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兹基伴奏。是的，再说一件事。他曾经和巴斯德在著名的巴黎学院共事过。是的，还说一件事。他回到印度去完成他用四种语言写的《世界史》。是的，他还是有史以来最棒的赛马骑师，我们离开后发了财，后来他从电梯通道上摔了下去，摔碎了颅骨。
别人听了反应是什么？一成不变：“真有趣。继续写下去。记住，只雇出身好的干净孩子，不雇犹太人、残疾人、犯人。我们想为纯洁的信使队伍而自豪。”
“遵命！先生！”
“顺便说一下，一定开除雇用的全部黑人。我们不想让顾客见了被吓傻了。”
“遵命！先生！”
我回到座位上，人员混了一下，调整一下，但从未解雇任何人，哪怕黑得像扑克牌里的黑桃老K一样。
我怎么竟然把这些人从信使书中落掉了呢？这些可爱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些星球流浪者，钻石支持的逻辑家，被战争吓坏了的癫痫病患者，盗贼、老鸨、妓女、免去圣职的牧师以及犹太教法典、神秘教义和东方圣书的信徒们。小说！好像这样的事，这样的人都能够写进小说。在这样的书中，心脏放在什么地方，肝脏放在什么地方，视觉神经、胰腺或苦胆放在什么地方？他们那些人不是虚构的，个个活生生的，百病缠身，每天还吃、喝、大小便、私通、抢劫、杀人、作假证、背叛同伙，使孩子们失业，使姐妹卖淫、母亲乞讨、父亲卖鞋带或卖领扣，带回家烟头、旧报纸，从盲人金属杯中拿几枚硬币。小说中哪有地方写这些事情？
是的，那才是美好的，雪夜里听完小俄罗斯交响曲，离开音乐厅。那里太文明了，不紧不慢的掌声，大智若愚的评论。街上雪片轻轻拍打，出租车停停走走，车灯闪闪烁烁，像一条条冰挂。巴雷先生和他的一行人从音乐厅后门悄悄溜走，去帕克大街的某富翁家开家庭音乐会。音乐厅外千条路，条条路上有悲惨的人，默默地追寻着自己的命运。路上处处犬牙交错：低下的和有权势的，怯懦的和独裁的，富有的和一无所有的。
是啊，有多少个夜晚我在空洞的、停尸室般的音乐厅参加这种家庭音乐会。每次走出来我想的不是刚听完的音乐，而是我的一个弃儿，他是流着血、庞大多变的雇员队伍中的一员，当天雇用的、解雇的。对于他的记忆，任何音乐家，海顿、巴赫、斯卡拉蒂、贝多芬、别西卜、舒伯特、帕哥尼尼，或者任何器乐：管乐、弦乐、号或打击乐，都不能够排遣掉。我能够看到他，可怜的人，带着褐色包里包着的信使制服离开办公室，朝着布鲁克林桥高架线走去，从那儿可以搭乘去弗雷什庞德或皮特金大道的车，或者去科西阿斯科大街，从那下车到人群中，买包酸泡菜，躲开要踢到屁股的一脚，削土豆皮，清除床铺上的虱子，说几句祷文(为死于波兰人之手的祖父，只因为他讨厌风中飘动的胡子)。我也能看到自己沿皮特金大道或科西阿斯科大街行走，寻找某个陋室或者也许是个狗窝，心里想着自己出生于非摩门教家庭，英语讲得那么好，多么幸运(这还是布鲁克林吗？我走到哪儿啦？)。有时我可以闻到海湾的腥味，或许是污水味。我走到哪儿，寻找失落和遗弃者，都看到防火梯上晾着被褥，从被褥里掉下昆虫大杂烩，有虱子、臭虫、棕色甲虫、蟑螂，还有昨天被虫蛀坏了的意大利腊肠的外皮，它们像受伤的小天使纷纷落下。有时我给自己买一块水灵的酸泡菜或者报纸包着的鳕鱼。那些又大又厚的椒盐卷饼多好吃呀！妇女的手都是红的，指甲是青的：冻的，擦东西、洗东西、漂东西弄成的(但是那个儿子已经是天才了。手指细长、指尖长着茧子，不久他将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出)。我引以自豪的非摩门教环境里还没有出过天才，或者近似天才的人。那儿连个书店都难以找到。挂历，大量的，可是那是由肉店、副食店出售的。从来没有霍尔拜因、卡尔帕乔·乔托等人的画，连伦勃朗的画也没有。惠斯勒①，或许只有他母亲，面目安详，全身穿黑色，双手交叉于膝上，如此超脱，令人敬佩不已。没有。我们沉闷的基督徒身边什么艺术味儿也没有。可是，引起欲望的猪肉铺里却有各种各样的肚子和胗子。自然，还有地毡、笤帚、花盆。动物植物王国里的东西样样都有，加上硬东西，德国奶酪饼、熏腊肠、泡菜。每个街区的教堂都使人感到凄哀，这种感觉只可能来自路德教徒和长老教友贫瘠的信念深处。耶稣是个木匠！可是他建筑教会却没有用木头和石头。
[注释]：
①惠斯勒(1834—1903)：美国油画家、钢版画家和石版画家。
第十五章
事情依然一帆风顺，顺得几乎像日本早期温馨的家庭。我去散步，枯死的树木都能打动我，我去里布的商店，回来时脑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衬衫、领带、手套、手帕也大丰收。我碰上女房东也不必发愁过期的房租，我们已经全部付清。想借钱，也能借来大笔的钱。就连犹太教节日也过得顺心，到这家吃那家喝。此时已经进入深秋季节，却不像从前那样让我感到压抑。要说缺什么东西，可能要算一辆自行车了。
我又学了几天车，随时可以申请驾驶执照。里布帮我拿到了执照，还带莫娜兜了一圈。同时我也结交了黑人房客，他们像里布所说的都是好人。每次收罢房租回家后，我都非常兴奋、非常高兴。有一个房客是海关官员，主动借给我书看。他的黄色藏书多得惊人，是执行公务时从码头收缴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种黄色书籍、黄色照片。我不禁想知道著名的梵蒂冈图书馆会包括什么样的禁果。
有时，我们去剧院，通常看外国剧，有凯泽①写的，还有托勒尔②的、魏德金德③、魏菲尔④、苏德尔曼⑤、契诃夫⑥、安德列耶夫等。爱尔兰人的剧已经上演了，带来的作品有《朱诺和孔雀》和《犁和星》。奥凯西⑦真是个了不起的剧作家！易卜生以后没人能超过他。
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坐在格林堡公园里读书，读《巴塔哥尼亚高原的舒闲的日子》、《腰腿、肚子和下巴》，或者《生活的悲剧感》(无名氏)。如果想听某个音乐磁带而没有的话，可以向里布或女房东借。不想作什么事时就下棋，我和莫娜。她不是什么高手，我也挺臭的。我发现研讨棋谱中的残局更有意思，最好的棋谱要数保罗·莫尔非⑧的。读一读棋的发展史，冰岛人或马来人对棋艺表现出的兴趣也蛮不错。
[注释]：
①凯泽(1878—1945)：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
②托勒尔(1893—1939)：德国戏剧家、诗人、政治活动家。
③魏德金德(1864—1918)：德国演员和剧作家。
④魏菲尔(1890—1945)：德国作家。
⑤苏德尔曼(1857—1928)：德国自然主义运动作家。
⑥契诃夫(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
⑦奥凯西(1880—1964)：爱尔兰剧作家。
⑧保罗·莫尔菲(1837—1884)：美国国际象棋大师。
甚至连感恩节造访亲友的想法也不能使我离开棋盘。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们(只有一半谎言)，我已经受约写一本书，有报酬。他们听了不定会怎么笑呢。我头脑里现在只有善意的想法，没有别的。我经历过的一切好事情一一出现。我想坐下来写这个写那个。感谢他或她为我作的事情。为什么不写呢？有的地方我必须表达谢意，感谢给我带来幸福的时刻。我竟达到愚蠢的地步，一天专程去麦迪森广场公园，对着墙壁默默感谢我体验到的愉快时光：观看水牛比尔①和波尼族印第安人狂欢，幸运地观看大力士吉姆·伦多斯把一个波兰人高举过头，还有六天的自行车赛，目睹了令人无法相信的超人耐力。
[注释]：
①水牛比尔(1846—1917)：美国西部拓荒时代传奇性人物。
轻松愉快的心情使人好像拥有整个世界，难怪休息时出出入入碰见斯科尔斯基太太，她总停下来用圆圆的眼睛瞅我。有时休息半个小时或四十五分钟。这时我脑子里倒出一个个书名，奇怪的街道、梦境、信鸽、拖船，任何东西，只要能想起来，好像一下子全来了。因为我高兴、放松、无忧无虑、身体无恙。虽然，我从来未和她套近乎，可是我知道，她也知道，我应该拥抱她、亲吻她。拥抱她，让她感觉像个女人，不是女房东。“遵命。”她会这样说，用她的乳房说。“遵命”，用柔软的温暖的肚子说。“遵命”、“遵命”，总是这样。如果我说：“撩起你的裙子让我看看你的阴门！”她也会说遵命。可是，我还保持明智，避免胡来。我满足我已有的形象：彬彬有礼，善于交谈，作为非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不太一般的房客。所以，即使她能赤裸身体站在我面前端着一盘肉卤焖土豆我也不会碰她一下。
不会那样做的。我太高兴、太满足，不会惦记寻花问柳。我说过我真想要的是辆自行车。里布的汽车让我当做自己的，我无动于衷。坐着高级轿车，由专门司机载着我四处走也不动心。现在连去欧洲旅行意义也不大了。目前，我无需欧洲，梦想一下、谈谈天、思考思考都是不错的事。这不是很好吗？每天坐下写几页，读想读的书，听想听的音乐，散散步，看看戏，想抽烟时抽一支。我还有什么奢求呢？因为斯塔西娅而拌嘴的事没有了，偷看、盯梢没有了。夜里坐着等啊等的没有了。任何事情都表里如一，包括莫娜。不久我或许听她讲述她的童年，我俩之间神奇的无人之地。看到她大步走回家，胳膊上提满东西，脸蛋儿粉红，目光炯炯。她的来历有何妨，她的一天怎么度过的有什么重要？她高兴，我高兴。花园里的鸟儿也高兴，整天唱歌，傍晚来临，它们朝着我们吱吱地对语：“看，一对幸福的人！睡觉前为他们唱歌吧！”
约定带莫娜郊游的日子终于到了。里布认为我现在能够独立驾驶了。可是，通过考试和操着妻子的性命是两回事。倒车出了车库，我很紧张。这鬼东西太大，太笨重，马力太大。我提心吊胆，恐怕它把我们拉跑。为了平静情绪每走几英里就停一下，停到足够宽敞的地方，以便重新起动。我尽可能选择车少的小路，可是总是通到主干高速路。开了二十英里路时我的衣服被汗湿透了。我很想去布卢角，小时候我曾在那度过开心的假期。我从来没有回去过。没回去过也好，因为后来回去一看令人伤透了心，变得面目全非了。
在路边，看到一个白痴开车过去，我发誓再也不开车了。我的狼狈使莫娜感到喜悦，她说：“你生来就不是开车的料。”我无异议。我说：“车胎爆了该怎么办我都不知道。”
“真坏了你会怎么办？”她问道。
“下车，走着走。”我回答。
“你就是这样的人。”她说道。
“别告诉里布我这样想，”我求她道，“他还认为他帮了我们大忙呢。我不想让他失望。”
“今晚要去他那儿吃饭吗？”
“当然啦。”
“那咱们早点走吧。”
“说起来容易。”我回答道。
回来的路上车出了毛病。幸运得很，一位卡车司机赶来援救。接着我撞上了一辆破车的尾部，可是那人好像不在乎。接着我又撞了车库的墙，我不知道怎么能把车开进狭窄的车库。进去了一米我又改变了主意，往外倒的时候差一点儿撞上一辆开过去的小面包车。我把车一半停在便道上一半停在道沟里。“他妈的！”我我们只需走一两个街区。一步步远离那个怪物，我觉得愈来愈轻松。心里高兴能够健全地走路，感谢上帝把我造就成机械白痴，也许其他方面也是傻瓜。有人作苦力，有人是机械方面的天才。我属于旱冰时代和老式自行车时代。有健全的胳膊、腿、灵活的脚、好胃口，太幸运了！我能用双脚到加州打个来回，一小时75英里，比这还快也行，那是在梦中。我能眨眼之间往返火星，还没有爆胎……
这是我们在埃森家吃的第一顿饭。以前从未见过埃森太太，也没见过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已经在等待我们了，饭桌已经摆好，蜡烛已点燃，菜正在烧着，一阵阵香味从厨房传来。
“喝一杯！”里布说了第一句话。举起两杯烈性红葡萄酒。
“味道如何？今天你紧张了吧！”
“没事，”我说道，“我们一直开到布卢角。”
“下一次就是蒙托克角啦。”
埃森太太现在和我们聊了起来，她是个好人，正像里布所说。也许文雅稍稍有余，某个地方活跃不足。也许是屁股。
我注意到她很少对丈夫讲话，却时而责备他的无礼或粗俗的语言。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已没有感情了。
莫娜给两个小家伙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都是十余岁。显然他们从未见过她这么漂亮的人。女儿肥胖，很丑，两条特别粗的腿，每次坐下来都尽力把它们藏起来。她常常羞得脸红。那个儿子早熟，话太多，懂事太少，笑得太多，话总说不到点儿上。能量过剩，爱激动，总是碰倒东西，踩别人脚趾。地道的二百五，脑子跳跃得像袋鼠。
我问他是不是还去犹太教堂。他皱起面孔，两个手指捏鼻孔，好像在拽一根链条。他妈妈连忙解释他们已经改信伦理文化。她很高兴听说过去我常去参加伦理文化的活动。
“咱们再喝一点儿，”里布显然厌烦了这些话题，伦理文化、新思维、巴哈伊等无聊的谈话。我们又喝了一些褐色酒。酒是好酒，劲儿太大了。“饭后，”他说，“我们给你演奏。”他指他和那男孩儿。太倒霉了，我心里想。我问他男孩儿的水准是不是很高了。“他还没弹到埃尔曼①，这毫无疑问。”他问太太：“饭快好了吗？”
她堂皇地站起来，把额前的头发往后一捋，直冲着厨房走去。简直像个梦游者。“咱们围着桌子坐吧，”里布说道，“你们一定饿坏了。”
埃森太太是个出色的厨师，只是太铺张，桌上的菜再来这么多人也够吃。酒太难喝了。我心里想犹太人不会品酒。茴香酒、本尼迪克酒和咖啡、甜食一起端了上来。莫娜一下子来了情绪，她喜欢甜露酒。埃森太太，我注意到她什么都不喝，只喝水。里布则相反，毫不客气地去动吃喝。我看他有点儿醉了。说话含糊不清，手势松懈、拖沓。能见到他的本色很好。埃森太太当然装作没注意到他的样子。他的儿子美滋滋的，他喜欢看老爸出洋相。
气氛奇异怪诞。埃森太太不断努力把谈话提高档次。她甚至抬出亨利·詹姆斯，这无疑是她理想的话题，可是没成功。里布占了上风，自由地骂骂咧咧，骂犹太人傻，和他没有话说。谈拳击和摔跤他是内行。他向我们透露一些他的偶像伦纳德②的内幕消息，严厉抨击他痛恨的路易斯。
[注释]：
①埃尔曼(1891-1967)：小提琴家，生于乌克兰，后入美国籍。
②伦纳德(1896—1947)：美国职业拳击运动员。
为了刺激他一下，我说：“红帽威尔逊怎么样？”威尔逊曾夜间给我送过信，我要是记得不错的话，他是聋哑人。
“三流水平，无名鼠辈。”一句话就把他打发了。
“像纳尔逊一样。”我说道。
埃森太太插话建议我们去客厅。“在客厅谈更舒服些。”
一听这话，埃森拳头猛挥一下，大喊起来：“为什么要换地方？在这儿不是很好吗？你想让我们改变话题，不就是这意思吗？”他伸手拿茴香酒。“喂，咱们多喝一点儿，来。酒不错吧？”
埃森太太和女儿起身收拾桌子，动作轻巧高效，跟我母亲和妹妹一样能干。酒瓶和杯子留在桌上。
里布用胳膊肘碰我一下，用他以为是低声的话，秘密地对我说：“她一看到我开心就不让我说下去。这是你的女人。”
“爹，来吧，”男孩子说：“咱们快拿提琴吧。”
“拿吧！谁不让你拿了？”里布喊着，“可别走调，我可受不了跑调。”
我们挪到客厅，分散坐在沙发和扶手椅上。我没兴趣听他们拉什么曲子，拉得怎么样。我喝了所有这些劣质葡萄酒和甜酒有点儿醉醺醺的。
音乐家们在调弦，水果排端给大家吃，然后是胡桃、带壳核桃。
开始他先选了海顿的二重奏曲。第一小节他们就错了，但是他们坚持不停手，我想他们希望最后能拉对。他们砍呀、锯呀的样子真让人起鸡皮疙瘩。快拉到曲子中间时，当爹的停住了，“他妈的！”嘴里叫骂着，把琴扔到椅子上。“太难听了，我看我们的调不一致。你呀，”他对儿子说：“最好多练练再给别人拉。”
他环视一下，好像要找酒瓶，碰到了太太严厉的目光，偷偷摸摸地坐在扶手椅上。他了。谁也没吭声。他大声地打了个哈欠。“干吗不下盘棋呢？”他疲倦地说。
埃森太太说话了：“求求你今晚别玩了！”
他拖着疲倦的身子站了起来。“这里闷死了，”他说道，“我去散散步。你们都别走！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走了。埃森太太想解释一下他不体面的行为。“他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独自一人的时间太长了。”她好像在谈一个过世的人。
儿子说：“他应该休假。”
“对，”女儿说道，“我们正劝他到巴勒斯坦去玩呢。”
“为什么不让他去巴黎？”莫娜说道，“那儿会使他振奋起来。”
男孩儿狂笑起来。
“怎么啦？”我问。
他笑得更厉害了。他说：“如果他去了巴黎，我们就不会再见到他了。”
“算了，算了。”当妈的说。
“你知道爹他会发疯的，那么多的女孩子、咖啡馆，还有……”
“怎么说话呢！”妈妈说。
“你不了解他，”男孩儿顶嘴说，“我了解。他想生活。我也想。”
“为什么不把他们都送出国？”莫娜说，“父亲照顾儿子，儿子照顾父亲。”
这时门铃响了。一个邻居，听说我们来埃森家作客，特意来认识认识。
“这是埃尔芬拜因先生。”埃森太太介绍说，似乎不愿意见到他们。埃尔芬拜因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曲着胳膊，合着手掌，满面红光，从眉毛上滴下汗珠。
“太荣幸了！”他大声地说，轻轻地鞠了躬，然后攥着我们的手，用力捏着。“久仰大名，希望原谅我们贸然来访。你们讲依地语还是俄语？”他隆起肩膀，左右摇摆着头，眼睛像罗盘指针跟着动。他看着我笑：“斯科尔斯基太太告诉我你们喜欢埃托·西罗塔。”
我像一只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