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队的政治指导员王仪是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夫人。 　　我见到老夫人是在1999年10月，当时她已有80多岁高龄。一头灰白的头发剪得整整齐齐，一件家居的旧的灰色羊毛衫衬着她本来就显得苍白的脸庞，身体不太好，一般情况下她不愿接受采访，但听说是关于新四军女兵的事，她的精神明显地好了许多。一个上午，她深情地说着女子八队，说着那时的虽苦犹荣的艰难岁月。那时的日日夜夜是她终生难忘的。 　　陪我同去的周临冰见她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担心她的身体，时不时问一声：“王仪同志，你吃得消吗？”王仪总是笑着说：“没关系，可以，可以。”谈话期间，她还不时起身，一会儿吩咐削一盘水果来，一会儿又去拿她自己写的文章来，还让她的孙子帮我把文章复印了下来。 　　王仪取来了她的日记本，翻到1996年10月，上面有她的《感怀》诗一首，她把自己的一生轨迹浓缩在这首诗里。 　　黄土高原瘠又贫， 　　人民造反求生存， 　　先驱老师启心灵， 　　决心献身为人民。 　　倭寇入侵步步深， 　　八年抗战历艰辛 　　三年斗顽浴血战， 　　 压顶“三山”溃败成。 　　高歌欢腾庆解放， 　　民主革命立丰碑， 　　建国创业尤艰巨， 　　改革开放迎新春。 　　人民生活大变样， 　　勿忘先人血汗甜， 　　慎防自腐保硕果， 　　最高理想长铭记。 　　老夫人一直想把这首诗发表出去，她觉得诗虽然写得一般，但却反映了自己的心声，既用于回顾，又用于自勉，还是有意义的。 　　王仪出身在陕西清涧县一个破落的书香家庭。父亲虽熟读四书五经，但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没有任何特长，既不会经商，也不会当官，家庭经济十分拮据。王仪小学毕业时，县教育局要选择一名毕业生任本校教员，结果选中了聪慧的王仪。这时家里也正需要她有一份工作，好贴补家用。然而，王仪却不干。她坚决地对家里说：“我才14岁，没有社会经验，凭我这点浅薄的知识，如何去教育别人？如何去为人师表？我还要读书！” 　　地瘦人稀、经济落后的黄土地上，比较早地撒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王仪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受身为共产党员的校长和几位女教员的教育，小小年纪就已读社会进化史、读普罗文学〔1〕；参加学生自治会，组织识字班教社会上的文盲儿童。她早就分得清是非善恶。王仪是不想在不得人心的县长和县教育局长手下做事。 　　家里自然不同意她去上学。当时县里没有中学，上学要到榆林去，需要费用；再说哪有女孩子出去抛头露面的？于是，父母明确地对她说：“女孩子出外上学，没有先例！”在家里掌权的四祖父对她说：“家里没有钱，有钱也不准去！”生在封建家庭的王仪，偏偏在时代的启示下，具有了叛逆的精神，她不甘心被驯服，她要拨开这阴暗的云雾，寻找光明，与命运抗争。她采取了绝食斗争的办法。 　　我看着坐在沙发里的安详而清瘦的老人，想必年轻时是一位清秀娇弱的女孩，想不到她娇小的身躯里却蕴含着如此刚强的反抗烈火。赢得斗争胜利的小姑娘，终于能走出家门，到了当时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榆林，就读于陕北惟一的女中——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后又转到西安女子师范学校。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的枪声响彻了西安城。王仪参加了学生请愿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临潼进发，准备向蒋介石呈述学生的爱国要求。在路上，队伍遇上了张学良，他面对着请愿的学生队伍，激动得声泪俱下。张学良深情地说：“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我深表同情。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同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我痛心地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走在路上，似乎感觉到同胞们在背后骂我、责备我，作为军人拱手奉送自己生长的土地给敌人，这是最大的耻辱。我愿和同学们一齐努力，过几天我会有行动回答同学们的要求。”站在他背后的随从人员和请愿队伍里的东北大学的同学们，都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刹那间，口号声和哭声连成一片。王仪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西安事变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高潮。王仪也从此放弃了学业，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投入到抗日爱国工作中去。不久，由中共陕西省委负责青年工作的她的小学同学介绍，王仪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并离开西安到位于云阳镇的陕西省委秘书处工作。 　　和李一氓结婚就是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 　　1936年12月，已过而立之年的李一氓在陕西省委任宣传部长。自从五四运动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他参加了1925年～1927年的大革命和南昌起义，到上海做地下工作，还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位毕业于上海教会学校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的知识分子，浓眉大眼，身材魁梧，不像知识分子，倒更像一员武将。 　　王仪在省委秘书处工作期间，尽心竭力，勤奋好学，以饱满的热情对待组织上交给的每一份工作。 　　省委机关静悄悄地坐落在两个小院里，平时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院子里办公，其余人都外出工作去了。吃饭时在一张小圆桌上，他们相识了。由省委书记贾拓夫撮合，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 　　“七七事变”以后，李一氓离开陕西省委到了延安，王仪也到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李一氓问王仪：“中央派我去新四军工作，你家在陕北，愿不愿意离开家乡去南方，到新四军去呢？”王仪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愿意！既然是抗战需要，我一定随你一起行动。”就这样，学业尚未结束，她和李一氓一起到了新四军。 　　王仪的风格与于晶不同。于晶风风火火，泼泼辣辣，像个男同志，看上去也比较严肃；王仪性格温和，稳重大方，说话轻声细语，循循善诱，做政治指导员是再合适不过了。女孩子们想家的问题、恋爱的问题，甚至还有“馋嘴”问题、胆小问题，再加上青年队小鬼们调皮捣蛋把姐姐们惹哭了的问题，全靠思想工作一样一样地做。这些都是“小事”，王仪还有一件难忘的事。 　　有一天，八队增加了一个新学员，大家非常欢迎，给她换上军装，编了班，参加学习。她上课很用功，学军事操练也很刻苦，惟其平时不爱说话，与人接触时，只是淡淡一笑，从不谈家庭和出身。大约两个月以后，忽然来了两个人，声称来接小姐回去。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她是国民党要员陈布雷的女儿，出于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做了家庭的叛逆而悄然出走到了新四军。陈布雷通过关系打听到了女儿的下落，派了警卫员、带了轿子要来接她回去。她死也不肯回去，平时不声不响，看似柔顺，现在却反抗甚烈。考虑到当时正值国共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之际，不能把关系搞僵，从大局出发，王仪等八队的负责同志觉得还是应该动员她回去。王仪挽着她的手，对她说：抗日的途径很多，抗战中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别的地方也能发挥你的作用。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参加抗战，都是一样为国效力。动员了半天，她很难过，但也只好含着眼泪，脱下军装，坐上轿子走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王仪已经想不起陈布雷的女儿叫什么名字了，只依稀记得好像叫“陈明”或者“陈林”。为了寻找陈家的这个“叛逆”，我曾问过一些当年的女兵，可她们也不记得了。后来，在一些史料里，我接触到陈布雷和他的家庭的一些情况，发现陈布雷有三子二女，两个女儿分别叫陈和陈琏。陈琏确曾秘密失踪，也确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但均未提到她曾到过皖南。也许王仪的记忆有误？然而，女子八队看来是有过这样一个姑娘，老夫人既言之凿凿，又把这个过程叙述得有条有理，且记忆中的名字“陈林”与“陈琏”又几乎同音，因此，我不认为老夫人记忆有误，我宁信其是。 　　陈布雷结婚五年以后，他的妻子每隔一年便为陈家添一个孩子，连续添了三个儿子以后，仅隔两年，又连着生了两个女儿。1919年，小女儿出生不及满月，陈布雷的妻子便因生育过频，导致气血两亏而撒手西归。陈布雷抚着爱妻的遗体，失声痛哭。小女儿的呱呱啼哭唤醒了陈布雷，他把妻子的离去归罪于这无辜的小生命：“都怪你！都是因为生了你！你这个孽障！”失去理智的他抓起襁褓中的婴儿，便从楼窗口扔了下去，幸好给楼下天井棚架篾顶接住了。人们将她救起来，她竟安然无恙。外婆一把抱过孩子，连声唤着：“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并大骂陈布雷：“你疯了！你不要她，我要！我来养她！”冷静下来的陈布雷给孩子起了个“怜儿”的名字，长大以后，取其谐音，怜儿改名为琏儿。 　　20年后，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陈琏来到重庆父亲身边。此时的她已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她明确地告诉父亲，抗日是爱国行为，自己要参加抗日。 　　也许就在这之前，她曾离家出走到皖南，当了两个月女子八队的学员。家里人找不到她，才通过陈布雷的关系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找到了她，一乘小轿，硬是把她抬离了抗日的战场，把她抬到了父亲的身边。 　　陈布雷望着站在他面前的陈琏，眼里充满了爱意。他发现女儿长大了，虽然出生凄凉，历经磨难，但她和自己的年青时代一样，也有着一腔热血。他完全相信女儿不会做有辱陈家“清白家风”的事情，女儿要抗日，他没有理由反对。1939年夏天，陈琏考上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从此告别父亲，远赴昆明，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另一个新的起点。 　　初到云岭的时候，从地方干部到军队干部，王仪也和大家一样遇到了不少困难。李一氓身负秘书长重任，公务十分繁忙，根本无暇顾及王仪，同时也因为李一氓对自己、对妻子要求甚严，在军部，俩人并不住在一起，而在各自的工作单位过着集体生活，只是一星期见一次面。因此，王仪和所有的新四军女兵一样，几乎独自面对所有的困难。 　　李一氓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不苟言笑、挺严肃的一个人，对己对人要求都很高，实际上他却是个非常细心的人。 　　泾县云岭“大夫第”院落里，住着项英、李一氓、张云逸等领导人，项英住室的楼上有一间小阁楼，军部机要科、速记班的几个女同志就住在楼上。李一氓偶尔会跑到她们那里，检查她们的内务，甚至检查她们的抽屉。一天，施奇把自己的绑腿随随便便地扔在抽屉里，而没有按规定卷好放在固定的地方，李一氓悄悄地把它没收了。第二天，施奇找绑腿，怎么也找不到，脸都急红了，又不敢大声嚷嚷。从此以后，施奇再也不敢随便乱放东西了。姑娘们虽然有时会感到秘书长“真可恶”，但是一个个却又十分感激他、尊敬他，因为他会把姑娘们坐的桌子经常变换角度，以免把姑娘们的眼睛搞坏了；他会经常告诫姑娘们，趁年轻要多学点东西，谈恋爱不要急，等等。姑娘们知道这是个细心的秘书长，是个像长辈一样关爱着她们的秘书长。 　　李一氓与王仪没有卿卿我我，没有儿女情长，炽热的感情都深深地埋在心里，他不会因为王仪是自己的妻子而格外照顾她。也许是乍从北方来到南方，生活不习惯，王仪在皖南时身体并不好。生病了、发烧了，全靠八队的姑娘们照顾她。有一次，王仪又发烧了，昏昏然躺在空旷的祠堂里，部队都出去执行任务了，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毛维青在静静地守护着她。王仪似乎艰难地行走在广袤的沙漠里，口干舌燥。“水！有水吗？”她喃喃地呼喊着。 　　毛维青端着搪瓷缸子，想不出到哪里去找水。平时都是喝凉水，可发烧的病人怎么能喝凉水呢？毛维青发愁了。她双手托腮，坐在指导员身边，一筹莫展。忽然，她看到了小油灯，聪明的姑娘眼睛一亮：有办法了！她点上小油灯，往搪瓷缸子里倒上一口水，放在豆大的油灯上烧开，喝一口，再烧一口。指导员喝着甘甜的开水，干枯的嘴唇渐渐滋润，很快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1939年10月，王仪要生孩子了。她带了一点钱，带着腹中的孩子转移到了浙江省委所在地丽水，在那里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由于产前严重营养不良，再加上怕暴露身份，成天关在屋子里不活动，这个孩子生了三天三夜，痛得死去活来。最后在一家私人医院里生下孩子后，王仪又昏迷了三天，带去的经费全部用来抢救母女俩人了。 　　出院后，王仪带着孩子隐蔽在丽水附近龙泉的一户老百姓家里。当时那里土匪很多，经常出没在山里。为了躲避土匪，每天都要躲来躲去，老百姓为她背着孩子，她拄根棍子，拖着产后极其虚弱的身子，走得十分艰难。 　　王仪在60年后叙述这些事情时，显得十分平静，她认为跟出生入死的新四军战士相比，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她不感到苦。可是在当时，她想念部队，想念姑娘们，也想念李一氓，不能让孩子拖住自己革命的步伐。她狠了一狠心，找到地方上一个女共产党员，把孩子托付给了她。孩子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起，妈妈就离开了她。王仪只身步行到龙泉县，再坐竹排到了丽水，最后回到了军部。 　　直到20世纪50年代，全国解放，局势稳定，王仪夫妇才派人到丽水打听孩子的下落。几经周折，终于在一户老乡家找到了已经十岁的孩子。那时，她已经成了这户人家的童养媳。原先收养孩子的老乡因凭空添了一个孩子，负担加重，等孩子二、三岁时就把她送到了龙泉县育婴堂。孩子在那里长到七、八岁时便被老乡家买去做了童养媳。小姑娘长期得不到母爱，又经常遭到打骂，性格十分孤僻，也十分倔强，对派去找她的陌生的叔叔十分警觉，一路上都瞪着恐惧而警惕的大眼睛，她不知道前面等着她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家。那位陌生的叔叔一路上对她倍加呵护，买了许多好吃的，还对她讲：“到了北京后，要叫你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爱你，非常想你”。孩子其实并不知道爸爸妈妈是什么概念，到了北京，见到一屋子人，她对所有的人都叫爸爸妈妈。 　　事前，李一氓对王仪说：“不管她是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要把她认下。”现在，孩子就在面前，一股母爱油然涌起，王仪揽过了孩子，抚摸着孩子头上的伤疤，含着激动的泪花说：“我的孩子，是我们的好女儿！妈妈让你受苦了！” 　　1943年，在淮阴，王仪把不满周岁的第二个女儿安置在一个女教师家里，自己又去忙工作了。而近在咫尺的李一氓也从未去看望过孩子。他说：“如今战争年代，不知多少人家丢儿弃女，我家孩子能有这样就不错了。现在哪有功夫去看孩子呢？”不是他不爱孩子，而是他心中装着其他更多的孩子，装着祖国的革命事业。无论是他在找回第一个孩子时说的“不管她是不是我们的孩子，都要把她认下”，还是在淮阴时说的“不知多少人家丢儿弃女，我家孩子能有这样就不错了”，都说明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长期从事外事工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制定和贯彻我国的外交方针政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王仪则长期在外交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负责对亚洲及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联络工作。1978年，年近花甲的王仪转到中国红十字总会任副会长、党组副书记，直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