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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进程中，每个人都会留下自己的足迹；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女共产党员、女政治家、妻子、母亲、大姐，每一个称谓都代表一种身份，如果把这些称谓集于一身，这些角色由一个人来担任，而且又要塑造得很完美，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
新四军女兵的行列里，就有这么一位女性。
她1907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芦洞乡丁家源。当革命斗争的烈火燃烧到平江山乡时，19岁的她在父兄的引导下，投身革命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做地方妇女工作；23岁时，红军的队伍里多了一位女共产党员。她曾与自己的丈夫并肩战斗在湘鄂赣地区；她曾身背行装，过草地、爬雪山、渡天险，跟着大部队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她曾身穿整洁的灰布军装，腰间皮带上挂着一支小小的勃朗宁手枪，活跃在皖南、皖北、苏北的山水间；新中国成立后，她又以病弱之躯，坚韧不拔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今，她安卧在南京雨花台畔的菊花台，与她亲爱的丈夫、战友袁国平为伴。
袁国平又名醉涵，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我原来以为这是袁国平对妻子邱一涵的爱称，因为他曾经用醉涵的名字发表过文章；又因为他赞扬妻子：“不是甜的蜜，不是香的花，好比茅台酒，醇芳与日加。”分明是一派陶醉其中的韵味，其韵味岂止是陶醉，几乎要“微醺”了！作为妻子，能让丈夫如此陶醉；作为丈夫，能如此赞赏自己的妻子，这种夫妻模式是多么令人神往啊！醉涵，焉知不是因为邱一涵之“涵”而“醉”？夫妻之间的情深意切，尽在一个“醉”字中显现。我想像中的这位丈夫一定是风流儒雅、文质彬彬，妻子想必是娇小玲珑、甜美可意，或者是年轻活泼、朝气蓬勃。……我想像着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中的这对伉俪。
我终于读到了邱一涵。纪念她、缅怀她的文章络绎不绝，一篇又一篇，她的战友们、抗大学员们对她的思念绵绵无尽期。我从中读到的她虽是一位平凡的女性，但又无处不透出她的伟大，众多女性视她为楷模，众多战友视她为大姐，众多学员视她为母亲，字里行间浸满了对她的敬仰！
邱一涵，从外表看去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女同志，貌不惊人，身材不高，柔弱、瘦小，曾经裹过小脚，右手还有些伤残，不能弯曲，手背老是肿得像馒头，她何以有这样大的魅力？是她的为人，她的爱心，她的微笑和涓涓如细流般的话语，是她顽强、坚毅的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使她的人格充满了魅力。她像一块强大的磁铁，吸引着周围所有的人。
她是一个普通人，但她也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有一颗伟大的妻子的心，一颗伟大的共产党人的心，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
邱一涵有一颗伟大的妻子的心。
邱一涵是共产党员，在革命的队伍里担任着一定的职务，肩上有一副不轻的担子。她知道，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对于女同志十分重要，否则，整天围在丈夫、孩子身边，忙于家庭，长此下去将一事无成，很快便会丧失自我。但是，如果光忙工作而不顾家庭也是不行的。她认为，我们共产党人也是人，革命伴侣的双方，都不应该过分强调自己的事业，不顾对方，而应该相互体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共同建立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革命事业和家庭生活并不矛盾，处理得当，二者可以兼顾，事业可以取得成功，家庭也可以和谐美满。
在革命队伍里，有的女同志成了“官太太”以后就没有了自我；还有的则强调自己的工作，而疏于对家庭的照顾，还偏激地认为，这才是革命的态度，导致夫妻关系紧张。邱一涵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染了她们。云岭的山山水水都可以作证，她全身心地做着她应该做的政治工作，她把自己的爱心给了包括她的丈夫在内的所有的人。在1939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上，邱一涵作为优秀政工人员受到表彰，她和袁国平、薛暮桥和罗琼、朱镜我和赵霞君三对夫妇成了全军的模范夫妇。
袁国平是革命家，也是个才子。
1938年，袁国平奉调到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后又兼任教导总队政委。他思维敏捷，口若悬河，作报告、演讲从不用讲稿，却能出口成章、引人入胜，极富鼓动性，每次讲话记录誊清后，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
他撰文、写诗，常有作品发表。新中国成立后，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选有他的诗作，其中有一首是赠给在国民党军里的黄埔同学的，诗曰：“逐鹿中原为国是，十年争战听人评，相逢休话阋墙事，莫使神州任陆沉。”
袁国平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19岁。接着他参加北伐，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土地革命以及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先后担任过红四师党代表、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二校的政委、中共陇东特委书记等职。1928年，当时在湘鄂赣特委宣传部工作的袁国平与邱一涵认识，并于1929年结为连理。他们比翼战斗，携手前进，共同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在皖南，他们还被评为模范夫妻，在军部纪念“三八”节的大会上受到表彰。
1940年底，云岭的上空寒风阵阵，大地一片萧瑟。新四军为顾全抗日大局，不得已而决定离开皖南北移。“金牌十二急相催，委曲求全泪暗挥”〔1〕。皖南的军民被一片愁云团团笼罩，被深深的离情别绪紧紧包裹。老百姓每天都到司令部向新四军发出“你们不要走”的请求：“你们在这里，谁要打你们，我们都起来帮你们打。”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以战斗胜利为目标，袁国平慷慨激昂地说：“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背起这个民族的十字架！”他的话，沉重中透出一片真诚。在凄风苦雨中，袁国平起草了《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用通俗易懂的句子宣传新四军东进的目标和意义，结尾处还用了一首鼓动性很强的自由诗，诗中写道：“前进号响了，大家准备好，子弹要随时准备上膛，刺刀要随时准备出鞘。别了，三年的皖南！目标，向敌后抗战的大道。顽固派滚开，投降派打倒，日本鬼子碰到了，打完子弹拼刺刀。不怕山又高，不怕路又遥，山高总没有雪山高，路遥总不比长征遥，敌后进军胜利了，自由的中国在明朝。”这首诗被军中作曲家任光和毛中玉先后谱成曲，作为《新四军东征歌》唱遍全军。
皖南的气氛中，多了几许悲壮，多了几许乐观和激昂。袁国平和大家一起唱着这首歌踏上了北移的路，但这首歌却成了他生命中的绝唱。在皖南事变中，他身负重伤，同志们用土担架抬着他走。在四面临敌的情况下，袁国平再三要求同志们把他丢下以争取时间突围。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管我了，多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替我向党汇报……”最终以身殉国。
1927年，袁国平在随北伐军讨伐夏斗寅、许克祥叛乱前，曾将一张照片寄给母亲，并在背后写道：“此行也，若杀身成仁，则以此影作为永别之纪念。”到新四军前，他又在一封信中告诉家人，他正在请求上前线，“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勇敢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他的誓言成了忏语，为了祖国，他捐躯疆场。
皖南事变前夕，邱一涵因为身体虚弱，不能随大部队行军，于1940年12月底，由乐群陪同撤离皖南到了上海。后历经千辛万苦转移到苏北盐城新军部。当袁国平牺牲的噩耗伴随着不公正的评价一起传来时，邱一涵捧读着袁国平以前写给她的信，泪如雨下。俩人并肩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湘鄂赣边区崇山峻岭中的战斗足迹，长征路上的艰辛岁月，皖南山乡的烽火年华，全都历历在目，清晰如昨。“十年征战感系多，问君何事费蹉跎？愿将头颅抛原野，不随池流逐浊波。”国平的豪言壮语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的脑际回旋。是啊，革命还没有成功，它需要有人抛头颅、洒热血。整个国家民族正在遭受不幸，自己不能被个人的不幸所击倒，要振作起来。邱一涵擦干眼泪，振作精神，以女性特有的坚韧、顽强的毅力，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
邱一涵的卧室床头上方，始终挂着一幅很大的袁国平的半身照片。照片上，袁国平戴着眼镜，穿着军装，英俊潇洒，亲切地微笑着。照片的边框上写着一首短诗，署着“醉涵”两字。1941年元月，袁国平在皖南事变牺牲后，邱一涵一直只身独处。她终生都在思念着他。白天，她忘我而平静地工作，谈笑自如，没有人见她流过眼泪；而在孤灯长夜，她会对着她的国平诉说心语，任大滴大滴的泪水挂满两腮。
邱一涵的房间里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布口袋，这是她用各色碎布拼缝而成。这些类似于当今时尚的布制工艺品，出自于邱一涵的手中，并不是因为她有闲情逸致，而是她用来消愁解闷的一个方式。战时的农村，老百姓能做到安安稳稳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已经不错了；部队里，战士们自有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而她 ，却要考虑第二天的工作，要思念她的亲人，更何况，由于惨痛的皖南事变的发生，新四军损兵折将，中央作出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使邱一涵的内心更为苦痛与矛盾。她在极其悲苦的环境中，只能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聊以自慰，有意打断千丝万缕的愁绪。
邱一涵有一颗伟大的共产党人的心。
在皖南，邱一涵先后在教导总队担任宣传科长和组织科长。军部上下，没有人喊她邱科长，几乎一致亲切地称她邱大姐。在一群年轻的女兵中，她稍长几岁，当时已有30多岁，年龄上是大姐，但最主要的还是她的品德、她的风度、她的为人和她的诚恳。邱一涵的政治工作充满了人情味，人们都说，她能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人的心坎里。
当年的红小鬼、现已近80高龄的孔济仁老人至今难忘两件事：
教导总队青年队有个小伙子，仗着自己是红小鬼，年纪虽小资格老，平时有些骄傲，他竟不顾部队的规定，居然写条子约女生去山上玩，公然追求起女生来。全队为此沸沸扬扬，影响很大。邱一涵找他谈话，话不多，仅一句话就把他说得低下了骄傲的头。邱一涵对他说：“你的年龄太小、太小；做这种事太早、太早！”语气的诚恳和痛切，震憾人心，小伙子幡然醒悟，其他人也把这句话铭记在心。
还有一次，教导队组织演讲比赛，素有机灵鬼之称的孔济仁被推荐参加。平时伶牙俐齿的小鬼，到关键时刻不免有些紧张。为了帮他松弛情绪，邱一涵特地带他到山上练习。她指着山上一片松树林说：“你看，这些都是你的听众，你拿着讲稿对着听众讲，松树被风吹过的哗哗声，那是听众在鼓掌；没有声音，那就是他们在静静地听，你都不要管它，只管讲，把它讲好、讲清楚。”〔1〕这样的耐心，这样的话语，小伙子能不成功吗？
邱一涵担任教导总队宣传科长时，除了面向十个连队外，还把工作重点放在抓好总俱乐部的工作上。总俱乐部云集了20多个具有文学、戏剧、美术、音乐、体育特长的年轻人。如毛中玉、沈西蒙、郑山尊等。
总俱乐部设在中村的一个破祠堂里。一个破旧的祠堂，因为有了年轻人的出现而变成既富有战斗气氛、又轻松热烈的活动中心。
为了开展连队活动，总俱乐部经常举办文化教员和活动分子的短期训练班，怎样指挥唱歌、怎样画漫画、怎样出墙报、怎样写美术字、怎样排戏以及怎样吹口琴等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在战斗空隙或行军途中，俱乐部的年轻人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减轻战士的疲劳。举行晚会时，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把节目搞得新颖别致、与众不同：如利用剪影艺术，将战士的种种造型和表演通过灯光在幕布上反映出来，类似皮影戏的手法，真是别出心裁，新四军战士喜爱地称为“土电影”；在布袋木偶上画上脸谱，前后操纵，又说又唱，逗得战士们笑声不断；演员们扮演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扮演的非洲黑人，维妙维肖，连史沫特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连声说：“真是扮得像透了，演得真像！活生生的！”
这里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原来是抱着上前线杀日寇的一腔热血投奔新四军的，及至到了新四军后却没能拿枪杀敌，而是在写写画画、唱唱跳跳，既不过瘾，又似乎没多大意义。邱一涵时刻关注着他们，经常找他们谈心，鼓励他们发挥各自的特长，为宣传抗日、宣传新四军做工作。她对年轻人说：“现在的学习、工作，总俱乐部的各项活动，直到我们新四军平时的训练、战时的流血牺牲等，全是为了实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这个伟大目标。”她把宣传工作的意义掰开揉碎地说给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总俱乐部曾组织过一次乒乓球赛。曾在总俱乐部工作过的孙琳对这次球赛记忆犹新，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那天晚上，毛中玉点上汽灯，把俱乐部大厅照得亮堂堂的。他邀来当时在教导总队入伍生队学习的乒乓球高手姚冠凡和陆里等人来打表演赛，吸引许多军民来观看。陆里是攻击型打法，姚冠凡是防守型的，他们俩人，一个用近台快攻战术，连连发起攻势；一个远离球台稳稳防守，像海底捞月那样把球削回去。精彩的表演博得观众声声喝彩和阵阵掌声。一个当地老乡感叹地说：“你们新四军里什么人才都有哇，真了不起！”旁边一位教私塾的老先生风趣地问道：“你们这些人为啥不到中央军去升官发财，偏偏投奔驻在山沟里的新四军呢？”接着自问自答道：“这是新四军得人心哪！”就这些短短的同时又是普通的话语，竟使孙琳深有感触。他立刻想到邱一涵的话，也越发理解她的话里所包含的深刻涵义了。这次乒乓球赛给孙琳上了生动的一课。
邱一涵是个务实、可亲的领导者。不仅在皖南，后来在抗大四分校、江淮大学以及后来的工作岗位上无不如此。
淮河之滨、洪泽湖东的淮宝县仁和集，新四军军部创办了一所新型的综合性大学——江淮大学。她是在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到根据地来的政策和进一步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下创办的，她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不愿接受奴化教育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党的地下交通线的引导下，陆续来到淮北、淮南根据地，进入江淮大学学习。陈毅、张云逸、罗炳辉、彭雪枫、刘瑞龙等领导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和谭震林、郑位三、方毅、汪道涵、潘汉年、钱俊瑞、范长江等亲自执教。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到了自由的天地，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觉悟。
为了做好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江淮大学成立了党支部，支部工作由抗大四分校党组织领导，当时任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的邱一涵直接负责。邱一涵从此与江大支部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为支部工作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支部工作是秘密进行的，邱一涵要求支部委员不要把秘密的支部工作搞得神秘化。支部工作的对象是一批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和来自大城市各个不同家庭和不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他们能来到这里，说明他们有抗日爱国的愿望，因此要实事求是地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以适应他们不同的心理，做好团结工作和思想工作。
在邱一涵的具体指导下，江大支部在学员中抓了两头：一头抓原来就是地下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对他们继续培养，通过生活、学习、劳动推动他们团结广大群众，发挥骨干作用，为今后入党创造条件；另一头抓少数进入根据地思想还不够稳定的学员，对他们采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派党员和积极分子去联系他们，做到责任到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
邱一涵的政治工作体现在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她怕来自大城市的同学们过不惯当地生活，特地关照给他们优厚的菜金标准，每天早餐除了稀饭外，还有油条等点心；冬天给每人发一件棉大衣，享受着连以上干部的待遇。同学们感到很不安，要求取消这些优厚待遇。邱大姐亲切地对他们说，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还希望提出来。同学们把关怀化为了动力。
抗大四分校保卫科长吴剑，因身体不好，已到而立之年还未成家。邱大姐一方面为治疗他的病痛而操心，一方面为他物色理想的爱人。校部收发室王凌淳厚朴实，有一颗善良贤慧的心。邱一涵穿针引线，当起了“月下老人”，把王凌介绍给吴剑。在王凌的精心照顾下，吴剑的病很快痊愈。他们俩人相濡以沫，亲热相处，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对模范夫妻。
江大支部组织委员徐秉渊每次去邱大姐那里汇报工作，邱一涵都要留她住宿，与她促膝谈心，临走从不让她空手，或是一条肥皂，或是一双布鞋。一条肥皂，一双布鞋，在我们眼里，根本微不足道，可是这一切都是邱大姐省下来的，对毫无外援的徐秉渊来说却无疑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弥足珍贵。
解放后一直在安徽工作、现已离休在家安度晚年的徐秉渊，后来改名为左政，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浙江姑娘。她出生在浙江金华一个地主家庭，是家里的小九妹。她和她的八位哥哥姐姐都离开家乡在外面上学。徐秉渊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童话书，住校期间，学校里所有的童话书几乎都给她看完了。从童话书里，她认清了善良和狠毒，分清了正义与邪恶，成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小姑娘。中学时就因为反对学校搞“填鸭式”教育而勇敢地上街游行；“七七事变”后，她从上海回到浙江，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因为家里不让她去重庆，她冲破家庭阻挠，坚决要求返回上海。在上海她参加了地下党，却又因为编印了一期比较激进的小报而暴露了身份，只好随地下党到了淮北。因此她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家里找不到她，她也失去了外援。邱一涵对她既像大姐又像母亲，晚上睡在一起，无话不谈。邱大姐亲切地与她谈长征，谈延安，谈革命。第二天，左政捧着大姐给的礼物，心里充满了温暖。直到今天，只要回忆起这暖人肺腑的一幕，左政的眼里就会涌上感激和思念的泪水。
女同志每个月都有几天特殊的日子，如果这几天是在妈妈身边度过的话，那肯定要撒撒娇，捂着肚子喊几声“难受”的。可是在部队里，身边有这么多男同志，怎么撒娇？向谁撒娇？出操时，因为来了“例假”，请假免操时，值星的指挥官会说：“什么例假、例假的，我们怎么没有？”部队里为照顾女同志，每月在生活费中多发给5角钱卫生费，男同志又提“抗议”：“她们讲卫生，我们就不用讲卫生？”陈毅曾哭笑不得地用他的四川方言说那些男同志“真是个哈马哥！”
江大的女同学真是幸运，她们碰上了邱一涵。她们都会记得，邱一涵以女性独有的细心，总是及时地给她们送来生姜和红糖，给她们送来“妈妈”的爱。
邱一涵有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
常说母爱是无私的，母爱是伟大的，体现在邱一涵身上的母爱更多了一层博大。
袁国平和邱一涵生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在湖南出生，取名“雅音”。他们俩人出去工作，无暇顾及，接着又打游击，又长征，孩子就放在老家，根本就没有带出来；第二个是儿子，在皖南出生，取其谐音，孩子的小名就叫“浣郎”。为了工作，小浣郎未满周岁也被送到湖南邵东县袁家台，托给奶奶抚养。
抗日志士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无私地奉献，他们的孩子也把自己的童年和母爱无私地舍弃。孩子本应在妈妈的怀抱里，无忧无虑地吸吮着母亲香甜的乳汁，充分享受着母爱，但是，国难当头，妈妈要顾国家、顾民族，只好委屈自己的孩子了。雅音和小浣郎与许许多多在战争年代出生的革命后代一样，从小就得忍受骨肉分离的孤苦，忍受各种磨难。直到很大，他们还不知道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
每当与好朋友谈起自己的孩子，邱大姐都忍不住思念的泪花，她的眼前老是晃动着孩子们的身影，仿佛看见孩子的小手在山上拣拾柴禾；仿佛看见孩子正蹲在奶奶身边，看着奶奶往灶里添着柴禾，熊熊的灶火映红了稚嫩的脸庞；又仿佛看见孩子正搀着眼睛已经看不见的奶奶到门口晒太阳……孩子才几岁，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呢！邱大姐心底的这份爱是任何时候都不会割舍的。但是，为了工作，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她把爱埋在了心里。
1946年邱一涵因为身体不好，到上海治病，住在童紫家里。她为童紫新出生的女儿又是做小布鞋，又是在小绒衣上绣花，看着孩子的眼神是那样深情、慈祥。可以看出，她把对自己孩子的一片思念和爱怜都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童紫不忍见邱一涵对孩子的苦苦思念，也因为地下工作的需要，便托她经商的姐夫去湖南设法把孩子接到上海，母子终于团圆。
说起童紫，可真是位热心人。
童紫，也叫童树民，是个能干非凡的新四军女兵，也是位热心助人的新四军女兵。在军部，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童树民的。每次集会，那个指挥唱歌的女兵一定是她，她高高地举起双手，有力地挥动着，在空中划着节拍，每一句乐曲结束，她的双手正好停在腰间，非常有趣。有她指挥，文化队的歌声就特别响亮。《新四军军歌》作成后，就是由她和另外两位男战士教唱的。
哪一天童树民值厨，大家一定非常高兴，因为今天一定能吃到她拿手的上海风味的八宝饭或红烧肉了，至今想起来还叫人口水直滴。
难得的是，她还是一位善于和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在皖南，她看到文化队教员徐若冰有严重贫血，经常头晕，上课没精神，马上想方设法每天请炊事班买一角钱菠菜和猪肝，给徐若冰做一碗菠菜猪肝汤喝。一个月下来，徐若冰居然头也不晕，脸色也由苍白而红润，贫血现象没有了。她懂医道，在上海隐蔽时，曾任上海地下党第一任医药卫生界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开业医生。后来她一直在卫生战线热心地为别人服务，充当着人们健康的保护神。
我见到这位老人是在她的家里。当时她正在为自己注射胰岛素，轻而易举，十分熟练，一点也不像80多岁的老太太。听说是采访新四军女兵的事，她立即笑声朗朗，话语喧喧，滔滔不绝地说开了。真的是“童音未改，紫气永存”啊！
童树民有一双灵巧的手。邱一涵的小浣郎到了上海后，她看到孩子全身上下穿的都是用黑色粗布做的乡下服装，在花花绿绿的上海显得十分显眼。为了不被人怀疑，童紫立即动手，给他织毛衣、做衣服、买外套。浣郎本来就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换了装扮后，很快就像个上海小学生了。
邱一涵爱孩子但不溺爱孩子。她教导女儿雅音要摆脱家庭和孩子的羁绊，到革命工作中去锻炼，要自己努力奋斗。对心爱的儿子，她遵从袁国平的意思，给儿子取名浣郎，为的是要他记住皖南精神；上学后起名振威，要的是振我军威。让孩子与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一起上学，不上干部子弟学校，为的是要他从小生活在群众中，做群众的一员。没有玩具，没有高档衣服，没有自行车，没有人知道他是高干子弟。振威自己也只知道爸爸是炊事员，当他遭到同学的嘲笑回家向妈妈抱屈时，妈妈告诫他，不要与人攀比，她说：“司令员、炊事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炊事员烧饭，司令员不行，政委不行，所有人都要饿肚皮，就无法打仗，更无法打胜仗。当炊事员同样光荣！”老师和同学一直以为他是炊事员的儿子，直到邱一涵去世的消息见报，才知道他父母的情况。
邱一涵是普通而平凡的，她的儿子也是普通而平凡的。邱一涵留给孩子最珍贵的遗产是：“忘记社会给予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现已是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袁振威为人正派，待人宽厚，作风朴实，工作勤恳，完全秉承妈妈的优秀品德，不愧是继承父母未竟事业的好后代。
之所以说邱一涵的母爱更多了一层博大，那是因为她对战友的孩子视若己出，对她的部下也充满了母爱。
袁国平和邱一涵与彭雪枫是老战友、老朋友，他们早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工作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袁国平牺牲后，邱一涵虽然仍忘我地工作，但一直沉浸在悲痛中。彭雪枫经常看望她，并要爱人林颖向她学习，多关心她，多亲近她。邱一涵后来调到彭雪枫所率领的新四军四师，在抗大四分校工作。彭雪枫牺牲后，性格坚强的邱一涵遭受又一次沉重打击，忍不住与林颖抱头恸哭。彭雪枫的遗腹子彭小枫出生后，邱一涵把他接到自己身边，亲自照顾，把对自己孩子的爱、对战友的情全部倾注在孩子身上。
战友卢华的女儿卢小萌也成了邱一涵的女儿。只要孩子一来，邱一涵就会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把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珍藏着的几颗糖放在孩子的小手里；从小食堂打来的菜，拣好的都拨到孩子的碗里。听着孩子清脆的笑声，看着孩子可爱的小脸，邱一涵的眼里充满了笑意和慈爱，那眼神简直能把人心都融化掉。
邱一涵还有一个“儿子”，那就是她的技术书记董昌达。
1943年除夕之夜，政治处全体同志在“家长”邱一涵的率领下，欢聚一堂。小小的草房里点了一盏油灯，油灯里多添了几根灯草，屋子里显得格外亮堂，气氛温馨融和。邱一涵微笑着，看着大家尽情地嬉笑。宣传干事卢华是个活跃分子，眼睛一眨一个点子。他宣布拜年开始，把小董拉到邱一涵面前说：“快给妈妈磕头拜年！”小董慌慌忙忙地赶紧给邱一涵鞠了一躬。邱一涵笑眯眯地连声说：“好了！好了！”小董红了脸，往事一幕幕地涌现在脑际。
抗大政治处驻地是个美丽的小村庄，村内柳树成行，村外沟溪环绕，环境十分幽静。政治处同志的房子是部队自己用芦苇、稻草、泥巴、毛竹盖成的，虽然简陋，却很干净。门前一个小场院，夏天的夜晚，倒也凉风习习。但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夏夜的蚊子很厉害。
邱一涵立即想到了小董。小董才来报到，肯定受不了这些厉害的蚊子的侵扰。可是部队规定，只有营级以上的干部才能配备蚊帐，政治处除小董外都是营级干部，他是个连级干部，是领不到蚊帐的。一天上午，邱主任喊：“小董，来一下！”小董喜滋滋地来了，嬉皮笑脸地问：“邱主任，又让我吃小炒啊？”因为邱一涵身体不好，又是旅级待遇，按规定每顿饭伙房多给她做一盘小炒，可是，吃饭时，她总是喊别人去吃她的那份小炒。
邱一涵也喜滋滋地对小董说：“看！给你一顶小蚊帐！我发了一顶新帐子，这顶帐子给你挂。这里蚊子太多了……”小董接过蚊帐，感到了一股暖流。
他很需要一顶蚊帐，有了这顶蚊帐，大大小小的“轰炸机”就奈何不了自己了。可是，按规定自己是不能有蚊帐的。怎么办？经过再三的思想斗争，最后他把蚊帐上交给了校供应处。
邱一涵生气了，而且气得哭了！她气冲冲地到宿舍找到小董，发了脾气：“谁叫你把帐子交掉的？这是我给你的！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这样古怪？”单纯而天真的小伙子吓坏了。他平时看到的只有邱主任温和的笑脸，这样认真地发脾气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惶恐地低下头。他不知道，他深深地伤害了一颗母亲的心，他拒绝的不是一顶小小的蚊帐，拒绝的是一份浓浓的母爱。
这件事令他终生难忘，并为此内疚不已。面对着慈母般的邱主任，借拜年之际，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邱一涵是个普通的女人，也是个不平凡的女人，她有着所有女人都拥有的梦想——爱情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但她却承受了不是所有女人都能承受的痛苦，她的单薄的身躯里蕴藏着的是充盈的精神和耐力。一个人貌相平平，不露锋芒，不动声色，但在人格上却卓然而立，楷模万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这种人格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远远超出一般人滔滔说教的威力。邱一涵以她非凡的人格力量鹤立于新四军女兵的行列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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