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的朋友看看，这回你满意了吧？”

　　“这是小说……说实话，你觉得我能写小说吗？”

　　“为什么不能？你想做什么事都能做成。这本小说不用太遵循传统的写法，他只想看看我是不是真能坚持写完，他说我太古怪任性了。”

　　“还有，”我插了一句，“他是否知道我们……我的意思是说你……住哪儿吗？”

　　“当然不知道！你以为我疯了？我告诉他我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有病。”

　　“他是干什么的？”

　　“我想他是做皮毛生意的。”她回答，这时我想她认识了他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关系也真有意思。对于类似问题，我得到的只不过是些月亮是由酸奶酪做的一类童话式的答案。

　　“他还玩股票，”她接着说，“他可能同时做着好几件事。”

　　“他真觉得你是个与有病的母亲住在一起的单身女人？”

　　“我告诉他我结过婚又离了，我把艺名告诉他了。”

　　“听起来你好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那么，至少你晚上还要往外跑吧？”

　　听了这话，她说：“他和你一样，不喜欢格林威治村和那些放荡不羁的胡言乱语。说真的，瓦尔，他是个有点儿文化修养的人，他酷爱音乐，还拉过小提琴呢。”

　　“真的？你怎么称呼他，这老家伙？”

　　“爹。”

　　“爹？”

　　“是的，就叫他爹。”

　　“他有多大岁数……大概？”

　　““那不太老呀？”

　　“不老，他就那样穿衣打扮，显得老点儿。”

　　我真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于是说：“好了，这一切都挺有趣，谁知道呢？也许会有结果的。咱们散散步，好吗？”

　　“当然可以，”她说，“你想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吧。”

　　你想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这句话我可是好长时间没从她嘴里听到过了。难道欧洲之行真的使她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还是有什么她还没想告诉我的事儿？我不想生疑，过去那些搬弄是非的所作所为，确实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伤疤。现在这个爹的提议……似乎很光明正大，很真实，显然这是为我而不是为她考虑。如果这样会刺激她，使她也想当个作家而不当演员了怎么办？她这样做是为了使我行动起来。这是她解决我的问题的办法。

　　有一点引起了我很强烈的好奇心。我后来听了她跟我说她与爹的谈话，那有关“她的创作”的谈话，我才明白爹根本不傻。他会问些问题，有时还是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她不是作家，很可能不知道，而面对这么直截了当的问题：“你为什么这么说？”她很可能回答：“我不知道。”如果觉得自己应该知道，她便惊人地解释一番，这番解释即使是作家也会为自己如此敏捷的思维而感到骄傲。爹很欣赏这些回答。他终归不是作家。

　　“再告诉我点儿什么吧。”我说。

　　于是她就又告诉我些事儿，虽然多半是虚构的，我还是放松地大笑着。一次我一高兴便问，“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就不是个当作家的料呢？”

　　“员，其他什么也不是。”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骗子？”

　　“我说我干什么事都没什么才气。”

　　“你并不总这么想吧。”我说着又为自己强要她承认感到有点不自在。

　　“我总这样想！”她目光一闪接着说，“我当演员……或者说我登上舞台……只是想向父母证明自己比他们想的要强，我并不真正喜欢戏剧。每次接下一个角色我都很害怕，好像自己是个骗子。我说自己是演员，意思是说我经常装模作样。你知道，我并不是个真正的演员。你是不是总能看透我呀？你能看透一切假的和做作的东西。我有时很奇怪你怎么能容忍和我生活在一起，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这些从她的嘴里吐出来的奇谈怪论！即使现在她这么坦率，这么真诚，其实也是在作戏。她装出一副自己是个装模作样者的样子。就像那些有表演才能的女人，当人们怀疑她是否真实时，她或贬低或夸大自己；她想打动别人时，表现得是那么自然。这是她使对手消除敌意的好办法。

　　要是能让我听到她和爹之间的那些谈话该多好呀！尤其是他们讨论写作的谈话，讨论她的写作。谁知道是真的吗？也许那老家伙(她不情愿这么叫他)真的看透了她。可能他只是装着(用这些写作的知识)考考她的样子，以使她更容易接受他大把大把塞给她的钱。可能他认为让她觉得这钱是自己挣的能使她不那么尴尬。据我所知，他不是那种公开提出让她当情妇的人。她从没直接说但已暗示出来他的肉体有点让人恶心(一个女人还能怎么说呢？)。接着想想，对这样的女人来说有什么比被当成艺术家更让她高兴的？通过奉承她，或许不用要求，她就会摆出一副情妇的样子，只不过出于感激而已。一个女人，如果真感激别人对她的殷勤，几乎是连自己的肉体都可以奉献的。

　　当然，她这样做可能是等价交换！从一开始起就是等价交换。

　　这些想法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很奇怪，诸事顺利时脑子里会想得很多，精神上却没有受到影响。

　　我很愿意饭后和她散散步，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项新内容。我们畅谈着，口袋里有钱真好，它使我们不考虑自己的难处而去考虑和谈论些其他事情。周围的街道很宽阔，很漂亮。修建时花了许多钱。那些破旧的大楼，一天天地失去着风韵，沉睡在岁月的风尘中，但毕竟还有一种庄严的气派。这些大楼前是些奴隶的铁像和昔日的拴马桩。车道上搭了凉亭，老树枝叶茂盛，非常整洁的草场上闪耀着令人兴奋的绿光。总之，安详与宁静笼罩了大街小巷，听见的只是一个街区以外的脚步声。

　　这是一种益于写作的气氛。从我们住房的后窗户望去，可以看见一个长着两棵大绿茄树的美丽花园。有时从开着的窗户还能飘进美妙的乐曲声。因为女房东发现我喜欢犹太音乐，有时我还能听见领唱者的声音，通常是索萝塔或罗森布莱特。有时她会敲敲门，给我送来一块自己做的馅饼或自己烤的裹馅卷。她通常会看上半天我那堆满书和纸的书桌，然后匆忙走开，似乎很感激能荣幸地看上作家的小屋一眼。

　　一天傍晚我们散步时，在街角的一家文具店前停下了脚步，这里卖冰淇淋、苏打水和香烟。这是一家犹太人经营的旧商店。我一进去就喜欢上了这地方。里面那种平淡而使人昏昏欲睡的气氛和我小时候想买个巧克力冰淇淋或买包西班牙花生时光顾的那些小店一样。店主坐在昏暗角落的一个桌子旁和一个朋友下着象棋。他们低头伏在棋盘上的样子使我想起了名画，特别是塞尚的《玩牌者》。店主给我们拿东西时，那个头发灰白、大帽子拉到眼前的胖子还在继续琢磨着那盘棋。

　　我们买了香烟，想再买点冰淇淋。

　　“别搅了你下棋。”在他给我拿东西时我说，“我知道下棋时被打断了是什么感觉。”

　　“这么说你也下棋？”

　　“下，就是下得不好。我把多少个晚上都浪费在这上头了。”虽然不想耽误他，我还是对第二大街、曾经逛过的那个象棋俱乐部和皇家咖啡馆作了几句评论。

　　这时那个戴大帽子的人站起身向我们走来，他跟我们打招呼的方式使我意识到他把我们错认成犹太人了，这使我感觉很温暖。

　　“你也下棋？”他问，“那太好了，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下一盘呢？”

　　“今天晚上算了吧，”我回答，“我们是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

　　“你们就住在附近吗？”

　　“就在这条街。”我回答，同时把我们的地址告诉了他们。

　　“住斯科洛夫斯基夫人的房子呀，”他说，“我们很熟，我在离你那儿也就一个街区的地方开着家男士装饰用品店……在麦尔托道上，有时间来串门，好吗？”

　　说着他伸出手说：“我叫埃森，锡德·埃森。”然后也和莫娜握了握手。

　　我们也自报了家门，他又和我们握了握手。他那么高兴简直令人觉得有点奇怪。“这么说，你不是犹太人？”他问。

　　“不是，”我说，“可我经常被当成犹太人。”

　　“不过你妻子，她是犹太人吧？”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莫娜。

　　“不是。”我解释说，“她一半吉卜赛血统，一半罗马尼亚血统。是布科维纳人。”

　　“太好了！”他大喊着，“阿贝，雪茄在哪儿？请把那盒烟递给米勒先生。”然后转向莫娜问：“这位太太来点油酥点心吗？”

　　“你们下的那棋……”我问。

　　“管它呢！”他说，“我们只不过为了消磨时光，和您及您迷人的太太聊聊天才真痛快呢。她是演员吧？”

　　我点点头。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说。

　　谈话就这样开始了。我们肯定谈了有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显然是我对与犹太人有关的事情的偏爱引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我不得不答应他很快会去他的店里看他。如果我愿意，我们还可以在那儿下几盘棋。他说他开的那个店冷清得快成停尸房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还不肯放弃，店里也就还剩很少几个顾客。我们又握了握手，他说他希望我们能赏脸见见他的家人，还说我们几乎是隔壁邻居了。

　　“我们又交了个新朋友。”我们一边在街上漫步，我一边说。

　　“看得出他很喜欢你。”莫娜说。

　　“他像不像条想让人拍打抚摸的狗？”

　　“肯定是个孤独难耐的人。”

　　“他是不是说他拉过小提琴？”

　　“是。”莫娜说，“记得吧，他说每周在他家里都举行弦乐四重奏……还是说的是过去呀。”

　　“对，他说了，哎，犹太人太喜欢小提琴了。”

　　“我怀疑他觉得你有犹太血统，瓦尔。”

　　“也许有，如果真有，我肯定不会感到羞耻的。”

　　接下来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我不是说你这样做了。”我终于说话了。

　　“我知道，没事。”她回答。

　　“他们还会下象棋，”我半自言自语着，“还喜欢送礼物给人，你注意到了吗？”

　　“我们能不能谈点别的？”

　　“当然了！当然可以！对不起，只不过他们使我很激动罢了。我一碰到真正的犹太人就像回到家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热情大方，跟你一样。”她说。

　　“是因为他们是个古老的民族，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瓦尔，你本来就不是为美国而生，除了跟自己的同胞，你和别人处得都很好，你是个被排斥者。”

　　“你又怎么样呢？你也不是这儿的人呀！”

　　“我知道，好了，写完小说我们就离开。我不在乎你把我带到哪儿，但是你必须先看看巴黎。”

　　“对呀！可我也想去看看其他地方……罗马、布达佩斯、马德里、维也纳、君士坦丁堡。我想有朝一日还要去游览一下布科维纳。还有苏联的莫斯科、彼得堡。啊！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脚印走！多么美好的梦想呀！”

　　“能实现的，瓦尔！我们要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去，这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的……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去。”

　　“你真这么想？”

　　“真的。”突然她冒出了一句，“不知道斯塔西娅现在在哪儿？”

　　“你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回来后就一直没有她一点消息。我预感再不可能会有她的消息了。”

　　“别担心，”我说，“你一定会有她安然无恙的消息的。说不定哪天她就出现了，就是这样！”

　　“到了那里她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你的意思是……”

　　“我也说不清，就是不一样了。或许更正常了。某种男人似乎会吸引她，比如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奥地利人。她认为他很温柔体贴，善解人意。”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吗？”

　　“谁知道呢？他们经常在一起，好像在热恋。”

　　“你说好像，是什么意思？”

　　她停了一下，似乎很痛苦并且很激动地说：“哪个女人也不会被那样一个男人打动！他奉承她，完全听她摆布，可她却很喜欢这样。可能这样能使她感觉更有女人味一点儿。”

　　“这根本不像斯塔西娅，你真觉得她变了吗？”

　　“我都不会思考了，瓦尔，我只是感到伤心，我感觉自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胡说八道，不会这么轻易地就失去一个朋友的。”

　　“她说我占有欲也太强……”

　　“对她你可能是这样。”

　　“没人比我更理解她。我只是想看到她幸福。自由而幸福。”

　　“这是人们通常说的相爱的感觉。”

　　“这要胜过爱，瓦尔，远远胜过。”

　　“还有什么能胜过爱的？爱难道还不是全部？”

　　“对女人来说可能还有别的，因为男人不能很敏感地抓住爱情。”

　　我担心这场讨论又会变成争吵，于是尽量巧妙地转换了话题，我假装饿了，使我奇怪的是，她说，“我也饿了。”

　　我们回到住处，吃了一顿很不错的快餐：肥猪肝酱，凉火鸡，凉卷心菜色拉，用可口的摩泽尔白葡萄酒往下送着。吃完后，我觉得自己又可以坐在打字机前正儿八经地写作了。或许是因为那谈话，谈话中提到的旅行和那些奇怪的城市……谈到的一种新的生活；或许是因为我成功地避免了使我们的谈话变成一场争吵(斯塔西娅是个十分微妙的话题)；或是因为那个犹太人锡德·埃森；或是因为那些有关自己民族历史的记忆。还是单单因为我们的住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使人感觉舒服自在，反正我是可以坐到打字机前真正写作了。

　　她收拾着桌子，我感慨道：“如果能边说边写下来……像高尔基、果戈里、汉姆生那样写作该多好呀！”

　　她看了我一眼，像有时母亲盯着自己怀里的孩子似的。

　　“为什么要像他们那样写作呢？”她反驳道，“按自己的方式写就再好不过了。”

　　“但愿我自己也这么想，哎呀！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吗？我是个反复无常的人，我想模仿自己喜欢的每位作家，但愿我也能模仿自己！”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看几页你写的东西？”她问，“我很想看看你已经写成了什么？”

　　“很快就能看到的。”

　　“是有关我们的吗？”

　　“我想是吧。我还能写什么呢？”

　　“瓦尔，你什么都能写。”

　　“那是你这么认为。你从没发现我的缺点。你不知道我内心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有时我会感到自己彻底失败了，有时不知道怎么才能有创作灵感。几分钟前，我还疯子般地在脑子里写着写着。一坐在打字机前就成了傻子，写东西真难住了我，真使我难受！

　　“你知道吗？果戈里晚年去了巴勒斯坦，这个怪人，想想这个俄国疯子死在了罗马！不知道我会死在哪儿！”

　　“瓦尔，你这是怎么了？你在说些什么呀？你还能活八十多年呢，写吧！不要大谈死亡了。”

　　我觉得应该给她讲讲这本小说的内容，于是就问，“猜猜在这本书里我管自己叫什么？”她猜不出，我便告诉她，“我用了你叔叔的名字，你那个在维也纳的叔叔。我记得你告诉我他在骑兵团里。有时我根本想不出他是个屠杀军团的上校，还是个犹太人，可我喜欢他……你给我讲的有关他的故事我都很喜欢，于是我就用了他的名字……”

　　我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想让这本带着血腥味的小说像个喝醉的哥萨克骑兵一样冲锋陷阵(只有波普可能不这样认为)，俄国，俄国，你正朝着哪儿前进？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吧，像那旋风一样！我要保持自我的惟一办法就是破坏，我永远也不会写书去迎合那些出版商。我写的那些梦游的书简直太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头脑里有数不清的字词，它们像碎金属片一样四下碰撞，我厌倦了组合这些碎片，我也厌倦了这些骑兵的冲锋……黑暗中。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一支直射目标的利箭，一支毒箭。我要消灭所有的书籍、作家、出版商和读者，我认为单纯为出版而写作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想为那些疯子或天使们写作。”

　　我不说了，这些想法使我脸上掠过一丝怪笑。

　　“我们的房东听了我这番话会怎么想呢？她对我们太好了。她不了解我们。她永远不会相信我是个活生生大杀犹太人者。她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索萝塔和那血腥的犹太音乐着迷。”我突然停了一下接着问自己，“索萝塔和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瓦尔，你太激动了。把这些话写进书里吧，不要白费口舌了。” 

第十三章 

　　有时我在打字机前一连枯坐几小时也写不出一行字。通常头脑中有了些毫不关联的想法也是一闪而过，根本来不及记下来。我真像个拴在马车上的伤兵被拖着快跑。

　　我左侧的墙上钉着各种备忘录，一长串的词语，都是些我很喜欢并且在需要时我想拿来就用的词，还有乌切洛①、德拉·弗朗西斯卡、勃鲁盖尔、乔托②、梅姆灵③等人绘画的复制品，还有那些我想熟练地从中剽窃点儿东西的书名，以及从我喜欢的作家那里抄袭来的短语。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引用而是偶尔用来提醒自己如何歪曲事实：如“虫子咬着她的膀胱”或“他那前额后面凝固的脑浆子”。我还在《圣经》中夹了些纸条，标志着在那里能找到警言妙句。《圣经》是个真正的宝藏。我每看一段，都会陶醉其中。在字典里我也插了一些书签标明各类词所在的位置：花类、鸟类、树类、爬行动物类、宝石类、毒药类，等等。总而言之，我已经完全准备就绪了。

　　[注释]：

　　①乌切洛(1397—1475)：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画家。

　　②乔托(约1266/1267—1337)：十四世纪意大利画家，六百多年来一直被尊崇为意大利第一位艺术大师。

　　③梅姆灵(1430/1435—1494)：十五世纪末期佛罗伦萨最多产和最有才华的画家。

　　但结果如何呢？考虑着Praxis或Pleroma这样的词，像个暴躁的醉汉一样胡思乱想着，我可能会拚命去回忆那位俄国作曲家、那位神秘主义者、神智学者的名字，他没完成自己最伟大的作品。有人曾经写过：“他，这个自己想象中的救世主，梦想带领人类走向‘最后的节日’，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上帝，任何人或物，包括他自己及一切，梦想用音乐的力量来征服世界的人，却死于丘疹。”这个人就是斯克里亚宾。是的，就是这个斯克里亚宾几天来使我神魂颠倒。每次突然想起他的名字，我就回忆起了第二大街。在某个咖啡馆的后边，在一群俄国人(通常是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