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当我作为百万知青大军的一员，从天府之国的成都来到遥远的云南边疆插队落户时，心中除了一片如同遭到上帝抛弃的荒凉外，对脚下这片陌生的红土地及其周围的人生故事全都漠不关心。 　　我们建设兵团（后恢复农场）座落在怒江以北几百公里的边境上。那是一块相当于成都市大小的富饶而荒凉的山间盆地，当地人称坝子。至少还有三种少数民族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坝子形如狭长的朝鲜半岛那样深深地楔进缅甸北部莽莽苍苍的热带林海中，它西与密支那相邻，南与八莫隔山相望，我们农场就好象一座坚强的桥头堡，牢牢地占据了这座半岛的中心位置。 　　农场始建于公元一九五五年，最初由几百名部队转业官兵创建。这些官兵虽然都戴过红彤彤的五星帽徽，来自革命大熔炉，却没有一个属于那种货真价实的老革命。他们都是半路出家的角色，比方投诚、起义、收编等等，有的还是三大战役的俘虏兵。总之，这些老前辈的形象都远不够那么高大和光辉，因此很快就在我们这些被派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心目中黯然失色。 　　尽管当时我本人已经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我和我的情绪冲动的知青伙伴还是不公正地虐待了那些被历史遗弃的老兵。 　　十年之后，当我重返滇西，为创作这部长篇纪实文学进行历时数月的实地采访的时候，我特地回到了一度朝思暮想的边疆农场。也许由于时过境迁，也许由于经历了人生，多了一些沉重，少了一些幼稚和肤浅，总之我在那里几乎毫不费力地拾取了许许多多精彩的人生故事，其中有别人，也有自己。 　　我在无意中还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昔日备受歧视并领受许多不公正待遇的老兵们，竟然大多有过参加抗日战争的辉煌经历，其中有人甚至经历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 　　这个发现确曾使我大大地激动了。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习惯鄙视和轻贱那些被宣布有罪和所谓历史有污点的人，把他们压迫得抬不起头来。我们都习惯用政策划分历史，却不知道历史有自己的面目。我不知道我们过去是因为过于无知和轻信，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我们对于历史曾经有过明显的偏见和谬误，这却是事实。 　　我想这也是历史，一段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进化史。 　　于是，我又在农场多住了些日子。在赤日炎炎的蔗林地头，在凉风习习的胶林和果园里，在农舍昏黄的电灯光或者烛光下，我的小录音机忠实地录下了那些残存在垂暮老人记忆网膜上的遥远的故事，再由我如考古一般，把它们拂去尘土，一件件恢复原样。这样，我就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远征军，关于松山和腾龙战役，关于中缅印大战的第一手资料。我采访过的老人如今有的健在，有的已经谢世，他们作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为我撰写的纪实文学提供了可靠的和极为宝贵的真实性基础。　　 　　袁德均，男，六十九岁。国营陇川农场四分场二十七队退休工人，籍贯贵州遵义鲁家乡。瘪嘴，无齿（“文革”初期遭革命群众悉数击落），因此说话口齿不大清楚。 　　“俄（我）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家门口被抓丁的。那天俄还记着，俄背了一篓早稻去赶墟，刚出门就碰上抓丁。都怪各人命不好。 　　“那些兵蛮凶，动不动就打人。壮丁都拿麻绳捆了，几百人一串，有认得的，也有认不得的，枪押了往南走。白天走路，晚上围成一圈睡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活活打死。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云南的马关，就是现在打仗的老山前线。 　　“你问路上乞（吃）什么？那才惨哩，告诉你，乞稀饭！天天两餐，一人分一碗，清得跟米汤一样。才到安顺就饿死人。记得俄有个老乡叫陈世行，读过初中，不知怎么也抓了丁。当分饭组长，大公无私，结果自己才走到云南的富源就饿死了。路上至少饿死了一半人。 　　“壮丁先关在军营里受训，立正，敬礼，下操，然后才分到部队。俄分在第八军一0三师三0八团当步兵。俄们团先是驻在马关，天天下操，还要挖工事。当兵的伙食比壮丁好多了，顿顿不挨饿，能乞饱，有时候一月能乞几回肉哩。也不挨打，当官的害怕上战场挨黑枪，所以一般对当兵的还很照顾。虽然这样，俄还是不想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俄家里有田有地，虽然不富裕，也饿不死，为啥子偏要当兵呢？所以第二年部队换防到文山，俄开了三次小差，都没跑脱，要枪毙。幸好排长是我们遵义老乡，说了情。你不晓得，当兵的老乡能顶亲兄弟，俄现在就还记老乡的大恩。 　　“第二年五月，俄们部队接到命令，开到保山增援第七十一军。听说那边的日本人凶得很，七十一军快打光了。过江前，俄们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都讲了话。俄记得他们的意思主要是让大家不怕死，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后就打牙祭，乞肉，喝壮行酒。排里分了一坛烧酒，排长派人买了一只公鸡，宰了，弟兄们一起喝鸡血酒。俄喝着喝着就哭了。俄想这回准得死在江对岸，俄倒不是怕死，是因为再也回不了家乡了。 　　“过江那几天正下大雨，左右的山都遮没了，到处白茫茫一片。山头上在打炮，不象战场，象半空中打雷。后来雨住了，云露出条缝，俄们才看清那座松山。俄的娘！陡得能望掉人的帽子，上面那半还罩在云雾里。怪不得七十一军吃了大亏。 　　“不打仗不晓得枪炮厉害，打起仗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硬碰硬之意）。炮弹一炸，连石头都在抖，枪炮声密得跟大年三十放鞭炮一样。鬼子的机枪厉害极了，子弹就象长了眼睛一样往人身上钻，打得人抬不起头。连长命令冲锋，排长说敌人机枪这么猛怎么冲？连长说是团部的命令。大家只好爬起来慢腾腾地前进，结果只冲了几十米又退回来，白白丢下十几个弟兄。 　　“硬冲不行，就边打边修工事，打了半个来月，俄们团的工事修到了大垭口下面。大垭口有日本人的指挥部，有发电厂，听说还有妓院。反正暗堡到处都是，火力猛得很。有次三连刚刚冲上去，军部的榴弹炮就打过来，结果只有十几个弟兄逃回来。李弥气得当场就把那个炮兵团长给毙了。 　　“日本人的工事修得有水平，不光牢固，轰不垮，而且很隐蔽，不容易发现。你冲锋他不打枪，等你冲到跟前机枪就响了。所以每次进攻都有伤亡。开头对付暗堡没有经验，连长命令班长带几个人上去干掉它，班长就骂骂咧咧地点起几个弟兄，身上捆了许多手榴弹，匍匐前进，跟电影《上甘岭》里演的那些事差不多。但是日本鬼子精得很，他们在暗堡里往往都是三五成群，互相用交叉火力掩护。你想摸近这个，那边枪响了，所以你很难接近它们。就是接近了，也未必能搞掉它。俄们班有个叫二牛的四川兵，不知怎么七摸八摸到底摸到敌人地堡跟前。不料摸到跟前也没法下手，地堡没有门，只有几个枪眼，鬼子机枪打得又凶，心一慌，掏出手榴弹就扔。结果手榴弹被岩石挡回来，反而把自己腿炸断了。你看冤不冤？ 　　“进攻松山那阵，几乎天天下雨，身上没一处干的。加上山大坡陡，地形不利，敌人在上面，俄们在下面，所以吃了不少亏。山上死人很多，阵地前面到处都是尸体。白天伤员没法拖，只好眼睁睁看他断气。到了晚上，敌人经常派敢死队来夜袭，搞得人人都很紧张，所以谁也不愿意去救伤员或者拖那些尸体。这样，只要有飞机轰炸，或者大炮开火，到处都能见到腾起一团团血雾，死人的胳膊大腿炸上了天。怒江那地方，天气怪得很，早上下雨冷得发抖，太阳一出来，嘿，烤得跟伏天一样。死人不出一两天，尸体就开始腐烂发臭，生出白花花的大蛆，爬得阵地掩体到处都是。幸好美国军医连夜到阵地上到处打预防针，服药片，才没有染上瘟病。 　　“打仗就是这样，要多残酷就有多么残酷。弟兄们天天泡在尸水里打仗，在死人堆里打滚，那种日子，别提多么艰苦。几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脚杆、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黑色，死人的臭气好久都洗不干净。 　　“听说后来用了美国人造的喷火枪才解决了问题。狗日的！俄没有赶上用那玩艺儿，不过心里挺解恨。想想烧死那些狗杂种的日本鬼子，烧得哇哇叫，心里觉得痛快。俄是在攻打发电厂的时候受伤的。排长命令炸掉敌人火力点，还没有靠近就挨了子弹，在大腿上，幸好没有伤着骨头。但是俄不愿意送命，就趴下装死，夜里自己慢慢爬回山下，后来被转送到后方医院。 　　“在山脚公路上，从腊勐开始，等着过江的担架那才叫多，一个挨一个，排了几公里长。有重伤号，没等上过江就咽了气，也有像我这样的轻伤号。俄们都是当地老百姓组织的民伕队抬过江去的。 　　“听说俄们那个师（一0三师）打完仗以后整编，师长一看全师还剩下不到两个连，带头放声大哭……” 　　袁德均老人的话题还很长很长，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饱经沧桑的历史小说，我在这里只不过摘取了其中短短一章。袁德均伤愈后参加了内战，一九五0年起义，同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革”被管制。一九八六年他终于在离家三十二年后头次回到贵州老家探亲，却赫然发现家乡陌生得叫人不敢相认，只找到一个五服之外的远亲表兄。 　　张羽富，男，六十六岁，原国营陇川农场二分场场长，离休干部。张场长身材瘦弱，精神尚好，对于退下来没有意见，却经常感到寂寞。因此很高兴有人从省城大老远来同他聊聊往事，尤其是扯扯那些不好写进档案又始终让人耿耿于怀的历史旧账。 　　“我是贵州省德江人，家住乌江边上，地名叫中坝。我记得清楚，我是一九四三年阴历十二月初被抓的丁，家里人连音讯都不晓得就抓走了，一走四十几年。 　　“我分在第八军工兵营。工兵营是新组建的部队，由美国教官亲自训练，比步兵待遇好。不是运气好，是因为我念过两年私塾，识几个字。 　　“我们先在文山，后来开到云南驿演练。上课的都是美国人，并不凶，另外还有一批美国工兵专门示范操作。工兵学习的内容很多，比如架桥，主要浮桥，埋雷排雷、爆破等等。后来又专门学习使用火焰喷射器。火焰喷射器是美国人发明的新式武器，威力很大，上面叫保密，后来打松山的时候就拉上去了。 　　“训练了两三个月，部队就奉命开上前线。五月端午那天，卫立煌长官在保山检阅第八军步、炮、工演习。我们站在队伍前面，看得清楚，卫长官是个矮胖子，留一撮黑胡子，穿呢军大衣，别短剑，威风的不得了。其实当兵的谁也不想打仗，谁也不愿意送死。 　　“一上前线，那种场面才叫惊心动魄。死人多得没法掩埋，到处都是尸体，主要是我们的弟兄，也有日本人。只好听凭日晒雨淋，炮轰弹炸，最后乌黑的尸体把山上的草都咬死了，几年后我路过那里，山上寸草不生。 　　“打大垭口的时候，李弥想出一个办法，从炮兵调来几门小钢炮（山炮），抵近地堡直射。这样起了一些作用。炮兵消灭不了的死角，就由我们工兵用火焰喷射器解决。 　　“我还记得，头次喷火那天是八月一号，下小雨，山上风大，刮得呼呼响。副班长和我准备行动。副班长姓潘，河南人，脸上有麻子，我们都管他叫麻皮。麻皮管喷火，我做助手，背燃料瓶。那时候的燃料瓶沉得很，二三十公斤一只，模样跟现在的泡沫灭火机差不多。 　　“头次上阵，心里直打鼓，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步兵当然没见过这种洋玩艺儿，稀奇的很，那个连长当场讲好，干掉敌人堡垒由他请客。麻皮在湖北打过仗，是个老兵油子，左滚右爬很快就进入喷火位置。我紧随其后，硬着头皮往前爬，总算运气好，没有被子弹打中。 　　“等步兵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开去，麻皮就接上燃料管开始瞄准。敌人地堡在三十多米外，从我们演练的效果看，应该万无一失。哪知道麻皮刚刚扣动扳机就出事了，只听他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乱滚。原来他只注意喷火角度，忽视了风向。一阵山风将近千度高温刮回来，当场就把他的眼睛烧瞎了。 　　“我幸好躲在他身后还有两三步远的地方，否则也不能幸免。 　　“但是麻皮射出的那股火却没有失效，鬼子的地堡立刻就冒出许多浓烟来。我听见敌人在地堡里哇哇乱叫，有几个没烧死的钻出地堡逃命，马上就被我们的机枪打倒了。后来步兵兄弟们冲上来，把阵地往山上又推进一步。从此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懂得了选择风向的道理，但是麻皮的下场却很惨，听说在后方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就失踪了。 　　“火焰喷射器在肃清松山外围暗堡和据点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般在三四十公尺以内，瞄准了必定有效。日本人的确非常顽固，往往地堡上层烧塌了，下层继续往外打枪，直到烧死或者把地堡彻底炸坍为止，总之没有人投降。后来一直打到松山主峰，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起来，还是没有捉到一个日本俘虏。再后来，李弥下了命令，活捉一个日本俘虏赏金一千元，听说抓到几个伤兵。 　　“松山主峰叫子高地，山头只有一两亩地大小，四周有十几个高高低低的小山包相连，互相依托。日本人在子高地修了个顶大的地堡，听说足足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一二十米深，坦克能够开进开出。四周山包上则全是小地堡，堡与堡之间有掩蔽交通壕相通，形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敌人地堡之坚固，美国飞机天天轰炸，把山头削低了几公尺，也没法消灭它。对于这样的工事，别说步兵没法接近它，即使接近了也只会白白增加伤亡。听说荣三团曾经摸上去两个连，结果全都丢在了山上。 　　“我们把战壕一直掘到离子高地还有两百米远的地方，就再也没法前进了。因为最后这段山坡特别陡，至少五六十度，连打枪都得仰起头。我们在这个地方蹲了半个月，什么办法都想尽了，还是毫无进展。阵地前面白白丢了几百具中国兵的尸体，那些尸体你枕我，我压你，个个头朝敌人，没一个孬种，那场面才叫壮烈哩。现在回想起来，咱们的士兵真正是浴血奋战哪。 　　“八月，听说北边腾冲和西边龙陵都打得很凶，尤其是龙陵，第二军、七十一军打进去三次都被敌人反扑出来。因为松山好比一把大铁锁，从怒江西岸牢牢封锁了滇缅公路，卡住了中国军队的脖子，所以不砸开这把锁，龙陵前线就没法长久坚持，迟早得崩溃。后来蒋介石急了，在重庆下了一道命令，限第八军九月一日前拿下松山。还是美国顾问给李弥出个主意，建议从松山下挖地道通到子高地，然后用最新式的美国炸药将地堡炸掉。李弥采纳了建议，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松山大爆破。 　　“地道从八月四日开始施工，由我们工兵营负责挖掘，美国顾问亲自测量计算。为了不让敌人察觉，炮兵天天朝我们头顶上打炮，步兵照样出击迷惑敌人。我们从阵地最前沿开始掘起，先平行地掘一个直洞，通到子高地下面。我们分成四班，白天黑夜地干，大约掘了十来天，美国佬爬进洞来一段一段地量了，说声OK，我们的人就分成两起，一左一右竖着往上掘。对了，就这样，成个Y字形。打洞当然辛苦极了，不过想想阵亡的弟兄，想想敌人就要飞上天去，咬咬牙也就干下去了。 　　“这次只掘了几天，顾问说好了，已经到了敌人脚底下。大家一听都很紧张，就开始挖出两个药室，分别都有一座房间大小。听侦察兵说敌人好像有了察觉，也在从上面挖反击地道。于是大家赶紧往洞里搬运炸药，大气也不敢出，生怕被敌人抢了先，前功尽弃。 　　“炸药都是美国货，铁箱子，每箱二十五公斤。我记得左药室填了一百二十箱，右边填了一百六十箱。光是往洞里搬这些铁家伙就花了一天一夜。 　　“八月二十日早上，天气突然晴开了，好像老天有意要让大家开开眼界。一清早，太阳从怒江东岸升起来，把松山子高地照得通红。炮兵照例先打一通炮弹，步兵又佯攻一阵，目的是把更多的敌人吸引到子高地，使爆破取得最大的效果。大约九点钟吧，所有的部队都撤下大垭口，李弥下令起爆。那天卫立煌、宋希濂、何绍周都早早地过了江，还有几个美国将军和高级顾问也在掩蔽部观看。工兵营长亲自摇动起爆器。我看见他的手有些抖，猛吸几口烟，然后扔掉烟头，狠狠摇动那架电话机改装的起爆装置。开始似乎没有动静，过了几秒钟，大地颤动一下，接着又颤动几下，有点像地震，掩蔽部的木头支架嘎吱嘎吱晃动起来。同时我看见子高地有一股浓浓的烟柱窜起来，越来越高，烟柱头上也有一顶帽子，很像解放后电影上放的原子弹爆炸。烟柱足足有一两百公尺高吧，停留在半空中，久久不散。声音传过来时，却不及想象的大，没有飞机扔炸弹震耳，闷响，有点像远方云层里打雷。 　　“我们都顾不得隐蔽，站起来欢呼，想象敌人都被血淋淋炸飞到空中，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说来也真是邪乎，山上的敌人果真都炸懵了，直到荣三团的步兵不费一抢一弹冲上子高地，周围那些地堡的敌人才又拼命打起枪来。 　　“子高地我上去看过，炸药的效果没有最初设计得那样大。松山主峰只炸出两个漏斗样的大坑，都有几十公尺宽，几十公尺深。听说至少有七八十个日本兵被埋在坑里，还有十几个炸成碎片，这有四个震昏的做了俘虏，耳朵鼻孔都在流血，不知后来救活了没有。说来有意思，我们搞的这次爆破，不知怎的被当地老百姓编成一个故事流传开来，说是日本人在松山修了一座秘密军火库，藏有大批飞机、坦克、枪炮、汽车，还有许多金银财宝。日本人眼看要完蛋，就将松山炸坍埋起来。这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许多人都信以为真。五七年大炼钢铁，几百里外想发财的人都拎着锄头上松山去挖财宝，但是谁也没有找到过军火库的影子。 　　“子高地以后的战斗我没有参加，主要是步兵扩大战果。那些日本人眼看大势已去，拼命反扑，想把子高地夺回来，到了九月一号，松山还是没有最后拿下来，滇缅公路也没法通车。蒋介石火了，下了一道死命令，限第八军在‘九 ·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军长副军长按军法从事。李弥急红了眼，抓一顶钢盔扣在头上，亲自带特务营上了松山主峰阵地。九月六号那天我看见他从主峰上被人扶下来，眼眶充血，胡子拉碴，呢军服变成碎片，打一双赤足，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了形。 　　“松山战役好像就是李弥从主峰上下来的第二天结束的。那天夜里枪声响得特别凶，还有许多爆炸声。听说日本人手榴弹打光了，就扛起迫击炮弹往石头上砸。后来打到中午，枪声才渐渐稀了。大概下午四五点钟，山上传来消息，说胜利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李弥坐在指挥部外面一块石头上，参谋跑上前向他报告，他没动，仍然僵直地戳在石头上，接着眼泪一下子就滚出来…… 　　“松山打下来，竟没有捉到日本俘虏。只有几个做饭的缅甸人，还有七八个妓女，听说都是朝鲜人。中国兵好奇得很，都围了妓女看，评头品足，心里不知什么滋味。那些女人都穿黄军装，有胖的，也有瘦的，却并不害羞。军部派人把她们押过江送走了。听说日本兵打仗勇敢就奖励跟女人睡觉，从前听老兵讲，不相信，说是瞎吹牛。打那次亲眼见了才信。啧啧，日本人真他妈的……作孽。” 　　也许是关闭太久的记忆闸门一旦打开，就不容易止得住，老人絮絮地同我谈了一整天，依然兴犹未尽。临别，他送我出门，郑重其事地嘱托我一件事：就是向省城领导反映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士的待遇问题。那些人为国家打了八年仗，却不算功劳，不给离休待遇，不公平。是个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