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屋,“对不起,”他说,“恐怕您得停一下,在这些东西上签个字,这很重要的。”
拉腊比先生接过信,同时把我介绍给这个人:“米勒先生是位作家,他要向希金伯特姆先生提出一个计划。”
我们握了握手,这时拉腊比先生已经开始把头埋进那几封信中了。
那人说,他叫麦考利夫,“一般是见不到什么作家的,”他掏出一盒烟递给我一根本森与赫奇斯烟,“谢谢。”我说着,还让他给我点上了,“请坐吧,”他说,“我希望跟你聊聊,可以吗?我们不是每天都有机会见到作家的。”
客气几句后,他问:“您是著书还是当报社记者呀?”
我装作什么都干过一点儿,这样说好像是很谦虚。
“我明白了,那您写小说吗?”他又问。
停了一下,我发现他还想知道更多的东西。
我点了点头说:“有时甚至还写点儿侦探小说。”
“我的特长是旅行和研究。”我又加了一句。
他一下子直起腰,“旅行!啊!我得让自己的右胳膊休息一年了,用一年的时间四处转转,塔希提岛!我就想去那儿!去过那儿吗?”
“当然去过,”我回答:“虽然时间不长,只有几周的时间,我刚刚从加罗林岛回来。”
“加罗林岛?”他好似触了电,“我能问一下您去干什么吗?”
“可以说没什么收获,”我接下来向他解释着我是怎样被骗进人类学考察队的,其实我根本没有这种资格,是我的一位老朋友,老同学,负责那个探险队,他说服了我跟他们一起去,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如果队里有书,很好;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
““几周后,我们都染上了重病,剩下的时间我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这时,拉腊比先生桌上的电话骤然响了起来,“对不起,”拉腊比先生拿起电话,我们安静地等着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有关进口茶叶的事,话讲完了,他猛地站起身,把签好的信件交给了麦考利夫先生,接着像是注射了兴奋剂般地说,“说下去,米勒先生,谈谈你的计划……”
麦考利夫先生要走,我站起身来和他握了握手,又坐了下来,干净利落地开始了我的“狂言乱语”,这次我一心想说实话,我要说实话,只说实话,然后告辞。
把我的人间奇遇与艰辛简练地说了一遍后,我意识到自己确实在耽误拉腊比先生的时间,不用说他在忍耐着,他似乎很兴奋而期待地听着,像只坐在长满青苔的池塘边盯着你的青蛙,这又鼓励着我讲下去,周围的职员都走了,因为早已是午饭时间了,我停了一下,问我是不是耽误了他吃饭,他一摆手请求般地说,“接着说,我完全听你的。”
于是,我给他讲了最近的一些事儿,又开始坦白自己,即使希金伯特姆先生现在出人意料地突然从非洲回来,我也不会停下来的。
“确实没有什么借口来浪费您的时间,”我开始了自己的发言:“我真提不出什么计划和方案,可我莽撞地到这儿来并不是想出自己的丑,有时人会有一时冲动,虽然这些您听起来有些怪……不管怎样,我已把自己的情况跟您说了……我还是相信我这样的人是可以在企业界找到个职位的,人们想谋求发展,通常是在下层找个位置,可我却认为要从接近顶端开始,我已经试探过下层,不行,拉腊比先生,我跟您谈就像跟希金伯特姆先生本人谈一样,我确信自己真能为贵处效劳,但以什么身分我不知道,我想我能够提供的就是自己的想象力,我那十分充沛的精力,这不是一个单纯工作的问题,而是解决目前我的问题、纯粹个人问题的一个好机会,但我向你保证,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可以投入到任何事情中去,尤其是那些能够运用我巧思的事情,我刚才简单描述的那种不太确定的职业,我认为它还应该算比较实际的,我天生就是个能工作的人,不是那种漫无目的不稳定的人,虽然有点不现实,有时还有点鲁莽,但确实是个能工作的人,受约束时,我的工作干得好。拉腊比先生,我想告诉您,为我搞到一个职位的人是永远不会后悔的,贵处是个庞大的机构,作为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我可能用处不大,但是为什么让我成为这机器上的一部分呢?为什么不让我来推动这部机器呢?虽然我坦然承认自己交不出什么计划,但这不等于明天我还交不出来,这个时候,关键是给我点儿信任,我不是请您现在就录用我,而只是建议如果可能的话,您给我一点儿希望,答应给我个机会,让我向您证明我的话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
想说的话都说完了,于是我站起身,伸出手说:“非常感谢您!”“说下去,我听着呢。”拉腊比先生说了一句。
他盯着窗外看了好一会儿,转身对我说:“你也知道,一万个人中也不一定会有一个人能厚着脸皮胆量十足地让我考虑这样一个提议,我不知道是佩服你还是……虽然你说的一切都很笼统,我还是保证会考虑你的请求的,当然,希金伯特姆先生回来之前,我做不了什么,只有他才能为你找到个职位……”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还是想告诉你,我本人不太了解作家及写作,可却觉得只有作家才能说出你刚才的那番话,我还想说一句,只有非常出色的人才有胆量去赢得我这样地位的人的信任。很感谢你,你使我感觉比心目中的我更伟大,更出色,你可能像自己说的那样很投入,但也不乏机智呀,你这样的人是不会失败的,我不会轻易忘掉你的,不管怎样,我希望你把我当成朋友,我怀疑一周以后你会不会就把这次谈话忘得一干二净。”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得到这样的反应对我来说比真能在霍伯森与郝北因企业中找到一个职位还要满意。
“您再帮我最后一个忙,好吗?”我问,“您能不能把我送上电梯呀?”
“是不是跟吉姆有点不愉快呀?”
“您知道?”
他拉着我的胳膊说:“他根本不该开电梯,他太深不可测,老板坚持要他,他是个从战场下来的退伍军人,我想是和老板沾点亲,真是个烦人的家伙。”
他按下按钮,电梯缓缓上来了。吉姆,他所说的那个疯子,看见我俩站在那儿似乎很奇怪,我步入电梯,这时显然是为了让吉姆看看,拉腊比先生再次伸出手说:“别忘了,不管什么时候,”他把“不管什么时候”说得很重,“再到附近来,进来看看我,下次咱们或许可以在一起吃顿午饭,哦,对了,今天晚上我就给希金伯特姆先生写信,我保证他会很感兴趣的,再见吧!”
“再见,多谢了。”我说。
电梯疲惫无力地向下走着,我的眼睛直视前方,脸上露出专注思考的神情,我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什么时候他会发作?我有一种直觉,他现在对我更充满恶意了,因为我太狡猾,太小心翼翼。如果他在两个楼层间突然关掉电闸对我发起攻击,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会怎么做……可他一眼都没看我,一动也没动。到底层了,电梯门慢慢打开,我走了出来……简直像个被烧掉双腿的木偶皮诺曹。
我注意到楼道里很空落,我朝几步开外的大门走去时,吉姆还在他的岗位上,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至少我感觉他的态度是那样。走到半路,我一冲动又转身回来了,从吉姆脸上谜一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料到我会这样做的,走近了,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很茫然,是他已经恢复了那石头般的本性,还是在暗中埋伏呢?
“你为什么恨我?”我边盯着他的眼睛边问。
“我谁都不恨。”没料到他说了这么一句,除了嘴部肌肉动了一下外,甚至连眼珠都没动一下。
“对不起。”我说着一侧身好像要离开。
“我不恨你,”他说着,突然间恢复了生气,“我可怜你!你愚弄不了我,没人能愚弄我。”
一种内心的恐怖折磨着我,“你,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结结巴巴地问。
“别问我,”他说,“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后背从上到下打着冷战,好像听见他说:“我有第二视觉,我看你的心思就像看书一样。”
“那怎么样呢?”我说着,同时对自己的冲动感到很奇怪。
“回家清醒清醒头脑就行啦!”
我吃了一惊,下面发生的事情,正像拉腊比先生说的那样,简直难以预测。
迷迷糊糊中,我见他卷起袖子露出一块吓人的伤疤,又卷起裤腿,露出更多吓人的伤疤,接着解开衬衣扣子,看到他的胸部,我简直要晕过去了,
我立刻转身向门口走去,壮着胆子没有跑起来,有人正从街上走来,他(吉姆)现在不会打我吧?我步速匀称地向前走着,快到门口时,我加快了脚步。
呸!出了门我扔下箱子点了支烟,浑身的毛孔都往外渗着汗水,我正考虑着怎么做:夹着尾巴走开显得太懦弱,回去又无异是置我于死地,不管他是不是退伍军人,是不是疯子,他说的是自己的想法,而且,他看透了我的花招,这使我十分恼怒。
我走开了,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边他看透了我,一个饭桶,骗子,油嘴滑舌的家伙,没用的畜生,还从没有人这么羞辱过我,我真想给拉腊比先生写封信,告诉他不管我的话多么打动了他,其实我的一切都是虚伪的、不诚实的、无用的,我对自己感到非常气愤以至好像突然浑身长满了皮疹,如果这时候有个小虫子出现在我面前重复吉姆的话,我会很羞愧地低下头对它说:“你说得完全正确,虫子先生,让我也趴在你旁边的泥土里吧。”在区政厅站,我狼吞虎咽地喝了杯咖啡,吃了块三明治,然后本能地朝“星星舞厅”走去,这是家有过辉煌历史的旧舞厅,演出已经开始,不过不要紧;不管是在开玩笑方面还是在出洋相方面,这儿都没什么新奇的东西。我一进剧院,就想起第一次来这儿的情景,是我的老友艾尔·布尔格和他的好友弗兰克·斯科菲尔德约我一起去的。我们当时只有十九或二十岁,我尤其记得弗兰克·斯科菲尔德表现出的那种情谊,在那之前,我只见过他两三回。他认为我与众不同,他喜欢听我说话,对每个字听得都很认真,不知为什么我的每句话都会使他着迷。而弗兰克本人则是平平常常,但对人充满友爱,他长了一副大块头,体重甚至约有三百多磅,喝起水来像鱼一样,嘴里总叼着香烟,他很爱笑,笑起来肚子像果冻一样颤悠悠的。他总说:“你为什么不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呢?我们会照顾你,单单看见你我就挺高兴的。”话虽简单,但很诚恳,那时我的好友中没有一个具有他这么朴素的品质,他的灵魂还没受过虫子蛀蚀,他还很天真,善良,大度。
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我呢?我边思考这个问题边摸索着在正厅后面找座位。我脑子里迅速过着那些好友的名字,想着哪个人会记着我,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同学,叫莱斯特·费伯。我们每次,也就是每天见面时,他都嘴角一撇,显出一副嘲笑的样子,班里没人喜欢他,连老师也不喜欢他,他生来乖戾,滚他的吧!也不知道他现在以何为生?还有莱伯斯特·普林克,不知他怎样了?好像是在看毕业照,突然看到了班级里所有的人,我想起了他们每个人,他们的姓名、身高、体重、名声、住处、说话方式及其他任何情况,很奇怪我从没碰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那演出很讨厌,其间我几乎进入了梦乡,不过屋里挺暖和,挺舒服,我也不着急去什么地方,况且要等她们回来,还得打发八九个小时呢。
走出剧院时,天暖和了些,还下起了小雪。一种难以解释的欲望促使我朝街上的一家枪店走去,橱窗里有支左轮枪,我每次路过都不由得停下来看看,那分明是杀人凶器。
和往常一样,我停下脚步把鼻子紧贴在橱窗玻璃上。有人在我身后猛地一拍使我跳了起来,我还以为手枪走火了呢,转过身来,听见一个亲切的声音大声问:“你在这儿干什么?亨利老伙计,你怎么样呀?”
原来是托尼·马雷拉,他嘴里叼着支长长的已熄灭了的烟,洋洋得意地歪戴着软帽,圆圆的小眼睛还和过去一样闪闪发光。
“回忆,接着他问:“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几句话就把一肚子的苦全诉了出来。
“太糟糕了,亨利,哎呀,我从不知道你会有这么大困难,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你知道我总是有好办法的。”他一只胳膊搂着我说:“咱们喝几杯怎么样?或许我能帮上你的忙。”
我试图告诉他没人能帮得了我,“你只是在浪费时间。”我说。
“过来,过来,别这么说,”他说,“我非常了解你,你不知道我一直在羡慕你,而且嫉妒你吧?人都有走运和背运的时候,这是家服务态度很好的小酒店,咱们进去吃点喝点吧。”
他在这家酒馆(在街上很不显眼)很知名而且名声颇好,他不得不把我向人们挨个介绍,甚至还要介绍给擦鞋工:“一位老同学,”他介绍着:“是位作家,老天爷作证,你们知道吗?”他递给我一杯香槟鸡尾酒:“咱们,咱们喝了它!乔,来个好吃的烤牛肉三明治怎么样?多加肉汁……加点生洋葱,亨利?哎呀!你不知道我见到你有多高兴,我一直不知道你怎么样了,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还以为你跑到欧洲去了,有意思吧?原来你就躲在我鼻子底下呀。”
他很高兴地说着,还不断倒酒、买烟,询问着比赛结果,向刚进来的人打招呼并把我向他们做着介绍,从招待员那儿借钱,打电话,精力真充沛!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好人,是大家的朋友,他总是那么快乐,充满友爱。
这时,他的肘部支在酒吧台上,另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肩膀,低声说:“听着,亨利,咱们说点正事儿吧,我这儿有个轻松舒服的活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找个位置,这倒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只不过是帮你渡过难关,我的意思是在你找到更好的事做之前,你觉得怎么样?”
“没问题,”我回答,同时又问,“是干什么呢?”
他说是园林局的工作,他是局长秘书,也就是大人物负责全面工作,托尼管点儿日常事务。他向我吐露,政治是肮脏的把戏,总有人等着在你背后捅上一刀。
他接着说:“你知道,我很快就又得去玩那把戏,不过我会尽快把你写在名单上,可能要一个月以后我才能找你,你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吗?”
“我想能。”我回答。
“不要担心钱,在这之前,你需要我会借给你的。”
“不用!”我说:“我会自己安排好的……”
“你真有意思,”他边说边挤了一下我胳膊,“不用跟我不好意思,我这儿也是一切转瞬即逝……就是这样!在繁乱的社交活动中,你得步步紧跟,你知道,世上没有拙劣的政客,怎样达到目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耍花招的,也不容易呀……好了,这样,你现在什么也不要,不过以后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帮忙的,不管什么时候,记住呀!”
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临走前再来一杯好吗?”
我点了点头。
“……一开始,你介意吗?也就干一周左右,你不必太卖力气,我会保证这一点的,接着我就把你调进办公室,你可以替我分担些事情,能写信的人……而写信是我一半的工作。”
出来的路上,他说:“坚持写作,亨利,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如果我有你的本事,就不会卷入繁乱的政界了,你知道,我这个意大利小子得到任何东西都是需要奋斗的。”
我们握着手,他又说:“现在你不会让我失望了吧?向我保证!替我向你爸问好,再见吧!”
“再见,托尼。”
看着他叫了辆出租车跳进车里,我又摆了摆手。
多好的运气呀!托尼·马雷拉,给了我好运气。就在这时,我想这个世界终于愿意接受我了。
第八章
有时也怪,不管你怎样诅咒与祈祷,胡扯与抱怨,事情却依然是老样子,然而当你屈从命运的安排时,一扇地板门打开,魔鬼撒旦向另一个方向溜去,问题全没有了或者说似乎是全没有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么令人难以预料。一天莫娜不在,斯塔西娅告诉我:她要离开我们。要不是她亲口说出来,我是不会相信的。
我很惊讶,同时也很高兴,根本没问她为什么要走,显然,她也不急于告诉我。她暗示说自己厌倦了莫娜戏剧性的生活方式,但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解释她为什么突然要离开。
“能跟我出去散散步吗?”她问,“临走前我想单独和你说几句话,我连包都打好了。”
走出屋时,她问我是否介意过桥溜达溜达,“一点儿也不。”我回答,即使她提议到怀特普莱恩斯①去走一走,我都会同意的。
[注释]:
①怀特普莱恩斯:美国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城市。
她要走,这确实触动了我的恻隐之心,她是个怪人,但并不坏。我停下来点了支烟,表情冷漠地打量着她,她的神情很像从战场上回来的南部联军战士,眼里流露出愁苦,但却不乏勇气,很明显,她无所归属。
我们默默走过一两个街区朝桥走去时,她终于开口了。她话语轻柔,感情丰富,这次与以往不同,谈话非常坦诚。她像是在对狗倾诉着秘密,同时眼睛直视前方,好像要闯出一条崭新的路来。
她说,总的看来,我还并不那么残酷,是处境使我残酷,而并非是我的本质,即使我们比现在好上一千倍,也不行,她应该知道这一点的。她承认平日演戏的成分很重,她喜爱莫娜,虽然如此,但并非不顾一切地爱她,而且,使她们到一起的是因为双方都需要同伴,而不是爱。她们很孤独,两人都孤独,如果在欧洲,情况可能会不同的,但这一切太晚了,她希望有一天能自己去欧洲。
“那么,你现在去哪儿呢?”我问她。
“可能到加利福尼亚,还能去哪儿?”
“为什么不去墨西哥?”
她承认也可能去,但这是以后的事儿了,首先得振作起来。她认为这种乱七八糟、玩世不恭的生活太困难了,她基本上还是个单纯的人,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与别人相处,而她最不能适应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她告诉我,这种生活方式使她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工作,“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做事,”她脱口而出,“哪怕挖沟都行,我想当雕塑家,不想当画家或诗人。”她很快又加了一句说,我不该用她做的那些木偶来判断她这个人,她做这些木偶是为了取悦莫娜。
她继续说着,这些话我听起来简直觉得她是在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