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应该得到李又兰相思红豆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她的好朋友乐群。当年19岁的乐群从上海爱群女子中学毕业后回到镇海，认识了李家大小姐又兰。为避战乱，李又兰也是刚从上海回小港，俩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一腔爱国热情把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俩人一起报考了“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在“训练团”真反动、假抗日的沉闷空气里，她们偷偷地阅读进步书刊，又一起设法摆脱“训练团”和国民党特务的纠缠，在周恩来和南昌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 　　和李又兰相比，乐群更大胆些，性格也较开朗，新四军女子八队成立后，她因文化程度比较高，被分配到八队当副队长。南方姑娘特有的细腻、温和，使她像一位大姐似地关心着队里的同学。她配合队长于晶把八队搞得红红火火。 　　在皖南军部，她和李又兰在不同的岗位上奉献着青春。皖南事变前，乐群奉命到上海，在上海建立一个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应从皖南出来转道上海到苏北的新四军干部。 　　乐群的父亲原是一家洋行的资方代理人，后来经营一家杂粮店和南北干货行兼及药材批发，逐渐发家，曾担任上海什粮同业工会的常委和执行委员，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女儿从事革命活动。地下交通站的活动经费全部由他提供。皖南事变以后，乐群在自己家里雇了两个裁缝，专门为新四军干部打点行装。经她手接应的几十位新四军干部和伤病员都顺利到达盐城新军部。她还通过父亲筹集了一笔外汇，寄给困居在新加坡的叶挺军长的夫人李秀文，帮她回国与叶军长团聚。 　　最让她难忘的是有一次护送李又兰去镇海的经历。 　　1943年春天，乐群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党组织要她在日寇占领下的宁波市建立一个地下交通站，收集情报，保护同志，接应过往宁波的领导同志并护送他们前往浙东解放区。于是，她乔装打扮，住进了宁波城里伪盐务管理局的一栋小楼里。人人都知道她是日本宪兵队里的汉奸王福林的表姐，却不知王福林也是地下党。由于乐群祖籍镇海，其父开设在上海、宁波的南北货土产公司颇有名气，有一定的地位和社会关系，她巧妙地利用这些条件，打入敌人内部，以一个富商巨贾的千金小姐的身份，经常出入于一些汉奸、商人的家里，与他们的太太们打牌、跳舞，以完成自己的秘密使命。 　　当时的浙东处于日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拉锯”地区，从宁波到浙东解放区，一路上关卡多、盘查严，有水路，有陆路，环境十分险恶，六七十里的路很不好走。但乐群却从容应对，一次次顺利地往返其间。在她大衣的垫肩里或精致的小钱包里藏着从日本宪兵队带出来的情报，上船下船时，她各种“证件”齐全，加上一肩波浪长发，一双时髦的高跟皮鞋，做工精到的旗袍外面披一件入时的大衣，派头不小，气度不凡。 　　但是，护送李又兰的那次却差点出了意外。 　　因为日伪对苏北根据地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组织上决定让女同志转移出来打埋伏或投亲靠友。李又兰和其他女同志一起转移到了黄海边上。在一次日寇的狂轰滥炸以后，李又兰等人再次转移。她历尽艰险到了上海，决定回宁波镇海老家，护送的任务交给了乐群。 　　经过生死劫难的好朋友再次相聚，心情都十分激动，一路上俩人畅叙着别后的思念。当走到叶家湾时，不见前来接应的同志，竟撞上手持明晃晃刺刀的日本兵。日寇正发动一场对镇海以北地区的大“扫荡”，指挥部就设在叶家湾。 　　机警的乐群沉着地对李又兰说：“敌人已发现我们了，现在只能向前走，不能跑，你跟着我，看我的眼色行事。”她手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房对围上来的日本兵说：“我们到亲戚家去！” 　　还没等日本兵回过神来，她俩已沉着冷静但又快步走到了楼前。日本兵敲开了大门，主人一见是乐群，后面又跟了一群日本兵，立即明白了，故意放开嗓门大声说：“啊呀，你们怎么才来呀！姨妈早就等着你们了！快上楼去！” 　　主人叶志康是当地有名的绅士，是乐群结识的上流社会的人物之一，他同情抗日的队伍，表面上也与日本人周旋。此刻，他家里正驻有日军指挥官。此时的叶家对乐群和李又兰来说反而成了安全的庇护所。 　　一个星期后，日本鬼子撤走，她们才告辞了叶家，继续上路。 　　在浙东的三年，乐群充分施展了她胆大心细、临危不惧的才能，以机智巧妙的手段与敌人斗智斗勇，不仅为浙东区党委收集了大量情报，还挽救了不少同志的生命，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皖南期间，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是她的未婚夫，未及成家，俩人即劳燕分飞，乐群被派往上海、宁波建立地下交通站，李子芳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押解到集中营，受到非人待遇，最后惨遭杀害。乐群把痛苦深埋心间，全身心地致力于工作。打入敌巢的工作与在新四军军部时大不一样，肩上的担子更重，危险性更大，须处处小心，既要为党工作，又要善于隐蔽自己、保护自己，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智慧啊。 　　日本人投降以后，组织又指派乐群回到上海，从事我党的地下联络工作。她把全家人都动员起来，在浙东游击队和苏北解放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人员和物资顺利地一次次来往其间。 　　这时，一直从钱财上支持女儿工作的父亲已经病逝，乐群住在上海的大哥大嫂家里。大哥经营水上运输业，经常来往于上海到宁波、上海到苏北的途中。乐群的丈夫竺禹襄（1946年结婚）原是纱厂职员，1942年自行经营纱布，后来又开始经营船运，为浙东游击队和苏北解放区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和通讯设备。为此一家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竺禹襄的哥哥在一次运输途中，为逃避国民党巡逻艇的追击，不幸中弹牺牲；竺禹襄因为反复出入苏北，还从苏北带回地下党员，引起敌人注意而被捕入狱，船只也全部被扣。 　　本来这就是一条极为险恶的水上航线，为阻止物资运往苏北解放区，水上的关卡也特别多，而乐群却不辞险恶，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关系，一次次冒险出入海关，即使这样，货物还是常常被扣。这次家人的牺牲，爱人被捕入狱，船只被扣，她尽力活动。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为营救丈夫，她变卖了所有家产；三个月后，组织上凑了一大笔钱，又通过国民党内部中共地下党的关系，终于把竺禹襄保释出来，可是船只却要不回来了。 　　解放后，乐群在上海市民政局工作，任局党组成员、组织处处长。1957年，性情耿直的竺禹襄被错划为右派，因思想不通而服毒自杀。乐群自己也多次被审查，但她性格坚强、豁达，淡泊名利，带着惟一的儿子，孤寂而平静地生活着，对党充满信心而对组织无所求，民政局的同志无不叹服，认为她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员。