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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创作《子夜》




  从1930年秋天起,茅盾的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同时发作,医生嘱咐他:“少用眼多休息。”他闲着没事,便经常到表叔卢学博的公馆去。
  卢学博卸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后,来到上海作“海上寓公”,任中国银行监察、交通银行董事长、浙江实业银行常务理事。
  在卢公馆,茅盾见到了许多同乡故旧。这些卢公馆的常客,有银行家,有开工厂的,有政客,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投机的,还有军界中人。
  茅盾说:“卢公馆的客人中,除银行家而外,也有南京政府方面的人。要打听政局的消息,卢公包是个能有所获的地方。也是在卢公馆,我曾听说,做公债投机的人曾以三十万元买通冯玉祥部队,在津浦线上北退三十里(这成为后来我写《子夜》的材料之一)。”
  秋天,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正在津浦铁路线上大战,而世界经济危机已波及到上海。
  前来卢公馆的那些人都在互相打听政局、战况,交换经济情报和各种信息。茅盾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对于社会现象也看得更清楚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国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天天听到经济不振、市场萧条、工人倒闭、工人罢工的消息。
  他还经常从党内的朋友处得到苏区的消息: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正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更使用权他心情振奋的是,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一度攻占了长沙。
  他后来说:“当时我就有积累这些材料,加以消化,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当时社会上和学术界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他写这部小说也是一个促进。报纸上发表的一篇篇文章把他吸引住了。当读到严灵峰、任曙等的文章时,他十分气愤:“托派真是太狂妄也太幼稚了!竟然胡说什么中国已走上了资本产义的道路,还胡说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承。”对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文章,主张什么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可经在“夹缝中求处生存和发展,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他也觉得不仅糊涂,而且完全错误。
  茅盾意识到自己将写的这部小说,意义是很重大的。他说,“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从《幻灭》到《虹》,他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青年女性。这次,他要写大资产阶级,要写大银行家、大工业家了。
  茅盾最初设想,“这部都市──农村交响曲将分为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写一部三部曲,并且写出了初步的提纲。”第一部叫《棉纱》,第二部为《证券》,第三部是《标金》。
  然而,他写完了提纲,“就觉得这种形式不理想:农村部分是否也要写三部曲?这都市三部曲与农村三部曲又怎样配合、呼应?等等,都不好处理。”怎么办呢?他一时没有考虑好。
  11月,他转而写中篇小说《路》。可是才写了一半,眼病又第二次发作,而且更加严重:
  右眼角膜溃烂成小孔,左眼瞳孔一半为厚翳遮掩。他心里有点发慌,问刘以祥医生:
  “能治好吗?”刘医生说:“右眼好治,可注射血清,左眼比较难以对付。”又说,“你不能再看书写字,总之不能再用眼”。经过刘医生的精心治疗,半个月后,他右眼复原,三个月后,左眼去翳也消除了。
  在这三个月里,茅盾的眼睛不能多用,大脑的思维活动却活跃得很。他暂时抛开《路》,又回到“城市──农村三部曲”上来,决定改变计划,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他又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
  在眼睛康复以后,他续写完了《路》,就根据提纲写完了“约有若干册的详细的分章大纲”。
  他写的《提纲》,我们可以从茅盾晚年的《回忆录》里读到。而“分章大纲”,他在《回忆录》中说:“都丢失了。”其实并非如此。“大纲”的一部分──第十章至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已经发现,刊于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研究》第一辑。这几章“大纲”,是如此详细,简直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缩本!
  然而,当他提笔要根据“分章大纲”写成小说时,“感到规模还是太大,非有一二年时间的详细调查,有些描写便无从下手。”而他却“无法储备一二年的生活费以便从事详细的调查。”而且,“关于军事行动的描写,即使作了调查也未必能写好。”因为他没有在部队中工作(即使是政治工作)的经验。于是他“就有再次缩小计划的考虑,彻底收起那勃勃雄心。”
  他仍在积极地进行创作的准备。先是访问了从前在卢公馆遇到的那些同乡、亲戚、故旧,他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尤其是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丝竞争,使得中国各地的丝厂纷纷倒闭。仅1930年,上海的丝厂就由原来的一百家变成七十家,镇江、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丝厂,也十之八九倒闭。这使他改变了原来主要写纱厂的计划,决定以丝厂作为基点。他又从同乡故旧的口中知道,1929年中国各省火柴厂宣告破产的,达三十八家之多。这又坚定了他以写“内销为主的火柴厂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受日本和瑞典的同行竞争,而在国内不能立足的原定计划。”
  为了写好丝厂和火柴厂的民族资本家,他再一次去丝厂、火柴厂参观。他写道:“我是第一次写企业家,该把这些企业家写成怎样的性格,是颇费踌躇的。小说中人物描写的经验,我算是有一点。这就是把最熟悉的真人们的性格经过综合、分析,而且求得最近似的典型性格。吴荪甫的性格就是这样创造的;吴的果断,有魄力,有时十分冷静,有时暴跳如雷,对手下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部分取之于我对卢表叔的观察,部分取之于别人的同乡之从事于工业者。周促伟的性格在书中算是另一种典型,我同样是综合数人而创造的。”
  因为小说中要写到公债投机,他找了个朋友带进入华商证券交易所实地观察。这个朋友叫章郁庵,他们曾一起参与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大罢工,现在章郁庵是交易所的一个经纪人。他向茅盾说明了交易所中做买卖的规律,以及什么是“空头”(卖出公债者),什么是“多头”(买进公债者)。
  走进交易所的大门,茅盾看到人们进行交易的市场很象大戏院的池子,而池子则象是一个蜂房。章郁庵让他看池子后方上面,那里站着一些袖子卷到肩胛边的拍板人,这些人后面的电光记数牌上跳动着红光闪闪的阿拉伯数字。他心想:“啊,这就是会叫许多人笑也会叫许多人哭的‘拍板台’!……那些提心吊胆望着它的人们,还有更多的没有来亲眼看着自己‘命运’升沉的人们,他们住在上海各处,在中国各处,然而这里台上的红色电光的一跳,会决定了他们的破产或者发财。”
  他看这边,有两个人咬着耳朵密谈;瞧那边,又有两个人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上的一张椅子里有一个人弓着背抱了头,似乎在转念头:跳黄浦呢,吞生鸦片烟呢?
  有时,茅盾还在交易所观察到,一些无稽的谣言竟会激起债券涨落的大风波。他感到,“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没有比这些人更敏感的人了。”
  1931年春天,他因为担任了“左联”的行政书记,这部小说的写作又拖延了下来。
  夏季酷热异常,茅盾住在三楼,常常“热得喘不过气来”。他只好先写出新的分章大纲,把精力专注在“左联”的工作上。
  10月,他觉得写作长篇的计划不能再拖下去了,便辞去“左联”的行政书记,专心写作起长篇来。
  当全书脱稿时,茅盾在“后记”中写道:“《子夜》十九章,始作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5日脱稿;其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争,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记变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卒成书,未遑细细推敲。”
  这部长篇刚写好前面几章,《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找到他,打算从1932年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茅盾为此曾拟了三个题目:夕阳、燎原、野火。最后决定叫《夕阳》。
  这是取息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暗喻蒋介石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表面上是全盛时代,实际上已走下坡路,是“近黄昏”了。
  不料突然发生了“一二八”上海战争。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军侵略的炮火烧毁,他交去的那部分《夕阳》稿子也被焚毁。幸好那是孔德止抄的副本,他亲手写的原稿还保存着。
  全书写完后,他经过再三斟酌,决定将书名改为《子夜》。他想:“夕阳”概括着旧中国社会的日薄西山,一派混浊、暗淡,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而“子夜”不仅包含着旧中国黑暗的一面,同时也象征着既已半夜,快天亮了,黑暗过去,黎明就要来临了。
  “子夜”是最黑暗的时刻,也是黎明到来的先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
  从《夕阳》到《子夜》,这书名的更易,正反映着茅盾的思想在创作中不断深化。
  《子夜》在1933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茅盾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想到鲁迅多次问过写作《子夜》的进展情况。现在《子夜》终于出版了,应该尽早给他送上一册。
  第二天2月4日,茅盾拿了《子夜》,和孔德止一起,带了儿子,去北四川路底的鲁迅家中拜访。
  鲁迅接过茅盾的新作,翻开扉页一看,是空白的,就向茅盾郑重提出:“雁冰,你怎么不签上大名呢?来来,这书你得签名,好让我留念。”他把茅盾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上毛笔。
  “这一本是给你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茅盾说。
  “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起来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鲁迅仍坚持让他签名。
  于是,茅盾在《子夜》的扉页上端正地写上:“鲁迅先生指正”,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鲁迅日记》对这件事的记载是:“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橙子一筐,报以积木一盒,儿童绘本二本,饼及糖各一包。”
  过了几天,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变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变颇有新作出现;茅盾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
  《子夜》出版后,引起了各界读者的注意。“左联”内的党组织对《子夜》进行了讨论,瞿秋白、朱明、朱自清、吴组缃、赵家璧、侍桁等都写了评论。连曾是学衡的吴宓也撰文说他“最激赏此书”,认为《子夜》“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小说的技巧“可云妙绝”。
  从2月至4日的三个月内,《子夜》重版了四次;初版印数为三千本,每次重印各为五千本,均销售一空。陈望道对茅盾说:“你这本《子夜》的发卖真是空前啊!连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你在这本书里描写到了她们。”
  茅盾的表妹(即卢鉴泉的女儿)宝小姐也破例读了《子夜》。有一天,她竟问茅盾:
  “表哥,你写的吴少奶奶,是拿我做模特儿吗?”
  对于她的误会,茅盾只好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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