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了一句，“你可能是像你自己说的以诚待人，但你应该在待己方面更慷慨一些，我是说你对自己应该更慷慨一些。如果你不善待自己，那你还指望谁来善待你呢？”

　　“我生来就不这么想，”他很快地答道，“我从出生时开始就是个清教徒，当然了，是个退化了的清教徒。问题是我退化得还不够，你还记得有一次你问我读没读过马奎斯·德·萨德①吗？是的，我试着读了读，但他让我厌倦得要命。他的法国味儿太浓了，不合我的口味。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叫他圣人马奎斯。你知道吗？”

　　[注释]：

　　①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以性变态描写而著称，曾多次被囚。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品尝了意大利勤地酒，正在大吃意大利通心粉。酒有一种使人变得柔和的作用，他能喝很多酒却不醉。事实上这正是他的另一个问题——不能醉，就连酒精也醉不了他。

　　他就像知道了我的心思一样，开始说他是一个彻底的精神论者。一个连“生殖器都能思考问题”的精神论者。“你又在笑了，这很可悲。我说过的那个姑娘——她认为我是个做爱好手，可我不是，她是。她才是真正的做爱专家。我呢，我和自己的思想做爱。这就像是进行一场审问，但用的不是我的脑子，而是用生殖器。这听起来很费解是不是？这是因为我做爱的次数越多，我的注意力就越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有时——就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对方到底是谁。这可能是因为手淫引起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这回我不是自己干，而是别人和我干，这当然比手淫强，因为你可以更加超然。当然了，那姑娘也挺开心的，她可以和我做她想做的任何事，这让她兴奋、激动，但有一点她有所不知——如果我告诉她也许会吓着她——那就是干那事时我的人根本就不在那儿，你知道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全神贯注。我不仅是全神贯注，而且是全心全意，可以说我的全部的心思都附在了生殖器上……顺便问一句，我想问问你，你干那事儿时有什么感觉？……你的反应是什么？这帮不了我的忙。我只是好奇。”

　　突然他转换了话题。他想知道我近来有没有写什么，当我说没有时他说：“其实你现在就在写，你只是没有意识到，你一直都在写，难道你不知道？”

　　他这个奇怪的发现真使我大吃一惊。我叫道：“你是说我——还是在说别人？”

　　“我说的当然不是别人，我说的是你、你！”他的声音变得尖锐、气愤：“你告诉过我你会写的，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呢？”他停了一下，吃了口东西，一边咽一边接着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和你聊吗？因为你是个好听众？不，不是。我对你把心里话都倒出来是因为你对这根本就不感兴趣，你感兴趣的不是我约翰·斯蒂莫，而是我所讲给你听的事，或者说是我讲解的方式。可我对你感兴趣，绝对感兴趣。这和你对我不一样。”

　　他静静地嚼了一会儿。

　　“你现在差不多和我一样复杂了，”他接着说：“你知道这点，是不是？我想知道的是人们都在为什么活着，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别怕，我不会刨根问底的。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真话，你是个假想的拳击对手，从不会主动出击；而我是律师，我的职责是处理案子。我想象不出除了空气之外你还能经营什么。”

　　说到这儿，他像蛤蜊一样闭上了嘴巴。他静静地咀嚼、吞咽了一会儿，然后又说：“我想请你今天下午和我一道去，不是去办公室，是去看看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姑娘。一起去看看吧，她是个很好接近的女孩儿，也是个很好的谈话伙伴。我想看看你对她的反应。”他停了一下，想看看我怎样接受这个请求，接着又说：“她住在长岛，开车要走上一阵子呢，但是值得。我们带上点葡萄酒和施特兰加酒，她喜欢喝酒。怎么样？”

　　我同意了。我们走到他停车的车库，花了好一会儿才把车发动起来，可是走一段车就坏一次。我们一会儿一停，三个小时还没出城，而我们自己却快冻僵了。还剩六十公里路时天已经漆黑一片了。

　　有几次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停下来修车，他好像到哪儿都是熟客，大家都很尊敬他。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每次走这条路都是走走停停，所以才交了这么多朋友。“除非有把握打赢，我是从来不主动接案子的。”

　　我试着问他一些关于那个姑娘的事，但他的脑子里却在想别的事情。很奇怪，现在他脑子里想的头等大事是长生不死的问题。他想知道如果人死了性格就会随之消失，那来世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认为用一个人的一生来解决问题时间太短了。“我还没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呢，”他说，“我已经快50岁了，人应该活到150岁或200岁才能做成点什么事。真正的人生问题是在经历了性爱和物质的艰难困苦之后才开始的。我在二十五岁时以为得到了所有的答案，而现在我却觉得我其实什么都不懂。现在我们要去见一位慕男狂，这有什么意义呢？”他点了一支烟，抽了一两口就扔了，接下去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大雪茄。

　　“你想知道关于她的事，我先这么和你说吧——如果我有勇气的话我会把她抢来一起跑到墨西哥去。去那儿干什么我不知道，我想应该是从头开始吧。可正是这件事让我为难——我没胆量这么做。我是个道德上的懦夫，这是千真万确的。除此之外，我知道她也在拉我的后腿。每次我离开她时都说不准她会不会在我刚一转身就和别的男人上床。我不是嫉妒——我是恨被别人耍弄。我是个笨蛋。除了在法律方面以外，我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是傻瓜。”

　　他又徒劳地就这个话题唠叨了一会儿。很显然，他以贬低自己为乐。我呢，就只是坐着、听着。

　　现在他又换了个话题。“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成为作家吗？”

　　“不知道。”我说。我为他产生这个想法而感到吃惊。

　　“因为我很快发现我根本没什么好写的，我从来都没活过，没冒过风险，也没有过收获，那句东方谚语怎么说来着？‘害怕鸟儿啄就不敢撒种子’，对，就是这么说的。你给我读的书中的那些疯狂的俄国人，他们都有生活经历，即使是他们从未离开过出生之地。什么事情要想发生就总得有合适的气候条件，而且如果你有这份天才的话，没有条件也能创造条件。我从来没创造过什么，我只是按照规则玩游戏。结果呢？告诉你吧，那就是死亡。呵，我现在和死了差不多。换句话说，我越是像死人一样，做爱时就越棒。想想吧，你能明白。举个例子，上次我和她做爱时连衣服都没脱，就这么穿着衣服、鞋子什么的爬了上去。她一点儿都不在乎。我穿戴整齐地爬上了她的床，说：‘我们干吗不躺在这儿痛痛快快地快活一场？’奇怪吧？特别是一个有家室、什么都有的大律师有这样的想法就更奇怪了。不管怎么说，话刚一出口我就对自己说：你这个呆子，你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装呢？‘你喜欢这样吗？’说完我就一头扑过去干了起来，我指的就是干那事儿。”

　　我在这里插了一句玩笑，问他想没想过来世会不会有生殖器……也用它干那事？

　　“有没有想过？”他叫道：“我就是老被这事折磨着！我绝不想把那玩意儿和头脑一起再带到那个不朽的生命中去。当然了，我也不想过天使的生活。我只想作我自己——约翰·斯蒂莫，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想拥有一些时间想问题——一千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听起来很傻吧？但我就是这么想的。马奎斯·德·萨德，他手里有的是时间。应该承认他想了很多问题，但我不赞成他的结论。无论如何，我想说的是在监狱里呆一辈子并不可怕，只要你的脑子是自由的。可怕的是你自己营造的监狱，而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把自己变成了囚犯。一代人中很少有几个能够冲出这座监狱。如果有一天你能看清生活是怎么回事，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场闹剧，一场大闹剧！想想一个人会把一生都浪费在替别人辩护和宣判上面！法律这个营生根本就是愚蠢的，因为有了法律，没有一个人会比别人强，不会有这样的人。这是傻瓜的游戏，只不过是被扣上了个华丽的名字。明天我会坐在法官的椅子上，做个真正的法官。我会因为别人叫我法官而高看我自己吗？我会有什么不同吗？不，不会。我还要玩这个游戏……法官的游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输了的原因。我知道我们在游戏中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而每个人能够做的也就是尽全力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连换着演不同的角色我都不愿意。你懂吗？我想我们是该有个新的计划、新的交易做了。法庭得继续存在下去，法律、警察、监狱都得继续存在下去。可这简直是愚不可及，整个这一套都是愚不可及。我就是为这个才痛苦得要命。你要是同意我的看法你也会这样的。”他猛地停下来，像爆竹静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我们马上就快到了。“记住，不要拘束，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想做什么、想说什么都可以，没有人管。如果你想试试和她干那事我也没意见，只是别上瘾。”

　　我们把车开进院子里时暮色已经笼罩了整个房子。在餐厅的桌子上我们发现了一张用大头针别着的字条儿，是贝尔那个做爱能手写的，说是她等我们等得不耐烦，相信我们来不了了，等等。

　　“那她在哪儿？”我问。

　　“兴许到城里去和朋友一起过夜了。”

　　看得出他并不十分沮丧。嘴里咕哝了几句“婊子这……”、“婊子那……”之后，他走到冰箱前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剩饭没有。

　　“我们还是可以在这里过夜的，”他说。“她给咱们留了一些烤熟的豆子和冷火腿。有这你行吗？”

　　收拾吃剩的饭菜时他告诉我，楼上有一间很舒服的房间，里面有两张床，“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他说。

　　我很想睡觉，不想再有一场彻夜长谈了，可斯蒂莫呢，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的大脑机器停止转动。严寒不能，酒不能，就连疲劳也不能。

　　若不是因为斯蒂莫开始说话时的那种声调让我大吃一惊，我会头一沾枕头就立刻昏睡过去。可突然间，我像是吃了一打安非他明一样清醒了过来。他的第一句话，那种平静和缓的声调让我像触了电一般。

　　“我注意到你好像是对什么都不感到吃惊。好吧，让你听听这个……”

　　他就这样开始了。

　　“我是个好律师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身上也有罪犯的成分。你根本想象不出我会设计害人，对不对？可我确实这么想过，想害死我太太。至于怎么做我却不知道。不是因为有了贝尔，只是她让我厌烦死了，我再也爱不了了。二十年来我从她那里一句明智的话也没听到过，她已经把我逼到绝路上了。她也知道贝尔的事，她只是不想让外人知道。该死的！是她把我变成了手淫癖。我讨厌她，从一开始就讨厌她。只要一想到和她睡觉我就恶心。是啊，我是可以和她离婚，为什么要把下半生都浪费在她身上呢？自从我爱上了贝尔，我就有机会想一想，盘算盘算了。我的一个目标就是离开这个国家，走得越远越好，一切从头开始。做什么我不清楚，但肯定不是干法律。我想一个人呆一段时间，工作越少越好。”

　　他喘了口气。我什么也没说，他也不想让我说什么。

　　“坦白跟你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说服你和我一起走。只要经济允许我就会负担你的一切。我这个想法是我们开车出来时想出来的。那张贝尔写的字条儿是我授意她写的。一开始我没有这么想，请相信我，可是我越和你谈就越觉得如果我真想这么干的话，你就是我所需要的那种人。”

　　他迟疑了一会儿，又说：“我必须告诉你关于我太太的一切，因为对一个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保守秘密是一种压力。”

　　“可我也有太太，”我听见自己在叫喊：“虽然我对她没有什么用处，可我还是看不出为什么我要离开她和你走！”

　　“我懂，”斯蒂莫平静地说，“这事儿我想过了。”

　　“结果呢？”

　　“我可以很容易地让你离婚，而且让你不付赡养费。你看怎么样？”

　　“我不感兴趣，”我答道，“你再给我一个女人也不行。我有自己的打算。”

　　“你认为我是个同性恋者，对不对？”

　　“不，一点都不是。好，就算你是，你也不是我想长期与之相处的那种人。另外，这一切也太糊涂了。像一场梦，一场不怎么样的梦。”

　　他听了这话还是不动声色，一副惹不恼的样子。看到他这样，我觉得非说点什么不可，就问他希望我为他做什么，他希望从这种关系中得到什么。

　　自然，我一点儿都不怕自己被引诱到这种疯狂的冒险之中。可我觉得这么一本正经地劝他未免太虚伪了，而且我也很想知道在他脑子里我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不知该从何说起，”他慢吞吞地说：“假如……，我是说假如……我们找到了一处理想的藏身之地，比如像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这样容易谋生、气候宜人的地方，假如你也找到了一个你喜欢的姑娘——这并不难以想象是不是？而且你告诉过我你想过、也打算过有一天开始写作。我知道我写不了，但我有想法，许多想法。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白白是个罪犯式的律师；你呢，你也不能白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的疯狂的俄国人的书。你懂了吗？陀氏死了，可我们应该从这儿开始，从陀氏开始。他写灵魂，我们写思想。”

　　他又要停下来。“说下去，”我说，“听起来很有趣儿。”

　　“好，”他接着说，“不管你知不知道，反正这世界上已经没有叫做灵魂的东西了。这就是你那么难于动笔的原因。一个作家怎么可以写没有灵魂的人呢？可是我能。我一直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工作，研究他们、分析他们。我不光指我的当事人。把罪犯看做没有灵魂的人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我告诉你不管你走到哪儿，所有你看到的人都是罪犯，你又会怎么想呢？犯人不一定都是犯了罪的人。不管怎么说，我认定了你能写，而且我也不在乎谁来写。对你来说要想写完我的素材需要好几辈子的时间，所以为什么还要浪费更多的时间呢？样，书能不能出版对我并不重要，我只是想把我脑子里的东西让人写出来，就这些。思想是属于全世界的，我不认为它们是我的私人财产……”

　　他从床边的瓶子里喝了一口冰水。

　　“这一切对你来说可能都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不要这么快就作决定。想一想，从各个角度都想想。我不想让你现在接受了我的提议而两三个月后就冷下来。可是我得提醒你，如果你再在目前这种生活中混下去，那你就永远也不会有冲出来的勇气了。你没有理由再延续这种生活了。你得遵循内心的规律行事，而不是遵循别的什么。”

　　他仿佛是为自己的评论感到不好意思，所以清了清嗓子，然后又加快了语速。

　　“我知道我不是你理想的伙伴。正如我自己所说的，我身上什么毛病都有，而且极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不嫉妒，我甚至没有任何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野心。除了工作几小时以外——我也不想把自己累死——你大部分时间都会独处，想干什么任你自由。就是和我在一起时你也会像一个人一样，即使是我们同处一室。我不在乎住什么地方。只要那是在外国，对我来说就像是在月球上一样。我要和周围的人分开，再也不会有什么吸引我重玩这场游戏了。在我的心目中早已认定我不可能做成任何有价值的事。坦率地说我也不想做什么事了，但至少我满足于做我认定的事。瞧，关于陀氏的话题我可能没说清楚。如果你能听下去我想再细说说。我认为陀氏死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存阶段。正如但丁总结了中世纪一样，陀氏总结了当代社会。说当代社会用词不太确切。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暂时的符咒。人们用这段时间来适应没有灵魂的生活。那些支撑过我们的文明、信仰、原则、信念都不存在了，再也不会复活。请相信这一点吧！在从此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只会生活在思想中。这就意味着毁灭——自我毁灭。你若问为什么，我只能说——人注定是要完整地活着的，但这个整体已经失去了，被埋葬了。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发现完整的自我——并且为此而生活！我们不讨论这个话题了，它太遥远了。问题是——与此同时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说的就是这个。让我尽量简单地和你说……自从接受文明以来我们所忍受的一切，你、我、我们大家所忍受的一切都应该推翻重新活过，应该重新认识自己。我们不是别的，是一棵不再结果的老树的最后一批果实，所以我们会死，会像种子一样埋入地下，这样才会有新的、不同的生命生长出来。我们需要的不是时间，而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新方法，换言之就是对待生命的一种新态度。像现在这样，我们只是徒有生活的虚名，只在梦里生活，在杀不死抹不掉的思想中生活。思想的生命力很强——它比任何理论家最不着边际的梦想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我们现在很可能只剩下思想了，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小思想，而是可以在其中畅游的大思想、渗透宇宙的大思想。让我告诉你，陀氏不仅是对人的灵魂，而且对宇宙的思想与精神都有惊人的洞察力。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他死了其影响也无法泯灭的原因。”

　　我在这里不由得插了一句：“请原谅，”我说，“那么照你看来陀氏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没有人能解释得清楚。他给我们的是一种启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况来解释它。有人相信耶稣，但也可以相信陀氏。他会带领你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么说你同意吗？”

　　“同意也不同意。”

　　“对我来说，”斯蒂莫说，“这就意味着今天已经没有人能够想象出来的各种可能性了；这意味着我们被彻底欺骗了——在各方面都被骗了。陀氏事先就已经探索了每个方面，他发现他走的每条路都是死路。他是最深刻意义上的先驱者。在一遍遍地变换方向、身处每个危险而充满希望的转折点之后，他发现我们根本无路可走，最后只能在上帝那里找到避难所。”

　　“这好像不是我所了解的陀氏，”我说，“听上去好像毫无希望。”

　　“不，这不是毫无希望，这只是现实而已——是超人意义上的现实。陀氏最后相信的一件事可能就是来世。正如牧师们所说，所有的宗教都是想让人吞下一颗包着糖衣的药丸，这颗药丸是我们永远也不想往下吞的——死亡。人类从未接受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