句话。
“他永远也不会死的。”这就是她说的话。
我母亲的脸扭动了一下,好像咬了一口酸李子一样,然后她同情地笑了笑,先是对莫娜,然后对我。事实上当她回答的时候快忍不住笑出来了:“别担心,他会和我们大家一样去的。你看他——才三十多岁就谢顶了,他自己不会照顾自己,你也不会照顾他。”她的目光此时变成了一种善意的责备。
“瓦尔是个天才。”莫娜想扩大事态。她正想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时,我母亲制止了她。
“你不一定非得是天才才能写书吧?”她说着,语气里有明显的恶意的挑战意味。
“不是,”莫娜说,“但就算瓦尔不写书,他也是个天才。”
“可他绝不是个挣钱的天才。”
“他就不应该想挣钱这件事儿。”莫娜快人快语,“怎么挣钱是我的事儿。”
“当他在家里涂涂抹抹的时候,是不是?”至此毒汁已经流出来了。“而你这么一个漂亮女人得出去找工作!时代真是变了。我小的时候我父亲从早到晚坐在长椅上工作。他是在挣钱养家,他不需要什么灵感,也不需要什么天才,他所做的就是养活我们这些孩子,使我们幸福。我们没有母亲——我母亲被关在疯人院里了,但我们有他——而且我们深深地爱着他。他对我们来说是父亲也是母亲,我们从来就没缺过什么。”她停了一下,然后找准了目标:“而这个男人,”她冲我的方向点了点头,“这个你们称作天才的人,他连份工作都没有。他指望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前妻和孩子一起来养活他。要是他写的东西能挣到钱,我也就不在乎了,可他写来写去总也写不出来任何名堂,这我就不懂了。”
“可是妈妈……”莫娜开始说话了。
“好了,”我说,“我们是不是该结束这个话题了?我们已经讨论过多少次了。没用,我不指望能被理解,但你必须明白这一点……你的父亲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一个一流的裁缝的,是不是?你自己告诉我的,他当了好长时间的学徒,跑遍了全德国,最后为了逃脱服兵役他又来到了伦敦。写作也是一样,要想成为名家需要许多年,要想得到承认还需要更多年。你父亲做的大衣也是在等到有人欣赏、有人肯买以后才用不着他自己到大街上去叫卖的……”
“你只会耍嘴皮子,”我母亲说,“我已经听得够多了。”她站起身来往厨房走去。
“别走!”莫娜请求道,“请听我说完。我知道瓦尔的缺点,但我更知道他脑子里装着的是什么。他不是个光做白日梦的人。他的确在工作,他写作比做任何其他工作都刻苦。你所说的涂涂抹抹,那就是他的工作。他生来就是干这个的。我向上帝祈求让我也有一个职业,一个我可以全身心去追求的、可以完全信赖的职业。只要我看着他写作我就幸福无比。他在写作时就像换了一个人,有时我都认不出他来了。他那么真诚,那么富于想象,那么投入……是的,我也有个好父亲,一个我深爱的父亲。他也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他生活得太艰难了。我们有一大家子人,是很穷的移民。我母亲是个很情绪化的人,和她比起来我更喜欢我的父亲。这可能正是因为他是个失败者,但对我来说他绝对不是失败者。请你明白,我爱他,不管他是什么或做什么对我都一样。有时瓦尔也一样,他甚至能把自己变成小丑……”
我母亲听到这儿吃了一惊,她好奇地看着莫娜说:““我知道他有点幽默感,但是……小丑?”
“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老头子插了一句。
“不,”莫娜固执地说,“我说的就是这个……小丑。”
“我从来没听说过作家还是小丑的。”
事已至此任何人可能都会适可而止了,但莫娜不,她的坚持使我很吃惊。这次她表现得非常坚决。(或者她是借此在向我展示她对我的忠诚与献身精神?)无论如何,我准备让她说个够,好好地争论一番,不管冒什么风险,总比其他什么强,至少这能让人振作精神。
“他扮演小丑的时候,”莫娜说,“通常是因为他受到了伤害,你们知道,他很敏感,可以说是太敏感了。”
“我还以为他脸皮很厚呢。”我母亲说。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他是世界上最敏感的人,所有的艺术家都很敏感。”
“那倒是。”我父亲说。也许他想起了鲁斯金或者是那个画病态山水画的可怜虫里德尔。
“好了,妈妈,不管瓦尔要多长时间以后才能成功,至少他永远会有我。我不会让他挨饿受罪(我能感觉到我母亲又变得冷冷的了)。我看到过我父亲是怎样度过一生的。我不会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瓦尔身上了。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一切,我对他有信心。即便全世界的人都抛弃了他,我也一如既往。”她停顿许久之后,然后又严肃地继续说:“我不懂为什么你们不让他写?不会是因为他写作不能养家糊口吧?那是他和我应当操心的事,对吧?我不想用这话来伤害你们。可我一定得说——你们如果不把他当作家来接受的话就不能把他当做儿子。不理解他的这一面又怎么能理解他的整个人呢?也许他原本是另一个样子,一个你们喜欢的样子,虽然现在已经很难看出他原来的样子了,但至少我了解他。为什么他要向你们、向我,或者向任何人证明他和其他人一样呢?你们想知道他是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什么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他是,而且比这更好。他所能给予的不仅仅属于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他的父母,而且属于全世界。这对你们来说很奇怪吧,或者是残酷?”
“太奇怪了。”我母亲说,简直像被抽了一鞭子一样。
“好吧,那就奇怪吧,但事实就是如此。有一天你们会读到他写的东西,会为有这么个儿子感到骄傲的。”
“我不会!”我母亲说,“我宁愿看着他去挖沟。”
“将来也许有一天他会去挖沟的,”莫娜说,“有些艺术家在被承认之前就自杀了。伦伯朗就是在讨饭时饿死在街头的,而他是最伟大的……”
“还有梵·高呢。”斯塔西娅小声说。
“他是谁?”我母亲问,“也是一个写字儿的人?”
“不是,是个画家,一个疯画家。”斯塔西娅提高了点声音。
“他们对我来讲都是疯子。”我母亲说。
斯塔西娅爆发出一阵大笑,她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狠:“那我呢?你看我是不是也是个疯子呀?”
“是个可爱的疯子。”莫娜说。
“一个十足的疯子,就这么回事。”斯塔西娅说着,笑得更狠了,“谁都知道!”
我看得出来我母亲被吓坏了,拿“疯子”这词开玩笑可以,但真的承认自己是疯子却是另外一回事。
还是我父亲打了圆场。“你们三个一个是小丑,”他说,“一个是疯子,那你是什么?”他对莫娜说,“你们都有什么毛病吧?”
她愉快地回答:“我非常正常,可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他又转向我母亲,“艺术家全一样。他们画画儿时或写作时是得疯一点。我们的老朋友约翰·埃姆霍夫怎么样了?”
“他怎么样了?”我母亲不解地看着他问,“他不是跟另一个女人跑了,丢下他的妻儿老小来证明他是个艺术家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对她越来越生气了,他太熟悉她有多么固执,多么迟钝。“你还记得我们去他工作室时他脸上的表情吗?他站在那个小屋里,大家都睡了以后他自己画水彩画儿。”他转向洛里特,“去,到楼上把那幅挂在客厅的画儿拿来,好吗?你知道,就是那幅画着男人、女人的那幅……那个男人背上背着一捆稻草。”
“好吧。”我母亲乞恳着说,“他是个好人。约翰·埃姆霍夫在他妻子开始酗酒之前他是个好人。可我得说他对他的孩子们从未有过兴趣,他只想他的艺术。”
“可他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我父亲说,“他的画儿美极了,你还记得他为街角教堂的玻璃窗画的画儿吗?可他又得到了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我会永远记住埃姆霍夫的。不管他做什么,我只希望我们更多地拥有一些他的画儿。”
洛里特取画儿回来了,斯塔西娅从她手里接过画儿来,兴致浓厚地端详起来。我生怕她说出些什么太专业的话来,但是没有,她很懂事也很老练地说画儿画得很美,很有技巧。
“水彩画并不容易画,”她说,“他画过油画吗?我对水彩画不太在行,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很清楚自己画的是什么。”她停了一下,仿佛已经预见到了将要讨论的话题,又说:“我有一个很崇拜的水彩画家,那是……”
“约翰·辛格·萨金特①。”我父亲叫道。
[注释]:
①约翰·辛格·萨金特(1856—1925):美国肖像画家。
“对!”斯塔西娅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说,你怎么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他?”
“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萨金特。”我父亲说。这句话他从他已故的父亲嘴里听到过太多次了。“世上只有一个萨金特,就像只有一个贝多芬、一个莫扎特、一个达·芬奇一样,对不对?”
斯塔西娅微笑了。她现在敢于说出她的心里话了。她开口之前看了我一眼,好像在说——“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你父亲的这些情况?”
“我研究过他们所有的人。”她说,“现在我在努力找回我自己。我并不像我刚才装的那样疯,我知道的要比我能消化的多,就是这么回事。我有才华,但没有天分,没有天分的话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想成为毕加索,一个女毕加索,而不是玛莉·洛朗森①。你懂我的意思吗?”
[注释]:
①玛莉·洛朗森(1883—1956):法国女画家,受野兽派与立体派影响很大。
“当然了!”我父亲说。我偶然发现母亲已经离开了这个房间,我听见她在厨房里摆弄锅碗瓢盆的声音。她在承受失败的痛苦。
“这是他临摹的一幅名家的画儿。”我父亲说,指着的是约翰·埃姆霍夫的那幅水彩画儿。
“没关系,”斯塔西娅说,“很多艺术家都临摹他们喜欢的画儿……可你说他怎么了,这个约翰·埃姆霍夫?”
“他和一个女人跑了,把她带到德国去了。他认识她时还是个男孩儿,然后战争就爆发了。从此我们就没他的音信了,也许是死了。
“拉斐尔呢?你喜欢他的作品吗?”
“他的临摹是没有人能比的,”我父亲很快地说,“还有柯勒乔,另一个伟大的画家,还有柯罗,你再也找不出来一个这么出色的柯罗了,是不是?庚斯博罗我一直不太喜欢,但我对西斯莱……”
“你好像知道所有的画家,”斯塔西娅说。看来她这晚是想把这游戏玩到底了。“那么现代派呢,你也喜欢现代派吗?”
“你是指约翰·斯隆、乔治·卢克斯……那些人?”
“不,”斯塔西娅说,“我指的是毕加索、米勒、马蒂斯、莫迪里阿尼那些人……”
“我不太熟悉他们,”我父亲说,“但我喜欢印象派和我看过的他们的作品。当然还有雷诺阿,可他不是现代派,是不是?”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的。”斯塔西娅说,“他为现代派铺了路。”
“他显然很喜欢色彩,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父亲说,“而且他临摹得也很好。他画的女人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