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莫娜对艺术一无所知,根本不会区分艺术品的好坏。“这倒不太要紧,或者如果她大胆承认,也就变得不要紧了。我痛恨虚伪,这也是我和别人合不来的一个原因。”
为加深我的印象,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才接着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忍受的!你诡计多端,时常干些无耻的事,有时你还很偏心,很不公平,但你起码还算诚实,从来没伪装过,而莫娜……哎,说不清她到底是什么人干什么的,她是一出会走路的戏,不管在哪儿,干着什么,和谁说着话,都像在舞台上表演,真令人恶心……这些我以前都跟你讲过,你我都清楚。”
这时她脸上露出一丝讥讽的笑意“有时……”她犹豫了一下说,“有时我总想知道她在床上是怎样做的,干那事她也装相吗?”
奇怪的问题,我没搭话。
“我比你想的要正常,”她接着说:“我的缺点都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我是个没长大过的害羞的小女孩,也许这是天生的障碍,如果一天吃几片荷尔蒙,就能把我变成个十足的女性,那不太滑稽了吗?到底是什么使我那么痛恨女人?我一直痛恨女人,别笑,说实在的,我看见女人蹲下撒尿就恶心,多好笑呀……对不起,跟你讲了这些没用的事,我想跟你说的都是重要的事,那些真正使我烦恼的事,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况且,我就要走了,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已经走过了桥的一半,几分钟后就会置身于那些推手推车的小贩中,路过那些橱窗里挂满熏鱼、蔬菜、洋葱卷、长条面包、车轮状的圆奶酪、椒盐脆饼干和其他诱人食物的小店了,其中还有婚礼服、整套礼服、男装高顶丝帽、女用紧身胸衣、女内衣、拐杖、灌洗用的平底锅和其他一些小玩意儿。
我不知道她想告诉我什么,我指的是……那重要事情。
“我们回去,”我说,“家里肯定已经闹起来了,如果我是你,我就假装改变了主意,以后一有机会就溜走,否则她会坚持跟你一起走,哪怕就是为了把你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她觉得这是个绝好的主意,于是笑了一下说:“我从没想过这样,”她承认着,“我这人没有什么计谋。”
“祝你过得更好。”我说,
“说起计谋,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弄点钱?我现在一文不名,总不能带上一只旅行箱、一只沉重的旅行包在全国免费搭车吧?”
(是不能,我心想,但是我们可以以后再把那些东西寄给你呀。)
“我会尽力的,”我说,“你知道我不太善于弄钱,莫娜还行,不过我会尽力的。”
“好吧,”她说,“早几天晚几天没关系。”
我们已经走到了桥头,这时我见一条长凳空着,就领着她走了过去。
“咱们歇会儿吧。”我说。
“喝杯咖啡好吗?”
“我只有七分钱,只剩下两支烟。”
“如果你自己出来,你怎么办呢?”她问。
“那就不一样了,只有我自己时,就会有好事出现。”
“上帝会照顾你的,对吗?”
我给她点了支烟。
“我饿极了。”她说,两支胳膊往下耷拉着。
“如果还行的话,咱们往回走呢。”
“路太远,我走不动了,呆会儿吧。”
我掏出一枚五分硬币递给她说:“你坐地铁,我步行,对我来说走路不难。”
“不,”她说,“咱们一起回去吧……我害怕自己去面对她。”
“害怕?”
“是的,瓦尔,害怕,她大哭一场,我就软下来了。”
“可你应该软下来呀,记得吗?按我教你的,先让她哭……然后就说你改变了主意。”
“我还真忘了。”她说。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疲劳的四肢,这时,一只鸽子突然飞落在她肩膀上。
“能买点儿花生吗?”她问,“我们喂喂鸽子,自己也吃点儿。”
“算了吧,”我回答,“装作不饿就没事了,我以前过这桥几乎从没吃饱过,你不过是精神紧张罢了。”
“你有时使我想起里姆博德,”她说,“他经常挨饿……经常是要把腿都走断了。”
“没什么与众不同的,”我回答,“还不知有多少人也这样呢。”
我弯下身子系鞋带时,发现长凳下面有两个整个的花生,于是把它们抓到了手里。
“你一个我一个,”我说,“看到上帝是多么照顾我们了吧。”
吃了花生,她用劲伸了伸腿,我们僵硬地站起身,往回朝桥走去。
“你还没那么坏,”我们边往桥上走,她边说,“有一段时间我确实非常恨你,不过不是因为莫娜,也不是因为我嫉妒,是因为你太自私,丝毫不替别人考虑,你给我的印象是很无情,但是现在看你确实还有点儿同情心,是吧?”
“你怎么会那么想呢?”
“因为我现在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事情了,不管怎么说,你已经不用过去那种方式来看待我了,你现在了解我了,以前是看透了我,你当时可能会粗暴地对待我……或者完全把我踩在脚下的。”
“我一直担心,”她沉思着说,“一旦我走了,你们俩将如何相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把你们俩拴在了一起,如果我再狡猾点儿,真想把她据为己有,我就先走,等你们俩分手后,再回来把她领走。”
“我以为你们俩断绝关系了呢。”我说着,心里不得不承认她的观察还是有些逻辑性的。
“是呀,”她说,“一切都过去了,我现在只想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生活,即使最终输得很惨,我也要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可她要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有时我看不出她在做什么很有意义的事,我为你感到难受。相信我,我真是这么想的,我走了你就难过了,可能你现在还没意识到,但最终会的。”
“这样也不错。”我说。
“你确信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会走吗?”
“是的,”我说,“我确信,即使你不是自愿走,我也要把你赶走。”
她虚弱地笑了一下说,“如果出于无奈,你会杀了我的,对吗?”
“我不那么说,不,我指的是时机已到……”
见她没有答话,我又说:“是的,你走后会怎么样是我的事了,关键是你要走,不要反悔。”
她听着这话,喉咙里像吞下了个硬块儿。我们到了桥的最高处,停下来看着天空中渐渐变化和消隐的云朵。
“我太痛恨这地方了!”她说,“从到这儿的时候起就开始恨,你看那些闹市,”她指着那些摩天大楼感慨道,“多残忍呀!”张开手臂做了个把它们一扫而光的姿势接着说:“如果真有一个诗人住在这堆破石头和烂铁里,那我就是疯子。只有魔鬼才会住在那些洞穴里。”她走近桥边,越过栏杆往河里吐了一口,“连水都是脏的,被污染过的。”
我们转身又接着走了。
“你知道,”她说,“我是在惠特曼①、华兹华斯②、艾米·洛威尔③、庞德④、爱略特⑤等人的诗歌熏陶下长大的,那时我能背诵整首的诗,尤其是惠特曼的,可现在只能痛苦地直咬牙了,我得尽快再到西部去,乔奎因·米勒⑥……你读过他的作品吗?他是位内华达山脉的诗人,是的,我想再赤身裸体,去和树摩擦,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可以和树做爱,却不能和那些可怕的从建筑物中爬出的肮脏家伙们作爱,人在旷野里还是人,可这儿,天哪!我宁可手淫也不愿和他们爬上床,他们是败类,全是败类,他们太恶心了!”
[注释]:
①惠特曼(1819—1892):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②华兹华斯(1770—1850):十八、九世纪之交美国浪漫主义运动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诗人。
③艾米·洛威尔(1874—1925):美国女作家,意象派主要诗人。
④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评论家,对英美现代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⑤爱略特(1889—1965):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编辑,对二战期间的二十世纪文化影响最大。
⑥米勒(1837—1913):美国诗人,记者。
这时她似乎很焦虑不安,突然又平静了下来,表情也完全变了,看起来简直像个天使。
“我要给自己找匹马,”她说,“我要躲进深山,或许还要再学会祈祷,我小时候常常一连几天孤独难耐,在高高的红杉树下,我可以和上帝交谈,尽管脑子里并没有他的具体形象,只不过认为他是个伟大的神灵而已。我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上帝,并且觉得世界太美丽了!我充满了爱心,这确实是我的感觉,所以我常常跪下来亲吻一朵花,‘你太完美了!’我会说‘太自给自足了,你仅仅需要阳光雨露,无需费力就能得到需要的东西,你从没为月亮而哭泣过,对吗,小紫罗兰?你从不想作假。’我就是这样与花交谈的,是的,我懂得怎样陶醉在大自然中,这一切自然极了,真实,太真实了。”
她停下来审视了我一下,表情比以前更像天使了。即使戴上顶可笑的帽子,也还会像天使的。她接着认真地倾诉着衷肠,表情又变了,可那神圣的光环还在围绕着她。
她想告诉我最使她神魂颠倒的是艺术,有人使她产生了这么个怪念头,那就是:她是艺术家,“感叹道,“我有天才,而且才华早露,可我并没做什么非凡的事,每个真诚的人都是有点天才的。”
她试图让我明白这种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她是怎样了解艺术的,作为一个艺术家又是如何了解自己的,是因为她与众不同吗?是因为她用与众不同的眼睛看事物吗?她弄不清,可她知道有一天这种变化出现了,一夜之间,她便失去了天真,从此,她说,一切都变了,鲜花不再跟她说话。她也不再跟鲜花说话,她看大自然时,看到的是一首诗或一处景观,她与大自然不再是一体,她开始分析,开始恢复平静,开始按自己的意愿做事了。
“我真是个傻瓜!很快长得连自己原来的鞋也穿不下了,大自然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我开始向往城市生活并认为自己见多识广,我迫切想与那些艺术家们交往,通过与知识分子们交谈来开阔自己的思路,而且急于看到多次听说或读到过的艺术品,因为我认识的人中几乎没人谈起过艺术。只有一人例外,是那位我跟你说过一次的已婚妇女,她三十多岁,非常聪明,她本身毫无艺术天才,可却极喜欢艺术而且有极好的鉴赏力。她使我不仅见识了艺术,还了解了其他一些事物,我当然也就爱上她了,我怎么能不爱她呢?她集母亲、教师、保护者、恋人于一身,事实上,她是我的整个世界。”
她停了一下,问我是不是感到厌烦了。
“很奇怪,”她接着说,“是她把我卷入其中的,不是她丈夫,我可能让你觉得是她丈夫这样做的,不是,我们三个人相处得很好,如果不是她怂恿的话,我是从来不会跟他上床的,她也和你一样很有办法,当然,他从来也没真和我干过什么,最多也就是把我搂在怀里,使劲贴着我的身体。他一逼迫我,我就摆脱开,显然这对他影响并不太大,或者至少他装出对他影响不大的样子,我想你听着这种事一定感到奇怪,但这些完全是清白的,我命中注定是个处女,或者说本质上是个处女。
“想告诉你,是他们,这两个人,给了我去东部的钱,我要去艺术学校,努力学习,成名成家。”
她突然停了下来。
“看着我!我是什么人?我成了什么样子?我是个混蛋,虚伪,真比你的莫娜更虚伪。”
“你不虚伪,”我说,“只是不适应社会环境罢了。”
“你不必宽慰我了。”
一时间,我觉得她好像要突然大哭起来了。
“你以后会给我写信吗?”
“为什么不写呢?如果写信能使你快乐,我肯定会写的。”
接着,她像个孩子似的对我说:“我会想你们俩的,我会非常想你们的。”
“唉,”我说,“一切都过去了,向前看,不要往回看了。”
“你说说很容易,你要她,我就……”
“你自己会过得更好的,相信我,自己独处比跟不理解你的人在一起好得多。”
“你说得真对,”她边说,边羞怯地小声笑了一下,“你知道,有一次我想让狗骑在自己身上,太可笑了,最后它还是咬了我的大腿。”
“你应该试试猴子……它们比较顺从些。”
我们走到了桥头,这时她问:“你会尽力为我弄点钱吗?”
“当然会的,你也别忘了装作改变主意不走了,不然我们就有好戏看了。”
不出我所料,家里确实闹了起来,斯塔西娅缓和了气氛,使这场闹剧春雨般平静地结束了。看到莫娜悲伤的样子,我既感到压抑又感到羞辱。我们到家时,见她正在洗手间里嚎啕大哭。她发现斯塔西娅的旅行包已经打好,旅行箱也锁好了,房间乱糟糟的,知道这次斯塔西娅是真要走了。
她谴责我鼓动斯塔西娅离开,这也很自然,幸运的是斯塔西娅断然否认了,那她为什么下定决心要走呢?斯塔西娅说她厌倦了一切,尽管这样说理由似乎不太充分,接着莫娜连珠炮般地责问起来,你怎么能这么说?你要去哪儿?我做了什么使你反感的事?像这样的炮弹她还能发出许多许多,随着那一句句责问,她越来越激动,眼泪变成了抽泣,抽泣又变成了呻吟。
她要把我据为己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显然,我根本不存在其中,除非作为眼中钉。
按我教给她的样子,斯塔西娅平静了下来,可莫娜还在怒吼着大发雷霆,又祈求又恳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起来没完没了,她喜欢这样做吗?还是她太痛恨这事以至有些神魂颠倒了?我想如果我不支持她,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
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转向斯塔西娅求她重新考虑一下。
“别走了,”我恳求着,“她确实需要你,她爱你,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斯塔西娅回答,“这正是我要走的原因。”
“不,”我说,“如果有人该走,那应该是我。”
(当时我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莫娜说话了,“请你也不要走!为什么你们俩非得走一个呢?为什么?为什么?我需要你们俩,我需要你们,我爱你们。”
“这话以前我们已经听过了。”斯塔西娅说着,似乎态度还是很坚决。
“可我确实是这么想的,”莫娜说着,“没有你们我什么也不是,既然你们还是朋友,为什么我们不能平静祥和地住在一块呢?你们让我做什么我都做,就是请你们不要离开我!”
我又转向斯塔西娅说:“她说得对呀,这次一切会好起来的,你不嫉妒我吧……那我为什么要嫉妒你呢?想想吧,如果你担心的是我,请放心我只是想让她高兴,别无他求。如果你和我们在一起能使她高兴,你就留下来吧!或许我也可以装出高兴的样子,不管怎样,我已经变得更能容人了,你觉得呢?”我朝她怪笑了一下,接着说:“那么,你觉得呢?你不想一下子毁了三个人吧?”
她瘫软在椅子上,莫娜跪在她腿旁,把手放在她大腿上,然后慢慢抬起眼,恳求地望着斯塔西娅问:“你会留下来吗?”
斯塔西娅轻轻推开她说:“我会留下来,可有个条件,咱们一定别再吵闹了。”
她们的眼睛死盯着我,归根结底,我成了罪魁祸首,一切吵吵闹闹都是由我一手挑起,我会好好表现吗?她们好像在无声地询问着。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说:“我只能说我会尽力而为。”
“再说点什么呢!”斯塔西娅说:“告诉我们你现在到底怎么想的。”
她的话好像给我戴上了镣铐,我忐忑不安地感到她被自己的表演给骗了,这个时候,有必要逼问我吗?如果我直言心声的话,确实觉得自己像个无赖。一个十足的无赖,我从来没有想到提出这样的建议会使这场闹剧闹到这个地步,一方面是为了遵守我们的协议,斯塔西娅软了下来;另一方面,我也严肃地许了诺,并且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十分真诚时,可能也不过是演戏而已,或者恰恰相反。我被搞糊涂了,感到莫娜虽然是演员,却是最真诚的演员,至少她还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这一切闪电般在我脑海中闪过。
我是这样回答的,同时这也是实话:“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自己已经没什么感觉了,我无论如何不想再听到有关爱的事了,永远不想了……”
就这样,此事以失败告终,莫娜却很满意,斯塔西娅似乎也满意。
我们谁也没有受到多大伤害,因为大家都已经锻炼出来了。
我像个警犬一样四处跑着筹集钱,这样就可能让斯塔西娅离开了,我已去了三家医院想卖血,人血时下每品脱才二十五美元,不久前还五十五美元呢,现在拼命想献血的人太多了。
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已没用了,还是借点钱吧。从谁那儿借呢?我想不出谁能借给我一块两块的,她至少需要一百元,二百元当然就更好了。
要能找到哪个堕落的百万富翁该多好呀!这时我想到了路德维格,那个电车售票员,另一个堕落者!可他有颗金子般的心,莫娜常这么说,可是怎么跟他说呢?
走过大中心车站,我跑到地下室,那里有好些信差,看看是否还有人记得我(科斯蒂根,那位可靠的老人,已经去世),我悄悄走下来四下看了看那些人,一个也不认识。
上了斜坡到了大街上,我想起扎布里茨基大夫就在附近,于是马上开始翻电话号码本,他肯定就在西四十五大街。我的精神抖擞起来,这是个肯定可以依靠的人,除非他自己也一文不名。既然在曼哈顿开了家诊所,就不大可能一文不名。我加快了脚步,根本不想自己会编出什么样的荒诞故事去骗他……过去我找他补牙时,他常问我是不是缺钱花,因为羞于占这么个好人的便宜,有时我就说不缺,不过那已是倒退回十八世纪的事儿了。
我快步向前走着,突然想起了他原来办公室的地方,那是我曾与一个叫卡洛塔的寡妇一起住过的一幢三层红砖楼房,每天早上,我把烟灰缸和垃圾桶从地下室拖出放在路边,这就是扎布里茨基大夫喜欢我的原因之——因为我不愿意弄脏手,他认为这样做非常俄国化,像高尔基小说中描述的一样。他是那么愿意和我谈起那些俄国作家!当我给他看那些有关吉姆·伦德斯,也就是那个所谓的小大力神伦德斯的散文诗时,他又是那么兴高采烈,那些人物他都知道……扼杀者刘易斯、兹比斯克、卡德克公爵和那个忘了叫什么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