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为挣得买礼物的钱，她们不得不跟一个善于施舍的混蛋泡在一起，那混蛋举办了三天的狂欢，她们就这样醉了，不是自愿的。她们本打算买了礼物就躲开他的，但那狡猾的老家伙并不那么容易被骗，她们说现在能回到家已经很不容易了。

　　说着又是个哈欠，也许有一半是真的吧，我就着咖啡把这一套话咽了进去。

　　“好了，”我说，“斯塔西娅穿什么去？”

　　她用那样无助的、迷惑的眼神看着我，以至我几乎都想说“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吧”！

　　“我来关照她，”莫娜说，“别着急，让我们单独呆几分钟，好不好？”

　　“好的，”我说，“但是记住一点钟。”

　　对我来说现在最好的事莫过于去散散步了，我知道要想把斯塔西娅打扮得能够见人至少需要一小时；另外，我也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

　　“记住，”我边开门边说，“你们只有一小时，不会再多，如果到那时还打扮不好只好就那么去。”

　　外面的空气清爽新鲜，夜里下了一场小雪，地面上白白的一层显得很干净。啊，白色的圣诞节，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真的、假的基督徒们都正围在常青树旁，打开礼物，互相亲吻、拥抱，争着抢着，装作每件东西都令人满意。(感谢上帝，终于完了！)

　　我闲逛到码头上去看那些像狗一样被链子拴在一起的远航的轮船，这儿像墓地一样安静。白雪在阳光中像云母一样闪耀，挂在帆缆上的雪片像棉花、羊毛般清洁。这场雪似乎有一种幽灵般的东西。

　　转过身又朝高地的移民区走去。这里的空气非但似幽灵般的，而且相当恐怖，就连圣诞节也没有给这些简陋的茅屋带来一丝有人居住的气氛。谁会在乎呢？他们大多数是异教徒、肮脏的阿拉伯人、蓬头垢面的中国人、印度人、墨西哥人、黑人，等等……迎面向我走来的很像是一个阿拉伯人，他穿一身粗布工作服，头戴一顶破帽子，脚上穿了一双破毡拖鞋，“赞美真主！”我走过他面前时小声祈祷。再远一点的地方有两个喝醉了的墨西哥人在吵架，他们醉得打不着对方，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围着他们，往他们身上扔鸡蛋。“揍他！抽他的脸！”与此同时，从一个老式沙龙的侧门走出了一对面色污秽的妓女，她们一副令人作呕的肮脏德行，跌跌撞撞地走到圣诞节这阳光灿烂的、洁净的、雪白的大街上。其中一个弯下腰去，提一只袜子时摔了个大马趴；另一个只是看着她，像是不相信她的同伴摔倒了似的，在她身上绊了一下，然后斜着眼平静地咕哝了一句脏话，从容地走开了。

　　这是个明媚的日子，真的，这么纯洁，这么清爽，这么令人振奋，只是今天如果不是圣诞节就好了。她们穿戴好了吗？我的精神头儿又来了。只要她们不把自己打扮得不成人样，我还是可以忍受的。我脑子里想着各种各样的假话——我将不得不编造些故事来安慰那些永远关心我的家人。比如当他们问起：“你近来还写吗？”我会说：“当然了，我已经写出不少故事了，你问莫娜。”可莫娜呢？她喜欢不喜欢这个工作？(我忘了他们知不知道她在哪儿工作，我上次是怎么说的来着？)至于斯塔西娅，我不知道到底该说什么，也许是莫娜的一个朋友，她在学校认识的人，或者是位艺术家。

　　我走进家门时，斯塔西娅正眼泪汪汪地企图把脚挤进一双高跟鞋。她光着上身，下身穿着一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裙子，吊袜带还在下边晃着，头发一团乱七八糟。

　　“我这辈子也穿不好了，”她呻吟着，“我干吗非得去？”

　　莫娜似乎认为这很有趣儿。衣服堆了满地，到处是梳子、袜子什么的。

　　“你用不着走路，”她反复说，“我们坐出租车去。”

　　“还得戴帽子吗？”

　　“等会儿看吧，亲爱的。”

　　我想帮帮她们，但我只能是越帮越乱。

　　“让我们自己来吧。”她们请求我。

　　于是，我就坐在角落里，看着她们所做的一切，一只眼盯在钟上(已经十二点了)。

　　“听着，”我说，“别费事了，把她的头发盘起来再穿件裙子就行了。”

　　她们还想戴耳环和手镯什么的。“别戴了，”我说，“她看上去都像一棵圣诞树了！”

　　当我们终于走到街上去叫出租车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十二点半。

　　自然是没有车了，我们开始步行。斯塔西娅一瘸一拐的，她没戴女士帽，而是戴了一顶贝雷帽。现在她看起来几乎挺正统的，但也挺可怜的，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

　　最后我们终于拦到一辆出租车，“感谢上帝，我们只晚了几分钟。”我小声对自己说。

　　上了车，斯塔西娅就把鞋子甩了下来。她们咯咯地笑着，莫娜想让斯塔西娅涂点口红，想让她看起来再女性化一点。

　　“要是再女性化一点，人家就会以为她是假的了。”我提醒她们。

　　“我们得呆多长时间？”斯塔西娅问。

　　“我说不准，我们会尽快离开，我希望七八点钟左右。”

　　“今天晚上吗？”

　　“是的，今天晚上，不是明天早上。”

　　“上帝呀！”她吹了声口哨，“我会坚持不住的。”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让司机把车就停在街口拐弯处，不要开到家门口。

　　“为什么？”莫娜问。

　　“因为……”

　　车停下来，我们下了车。斯塔西娅穿着袜子站在雪地上，手里拎着鞋。

　　“穿上！”我叫道。

　　街角殡仪馆门前有个大柏木箱子，“坐上去，把鞋穿上。”我命令道。

　　她像孩子一样服从了。她的脚当然是湿的，但她好像并不在乎。在奋力穿鞋时，她的贝雷帽又掉了下来，头发也散了。莫娜发疯似的想把它们恢复原状，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发卡了。

　　“就这样吧，这又有什么区别？”我呻吟着。

　　斯塔西娅使劲地晃着脑袋，像一匹好动的小马，她的头发散落在肩上，她想戴上帽子，可是怎么戴看起来都很可笑。

　　“好了，走吧，拿着帽子。”

　　“远吗？”她又问了一句，而后又一瘸一拐起来。

　　“只有半条街，好好走吧。”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并排向“早衰大街”走去，用尤里克的话来说，我们是古怪的三人行。我能感觉到邻居们犀利的目光从又硬又厚的窗帘后射来：米勒的儿子，那个一定是她的太太，那个呢？

　　我父亲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和往常一样又晚了点。”他说，但声音很愉快。

　　“是的，你好吗？圣诞快乐！”我凑过去和平时一样亲吻他的脸颊，我每次都这样。

　　我把斯塔西娅介绍成莫娜的老朋友，我解释说我们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

　　他热情地和斯塔西娅打招呼，然后，把我们带进家。门厅里站着我两眼含泪的妹妹。

　　“圣诞快乐，洛里特！洛里特，这是斯塔西娅。”

　　洛里特很亲热地吻了吻斯塔西娅，接着又嚷着：“莫娜，你好吗？我们还以为你永远也不会来了呢。”

　　“妈妈呢？”我问。

　　“在厨房呢。”

　　她不一会儿就出来了。我的母亲脸上还是那种悲哀、忧郁的笑，但显然她脑子里想的是“和以往一样，你们又来晚了，我们还以为你们不会来了呢”。

　　她拥抱了我们每个人说：“坐吧，火鸡已经烤好了。”然后，她又嘲弄般地笑了笑，问：“你们一定是吃过早饭来的？”

　　“当然了，妈妈，只是好几个钟头前吃的。”

　　她迅速看了我一眼，眼里的话是“我知道你在骗我”，然后又转身走开了。

　　莫娜同时在往外掏礼物。

　　“你不该这么破费，”洛里特说了一句从妈妈那里学来的话。“这只火鸡有十四磅。”她补充说，然后又对我说，“牧师让我问候你，亨利。”

　　我迅速瞥了一眼斯塔西娅，想看看她的反应，她脸上有的只是一个非常淡的礼貌的微笑，看起来她真被感动了。

　　“你们要不要先来一杯波特酒？”我父亲问，他满满地倒了三杯，端给了我们。

　　“你自己呢？”斯塔西娅问。

　　“我很久以前就戒了。”他答道，然后端起空杯说：“干杯！”

　　圣诞早餐就这样开始了，圣诞节快乐！快乐！马、骡子、土耳其人、酒鬼、聋子、哑巴、瞎子、瘸子、异教徒、皈依宗教者，圣诞快乐！赞美上帝！赞美上帝！愿世界和平！愿你们这些鸡奸者、杀人犯都上西天！(这是我自己无声的祝酒词)

　　像往常一样我被自己的唾沫噎着了，这是小时候留下的毛病。我母亲也像以往一样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一把切熟食的刀子。右边坐着的是我父亲。从前我总是从眼角看他，生怕他喝醉的时候经不住我母亲的嘲讽而发火。他已经戒酒多年了，可我还有这个容易噎着的老毛病，即使嘴里一口东西都没有。每样该说的事情都说了，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口气，已经成百上千遍了。我的反应也和从前一模一样，我说话的口气就像十二岁时刚刚学会背宗教问答手册一样。当然，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大谈杰克·伦敦、卡尔·马克思、巴尔扎克或欧仁·V·德布兹①这些可怕的名字了。我有些紧张：虽然这些名字对我来说已是禁忌，但是莫娜和斯塔西娅完全不知内情，谁能保证她们不提这些人呢？谁能保证斯塔西娅不在什么时候说出康定斯基、马克·查格尔、扎得金、布朗库斯或者李普西斯②这些怪名字呢？更糟糕的是她也许还会提到什么罗摩克里希纳③、斯瓦米·维韦长南达④或者乔达摩⑤这些人的名字。我在心里祈求着，祈求她再怎么醉也别提起爱玛·哥德曼⑥、亚历山大·伯克曼或普林斯·克鲁泡特金⑦这些人。

　　[注释]：

　　①欧仁·V·德布兹：美国劳工领袖。

　　②以上均为西方艺术家。

　　③罗摩克里希纳：印度宗教改革家。

　　④斯瓦米·维韦长南达：印度哲学家。

　　⑤乔达摩：释迦牟尼之姓。

　　⑥爱玛·哥德曼：美国女无政府主义者。

　　⑦普林斯·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幸好，我妹妹在起劲儿地谈论着新闻评论员、播音员、伤感音乐歌手、音乐喜剧明星和亲戚、邻居的事。这么多的人和事联系起来足以构成一场灾难性的洪水，使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了起来，而斯塔西娅，我们亲爱的斯塔西娅表现得却非常好。我对自己说，她还真是吃有吃相、坐有坐相，可是她能坚持多久呢？

　　当然，太多的食物和摩泽尔酒一点点地在她们身上起了作用，她们俩昨晚没怎么睡觉，莫娜一直都在用力抵抗着一浪又一浪袭来的哈欠。

　　老头儿看出了问题：“我猜想你们一定睡得很晚吧？”

　　“不太晚，”我自作聪明地回答，“你知道我们不到半夜是不会睡觉的。”

　　“你夜里写东西吗？”我母亲问。

　　我差点儿跳起来，通常她是不过问我的这种涂涂写写的事儿的，除非这里面夹杂着责备与不屑的因素。

　　“是的，”我说，“我是在夜里工作，那时候安静，能更好地思考问题。”

　　“那白天呢？”

　　我正要说“当然也是工作”！可立刻又意识到提工作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所以又说：“大部分时间我去图书馆……做点研究工作。”

　　现在又轮到问斯塔西娅了，她是做什么的？

　　这时我父亲脱口而出：“她是位艺术家，看得出来。”这让我大吃一惊。

　　“哦？”就像父亲的话吓着了她一样，我母亲又问，“这工作有报酬吗？”

　　斯塔西娅宽容地笑了笑：“艺术是从来没有回报的……至少是在最初……”她非常得体地解释着，又补充说所幸她的监护人时常给她一些花销。

　　“我想你一定有间画室了？”老人又发问了。

　　“是的，”斯塔西娅答道，“我在格林威治村有典型的阁楼画室。”

　　说到这儿莫娜接了过去。让我反感的是她又以她一贯的方式胡编起来。我尽了一切力量阻止她，因为老头儿已经把斯塔西娅的话全部信以为真了，还说要去看斯塔西娅——去她的画室里看她，他说他喜欢看艺术家工作。

　　我很快把话题转到了荷麦·温斯洛、布格罗、赖德和西斯莱这些名画家身上(这是他喜欢的人)。斯塔西娅对我不合时宜地提起这些人名吃惊地抬了抬眉毛。当老人更起劲地大谈特谈原来挂在他裁缝店里的那些著名美国画和画家时(那还是他的祖先没有出卖这些画的时候)，斯塔西娅看起来就更是惊讶不已了。为了斯塔西娅，既然戏已经演到此，我又对老头儿提起了《威尼斯的石头》的作者拉斯金，这是他读过的惟一的一本书，然后我又回忆起P·T·巴纳姆①、珍妮·林德②和其他他那个时代的名人。

　　谈话间歇时洛里特说三点半收音机里会播出一出小歌剧，问我们想不想听。

　　正在这个时候李子布丁上了桌子——还配有浓浓的美味果酱，所以有好一会儿洛里特忘记了小歌剧那回事儿。

　　提到“三点半”让我想起我们还有好长时间要逗留。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种谈话一直继续到我们走的时候，而什么时候走才合适，才不会显得仓促呢？想到这儿我的头皮都痒起来了。

　　一想这些，我愈加意识到莫娜和斯塔西娅都困得坚持不住了。她们已经都睁不开眼睛了，有什么话题既可以振奋她们的精神又不会使她们失态呢？说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儿，但又不能太无足轻重(醒醒，你们这两个笨蛋！)。也许说点关于古埃及的事儿？可干吗说古埃及？为了救自己的命，我已经无力在想别的了，试试吧，快试试！

　　突然间我意识到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讲话，就连洛里特也闭上了嘴，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快想想办法，只要能打破这种沉闷，什么招儿都行！什么？又是拉美西斯③？去他妈的拉美西斯吧！快想，傻瓜，想！什么都行！

　　[注释]：

　　①P·T·巴纳姆：美国游艺节目经理人。

　　②珍妮·林德：瑞典花腔女高音。

　　③拉美西斯：波斯国王。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我这么开始。

　　“对不起，”莫娜一边说一边艰难地站起身来，还撞倒了身边的一把椅子，“你们不介意我去躺一会儿吧？我简直头疼死了。”

　　长沙发床离她只有一两步远，她没有再说什么，径直躺到了沙发床上闭上了眼睛。

　　(看在耶稣的份儿上别立刻打呼“她一定是累坏了。”我父亲说，他看了看斯塔西娅，“你也去躺会儿吧，这会对你有好处。”

　　斯塔西娅用不着请，她马上就伸胳臂伸腿地躺到了已经睡死过去的莫娜身边。

　　“去拿条毯子来，”我母亲对洛里特说，“楼上壁橱里的那条薄毯。”长沙发床要想舒服地躺两个人是窄了些，她们俩不停地翻身、扭动、呻吟、傻笑，还一点不顾体面地接二连三地打着哈欠。突然，斯塔西娅弹到了地上。这对莫娜好像是太好笑了，她笑啊笑啊，笑声直刺我的耳膜。可她怎么会知道，这张已经有近五十年历史的沙发床如果使用得当也许还会再派上一二年的用场？在“我们”这个家里，没有人会为这种过失这么无情地笑的。

　　与此同时，我母亲正用她那已不太灵活的身躯趴在地上想弄清楚沙发床到底哪儿坏了(她们把它叫做沙发)。斯塔西娅还在原地躺着，好像在等别人的指令一样。我母亲在她身边爬来爬去，犹如河狸绕着倒了的树爬似的。洛里特这时拿着毯子下来了，她呆呆地看着这场表演(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从不善于修理东西的老头子这时也到后院去找砖了。“锤子在哪儿？”我母亲问，看见我父亲抱了一堆砖来，她就生气了，她要把它修好，而且当场就得修好。

　　“等会儿再说吧，”老头儿说，“她们俩现在得睡会儿。”说着他就趴在地上用抱来的砖头支撑住塌下来的弹簧。

　　斯塔西娅现在站了起来，但只是移到了沙发床边，靠着床面对墙躺下。她们俩面对背躺着，像两只疲倦不堪的金花鼠一样安静地睡着了。我坐在桌边，看着收拾桌子的一套常规性的动作。我已经成千上万次地目睹了这一幕，每次的做法都是一样，厨房里也是一样，一件一件的事情按照永不变更的程序做着……

　　“多么狡猾的婊子！”我暗想着。该收拾桌子、清洗餐具的是她们。头疼，就这么简单。现在我得独自面对这一切了。也许这样也好，因为我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现在无论谈论什么话题——死老鼠也好、去年的蟑螂也好、施瓦本诺夫夫人的溃疡也好，上周的布道、地毯清除机、韦布和菲尔兹或者是上次的演唱会也好，我都可以一直谈到半夜不合眼(她们还会睡多久，这两个醉鬼？)。如果她们醒来时精神已经恢复过来了就不会在意我们呆了这么久的。我们也不能在还没有围着圣诞树唱那支可怕的《OTannenbaum！》的歌之前就偷偷地溜走。而唱完这支歌后，必定还会说起我们有过的所有的圣诞树，然后再把它们一一比较，再说到我小时候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堆在圣诞树下的礼物(人们从来不提洛里特小时候的事情)。我小时候是多么好的一个男孩儿，读书好，钢琴弹得好，还有我的自行车、旱冰鞋，还有那支气枪(没人提起我的左轮手枪)。那枪还在放刀、叉的那个抽屉里吗？那次我母亲半夜里去拿那支左轮枪时可真把我们吓坏了，幸好那枪里没有子弹。她也许知道枪里没有子弹，但效果还是一样……

　　是的，什么都没变，我十二岁的时候时钟就停止转动了，不管人们私下里怎么说，我还是那个某一天会成长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商人裁缝的可爱的小男孩儿。那些关于写作的说法，总有一天我会结束它的。还有这个古怪的新太太，她也总有一天会消失的。最终我会清醒过来。每个人都一样，只是早晚的事儿。我的家人不担心我会像保罗叔叔那样自杀：我不是那种人，并且我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应该说心理很健康。除了有点野性与固执之外，我还没有太多的缺点。我书读得多了些，也交了太多没什么意义的朋友。他们开始不会提起那个名字，但我知道很快那个问题就会来。他们会试探性地、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以掩饰的口气问道：“那小家伙怎么样了？”那指的是我的女儿。我呢，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连她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清楚，但也能客观地、镇定自若地答道：“她很好，很好！”“是吗？”我母亲会问：“你收到她们的信了吗？”“她们”也包括我的前妻。“间接地听说的，”我这么说。“斯坦利有时告诉我一些她们的情况。”

　　“斯坦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