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军原为中国远征军预备队，驻昆明。军长何绍周，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的侄儿。何氏虽然身为中将军长，实际并不擅长打仗，尤其不擅长与日本人打仗，因此每有战事或遭遇激烈战斗，便将前线指挥权慷慨交与副军长李弥，自己蹲在第二线掩蔽部里观望。 　　李弥，号文卿，又名炳仁，云南腾冲人氏，农民家庭出身。该员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一九二四年投笔从戎，在滇军里做勤务兵。二十年戎马生涯，经历大小百余战，终于官至少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当然，少将副军长绝不是李弥的最高理想，如果说中国的何绍周们是依靠皇亲国戚裙带关系后门后台轻而易举取得高位的，那么平民出身的李弥们便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功劳、汗水、忠诚、狡诈，以及察言观色、忍辱负重、卖身投靠、铤而走险等等来实现。 　　总之李弥们付出的终归比得到的多得多。 　　七月一日，怒江大桥修复通车，第七十一军转攻龙陵，由第八军接替进攻松山。五日，远征军直属重炮团及军、师炮群百余门大炮一齐轰击，掩护第八军三个步兵师从四个方向向松山阵地轮番进攻。 　　腊勐以上，即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子高地等处，山势更陡，敌人工事更加坚固隐蔽。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冒着大雨和敌人枪炮，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在山谷里攀登。泥泞的山坡好像泼了油，士兵们既要留神脚下摔跤，有要提防头顶上长了眼睛的机枪子弹，真是两面受敌，艰苦异常。 　　日军利用恶劣天气频频发起反击。他们完全不惧怕数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心理上没有负担。他们或以逸待劳，准确射杀暴露于开阔地的中国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者派出小部队，携带掷弹筒、手榴弹或迫击炮，隐蔽出击，一顿猛轰将敌人赶下山去。 　　接连几日，第八军进攻受阻，伤亡官兵六百余人。各师奉命待命一日，在山下修筑工事。 　　次日夜，荣一师荣三团一部约两百人突入敌主峰子高地，试图中心开花，打乱敌人阵脚。不料立足未稳即遭到包围，始知上当。这一夜，山上枪炮声喊杀声昼夜不息，黎明时分，仅有两名伤兵爬下山来。据伤兵称，子高地中央乃一大地堡，四周簇拥无数小地堡，火力网四面交叉，密不透风。堡与堡之间且有掩蔽壕相通。有人曾一度接近大地堡，听见地堡里有日本女人唱歌。 　　此后数日，飞机再炸，大炮再轰，将松山大小山头反复犁过数遍，有的地方焦土深达几公尺。 　　然而第八军进攻依然收效甚微。 　　面对坚如磐石的松山阵地，中国军除了死伤累累，几乎无计可施。李弥心一横，将指挥所搬上前沿阵地，亲率参谋长和美军顾问到主攻团督战三日，方才幡然省悟。他在作战日记中留下后话云： 　　“……攻打松山，乃余一生之最艰巨任务。敌之强，强其工事、堡垒、火力。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顽敌，余始克有济。” 　　也就是说，松山之战不应以占领山头为目的，而必须将敌人堡垒逐个予以摧毁，消灭其有生力量，最终始能大功告成。 　　至此，第八军官兵伤亡已经超过两千人。血的代价终于换来中国将军对战争艺术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省。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六章第三节载： 　　“七月二十四日，阴云浓雾，步炮协同困难，未能扩大战果。而敌乘雨之际，猛扑丙丁高地，第三0七团副团长陈伟及第一营营长刘家骥与敌鏖战负伤……”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昆明地区天气晴朗，晨雾尚未散尽，阳光温熙地洒进窗来。陈伟先生与我面对面地坐在市政协办公室里，接受采访。陈先生已逾花甲，面庞清癯，花白头发梳理整齐，腰板依然挺直，穿一件朴素庄重的灰咔叽中山制服。同我认识的所有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一样，陈先生言语也不多，说话谨慎，如果我不提问，他便绝不主动开口，极有礼貌地保持沉默。 　　我的采访是从松山以外的话题开始的。为行文方便，我删去提问和与文章无关的内容，将陈先生谈话整理如下： 　　“我是广州人，南京黄埔第十期毕业，打松山那年二十九岁。当过士兵、二等兵，到副排、连、营、副团。中校。老婆孩子扔在广州沦陷区，部队一律不带家属。 　　“那时物价不算太贵。二等兵一月六元法币，少尉排长四十八元，中尉八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我是中校，记得一元钱要买一百斤大米。 　　“打日本跟打内战不同，但是从打仗的角度讲是一回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兵就得打仗，命令下来，不管是谁都得打……你问现在对日本民族怎么看？我想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并没有承担战争责任，不管别人会怎么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事实。 　　“他们必须对中国作出赔偿……政策是一回事，感情是另外一回事。 　　“每团都有美军联络参谋组，军部有参谋团。一九四三年在云南文山驻防，办军事干训班，由美国军官训练排以上干部和特种兵。效果不大，连排长习惯按照自己的方法带兵。 　　“战斗前一般要进行短期精神训化，启发士兵爱国觉悟。团部设政训处，有政训主任，连部设政治指导员，后来撤销，改设副连长，负责对士兵进行时事政治和抗日救国教育。 　　“渡江第一阶段，我军进攻基本上是失败的，伤亡很大。日本人不仅工事坚固，而且非常隐蔽，即使我军占领了表面阵地也无法立足，因此军部决定改变战术，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掏，将包围圈一点点地收拢。这样看上去虽然进展缓慢，却很有效果，敌人消灭一个少一个，所以到七月下旬，我军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五百公尺的阴登山、大垭口和黄家水井一带。 　　“我是在指挥攻打黄家水井时负伤的。当时我隐蔽在一棵树桩后面观察，大约被日本狙击手发现了，于是几颗枪榴弹就接连在我身边爆炸，其中一颗直接命中树桩，将我头部和大腿炸伤。日本兵枪法好，狙击手特别多，狙击手往往都用步枪和枪榴弹。枪榴弹比手榴弹厉害，抛得远，准确性高，瞄准射击，对付步兵比迫击炮还管用。日本士兵素质比我们好，训练有方，听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人强迫，所以经得起打硬仗。 　　“据我个人所知，国民党军队里没有督战队，也许只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荣一师攻下子高地，被敌人反攻，李弥急了，亲自率领敢死队上战场。 　　“你问松山战役取胜的关键在哪里？我看除了中国官兵打得勇敢和美国飞机支援外，战术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李弥及时调整战术，第二是使用火焰喷射器，第三是爆破子高地成功。” 　　陈先生伤愈后升任团长，后任少将师长，一九四九年在广州率部起义。现为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昆明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