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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女兵有30人。其中，有军政治部的指导员、军司令部的机要员、军教导队的文化教员、军部服务团团员、军部印刷厂的干部；有一名是新四军随军家属，是随部队转移时被捕的；还有几个人刚从国统区地下党调来不到两星期，其中有两位华侨姑娘。
她们刚刚走出硝烟弥漫的皖南山林，又被押解到布满铁丝网和高墙的人间地狱——集中营。
有人说，痛苦和灾难一般只会引起哀怨。在我们的女兵身上，这句话不灵了。经历了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的腥风血雨的灾难和失去亲人、失去同志、失去自由的痛苦之后，女兵们没有哀怨，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和不能实现自己抗日救国抱负的痛惜！她们要反抗，要斗争，要越狱，要早日重返前线！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女兵们团结起来，开始了一场新的搏斗。
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上饶集中营是强占老百姓的民田和民房而建起来的，他们毁掉稻田，凿平山坡，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操场，把民房改成囚室，周围圈起了铁丝网和高墙，隔绝了被囚者和外界的一切联系。营房的门前和附近山岗布满了国民党的宪兵岗哨。它挂的牌子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被捕的新四军干部被称为“军官大队”的“学员”。30个女兵被编为一个“女生分队”。
这个“军官大队”以军事训练为名，对抗日青年施以精神虐待与人身摧残。跑步、操练、无休止的劳役，“上课”、审讯、残酷的刑罚，女兵们全都咬紧牙关，宁死不屈。在集中营五年，女兵们拒绝在“悔过书”、“自首书”上签字，巧妙而坚定地对抗着威胁和利诱。敌特在女生队里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攻不出一个叛变分子，感到十分棘手。
现在我们是难以想像当时斗争的惨烈的。在集中营，对女同志的折磨不仅来自无休止的苦役、恶意的“出操”等，还有来自国民党兽兵的污辱。
都是些20岁上下的姑娘，虽然“囚徒”的非人待遇使她们衣衫褴褛，但毕竟遮不住她们的青春和活力，遮不住她们的气质。国民党的一些军官们、集中营的特务们一次次地把邪恶的目光投向她们。徐韧在丈夫任光牺牲后，自己也负伤被捕。国民党五十二师的一个团长对她心怀叵测，把她单独留在团部医务所治病，并不时派人或亲自去看她。在遭到徐韧坚决的拒绝和反抗后，只好把她押往集中营。有一次，年轻、秀丽的徐韧在牢房里刷墙时，特务队长见只有她一人在屋子里，便不怀好意地走到她身边，嬉皮笑脸地把脏手伸向了她。雨果说：只要有了仇恨，一个女人就抵得十个男人。表面柔弱文静的徐韧，心中正充满着海洋般的仇恨，见特务的脏手伸来，顿时怒不可遏，随手拿起身边的小板凳，朝他脑袋砸去：“你想干什么？我们是好欺负的吗？”特务队长捂着差点被砸碎的脑袋，恼羞成怒，把徐韧关进禁闭室。这个禁闭室原来是老百姓的谷仓，狭小低矮，里面空气污浊、霉味刺鼻，当时又正值炎夏，伤后体弱的徐韧能经受住吗？
全体女同志愤怒了，她们在狱中党支部的组织下，立即罢工，抗议敌人对女同志的污辱，提出：不放出徐韧，决不复工，还要捣毁牢房设备。
徐韧是放出来了，但从此她被视为顽固分子而列上了特务的黑名单。
经常有特务来纠缠姑娘们，有甜言蜜语，有威胁利诱，这些都丝毫动摇不了姑娘们的意志，她们始终保持着革命的警惕性和高尚的气节，特务们总是在一片训斥声中灰溜溜地离去。女兵沈锐也遭到特务训导员的纠缠。这个训导员看上去倒也年轻文雅，对沈锐好像是动了真情，他甜言蜜语、劝说利诱，经常劝说：只要肯自首，她不仅可以自由，还可以立即成为军官太太。可每次，沈锐都毫不留情地顶了回去。为此，她也被列为顽固分子，差点惨遭厄运。
宜兴姑娘、卫生员许筠是第三纵队司令张正坤的爱人。在石井坑俩人一起被捕。许筠被关在上饶集中营。特训班里一个特务以同乡的名义接近许筠，想追求她，把她安排到农场的小学去当老师，还用卑鄙的手段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张正坤与许筠因思想不合，难以白头到老”的离婚启事。许筠气愤地撕碎了报纸，并暗下决心，一定要逃离魔掌。三天以后，她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去。
女同志抱成团，用集体的力量与敌人抗争，保护自己不受污辱，保持革命者的气节，这样的事例在狱中发生了好几起。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一个女孩子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惨遭敌人兽兵的蹂躏而身患重疾，却仍然顽强地斗争，至死不肯低下她高贵的头颅。她就是施奇。
施奇是不幸的女囚中最不幸的一个。
皖南事变的逆流把施奇冲进了灾难的深渊。她与机要科的战友失散后，一个人在山上躲了几天，也饿了几天。山上的枪声逐渐稀落并停息后，饿得头昏眼花的施奇趁黑夜下了山，她敲开了一户贫苦农民家的门，在那里隐藏下来。一天，国民党五十二师的搜索部队突然进村，施奇来不及躲藏，农民大娘悄悄对她说：“快！快！躺到床上去！就说是我的儿媳妇，生病了……”施奇刚刚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假装生病，几个兵痞就冲进了这户农家。他们根本不听农民大娘的哀求，掀开被子，发现是一个年轻姑娘，便野兽似地、轮流着扑了上去……
当施奇被送进集中营的时候，可怜的姑娘已站不起来，是被担架抬进去的。昔日健壮、活泼而美丽的姑娘，竟变成一个面容憔悴、一头乱发、身下不断流着脓血的重病号了。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时，施奇还不满18岁。她曾经是上海纱厂的童工，在蒸笼似的车间里挥汗如雨地度过了几个春秋。在工人夜校里，她学了文化，也有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
在中国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里，她与好朋友毛维青等人一起，勇敢地在火线上抢救伤员，成了一名出色的救护队员。后来又一起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在女子八队学习时，她被选为班长，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还不断帮助其他学员学习。施瑛就曾说过，在女子八队学习时，她抄别人的笔记，抄得最多的是施奇的笔记，不懂的地方，施奇还给她讲解。就在这一年，施奇被推选为“好班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教导队毕业后，分配到速记班，很快又调到机要科。
施奇白白胖胖，圆圆的、带着稚气的脸上透着美丽的红晕，任何时候总是笑嘻嘻的。她性格活泼，而且大大咧咧，同志们都亲昵地叫她“阿福”。如今，这个姑娘被蹂躏得奄奄一息。
集中营的特务以治病为诱饵，对施奇说：“只要你能悔过自新，承认过去走错了路，立刻就送你去看病。”卑鄙的国民党特务企图胁迫她叛党，也企图用利诱她自首的手段来掩盖国民党军强奸女俘的罪行。施奇严正地拒绝了。她气愤地说；“我有什么错？抗日有什么错？为什么要自首？我的病是怎么得的，你们最清楚，我要控诉你们！我宁愿痛死、烂死，也决不出卖我的灵魂！”“要我自首，那是白日做梦！”衰弱的病体里迸发出惊人的力量，铿锵的话语里显示了姑娘的铮铮铁骨！
女友们紧紧握着她的手，泪如雨下。
她们的人生之路都才刚刚开始，报国救国的壮志未酬，却偏偏身陷囹圄，被剥夺了自由，甚至被剥夺了生活的权利。这是为什么？这又是凭什么？施奇喃喃地说：“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关在集中营的女囚们全部都是清白的、无辜的，肮脏龌龊的是那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虎作伥、做出亲痛仇快之事、犯下滔天罪行的反动派！施奇一有机会就向人们讲述自己的身世和遭遇，揭露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几乎都听她讲过新四军的故事。
可反动派就连这样一个手无寸铁且身染重疴的姑娘也不放过，他们把施奇抬到茅家岭监狱附近，哄骗她说，准备让她坐船去福建。一行人走到茅家岭下一个山坡旁，特务们把奄奄一息的施奇推进一个事先挖好的土坑里。施奇用尽全身力气，厉声质问刽子手：“你们卑鄙，你们无耻，你们为什么不敢公开枪杀我？”恶狼似的刽子手手忙脚乱地往坑里填土，顽强的施奇还在土里挣扎痛骂，一个特务竟提来一桶水灌了下去，还残暴地用脚把土踩实……
施奇永远留在上饶郊外这块罪恶的土地上，施奇也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新四军将士虽然沦为囚徒，在人间地狱遭受非人折磨，他们的身体是虚弱的，但他们却是强大的，强大得让那些荷枪实弹的特务们心惊胆颤。面对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的头颅，国民党反动派惟一的法宝便是举起手中的屠刀，用血腥的镇压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人们。
上饶集中营，这座人间地狱，它究竟吞噬了多少新四军将士的生命啊？对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卑鄙的反动派非但不给他们医治伤痛，反而撕去他们缠在伤口上的绷带，让伤口血流如注；还罚他们做苦役，冬天在冷水里冻，夏天站铁笼，残酷地折磨那些有病的伤员，直至夺去他们的生命。在集中营转移途中，女兵朱平因痛经走不动，落在队伍后面，特务头子恶狠狠地说：“把她交给宪兵，处理掉！”可怜而无辜的朱平就这样被枪杀于路旁。种种残暴，无所不用其极！这样被夺去的生命有多少条，已无法统计。仅在赤石镇附近虎山庙的一场大屠杀中被枪杀的就有75人（另说是140多人），其中有7位是女同志。
就在阴谋行刑的当天，色厉内荏的敌人并不敢正大光明地宣布被杀害者的名单，而是采取欺骗手段，以重新编队的名义，把七个姑娘骗了出来。
1942年6月19日下午，残阳西斜，本不该炎热的天气却闷热得令人窒息。
肮脏的赤石镇上一片死寂。
七个年轻的女同志，穿着一式的粗布军服，脸色疲倦憔悴。她们被押着走在空空的街道上。
刚才特务头子宣布：“你们七个人编到另一个队去，现在就走，什么东西也不要带，那边全有。”
空气凝固了。
姑娘们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她们不约而同深情地看了看即将分手的20多个姐妹，用眼睛向她们告别：“姐妹们，你们要活下去，要飞出牢笼，要坚持斗争啊！”她们有一丝紧张和不安，毕竟她们壮志未酬，毕竟她们还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但是，她们没有流眼泪。
李捷、瞿淑、戴庆哲、杨瑞年、汪企求、胡珍水、徐韧是这七个姑娘的名字，让我们永远记住她们。
李捷，像往常带领姐妹们与敌人作斗争时一样，走在七个人的最前面。27岁的李捷，有着颀长匀称的身材和端庄的面庞，大大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集中营里，她是女同志的核心，坚定而巧妙地与国民党特务周旋，保护队里的姐妹们免受欺凌。
南京姑娘李捷16岁的时候，由于家境贫寒，没有读完中学就被迫嫁给了一个年龄比她大一倍的国民党政府官员。1939年，遍地的抗日烽火和高扬的抗战歌声把她从沉闷的生活中唤起，李捷从进步书刊里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她再也不能忍受屈辱的命运。她把两个孩子留在老家，毅然出走，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找到了一个新的“家”。在新四军里，她担任过文化教员和《抗敌报》的译电员。在皖南事变的火线上，她镇定果敢，当敌人的火力把同志们压在一个小山沟里，大家有点慌乱的时候，是她挺身而出，大喊“同志们跟我来！”带着大家冲过一片开阔地，转移到树丛中隐蔽了起来。
被捕以后，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吕明，谐音黎明。她坚信，黑夜终将过去，黎明必会到来。
紧跟在李捷身后的瞿淑，也是一位江苏姑娘，1913年5月出生在江苏靖江县。牺牲那年29岁。高中毕业后，她从事小学教育。抗战后，她与爱人薛克白一起投奔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入党，随后俩人被分配到湖南、广西等地做地下工作。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瞿淑和薛克白双双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党组织通知薛克白立即转移到皖南新四军去，他来不及与瞿淑告别，就跳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并于1940年8月来到皖南，分配在三支队五团任军需主任。瞿淑忍痛将两岁的女儿寄养在一个农民家里，于1940年11月来到新四军，分配在二支队三团服务团。当时已是皖南事变的前夕。
皖南事变中，他俩先后被捕，她化名徐明，并隐瞒了与薛克白的夫妻关系。
在集中营里，瞿淑与李捷、戴庆哲组成秘密党支部，机智巧妙地与敌人斗争。她教没有斗争经验的小妹妹学会对敌斗争的隐蔽策略，细致地帮她们准备“口供”；联合女生队一起以交白卷的形式对抗敌人企图以考试形式诱骗女生自首的考卷；她还不知从那里弄来一块蓝布，做成长衫，让一个女同志穿着，女扮男装逃出了集中营。
当瞿淑被押到虎山庙时，庙里已关押着许多人，她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急切地搜寻着，既希望与最亲爱的丈夫再见一面，但又不愿在这一群人中看到自己的丈夫。她此刻还未曾知道，她丈夫薛克白，一个年轻有为、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已先于她而被枪杀于庙后的废地上了。
戴庆哲是姐妹们最信赖的大姐之一，不仅因为她年龄最大，还因为在集中营的斗争中，她机智、勇敢，是秘密党支部的领导成员。在应付敌人的审讯及一些所谓的政治测验时，她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
戴庆哲1912年12月出生于湖南湘潭。父亲在湖南省电报局任职，母亲是一个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家境还算富裕。她聪慧好学，从小受到母亲的熏陶，会背许多古典诗词，能写一笔好字。在长沙省立第二高中师范科求学期间，她受到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开始懂得一些革命道理，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心中忿忿不满。
在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中，戴庆哲参加了教师寒假回乡服务团，和大家一起，办墙报，编话剧，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把当地抗日救亡工作搞得十分活跃。1938年，她在长沙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组织上决定派她与爱人唐士苹、好友刘希孟等三人去新四军。他们辗转武汉、长沙、浏阳、宜春，于同年11月终于到达云岭，分配在军部服务团民运队工作。
在集中营里，她改名陈月霞，装成一个不懂政治的家庭妇女，声称是在走亲戚途中被强抓来的。她不声不响，暗中却积极开展狱中斗争。平时，她帮大家搓麻绳、打鞋底、做鞋帮，有时教几个小姐妹念唐诗、古词。这个朴实的家庭妇女形象，一度瞒过了特务的眼睛，但时间长了，那帮鬼鬼祟祟的特务们还是察觉了这个不动声色的家庭妇女实则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队伍中年龄最小的是汪企求和胡珍水，她们年轻的脸上还带着稚气。
汪企求，江西新建县人，1920年4月生。个子不高，胖胖的，圆圆脸，姐妹们都叫她“阿胖”。这个可爱的姑娘被捕前是军部机要科的机要员，与周临冰、毛维青、施奇是好朋友。四人中，只有她性格像男孩，喜欢冒险，游泳、骑马，什么都要尝试。工作起来却不含糊，无论是在速记班还是在机要科，都深得首长和同事的好评。在皖南事变中，为了及时与党中央、前线部队取得联系，她不畏辛苦，勇敢地奔走在枪林弹雨中。
被俘后，她化名黄兰，编造了假履历。也许是从事机要工作的习惯，在狱中，她沉默寡言，不轻易说话，并一直在寻找越狱的机会。曾经有一次，她与难友陈丽霞扮作姑嫂，趁宪兵换岗时逃了出去。不幸的是第二天就被抓回。
胡珍水是南昌姑娘，比汪企求大一岁。在读书时，她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还因此被捕入狱。1938年出狱后，她就投奔了新四军，并很快加入了共产党。集中营里的严酷生活，吓不倒年轻的姑娘，她化名凌鸿，渴望着变成一只凌空展翅的飞鸿，飞出牢笼，回到革命部队。她变得更冷静、更成熟，任凭特务威胁利诱或花言巧语，她一概以沉默回答。敌人对她万般无奈，因此也恨之入骨。她飞出牢笼的心愿被敌人的子弹残酷地粉碎了。
七个姑娘中最倔强的是杨瑞年。在这场屠杀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没有低下那高傲的头。
漂亮的镇江姑娘杨瑞年，短暂的一生并不很顺利。抗战前因宣传爱国而被捕，抗战爆发后出狱，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毕业后分配至新四军。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被学兵队的领导认为有托派嫌疑并写进了档案。
到新四军后，军部曾想调查这件事，但因为当时环境所限，无法调查在山西发生的事，因此，她一直以一个有托派嫌疑的身份留在军部工作，被长期考查，并调离军部服务团她喜爱的、表现非常出色的戏剧工作去当文化教员。多才多艺且忠心耿耿的杨瑞年非但没有气馁，仍把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还把自己的弟妹们引上了革命道路，弟弟杨华年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妹妹杨青年在淮北参加了新四军。皖南事变中，弟弟也被捕入狱，在一次越狱逃跑中被宪兵追捕而英勇牺牲。妹妹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
杨瑞年在集中营里，对敌斗争极为坚强，多次利用敌人组织剧团演戏的机会，先后帮助赖少其、邵宇等人逃离集中营，使他们得以返回部队，继续抗日。她自己则由于倔强的性格和对敌人进行的嬉笑怒骂，被反动派视为顽固分子和危险分子。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迸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枪声响了，倔强的姑娘不肯倒下！她不甘心倒下！身中三枪后仍在高呼口号，刽子手端枪的手发抖了……
杨瑞年经受了比别人更多的苦难，却让生命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她的灵魂无比高贵，她用短暂的一生划出了一条悲壮的人生曲线。李一氓说她：“以对党、对革命的忠贞，自己给自己清洗掉了所谓‘托派’的嫌疑。”“她是新四军的大无畏的女战士，应该追认她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
改名为徐韧的广东姑娘徐瑞芳，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她和杨瑞年一样，当时也不是共产党员，但她有满腔抗日的热忱、强烈的爱国情结，她和丈夫任光都是为了抗日而来到新四军的，她不明白，为什么爱国有罪、抗日有罪？在集中营，她受到了更多的教育，鼓起了对敌斗争的勇气，坚决捍卫自己的尊严，以她的坚韧与敌人作斗争。临刑前，她美丽的大眼睛里含着泪花，跟着大姐们发出了同样的吼声。
赤石啊赤石，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难道你真的预示着这里的山石竟要用无数英雄的鲜血来染红？还是因为这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你的名字才变成了赤石？
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说：“为了争取将来的美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石质的雕像。”我们的新四军的女兵——集中营的女囚——炼狱的女神，每一个人都像一尊不朽的雕像，她们是那样美丽、那样圣洁，又那样坚强，她们矗立在历史的丰碑里，永塑在人们的心目中！
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30位新四军女兵中，牺牲在集中营的有9人；五年间不断有人越狱，但成功的却只有可数的三、四人；除通过关系保释的以外，到1945年只剩下6人，直到日寇投降、集中营被迫解散后才获释放。
20岁上下的女孩子，有着如花的容貌、如火的青春，正应该是人生中最美丽、最浪漫、最富有幻想的阶段，她们本不该遭受磨难甚至牺牲生命。是什么力量促使她们放弃优裕的生活，挣脱妈妈的怀抱，义无反顾地走进战争而又视死如归的呢？皖南事变中女兵的遭遇，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毛泽东1939年3月8日在延安作的题为《妇女们团结起来》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切斗争中，要是说男子的力量是很大，那么，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1〕这是对女性力量的很高的评价。
史沫特莱在新四军看到妇女拿起了枪杆子，很为高兴，她为此断言，无论今后怎样变化，既然妇女跟从前不一样了，所以中国也不会是从前的老样子了。
女兵们出入枪林弹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对社会、对民族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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