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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和史沫特莱的友谊




  茅盾用“方保宗”的化名,在静安寺东面一条街道里租到了一幢房子。
  新搬家后的一天上午,他正准备拿出纸、笔写作,忽听有人叩门。原来是徐志摩,他从开明书店打听到茅盾的新居,就带了一个外国女记者来看他。
  “这位女士是A·史沫特莱,”徐志摩向茅盾介绍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驻北平记者。她要我介绍认识你,并且希望你送给她一本你的大作《蚀》。”
  “茅盾先生,认识你我很荣幸。”史沫特莱说,“我久仰你的大名了。”
  “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茅盾热情地说,转身去取出一本《蚀》,在扉页上签上名字,赠给史沫特莱,“请你指教。”
  史沫特莱翻开《蚀》,瞧着扉页上茅盾的照片,笑着说:“Like a young lady(象一个年青的小姐)。”
  这是茅盾和史沫特莱第一次见面,时间为1930年夏季。在这之后,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友谊也愈益深厚。茅盾还了解到,史沫特莱名义上是《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实际上在为共产国际工作。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也是这位女士创办的。史沫特莱女士认识了茅盾和鲁迅以后,就介绍他们给这两家刊物写稿。
  史沫特莱只会讲一些简单的汉语,但是精通英语和德语,而茅盾和鲁迅,正好一个懂英语,一个懂德语。不过鲁迅的德文程度只能阅读,不能交谈。茅盾的英语则说得流利。
  这样,当史沫特莱有事需要和他们两个商量的时候,往往是三人聚合地一起,由茅盾充作翻译。
  起先,他们三人合作编印了一册德国民间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以后就经常合作,为西欧、美国的一些杂志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压迫和摧残。史沫特莱后来写道:“茅盾和我常常在某个角落会晤,然后,仔细的巡视了一番鲁迅所住的那条街道后,进入他的住屋,和他共同消磨一个晚上。我们从附近的菜馆中点菜来一同进餐,一谈便是好几个钟头。我们三人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可是我们都认为:能把帮助并且支持给与那些为穷人的解放而斗争和牺牲的人,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1935年12月的一天,茅盾看到夫人起早买回一大篮子鸡、鱼、肉、蛋和蔬菜,就对她说:
  “今天史沫特莱要来,又要你忙了。”
  “忙倒没啥,只有你的洋朋友不再说你瘦多了,也高兴吃,我就开心了。”妻子说着走进了厨房。
  这使茅盾想起今年初夏,史沫特莱拜访他时两人交谈时的情景:
  “啊,茅先生,你比过去要瘦,这不好。我看你的营养不良,要注意增加营养呵!”
  “瘦一点没关系,我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只是眼睛近视,没有办法复原。”
  “你平时锻炼身体吗?”
  “没有时间呀。再说,我也不能太公开露面,要引起麻烦的。”
  “对,对。不过,我看你们中国的革命作家,普遍的营养不良和缺乏身体锻炼,你说是不是?”
  “是这样。你的见解很对。可是……”
  “哦,我知道,”她打断茅盾的话,“在你们现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改变革命作家的生活状况,还不具备条件。”
  接着,她又一次问茅盾:“茅,你的《蚀》和《子夜》是很好的作品,是否已经有人把它们翻译成英文?”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没法告诉你。”茅盾说:“我想,目前是不会有人翻译它们的。因为,翻译长篇小说,要作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资’,在我们国内,敢于涉足的人是极少的;在国外,翻译家又对小说中描写的中国现状十分隔膜。”
  “不,你的小说应该介绍欧洲、美国、德国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我来找人把你的《子夜》译成英文!”史沫特莱热情地说。
  “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事情。”茅盾说。
  “你放心,我一定要去做的。”她很坚决地表示。
  这天当史沫特莱一走进茅盾的家,就笑着告诉他:“哈罗,茅,已经有人把《子夜》译成英文了!”
  “真的?那太好了。”茅盾喜悦地说。
  “我已经读过了译文。现在,我要请你为这个英译本写一篇自传,并且作一篇自序。”
  她坐下后向茅盾提出。
  茅盾想了想,答道:“小传我可以写一篇,并且打算用第三者的口气写。因为,外国的读者更欣赏客观的介绍,而不喜欢作者自己去说三道四。”
  “噢,是这样,是这样。”史沫特莱听了连连点头。
  “根据同样的理由,我建议序由你来写。”
  “我可以写序,”她接受了茅盾的建议,又说,“不过,我需要一些材料──一份中国读者对作者评价的综合材料,你能不能提供?”
  茅盾为难地摊开了双手,说:
  “这个我也不好办,对我的评论有各式各样,即使是战友,对我尚且褒贬不一,由我来归纳这些意见就太难了。”
  史沫特莱从椅中站起身,在室内慢慢走了一圈,突然站住,转过身来对茅盾说:
  “有了,我请鲁迅先生写!”
  茅盾听了一愣,想了一想说:“这当然好,史是大先生从来不写这类文章,恐怕有点勉为其难了。除非你亲自向他提出来。”
  “当然,我要亲自向他请求,我这就来写一封信,请你交给他。”史沫特莱爽快地说。
  茅盾心想,料不到她会这么直爽,怎么办呢?现在我又不便再推托,毕竟她是为了给《子夜》的英译本写序呀。
  史沫特莱摊开信纸就给鲁迅写信,她说明了原委,希望鲁迅能帮助她提供三方面的材料:
  一,作者的地位;二,作者的作风和形式;三,影响──对于青年作家的影响,布尔乔亚作家对于作者的态度。
  吃饭时间到了。看到茅盾夫人摆到桌上的丰盛菜肴,史沫特莱高兴地拍着手说道:
  “太美了!这么多菜,你夫人待你真好!”
  “史沫特莱,我夫人是专门做来招待你的。请你多吃一些!”茅盾笑着邀她加入席。
  过了两天,茅盾把史沫特莱的信面交鲁迅,并向鲁迅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鲁迅让茅盾把信翻译给他听,一面在纸上记下了史沫特莱的要求。然后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史沫特莱的信,微笑着说:“让我来考虑考虑。你也知道,我平时是不注意这方面材料的。”
  茅盾回家之后,就动手写自传。原稿纸上现出了一行行清秀的字迹:
  “茅盾是笔名。他的真姓名是沈(姓)雁冰(名)。他是1896年7月生的。浙江人。他的祖先,本为农民;太平开国起义的时候,始在乡镇上为小商人;‘太平天国’的战争蔓延到江、浙的时候。他的曾祖父带着家小避难到了上海,不久又到了汉口,就在汉口经商。后来又捐了官,到广东、广西去做了几年官,从此就变做半官半商的家庭。从他的祖父以来,就是‘读书人’了。……”
  在《自传》写了一半的时候,鲁迅来信告诉他,史沫特莱要的材料,他已托胡风代笔了。
  于是茅盾继续埋头写《自传》。对《蚀》的创作是这样写的:“……从‘三部曲’看来,那时茅盾对于当前的革命形势显然失去了正确的理解;他感到悲观,他消极了。同时他的病也一天一天重起来,他常常连连几夜不能睡眠……“对于《子夜》,他写道:“《子夜》是茅盾所写的最长的作品,也是最近的作品。……他起意要写这部小说还在1930年他刚从日本回到上海来以后。1934年2月,南京政府查禁了二百多种左倾书籍,这《子夜》也在内。但后来因为各书店的抗议,南京政府重行‘审查’,命令书店将《子夜》的第四章和第十五章全行删去,始准继续发售。所以在中国的《子夜》是不全本。”
  这里说的“《子夜》是不全本”,是指被国民党命令删去第四、第十五章后的开明版《子夜》。然而在1934年下半年,茅盾却收到了一套分为上下册、用道林纸精印的全本《子夜》。送这本书的那人告诉茅盾,出版这个全本《子夜》的救国出版社,是巴黎的一批进步华侨办的,他们还出版了一种《救国时报》的报纸,也是宣传革命的。这使茅盾深为感动,他写道:“想来是为了反衬国民党反动派禁书之义而出此。由此也可证明,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艺的大举‘围剿’,其结果与他们的愿望正相反,革命文艺更加深入人心了!”
  在国内,直到解放后,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全书的《子夜》。
  《自传》刚完稿,鲁迅也把“材料”寄来了。茅盾展读鲁迅的信:

  明甫先生:
  找人抢替的材料,已经取得,今寄上;但给S女士时,似应声明一下:这并不是我写的。
  专此布达,并颂
    春禧
                树 顿首二月二夜


  于是他把鲁迅寄来的“材料”连同他写的《自传》,用挂号信寄给了史沫特莱。
  旧历年来到了,大红的春联和喜庆的爆竹使人们的心头舒畅了一些。茅盾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他到鲁迅家中拜过年之后,鲁迅送他下楼。走到楼梯中间,鲁迅忽然停下脚步,对他说:“明甫,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了。”
  “哦,这可是个大喜讯!”茅盾兴奋地应道。
  “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鲁迅接着说。
  “好呀!我赞成。”
  两人继续往楼下走。鲁迅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
  茅盾点头赞同,又问道:“可是电报怎么发出去呢?”
  “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
  这时他俩已走到楼下,看见厨房里有人,就没有继续谈下去。
  后来,茅盾因为忙其他的事,见到鲁迅也没有再问这件事。
  在茅盾与鲁迅的单独接触中,他感到鲁迅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怀有崇敬的感情。只不过这些话鲁迅只在极小的范围内讲,在通信和日记中,他是不谈或故意不记的。
  史沫特莱和鲁迅、茅盾心有灵犀一点通,她的建议得到了两人的赞同,鲁迅以他和茅盾的名义拟了电报,交给了她。她把电报寄往巴黎,再转寄莫斯科,又由莫斯科发到陕北,几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四月底,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告诉茅盾:“你们那份电报,党中央已经收到了,是在我离开延安前几天才收到的。”
  直到后来,茅盾才看到这份由史沫特莱建议并代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文: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二十五年后,史沫特莱为美国反动统治者所迫害,病逝于伦敦的医院里。茅盾听到噩耗,茫然若失。1950年5月14日,他撰写的《悼念A·史沫特莱女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文中,他满怀深情地抒写道:
  “……一个人或者一个朋友的死,或使人悲痛,或使人愤慨,或使人惋惜,或使人惘惘然若将无以解除积年之负疚,……
  “在中国革命斗争最艰苦的年代,A·史沫特莱是在中国,而且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在全世界还被反动派的谎言所迷蒙的时候,她是把‘红色中国’的真相第一次告诉了世界人民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不会忘记这样的一位朋友。……
  “我们悲痛,愤慨,哀悼我们失去了一位热情的朋友,民主的战士和进步的作家。愿您灵魂永远安息,A·史沫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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