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崇祯皇帝最后时刻的求募捐，堪称是叫多少“明史爱好者”们虐心的一幕：在大明朝的最后几年“国库空空”的年月里，心急如焚的崇祯皇帝放下身段，多次向王公贵戚大臣们“求捐助”，结果却是应者寥寥：他的老丈人周奎捐了1万两，太监王之心捐了1万两，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其他人都是“几百两几十两”，凑出来的那点钱，塞牙缝都不够用。
此情此景，也叫当时的崇祯帝，都是一万个想不明白：“及至贼来时，都成了他们所有。怎么这样愚蠢？”你们现在不捐钱，等着李自成打来，岂不全都白送李自成了？
是这帮“国家栋梁”们真没钱吗？当然不是，待到崇祯皇帝上吊，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农民军们一顿追赃，竟从北京城里“追”出了七千万两白银。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出自京城的高官贵族家，比如给崇祯哭穷的老丈人周奎，就被抄出了五十三万两白银。崇祯信任的大太监王之心，被抄出了十五万两白银，标榜清廉的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也被抄了上万两白银。以至于李自成败逃前，还把这些白银铸成了银饼，拉着大摇大摆逃离了北京。
说句寒碜话，这么多巨款，哪怕当时崇祯能拿到十分之一，这大明王朝，也至少不会亡在1644年。
如此雷人一幕，也把后世多少读者看得咬牙切齿，还有人连呼崇祯帝想不开：你崇祯帝贵为天子，干嘛还可怜巴巴求这群蛀虫“捐助”？直接全抄家了不就完了？
那崇祯就真没想过“抄家”吗？当然不是：崇祯七年的时候，武生员李璡就进言说：现在各地的豪绅们，从北京到地方，只要有头有脸的，大多家产千百万，只要让他们“以私产输官助饷”，咱大明朝还愁没钱救国？结果话刚一出口，就被群臣骂了个狗血淋头。大学士钱士升甚至要把李璡下狱，一番吵闹后，这事儿就不了了之。后来哪怕国家到了奄奄一息的边缘，崇祯也没再动过“硬来”的念头。
是“硬来”这事儿不靠谱吗？也不是，且不说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就从这帮人身上“硬要”到巨款。之前名将孙传庭经略陕西时，就顶着巨大压力，对“背景深厚”的陕西士绅们执行强硬的“清屯充饷”政策，先放话“断无调停人情”，然后以恩威并施的手段，没花崇祯一分钱，没给老百姓加一两银子的税，就靠着这些“有钱人”乖乖买单，就筹足了练兵作战的费用，一度把李自成揍到绝路上
但既然动过这念头，又有现成的“作业”可抄，为何崇祯帝最后还是选择“窝窝囊囊死”呢？具体说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那些“最有钱救国”的人，恰恰是崇祯帝自己的“利益共同体”。
说起崇祯帝活活穷死这事儿，后人常骂明朝文官们“有钱不救国”“不要脸”，单要看魏藻德陈演们的遭遇，似乎这话也不冤枉。可是《后鉴录》的一份账单，却还原了明末时一群更不要脸的人：“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宫眷什二,估商什一”。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李自成一帮人从北京“追”来的七千万两白银，公侯贵族家占了十分之三，太监占了十分之四，七千万两银子里的“大头”，都来自这两帮人。
而恰恰是这两个“大头”，公侯与太监，却恰恰是崇祯皇帝关系最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先说“侯家”，这帮人要么是功臣之后，世袭的爵禄。要么是“国丈”周奎等“实在亲戚”。这帮人政治上没权，经济上权力却极大，常年在北京周围经营着大片庄田，年年日进斗金。晚明风雨飘摇的年月里，他们还大肆插手茶叶、盐业等暴利行业，管他国家十万火急，吃干抹净再说。崇祯老丈人周奎被抄出的五十三万两家产，就是这么来的。
而且这帮人普遍的特点，就是表面装穷，闷声搂钱。比如周奎，当年崇祯帝要他捐钱时，他一个劲哭穷，连呼“老臣安得多金”，赌咒发誓说自己家吃的全是发霉的米。更可笑的是武清侯李国瑞，这个要钱不要命的“侯爷”，被崇祯“求捐助”求得急了，竟然一命呜呼。他这么一死，其他“侯爷”纷纷哭穷，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但对这帮人“硬来”，崇祯却是下不了手，这里面有他的“实在亲戚”，也有大明皇室的“实在亲戚”。动一个都是大折腾，所以他的选择，就是拉下脸去求。
而对另一帮人“阉人”，崇祯就更下不去手了。如果说对“侯爷”下不去手，牵涉到关系问题，那么对“阉人”，那就是崇祯自打脸的问题。别看崇祯灭了大太监魏忠贤，可他对“阉人”的倚重也没变。他在位十七年，对太监们实行大规模“扩招”，前后增加了一万多人，简直是一支“太监兵团”。在崇祯看来，文官既然不可靠，有这么一群可靠奴才，大明江山该稳了吧。
可崇祯万万没想到，比起“不靠谱”的文官来，这群太监却更简单粗暴，首先为了养这群太监，明朝每月就要增加七万石禄米和五万石靴料银，本可以练兵的钱，就这么花在奴才身上。他最信任的高起潜、王坤、刘文忠、刘允中、杜勋等太监，都派出去做监军，可这群人除了瞎指挥，就是逮着机会搂钱。比如太监燕思印在晋南监军，到了就狮子大开口要钱，交不起钱的知县，竟然被逼到自杀……
后来那占“七千万两”十分之四的巨额财富，基本都是太监们这么捞来的。这群要钱不要脸的太监，几乎都是崇祯亲手选拔的，虽然大多数人后来卖起崇祯来没商量，可在崇祯面前，他们都是一副乖乖状。满心用着他们办事的崇祯，又怎么会想到要给他们“硬来”？最后李自成兵临北京，崇祯最后的救命大招，就是拿出宫里最后的一点钱，鼓励太监们去杀敌，没想到这群拿了钱的太监，接着就跑了个精光……临上吊，还被太监们坑一把。
就这觉悟，还怎么给他们硬来。
所以综合说来，明末时北京城里最有钱，最能给崇祯“补血”的群体，却基本和崇祯帝打断骨头连着筋。想让崇祯找他们要钱？那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但即使这样，这事儿也不是不能干。不到一个多世纪后的“四爷”雍正，办这事儿就办的轻车熟路，从勋贵到“亲弟弟”到地方官，说抄就抄不含糊，民间打牌都流行起“雍正抄家糊”。但不管怎么说，大清毕竟“抄”重生了。
可这事儿，雍正能办，崇祯却办不到，这就是第二个原因：崇祯的能力达不到。
虽然后世很多人，都认为崇祯很冤，赶上了烂摊。但不冤枉的是，崇祯的个人能力确实有极大的问题。就“抄家”这个大事来说，成败与否就是“用对人，找准突破口”。可放崇祯身上，他看人的眼光就是歪，他在位十七年，信用过的重臣，基本都是杨嗣昌、魏藻德、陈演这样的坑货。信任了一辈子，卖他却没商量。反而是卢象升、孙传庭等受尽崇祯猜忌的能臣，却一个个为大明尽忠而死。
看人的眼光尚如此，他又能找准什么突破口？
至于崇祯的智慧问题，这里可以举一个“小事”：崇祯宠爱的田妃擅长弹琴，崇祯一开始很喜欢，后来却起了疑，有天突然问田妃哪里学的琴，田妃答跟母亲学的。崇祯还不放心，让田妃母亲进宫弹了一曲，这才龙颜大悦。因为从田妃弹琴，崇祯就展开联想，怀疑田妃是从青楼来的，所谓“让田妃母亲弹琴”，就是在查案。弹一首琴，都能让他生出这个联想。他的精细和猜忌，真就不一般。
可这样的智慧，用来写悬疑小说可以，但用来治国却是大错。所以在位十七年，崇祯帝几乎每天都在猜忌中度过，多少次扭转乾坤的好牌，就是因为他的猜忌打稀烂。这样的猜忌心肠，去做“抄家”这样的大事，恐怕也是越做越糟。
而比这眼光差更严重的，就是崇祯皇帝“不负责”的精神。比如与清王朝的“议和”，明知需要休养生息的机会，可崇祯却不敢担这个责，非要让大臣们打头阵，最后陈新甲都被冤死了，他也照样没认这个账，又比如“迁都”，明明有南迁的机会，即使李自成迫近北京时，天津巡抚都准备好了两百艘船和五千兵马，崇祯只要想走，说走就能走。可崇祯却一直犹豫，一直等大臣来提议，说到底，他不肯担“南迁”这么大的责任。
这些责任他都不敢担，不是小事的抄家，他又能担什么责，有什么“壮士断腕”的决心？
以这个意义上说，崇祯接了烂摊不假，但真正葬送他十七年努力的，就是他个人狭隘的眼光与缺失的担当精神。没有担当的晚明王朝，也自然在明末农民战争的烈火里，滑向灭亡的深渊。
参考资料：苗棣《崇祯亡国史》、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杜车别《明冤》、吴曙明《明朝灭亡前，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樊树志《重写晚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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