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我们再一次来到贝鲁特。下车后第一眼见到的就是麦克，但已是一个全然不同的麦克了。

　　他满脸都是笑容。不用说，他很高兴见到我们。在此以前，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我们。他的感情总是隐藏在礼貌而冷漠的面具后面。而现在，他显然怀着故友重逢的喜悦。我说不出心里有多么温暖。我对麦克的隔膜从此消失了。我甚至问他：自上次分手以后，他是否仍旧每天坐在花格毛毯上写他的日记。

　　“当然了。”麦克说。

　　我们从贝鲁特到了阿勒颇，在那儿备办了一些日常补给品，并为“玛丽”雇了一名司机。这司机是一个身材高大、神色忧郁的亚美尼亚人，持有多种证件，证明他为人诚恳，办事能干。他一度为法国工程师们开车。他的主要缺点，乍看起来，是说话声音偏高，仿佛是在喊叫。但是，毫无疑问，他比那个智商低下的阿布杜拉强。我们曾向人打听阿里斯蒂德的情况，希望他能再次与我们共事，但是得知他已干上了“政府的差事”：在德佐尔开一辆街道洒水车。

　　我们是分两批去阿穆达的。哈穆迪和麦克坐上“玛丽”先走(“玛丽”现在已被剥夺了王室的称号，改名为“蓝色玛丽”，因为它穿上了浅蓝色的外衣)，在我们到达之前作好一切准备工作。马克斯和我乘火车去卡米什利，在那里花一天时间与法国驻军洽谈必要的事务，然后去阿穆达。

　　我们到达阿穆达的时候，发现事情远未就绪。眼前一片混乱，抱怨之声不绝于耳。哈穆迪显得束手无策，而麦克却很超然。

　　我们租用的房屋，本应在既定期限内腾空、扫净、刷白，但是期限已经超过一个星期，当哈穆迪和麦克到来时，室内并未粉刷，肮脏不堪，而且还有七户亚美尼亚人家住着。

　　二十四小时能做的一切都已做了，结果仍不令人满意。

　　哈穆迪现在已经学会掌握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首先考虑哈暾的舒适。他付出全部精力，遣走一些亚美尼亚人和他们的牲口，腾出一个房间，立即进行粉刷，并把马克斯和我用的两张行军床摆了进去。其余房间仍在混乱之中。我猜想那天晚上哈穆迪和麦克一定睡得很不舒服。

　　“不过，一切都会很快办好的。”哈穆迪向我们保证。

　　现在轮到住在这里的亚美尼亚人和他们的代言人牧师争吵了。不过这与我们无关。马克斯催促他们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争吵去。

　　女人呀，孩子呀，鸡呀，猫呀，狗呀，哭泣着，哀叹着，尖叫着，呼喊着，咒骂着，祈祷着，大笑着，喵喵叫着，咯咯啼着，汪汪吠着，慢慢离开了院子，像一出歌剧古怪的结尾。

　　我猜想，所有的人都在互相瞒着。财务上的纠葛如同一团乱麻。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妯娌之间，表亲之间，祖辈之间，怨恨是那样错综复杂，绝非外人所能理解。

　　所幸的是，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们的厨师——一个名叫迪米特里的新厨师——并未受到干扰，为我们准备了晚餐。我们津津有味地大吃了一顿，然后筋疲力尽地上了床。

　　上床并不等于休息。我从不夸张我对耗子的厌恶。卧室里有一两只耗子，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甚至一度对一只经常的入侵者怀着几分爱怜，给它亲切地取了个女孩的名字叫“埃尔西”，虽然我并不知道它真正的性别。

　　但在阿穆达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却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次经历。

　　刚一熄灯，数以十计的耗子——我甚至相信是数以百计——从墙壁和地板的洞穴里爬了出来，快活地从我们床上跑过，一边吱吱地叫着。耗子爬过我的脸，扭住我的头发——耗子!耗子!耗子!

　　我打开手电筒：天啦，墙上铺满了古怪的、白色的、爬行的、蟑螂一样的东西!一只耗子正蹲在我的床前，抖动它的胡须!

　　到处是可怕的爬行的东西!

　　马克斯对我说了一些安抚的话。

　　“自管睡吧，”他说，“一旦睡着了，也就没有什么能使你烦恼。”

　　绝妙的劝告!但是做起来谈何容易。耗子在你身上锻炼身体，举行野外运动，你却想睡觉，做得到么?反正我做不到。而马克斯却做到了。

　　我竭力使全身放松，确实睡着了一会儿。但是，从我脸上跑过的小小的爪子把我惊醒了。我再次打开手电筒：蟑螂样的东西更多了，一只肥大的黑蜘蛛从天花板落到我的身上。

　　好长的夜啊!我真不好意思说，在两点钟的时候，我变得歇斯底里了。我宣布，天一亮，我就去卡米什利，坐火车去阿勒颇，再从阿勒颇返回英国!我受不了这种折磨!我要回家!

　　马克斯高明地处理了这个局面。他站起身，打开门，把哈穆迪叫来。

　　五分钟后，我们的床被拖到院子里。我躺在床上，凝视着星光闪烁的宁静的天空。空气清新而芳香。我睡着了。我想象，马克斯可能舒了一口气，随后自己也睡着了。

　　“你真要去阿勒颇吗?”第二天早晨，马克斯忧虑地问我。

　　想起夜里的歇斯底里，我脸红了。不，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只想继续在院子里睡觉。

　　哈穆迪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的。于是，卧室里的洞穴用石膏堵上了，墙壁也将刷上更多的涂料。而且，一只猫来了，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这是一只优秀的猫，一只高度职业性的猫。

　　我问麦克，他和哈穆迪到来的时候，夜里睡得怎样。是否整夜有耗子之类的东西在身上跑来跑去?

　　“我想是这样吧，”麦克说，声音像往常一样平静，“但是我睡着了。”

　　奇妙的麦克!

　　我们的猫是晚餐时候到来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只猫!正如哈穆迪所宣称的，它是一只高度职业性的猫。它精通它所从事的工作，并以专业化的方式去完成。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它埋伏在一个货箱后面。要是你说话、走动或弄出太大的声音，它就很不耐烦地瞪你一眼。

　　“求你安静一点，”那目光好像是说，“如果你不合作，我怎能干好这份工作呢?”

　　它的表情是如此严肃，我们自然立即从命。说话放低声音，吃饭尽可能不把杯盘碰响。

　　有这么一次：正在吃饭的时候，一只耗子从地板上跑过。我们的猫一跃而起，向它扑去。结局立即出现了：既没有西方式的嬉戏，也没有对死者的玩弄，这猫直截了当咬掉耗子的头，咯吱咯吱嚼着，接着便咬它的肢体!这是相当可怕的，又是纯粹事务性的。

　　这只猫和我们呆了三天。屋里没有耗子了，猫也就离开了我们。从此再也没有看见耗子。不论是在那以前还是在那以后，我都没有见过这样一种职业性的猫。它对我们毫无兴趣，从不向我们索取牛奶，也不分享我们的食物。它冷峻而科学，不为自己的情感所左右。一只造诣殊深的猫!

　　现在，我们住进了房子。墙壁已经粉刷好了，门窗也涂上了油漆。一个木匠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在院子里按照我们的吩咐制作家具。

　　“桌子，”马克斯说，“首先是桌子!桌子尽量多做一些。”

　　我要求做一个带抽屉的柜子。马克斯说，干脆做成有挂钉的衣柜好了。

　　于是，木匠着手制作大量的桌子：几张用来摆放陶器，一张供麦克绘图，一张作为餐桌，一张安放我的打字机。

　　麦克画了一张毛巾架的草图交给木匠。毛巾架做好了，老木匠骄傲地把它搬进我的房间。我一看，跟草图大不相同：它的脚大得出奇，状如漩涡，伸出架子之外，挂毛巾时非被绊着不可。

　　我让马克斯问他，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脚，而不按照草图来做?

　　老木匠神态尊严地看着我们。

　　“做成这个样子，不是更美观吗?”他说，“我要让它成为一件艺术品!”

　　对于这位艺术家的高见，你还能作出什么回答呢?我躬身致敬，甘愿在以后的日子承受这些可怕的脚的磕绊。

　　在院子的一角，泥瓦匠正用土砖为我砌一间厕所。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麦克，他的第一幢建筑物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第一件真正的作品，”麦克说，“你的厕所!”

　　他叹息着。这激起我深深的同情。我担心，当他日后在学术论文中提及他的成果时，这件作品未免有伤大雅。

　　一个年轻建筑师刚刚萌动的事业之梦，不应以他为顾主的妻子设计的一间土砖厕所作为起点。

　　今天，勒布瓦德上尉和两个法国修女来我们这儿饮茶。我们在村头迎接他们，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住地。傲然屹立在大门前的，是老木匠的最新成果——我厕所里的马桶!

　　我们对房间的用途作了安排。我和马克斯第一夜住过的、现在夜里仍被蟑螂统治的那个房间，是绘图室。在这儿，麦克可以静心地工作，不与外界往来。反正他对蟑螂毫不介意。

　　隔壁的一间是饭厅。再远一点是文物室，我们将在这里存放发现的古物，修复破损的陶器，对各种古物进行挑选、分类，贴上标签。这个房间摆满了桌子。还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兼起居室，里边放着我的打字机和躺椅。在牧师宣称他拥有的这幢房子里，有三间卧室，现在已经没有耗子(多亏我们的猫)，没有蟑螂(由于进行了多次粉刷)，不幸的是，并非没有跳蚤。

　　这回可要饱受跳蚤之害了。跳蚤精力旺盛，其生命似乎受到上天的保护。无论你用什么灭虫药，它照样生殖繁衍。你在床上洒石炭酸，只不过刺激它大搞体育运动而已。我对麦克说，最可恶的还不是它咬你，而是它有无穷的能量，永无休止地在你身上乱跑，使你不能入睡。

　　马克斯比我吃的苦头更多。有一天，我在他睡衣的带子上掐死一百零七个跳蚤!他说，他发现跳蚤的能力正在退化，我身上的跳蚤属于跳蚤家族中淘汰下来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已经不能在马克斯那儿找到栖身之地了。我的跳蚤是第二流的跳蚤，一种跳不高的低级跳蚤!

　　麦克似乎没有跳蚤。这未免太不公平。它们显然不把他的身子设想为一个运动场!

　　生活进入常规的轨道。马克斯每天拂晓就到土丘上去了。我多数日子和他同去，间或留在家里做些别的事情，比如修复陶器和其它古物，贴标签，偶尔也用打字机干我自己的活儿。麦克每个星期两天在绘图室工作。

　　在土丘上，我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当然，如果天气好，时间便过得快。太阳出来以前，空气是寒冷的，但过不了一会儿，一切都变得惬意极了。遍地野花在阳光下纷纷舒开花瓣，最多的是一种小小的红花，我胡乱地把它们称作银莲花——我相信，它真正的名字应该是毛茛。

　　我们的工作骨干是马克斯从杰拉布卢斯请来的：哈穆迪的两个儿子，在乌尔完成了一个季节的工作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当工头。大儿子雅雅个子很高，老爱咧着嘴笑，像是一条友好的狗。小儿子阿拉维模样英俊，看上去比他哥哥聪明，但是脾气暴躁，动辄与人争吵。他俩的表哥阿布德·萨拉姆，也是一个工头。哈穆迪准备在我们开工以后回老家去。

　　这些来自杰拉布卢斯的异乡人刚一落脚，当地的村民便纷纷前来报名。现在，长老那个村子的人已经开始上工了，邻近村子的人也在三三两两地来。有从土耳其那边来的库尔德人，也有一些亚美尼亚人，还有几个叶兹迪人(所谓崇拜魔鬼的人)——他们性情温和，神色忧郁，常常受人欺侮。

　　工作制度非常简单。人们被分为几组：具有发掘经验的人，长相聪明的人和心灵手巧的人，被挑选出来挖土。大人、孩子付给同样的工钱。外加一点小费(这很投合东方人的心理)，就是说，每发现一件有用的古物，另给一份数额不大的钱。

　　挖土工发现古物的机会最多。当一片土地划定给他以后，他便挥动鹤嘴锄挖了起来。铲土工接着把土铲进篮子。同组的三四个搬土工，则把土搬到指定的地方去。他们把土从篮子里倾倒出来，从中寻找前两道工序选漏的东西。搬土工多半是孩子，眼睛特别敏锐，不时可以找到小小的护身符或珠子，从而获得一份可观的报酬。人们总是把找到的东西捆在自己褴褛衣服的——个角落，到了收工的时候，拿出来摆在手上，让马克斯过目。只凭马克斯——句话——“留住它”或“扔掉它”’一件古物的命运便被决定了。当然，这只适用于小件的东西，如护身符、陶器碎片、珠子等等。要是发现了成堆的陶器或被埋葬者的骨头，工头们就会来找马克斯。这一来，工作就得十分细心了。马克斯或麦克用刀子小心翼翼地刮去陶罐、短剑或找到的任何东西上的泥土，吹掉上面的灰尘，拍下照片，并在记事册上写下简短的说明。

　　探寻古代建筑的遗迹，同样是一件需要专家动手的精细活儿。通常是工头们自己拿着鹤嘴锄，细心地沿着土砖墙壁挖去。不过，一个虽然没有经验但是比较聪明的挖土工，也能很快掌握这门艺术。挖了一阵之后，你会听见他惊喜地叫道：“Hadha libn!”①①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这是土砖!——译注。

　　我们的亚美尼亚工人，就整体而言，是最聪明的。他们的缺点是富有挑衅性，总是煽起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怒火。吵嘴几乎是不断的。我们所有的工人性情都很暴躁，人人带有维护自己尊严的武器，诸如刀子、短棒、钉头锤、圆头棒之类!大动肝火的人们常常扭扯在一起，打得头破血流。于是，马克斯高声宣布发掘场上的纪律：严禁打架。“把你们的争吵放到工作以外的时间去。干活儿时不准打架。在工地上，我就是你们的父亲，父亲所说的一切都得照办。我不听谁诉说纠纷的原因，否则我什么事也干不了!所有打架的人都要受到同样的惩罚。”

　　人们倾听着，频频点头。“他说得对，他就是我们的父亲!这儿不能打架，要不，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和可以获得小费的东西就会遭到破坏。”

　　可是，打架的事照样发生。有个工人因为多次打架而被解雇了。

　　我得说明，这并不是永久性的辞退，而只是辞退一天或两天。有时，全部工人都被辞退了，到了下一个工作周期，他们又来要求干下一轮的工作。

　　经过一段试验之后，发工钱的日子定了下来：大约十天一次。那些来自很远的村子的工人，总是带上十天的口粮： 一袋面粉和几棵洋葱。粮食吃光以后，他们就要求回家了。我们发现，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病之一，是工人们不能按照常规干活儿，一领到工钱就把工作放下了。“现在我有钱了，为啥还要继续干呢?我要回家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钱花光了，他们又回来了。这可是件令人烦恼的事。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一个已经习惯于在一起干活儿的小组，比一个新组合的小组效率要高得多。

　　法国人自有一套对付这种陋习的办法。他们在修筑铁路的时候，也曾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们的办法是暂先扣发一半的工钱，迫使工人们不得不继续干下去。中尉建议马克斯也采用这种制度。我们经过商量之后，还是决定不这样做。因为马克斯认为，这似乎很不公平。工人们既然已经干了分上的活儿，就得按期如数发给工钱。当然，这样一来，我们只好眼看着工人们周而复始地来来去去。工资册上的事也就多了，随着人头的不断变动，册子也得相应地修订。

　　我们六点半钟到达工地，八点半钟休息片刻，吃早饭。吃的是煮鸡蛋和阿拉伯面包片。司机米歇尔烧了热茶，我们坐在土丘顶上，用搪瓷杯慢慢喝着。这时，太阳刚刚散发出悦人的暖意，晨光中的阴影使景物变得分外迷人。北方是土耳其悠蓝的山峦，四周是正在绽放的小花，有红色的，黄色的。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香气。这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瞬间之一。工头们开心地笑着。孩子们赶着牛群来到土丘上，腼腆地望着我们。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微笑时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他们看上去多么快活啊，就像古老的故事里讲的，漫步在山坡上，放牧着牛群，有时坐坐，有时唱唱。

　　此刻，欧洲土地上那些所谓幸福的孩子们，正坐在拥挤的教室里，远离清新的空气，苦苦咀嚼着拉丁字母，倾听着老师讲课，不停地写呀写。我不知道一百年后的某一天，我们是否会惊讶地说：“在从前那些日子，人们让孩子们可怜巴巴地上学，坐在高楼里的课桌前，一天要呆几个小时!想一想都觉得可怕!孩子们啊!”

　　我从遥远的遐想中回过神来，笑望着一个额上刺有花纹的小女孩，递给她二个煮鸡蛋。

　　她吃惊地摇摇她的小脑袋，急急忙忙走开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礼。

　　工头们吹响了哨子，人们重新拿起工具。我绕着土丘走走停停，观察各个工种的情况。我真希望每出土一件东西，我都能够置身现场。当然，这是办不到的。在穆罕默德·哈桑那个小组，我满怀希望地看了二十分钟，又走到伊萨·达乌德干活儿的地方去。后来得知，我刚离开那儿，当天最有价值的一件东西——一个刻有花纹的陶罐出土了。

　　我还有另一项工作，就是仔细盯着那些搬土崽。他们中间有些懒虫，把土搬到堆土的地方后，不是马上倒掉，而是坐在阳光下，在篮子里的泥土中翻捡，一坐就是一刻钟。更糟糕的是，有的甚至躺在大土堆上，舒舒服服睡起觉来。

　　快到周末了，我以“主人的密探”的身分，报告了我的发现。

　　“那个很小的搬土崽——就是那个包黄头巾的——干得最好，一分钟也不偷懒。我建议解雇萨拉·哈桑，他老爱在土堆上睡觉。阿布杜尔·阿齐兹也有点懒——就是穿破烂蓝外衣的那一个。”

　　马克斯认为萨拉·哈桑确实干得不好，但认为阿布杜尔·阿齐兹眼睛特别敏锐，什么东西也不会从他眼睛底下漏过。

　　早上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看见马克斯走来了，便虚张声势大干起来，嘴里喊着"Yallah”①。搬土崽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提着篮子来来去去。返回时还把篮子抛向空中，大声叫着、笑着。但是过不了多久，一切又沉寂下来，节奏比先前更慢了。

　　工头们不停地发出鼓劲的喊声：“Yallah！”②随口骂着老一套的挖苦话——这种话由于一再重复，可能已经完全失去意义：

　　①②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真主啊！这是穆斯林呼告、惊叹的口头语。--译注。

　　“难道你是老太婆吗?瞧你这个劲头！莫非你真的不是男人?慢慢吞吞，活像一头衰老的母牛！”

　　我离开工地，转到土丘的另一侧。我在野花丛中坐了下来，面对北方蓝色的远山，沉浸在一种愉快的麻木之中。

　　一群女人从远处走来了。一看她们身上鲜丽的色彩，就知道是些库尔德女人。她们不时停下来，挖取某种植物的根，并摘下一些叶子。

　　她们向我对直走来，在我身旁围了一圈。

　　库尔德女人是快活而美丽的。她们喜欢亮丽的衣着，头上系着浅橘色的带子，衣服上配有绿色、紫色和黄色。她们总是把头直直地昂起，高高的身段略为后仰，显出一副高傲的样子。她们身材匀称，古铜色的脸上泛着永恒的红晕，眼睛一般是蓝色的。

　　库尔德男人的模样很像我小时候在幼儿园墙上看见的那幅基钦纳勋爵的彩色画像，砖红色的脸，蓝眼睛，褐色络腮胡子，整个面貌显得威风凛凛。

　　在世界的这一方，库尔德人的村落和阿拉伯人的村落在数量上大体相等。他们过着同样的生活，信奉同样的宗教，但是谁也不会把库尔德女人误认为阿拉伯女人。阿拉伯女人谦恭、腼腆；你跟她们说话，她们总要转过脸去；她们若要看你，距离也都较远；她们微笑时半侧着脸，羞羞涩涩。穿的大多是黑色或其它深色的衣服。阿拉伯女人从不主动上前跟男人说话。而库尔德女人却认为自己跟男人一样强，甚至比男人更强!她们从自家的房子走出来，跟任何一个男人开玩笑，全不把自己的丈夫放在眼里。我们那些来自杰拉布卢斯的工人对此大为震惊。

　　“不能设想一个可尊敬的女人会那样对她丈夫说话，”一个工人不胜惊讶地说，“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种事情。”

　　我的库尔德女人们这天早晨怀着毫不掩饰的兴趣打量着我，互相交流着粗俗的评论。她们非常友好，向我点头，嘻嘻哈哈地提出一些问题，继而叹息、摇头，并轻轻拍着自己的嘴唇。

　　她们显然在说：“真可惜，我们不能相互理解。”她们扯起我裙子的一道皱褶，满有兴趣地端详着，还捏了捏我的衣袖。她们指着土丘上方：我就是哈智的女人吗?我点点头。她们接着提出更多的问题，然后突然哈哈大笑，可能是意识到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回答。毫无疑问，她们很想知道我的一切，包括我的孩子，甚至我的小产!

　　她们试图向我解释她们采撷的那些植物有什么用途，但是，哈哈，这不是白说吗?

　　又一阵笑声爆发了。她们站起身来，微笑着向我点头，然后说说笑笑地离开了。她们真是一些色彩鲜艳的大花!

　　她们生活在泥土筑成的小屋里，仅有的财产也许就是几件炊具。而她们的欢乐和笑声却是发自内心的。她们认为日子过得很好，怀着一种拉伯雷式的情趣。她们美丽，放纵，精力充沛。

　　我那小小的阿拉伯女孩赶着牛群走过去了。她向我笑笑，立即转过身去。

　　我听见远处工头的哨声：工间休息的时间到了。现在是十二点二十分，照例休息一小时，吃中饭。

　　我折回马克斯和麦克所在的地方。米歇尔摆出迪米特里送来的午饭。我们吃了一些冷羊肉片、煮鸡蛋、阿拉伯面包片，还有乳制品——马克斯和麦克吃的是当地乳酪，山羊奶做的，颜色灰白，臊味很重，带着几根羊毛。我吃的是格鲁耶尔干酪(马克斯轻蔑地看了它一眼)，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食品，封装在一个贴着锡箔的圆纸盒里。大家还吃了些橘子，喝了点热茶。

　　饭后，我们去看我们未来那幢房子的地点。

　　它离村子和长老的家大约一百码，在土丘东南面。施工白线已经划上了。我问麦克，这房子是不是太小。他解释说，那是周围开阔的空间衬托出来的。这房子将有一个中央拱顶，正中是一间宽敞的工作室兼起居室，两旁各有一个房间。厨房是与正房分开的。要是发掘工期延长，还需一些房间的话，可以在主体结构的基础上扩建。

　　我们得在附近新挖一口水井，以便不再依赖长老那口水井。马克斯选好地点后，回工地去了。

　　我多呆了一会儿，看麦克如何进行指挥。他时而挥手，时而摇头，时而吹口哨，什么指挥手段都用上了，只是不说话。

　　大约四点钟，马克斯开始到各小组登记小费。他每走到一个小组，人们就停下活儿，随随便便排成一排，拿出当天从丘土里捡到的东西。一个大胆的搬土崽用唾沫擦净了他找到的古物。

　　马克斯打开他那大大的册子，开始登记。

　　“Qasmaqi!”①马克斯喊道。

　　①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挖土工!——译注。

　　“哈桑·穆罕默德。”

　　哈桑·穆罕默德得到了什么呢?半个破陶罐，一些陶器碎片，一把骨刀，一两块铜器碎片。

　　马克斯逐一看过出土的古物，无情地扔掉那些一度激起挖土工很高期望值而实际上纯属废物的东西，把骨质工具放在米歇尔带来的一个小箱子里，珠子放在另一个小箱子里，陶器碎片则放进一个搬土崽的篮子。

　　马克斯宣布了价格：两个半便士或四个便士。随手把款项写进册子。哈桑·穆罕默德嘴里重复着最后的总额，把它储存在自己容量丰富记忆里。

　　大量的数字都要放到周末汇总。每天的小费加上每天的工钱，最后一次付清。领钱的人一般都知道自己应得的准确数额。但也有人会说：“不够，我应该多得两个便士。”而说得更多的是：“你给得太多了，超过四个便士。”总的说来，他们很少弄错。偶尔的差错是由于姓名相近引起的。常常有三个或四个达乌德·穆罕默德，因而不得不进一步弄清姓名的全称，他究竟是达乌德·德罕默德·易卜拉罕呢，还是达乌德·穆罕默德·苏里曼。

　　马克斯走到另一个人面前：“你叫什么名字?”

　　“阿赫马德·穆罕默德。”

　　阿赫马德·穆罕默德收获不多。严格地说，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总得给点鼓励。于是，马克斯从他那里选了两块碎陶片，宣布给他半个便士。

　　轮到搬土崽了。易卜拉欣·达乌德得到一件引人注目的东西，你猜是什么?是半截阿拉伯雕花烟斗柄。接下来是阿布杜尔·杰哈尔，他迟迟疑疑拿出一些小珠子。马克斯选取了他另一件东西——一个圆柱体图章，它完整无缺，时期也早。这是一件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小阿布杜尔获得了嘉奖，五个法郎写在他的名下。这引起了人们的啧啧赞叹。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人应归人赌徒之列。他们所干的活儿，像赌博一样具有诱人的随机性。看看一轮好运如何光顾哪个小组，真是令人吃惊。比如：一片新的地面开始发掘了，马克斯说：“我要把易卜拉欣和他的小组派在外面这堵墙边，因为他最近找到的东西太多了。可怜的老雷尼·乔治近来运气不佳，我将派他挖一处好的地方。”

　　但是，你瞧!在易卜拉欣那片很不起眼的地里，在一座古城最贫穷地区的房子中，很快就发现一个窖藏的陶罐，里边装着一大堆金耳环——也许是古时一个少女的嫁妆。易卜拉欣的小费自然就高了。雷尼·乔治挖的是一片墓地，蕴藏应当是很丰富的，可得到的只是几块骨头。

　　小费已经上账的人们，陆续干活儿去了。马克斯继续挑选、上账，直到最后一个小组。

　　离日落只有半小时了，哨声响了起来。大家欢呼着：“收工啰!收工啰！”他们把篮子抛上天空，又用手接住，叫着笑着跑下山来。

　　又一个工作日过去了。家住两三英里外的人们开始往冢里走。他们用篮子、箱子盛着我们挑选的古物，走下土丘，把它们小心地放进“玛丽”的车厢。几个顺路的人吊在车门上。我们动身回家。又一天过去了。

　　竟有这么碰巧的事：我们的水井正好挖在古时一个水井的位置上。于是引出了这样的后果：几天以后，当马克斯走下土丘的时候，五个蓄着络腮胡子、神气严肃的男人迎了上去。

　　他们说，他们是从很远的村子来的，他们需要更多的水。哈智知道罗马人的水井藏在什么地方，如果能给他们指点一下，他们将感激不尽。

　　马克斯解释说，我们碰巧挖在原来就有水井的地方，纯粹出于偶然。

　　神情严肃的男人们笑了，很有礼貌但又很不相信地说：“大家都知道你有非凡的智慧，哈智。古代的秘密对你来说是一本翻开的书。哪里有城市，哪里就有水，这些事情你统统知道。请指点我们正确的位置吧，那将是你送给我们的礼物。”

　　不管马克斯怎么解释，他们都不相信。他简直被他们看成是保守着自己秘密的魔术师。他们咕哝着：“你知道，就是不愿说。”

　　“我真希望我们不曾挖出那口该死的水井，”马克斯后来对我说，“它给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到了发工钱的时候，问题复杂了。这个国家通用的货币是法国法郎，而这个地区用的是土耳其梅基迪。由于后者流通的时间太长，以致保守的老百姓认为任何别的货币都不管用。市场上的交易全用梅基迪，虽然银行不承认它。我们的工人坚决抵制除了梅基迪以外的其它货币。

　　我们月好派米歇尔把从银行取来的官方货币，在市场上换成不合法的货币——它们在当地是最合法的。

　　梅基迪是一种又大又重的硬币。米歇尔提了几袋走进屋来，把它们倾倒在桌子上。这种硬币很脏，一股蒜味。

　　发工钱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数这些硬币，差一点被它们的臭味熏死。真是一个可怕的晚上。

　　米歇尔在很多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忠心耿耿，严守时间，而且特别谨慎。他不会读不会写，但是能把最复杂的账目记在心里。从市场上买了大量东西回来，其种类有时多达三十种，他可以分毫不差地说出它们的价格，并把剩下的钱如数交回。他在财务上从未出过一点差错。

　　另一方面，他又极端傲慢，动辄就跟穆斯林们争吵；性情也很固执；对汽车不讲情面，一个劲地叫着：“冲啊!”(这是他的第一个口号)接着便是一串咒骂。

　　更具灾难性的是他的“节约”。变质的香蕉和发硬的橘子，他也买来了。使他懊恼的是，无人欣赏这种节约。“难道就没有好的吗?”“有倒有，但是太贵。这些水果比较经济。”

　　“经济”，又一个伟大的口号！它使我们白花了很多钱。

　　米歇尔的第三个口号是“试试看”。他用各种语气说这句话——带着希望，带着劝诱，带着热情，带着信心，有时也带着绝望。

　　为我们洗衣的女人迟迟没把我的棉布外衣送来，我斗胆穿上了“拓疆大吏”夫人的山东绸外衣和裙子——先前我一直没有勇气穿它。

　　马克斯望我一眼：“你穿的什么呀?”·

　　我辩解说，这衣服合身，凉爽。

　　“你不能穿那种衣服，”马克斯说，“脱下来吧！”

　　“我一定要穿。我已经从那么远的地方把它带来了。”

　　“太难看了，活像一个来自浦那的讨厌的官太太。”

　　我不得不承认，它可能产生那样的视觉效果。

　　马克斯怂恿我穿那件带有哈拉弗墟丘出土陶器波状菱形图案的浅绿色皮衣。

　　我心烦地说：“希望你不要用描述陶器的字眼来描述我的衣服。那颜色是酸橙绿!你所谓的波状菱形是一个讨厌的字眼，就像孩子咂了一半随手丢在乡村柜台上的糖果。真亏你想得出!”

　　“你的想象太丰富了，”马克斯说，“波状菱形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哈拉弗图案。”

　　他在纸上为我画了这种图案。我说，出土的图案我都知道，这一种确实最有吸引力。我讨厌的是用它来描述我的服饰。”

　　马克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当我们穿过罕齐尔村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

　　“那是些什么人?”

　　“来这儿发掘的外国人。”

　　一位老汉打量着我们。

　　“他们长得真帅，”他赞叹道，“他们有很多的钱。”

　　一位老妇人向马克斯跑来：“仁慈的哈智，为我儿子说说情吧!人们把他带到大马士革去了——送进了监狱。他是个好人，他什么也没干，确实没干，我发誓！”

　　“那么，他们为什么把他送进监狱呢?”

　　“什么也不为。真是太冤枉了。替我救救他吧。”

　　“但他究竟干了什么?老人家。”

　　“什么也没干。我在真主面前发誓。真主作证，我说的都是真话，他什么也没干，只不过杀了一个人！”

　　又一件令人忧虑的事发生了。有三个来自杰拉布卢斯的工人病倒了，躺在查加巴扎的帐篷里。其他工人都不愿走近他们，不愿为他们送饭送水。

　　这种对病人的回避是非常奇怪的，其实，在一个漠视生命价值的群体里，每一件事情都显得非常奇怪。

　　“不给他们送饭，他们会饿死的。”马克斯说。

　　他们的伙伴只是耸耸肩膀：“当然，如果那是安拉的意志的话。”

　　只有几个工头为了表示自己懂得文明，勉强提供了一点服务。马克斯跟医院仔细商谈了这件事，医院的意见是：只要法国驻军当局同意，两个病势严重的可以住院。

　　雅雅和阿拉维怀疑地摇着头：进医院是丢脸的，因为医院发生过让人丢脸的事。死亡往往比丢脸好些。

　　我忽然想到医院的误诊和疏忽。“发生过什么让人丢脸的事呢？”

　　马克斯对此作了深入调查，随后向我解释说，有一个病人被接收入院后，医生给了他一些灌肠药。

　　“嗯，”我等着故事的下文。

　　马克斯说：“完事了。”

　　“那人死了吗?”

　　“没死，但是他宁愿死。”

　　“啊?”我糊涂了。

　　马克斯说，事情是这样的：那个人回到村里，越想越不是滋味：那不是一种侮辱么?太让人难堪了。他宁可选择死亡。

　　对于我们这些历来重视生命价值的西方人来说，要适应一种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是困难的。而在东方人的脑子里，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死亡是注定要到来的，正如出生一样不可避免。早死或晚死，全凭安拉的意志。这种信念，这种认识，排除了当今世界一切苦难产生的根源——忧虑。人们也许不能摆脱需求，但完全可以摆脱恐惧。这样一来，懒散便是一种愉快而自然的状态，而工作却是非自然的客观需要。

　　我想到我们在波斯遇到的一个乞丐。他长着白色的大胡子，神态尊严而高贵。他向我们伸出手来，骄傲地说：“殿下，我只求分享一点你的慷慨，虽然我并不回避死亡。”

　　两个病人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了。马克斯只好去卡米什利向法国驻军求援。那儿的军官总是乐于给人帮助。他被介绍给一个军医，那军医立即跟他一起，乘车来到这里检查病人。

　　他证实了我们的担忧：那两个人真的病了。他说，其中一个人当初来工地时健康状况一定已经非常严重。对他的康复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军医建议把他们送进医院。经过劝说，病人表示同意，接着坐车走了。

　　法国军医还非常友好地送给我们一些效力很强的轻泻剂。他向我们保证说，这种药连马吃了也管用。

　　我们当然需要。因为经常有人由于便秘来找马克斯，普通的轻泻剂似乎不起作用。

　　一个病人死在医院，另一个正在康复。死讯是两天后传到这里的，我们得知死者被安葬了。

　　阿拉维严肃地对我们说，这可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名声的问题。

　　我的心微微发怵：“名声”这个词经常是花钱的预告。

　　他接着说，那个人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死的，现在埋在异乡了。这件事将在杰拉布卢斯为我们引来很多非议。

　　但我们不能挽救他的死亡，马克斯说。他来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个病人了，我们做了能做的一切。

　　阿拉维把死亡问题放在一边。死算不了什么，重要的不是他的死，而是他的葬。

　　想想看，他被埋在异乡了，他的亲属脸面何在?他们不得不离开家，老远来看他的坟墓。一个人不能埋在自己的家乡，简直是一种耻辱。

　　马克斯说，他不明白现在他能做些什么。这个人已经被埋葬了，是否需要送些钱给他那悲痛的家庭?

　　是的，那是可行的。但阿拉维真正的建议是掘墓。

　　“什么?把他重新挖出来?”

　　“是的，哈智。把他的尸体送回杰拉布卢斯。这样，一切都办得体体面面。你的名声也不会受到损害。”

　　马克斯说他不知道这事能不能办。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不实际的。

　　最后我们去卡米什利跟法国驻军当局商量。他们认为我们简直是疯了。

　　想不到这倒增强了马克斯的决心。他承认，这样做确实愚蠢，但却是可行的。

　　军医耸了耸肩膀。但是，没错，这是可行的。那么，就填表吧，要填一大堆的表。“Et des timbres，beaucoup de timbres。”①“自然，”马克斯说，“那是少不了的。”

　　①　法文，意为；还要贴印花，很多的印花。--译注。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一个出租车司机正好现在要回杰拉布卢斯，他欣然接受了运送死人(经过了适当的消毒)的任务。死者的表哥——也是这儿的工人——负责护送。一切安排就绪。

　　首先是掘墓，其次是在表格上签字，贴上印花。军医带着大量福尔马林来到现场。人们把尸体抬进棺材，喷上福尔马林，随即把棺材钉上。司机乐呵呵把它摆在车上适当的地方。

　　“哈哈，”司机吆喝着，“我们将有一趟愉快的行程！我们可得当心，别让我们的兄弟在半路摔下去!”

　　出发时的诙谐气氛不亚于爱尔兰人欢庆一年一度的守护神节。汽车上路了，司机和那个表哥扯开嗓子唱起歌来。看来他们两人都喜欢这种场合。他们完全沉浸在欢乐中了。

　　马克斯舒了一口气，他已贴了最后一张印花，付了最后一笔款。一大堆表格也委托司机带去了。

　　“啊，好了，”马克斯说，“事情总算了结了!”

　　他错了。死人阿布杜拉·哈米德的行程简直可以写成一部传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躯体似乎永远不知道休息。

　　尸体按时到达杰拉布卢斯。接灵的人们满怀悲痛，甚至——我猜想——满怀某种自豪：这是一次何等壮观的行程啊!村里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实际上是盛大的宴会。司机念诵着安拉的圣名继续他的行程，向阿勒颇开去。汽车开走以后，人们忽然想起，他把那些重要的表格全带走了。

　　这就引起了新的麻烦：没有这些表格，死人就不能下葬。那么，是否需要把他运回卡米什利?人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辩论。他们派出代表，找法国驻军当局，找我们，并根据一个很成问题的地址去阿勒颇找那个司机。一切都是用阿拉伯人那种懒懒散散的方式办理的。在这段时间里，阿布杜拉·哈米德的尸体一直摆着。

　　我担忧地问马克斯：福尔马林的效力能持续多久?

　　我们决定另办一套手续，贴上印花，送往杰拉布卢斯。但有人带信来说：人们决定把尸体从铁路运到米卡什利。于是，紧急电报来往不断。

　　忽然，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出租车司机重新出现在杰拉布卢斯，手里高高扬起那些表格。

　　“天大的疏忽!”他抱歉地说。

　　安葬进行得井然有序，体体面面。阿拉维向我们保证说，我们的名声保住了。

　　驻军当局仍然认为我们是疯了。但我们的工人对这种做法却很赞赏。只有米歇尔表示愤慨，认为我们太缺乏经济头脑。为了发泄他的不满，他一大早就拿着“突蒂”，在窗下敲得震天价响，直到我们命令他停下。

　　“突蒂”是煤油桶和用它制作的一切东西的统称。不能设想，要是没有“突蒂”，叙利亚人会怎样生活。人们提水、盖房、补房，全都离不了“突蒂”。

　　米歇尔雄心勃勃地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拥有一间完全用“突蒂”造成的房子。

　　“它一定美观，”他沉思地说，“非常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