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地闻起来，这些东西还散发着她使用的香水气味，我把它们收在一起，塞在了我的枕头下面，接着我开始喊起来，喊个不停，最后不喊了，我又开始唱，“让我叫你一声情人……我爱你，欧，欧……”那奶酪蛋糕好像在盯着我，“滚你的！”我大叫着，把它举过头顶对着墙摔去。

　　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了，楼上两个德国姐妹中的一个双手叉在胸前出现在我面前。

　　“可怜的，亲爱的，”她说着走近前来，好像是要搂住我，“可千万别那么当真呀！我知道你的感觉……哎，是够难受的，不过她们会回来的。”

　　这简短而温柔的话语使我的眼泪止不住又流了出来，她搂住我，亲吻着我的双颊，我没反对，接着她把我扶到床前坐下，还把我拉得离她近了些。

　　虽然很难过，我还是注意到了她那不修边幅的外貌，她在那件显然天天穿着的破睡衣外面还套了件布满斑点的和服式晨衣，长筒袜松散地堆在踝骨处，发卡也从蓬乱的头发上垂下来，没错，她是个邋遢女人，不管邋遢与否，她表现得倒真那么伤心，那么关心我。

　　她用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肩膀，柔声而委婉地告诉我，她早已意识到这里发生的一切，“但是我不得不保持缄默，”她说着，不时停下来，这样我就会伤感一下，最后她说我尽可放心莫娜是爱我的，“真的，”她说，“她很爱你。”

　　我正想反驳她的话，这时门又被轻轻推开了，她的姐妹来了，这女孩儿穿着要整洁一些，看起来也更动人些，她走过来，轻轻说了几句话，就坐在了我的另一侧，这时两人双手都握着我的手，可想而知这是个什么样的场面。

　　这简直是关怀备至！她们是不是觉得我已准备好了枪，要用它打得脑袋开花来自杀呢？她们一再安慰我，说事情正往最好的方向发展，耐心，要耐心！最后结果是好的，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上帝在考验我，如此而已。

　　其中一个说话了：“我们一直都想下楼来安慰你，可又不敢打扰，我们理解你的心情，我们都说得出你什么时候在来来回回地踱步，简直太让人伤心了，可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这些同情的话语简直使我太难以承受了，于是我站起来点了根烟，那个衣着邋遢的姑娘打了声招呼就跑上楼去了。

　　“她一会儿就回来，”留下的这个姑娘开始给我讲起她们在荷兰的生活，她的故事，或许是她讲故事的方式使我大笑起来，她高兴地拍着手说：“看，没那么糟糕吧？你还能放声大笑呢。”

　　随着我笑得更厉害了，说不清自己是笑还是哭，我简直停都停不下来了。

　　“哎，哎，”她说着，把我搂得更紧了，嘴里还轻轻地说，“把头放在我肩上，就这样，亲爱的，你的心肌还是蛮好的！”

　　很可笑，伏在她肩头上我确实感到很舒服，在她母亲般的紧紧拥抱中，我甚至感到一种轻微的性活跃。

　　她的姐妹这时端着个托盘回来了，上面放着个饮料瓶，三只玻璃杯和一些饼干。

　　“这些东西可以使你感觉好些。”说着她给我倒了杯荷兰杜松子酒。

　　我们碰了杯，好像在庆祝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然后一口喝了下去，还是纯烈性酒呢。

　　“再来一杯，”另一位姐妹说着又把杯子都倒满了，“怎么样，感觉不错吧？烧得慌吗？不过它能使你有精神头。”

　　我们接连喝了两三杯，每次她们都问，“怎么样，感觉好点儿了吧？”

　　是好点儿还是坏点儿，我说不出来，只是感觉五脏六腑都火烧火燎的，继而感到整个屋子开始旋转。

　　“躺下吧！”她们命令着我，接着扶着我的胳膊把我放到床上，我全身平直地躺在那里，像个不能自理的孩子。她们给我脱了外衣、衬衣，然后又脱了裤子和鞋，我任凭她们摆布，她们又给我裹好被子，安顿我睡觉。

　　“睡会儿吧，我们呆会儿再来看你，你醒了我们给你弄饭吃。”

　　我闭上眼睛，整个房间转得更快了。

　　“我们会照顾你的。”一个说。

　　“我们会照顾你的。”另一个也说。

　　她们蹑手蹑脚地出了屋。

　　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醒了，心想教堂的钟声正在敲响着(正是母亲回忆我出生的情景时说的那句话)，我起床后又看了一遍那张便条儿。现在她们早已在大海上了。我饿了，在地上拣起一块奶酪蛋糕吞了下去，可我感觉渴比饿更难受，于是连喝了好几杯水，头还有点痛，就又爬回床上，说什么也睡不着了。黎明时分，我起来了，穿好衣服想出去散散步，出去走走总比躺在那儿胡思乱想好，我要不停地走，直到走不动了。

　　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不管精神饱满还是疲劳不堪，脑子却一直没有停止转动。一个人四下走着，可总也离不开那个地方，老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太不可思议了！

　　那天剩下的时间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片空白，只记得头痛得越来越厉害，无法缓解，那头疼不像在我的身上，而就是我……我就是那种疼痛，一种能走动会说话的疼痛，但愿我能把自己拉进屠宰场让他们像宰牛一样把我杀掉……这已是仁慈之举了，只在两眼间迅速一击，那样，就能结束这种疼痛。

　　周一早上，我照常上班了，等了足足一个小时，托尼才来，他看了我一眼问道：“怎么了？”

　　我简单地跟他说了事情的经过，他很善意地对我说：“咱们去喝点什么吧，今天没什么急事，上司不在，不用担心。”

　　喝了几杯后开始吃午饭，吃完丰盛的午饭后又开始猛抽起烟来，没提一句责备莫娜的话。

　　我们往办公室走时，他才毫无恶意地评论了一句：“亨利，你简直被折磨透了，我也有好多烦恼，但不是这种。”

　　在办公室里，他又跟我简单说了说要我干些什么。“明天我把你介绍给那些家伙。”他说(他的意思其实是你应该控制一下自己)，他还说这些人很好相处。

　　就这样过了两天。

　　我和办公室其他人都熟了，他们都是些趋炎附势之流，混着日子等待着虚无缥缈的养老金，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布鲁克林区来的，都是些平庸之辈，讲着那含义不清的布鲁克林方言，不过都还是很乐于助人的。

　　有个小伙子，是个记账员，我很快就喜欢上他了，他叫帕迪·马哈尼，是个爱尔兰天主教徒。虽然我不喜欢他们目光短浅，好争辩，爱吵架，可由于我来自十四区，而他长在格林波特，所以我们处得很好，托尼和局长一出去，他就到我办公桌旁准备跟我聊个痛快。

　　周三早晨，我在桌子上发现了封无线电报，电文是：“靠岸前急需五十元，请立即电汇。”

　　托尼一来，我便给他看了那份电报。

　　“你打算怎么办？”

　　“我正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回答。

　　“你不是要给她们寄钱吧？你……她们都那么对待了你。”

　　我无助地望着他说：“恐怕我得给她们寄。”

　　“别傻了，”他说，“让她们自作自受吧。”

　　我本希望他能把工资预支给我的，这回只得垂头丧气地又干活了，干着活，还想着在哪儿通过什么方式才能筹到这笔钱，托尼是我惟一的希望，可我没勇气去强迫他，我不能，他为我做得够多了。

　　和往常一样，他和那几个政客朋友在格林威治村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吃午饭，吃完后，他突然闯进屋，嘴里叼着根雪茄，浑身散发着浓浓的酒气，满脸带笑，是上学时搞恶作剧时经常露出的那种笑容。

　　“怎么样？”他问，“摸着门道了吧？在这儿上班还不错吧？”

　　他把帽子扔在桌上，深深地坐进了转椅，双脚搭在了桌子上，长吸了口雪茄稍微向我这儿转转身说：“我觉得我不太了解女人，亨利，我是个彻底的单身汉，你不一样，你不怕困难，我知道，不管怎么说，今天早上你告诉我电报的事，我就觉得你是个傻瓜。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你需要帮助，我是惟一能帮上你的人，那就让我来借给你需要的钱吧，我不能预付给你工资……你到这儿的时间还太短，况且，这样还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卷钱说：“你不妨每周还我五块，不过别让她们再勒索你了！态度强硬点儿！”

　　又说了几句话，他想走，于是对我说，“我该走了，今天的事我已经干完了，有什么困难给我打电话吧。”

　　“往哪儿打？”我问。

　　“问帕迪，他会告诉你的。”

　　随着时光推移，我的痛苦也在缓解，托尼一直使我忙忙碌碌的，显然，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他还使我和那个园艺工头混熟了，他说，有朝一日我可以写本有关公园中植物、灌木和树木的册子，那个园艺工会给我启发的。

　　我每天都盼着再来封电报，我知道几天内是不会收到信的，身处困境而且不愿每天都回到那令我伤感的地方，于是就让家里收留我。他们虽然感觉莫娜的行为很神秘，但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我当然解释说我们这样做是计划好了的，我跟着也就走了，等等，其实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不想羞辱我罢了。

　　就这样我搬回家了，在俄力索如斯大街上，还是那张我小时候就有的书桌(我从来没用过)，我的东西都放在旅行袋里，一本书都没往回带。

　　又花了几块钱打电报告诉莫娜住址的变化，并提醒她写信或往我办公室打电报。

　　不出托尼所料，不久她们又来了封电报，这次需要吃住的钱，还没找到工作呢，紧跟着又来了封信，很简短，告诉我她们很开心，巴黎很棒，我必须尽快想办法去和她们会合，没提她们怎么生活。

　　“她们在那儿过得好吗？”一天托尼问我，“没再跟你要钱？”

　　我没告诉他第二封电报的事，是我那个当票贩子的叔叔给我出的那笔钱。

　　“有时候，”托尼说，“我感觉自己是在巴黎，在那里我们可能会过得不错，对吗？”

　　每天除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还有各种杂活，比如那些讲话，局长为这样那样场合所准备的讲话，他从没时间自己准备，写这些讲稿本是托尼的事，托尼写好后，我还要给他润色一下。

　　无聊的工作，那些讲话，我非常喜欢跟那个园艺工聊天，我已经开始为那本所谓的“树木栽培”的小册子打草稿了。

　　过了一段时间，工作松快了，有时托尼根本不到办公室来，局长一走，大家就都不干了，那里就成了我们的天下。我们大约七个人，打牌，掷骰子，唱歌，讲下流故事，有时还捉迷藏来打发时间，对我来说，这些时间过得还不如工作忙得上气不接下气好，我认为这些人中说话最机智的要数帕迪·马哈尼，他是我惟一愿与之交谈的人。我们从不谈什么大道理，谈的都是些有关十四区的事，他和其他男孩在那儿打桌球、喝酒、赌博，莫杰、康斯利亚、戴伍、哈姆博德大街……我们又玩起了小时候在灼热的阳光下、冰冷的地下室里、煤油灯下、河流湍急的甲板上玩过的游戏。

　　最能加深我与帕迪间友谊与忠诚的还是我这个拙劣作家的才能。我一坐在打字机旁，哪怕是在打封信，他都会站在门口，好像我是个什么非凡的人物。

　　“干什么呢？忙着写呢？”他指的是完成另一个故事。

　　有时他会在那儿站一会儿，然后问：“你很忙吗？”

　　如果我说：“不忙，干什么呀？”他会回答：“我只是想……你记得怀斯和格兰德大道拐角处的那家沙龙吗？”

　　“当然了，怎么了？”

　　“一样，他写连载小说，不过他得先吃饱喝足才写呢。”

　　这些话只是个开场白，他显然是想聊天。

　　“那老家伙住在你们街区……叫什么来着？马丁，是，就是他，外衣口袋里总揣着几只雪貉，记得吗？这个坏家伙，用他那些该死的雪貉挣了那么多钱！有一次他为全纽约的高级旅馆赶耗子，多么赚钱的生计！呀？我怕那些东西……它们可以把你的睾丸咬掉……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是个十足的怪人，是个饮酒无度的艺术家，我还记得他在街上蹒跚……那些该死的雪貉从他口袋里向外窥视着，你说他从不摸钱了？我不信，他过去常像傻子一样把钱到处乱扔——就在我刚跟你说过的那家沙龙里。”

　　说着说着，他的话题又转到弗拉纳根或卡拉汉神父，我现在也忘了当时到底谈些什么了。谈起那个每周六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神父，他喝醉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他很可能鸡奸了唱诗班的歌手们，他长得英俊而且很有手腕，看见女人就要据为己有。

　　“我过去——去忏悔就吓得要拉裤子，”帕迪说，“哎，那畜生了解历书中所有的罪恶，”他边说边在身上划了个十字，“你得把一切都告诉他……甚至一周有几次手淫也要告诉他，最糟糕的是，他还会当着你的面放屁。可遇到麻烦，你还真得去找他，他从不拒绝你。是呀，周围有许多好人，一些正在服役，可怜的家伙们……”

　　一个月过去了，我只收到莫娜两封短信，她们住在王妃街一家条件很好的旅馆里，又干净，又便宜。“王妃旅馆，如果你见到了，不定会有多喜欢了。”她们还和许多美国人混熟了，那些人多数是艺术家而且很穷，不久她们要离开巴黎去看看其他省份，斯塔西娅极想到法国南部去看看，那里到处是葡萄园和橄榄树林，还有斗牛表演。对了，有个作家，一个疯狂的澳大利亚人，非常喜欢斯塔西娅，认为她是天才。

　　“她们过得怎么样？”家里人时常问。

　　“还好。”我回答。

　　一天，我告诉他们斯塔西娅已经被美术学院录取，还有奖学金呢，这么说不过是使他们先平静一段儿时间。

　　与此同时，我和那个园艺工结下了深厚友谊，和他相处给人一种新鲜感。他摆脱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只去研究天气、土壤、虫子和基因。什么在他手中都能茁壮成长，他进入了一个平静和秩序占领的美与和谐的世界。我嫉妒他能把全部时间与精力放在植物和树木上，这是很值得的，不嫉妒，不结仇，不排挤，不欺骗，不撒谎，对三色堇和杜鹃、百合与玫瑰都一样精心照管，一些植物生来比较弱，而另一些则在任何条件下都能茁壮成长，他那有关土质、肥料种类、嫁接艺术的独到之处，使我叹为观止，其实，这是个说不完的话题，比如还有那些昆虫的作用、授粉的奇迹、虫子的辛勤劳作、对水的合理与不合理使用、生长期的长短、芽变、杂草和其他害虫的性质、生存斗争、蝗虫和蚱蜢的侵食、蜜蜂神奇的作用，等等……

　　他的生活与托尼的生活形成了多大的反差呀！花朵与政客，美与狡诈和欺骗，可怜的托尼，他努力使自己的双手保持干净，总用公仆即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这种话来自嘲和自我推销，本质上他忠诚、公正、诚实、宽容，讨厌那些政客朋友们的诡计，他梦想自己一旦当了参议员、州长或别的什么官，会改变一切的，他笃信这一点以至于我无法笑话他，但这毕竟太费劲了。虽然他自己没做什么受良心责备的事，却不能正视那些使他十分反感的做法，他也要花钱如流水，虽然债务累累，还设法把父母住的房子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他还供两个弟弟上完了大学，一天他说：“亨利，即使我想结婚也结不了，我养活不起老婆。”

　　一天，他给我讲起自己的苦楚，“我最好的时光是在体育俱乐部当主席的时候，记得吗？那时候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记得我跑马拉松被送进医院的事儿吗？那时候我太伟大了，”他看看肚脐又揉了揉肚子说：“那是因为晚上我和他们熬夜闹的，你是不是有时也纳闷我为什么每天迟到呀！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正作为自己争夺名利的事，肯定不理我了，这是个移民的儿子应该做的，我就是要做个卑鄙的移民，很幸运你没什么野心，你的生活目标就是当个作家，对吗？不通过卑鄙的手段当个作家，对吗？

　　“亨利，伙计，我有时感到很绝望，即使有一天我当上了总统……又怎么样呢？想想自己真能改变什么吗？说句实话，我自己都不会相信，你不知道这喧闹的世界有多么复杂，不管怎样，你对每个人都要感恩不尽，即使你是林肯也得这样。不，我不过是个来自西西里岛的孩子，如果上帝发善心，有朝一日我可能会进国会的，可我还有梦想，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上你拥有的仅仅是……梦想。

　　“哎，那个体育俱乐部，人们觉得那是我的世界，我当时在附近很光彩夺目，一个鞋匠的儿子脱颖而出，我一站起来讲话，没张嘴就先把他们迷住了。”

　　他停下来点着烟，吸了一口，做了个表示厌恶的鬼脸把烟扔在了一边。

　　“现在完全不同了，我成了机器上的一部分，大部分时候都唯唯诺诺的，每天都在等待时机而且越陷越深。老朋友，你要是有我这些烦恼，早该长白头发了，你不知道在各种诱惑的包围下，保持一点正直多么困难，一小步走错了，就会受到监视，每个人都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点什么，我想，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仅此而已，这些卑鄙小人！我很高兴自己没当法官，因为如果让我审判那些该受良心责备的行为时，我会毫不留情的，我不知道一个国家怎么会依靠阴谋和腐化而繁荣发展，肯定有神通广大者在关注着我们的共和国……”

　　他突然停下来说了句，“算了吧！我只是说说笑话，你可能看出来了，我坐得已经不是那么舒服了。”

　　他站起身来拿起帽子问，“哎，你现在经济情况如何？还需要钱吗？如果缺钱，别不敢要，即使是为你那个妻子要的也没关系，她怎么样了？还在那个寻欢作乐的巴黎吗？”

　　我满脸堆着笑。

　　“你很幸运，亨利伙计，幸运的是她在那儿，不在这儿，给你念一句咒语，她就会回来的，别害怕，可能速度快得你连想都想不到……得你很不错，我也有同感，谢谢了！”

　　傍晚吃完饭，我通常去散步，或朝着中国公墓的方向或走另外一条通向莫娜·吉福德家的路。不论春夏秋冬，马丁老人每天都像个哨兵站岗一样站在角落里，几乎每次路过都要跟他说上一两句话，通常说些喝酒、抽烟的危害等等。

　　有时我只是绕着我们那个街区走走，甚至无精打采连腿都不想伸一伸。就寝前，我可能要读上一段《圣经》，这是家里惟一的一本书，也是一本催人入眠的故事书，只有犹太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书，那些家族的辛酸、乱伦、残害、数字占卜、杀同胞、杀父母、天灾和丰富的食物、许许多多的妻子、各种各样的战争、刺杀、梦想和预言等等毫无连贯性的描述能使非犹太人陷入迷津的，只有专修神学者才能弄明白，其实根本讲不通，圣经是旧约全书与外典①的结合，新约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