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离了她,我的身体已不能独存。我交往过十几个女人,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失恋。失恋的滋味原来是这样的:恶心,甚至恶心我自己,此外,就是无边无际的空虚。一想起同她在一起的情景,就让我的心阵阵地绞痛,失去幸福使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酒瓶塞子,转个不停却不上升。回忆我们的故事使我痛苦,但是唯有沉湎其中才是同她在一起的唯一方法。
  她离开我不是因为爱上了别人,比这还糟:她说离开我是为了找回自我,不再受我的影响。什么影响?我什么也不是,一个游泳池修理员,一个住在穷人区,却整天出入富人家,检查他们的过滤器还好不好用,酸碱度合不合格的人。一个每晚回到他那二十平方米的蜗居,窗外是一堵墙,窗内有一张床,躺下只想忘却一切的人。但我却在这张空旷的大床上,嗅着爱玛的气味。从她走后,我再也没有换过床单,现在,上面只剩下游泳池的氯气和邻居炸土豆条的油味。
  没有她,我该怎样生活?睡觉、起床、忙碌一天、等待晚上,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不是我想她,而是我找不回我自己了。一具无用的身体,像行尸走肉似的游荡,没热情也没目标。她给了我太多的幸福,我无法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中。
  从我们分手后,我变得少言寡语,没精打采,连对工作的热情也丧失了:热情,也是需要分享的。她,如果让我有点心理准备也好,让我早点知道,我们的关系是短暂的……开始也没想到能发展成这样:我有我的工作,她有她的丈夫,还有她的采访,她整天都有采访对象,他们都比我强,她是自由的。我对她没有任何权力,但她要我,为了她身体的渴望,这对她非常重要。我并不忌妒,相反,我很幸福。她把做爱当做节日、当做演出。她在我的房间里装满了镜子,从任何角度都能看见我们。我们体验着身体的反应,十分享受,有时,对方也是一面镜子。结果,我们也为此分手,现在,我只剩下镜子了。

  同她一起,做完爱后,感觉更好,这是在她之前,我从没有体验过的。也许,这就是温情吧。暴风雨过后,信任和友谊占据了心田。第一次,我就告诉了她我的一切。当然,也没多少东西好说的,五分钟就够了,主要是这种倾诉的愿望。让我的生命和她交融,嘴凑近她的耳畔,话语带着她的气息,脸贴着她的脖子……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
  我向她讲了我的故事,我的童年:两个哥哥对我一直是拳脚相向,自从他们的父母收养我的那一天起,我就成了他们虐待的对象。因为他们说我像犹太人,使他们在朋友面前丢脸。我成了他们的实验品,他们把我带到朋友的聚会上,让我登上一个高台,他们来研究我,用尽各种方式、各种材料来比较我同正常人的承受力有什么不同。烟头,扳手,棒球,把小仓鼠放进短裤里……他们说我来自一个挑选出来的人种,是为了受苦才来到世上的。而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折磨让我产生了某种悲壮感。我不懂宗教,只在学校读过童话故事。犹太人,对我来说,就是只卑微的丑小鸭,被他们随意践踏,因为他们不知道它是只天鹅,总有一天,它会变得比这帮混蛋蠢鸭子强出百倍,他们得向他跪地求饶。但时间过得很慢,我仍然很小,那帮鸭子们还有着他们的权力。他们逼我发誓,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向爸爸吐露半字,我依言而行,其实也没这个必要:一天,爸爸在谷仓中无意间撞见了这种场面,转身走开了,因为他不想惹事。他给了我一个家,够对得起我了。自从他失业后,我的哥哥们把他当奴隶一般驱使,他同我一样,也成了一张多余的嘴。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十七岁时,我的名字被从这个家的名册中除去了,好省去一个饭碗。
  我四处流浪,搭了一辆又一辆卡车,从密西西比到康涅狄格州。其中有位司机,开着辆小卡车,运送聚酯塑料船,我同他谈到游泳池,说那是我童年的梦想。我只在运动中心见过这种海蓝色的池子。到了格林威治森林,他把我连同货物一起卸给了丹尼尔游泳池建造公司。老丹尼尔雇我为挖土工人,我边干边学。十年内,我们造了这一片最漂亮的游泳池。可是有一天,一个小男孩淹死在游泳池中:保护儿童的法律惩罚了建造商,公司倒闭了。思念着老丹尼尔,我继续检查、维修那些尚在保修期内的客户的游泳池。我开着丹尼尔的最后一辆小货车,一心想向别人证明,他所建造的,是世界上最美、最干净也是最安全的游泳池。司法部门给我发了份最低工资,仅够交房租之用。他们盯着那些保修合同的期限,最后一张合同期满之时,也就是我失业之日。我一无所有,仅有的一点存款,也寄给了我的养父母,否则房东要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现在,他们都死了,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因偷窃进了监狱。我得去清理他们的遗物。在回乡的路上,我心如止水,总不能再去清除一遍早已抹去的记忆。我租了间家具储藏室,以备我的哥哥们从监狱出来时所用。当天晚上,我就离开了,只带走了一件东西,就是老吉米,那只绒毛兔,给了我名字的老朋友。当时,离开医院时,我是把它掖在睡衣里偷偷地带出来的。
  爱玛听着,把我的手指压在她的左胸上。这不是怜悯,而是职业习惯。她是个记者,对她来说,所有人的故事,都可能变成一篇文章。虽然她在一家园艺杂志社工作,但她的梦想是做《社会调查》节目。她想让我说说我六岁以前的故事。为了她,我拼命回忆,所能想到的就是一群白大褂,带铁栏杆的窗户,高墙围起的草坪:像是一座连记忆都被烧毁了的孤儿院。
  她问我:“一生下来就是孤儿,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回答:“没什么感觉。”
  不知自己失去了什么,也就不会痛苦。现在我知道了爱情孤儿的滋味,空虚萦绕心头,痛苦于事无补,但它却死缠着我不放。这份苦难谁也夺不走,因为它是我的仅有。

  “73号!”
  我看了看我的手臂,血从绷带里渗了出来。我在门诊部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身边有受伤的人,也有几个干枯的老人。我的号码是72,我三次都让给了别人,把号码换给那些病情更重的病人。反正,被狗咬一口也死不了人,而且,那还是只富人家的狗,吃牛排,一天刷两次牙。此外,呆在这个候诊室里,我可以想象身在别处,比如说是防疫站,或者是在游泳池安全站。我害怕医院,从小就没再来过,对那些白大褂的恐惧至今还记忆犹新。也许,正是这份恐惧才让我从不生病,看问题要乐观一点嘛。我更愿意晚一点再做检查,只是坐在这把固定在地面的椅子上,静静地体验着痛苦。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回到同爱玛在一起的幸福的三年中。
  我们的相识,缘于她所出的一期夏季游泳池专刊。她要采访格林威治的娜布劳太太。那是个星期六,我正用盐酸清理游泳池刚长出的红藻。其实,自动除藻系统完全能取代我的工作,它能在水中自动加入杀藻氯酸盐,通过絮凝净水法和过滤器,持续运作三十六小时,就能除尽红藻。只是娜布劳太太喜欢叫我,哪怕是一只马蜂落进游泳池里,她也会向我求救。对她来说,我不仅是游泳池维修员,也是她的陪伴。曾经是大使夫人的八十岁老太太,身上有百病千痛,但却从不诉苦,我们只谈游泳池。
  我正卸下预过滤器,老太太领着一位靓丽的金发女郎走近游泳池围栏,说女记者是来拍相片的。她向女记者吹嘘我是一个水精灵,坚持要记者采访我,要我向女记者讲解我正在做什么。我说我正在卸下预过滤器,以便清洗电泵。
  娜布劳太太很陶醉地听着,像在听首诗朗诵。然后,她端来两杯兑了伏尔加的橙汁,对我们说:“我先回去了。”
  我们看着这个小个子老太太,穿着带褶皱的裙子,慢慢地、一步步地走上房子的台阶,一副闲适的神情掩饰着老寒腿的疼痛。然后,我们坐在院子里的那把路易十五世的灰绒椅上。
  爱玛穿着肥大的裤子,深灰色的紧身小上衣,透过扣缝,能看到里面的浅灰色胸罩。她的身材可以媲美《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而她的面孔却带着知识女性的苦恼。袒胸的低领非常撩人,同她的气质不太相符。为了表示我们有共同点,我告诉她我是个很羞涩的男人。她问我盐的电解和银铜的离子化哪个对杀菌更有效,真没想到她对我的工作这么了解,我想,一开始我爱上了她,就是出于这份职业自豪感。以我个人的见解,我建议先撒上少量的盐,打断水分子链,电解氯和钠:在杀菌过程完成后,那些经过消毒的物质又再次合成盐,下一个循环会再度开始。她又问我对于强氧化作用有何建议,她低头记着笔记,我是对着她的乳房回答问题的。然后,开始下雨了,门房带来伞把我们接进了房间。
  出乎意料的是,他把我们领上了大理石楼梯,领进了一间卧房,说:“这是夫人的房间。”
  然后他关上门走了,留下我们两人独自发愣。
  我们的目光都不敢对视,用眼角偷瞄着,忍不住大笑起来。认识才几分钟,我们就有这份默契,这比刚才听到她用专业术语来谈论我的职业更让我感动。
  我们坐在一条硬邦邦的长凳上,面对一张垂着红色吊帐的大床,床上铺着绣花软垫,床边围有金属栏杆,床头的枕头上方,吊着一根用链条固定的帮助起身的抓杆。
  爱玛重新打开记事本,问我:“如何?”
  我说,强氧化剂是不错啦,但我更喜欢环己烷聚合物,对紫外线很敏感,既能消毒,又能软化水质。
  她不再记了,我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安分起来,它们终于停止为她脱衣,而移到了寡妇的这张大床上。这张床似乎成了医疗设备,它使我们的身体再度年轻起来。我能感觉到她同我的想法一样。樟脑丸混合着紫罗兰的香气,我们坐得很近,但不是身体的距离在诱惑着我们,而是这张大床,它无声地呼唤着我们,别错过这份意外的刺激,别辜负了这份生活的美意。实际上,我一动不动,她也一样,只是我们的膝盖在悄悄靠拢。我们没有挪动身体,没有伸出手,她也没有凑过红唇。这一切都在想象中完成了,我们都很清楚。没有害羞,没有逢场做戏,没有所有猎艳时的固定程序:有的只是一份默契,一份灼热地分享,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一种要反抗年华流逝、摒除死亡的恐惧……我们想象着老太太在楼下,微眯着双眼,听着楼上的大床又活了起来。这个想法让我们激动,我们彼此注视着,既想为她,也想为我们自己找寻这份快乐。我为老太太维修了十年的游泳池,娜布劳太太教我做希腊饭,教我品尝法国酒,欣赏俄国文学:她每个星期都给我一个菜谱,送些酒让我尝,送本书让我看,这一次,她又送上一个女人来解除我的孤独。
  我握住了爱玛的手腕,她向我点了点头。我们轻轻起身,偷偷地笑着。一人走到床的一边,开始揭开床罩,乱丢软垫,搓揉棉被和床单。她跪在床上,跳来跳去,让席梦思发出吱吱的声响。而我则隔着蚊帐,把头在墙上碰出咚咚的声响。她又散开她的头发,把鼻子压在枕头上,留下她的气味。
  然后,我们又把一切弄整齐,铺平床单、被子、床罩,把软垫以另一种方式摆好。随后,我们相隔两米先后下楼。“你们都谈完了?”娜布劳太太正坐在阳台上,伴着雨声阅读。爱玛说,谈完了,谢谢您的款待。我们跑上汽车,朝着森林开出了两三英里,找到了一片林中空地,停下车,我让车灯闪着。我们相拥着,在小货车的车厢里做爱。身边堆满了装着杀菌剂的塑料桶、酸碱度控制器、替换泵。真是神奇、猛烈、刺激、亢奋。她骑在我的身上,我身下那只装满氯化盐的袋子被压碎,撒了一车。她的乳房是那样的坚挺、饱满、真材实料。一切是那么新鲜,爱的芬芳混合着化学药剂的气味,快乐的呻吟伴着清洗器的嗡嗡声,一定是她不小心用脚蹬到了开关。塑料软管缠绕着我们,像是章鱼的触角,氯化盐颗粒在我身下,被汗水腌得滋滋冒气。我的心快乐得沸腾起来。
  事毕之后,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去你家?”
  我点了点头。我们不要分开,让她的受访者,我的顾客,都见鬼去吧。她要我,我要她。
  我告诉她我家很小,她则说,她家有丈夫。她又补充一句:“很乱。”

  “74号!”
  我看了一下手中的号码,再过一个就是我了。突然间,我想逃跑。为什么要消毒,为什么要打防疫针?刚才,我正在换滤沙器,一只猎犬扑了过来,我心想,很好,咬狠一点,最好咬在喉咙上,让我倒在我最擅长的工作中,漂在树脂和石英合成的游泳池水面上,而我的絮凝净水器只需要半小时就可以清除我的血液,绝对专业。设备虽然昂贵,但却有效,我的遗体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据。可惜,主人把狗唤了回去。
  没有爱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幸福过,一切都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如此快乐、如此幸福地爱过。这就够了,即便还有下辈子,我也不需要,我们的爱够我永远回味,尽管它很短暂。
  当然,在三年内,我也想过有一天她会离开我,但不是这种离开法。她丈夫并不是我们之间的障碍,相反地,他成了我的朋友,一个从没有碰过面的朋友。她时常谈起他,她是那么可怜他,因此,他对我毫无威胁:她陪着他,只是为了不让他沉沦下去,这我赞成。当她太过分时,我还会帮着劝她。他是一个聪明人,但却很脆弱,很自卑,总认为所有人都比他强。这有点像我,只是他的童年比我幸福,这样他就摔得更惨。他是个失业的建筑师。她兼顾我们两人。一天,他遇见了飞碟,从此,他认为整个人类都在对付他,爱玛除外,因为她总是装出相信他的样子。接着,他加入了邪教。那是群狡猾的家伙,诈骗他,还说是为了他好。说什么外星人已经隐名埋姓地生活在我们中间了,上帝抛弃了人类,能救世界的只有魔鬼,他们卖给他一些小瓶的药,还有护身符,教他怎样向魔鬼祈祷。终于有一天,爱玛实在受不了了,受不了家中那些扎着针的布娃娃,还有床下晒干的蜥蜴尾巴。她把他赶了出去,赶到邪教徒的居住地去了。
  从此,生活被打乱了。事实上,是她的离婚毁了我们的关系。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她约我去中心公园船屋餐馆吃饭。她边剥着虾壳边对我解释说,她的天平倾斜了:我原来作为情人,同她的丈夫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现在那边的重量一撤,我就变得过于沉重。她想重新开始生活,组织一个家庭,她不愿总想着我,这会影响她集中精力工作。她想找回自我,摆脱我的影响,不愿被性困住。她需要一种平静的关系,一个平淡的男人,让她在家也能安静地工作,让她的夜晚,在电视机前安宁地度过。而能提供这一切的人不可能是我,我们之间有太多的性:在一起太兴奋,分开又太寂寞。简而言之,按照她的推理,我们分手是因为她爱我爱得发疯。
  我说,我可以同她结婚,组成家庭,住在一起,陪她看电视。她说,不行。“你在我原来的生活中,像一剂解毒药,吉米,但解毒药也是毒药,如果我们加大剂量的话,它甚至是服很利害的毒药。用它要选好时机。”我完全糊涂了,我们在一起时很幸福,也没有这么多的问题,这就够了,怎么现在我就变成了毒药?我在脑中翻来覆去地想着,想要找到一条理由来反驳她,结果,我的答复是,无论如何,我会永远爱她。她苦笑着喃喃道:“无论如何,好啊……但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吉米,我想生个孩子,但同你是不可能的。”我终于明白了,她在考虑孩子的前程,一个父亲,也是一个钱袋。
  我说好,如果有一天你改变了心意,要知道我在等你。我结了账,头也不回地走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对自己说,很好,很潇洒。我以为不会那么苦,不就是分手吗,更艰难一点的分手而已。但是,故作潇洒其实真蠢。
  我等了三个星期,天天盼着她给我电话,告诉我:“我想好了,我爱你,即便毒药我也去喝,我们回到从前吧。”但事实上,什么也没等到。我想去撞开她的门,去抢银行,去弄些钱来供她养孩子,但是,我不敢迈出这一步。那么,就试着忘了她吧,我把镜子都翻转面对墙,去浏览色情网页:结果是倍感孤独。
  一个星期天,我窝在床上,把遥控器在战争片和体育台间换来换去,无意间调到了亨利牧师在电视上讲道的台,他谈到一个人诅咒他太太,因为她离开了他,他发誓再也不要见到她,永远也不会原谅她。然后,他遇到了耶稣,耶稣对他说:“去找她吧,你会认识上帝的。”我真的去了,给我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男人,我说敲错门了,转身跑了。
  从此,我学习接受别的姑娘。到目前为止,她们不是难看,就是愚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这也许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终有一天,爱玛会成为过去,我会恢复理智的。但我还是无法怪她,越想把她想象得很坏,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比我预料得还糟。
  “该您了,先生!”
  候诊室只剩我一人。我起身,走到挂号窗口前。我向护士问好,她隔着玻璃问我有什么问题。我抬起胳膊,给她看裹着纱布有血渗出来的伤口。她按了一个键,左边第二扇门上亮起了绿灯。我谢谢她,穿过安全检查门,进入一道走廊,广播里用三种语言要求我脱去鞋子,然后,让我等到铃响。随着铃声,又开了一扇门,我走进地上铺成黄白方格的待诊室,有一个医生脸拉得老长,等在那儿,他叫博医生,一个大口罩遮住了他更多的表情。
  他让我坐在对面。拿起我的身份证,塞到读卡机中。五秒钟后,他从荧光屏前抬起头,用怀疑的口气问为什么我的病历是空的,我开玩笑地说,这很严重吗?
  “您从没有生过病?”
  他口气似乎含有责备,我说,没有,怎么啦。
  “也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做过常规检查?”
  我解释说我的养父母很穷,他们住在偏僻的南部,生命是由大自然来优胜劣汰的。那里的学校也不正规,我靠的是自学。后来,我离开那里,过着很忙碌的生活。他半信半疑,伸手调了调口罩。医学的最大进步,就是医生面对病人,越来越会自我保护。
  “您知道您的血型吗?”
  “不知道。”
  “我先得建立您的基因卡,这是必须的,尤其在您这种情况下。”
  “我的情况?”
  “肥胖问题。”
  我告诉他,我来这儿是因为被狗咬伤了。
  “脱去衣服,站在秤上。”
  我起身叹口气。他用批评的眼光看着我剥光的身体,提醒我,相对于我的身高,我的体重应该控制在两百三十磅之下,在纽约,超重者要么接受治疗,要么罚款。我告诉他,我在格林威治工作,他说,那更糟,两百一十磅。我向他保证我要减肥,他建议我等检查结果出来后再说:也许是一种遗传的内生型肥胖。

  “不是,是失恋。我很伤心,所以我吃些垃圾食品来驱除孤独感。不过,现在好多了:我已经开始注意别的女人了。”
  “一百九十四磅,”他边指着荧光屏上所显示的称重结果边告知我,“如果基因卡证实您有遗传型肥胖症的可能性的话,您得接受一系列的治疗。”
  “您不知道,我在做爱时,体形可棒了。”
  “别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先生,肥胖问题会把你带到民事法庭上的。”
  我不再说话。他抽了一管血,又注射了一针破伤风针,记下我的地址,告诉我八天左右就会把检查结果寄到这个地址,然后说晚安。
  我又回到了候诊室,等着付账单。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心情也同刚才一样郁闷。至少,我有这个权利,失恋的痛苦在纽约目前还算合法。
  回来吧,爱玛,我解不了任何毒,没有你的话,我自己就一天天地在中毒。回来吧,我的爱人,还给我你的身体,你的微笑,你的渴望……去结婚吧,生许多的孩子,然后,再去失望,再去后悔,再去想我……我等着你,从明天起,我就开始减肥,不再吃土豆片,不再喝啤酒,不再流泪。我会以全新的面貌,等待你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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