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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痛失诤友秋白




  茅盾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编选工作。他把自己撰写的《导言》和原稿交给赵家璧时,已是1935年3月上旬。
  在搬往极司非尔路信义村1弄4号的前一天,茅盾去向鲁迅告别。
  “哦,你们明天就搬走吗?”鲁迅问。
  “是的,家里的东西都整理好了。”茅盾答。
  “这样,我们商量事情就不方便了。”
  “因为住得远了,往后不是紧要的事情,只能靠书信来传递了。”
  茅盾告诉鲁迅,他到大陆新村已有两年,知道他住址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而且自从国民党当局实行图书杂志审查后,他卖文的收入减少许多,加上乌镇老家的房屋要翻修,每月六十元的房租就成了一项沉重的负担。妻子为这件事唠叨过多次,要换个房租便宜的地方。信义村的房子是二楼二底,每月房租四十元。那里既有租界的安全,又有租界所没有的隐蔽和宁静。
  从谈话中茅盾发觉鲁迅心情不好,于是起身告辞。鲁迅却拉住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秋白被捕了。”
  “啊,怎么会呢?”茅盾听了大吃一惊,急忙问:“这消息可靠吗?”
  鲁迅拿出一封信,说:“这是他化名给我寄来的信,你看。”
  茅盾接过信,凑近灯光,看到瞿秋白给鲁迅写道:“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子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我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鲁迅说:“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
  “之华知道了吗?”茅盾又问。
  “告诉她了,她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中共组织被破坏得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之华也没有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现在要找这样一爿店,又能照我们编的一套话去保释,恐怕难。我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开它个铺子。”
  “就怕远水救不了近渴。还是要靠党的方面来想办法。”
  茅盾和鲁迅两人木然对坐,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从鲁迅家里出来,茅盾匆忙回到家中,关严房门,把瞿秋白被铺的消息告诉了孔德止。
  她一听就哭了起来。茅盾说:“你别哭,让人听见了不好。我们要尽力协助鲁迅、协助党营救秋白!”
  那还是1921年瞿秋白在苏联旅行期间,把他所写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书稿寄回国内,由他的好友郑振铎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茅盾看到了两部原稿,觉得他的文章极风趣,善于描写,这两部书的书名是一幅对联,可以想见作者的风流潇洒,是一个博学、思路敏锐、健谈、有幽默感的白面书生。
  当时知识界的许多人以为十月革命一成功,苏联马上就变成了人间乐园。而一旦发现事实与他们的想象不相符合,就一下子,上狂热变成冰冷。对于这样的人,茅盾以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医治他们的病。
  大约1923年春天,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教务会议上,茅盾第一次遇见瞿秋白。秋白是教务长,兼社会系主任;茅盾教小说研究,也讲希腊神话。瞿秋白真是人如其文,幽默得很!
  茅盾记得郑振铎和高君箴举行结婚仪式的前一天,郑振铎发现他母亲没有图章,不能在结婚证书上盖章。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谁知派去送信的人带回的信笺上写的却是“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急需,限日限件,润格加倍;
  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
  郑振铎以为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转求于茅盾。第二天上午,茅盾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看了说:
  “何必送这样重的礼!”茅盾把红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新郎郑振铎和新娘高君箴的。新郎新娘两章合成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既表示祝福,又寓郑、高二元,恰好是五十元。忙对郑振铎说:“秋白开这个玩笑,真出人意外,妙,妙!”两个人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茅盾感到瞿秋白的篆刻比自己高明得多,就把自己刻的图章收了起来。
  早在1927年春,在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的茅盾,常去向瞿秋白请示工作。
  此时,他耳边又响起瞿秋白的声音:“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当时,报纸要着重在这样三个方面……”秋白是多么好的上级和同志!
  在文学事业上,秋白则是茅盾的一位诤友和知音。1932年5月,光华局出版了茅盾的中篇小说《路》。他的《后记》中说:“因为《教育杂志》的主持人希望小说的内容和教育有点关系,所以我就写了学生生活。本来写的还是中学生,后来有位朋友以为应当是大学生,我尊重他的意见,就略加改动,使由‘中’而‘大’。”这里说的“有位朋友”就是瞿秋白。《路》出版后,瞿秋白看了全书,又提出书中有些恋爱的描写可以删去。
  后来此书再版时,茅盾就删去了三四页。
  在茅盾的《三人行》发表以后,瞿秋白写了《谈谈〈三人行〉》一文。他肯定茅盾写这个中篇小说的立场和创作意图,但又指出:“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三人行》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作者脱离了现实生活,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的。”他还当面向茅盾指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你这《三人行》是无我师焉。”瞿秋白这一批评,言词尖锐,茅盾却由衷地接受了,他说:“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这一个道理,在《三人行》的失败的教训中,我算是初步的体会到了。”
  更使茅盾难忘的是在他写作《子夜》时,瞿秋白对他提出了一条又一条宝贵的意见。他曾带了《子夜》前四章的原稿和各章的大纲,和妻子一起来到瞿秋白家。从下午一时到六时,瞿秋白边看茅盾的原稿,边谈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那一章。瞿秋白说:“雁冰,你写农民暴动,怎么没有提土地革命呢?写工人运动,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这样写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
  茅盾很感兴趣地听他介绍红军和各个苏区的发展形势,党的各项政策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当听到瞿秋白建议他以此为根据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写成后面的有关农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时,他频频点头。
  天黑了,两人还在交谈着。这时,王一知来访,杨之华请大家一起吃晚饭。秋白对茅盾说:“吃达晚饭,我们再谈吧。”
  不料刚放下筷子,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瞿秋白夫妇必须立即转移的暗语。可是匆促间转移到何处呢?
  “你们暂时搬到欠家去住几天瑞说。”茅盾向瞿秋白提议。
  “那要给你们添麻烦了。”瞿秋白说。
  “都是自己人,快走吧。”孔德止说。
  瞿秋白夫妇在茅盾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和茅盾天天谈《子夜》。
  “雁冰,你写吴荪甫坐‘福特’,这是普通轿车,象他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何不让他坐‘雪铁龙’呢?”秋白说。
  “哦,好的,改为‘雪铁龙’好。”秋白看稿子如此细心,茅盾真想不到。
  瞿秋白还建议茅盾把吴荪甫、赵伯韬两在集团最后握手言欢的结尾,改写成一败一胜。
  这样更难反映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他又说,大资本家愤怒到绝望的时候,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
  茅盾觉得这些建议都很重要,就照着作了修改。只是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他没有按照瞿秋白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为他觉得,仅仅有这方面的一些耳食来的材料,没办法写好,与其写成概念化的东西,还不如不写。
  《子夜》一出版,瞿秋白就用“乐雯”的笔名,在1933年3月12日《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子夜与国货年》一文,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这在《子夜》不能够说是很大的成绩。“他又在《读子夜》中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是第一部;……”
  茅盾和瞿秋白也有过争论。在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瞿秋白化名宋阳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大众文艺的问题》,茅盾在《文学月报》的约请下,用“止敬”的笔名写了与瞿秋白探讨的《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不久,瞿秋白又写了答辩文众文艺,首先要解决语言问题。而茅盾认为“不能使大众感动的就不是大众文艺”,大众文艺应以“技术为主,作为表现的媒介文字本身是末。”瞿秋白认为旧小说的白话是“死的语言”,而“五四”以来的白话就根本没有活过,一种新的普通话正在产生,要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去完成。茅盾则尖锐地批评他贬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白话。彼此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学术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政治上患难与共,并肩战斗。
  有一天,茅盾收到瞿秋白的一封信,署名是“犬耕”,不解其意,就问瞿秋白。瞿秋白说:自己搞政治,就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不能做共产党员,他仍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他又说,他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他担任党的总书记领导全党,那就是使犬耕田了。听了他这一番话,茅盾对瞿秋白肃然起敬。
  1933年末,茅盾接待了即将前往中央苏区工作的瞿秋白。那一晚,两人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谈了很久。
  秋白走后,茅盾和妻子常常念叨他,总以为他是随着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西进了。哪里想到他会被捕呢!
  夜深了,躺在床上的茅盾还辗转反侧,难以安睡。他对孔德止说:“明天,我再去和鲁迅先生谈谈,一定要设法营救瞿秋白!”
  这以后的几天,茅盾经常去见鲁迅,也去慰问了杨之华。他知道党组织和鲁迅都在千方百计想办法。可是在鲁迅打算筹资开的铺子尚无头绪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就登出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他被叛徒出卖了。在6月20日前后,传来了瞿秋白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噩耗,茅盾和孔德止都哭了。
  瞿秋白牺牲后,茅盾去找杨之华、鲁迅;商谈出版瞿秋白遗作的事情。鲁迅说:“人已经不在了,但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要传下去,不能泯灭了。这也是我们活着的人对他的最好纪念。不过瞿秋白的遗作究竟怎样编印,我还要再想一想,大概只有我们自己来印。”
  茅盾赞同鲁迅的意见。又过了几天,他和鲁迅、郑振铎又详细商量了筹款印刷秋白遗作的各项问题。他捐款一百元。经历了许多困难之后,印刷精美的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终于在1936年10月初出版了。出版单位署名为“诸夏怀霜社”,寓有纪念瞿秋白的意思。
  在晚年,茅盾回忆起这件事时写道:“最初议定编印秋白的《海上述林》的三个人,我仅仅是个‘促进派’,振铎由于《译文》停刊事引起了鲁迅的误会而主动避开了,只有鲁迅为了编印亡友的这两卷遗作,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而这一年正是他沉疴不起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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