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各类官府在审理案件时，用酷刑逼迫犯人招供，称为拷讯。历代见诸法典的刑罚基本上都是判决性的，或处死（如凌迟、斩首、绞杀等）、或致残（如宫刑、刖足、割鼻等）、或责罚（如笞杖、鞭扑、枷项等），都是一次施行完毕。而拷讯时所用的各种酷刑，法典上一般没有具体规定，而由问官随意施用，怎么使犯人痛苦就怎么办，犯人如果不招，问官就变着花样，把犯人反复蹂躏。在这种情况下，犯人求生不得，求死不成，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结果或伤残过重而致死，或熬刑不过而屈招。历史上岁月更迭，朝代变迁，但刑讯逼供的方法一直沿袭未变。两千多年来，谁能说得清拷讯造成了多少冤案？逼死了多少冤魂？从有阶级以来直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历代政体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专制。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社会里，不同等级的人都层层地被主宰着和制约着，除皇帝之外，每个人都没有独立的人权。上层统治者不容许下层的人有独立的权利，身居下层者也没有可以有效地维护个人权利的手段。因此，皇帝对待臣僚、官府对待百姓，都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可以随意处治。这种对人的轻贱，是古代各级官府使用刑讯逼供时的共同心态。著名的古典悲剧《窦娥冤》中，太守桃杌听信张驴儿的诬告，不顾窦娥申诉，刚问三两句便喝斥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这句戏曲台词，真实地概括了古代统治者的共同认识。同时，在专制政治下，各级官吏大多高高在上，不肯作实际的调查研究，审理案件时只靠在公堂上提取口供，然后凭主观臆断下结论。这种官僚式的处理狱讼的方法，必然要使用刑讯这一最简单、最易见效的手段。
历代拷讯犯人，常用的刑罚是拷打。
拷打也叫拷掠、拷捶或棒掠，所用的刑具有笞、杖、棍、鞭等。打的数目没有具体的规定，常常是边打边问，直到犯人受打不过、愿意招认时为止。拷打时总是实实在在地打，数下之后便打得皮肉开裂、鲜血淋漓，如果犯人在一次拷打之后还不招供，就将他收监关押，下次审问时还要再打。如果是在夏天，犯人伤口溃烂生蛆，这在历代监狱中是常见的。有的犯人坚强不屈，则被重刑拷打而致死。
秦代官吏审案时已经习惯于使用拷打。秦二世胡亥二年（前208），赵高诬陷李斯和他的儿子李由谋反，将他们逮捕，亲自拷问，棒掠达一千多下。李斯忍受不了疼痛，就招认了谋反的罪名。赵高派亲信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等复审李斯，李斯不知是计，向他们申诉冤枉，赵高得到报告，又命令对李斯再次进行拷打。后来胡亥真的派人检查李斯的口供是否属实，李斯也不敢再翻案了，一直认定自己是谋反，于是被判处死刑。李斯曾为丞相，尚且受到如此非刑拷打，一般的囚犯就更惨了。刘邦作亭长时，有一次误伤了夏侯婴，被人告发是犯了伤害罪，刘邦不承认，夏侯婴为了掩护刘邦，也不承认受了刘邦的伤害。因此，夏侯婴被关在监狱一年多，受了数百次的拷掠，几乎丢了性命。
刘邦建立汉朝以后，将秦代的拷掠风气更加以发扬。高祖七年（前200）有人告发赵王张敖谋反，刘邦便把张敖和他的丞相贯高一同逮捕。贯高极力证明张敖没有谋反，在审问时被狱吏棒掠数千，坚决不改口，刘邦对贯高的忠贞很赞赏，就赦免了赵王。东汉和帝时，著名酷吏周纡滥用肉刑，对犯人动辄加以拷掠。永元六年（94），和帝刘肇亲自到洛阳视察狱讼情形，看见有两名犯人被拷打之后死在狱总，身巡航都生满了蛆虫，和帝责备周纡失职，给了他降级的处分。汉代以后直到明清，官员审案无不使用拷打。
有的朝代，对拷打犯人的时间、次数等作了某些规定。如唐代刑律载，对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一下以及有残疾的犯人，不得进行拷打，只根据他所犯罪状的事实定罪。又载，官府拷打犯人不得超过三次，而且每次相隔的时间不得少于二十天，三次拷打的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下。如果拷打不满三次而需要移交其他官府重审，拷打的次数必须和前次连续计算。如果将犯人拷打致死，对问官要追究责任。唐代的这些规定同前代相比还算是有些节制的，但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这些规定认真执行，不少官员拷打犯人仍然惯用狠手。开元年间，洛阳县令王钧和河南丞严安之，拷打犯人时唯恐打不死，而且，他们总是让行刑的衙役朝着犯人伤口的红肿溃烂处猛打，看见犯人皮裂出血就哈哈大笑。
宋代除了沿袭唐代的有关规定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条款。如规定各州捕获的盗犯，如果还没有验查明白，不得先进行拷打；如果必须拷问，要向上一级官府请示，得到批准后才能进行；下级官府如果私自拷问囚犯，按私罪论处。元代曾一度禁止审理案件时对犯人实行拷打，但到了明代又全面恢复，拷打的严酷而无节制更超过前代，同时将拷打与其他刑罚一齐使用，这在后文还要详述。
历代官府拷讯犯人，常用的刑罚还有拶和夹。
拶是夹犯人手指头的刑罚，所以又称拶指。其刑具是用六根细木棍组成，中间用细绳穿三道，套在犯人手上，把十个指头紧紧夹住，两人用力向两边拉扯绳子，木条便越收越紧，犯人疼痛难忍，常常当场昏厥，严重的会夹断指骨。这种刑具叫“桚”，用桚对人上刑叫“拶”，两个字音相同而部首不同，显然，“桚”是名词，“拶”是动词，今人谈及这种刑罚，常常将二字混淆，其实是有区别的。拶指的刑罚很古的时候就有了。《庄子·天地篇》说“罪人交臂历指”，这“历指”就是后世所说的拶指。“历指”或作“枥指”，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枥”字，说是“稗指”，后人认为，“稗指”应是“柙指”，段玉裁注解说：“柙指，如今之拶指。”又《尉缭子》中说“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也是拶指。唐、宋、明、清各代，官府对女犯最爱用拶指，小说、戏曲中常见这样的情节。
夹是用夹棍夹犯人的腿骨，和拶指的原理相同。夹棍是由三根一样长的木棍组成，明清时俗称“三木”，一端用铁条固定，另一端用绳索串连，用刑时把夹棍竖放在地上，把犯人的两条小腿夹在里面，两人想两边拉绳，把夹棍收紧，犯人被夹，疼入骨髓。夹棍有长短不同的型号，愈是短的，夹人愈疼，腿骨被夹断的事时有发生。夹棍在远代未见，有人说创始于南宋理宗时。据《宋史·刑法志》记载，当时使用的刑具“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这夹帮和超棍逐渐演化而定形，成为后世的夹棍。明清时，夹棍是府、县衙门必备的常用刑具。尤其是明代宦官控制的镇抚司，所使用的刑具主要有五种，其中的两种就是拶和夹棍，而且其式样与一般衙门里的又略有不同，这在燕客的《天人合征记实》中有详细的记述：
……一拶。用杨木为之，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桚，两人扶受桚者起跪，以索力束其两端，随以棍左右敲之，使桚上下则加痛。一夹棍。二根，长三尺余，去地五寸许，贯以铁条，每根中间各帮桚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其绳，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动。又用大杠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从左畔猛力敲足胫。吁！可畏哉！
由于拶和夹棍都非常残酷，清代曾对这两种刑罚的使用范围加以限制。顺治十七年（1660），朝廷诏准，凡问刑衙门，无真赃确证及户婚田土小事，不得滥用夹棍。康熙四年（1665）诏令，凡审理强盗、窃盗及人命大案，犯人已经在别的衙门招认，后来竟然改了口供，或者已有确凿证据而犯人坚持不吐真情，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夹棍；其他小事案件，如果问官滥用夹棍，要以故意违犯法规的罪名受到题参究治。康熙九年（1670）又诏令，凡是官员审讯犯人，不准于拶指、夹棍之外再用别种非刑，对妇女不准使用夹棍，对怀孕妇女不得轻易使用拶指，违者要受到降职或罚俸的处分。清代的这些固定同前代相比稍微有些宽松，但对拶和夹这两种刑罚并未加以废除。
历代拷讯犯人时，往往不是单独使用某一种刑罚，而是诸刑并用。有些酷吏别出心裁地创造各种希奇古怪的用刑方式，他们的残虐的人性在拷讯犯人时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正史中的酷吏传及某些野史笔记中，此类记载太多了，许多事例骇人听闻、惨不忍言，这里只挑选那些特别突出的略作叙述。
东汉时，上虞人戴就在会稽郡作仓曹掾（管理仓库的小官）。杨州刺史欧阳参弹劾太守成公浮犯有贪污罪，派部员薛安检查仓库账簿，企图寻找成公浮的罪证。薛安逮捕戴就，严刑拷问，让他揭发成公浮的贪污事实。戴就不肯诬陷郡守，慷慨申辩，薛安就让狱卒把犁铧尖烧红，夹在戴就的掖下，戴就神色不变，对狱卒说：“为什么不把这铁东西烧得再烫一些？别让它凉了！”每次拷讯之前，戴就不进饮食，身上的皮肉被烧得焦烂而脱落，他就拾起来吃掉。薛安又命令把他放在地上，用一只破船把他扣在里面，然后点火烧烟熏他，经过两个白天一个夜晚，人们都说戴就早被熏死了，薛安让人掀开破船查看，戴就竟然未死，他瞪着眼大骂道：“为什么不多加把火？怎么让这烟熄灭了呢？” 薛安又命令点火，把一片土地烧得坚硬，然后用针刺入戴就的指甲里，让他扒地上的土，戴就用插有铜针的手指扒土，指甲全部扒掉了，血肉模糊，但不叫一声。吏役报告薛安，薛安立即提审戴就，对他说：“太守成某罪证确凿，已经败露，你何苦如此摧残自己，去维护他的名声呢？”戴就大义凛然，为郡守也为自己辨冤，并怒斥薛安不仁不义。薛安理屈技穷，被戴就的气节感动，转过来在欧阳参面前为戴就说话，撤消了原案。像戴就这样的人不过是一个需要取证的对象，竟然受到如此荼毒，可见当时那些犯罪情节较重而不肯招认的人，受到非刑拷讯更是常事了。
北魏时拷讯犯人惯用酷刑。太祖拓拔珪在贺兰部落时，贺染干派侯引乙突等人密谋刺杀他，尉古真得到消息，悄悄报告拓拔珪预作防备，侯引等果然不敢下手。贺染干怀疑尉古真泄露了机密，抓住他严刑拷问，又用两跟铁车轴轧他的头，尉古真的一只眼睛被轧伤失明，仍不肯招认，贺染干不得已，只好把他释放。太武帝时，卢度世因崔浩一案牵连，弃官逃走躲到高阳郑罴家中，官府探知风声，将郑罴的长子抓去，郑罴告诫儿子要杀身成仁，于是其子被拷讯时，闭口不言，问官用火烧他的身体，直到把他烧死，他未吐露一个字。李彪任中尉时，审案爱用毒刑，他叫人用木头制作成人的拳头模样，名曰“木手”，犯人不招供，他就用木手捶击犯人的两肋，使犯人多次死而复生。每当开始拷讯犯人时，李彪喝令：“快把木手拿来！”犯人一听此言便浑身战栗。
北齐文宣帝高洋是个酷暴至极的魔君，朝堂上经常摆着大镬、长锯、剉碓等刑具，看谁不顺眼就亲手把他杀死或用非刑处罚。于是上行下效，有司审理案件时，拷讯犯人皆用酷刑。如“车辐、绉杖、夹指、压踝”等，车辐是古代车轮的辐条，绉杖是表面不光滑、有节突的木杖，夹指相当于后世的拶指，压踝大概即后世的压杠子。然而这些还不够，有的人还把犁耳（犁上安装的用来翻土的铁板，近世俗称犁面）烧红，让犯人赤脚站在上面，或者把一个铁车轮烧红，让犯人的手臂从中间的轴孔中伸进去，这样，犯人被烧得皮焦肉烂，惨呼不绝。如当时的毕义云拷讯犯人时，总是用车辐捶打，很容易取得口供。又尚书左丞卢斐审理案件，不管事大事小，先用车辐拷打一通，许多人当时被打死。卢斐还在严冬寒天，把犯人剥光衣服放在冰雪中冷冻，或者在盛夏暑月，把犯人赤身裸体置于烈日下暴晒，这样整死的犯人，前后有数百名之多。
唐初武则天时，是酷刑大泛滥、酷吏竞肆虐的时代。为首者当腿来俊臣。他审问囚犯时，不管罪行轻重，先用醋灌鼻孔。或者在地上挖个大坑作为牢房，称为地牢，把囚犯推进去，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在里边，有时断绝他们的饮食，囚犯们饿得吞食棉衣里面的破棉絮。很多人被折磨至死，不死则休想出地牢。每当朝廷发布特赦命令，来俊臣总要先把重罪囚犯处死一批，然后才开读诏令。来俊臣制造的大枷，分十种型号（参见本书《枷项》），每当新的囚犯押到这里，来俊臣就把各种枷和其他刑具拿出来展示，囚犯们一见便心惊肉跳，都纷纷屈招。其次要数索元礼，他拷讯囚犯，与来俊臣同样狠毒，当时人们并称“来索”。他制作一种铁箍，给犯人套在头上，然后在铁箍和头皮之间加木楔，用锤子敲打木楔，铁箍越收约紧，犯人头疼如刀劈，有的人竟至于头颅开裂，脑浆流出。这种铁箍便叫做脑箍，一直沿用到后世。索元礼还制作巨大的木十字架，把犯人两臂平伸、两脚下垂、固定在木架上，挂在高处，让木架旋转，这叫“晒翅”。或者把犯人头朝下挂着，在他的头发上坠石块，如此百般折磨，犯人如何受得了？不屈招只能被摧残致死。
当时的酷吏，又何止来、索二人？另有来子珣、周兴都曾受到武则天信任，他们奉命审理大案要犯，酷刑妙招叠出。尤其是周兴，酷毒更甚，人称他为“牛头阿婆”。天授年间，游人告发说周兴与来子珣、丘神绩等人谋反，武则天下密诏让来俊臣逮捕周兴审问。来俊臣派人请周兴吃饭，酒席间来俊臣向他请教说：“如果犯人不肯招供，应当用什么办法治他？”周兴说：“这太容易了，把犯人装进一只大瓮里，四周用炭火煨烤，看他还能有什么事情不肯招认？”来俊臣当即派人找来大瓮，如法煨上炭火，把大瓮烧得发红，然后从容不迫地对周兴说：“今天我奉密诏审问你，请君入瓮吧！”周兴吓得汗流浃背，立即叩头服罪。还有一个叫王弘义的，天授年间任左台侍御史，他在三伏天关押囚犯，特别挑选狭窄而密不透风的小屋，里面摊上蒿草，上面再铺上毡毯。囚犯住在这样的小屋内像坐在蒸笼里一般闷热，难以忍受，不一会就会热昏过去，如果自己招认或揭发别人，就立即把他移到别处的宽大通风的牢房，否则，只能在这里被蒸死。
此外，还有侯思止、丘神绩、万国俊、郭霸等人，都和来俊臣、索元礼是一路货色。侯思止在天授年间为左台侍御史，有一次他审讯魏元忠，元忠不招认，侯思止就亲自抓住元忠的双脚把他在地上拖曳，拖了一阵，元忠爬起来说：“我好像骑驴而从驴背上掉下来被驴拖曳似的。” 侯思止见魏元忠骂他，十分愤怒，又继续拖他。元忠受不了这种侮辱，怒斥侯思止，侯思止慑于魏元忠的正气，不得不有所收敛。丘神绩协助来俊臣拷讯犯人，心黑手狠，受到来俊臣的信任。万国俊与来俊臣一同编造《罗织经》，专门诬陷旁人。长寿二年（693），有人上疏说岭南流放的罪犯们阴谋反叛，武则天派万国俊去处理，亲授旨意说：“如果掌握了他们的谋反罪状，就地斩决。” 万国俊到了广州，把那批罪人全部逮捕起来，假传圣旨说赐他们自尽，这些犯人齐声大哭，呼喊冤枉，万国俊不由分说，把他们带到河边一个接一个地依次斩首，三百多人不一会就杀光了。然后编造他们的供状，呈送给武则天。万国俊这种不讯而诛的做法，冤杀许多无辜者。郭霸谄媚武则天，先后人左台监察御史、右台侍御史等职。他曾向武则天表忠心说：“那一年征讨徐敬业（唐开国功臣徐懋公孙，曾起兵讨伐武则天），我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武则天听了很高兴，才授给他御史之职，因此，人们都叫他“四其御史”，或直呼“郭四其”。这帮酷吏，残害朝臣，也残害民众，拷讯时采用的酷刑有“泥耳笼首，枷楔兼暴，拉胁签爪，县发熏目”等，这叫“狱持”；又有“昼禁食，夜禁寐，敲扑撼摇，使不得瞑”，叫“宿囚”。因此，周矩建议武则天“缓刑用仁”。据说，武则天采纳了周矩的意见。对拷讯犯人使用酷刑的做法进行限制，来俊臣、周兴等酷吏都受到了惩罚。
后人认为，自古以来的酷刑，以武后之时为最。这一时期拷讯犯人使用的刑具及用刑的方法，确实集古代酷刑虐法之大成，酷吏人数之多也非其他朝代可比。这种酷虐风气不仅在当时扩展至全国，而且流毒后世，武则天以后新的酷吏不断涌现，他们在拷讯犯人使用残忍手段方面，重步来俊臣、索元礼等人的后尘。
唐玄宗开元初年，京师中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和殿中侍御史王旭，被人称为三豹。其中李嵩为赤黧豹，李全交为白额豹，这二人被称为“人头罗刹”；王旭为黑豹，又号称“鬼面夜叉”。三人狼狈为奸，凶狠无度。他们审讯囚犯，总要先找来荆棘铺在地上，把犯人脱光衣服，让他睡在上面，万刺钻体，痛不欲生。或者削竹签钉入犯人指甲中，或者用巨大的方梁压在犯人胯骨上，或者让犯人跪棱角锋利的碎瓦片，又名“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拘、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等等名目。这些刑罚究竟是如何施行的，难以细考，我们只能从字面上猜想其大概的做法，但可以肯定，这每一种刑罚都是凶狠至极、不堪忍受的，犯人到了他们手里，都心胆俱碎，只求速死。当时京师的人赌咒发誓，常说：“如果有违训教，出门碰上三豹。”可见三豹已在人们心中成为妖魔鬼怪的代名词和恐怖、灾难的象征了。三豹之一的王旭，特别喜欢审讯有奸情嫌疑的妇女，其手段之卑劣，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妇女如果不承认奸情，就将这女子脱光下衣，用绳子兜起阴部，让强壮的男子们用竹棍弹射她的阴户，痛苦和羞辱使受刑者无地自容。有一次，王旭把一名妇女头朝下倒挂起来，头发上坠着石块，让她承认和长安县尉房恒通奸，一直倒挂了三天，那妇女仍然不招认，她说：“侍御（指王旭）太狠毒了。我死之后，要向阎王诉冤，如果能被阎王选入后宫，我一定让阎王不放过你！”王旭听了这番话，感到羞惭和畏惧，才释放了这位妇女。
天宝年间，又有吉温、罗希奭投靠奸相李林甫，屡兴大狱，陷害异己，审讯时一味使用严刑逼供，当时人称“罗钳吉网”。之后又有敬羽，肃宗至德年间任监察御史。他审讯犯人时，让犯人躺在地上，用粗门杠碾他的肚子，说这叫“肉馎饦”（肉面片）。又在地上挖个土坑，坑的底部和四壁放上棘条，尖刺密密麻麻，上面用席子盖上。敬羽在坑边审讯囚犯，如果不招认，就把他推到坑里。有的人被棘扎得遍体血肉淋漓，溃烂至死。有个叫康谦的胡人由经商而成为富翁，别人忌妒他，诬告他曾和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勾通。敬羽将他拷问两天两夜，康谦的鬓发全部被拔干净，成了光秃，膝盖和脚踝的关节全被打得粉碎，无法站立，浑身血污，活像个鬼。敬羽和毛若虚、裴升、毕曜同为御史，都以酷毒著名，当时人们把他们并称为“毛敬裴毕”。这四个人肆无忌惮，害人太多了，结果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北宋仁宗时，岳州司理参军魏宏爱用酷刑。有一次他审讯的一名囚犯闭口不言，也拒绝进食，任凭怎么问只是不答应。魏宏让人把他带到跟前，对他说：“我用一作东西塞住你的鼻孔，你还能一直不开口吗？”囚犯害怕了，招认了犯罪的事实。有人问魏宏，犯人为什么怕塞鼻孔，魏宏说：“这个犯人一定有善于伏气的奇术，塞住鼻孔就会气息一通，郁结于胸而致死。”问话的人佩服他的高见。
南宋初，卖国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岳飞谋反，把岳飞父子逮捕，秦桧的亲信大理寺正卿万俟卨和大理寺丞罗汝楫用严刑拷讯，除使用一般的杖、鞭、夹棍等刑具之外，还有一种酷刑叫“披麻问，剥皮拷”。施行时，把岳飞脱光衣服，用涂有鳔胶的白布条缠裹在他身上，待到鳔胶凝固后，让武士用力扯下布条，就会连着皮肉一起撕下来，一扯就带下一大块，惨酷程度，甚于剥皮。岳飞受不了这样的折磨，竟违心招认了谋反的罪状，秦桧取得口供，才请高宗下旨，把岳飞父子在风波亭斩首。
元代，朝廷禁止使用法外的各种酷刑，同时规定审理案件不准拷讯，这在历史上不能不说是文明的一页。《元史·刑法志》记载说，官府审案应该“正其心，和其气，感之以诚，动之以情，推之以礼”，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使用各种“惨酷之刑”，应“悉禁止之”。虽然在实际上难以完全禁绝，但同唐代相比，酷刑拷讯的例子比较罕见。可是到了明代，拷讯犯人又出现了一个空前酷暴的时代。
从朱元璋时起，皇帝直接控制、宦官具体管理的诏狱在审讯犯人时就开始使用酷刑。诏狱由锦衣卫的下属机构南镇抚司、北镇抚司专领，一般受理皇帝钦定的重大案件，案犯大多是朝廷官员或其他有特殊身份的人。其他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多归大理寺审理，由刑部监狱关押，这里也使用肉刑，但比较遵循法规。所以，当时的朝臣偶尔获罪，听说叫镇抚司审理就吓得魂飞魄散，若听说交刑部狱认为有“天堂之乐”。
1可见诏狱是一个多么黑暗、多么恐怖的所在！
镇抚司使用的刑具，可谓五花八门。到万历时，刑具的名目多至十八种，有“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等等。其中棍、鞭、烙铁等人们比较熟悉，脑箍是继承唐代酷吏索元礼的发明，已见前述，灌鼻是继承隋代元弘嗣的“以醋灌鼻”的方法，钉指是用钢针或竹签钉入指甲中，历史上也早有人使用。“一封书”、“燕儿飞”的用刑方法难以详考，我们今天只能凭字面来猜测了。“鼠弹筝”在历史上也曾有人使用过。宋太宗时，开封百姓王元吉被后母诬告，关押在左军巡狱，狱卒“系缚搒治，谓之鼠弹筝，极其惨毒。”此外，还有数种：一是“琵琶”。《明书》称它为“最酷者”，用刑时，“每上，百骨尽脱，汗下如雨，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琵琶”的样式也难详考，大概它的形状类似乐器琵琶，或许即是“鼠弹筝”的别名。二是“吕公绦”。大概是一种捆人的绳子，捆的方法比较奇特，像神仙吕洞宾的捆妖绳似的。三是“红绣鞋”。这是一种特制的铁鞋，把他烧红给犯人套在脚上，故名红绣鞋。（参见本书《炮烙》）
诏狱还有一种刑罚，叫“昼夜用刑”。这不是白天黑夜连续用刑的意思，而是制作一个木笼，四面钉上钉子，钉尖向内，穿透木条，犯人被关在当中，身体稍微动弹一下，钉尖就刺入皮肉，因此犯人必须一天十二个时辰都端正地坐着，像木偶似地一动不动，而且不能打瞌睡，可想而知，这是多么痛苦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海瑞上疏批评世宗朱厚熜，世宗大怒，命令把他下锦衣卫拷问，户部司务何以尚以疏为海瑞说情，世宗更加气恼，又命令把何以尚廷杖一百，下到镇抚司狱，再对他“昼夜用刑”。这种“昼夜用刑”的做法，历史上也曾有过，五代时闽国大臣薛文杰给王鏻制作的槛车，四周钉有尖锋向内的铁钉，人在槛车当中随着车身的晃动而被钉尖刺入皮肉。何以尚受的刑罚正与那种槛车相似，只不过改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明代朝臣犯罪一旦被逮捕付镇抚司受审，大多先经过酷刑拷讯。惨毒的情形，无疑是人间地狱。天顺年间，刑部主事毛吉因小事得罪宦官门达，门达找借口把他下锦衣卫衙狱，让身强力壮的狱卒用特号大棍拷打，打得大腿上的肌肉脱落，看见白骨。嘉靖时，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劾奏严嵩，被逮付诏狱，拷讯时五刑齐用，打得皮开肉烂。杨继盛表现得非常坚强，他被拷讯之前，有亲友送给他一颗蚺蛇胆，说是人吃了它可以补气壮胆，增强对刑罚的耐受力。杨继盛坚决不要，他说：“我杨椒山（继盛号椒山）自己有胆，何必要用蛇胆？”他受刑昏死被拖到镇抚司狱中，半夜时才苏醒，觉得身上伤疼，就呼唤狱卒掌灯，他把一个饭碗摔破，用碎碗割去身上的烂肉，有筋牵连的地方，他就用手扯断。狱卒惊骇得两手打颤，几乎端不住灯，杨继盛却意气自如。
天启年间，魏忠贤控制诏狱，拷讯犯人使用酷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最突出的是从天启五年（1625）起对东林党人的拷讯。魏忠贤的义子田尔耕、许显纯及死党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掌管诏狱的审讯，一个个赛过阎王判官。这年三月，魏忠贤又汪文言一案入手，逮捕东林名士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许显纯秉承魏忠贤旨意，捏造说杨涟等人接受了汪文言的赃银，用严刑追案。六人在第一次受审时就“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之后关进狱中，规定限期，到期交不出银子要进行“比较”，就是再次进行拷讯。比较时比初审用刑更重，有的要受“全刑”。所谓“全刑”，指镇抚司的五种常备刑具——械、镣、棍、拶、夹棍同时施用，正如《明史·刑法志》所记载的：“五毒备具，呼暴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对他们初审是六月底，七月初四日，他们被从狱中提出来进行第一次比较的时候，都因刑伤疼痛无法行走，当时正是暑天，伤口溃烂，脓血沾染衣裳，许显纯把他拷问一通，仍旧带去收监。此后每隔两天或三天、四天比较一次，各人伤上加伤，痛不欲生。七月十七日，杨、左二人又各受三十棍。十九日，杨、左、魏三人各受全刑，这时杨涟已喊不出声，魏大中已吩咐家人料理后事。过了两天，二十一日再次比较，杨、左再受全刑，魏大中三十棍，周、顾各二十棍，杨、左受刑后抬到外面，浑身血肉模糊，伏在地上如死人一般。此后仍然每隔两三天一比较，或受棍，或受全刑，魏大中两脚挺直，像死青蛙似的，袁化中的阴囊肿胀，大得像能容三斗粮食的笸箩。这六人前后持续一个多月，被拷讯数次，先后被摧残致死。
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再次兴起大狱，逮捕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其中高攀龙在缇骑来逮捕他的时候投水自尽，其余六人都下诏狱。主持拷讯的仍然是许显纯。周顺昌每五天被拷讯一次，每次受审时他都大骂魏忠贤，许显纯竟然用木椎击落他的牙齿。拷问数次之后，终于，在一天夜间在狱中把周顺昌用土囊压死。缪昌期被拷讯时，多次受全刑，不几天便死在狱中，家属殡殓他的尸体时，发现他的十个指头都已脱落，就把碎指头捧起来放在两个衣袖里。这是因为拷讯时用手械太狠，把指骨全夹断了，皮肉烂后，指头自然全部掉下来。黄尊素死的时候，肌肉肿胀溃烂，面目已不可辨认。李应升尸体从狱中抬出来时，已是骨断肉烂，竟不知是什么时候死的。在魏忠贤擅政的几年间，想周顺昌因拷讯而死的太多了，再加上全国各地因言语触犯魏忠贤而被其爪牙逮捕拷讯致死的，那数目就更大，难怪有人说天启年间是明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崇祯改元之后，魏忠贤终因恶贯满盈而受到惩治，但明毅宗朱由检仍然利用诏狱维护自己的统治，用酷刑拷讯的作法，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明代诏狱的拷讯手段，在当时对全国起着一种示范的作用。各地官府处理狱讼，审案时也普遍使用酷刑拷讯。反映明代社会的小说和戏曲等文学作品，写到县官或知府审案，每当犯人不招的时候，这官儿就厉声喝道：“大刑伺候！”许多嫌疑者多因受不了酷刑的折磨而屈招。这里仅举一例来说明酷刑拷讯的泛滥。万历时，福建某官府中曾用一种特殊刑具名叫锡蛇，就是用锡做成一条蛇的形状，里面是空心，把它盘在犯人的腰间。审讯时犯人不招认，就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许多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后来，大中丞刘某到此上任，看前任使用锡蛇逼供太惨毒，想废除它，但又想借机教训一下原来在衙中听差的吏役们。有一天，刘公在书斋里睡午觉，看见老鼠偷书案上的一盘鸡蛋。偷的办法很巧妙，一个老鼠用四只爪抱着一枚鸡蛋仰卧着，另一只老鼠衔住它的尾巴用力拖，一直拖到墙洞里，这样往来搬运，不一会就把盘中的鸡蛋偷光了。刘公起身叫来门役，责问他为什么偷了鸡蛋，门役不承认，刘公叫人把各种刑具拿过来，要用刑，门役仍然不服，口呼冤枉。这时，刘公让人取来锡蛇，要用在他身上，门役急忙跪下磕头，承认自己偷了鸡蛋。刘公这才说出老鼠偷鸡蛋的实情，并向吏役们讲明重刑之下必有奇冤的道理。大家都称颂刘公的德政，刘公便宣布把原来的各种酷刑一概废除。刘公的作法，无疑是开明的进步的，可是，在他之前的历任官府，用锡蛇这样的刑罚，不知愿望了多少无辜的平民。
清代同明代相比，刑罚要轻一些，尤其是对用酷刑拷讯的做法予以限制。康熙七年（1668）朝廷批复有司的提议，规定“凡擅用非刑者，俱照律治罪”。这只是限制法律规定范围以外的残酷刑罚，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内仍保留了拶指和夹棍。
1.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一《陈政事急著疏》：“往者魏崔之世，凡属凶纲，即烦缇骑，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 回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