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是用梵语。还有斯塔西娅屋里那种神秘的谈话，那些无耻的谎言，那些关于毒品的令人厌恶的谈话，还有那些角斗比赛……

　　[注释]：

　　①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

　　②后波肯：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一城市。

　　是的，有时她们还会为我举行一场角斗比赛。那是角斗比赛吗？难说。有时就是为了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我也会拿起斯塔西娅的画笔和颜料替斯塔西娅画像。

　　我在墙上画，她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答复我。有一天我在她的房门上画了一副骷髅。第二天我在骷髅画上发现了一把刻刀。

　　一天，斯塔西娅拿出了一把镶着珍珠的左轮手枪。“以防万一。”她说。

　　她们指责我溜进她们的房间翻看她们的东西。

　　一天晚上，我一个人闲逛到曼哈顿的波兰区，走进了一家游泳池。居然出乎意料地碰到了柯里和他的一个朋友在跳水。他这个朋友是个很怪的年轻人，最近才从监狱里放出来。他们俩兴致很高，又极富想象力，他们坚持一定要和我回家去好好庆祝一下。

　　在地铁里我告诉了柯里一些关于斯塔西娅的事。他的反应好像是对这种情形相当熟悉了一样。

　　他简单地说了句：“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他的朋友好像是同意他的看法。

　　当我打开灯时他们都吓得跳了起来。

　　“她一定是疯了！”柯里说。

　　他的朋友装作是被墙上的画儿吓着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画儿看。

　　“我见过这些画儿。”他指的是在精神病院里。

　　我把她的房间指给了他们。屋里乱到了极点——书、毛巾、内裤，满床和满地的面包屑。

　　“混蛋！简直是混蛋！”柯里的朋友说。

　　与此同时，他开始到处乱翻，忙着一个个地拉开抽屉，翻里边的东西，然后再用力把它们关上。

　　“你要找什么？”我问。

　　他看了看我，然后咧嘴笑了笑。“你绝不会知道的。”他说。

　　他把眼睛盯在了角落里梳妆台下的那个大箱子上。

　　“那里边是什么？”

　　我耸了耸肩。

　　“我们来看看。”他说着，把搭扣解开，但箱子上了锁。他转身对他的朋友说：“你的家伙在哪儿？快去！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会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他的朋友撬开了锁。他们猛地把箱子盖掀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头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小铁盒子，显然是个首饰盒。打不开，他的朋友又掏出了他的工具。只用了一分钟就把盒子撬开了。

　　在一堆信件中——这是些我不认识的朋友写来的——我发现了那封原以为已经冲到马桶里的字条。无疑这是莫娜的笔迹。信的开头是这样的“亲爱的，我想死你了……”

　　“留着它，”柯里说，“你以后会用得着的。”他把其他的信件又都放回了箱子里，然后让他的朋友把箱子恢复到了原样。“锁要像没动过一样，”他又补充道，“不能让她们看出来什么。”

　　然后，像变魔术一样，他们又把屋子恢复到了原来零乱的样子，甚至又撒了一些面包屑，之后又为某本书原来是否是在地上，是翻开的还是合着的这些事争吵了一会儿。

　　当我们正要离开时，那个年轻人坚持把门留一条缝儿，不要关死。

　　“好了，”柯里说，“她们不会记得那么多的。”

　　我不明白他的话，问：“你怎么能肯定呢？”

　　“只是感觉，”他回答说，“除非你有特殊的理由，否则你不会记得门是不是半开的，是不是？她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没有，这很简单。”

　　“太简单了，”我说，“可有时人是用不着什么理由也能记住一些小事的。”

　　他的回答是，一个整天生活在肮脏和零乱的环境中的人是不会有好记性的。“比如说小偷吧，”他说，“他记得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连出的错儿也记得清清楚楚。他必须得这样，不然就会倒霉。问问这位吧！”

　　“他说得对，”他的朋友说，“我的错儿就是太仔细。”他还想给我讲讲他自己的故事，但我催促他们快走。“下次再讲吧！”我说。

　　走到街上，柯里告诉我我可以随时请他来帮忙。“我们会对付她的。”他说。 

第五章 

　　生活中的一切犹如幻境一般。那些对继承权的宣读、对谎言的辩解、和欧西耶奇的较量、一个人在河边的自言自语、在图书馆里与所谓的“大师们”的相遇、墙上的画儿、半夜与另一个自我的交谈，等等，它们全都像梦一样依次出现。我再也不会为什么事而吃惊了，就连呼啸而来的急救车也奈何不了我了。有人——很可能是柯里——认为我应该摆脱斯塔西娅。所幸急救车来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告诉司机这里住着的人没有疯子。他看上去很失望。是有人打电话让他来的。我说这一定是弄错了。

　　这幢房子的主人——那对荷兰姐妹，时常到我们这里来坐坐，看看是否一切正常，而且每次来都只呆一两分钟。每次我见到的她们总是蓬头垢面、穿戴不整的。两人一个穿蓝色高筒袜，另一个则穿粉色与白色相间的条纹高筒袜，条纹螺旋上升，宛如理发店门口的旋转招牌。

　　至于《被俘的人》那场戏……我自己去看过了，没让她们知道。一周后她们也去看了，回来时捧着紫罗兰高声唱着，这回唱的是《黑暗中的一吻》。

　　然后有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发生来着？——我们三个人一块去了一家希腊餐馆。在那儿她们谈论起《被俘的人》来，说它有多好多好，我应该去看看，它可以拓宽我的思路，等等。我说：“我已经看过了！”“上周就看了。”于是我们又开始讨论这出戏的优点。接着，由于我对戏的客观、粗俗的解释与她们的看法不一致，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争吵中我掏出了从首饰盒里偷来的那封信，她们对此却一点也不感到懊恼或耻辱，相反却开始恶毒地痛骂起我来，狂喊胡闹，最后整个餐厅像暴乱了一样，我们被毫不客气地赶了出来。

　　第二天，莫娜像是为了纠正前一天的错误，主动提出让我哪天带她一个人出去，不带斯塔西娅。我开始时反对，但她一再坚持，于是我想也许她有一定的道理：她也许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向我说点什么，因而同意了。我们准备后天晚上一起出去。

　　终于等到了那天晚上，可是要走的时候她又迟疑了。是的，我是唠叨过她的打扮——口红、绿眼影、扑了粉的脸、曳到地上的斗篷和齐膝的长裙，尤其是那个斜着眼卖弄风情的叫做“希鲁迦伯爵”的木偶——她正把它抱在胸前准备带去。

　　“别，”我说，“别带它，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带它！”

　　“为什么？”

　　“因为……该死的，别带就是了！”

　　她把木偶交给了斯塔西娅，脱下斗篷，然后坐下来沉思。经验告诉我我们出不去了，但是让我吃惊的是斯塔西娅这时走了过来，用胳膊把我们搂到了一起，求我们别吵了。“走吧，”她说，“去好好享受享受。趁你们不在我来打扫一下房间。”她善意地把我们推了出去，边走边听见她在喊：“好好玩！祝你们愉快！”

　　这个开头不怎么样，但我们还是决定继续下去。当我们脚步加快时——干吗呀，我们着什么急呀？——我觉得自己像是快要爆炸了。我的舌头僵了，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这么手挽手在街上狂奔着。“好好玩。”可连一个准确的目标都没有，难道出来就是为了透空气的？

　　很快我意识到我们是在向地铁站走。我们走了进去，等车、上车，然后坐下来，一句话都没交流。在时代广场我们站了起来，像机器人听到同样指令一样爬上楼梯。百老汇，同样的百老汇，同样像地狱之火一般的霓虹灯。我们本能地向北走，人们停下来看着我们，而我们却装作没看见。

　　最后我们到了李氏中国餐馆的门前。“上去吗？”她问，我点点头。我们一直走到了我们最初来过的那个座位——那好像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事了。

　　饭菜端上来的那一刻她的舌头灵活了，所有的事都像洪水一样重新回来了：我们吃过的饭菜，我们二目相对的样子，我们听到过的曲子，我们说过的一些话……一个细节都没落下。

　　一个回忆接着一个回忆，在回忆中我越来越伤感。又爱上了……从没想过……我想干什么？……就像我们中间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没有斯塔西娅，没有地下室的生活，没有误解，只有我们俩——一对白头偕老的比翼鸟。

　　这只是一次彩排而已，明天我们还要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在我们的地下室里。如果有人问我哪个是真的，是现实还是这个爱之梦，这首摇篮曲，或者那出引出了这爱之梦的戏，我的回答会是“是这个，就是这个”。

　　梦与现实——难道它们之间不可能置换吗？

　　我俩都不能自持，毫无顾及地聊起来，用崭新的目光看着对方，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饥渴的目光看对方，相信并希望这是我们在世界上最后的时刻。我们终于找到了对方，我们互相理解了，我们会永远、永远地相爱下去。

　　晨曦中，我们在狂喜的旋晕中手挽手在大街上徜徉，再没有人停下脚步来看我们了。

　　在一家巴西咖啡店里我们又坐下重新开始聊起来。这次出现了波动。她开始带着负疚和懊悔吞吞吐吐地承认她以前做的错事，说她做了比我想象中失去她更伤害我的事。我说我是个傻瓜，而她夸大了整个事情。我恳求她忘掉过去，并告诉她无论那是真还是假，是事实还是假相，我发誓除了她再也不会要其他人了。

　　我们坐的那张桌子的形状就像一颗心，我们对着这个石头的心发出了终身的誓言。

　　最后，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已经听得太多了。“我们走吧！”我求她。

　　我们坐出租车回到家里，累得多说一个字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们走进的是一个完全变了样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被收拾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桌子已经摆好了，为三个人摆好了。桌子的中间摆了一个大花瓶，花瓶里插着一大束绽放的紫罗兰。

　　如果不是这束紫罗兰的话，一切都会美满的，但这束花的分量超过了我们中间所有的言语。它们无声的语言雄辩而且不可反驳。它们不用开口就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爱必须是要大家分享的。“像我爱你一样爱我。”这就是花所要表达的意思。

　　圣诞节快如期来临了。她们想请雷卡多来做客，他已经请求这个来做客的资格有好几个月了。我不知道她们是怎样这么长时间地拒绝这位追求者的。

　　因为她们常在雷卡多面前提到我——她们古怪的作家朋友，也许还是个天才——我被安排在他到达后几分钟突然出现。这样做有双重目的，但主要的目的是她们想确定她们离开时他也会离开。

　　我到场的时候发现雷卡多在补一条裙子，那气氛像弗尔美①的画境一样，或者像《周末晚报》头版描述的“妇女助手之家”中的气氛一样。

　　我立刻就喜欢上了雷卡多。他具备她俩所说的一切优良品质，还加上了一些她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开始聊起来。她们说过他是古巴人，但我很快地发现他原本是西班牙加泰隆人，成年后才移居到古巴的。像他的同胞一样，他的长相很严肃，甚至有些忧郁，但当他笑起来的时候人们就会看到他有颗孩子般的心。他重重的喉音听起来很单调，而外表看起来却很像卡萨尔斯②。他的严肃显得深刻却不死板，就像她们说给我的一样。

　　[注释]：

　　①弗尔美(1632—1675)：荷兰风俗画家。作品有《挤奶女工》等。

　　②卡萨尔斯(1876—1973)：西班牙大提琴家。

　　看到他专心地缝补，我不禁想起了莫娜一次说过的关于他的话，特别是那些这么平静说出来的字：“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他的确是能做得出这种事的人。奇怪的是我对雷卡多的感觉是他做的每件事都是有道理的。杀人，以他的情况来讲不会是犯罪，只会是正义的行为。这个人不会做任何犯法的事。他是个好心的人，真的是好心人。

　　有时他会停下来喝一口她们为他倒的茶。我想就算是烈酒的话他也会以同样平静的方式喝下去的：他只是在奉行一种仪式，就连他说话的方式听起来也像是仪式的一部分似的。

　　在西班牙的时候他是个音乐家和诗人，在古巴时他当过皮匠，在这里他什么都不是，但什么都不是却对他很合适，什么都不是却又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不需要证明什么，也不需要获取什么，一切都像石头一样地造天成。

　　虽然穿着朴素，但他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的都是善良、仁慈和宽容。就是对这么一个人她们还认为自己是对其给予施舍呢。她们对这个人实在是所知甚少。对她们来讲要想相信、理解一个事实是很难的，那就是这个人所能给予的除了爱之外别无其他。他所希望莫娜给予他的也仅仅是使他自己狂热的激情更加高涨而已。

　　“有一天，我会娶了你，”他平静地说，“然后现在的这一切就会变得像场梦。”

　　他慢慢地抬起头，先是看看莫娜，然后是斯塔西娅，最后是我，像是在说：“你们都听见了。”

　　“你多幸运呀，”他长时间地用一双善良的眼睛盯着我说，“你能够享受这两个人的友谊是多么的幸运呀！我呢，还没有得到允许进入这个圈子。”然后他转向莫娜，说：“你很快就会对这种神秘厌倦的。这就像一个人整天站在镜子前一样，我只能从镜子后看到你，神秘的不是你做的事而是你的人，如果我把你从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中拉出去，你就会像雕像一样赤裸。你的美如今像家具一样已经被搬运过太多次了，我们必须把它恢复原位——放在垃圾堆上。有一阵子我老认为，什么都可以用诗或音乐的形式来表现，没意识到丑的东西也应该有理由存在，也应占有一席之地。对我来说，最不可忍受的就是粗俗，但我又发现粗俗可以是诚实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愉快的。我们别把什么都提高到天上星星的层次。任何事都有自己尘世的根基，就连特洛伊的海伦也是这样，这甚至还包括那些最美的女人，她们不该总躲在她们自己美丽的背后。”

　　他这样一边慢条斯理地说着，一边继续他的缝补。我心里想：这是个真正的圣人，他身上的阴性和阳性分配平均，热情而不失冷静与韧性；独立而富于献身；能够看透所爱之人的灵魂；稳重、忠实，几乎是像偶像一般崇拜他的所爱，却又能够了解她最微小的缺点。就像陀氏所说的一样，他是个最温柔的人。

　　而她们却还以为我会喜欢认识这个人是因为我喜欢傻瓜一类的人物！

　　她们和他的谈话，简直算不上交谈，而只是无休止地向他提问，专门问那些企图暴露他个性的无知而又愚蠢的问题。他呢，他用同样的语调回答所有的问题，就像回答孩子般无意义的话一样。虽然，深知她们对他有意作出的解释毫不在意，但他对待她们像智者与孩子谈话一样，先把种子种在她们脑子里，等有朝一日这些种子发芽、抽穗，她们就会想起自己以前残酷、固执的无知，并感受到真正使一切愈合的巨大力量。

　　实际上她们并不像她们感觉的那样对他冷淡。

　　她们被他吸引了，甚至可以说已经爱上了他——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她们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能激发出其这样真挚的爱和深切的关心。这种爱使她们困惑：通常只有动物才能激发这种爱，因为似乎只有动物才能这样不容置疑地顺从人类，人与人之间是不常有这样的顺从的。

　　对我来说，这种经常围着一张桌子讨论爱情的场景真是非常奇特。正因为我们经常围着它讨论爱情，所以把这张桌子称之为“谈心桌”。我常想，我们这种长期的感情纷乱和令人身心憔悴的对爱情的探讨，除了在这里，还会在什么别的地方能够得到化解呢？只有现在，在雷卡多出现之后，爱的本质才显现出来。但奇怪的是虽然没有人提到过“爱”这个字，但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来的除了爱还能是什么呢？

　　我说这是爱，那本来也可能是上帝的。

　　这个她们让我去了解的雷卡多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也许还可以是个坚定的罪犯。最忠实于上帝和最忠实于人的人原来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和罪犯的，说起来是一些爱情疯子。

　　对雷卡多而言，别人以为他是什么根本不重要。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可以成为人们愿望中的任何一种样子，然而他永远都是他自己。

　　我想我如果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的话，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尽管人的一生中互相真正认识彼此、完全彻底地了解彼此的机会也许只有一次，但这一次已经足够了，绝对足够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菩萨只用一个字、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够那么深刻地影响那些活在他们的氛围之内的扭曲灵魂的本质与命运。同样，我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还有些人对此丝毫不受影响。

　　在纷乱的思维中，我突然发现自己扮演了一个相似的角色，尽管程度要小一些。当无数形形色色不幸的男女老少涌进我的办公室请求一点点理解、一点点谅解、一点点恩惠时，我就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坐在就业部经理桌子的后面，我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仁慈之神，或者说是严厉的法官，甚至是刽子手，我不仅有权裁决他们，还有权裁决他们所爱的人，就像是对他们的灵魂进行裁决一样。他们几小时后会发现，我像罪犯一样从教堂的后门溜进去作忏悔。他们有所不知，他们在请求我的仁慈时已经给我缴了械，夺走了我的权力与权威。在这种时刻并不是我帮了他们，而是他们帮了我。是他们使我无地自容，富于同情心，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奉献自己。

　　有多少次在经历了那种肝肠寸断的场面之后，我不得不走上大桥，去反省自己。被人当做是权利的象征时是多么令人烦恼、令人崩溃呀！当我履行自己的日常职责的时候却被当做是扮演小基督的角色，这可真是荒唐、滑稽！走到大桥的中间，倚栏向下望去，下面是漂着油的河水和一片黑暗的夜色。它们使我平静下来，把自己一腔纷乱的思绪和情感都倾入了滚滚的河水中。

　　更让我精神感到安慰和着迷的是桥下水面跳跃的灯光的倒影。它们像节日的彩灯一样在风中摇摆，嘲笑我忧郁的思绪，扫清我胸中深藏的悲哀。我高高地站在滚滚流动的河水之上，觉得自己好像是脱离了世间的一切烦恼、牵挂和责任。河水从不停下来思考、提问，也从来不改变方向，永不停息地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