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的一天，从丁家山村口的一栋三间两厢居室里传出婴儿宏亮的啼哭声，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呱呱坠地。他的母亲邓六金抱着头胎儿子，又是喜欢又是发愁。喜的是孩子虎头虎脑，长得酷似他的父亲曾山，愁的是添了孩子有了拖累，以后还怎么出去工作。邓六金思前想后。想当年自己担任上杭中心县委巡视员后，先后当过县委和省委妇女部长，经常深入宁化、长汀等地，做扩军和慰劳红军工作，帮助百姓坚壁清野，一向风风火火，泼泼辣辣，那时单身一人，放开手脚干就是了；可现在有了孩子，手被束缚住了，脚被拖住了，当初真不该结婚。女同志一结婚就要生孩子，生了孩子就会拖累工作，这本来是早就想到的。可现在怎么办？ 　　邓六金在东南局妇女部工作。几乎与新四军军部同时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局，继军部从南昌移驻泾县云岭后，也于1939年初搬到了云岭，办公和居住地点就设在云岭乡丁家山村口的一栋旧宅内。 　　在东南局妇女部工作的有3位著名的大姐：妇女部部长李坚真、副部长章蕴、干事邓六金。按年龄分，人称李坚真为大姐，章蕴为二姐，邓六金为三姐。李大姐和邓三姐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干部。在新四军女兵的行列里，她们备受尊崇。 　　东南局搬到皖南后，对外称民运部，他们的工作确实也与发动群众的民运工作分不开。妇女部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妇女们动员亲人参军、做军鞋、送军粮；组织妇女识字班，教育她们破除迷信，反对封建意识等。当时的章家渡、茂林、小河口等村子，都是她们经常去的地方，有时在那里蹲点，住好长时间。在这期间，她们与老乡们一同干活，一同拉家常，渐渐地与老百姓无话不谈，老百姓把她们视为贴心人、主心骨，党的政策、部队下达的任务，群众都能一呼百应，热烈拥护，并积极行动起来。邓六金因为干农活在行，经常与庄稼把式抢着犁田使牛，更使老百姓感到亲切。邓六金在当地小有名气。 　　邓六金是个普通的女性，但她一生却有许多不平凡的经历。 　　从小命苦。1911年9月邓六金来到人间，迎接她的是家徒四壁的小房子和她的五个哥哥姐姐。作为最小的一个孩子，父母早早地为她取好了名字，喊她“六金”是希望她能给家里带来好运。但是，穷人家的孩子，名为“金”，实无金，出生后不到10天，还是被一贫如洗的父母抱给一户没有男孩的人家做了“望郎媳”，也叫“等郎媳”。顾名思义，望郎媳担负的是为婆家盼一个儿子来的使命，她自己则要耐心地“等”，等到这户人家的儿子出世，她就成了童养媳；如果等不到，则要被斥责为“命不好”、“不吉利”等。封建习俗给女性的压力太大了。 　　 6岁开始跟着当剃头匠的养父走街串巷，混口饭吃；农忙时，还要跟着养父母做农活。贫寒的家境和特殊的地位磨炼了她，从小便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小小年纪就会淘米、摘菜，能挑粪、插秧，还很快学会了男人干的活，犁田、使牛一样也难不倒她。这些本领在她后来参加革命队伍在农村开展妇女工作时全都用上了。 　　1929年，朱德、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到了她的家乡福建上杭，这个苦命的小女子才摆脱了封建贫穷带给她的厄运。18岁的邓六金感到天地从此一新，她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成了这个革命队伍中的一份子。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来随大部队一起踏上了长征之路。 　　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已被作为光荣的历史流传于世，它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然而，当年的许多事实却是后人无法想像的。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一路上风雨侵衣，野菜充饥，爬雪山、过草地，遇到的是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每天都有人牺牲。行程二万五千里，历时12个月，纵横11个省，8万人的队伍出发，最后剩下的只有3万人，可见路途之遥远、行程之险恶。但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硬是用自己的两脚，实现了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北根据地的战略转移，它向全世界宣告，长征是伟大的，红军战士是伟大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邓六金就在这支英雄好汉的队伍里。 　　长征的队伍里有一支特殊的连队。开始时，它叫中央工作团，董必武任团长，徐特立是副团长，参加长征的30个女同志全部编入这个团〔1〕。进入贵州后，中央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连队主要由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中央首长的夫人、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和待产的孕妇组成。邓六金是连队中的政治战士，主要职责是筹粮筹款、寻找民夫和稳定民夫情绪、照顾伤病员和孕妇，担子可不轻。 　　仗着自己年轻、体质好，邓六金忙前忙后地活跃在长征的队伍里。 　　她在关心着别人，别人也在关心她。有一次，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她和一帮战士纷纷跳进河里。时近隆冬，河水冰冷彻骨，可是，前面已没有别的路好走，只有膛过河去，才能摆脱敌人。 　　突然，她身后的一个战士惊讶地说：“同志，你负伤了！” 　　“在哪里？”邓六金很奇怪，自己没有感到疼啊？她回头一看，真的，水面上有血。但是，伤在哪里呢？“不管它，过了河再说！” 　　过了河，敌人就追不上了。部队坐下休息的时候，那个战士又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纱布，焦急地对邓六金说：“同志，看看伤口，赶紧包扎一下吧！你光顾照顾我们了。” 　　“我没有负伤啊！” 　　“你怎么没有负伤，你看你身上的血！” 　　邓六金低头看了一下自己身上，确实，裤子上有许多血。猛然，她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一扭头，连忙跑开了。小战士莫名其妙。 　　邓六金确实只顾忙着扶这个、搀那个，自己月经来了，都不知道。 　　可是，有一次，邓六金真的病了。 　　在四川、贵州交界的一座无名山上，她病倒了。也许是吃了有毒的野菜，连着几天，她腹泻不止，高烧不退，已近虚脱。人走不动路，首长把马让给她骑，她却连马也骑不住了。部队领导考虑再三，为了整个休养连能跟上大部队，决定留给邓六金一些钱，让她在老百姓家里养病，等病好了以后，再去追赶部队。 　　邓六金明白，大部队一走，留在老百姓家的伤病员大多数都很快被追上来的敌人杀死，很少有再赶上大部队的，这一分手，就意味着自己将永远也见不着同志们了。可是自己病成这样，非但不能为革命出力，还要连累大家，这怎么行呢？她无力地抬起头，伸出双手向同志们挥了挥，心中默默地说：“永别了，同志们。”她祝愿大部队顺利前进，早日到达目的地。 　　这时，休养连的另一个政治战士跑了过来，她一把搂住邓六金，坚定地对领导说：“把六金交给我吧，我陪她走，有我在就有六金在，我们一定能赶上大部队，请领导放心。”她就是红军战士危秀英〔1〕。 　　危秀英是江西瑞金叶坪人，6岁时就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在婆家缺吃少穿，受苦受累，十八九岁了还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那么高。1930年朱毛红军从井冈山挺进瑞金，来到她的家乡。20岁的危秀英一听说，当晚就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红军。她个子虽小，也没有文化，但却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满腔热忱，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又有工作方法，受到当地群众和妇女的拥戴。不久入了党，调到兴国县任妇女部部长。1932年调往中央苏维埃政府妇女部，在蔡畅领导下负责一方工作。在中央苏区，危秀英是有名的“扩红专家”，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李富春、蔡畅曾要求她一个月扩红30人，可是她深入群众，广泛宣传，一个星期就扩红100多人，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多次赞扬。 　　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危秀英护送刚刚生过孩子的陈慧清的担架，没走多远，敌人就追上来了，乒乒乓乓一阵枪响，子弹在耳边呼呼地飞，抬担架的四个民夫吓得跑掉了三个，剩下的一个也不知所措，手脚发软，抬不动担架了。危秀英着急了，担架上是两条人命啊！她镇定而亲切地对那个民夫讲：“老乡，你走不动了，是饿了吧？这干粮你吃了！”说着就解下自己的半袋子干粮送给民夫，又说：“这担架上的月母子（产妇）和她的男人都是为了我们穷人才出来打仗的，现在我们也不能不管她们，我和你一起抬月母子好吗？”民夫望着危秀英恳切的目光，接过她递过来的半袋干粮，感动地点了点头。两个人一高一矮、同心协力地抬起担架，翻过两座山，胜利通过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为了战友的安危，危秀英宁愿自己忍饥挨饿，年轻而瘦弱的身躯里焕发出的是超人的能量。 　　大部队走后，危秀英砍下一根树枝给邓六金做拐杖，搀扶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山路蹒跚前进。 　　“秀英，我走不动了！” 　　“不行！还得走！”危秀英也已疲惫不堪，但不走是不行的。危秀英对邓六金说：“这样吧，我们走十步，休息一下。”常人不到五分钟的路程，她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深夜，夜幕低垂，四周安静得令人恐怖，平时荒无人烟的大山，现在似乎张开了血盆大口，准备吞噬一切。脱离了部队的两个女战士，在这沉寂、荒凉、阴森的山道上摸索着、蹒跚着，她们顽强地前进着。 　　坐下休息时，危秀英拿出一只脸盆，烧了一点水，用热毛巾给邓六金捂肚子。不一会儿，邓六金的肚子咕咕作响，拉出了一堆草根，人也轻松多了。 　　长征途中，精简掉许多东西，惟独这只脸盆危秀英没有舍得扔掉。她用脸盆烧水、洗脸、洗脚，脸盆派上了大用场。两位红军女战士互相依偎着，熬过了最艰难的一夜。也许是革命的毅力吓跑了死神，也许是战友情深驱走了病魔，第二天，邓六金的病奇迹般地开始好转。危秀英又扶着她走了四天四夜，终于，看到大部队了！她们赶上了大部队！这对经历了生死磨难的好战友，紧紧地抱在一起，互相擦拭着激动的热泪。陈赓第一个看到她俩归来，高兴地大声相迎，握手称贺。休养连的姐妹们呼啦啦地围上来嘘寒问暖。当时的邓六金一任热泪滂沱，她哽咽着说：“我要感谢危秀英，是她救了我。没有她的帮助，我这次就死在路上了！” 　　危秀英长时间孤身一人，直到1950年才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小女孩，以后她们一直相依为命。1999年12月11日，江西省政协常委危秀英病危，邓六金闻讯，带着女儿专程从北京来到南昌，未及休息，直接赶到医院，来到危秀英的病床旁。望着人事不省、全身插满大大小小管子的危秀英，邓六金难过地流下了心疼的眼泪，她俯在危秀英脸旁，轻轻地呼喊：“秀英，我来看你了！你要睁开眼睛，你不能死，不能死！你不是说要看到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吗？”老战友的激情呼唤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使死神和病魔又一次在她们面前退却，89岁的危秀英老人睁开了眼睛。她看到了流着泪水的邓六金，看到了窗外明媚的世界，她活下来了，与家人、与战友一起笑着迎来了21世纪。 　　危秀英不仅是邓六金的救命恩人，也可以说她还是邓六金和曾山的大媒人。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危秀英介绍的。 　　长征以后，她们都到了延安。1937年11月的一天，危秀英兴冲冲地找到邓六金，拉着她就走，一边走一边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邓六金跟着危秀英来到中央机关所在的一间窑洞里，看见一个高高瘦瘦、穿得整整齐齐、长得眉清目秀的中年人坐在那里。危秀英给他俩作介绍说：“这是江西苏维埃的曾山〔1〕主席，这是我的战友邓六金。”第一次见面，曾山的稳重、诚恳和热情，给邓六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危秀英无意中已经把月老的红绳悄悄地放到了俩人的手里。 　　过了半年以后俩人才第二次见面。曾山来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贾拓夫的办公室。贾拓夫派人把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邓六金找来，说要找她谈话。这次显然是有意识的安排，让邓六金感到了害羞和拘谨。曾山却大大方方，十分温和地笑着和她打招呼，还简单地介绍了他和陈毅、项英等人在南方组建新四军的事。谈话中，爱情的种子已渐渐地在邓六金心中萌芽。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1938年10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又把邓六金找去，当着曾山的面征询她的意见，他问邓六金：“现在抗战虽然打了些胜仗，但华北、华中、华东广大的国土被国民党给丢了。为了动员各地群众起来抗日，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去加强这些地区的工作，组织部决定抽调你去地方工作，你看去哪里合适？” 　　邓六金略一思索，便选择了对于自己来说难度稍大的华北，她想让自己这个南方人到北方去锻炼锻炼。越是困难越向前，这正是共产党人的品格。 　　李富春笑了笑，瞅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曾山，然后对邓六金说：“我看你去华东更合适。曾山同志在中央东南分局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东南分局缺少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邓六金看到曾山的眼里充满了期望。 　　当时的延安是革命的摇篮，正是千百万青年人向往的地方。邓六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还有三个月就要结业了，她正在如饥似渴地用理论的武器、用调查研究的实践经验武装自己，觉得自己过得特别充实。她实在舍不得离开延安。她爱延安，爱延安的宝塔山，爱静静流淌的延水河，更爱在延安的和她一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友们。但是现在组织上要求去地方工作，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再说，能和曾山一起工作不也正是自己的愿望吗？ 　　李富春见邓六金已经同意，很高兴，便关照说：“你回去准备一下，到时候你们去华东的同志就跟曾山一起走。” 　　一行20多个同志随曾山步行离开延安，经西安去南昌。由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他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曾山和邓六金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也有了深入谈话的时间，曾山恳切地向邓六金求婚。 　　可干工作一往无前、处理事情果断干脆的邓六金却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她早已爱上曾山，可是又怕结婚。从小就是童养媳的她，对结婚本来就有一种恐惧甚至反感；在长征路上，她亲眼看到那些女同志生孩子的情景，更感到结婚的可怕；更主要的是结婚以后就会有孩子，有孩子就会影响革命工作，她舍不得放下工作。她斗争、犹豫，迟迟不肯答应曾山的要求。 　　同行的同志们看出来了，他们知道这两个人的感情实际上已经成熟，在革命的队伍里多一对革命伴侣有什么不好呢？于是他们开始起哄了，闹着要喝他俩的喜酒。在同志们的极力撮合下，又经中央组织部批准，邓六金终于成了曾山的新娘。结婚两天后，因东南分局有许多事情急着要处理，曾山便告别新婚妻子先行绕道赶往南昌。邓六金则和其他同志一起，坐大卡车从西安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再坐火车到南昌，最后坐大汽车到皖南云岭。 　　听到邓六金怀孕的消息，曾山十分高兴，当时许多女同志怀了孩子后，都因为怕影响工作和学习而想打胎，曾山都出面阻止。东南分局巡视员谭启龙的妻子严永洁怀孕后，听说奎宁能打胎，就到处托人搞药。曾山知道后立即找她谈心，进行劝阻，还想办法与浙江省委书记联系，安排她去条件相对好一点的浙江省委所在地丽水生孩子。 　　邓六金生下第一个孩子丁儿（因在丁家山出生而名）以后，即与曾山商量：“孩子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40岁得子的曾山抱着儿子爱不释手，但他理解妻子的心情，何况他自己也是一个以工作为重的人，为了不影响各自的工作，俩人毅然决定将儿子送回江西吉安乡下托给奶奶抚养。才4个月的孩子就离开了爸爸妈妈。 　　1940年下半年，邓六金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正是黑云压城、风雨欲来、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对皖南新四军虎视眈眈，杀机毕露。为了应对反动派的阴谋，新四军也加强了训练。倔强好胜的邓六金不顾怀孕反应，坚持参加各种训练，李坚真大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几次劝她不要参加训练了，她都坚决不肯，并说：“我在战斗岗位上，当兵打仗杀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决不能因为孩子拖累而影响革命工作。” 　　邓六金咬紧牙关，硬是坚持了下来。可是就在大队人马准备北移前夕，她忽然觉得腹部疼痛难忍，医生检查后说：“你肚子里有个瘤子，必须立即手术。”当时的皖南已没有条件做手术，组织上决定让她转道上海。邓六金在童树民的陪护下，分别骑一匹马、一头骡子，脱下军装，换上蓝布旗袍，化装成姑嫂俩人，一路辗转，从茂林到岩寺，从金华到温州，安全抵达上海，排除了肿瘤，并顺利地产下了二儿子曾庆淮（为此曾庆淮的小名就叫“阿留”）。 　　生完孩子后，邓六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回部队。她把阿留送给当地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收养，便急不可耐地离开上海奔赴盐城，参加华中局党校学习。没想到，阿留从小多病，收养他的夫妇觉得责任太大，吓得把他送了回来。陈毅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他找到邓六金，批评她说：“你这个同志，学习，学习，就只顾自己学习，孩子都不要了。学习出来，你想当皇帝啊！快把孩子带好，把他的病治好，否则，我不准你在党校学习了。”邓六金被陈毅从党校“赶”了出来。 　　邓六金是一位女性，但她更是一个革命战士，在孩子和工作之间，她一直在选择，一直在斗争。 　　她不想过早地结婚生子，但她不可抗拒地结了婚，生了孩子。令她更想不到的是，她的后半生，不仅与自己的孩子，还与许许多多的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解放大军南下之际，南下大军的孩子、南下地方干部的孩子和一些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遗孤怎么办？他们往哪里去？华东局决定办一所保育院，并把筹备工作交给邓六金和李静一。 　　面对着100多个离开父母的孩子，她们绞尽脑汁，找地点、找阿姨、筹经费，孩子们安顿下来后，又找老师编写课本，教孩子识字、唱歌、跳舞；孩子生病了，她们请医买药，精心护理，丝毫也不敢懈怠。华东保育院终于办起来了。 　　1949年，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孩子组成了一支“特别部队”，在邓六金的指挥下，从山东千里迢迢迁到了上海。一路上，坐汽车、换火车、过轮渡，阿姨们搀着大的，抱着小的，10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近一个月。 　　邓六金不是将军，但她胜利地指挥了这一特别的战役。看着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她有一种特别的欣慰和自豪。 　　不久，华东局为邓六金等迁址有功人员评了奖，发了“功”字奖章，戴了大红花。 　　全国解放以后，邓六金主要的工作是与孩子们打交道，她曾担任华东保育院支部书记兼协理员、副院长，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副院长、院长；后又调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任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国务院国管局三个幼儿园的工作；中国儿童基金会成立，她被推选为基金会理事。 　　邓六金，一位革命的女性，一个伟大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